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國企產權改革這一中國轉型的焦點議題,爭論曠日持久,政策進退反覆。在目前剩餘的國資正在努力「做大做強」的背景下,主張改革者認為「要叫醒躺在被窩裡的國資,必須民營化」,反對者則祭出三大理由。
國企需不需要產權改革,要不要私有化、民營化?同樣的爭論可以追溯到20年前。
1992-1994年,山東縣級市諸城的地方官將大面積虧損的市屬國企進行私有化,引發學界對國企產權改革的大討論。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兩位創始教授林毅夫與張維迎展開論戰,張維迎教授認為國企的體制殘缺是不可救藥的,國企改革的唯一出路是改變其產權或所有制基礎,讓國企變為非國有企業。
林毅夫教授則認為企業能不能搞好跟私有制或公有制沒有必然聯繫,國企的問題並非在於產權不明晰,而是因為國企有政策性負擔,改革的當務之急是為國企減負,創造公平競爭的條件與環境,並以此硬化其預算約束。
雖然學者間的辯論針鋒相對,但決策者卻兼收並蓄。接下來的國企改革吸收了雙方的主張,一邊剝離國有企業的住房、養老等各種社會保障職能,債轉股,剝離不良資產,注入資本金,工人大量買斷工齡、下崗分流;一邊「抓大放小」,對國有企業實施戰略性改組,大量中小型國有企業以產權改革的名義被私有化、民營化。
但雙方的主張又並未被徹底地採納。對於產權改革的倡導者來說,民營化和私有化只發生在非關鍵行業和領域。林毅夫所主張的「創造公平競爭的條件與環境」的目標,在「管人管事管資產」的國企管理體制下也未完全實現。
產權改革是接下來的主旋律。1997年中共十五大決定對國有經濟佈局進行戰略性調整,國有企業從競爭性行業退出。1998年到2003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戶數從23.8萬戶減少到15萬戶,減少了40%。當時的背景是,1998年三分之二以上的國有企業虧損,全國國有企業加起來的利潤才213.7億元。
至2004年,「國退民進」的國企民營化停下了腳步。這一年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咸平質疑TCL、海爾、科龍等企業賤賣、侵吞國有財產。科龍改制的參與方格林柯爾董事長顧雛軍起訴郎咸平誹謗,張文魁、北京大學教授周其仁等多位學者加入這場「郎顧之爭」。張文魁等主張應規範而不是停止產權改革。
最終,「郎顧之爭」以顧雛軍涉嫌虛假出資、挪用資產罪等鋃鐺入獄而結束,MBO(管理層收購)、員工持股、破產改制等國企產權改革也偃旗息鼓。國資委高層反覆強調,各地要嚴禁國有資產賤賣和自買自賣。
2006年,國務院擴大了國有經濟對「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控制範圍,明確國有經濟對電網電力、石油石化等七大「關係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行業保持絕對控制力,在裝備製造、汽車等九大基礎性和支柱產業保持較強的控制力。
吳敬璉事後說,黨的十五大決定國有經濟佈局的戰略性調整要有進有退,「我們執行了一段時間十五大的方案後,大概到了2003年、2004年就停止了」。
此後十年間,關於國企是否要繼續推進產權改革再未出現大的爭論,其間發生的兩個標誌性事件則有利於反對產權改革的一方。如2006年美國凱雷集團收購徐工機械85%的股權被叫停,以及2009年民企建龍集團入主吉林通鋼後,通鋼新任總經理陳國君被職工活活打死。保守派認為這兩個案例暴露了外資和民營資本併購國企過程的風險和負面效應。
但關於國企改革,角力從未停止。2012年2月,世界銀行與國研中心聯合發佈旨在分析中國中期發展的挑戰的報告《2030年的中國》。根據當時的公開報導,世行報告發佈前,國資委就此給財政部和國研中心發文,認為該報告有顛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嫌疑,並對此進行了逐條批判。
20年後國企改革重新提上日程,背景卻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990年代對國企產權改革的討論,動因在於為國企紓困,國企自身也需要「甩包袱」;現在這輪改革卻發生在許多國企已經「做大做強」之時,內部並無改革動力,而外界對其微詞頗多。
隨著2003年國資委成立,強力推動大型央企的兼併重組和做大做強,在規模和財務指標上,中國出現了45家躋身全球500強的央企。在國內,國企的賺錢能力遠遠超過民營企業——有統計顯示,2011年中國500強企業總利潤中,國企利潤佔了81.88%,僅三大石油公司和五大國有銀行的淨利潤總和就超過500強企業中所有184家民企淨利潤總和的兩倍。
但改革派認為,國企部門的財務成功與其競爭力無關,而是與權力聯姻後,憑藉其特權和壟斷地位「坐地收錢」攫取的超額利潤,其真實盈利能力和創新能力遠低於民企。天則經濟研究所曾對規模及規模以上國有工業企業2001年至2009年間的真實績效做過評估,認為若將成本還原,把不交的地租、少交的資源租和利息優惠去除,國企平均的淨資產收益率為-4.39%。
華泰財產保險公司董事長王梓木2013年在一個論壇上表示,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國企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實現政企分開和產權明晰,但遺憾的是後來出現了重大的倒退,「本來是黨政分開,政企分開,卻變成了黨企結合,企業管理層由中央不同層面來任命,幹部調配上完全按政治需要進行調配,大央企的負責人都在等待著與政府官員的換位。」
政企不分的結果是國企利用不公平的競爭優勢搞「國進民退」,「擠出」民營經濟,兩次修訂的「非公36條」在執行中難以落地。尤其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中國政府推出「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國企獲得大量流動性並借此擴張。
央企內部的貪腐和軟預算約束問題,也不斷引發對碩鼠食倉的義憤。比如中石油先後爆出陳同海受賄案和蔣潔敏、王永春窩案,中移動增值業務窩案,中信泰富投資巨虧等。
對國企的另一主要批評,在於其依靠壟斷地位,享受各種政府補貼,賺取了巨額利潤卻不給股東——全體國民分紅。
