【1984年閱兵】朱軍：那些樂譜 有一半還是在我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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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軍（左）與戴向東在部隊合影，朱軍拿的是單簧管。 （戴向東供圖/圖）
朱軍、鄭冰、戴向東:三個從蘭州軍區選拔的文藝兵加入了1984年站在天安門前的那支軍樂隊。
“每一個連線，每一個符點，每一個音符的位置，都記得清清楚楚。”—— 朱軍
1984年，“大閱兵”這個詞語在淡出25年之後，又重新回到了國人的視野中。
這次閱兵有軍樂演奏。一支由1200多人組成的“解放軍聯合軍樂隊”，在當年創造了“全世界最大的軍樂團”世界紀錄。它既是那次閱兵的全程伴奏者，也是受閱部隊和遊行人群每一步伐的直接目擊者。
樂隊中，擠著三個二十出頭的文藝兵，一個打鼓，一個吹圓號，一個吹單簧管。三個人都是從甘肅應調而來，瘦削單純的小夥子。這次閱兵，從不同方向重塑了他們的人生氣質。
“現在閉上眼睛，那些樂譜有一半還是在我眼前，每一個連線，每一個符點，每一個音符的位置，都記得清清楚楚。”三個兵之一，如今的中央電視臺主持人朱軍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只要能去北京，演奏什麽都行”
1984年春節過後，蘭州軍區五十多位軍樂手被選拔進入蘭州軍區軍樂團。他們在甘肅省蘭州市華林山革命烈士陵園旁的一個處所，接受閱兵訓練。準備6月底赴北京，加入由各軍區抽調人員組成的“解放軍聯合軍樂隊”。
為了確認當年整個軍區有多少戰友一起參加閱兵，如今的甘肅省白銀市白銀區文化館創作室主任鄭冰特地翻出了當年的合影，把人頭挨著數過去，一個也不願落下：一共進京70人——包括55位實際演奏人員、預備隊員、管理員、炊事班和醫生。
在蘭州軍區，懂點軍樂的人幾乎都被選拔了一遍。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軍樂團剛開始跟外國軍樂團廣泛接觸，熟練掌握管樂和樂曲編配的人才並不多。如今的總參下屬某文工團作曲家戴向東回憶，被選入蘭州軍區軍樂團的五十多人中，甚至有幾個人對軍樂還是“一張白紙”。
在戴向東眼里，從小在部隊文工團長大的朱軍，“帥氣，見多識廣，在舞臺上是‘萬金油’，一臺節目他可以占半臺”。更重要的是，吹單簧管的朱軍是“閱兵世家”。他的父親是蘭州軍區政治部戰鬥歌舞團創團元老之一，是一位單簧管演奏家，曾參加過1959年國慶大閱兵。開國大典的軍樂總指揮羅浪，是他父親的老師。
相比之下，戴向東的特長不太有用武之地，需要現學現賣其他樂器——他最擅長的是二胡和小提琴。進了蘭州軍區軍樂團後，因為有一點小號基礎而被叫去學吹薩克斯，最後在天安門廣場閱兵時，他負責的樂器是大鼓。“當時覺得，只要能去北京，演奏什麽都行，”他說。
比戴向東順利的，是來自高炮旅戰士軍樂隊的圓號手鄭冰，在準備閱兵時，自始至終沒改過樂器。但起初的幾個月，他很提心吊膽，“我才學了3個月圓號，我們高炮旅就選了我一個，也不知道自己怎麽那麽幸運”。
更讓他擔心的是，蘭州軍區軍樂團只有5只圓號的編制，選出來的人卻有7個，在考核中被淘汰的人要去學薩克斯。“剛改革開放的時候，我們都覺得薩克斯是流氓樂器。”他說，為了不“淪落”到學薩克斯，每天晚上別人睡覺以後，或是早晨別人起床之前，他就抱著他的圓號，找個地方悄悄練習。