有研究表明,1994年至2007年,國企沒有上交任何利潤,之後國企在壓力下雖象徵性上繳利潤,但這部分紅利主要在國企體系內部轉移分配。據財政部《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說明》,2012年央企實現淨利潤11093.5億元,2013年淨利潤11690.9億元。但2012年中央國有資本收益調入公共財政預算和補充社保基金的支出僅為76.34億元,2013年這一數字為194.42億元,絕大部分利潤被用於央企內部的國有經濟結構調整、央企併購重組、央企改革脫困補助等。
基於上述原因,改革派疾呼要繼續推進國企民營化改革。「如果國有體制不改,總是在行政控制和內部人控制之間進行拔河賽,輸家永遠是老百姓。我們永遠無法叫醒一個躺在被窩裡的國有制企業,要把它叫醒,就一定要民營化。」張文魁說。
反對國有企業私有化的一派的理由大致有三:國企是公有制實現形式、黨的執政基礎、國家宏觀調控的保障;國企是贏得國際競爭的依靠,是產業創新升級趕超發達國家的希望所繫;私有化將導致外資和權貴資本主義控制國民經濟,使中國陷入「拉美化」。
2002年、2004年,有關「堅持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形式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的表述,分別寫入了黨章和憲法,2011年,中央領導在「五不搞」中明確提出「不搞私有制」,為國企改革爭議劃定了理論紅線。
「此前的所有制理論政策的改革紅利已經釋放殆盡,應該與時俱進地進行理論突破,摘掉企業的所有制標籤,消除所有制鴻溝,破除姓國姓民的桎梏了。」原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副主任陳清泰對南方週末記者說。近年來,他一直在各種場合呼籲消除所有制鴻溝,突破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的紅線,倡導國有資產資本化的管理體制。
在非意識形態層面,保守派的第二、三種觀點有很高的支持率。
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研究所國資研究中心前主任高梁便是其中堅定的一員。2013年財經年會的年度對話是「國有企業與國有資本」,會上高梁舌戰諸多改革派學者,堅持認為國企改革要服從國家發展戰略,而骨幹國有企業是貫徹國家戰略的抓手,起到了推動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的作用。
在高梁看來,改革派的學者們只是坐在書桌前做制度設計,而忽略了現實情況。他曾實地考察過多個工廠和企業,深感「寧當雞頭不當鳳尾」的民營企業無法完成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大任。「我們是後發國家,技術創新能力是個綜合性的能力,在起步階段需要一股合力,而中國的民營企業缺乏產業創新研發的技術水平和組織能力,光靠市場力量凝聚不起來,剛有點成果就被外資天價買走。」高梁對南方週末記者說,「今天我們不要把私有制和自由競爭意識形態化,陷入到新的『兩個凡是』:凡是私有就是好的,凡是國有就是壞的。」
經濟學家華生也反對「市場原教旨主義者高喊分掉央企」,他認為世紀之交的中小國企和集體企業的改制歷史說明,國企改制無論是分是賣,企業還是會落入原企業高管或相關權勢者手中。「如果央企全面退出搞私有化,不是政治大佬瓜分央企,就是得手的高管或富豪收買投靠政治家族,中國的權貴資本主義時代就會真正來到。」
國際上,支持上述觀點的人士也不在少數。《參考消息》報曾報導稱,德國前總理施密特認為,國有企業是中國人民的命根子,應否決私有化。「今後中國的人口紅利消失,你會看到這些國有企業釋放的價值。」
2013年博鰲亞洲論壇上,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德蒙·菲爾普斯、法國電力首席財務官Thomas Piquemal、拉扎德銀行董事Jean-Louis Beffa等都對中國國有企業的公司治理和競爭力讚賞有加,他們與堅定的改革派張維迎展開了一場「圍攻」式辯論。
為什麼一定要保住老大呢?誰想超就去超,我們就做第二第三好了,關鍵是要核心競爭力。我寧可當「瑞士」,去整合全球的資源。人家真想超過你,他的動作就得變形;你要是在乎,你的動作也會變形。
我今年63歲。70歲之前,我想建個大學。萬科現在已經有一些雛形,比如有博士後站。70歲之後,我可能考慮去沙漠裡建設一片綠洲農田。
1988年股改對萬科的意義非常重大,因為產權終於清晰了。應該說,在萬科最初的歷史裡,是改革造就了萬科,而不是房地產。
華潤的增持是表明了一種姿態,讓其他的投機者不要在萬科的問題上動腦筋。表明華潤對持有萬科股票很有信心,如果想在這方面做文章,是得不到什麼的。
2014年,結束了在英國劍橋為期三個月的訪問學者之行後,萬科董事長王石開始頻繁出現在公開場合,談改革歷程、談企業家身份認同、談管理之道。此時,王石在海外遊學已長達三年。
萬科成立於1984年,今年是它的「大日子」——三十週年。王石的日程排得滿滿的——3月28日下午出席完股東大會後,第二天都在萬科公開論壇之「致敬1984」系列演講的深圳站活動上;當晚馬不停蹄趕往北京,參加3月30日在北京大學舉辦的「企業家精神與中國未來」論壇,由國家發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對話王石和馮侖;3月31日又在清華大學安排了一場,這次對話的是柳傳志,還有經濟學家樊綱、錢穎一。
南方週末記者自3月29日起跟蹤採訪,其間數次對話王石。
南方週末:作為房地產行業的老大,永遠要面臨被別人超過的壓力。前兩年是保利,現在是綠地或中海。你擔心嗎?
王石:要挑戰萬科龍頭老大的地位非常容易,比如說中海是屬於中建系統的,中建系統合起來一定是超過萬科的。
要我說,為什麼一定要保住老大呢?誰想超就去超,我們就做第二第三好了,關鍵是要核心競爭力。我寧可當「瑞士」,去整合全球的資源。人家真想超過你,他的動作就得變形;你要是在乎,你的動作也會變形。
最近5年萬科致力於解決的問題是,量的優勢能不能轉成一種可望不可求的質的優勢?2014年萬科銷售額過2000億沒有問題,但這不是萬科最重要的目標。我可以這樣說,萬科要解決的問題很多公司都沒有意識到,或者沒有開始做。
南方週末:比如住宅產業化?
王石:對,明年計劃全部新建住宅都使用到住宅產業化的產品,比重或多或少。住宅產業化也是為了標準化,這是推動產業的質的變化。今年深圳公司要做六千多套房子,只有三種戶型,擱以往至少20個戶型。
南方週末:十年前,萬科就開始著手住宅產業化了,但多年來受制於產業鏈上下游跟不上,無法大規模擴張。為什麼現在就可以推進了?
王石:能力強到一定程度,推進的步伐就會比較快。我舉一個萬科內部的例子,佛山公司。原來各地方公司都是靠總部壓指標來完成產業化,結果今年佛山說,明年的目標今年就能完成。為什麼?因為業績比較好,有餘力去做這件事,去儲備相關的資源和人才。
過去,上游工廠怕萬科一家做產業化成不了氣候,或者會半途而廢,這麼多年過去了,他們應該能看到我們的決心。更重要的是,形勢比人強,當下建築公司都缺勞工,尤其是木模工,一個月1萬元都雇不到,而住宅產業化恰好不需要木模工,現在大家都嘗到這個甜頭了。
南方週末:海外擴張的目的是什麼?萬科為什麼首選美國香港這些發達國家和地區?
王石:海外投資的第一個目的是平衡國內風險,而風險最小的就是發達國家和地區,所以選了美國。所以現在先不動新興國家,三年後在發達國家站穩腳跟,再考慮和發達國家的公司合作,一起開發新興國家。
另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向美國市場學習,美國市場的邏輯給我們增加了很多維度。比如我們學習國際經驗,投資美國房地產的方式也跟國內不太一樣,先找到成熟的、有品牌的房地產企業,然後充分授權給他們,投資但不介入開發。美國公司現在招聘的也都是當地人,做成之後反過來影響萬科國內。
南方週末:為什麼不從總部外派?招聘當地人,溝通上沒有問題嗎?
王石:目前看來招聘當地人的效果非常好,其實最初並沒有打算一定要找當地人,沒辦法,一些在國外留學或工作過的萬科員工,很難派出去。但是選用當地人的結果出人意料地好,舊金山的項目2013年年初開工,現在已經在談第四第五個項目了。
我有一個很深的感受,這兩年跟美國企業合作,出奇地順暢。為什麼?可能是因為萬科一直在按照現代企業制度成長。
南方週末:美國遊學三年,回過頭來看中國的企業和企業家,你最大的反思是什麼?
王石:2011年我去美國之後,可以遠遠地看中國,遠遠地看萬科,發現中國更深層次的問題在於文化。到哈佛之後,我去瞭解西方文化,卻突然發現連自己的傳統文化都不太瞭解,所以第三個學期就選修了中國傳統哲學課,這是2013年哈佛第二大課。
從五四運動到「文化大革命」,中國的傳統文化被重新佈局了,所以現在需要重新思考,哪些好的東西要留下來,哪些壞的東西要剝離出去,這樣才能進步。想清楚這些,面對當下,你會少一點焦慮,會先從改變自己、改變自己的企業開始。
我今年63歲。70歲之前,我想建個大學。萬科現在已經有一些雛形,比如有博士後站。70歲之後,我可能考慮去沙漠裡建設一片綠洲農田。中國還有好多土地都是沙漠戈壁,這些都有可能利用起來,不一定能成功,但我想嘗試一下。
南方週末:前不久第一大股東華潤增持了股份,總裁郁亮也提及「門口的野蠻人」在敲門,會再次發生類似當年「君萬之爭」的有關公司控制權爭奪事件嗎?
王石:現在的股市在某種程度上並不反映某些上市公司的實際情況,包括萬科在內。也就是說,跟經營狀況相反,股價的表現非常不好,可能會導致一些公司通過資本市場來動這些優秀公司的腦筋。
華潤的增持是表明了一種姿態,讓其他的投機者不要在萬科的問題上動腦筋。表明華潤對持有萬科股票很有信心,如果想在這方面做文章,是得不到什麼的。
南方週末:為什麼以前在微博上談的大多是環保等公益話題,半年前卻忽然為湖南企業家曾成傑被判死刑一事發聲?
王石:為什麼要在這件事情上發聲,因為這就是企業家現在的生存狀態。我們都是做企業的,是同類人,難免會物傷其類,當然我不否認某些企業家有犯罪事實。
南方週末:但你又在很多場合強調「在商言商」。
王石:「在商言商」這句話我說了很多年,重點在於專業化。政治是一個很專業的事情,「文革」之後我們有一個很不好的習慣,就是誰都在談政治,但政治不是誰都能談的。
南方週末:儘管處在一個深受政策變化影響的行業,你還是刻意跟政治保持一定的距離,為什麼?
王石:有一段時間我也曾經跟政治走得很近。1997年金融危機時,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來深圳,找了幾家出口企業和房地產企業座談,主要目的是找支柱產業。輪到我發言時,我說房地產怎麼能成支柱呢,然後從金融、稅收、規模、體制一一作了闡述。沒想到我的反對意見讓高層較上勁了,說一定要在兩年之內把房地產弄成支柱產業。座談結束時還說,你是房地產專家啊,我聘請你來做房地產顧問。
一開始沒當回事,以為他隨口一說,沒想到後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兩次提到我,結果北京的各部委就開始找我,我也開始非常積極去北京參加各種會議。
活躍了差不多兩個月後,感覺北京是個政治中心、利益團體的平衡中心,我一旦陷進漩渦,說不定得罪了誰還渾然不知;另外我對住宅產業的觀點並不新鮮,只是一些專家沒有機會或者勇氣在高層面前陳述。後來北京再通知我開會,就開始找各種理由推脫,慢慢淡出了那個圈子。
南方週末:2000年時,你帶領萬科管理層重新選了一次大股東,最後依然選了一家國企。這也是你的生存策略或者說政治智慧嗎?
王石:當時有兩個選擇,一個是香港的新鴻基,一個是華潤。最後選了華潤,又是一家國營公司,到現在很多人也想不通,王石怎麼出了虎口又進了狼窩,你不就是因為國營公司的體制和行政命令弄得很難受才想更換大股東的麼?
第一,雖然是央企,但華潤是個特例,新中國成立以前就在香港成立,多年來浸潤的是香港的市場經濟文化;第二,如果十年後萬科在中國房地產市場上的影響力足夠大,大股東卻是香港一家家族企業的話,外界會怎麼想?對於萬科的未來,當時我是有野心的。
南方週末:那萬科究竟算是一家什麼性質的公司?