1984年6月底，70位蘭州軍區戰士向北京進發。北京，在他們眼里是閃閃發光的詞語。“當時北京的大街上，人們買東西還要排隊，如果排隊時有人問我們是什麽部隊，我們說是受閱部隊，人家會讓我們。”朱軍對這個場景津津樂道。
“石油工人沒有壓力出不了油”
“每天早晨6點多鐘起床，早操、早餐、整理內務，8點半進入訓練，至少要到11點半，中午午休，下午2點開始，6點結束——其實也就是部隊的作息。”朱軍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那段集訓生活他現在還歷歷在目。為了適應閱兵時的天氣，戰士們訓練時上身必須穿軍裝、戴軍帽，這麽嚴實的著裝需要一個透氣口——他們下身可以穿為閱兵部隊臨時定制的軍用短褲。
戴向東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解放軍聯合軍樂團在位於海澱清河的二炮文工團隔壁落腳。蘭州軍區的五十多個演奏人員同住一間房，行軍床密密麻麻擠了一屋子，北京的7、8、9月正是酷暑天，屋內悶熱異常。
而室外更是一架大烤爐，教官的訓練思維是“越曬越要站”，“石油工人沒有壓力出不了油”。朱軍有一次訓練中暑的經歷。“站著，突然覺得眼前開始晃動，覺得我可能站不住了。當時對自己的要求是，哪怕有一口氣兒，我也要站著……但有時候事與願違。”他醒來時，發現自己已經被擡到了陰涼的地方，喝了兩口叫“十滴水”的中成藥，就又回去訓練了。“一次就夠了，哪里再敢暈倒啊？暈倒兩三次就被淘汰了！”
一個專業和非專業樂手混雜的千人軍樂隊，要“萬無一失地”演奏21首軍樂曲，這並不容易。為了保證傳到天安門的樂音整齊準確，樂手們必須時時盯著自己面前的分指揮，“音速比光速慢，東頭聽西頭，速度差一秒時間”，朱軍記得，他們“根本不能聽那邊的聲音，只看指揮”。
樂手們也有目光“溜號”的時候，都發生在與步兵方隊和摩托化部隊合練時。1984年，在北京郊區設置了第一個“閱兵村”。鄭冰還記得，第一次到位於沙河機場的閱兵村合練時，幾乎沒人看指揮，都在看方隊的戰友，軍樂團亂套了。“我們從來沒見過這麽大的陣勢、這麽整齊的隊伍，作為軍人特別自豪……也在想，他們咋走出來的？”
“劉玉寶團長說，第一遍合練亂套了很正常，看到這麽整齊威武的軍隊，誰都會看。第二遍咱們就要註意。他喊：部隊帶回，再來一遍！第二遍我們還是走神，還是看，第三遍還是有人在看……但是一次比一次好。”
9月20日零點，全體受閱人員最後一次在天安門廣場合練，把十天之後的流程原原本本預演一遍，一直練到淩晨近五點。鄭冰記得，那天看見了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萬里，站在天安門城樓上驗收訓練成果。到這一天，受閱人員名單全部做了最後敲定，只等10月1日。
“那是一種大國領導人的自信”
10月1日這天是以一種疲倦而亢奮的狀態開始的。前夜8點多，整個軍樂團都必須睡下，但他們幾乎都整夜失眠。第二天4點半就吹了起床號。
軍樂團8點之前就抵達天安門廣場，在天安門城樓正對面列隊。打鼓的戴向東在第一排，吹單簧管的朱軍在第二排，奏圓號的鄭冰在第四排。戴向東記得，當時廣場上已經有警察和工作人員在忙碌，但少有交談聲，甚至“閱兵開始前一小時，各個方陣各就各位，但整個廣場都沒聲音了”。
正式閱兵的幾個畫面一直定格在朱軍心里：