王石: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環境、面對不同的人,我可能會有不同的回答。
對政府官員可以說國有控股,因為最大的股東是國有的,華潤佔了接近15%;對其他人比如私營老闆,我會強調是公眾公司,畢竟還有80%就是股票市場上的小股東,也沒錯。按照現在最時髦的講法,我們從一開始到現在都是最典型的混合所有制公司。你可以說是機會主義也可以說是智慧。
南方週末:萬科今年30歲了,回顧歷史,1988年是一個重要年份。當年萬科進行了股改,從一家國企變成你所說的「混合所有制」企業;也是在那一年萬科進入房地產行業。哪一個變化的意義更大?
王石:1988年股改對萬科的意義非常重大,因為產權終於清晰了。應該說,在萬科最初的歷史裡,是改革造就了萬科,而不是房地產。
產權清晰為什麼重要?1986年時,上級公司讓我調一部分外匯,我不同意。結果呢?一個禮拜之後就發了個通知書,讓我到深圳市黨校處級幹部培訓班學習。後來種種原因,最終還是沒把我調走,但這件事情對我的刺激特別大。我不怕被查,但如果想做一番事業,當時那種體制和不清晰的產權下,肯定不行。
就在當年,深圳下了一個紅頭文件,要試點國營公司股份制改造。萬科所在的集團公司裡,上面有三層公司,根本輪不到我們,但是集團公司沒有一家想動的,紅頭文件還必須得執行,我就說萬科想改。市政府體改辦很高興,結果集團公司不同意,萬般無奈下我硬著頭皮找到當時的深圳市委書記李灝,幾經波折最後股改成功。不客氣地說,國企的股份制改造,我們是領跑者。
南方週末:在那個歷史階段,全國範圍內,不止萬科一家國企作了股改,但是有的沒有改成,有的企業負責人後來出了問題。萬科為什麼能成為先驅而不是先烈?
王石:股改過程中最敏感也最關鍵的部分,就是1300萬的淨資產,國家和企業職工按照什麼比例分。
當時去跟主管體制改革的副市長朱悅寧談,我說公司是國營牌照,但國家一分錢沒有投過,都是員工們赤手空拳打拚下來的,說全是國家的也不合適,既然如此,五五如何?朱副市長說怎麼能和國家談五五?六比四吧。我知道他的意思是國家拿六我們拿四,還裝糊塗問了下,是不是我六你四?
其實那時我內心是狂喜的,為什麼呢?因為即便說「九一」我也沒辦法,也會認,因為對萬科來說,最重要的就是界定產權邊界,哪怕只有一成,產權也清楚了,事業也好發展了。將來企業做大後就可以增資擴股,國有股份如果沒有能力跟投,就只會一步步稀釋下去。確實,等到我們再換大股東的時候,只佔不到15%了。
南方週末:萬科一直是管理人控制而非大股東,為什麼能跟大股東華潤形成這樣的一種關係?多年來華潤是否謀求過萬科的控制權?
王石:當時華潤入主萬科是有一個計劃的。第一步是成為大股東,第二步是能跟旗下的華潤置地合併報表,並表後達到49%最好。之後因為種種原因,只實現了第一步。當然,萬科的主觀願望也不想並,因為華潤的模式跟萬科不太一樣,並到一塊不能1+1>2。
對於那個結果,起初他們內部也有一些不同看法,但是後來兩邊做得都非常優秀,就完全把戰略意圖變成單純的投資了。從投資角度來講,當時買回來嚴格來講也就3個億,現在至少價值150億,這筆投資他們是非常滿意的。
現在雙方已經完全互相信任,開董事會他們從來不來人,完全委託萬科管理層代投,只參加監事會。至於如何處理跟大股東的關係,首先是我們選擇了華潤做大股東,最後事實證明合作相當完美。
一季度GDP增速為5年來最低,但同時,中國又在諸如國企產權、金融體制等最核心領域推進力度空前的改革。作為世界經濟增長曾經的領頭羊,中國的一舉一動都牽動著全球目光,博鰲論戰就是這樣一個觀察的小切口。
2014年4月10日上午,博鰲亞洲論壇的主會場內,閉路電視都在直播中國總理李克強的發言。當他說到「我們不會為經濟一時波動而採取短期的強刺激政策,而是更加注重中長期的健康發展,努力實現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不管是會場內的耶魯大學金融學教授陳志武,還是站在閉路電視機邊上遠道而來的幾名上海民營企業家,都舒展了眉頭。
這是博鰲亞洲論壇正式開幕的第一天。3000名全球商界和政界領袖云集中國海南的博鰲小鎮,在嘈雜聲中爭辯,呼籲,密談。博鰲的天氣幾乎就是這次峰會的寫照——典型的熱帶季風氣候,時而天空陰沉,小雨不斷,時而又陽光燦爛,澄澈無比。
博鰲這群略帶焦灼的客人,顯然沒有興致關注會場外的天氣狀況。承接去年四季度以來經濟增長放緩態勢,今年開春以來中國宏觀經濟持續承壓,進出口數據再創新低,4月16日剛出爐的一季度GDP為7.4%,為5年來最低。一些分析師甚至預計今年中國的經濟增幅將為7.4%,那將是1990年以來最慢的增速。
此前一週,以棚改、鐵路等基建項目領銜的政策,迅速被外界定義為「微刺激」,不少人擔心「四萬億」會再度捲土重來。但李克強在開幕式的那席話,讓人看到中國決策者正迫切希望擺脫過去的政策與發展模式。接受南方週末採訪的多位採訪對象,都認為中國過往的那種政策模式越來越無效,也越來越危險。
而現在,在經歷黃金十年後,亞洲經濟又走到了經濟放緩與深化改革必須同步走的十字路口。在博鰲,不管是李克強發表的主旨演講,還是論壇嘉賓關注的議題,都聚焦於中國如何尋找到更有後勁的增長路徑。在環保與民生的多重抉擇下,亞洲領頭羊能給亟需重塑的世界經濟釋放怎樣的發展動力?
一些民營企業家在博鰲四處打聽參與混合所有制的規則和經驗。他們還期待高層會發出關於混合所有制更明確的信號,然而在開幕式上,李克強並沒有提及。
今年2月,中石化稱將率先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拿出油品銷售業務板塊引入社會和民營資本,同為石化行業的中石油也可能跟進;3月份落幕的中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繼續展現了決策層推進改革的決心與魄力。
該工作報告提出將允許民資進入國企壟斷領域,同時還將簡化企業設立和投資等的審批手續。一時間,混合所有製成為了熱詞——這些主題的分論壇,也是博鰲最為熱鬧的論壇。
作為曾經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成功的典範,聯想控股董事局主席柳傳志在博鰲用聯想集團的經歷來證明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帶來的活力。他回憶,當時中科院支持員工的股份比例越做越大,將股權多元化,最終使得聯想成長起來。
國家能源局原局長張國寶認為,在混合所有制推進的過程中,國企的感受並非「痛苦」,而是「舒服」。引入民資,對國企管理者來說,沒有損失,而且投資領域有良好的資金容納能力,僅靠少數國企無法滿足市場需求。
不過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張維迎認為,混合所有制僅是一種過渡方式,不能作為一種穩定的制度持續存在,否則容易滋生腐敗。他稱絕大部分國企,最終的狀態並不是混合所有制,而是國資最終全面退出。
一些民營企業家在博鰲四處打聽參與混合所有制的規則和經驗。他們還期待高層會發出關於混合所有制更明確的信號,然而在開幕式上,李克強並沒有提及。
身處石油行業的精工集團總經理俞建良稱,自己仍將等等看。他用一個比喻來形容混合所有制經濟下的壟斷國企和自己所在民營企業:混合所有制就像是一座輝煌的宮殿,敞開了一扇小小的門,裡面燈還沒有開,一片漆黑,而他自己就站在門口徘徊,期待裡面的燈光能夠亮起來。
同樣在門口徘徊的還有復星集團董事長郭廣昌。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十八大後國家在降低行業准入的門檻,放寬市場的准入,同時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但事實上國企目前開放股權比例過低,如果民企參與改制又不能主導經營權,還是按原來的方式,改革肯定沒有觸及本質。
20年前郭廣昌就參與了混合所有制,直到近期復星開始參與全球的混合所有制——他們以10億歐元拿下葡萄牙最大保險公司Caixa Seguros(CSS)的80%股份。
民營企業家們顯然對參與壟斷行業頗有疑慮。在民營企業聚集的圓桌論壇上,面對德勤中國資深合夥人盧伯卿提出的是否會參與投資壟斷行業的問題,現場42名民營企業家中,有80%投票選擇觀望。
他們對中國政府釋放的改革投了謹慎的信任票。
李克強力推上海自貿區和滬港直通,寄望成為中國金融改革的試驗場。
「深化改革」仍是本屆博鰲的主旋律。李克強力推上海自貿區和滬港直通,希望能成為中國金融改革的試驗場。在開幕式上論述如何「要向改革要動力」時,李克強宣佈,「我們將積極創造條件,建立上海與香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進一步促進中國內地與香港資本市場雙向開放和健康發展。」
滬港直通標誌中國資本市場開放跨出一大步,亦令香港再一次成為中國連接世界的重要橋樑,同時也被認為是中國加速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又一重要舉措。
就在4月3日,港交所還曾發文表示,滬港通暫未有進展。然而僅7天之後,李克強就在博鰲直接公開宣佈了滬港通的消息——港交所隨即宣佈停牌。一週以來的傳聞確認,滬指應聲而漲,尤其是那些在上交所和港交所價格倒掛的公司股票。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不得不在博鰲會議現場緊急召開記者發佈會回應。梁表示,選擇在每年一度的博鰲亞洲論壇的開幕式致辭中做出宣佈,說明總理和中央的重視,也凸顯了這件事的重大意義。他表示,接下來的幾個月裡,兩地的監管部門和股票市場都會盡快、盡力做好這些工作,實現滬港通。
在當天召開的「香港國際金融中心之地位與未來發展」的分論壇上,關注焦點也集中到滬港通。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稱,滬港通對央行是個新挑戰,但此機制順應了國際資本市場國際化的發展趨勢,既有利於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也有利於健全內地資本市場的機制。
對於上海來說,還有另外一項重要議題——對中國現有金融體制大膽顛覆的上海自貿區。在不少海外人士眼中,自貿區已成為中國「以開放促改革」的象徵,在博鰲期間,經濟學家們還將上海自貿區和三十年前在深圳展開的改革相提並論。
如今運行半年多後,上海自由貿易區管委會副主任朱民在博鰲表示,上海自貿區整體方案涉及的6大領域18個行業23條措施已經落實22條,最後一條「有限牌照銀行」正在積極推進,不久也會落地。
然而,2014版負面清單千呼萬喚未出爐。去年的第一份負面清單非常之長,上海主管官員曾公開表示這份名單在未來將可能越來越短——這被市場普遍認為是自貿區改革的重要意義所在。
龍永圖直言,對於官員和官僚機構來說,放權總是痛苦無比,這也是上海自貿區負面清單很長的原因。上海陸家嘴國際金融資產交易市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計葵生過去一年走遍全球,他發現紐約、倫敦等金融中心城市仍在恢復之中。他認為對上海來說,機會在眼前,又或許轉瞬即逝。
不過即使對上海自貿區感興趣的民營企業和外企,不少仍然在觀望。在博鰲,不斷有企業家向朱民抱怨,過去一年一窩蜂式的自貿區概念混淆了他們的視線。朱民不得不反覆解釋,全國各地各種自由貿易園區和保稅港區,與上海自貿區的區別。
「上海自貿區成立才六個月,也在邊摸索邊前進。不管怎樣,改革的共識是達到了。」朱民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
民生銀行董事長董文標的一句「馬云你不要都革命了,你也沒那本事」,更是直接劍指馬云,引起場內的一場熱議。
過去幾個月,傳統金融巨頭和資本市場新貴在互聯網金融上展開了生死對決,在博鰲論壇上,他們的交鋒並沒有停息。
在小微金融論壇上,餘額寶再度遭到與會者的圍攻。民生銀行董事長董文標的一句「馬云你不要都革命了,你也沒那本事」,更是直接劍指馬云,引起場內的一場熱議。
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接受南方週末採訪時表示,中國互聯網金融被炒得很熱,主要是過去被監管得太死了,金融服務的饑荒太嚴重,所以借助互聯網金融的名義實際上把民間金融民營銀行的空間增大了很多,相比之下在美國並沒有幾個人談論互聯網金融,「餘額寶們的成功是打了監管的擦邊球」。
長江商學院副院長陳龍則更關注餘額寶的創新與監管。他認為,餘額寶是渠道的創新,不是金融的創新,餘額寶本質上是一個貨幣基金,監管是必要的,關鍵是要先判斷互聯網金融的本質,再確立監管的標準。
不過原招商銀行行長馬蔚華則明確表示,不必監管餘額寶,應放開市場,讓其自由發展。他說,對互聯網金融不要一刀切地監管,比如P2P出了一些問題,觸碰紅線就需要監管。至於餘額寶根本不用監管,因為它是在利率沒有市場化的前提下才出現的,所以自然會吸收銀行的存款。
張維迎認為,互聯網金融只是剛剛開始,效果還沒有完全顯現,它對傳統金融的影響日後會更加明顯。政府傳統的監管方式不是管控金融風險最好的方式,對於互聯網金融來說,政府過早介入效果也不一定很好。
對此,銀監會副主席閻慶民表態稱,對互聯網金融監管今後會更關注流量變化,把存量和流量結合起來,要創新監管。
銀行家們的批評,普通消費者似乎非常反感。4月12日下午,博鰲論壇結束的第一天,鎮中心街道海濱街上行人已經稀少。一家郵政儲蓄銀行裡,一位年輕人一邊排號,一邊稱,政府為什麼要管餘額寶那麼多?