閱兵開始前，鄧小平的車開出天安門，從西往東行駛，在國旗旗桿東側與時任北京軍區司令員秦基偉相對——他們的車就停在朱軍正前方20米開外——秦基偉朗聲說道：“軍委主席：慶祝建國35周年受閱部隊列隊完畢，請你檢閱。閱兵總指揮：秦基偉。”鄧小平輕輕揮了一下手，軍樂正式奏起。“那是一種大國領導人的自信。”朱軍如此對南方周末記者形容他當時的感受。
北京大學學生舉著“小平您好”的橫幅在天安門城樓下走過時，綠底黑字、學生們臉上的笑容，軍樂隊都看得清清楚楚。“那真的是一段火熱的歲月”，說起當時的場面，朱軍的語調仿佛沈入一種明快而熱烈的追憶中：“大家的心態都特別積極、陽光和自豪，為祖國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感到驕傲。”
工人方隊走過來的時候，他們演奏的是《咱們工人有力量》，機械部隊經過時，他們的配樂是《摩托化方隊進行曲》。94架戰鬥機飛過後，朱軍看到一枚枚乳白色的中程導彈、遠程導彈和洲際導彈緩緩從長安街的綠蔭下被牽引車帶出，在天安門前駛過時，“每顆導彈都有三輛大車拉著，高度幾乎遮擋了我們看天安門的視線”。
站在第一排的戴向東比朱軍看得更真切——盡管在演奏過程中只能用眼睛的余光瞟一瞟。1966年生於甘肅農家的他，對中國作戰實力的了解來自《地道戰》《地雷戰》這樣的老電影。他說，那天展示的武器對他而言像是“仙人過海”。
鄭冰對一個細節記憶猶新：閱兵前，每個人兜里提前準備了一張小紙條。“一共十排人，你要是受不了要中暑暈倒了，就把紙條悄悄往回傳，後面的醫生會上來給你屁股上打一針”，可是他在記憶中，沒有人往回傳紙條，“辛辛苦苦練了一年，就是想好好表現”。
“薩克斯是非常美的樂器”
1984年國慶過後，聯合軍樂團很快就解散了。朱軍回憶，閱兵剛結束時，各大軍區要成立軍樂團的說法一度流傳，“後來就沒了下文”。那年10月底，參演人員各自回到自己的部隊，各奔前程。
朱軍很快放下了單簧管，成了蘭州軍區政治部戰鬥歌舞團的職業文藝工作者。他的主持才能慢慢被人發現，並且越來越多地出現在電視上——從甘肅電視臺到中央電視臺。戰友們逐漸知道了他的新身份：中央電視臺的著名主持人。
他在自傳《我的零點時刻》中對這次閱兵經歷有淡淡一筆：“1984年，憑借著吹單簧管的老本行，我作為軍樂團中的一員參加了建國35周年大閱兵。”
戴向東後來進入了某炮兵部隊，1985年上了兩山輪戰的前線，在那里拉扯起一支臨時演出隊，也初次體驗到戰友犧牲的痛苦。他在戰場上一直待到1987年，之後成為軍旅作曲家。而另一位與他相熟的短笛聲部戰友，退伍後在南京成為一名警察。
鄭冰日後的人生一直與軍樂為伴，但懷有頗多遺憾。那年趕上“百萬大裁軍”，他隨後進入蘭州軍區司令部，之後得到去西北師範大學念作曲專業的機會，畢業後他在蘭州軍區司令部帶起了一支業余軍樂隊，寫了很多歌。可他一直有個遺憾：“全國像我這樣的人多了去了，哪有那麽多專業軍樂團？”
他一直流連在他的軍樂夢中，對廣場閱兵懷有特殊情結，把被檢閱的經歷視為“一生的榮耀”。
鄭冰把這個夢寄托在兒子身上，立誌培養兒子進解放軍軍樂團。兒子5歲學鋼琴，10歲吹黑管，去年正巧趕上解放軍軍樂團每四年一次的招生，可兒子向父親坦承：自己對此不感興趣。鄭冰只能接受這個現實：世界一直在變化。
1984年曾經一度嫌棄薩克斯的他自己，退伍後在區文化館教起了薩克斯，他現在覺得，“薩克斯是非常美的樂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