這個在樂美街上開家庭旅館的本地年輕人,對政府的反腐倡廉節儉之風則特別歡迎,「以往博鰲論壇開會,很多官員或者國企老總都要來博鰲鎮上吃海鮮。我旅店旁邊那個酒樓每年這個時候都爆滿。」
今年論壇期間的博鰲鎮則顯得比較冷清。一輛一輛巴士載著嘉賓和記者,在論壇指定的酒店與會場間穿梭,不曾在鎮上停歇。這位本地年輕人指著一家一家歇業的酒樓,「今年博鰲就沒有這樣的大吃大喝了,你看那家酒樓都關門了。」
為了減輕中央的負擔、提升經營效率,中央一直希望把央企或大型國企整體上市,惟至今只有2012年以H股形式上市的人保集團(1339)完成。然而,新一屆領導層上場後,推動國企改革的力度明顯加大,連醞釀整體上市多年、隸屬國務院的央企中信集團最近亦宣布,計劃將全部資產注入旗下的本港上市公司中信泰富(267),從而達到整體上市的目的。
3月26日,中信泰富發出通告,確認與最終控股公司中信集團簽訂框架協議,將以現金和新股,向中信集團收購其持有99.9%股權的中信股份100%股權。中信股份官方網站資料顯示,中信集團絕大部分的經營性資產,都已放入中信股份;換言之,中信泰富收購中信股份,等於收購中信集團絕大部分資產。
目前中信股份除了持有中信泰富57.51%權益外,還持有多家香港上市公司,包括中信銀行(998)約61.83% 、中信証券(6030)約20.88%、中信資源(1205)約59.06%(中信資源持有中信大錳﹝1091﹞49.22%),另外亦持有數家沒有上市的公司,包括中信財務、中信建設、中信房地產及信誠人壽等等。
通告未有披露收購涉及的金額,但指出不會低於財政部核准、由獨立評估師評定的截至2013年底止估值。按披露,截至去年12月31日,中信股份未經審計的歸屬股東之股東權益為2250億元人民幣,淨利潤為340億元人民幣。市場估計今次注資作價高達400億美元(約3120億港元),約等於中信泰富現市值的6倍。
消息人士指出,中信集團此次透過注資變相整體上市,是希望作出改革的新嘗試,並希望透過香港的資本市場走出去。事實上,有傳中信集團將同時把總部由北京遷至香港,而這可謂更具戰略意義。因為如中信集團選了香港作為內地之外的總部,顯然是中央借香港的國際環境、法治和企業管治方面的地位,推動國企深化改革,並將之成為其他央企改革的範例。
看深一層,由中信集團開始的一連串國企重組與改革,極有可能以股市及資本市場作主軸,借股市資金幫國企一把大改革。3月25日,國務院召開的常務會議就部署了進一步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的相關措施,包括註冊制改革與多層次股權市場體系、規範發展債券市場、培育私募市場、推進期貨市場、仲介機構創新發展和擴大資本市場對外開放等六方面,這是國務院層面今年首次有系統安排資本市場發展重點,而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亦再次成為國務院常務會議的主要議題之一。事實上,從近期發布的優先股試點到上述的「國六條」,中央欲振興資本市場的戰略布局正在明顯加快。
總括而言,國企改革過程中,資金是一個重大問題,國家不大可能自行出資應付所有大國企、央企的改革,然而中國A股長期頹勢,振興股市以支持國企「cap水」、重組、改革勢所難免,而本港H股市場亦會有其位置。
信報專欄作家余再興認為,「整體上市」或成為一個炒作主題:『老余認為看倌可以八大板塊推敲,8大板塊分別是:一、航天軍工;二、訊息技術;三、石油石化;四、電能;五、機械;六、鋼鐵;七、有色金屬;八、地產。以中信及聯想的脈絡考慮的話,全國性跨板塊的綜合企業會是首批整體上市的公司,其中華潤集團、保利集團、中糧集團、中化集團及招商局集團等等,至於地區性的跨板塊公司如天津發展「阿媽」津聯及越秀集團等,可能要等下一浪。』
林少陽名言:『獨木不足以成林,一場雨亦不足以為雨季。』且看「整體上市」會否形成大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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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增長、長遠改革,內地已無法兩者兼得。苦口良藥,還是最終吃惡果,當局一定要作出選擇,追逐短期增長並不是辦法。內地資本開支過剩的情況很可能會放緩,給予機會進行經濟和體制的改革。巨債已達臨界點 加大鐵路項目貸款或增加財政開支,都會令內地的債務違約及資產價格崩潰風險上升,並令消費信心下降。內地總債務相對GDP的比率達225%,是一個具挑戰性的狀況。內地的債務增長不能再比經濟快。要轉型至消費和服務主導的經濟模式,需要時間,而這部分佔GDP的比重,已上升至52%,是歷史高位。隨著時間過去,就業率會上升,而污染會下降。現在,經濟體系已無法容納更多的債務。很多內地企業從香港借平錢,再投資可能沒有盈利的項目。當人民幣因經濟增長放緩而暴跌,他們將會面對難題。為何7.5%的增長神聖不可侵犯?內地金融市場過去七年都很慘情,所以不太可能有更多影響大局的壞消息出現,例如只有6%的GDP增長。對於腐敗且高槓桿的公司,在GDP增長6%的情況下很容易倒閉;但對於資金充裕、貿易合法的企業,在6%或7.5%的增長下都能生存。我的願望是,內地不會步上日本的後塵,迷失25年。但是,如果銀行在賬目上不增加透明度,及內地當局出於政治因素無法忍受較低的增長,這風險仍是存在的。我明白內地領導層想在避免崩潰的同時,儘可能推動經濟增長。但國際市場認為,內地對問題只是用石膏修修補補。若沒有完好地設置,石膏也是會剝落的。 國企有次貨 個別較正面的例子,如中石化的國企,容許外國基金購買其資產的股權,吸納公司急需的資金。這情況只發生在好的資產上,但有時亦令人懷疑。投資者不應因此以為國企的資產就很好,因為在不少個案中,通常是不好的。中信對陷於危局的子公司注入資產,但中信泰富謎團重重,我們不知道其資產或其真實價值。在注資通告發出前,中信泰富的股價兩個月內升$7至$16.5。中信泰富公佈慘情的13年業績後,其股價本應下跌。現在卻是升高後才開始下跌,約跌了$2.5。有誰知道發生了什麼事、能解答到我的疑問嗎?這會否出於中信泰富艱苦經營,所以通過注資提供短期支持?延遲中信泰富的倒閉是一回事,但其管理層作出投資澳洲鐵礦的糟糕決定,中信總不能對他們如此明顯地庇護,這種事在香港實在不尋常。那我們如何能夠相信那些將管理中信資產的中信泰富管理層?祝君好運!艾 薩[email protected] 艾薩Isaac Sofaer Tony Measor的好友及舊同事,本身是特許會計師,有逾三十年投資實戰經驗,現於力寶證券負責管理私人客戶的投資戶口,並在Quamnet撰寫艾薩日誌。其管理的環球投資組合,在91-00年間增長達十四倍。讀者對港股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郵本刊,中英亦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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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挽救年金破產的解方 過去一年,台灣的年金改革毫無進展,潛藏負債繼續暴增;究竟改革工程應該如何起步?二十年前的加拿大經驗可以提供答案,當年,他們的領導者展現堅定決心,而民眾則藉由積極參與退休金自選投資的管道,有效彌補政府擔保的不足。 撰文‧蔡曜蓮 滴答、滴答……,距離去年四月底行政院推出《年金改革方案》已經一年了。這一年來,年金改革工程幾乎可用「毫無進展」來形容,初期雖有一陣喧擾,但如今,不僅相關修法遙遙無期,就連社會各界的溝通討論也近乎停擺。 直到五月八日,國發會公佈政府潛藏負債四年暴增三兆元、總額達到十七兆元,這才稍稍勾起人們對「年金黑洞」的回憶;「年金改革有助於改善潛藏負債。」對於國發會公佈的數字,財政部長張盛和是這麼回應的。 勞保破產倒數! 台灣潛藏負債每年增兆元 問題不會憑空消失,年金改革的工程一日不啟動,潛藏負債就是會不留情面地繼續以每年近兆元的速度增加,勞保基金的破產時間也不會自動停止倒數;依據二○一二年精算報告,勞保將在二○二七年宣告破產。 台灣沒有片刻拖延的本錢,我們急需答案。 於是,《今週刊》採訪團隊飛到了北美洲,在一個你我熟悉的國度——加拿大,尋找發生於二十年前的一段歷史。你或許想像不到,一九九四年的加拿大被《華爾街日報》調侃為「第三世界國家榮譽成員」,這個重要的經濟大國,當時的十年期公債殖利率接近一○%,政府公債的賣相比歐債危機高峰期的希臘國債還糟,而這一切的元兇之一,就是一套不負責任的退休年金制度。 加拿大政府對於退休人士有兩個「基本」保障,一是福利性質的老人年金與收入津貼,二是類似台灣勞保年金的「加拿大退休金計畫」;二○○九年,加拿大稅制專家傑克明茲(Jack Mintz)針對後者出了一份精算報告:該計畫至少能保證七十五年不破產。 啟示一:不向民粹低頭 加拿大總理鐵血提高費率 七十五年,足夠許諾初入社會年輕人一個看得見的未來了。但事實上,這套計畫也不是一路走來都是圓滿順遂。 一九六六年,加拿大退休金計畫正式上路,這套年金計畫極儘可能地討好民心:繳費水準是月薪的三.六%,遠低於台灣勞保年金開辦時的七%費率(目前為八.五%),並且是以工作最後三年的平均所得為給付計算基礎(勞保為最高五年),根據統計,加拿大每位退休族每月可因此領到大約二萬元新台幣的退休金,與勞保年金「最高」給付水準幾乎一樣。 即使是與已被批評為「全球最優惠」的台灣勞保年金制度相比,當年的加拿大退休金計畫也更加「民粹」;這份大禮,當然逐漸成為國家財政的重擔。 八○年代,加拿大債務佔GDP(國內生產毛額)約為二五%,雖然在八○年代末期,該計畫的費率已調高至五.六%,但到了一九九四年,債務佔GDP比率仍猛暴增長至六七%,退休金計畫搖搖欲墜。 「當年,政府債券乏人問津,直到這個國家需要國際貨幣基金(IMF)的幫忙,大家才真的醒過來。」傑克明茲接受《今週刊》專訪時回憶。而九三年成為加拿大總理的克雷蒂安(Jean Chrétien),則在二○一一年受訪時形容:「當年的加拿大就是今日的希臘。」一一年時,希臘瀕臨破產。 出身魁北克農村工人家庭的克雷蒂安以硬頸著稱,曾因年輕時罹患怪病而導致左臉麻痺,這一回,他抱著大不了只做一任的決心,大刀闊斧地展開改革;除了種種財政緊縮方案之外,他大筆一揮,宣佈將退休金費率六年內提高到九.九%。 克雷蒂安曾透露一個小故事,當他向內閣宣佈大舉拉高收費的年金改革計畫時,語畢,室內一陣寒意。一位部長在散會後打電話給妻子,直接告訴她,「下次選舉沒望了。」但出乎意料地,克雷蒂安沒有付出政治代價,他在接下來九七年和二○○○年的大選中連續獲勝,蟬聯總理直到○三年卸任。 主政者必須以堅定的決心面對民粹壓力,這是加拿大年金改革的第一個啟示。傑克明茲說,當政府大舉拉高退休金費率,人們的感覺其實是:「好吧,政府終於開始做事了。」 啟示二:鼓勵個人帳戶制 用自己的存款養未來的生活至於另一個啟示,則是來自於一個值得玩味的數字變化:即使投入退休金計畫的費用提高了,加拿大人民卻更願意把錢投入另一套退休金系統──由企業自行設計的「個人帳戶制」退休金計畫。 就在加拿大出現退休金破產危機的同一年,一九九四年,世界銀行發表「避免老年危機」的研究報告,提出所謂「三支柱」模式(Three-Pillar Model):第一支柱是由政府主導的社會安全制度,如台灣的國民年金及勞保(勞工保險)、公保;第二支柱是由企業提供的員工退休金制度,在台灣,則如勞退(勞工退休金);第三支柱是個人自願性的商業保險儲蓄。而個人帳戶制的退休計畫,則通常運用於第二支柱。 在加拿大,一九九一年參加「第二支柱」──「個人帳戶制退休計畫」的民間企業員工僅有一四%,此後一路攀升,到二○○六年,人數已比十五年前多出約一倍。 無論是對政府或對個人,這個數字的增加都有其正面意義。對政府來說,個人帳戶制的退休金制度由於並非「社會保險」,而是「用自己現在存的錢,養自己未來的生活」,因此不會造成政府的財務負擔、不會造成潛藏債務;對個人來說,則是在政府保障有限之下,能夠藉此拉高退休後的所得替代率,讓自己對未來更加篤定;換一個角度思考,在一個財政狀況與人口結構都不再適合「政府為人民退休生活做足擔保」的社會裡,引導民眾積極走向個人帳戶制,以更強大的「第二支柱」減輕「第一支柱」的負擔,是關鍵解方。 「喔……,台灣的狀況是這樣啊……,那我想,退休金計畫恐怕必須『百分之百』仰賴個人帳戶制吧!」在記者攤開台灣人口結構圖與經濟成長趨勢圖後,加拿大經濟學者莫肯(Malcolm Hamilton)這麼說;他是加拿大重量級的退休金專家,給台灣的這句建議雖然半開玩笑,但已點出了台灣年金改革的必然方向:拉高個人帳戶制的比重。 「照我來看,民眾投入個人帳戶制的薪資比重,至少必須拉高到一○%!」說話的是比德古登(Peter Gordon),他是美國恆康退休計畫服務公司總裁,長期參與「四○一K計畫」(美國的退休金帳戶,只應用於私人企業)。他回憶,屬於個人帳戶制的四○一K,一開始也只被當成「補充計畫」而已,「但在八○年代中期以後,人們發現情況不同了,以前是十七個勞工養一個退休族,後來變成三個勞工養一個,大家發現,政府擔保的退休計畫很可能會破產啊!」如何拉高參與意願? 業者操作 提升投報率 國內一般勞工適用的勞退新制,就是個人帳戶制;除了僱主依規定必須每月為員工提撥六%薪資投入個人退休帳戶之外,也提供勞工「自行」再提撥一%到六%的選擇空間;然而,自○五年推行至今,在全國六六五萬勞工當中,只有三十五萬人選擇自提,佔比約六%。從這個數字來看,台灣人對個人帳戶制的參與狀況,顯然遠不及格。 於是,如何拉高民眾對個人帳戶制的參與意願,可說是政府推動年金改革的重要成敗關鍵。長期關注台灣退休金問題的金管會副主委王儷玲也說,在勞保給付可能減少的前提下,鼓勵勞工提高勞退自提有刻不容緩的必要。 要拉高民眾參與意願,最簡單的道理,就是提升基金操作的投資報酬率。 「在我的經驗中,把錢交給政府操作的績效,往往是滿糟糕的。」莫肯的評論或許有些直接,卻也鮮明點出了台灣「第二支柱」的根本問題:與加拿大甚或美國、新加坡、香港、紐西蘭、澳洲、瑞典等主要國家相比,台灣最大的不同,就是勞退基金是由政府操作,而其他主要國家則是由資產管理業者建置投資平台,交給業者操作,政府負責監督。 長期推動勞退金自選的中華民國退休基金協會,曾經提出一份「勞工退休金新制開放勞工自選投資標的建議平台白皮書」,強調「以過去政府基金投資經營之保守態度……,仍可能使退休所得替代率偏低。」「為增加勞退基金管理績效……,建議適時開放金融機構參與。」簡單地說,就是類似於加拿大的作法:政府監督、業者操作、民眾自選。 但業者管理真能比政府更好嗎?以香港人的「第二支柱」──強積金計畫為例,現時強積金底下總共四七七檔基金,根據政府數字,截至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十三年,整個強積金制度在扣除費用及收費後的年化報酬率為四.一%。而在台灣,勞退基金許給退休族的年報酬率是「兩年期定存利率」,目前約為一.三%,兩者相比,自選所提供的長期報酬率自然比政府操盤高出不少。 其實,從○四年《勞退新製法案》擬定之際,民間學者專家就不斷呼籲開放勞工自選投資平台,直到最近,勞動部才終於有了修法的進度。曾任退休金協會理事長的台大財金系教授邱顯比,分析國內退休金自選難產的原因:「勞工團體對於業者介入始終存在疑慮,擔心這項措施是圖利業者。而主管機關則是擔心變革太大。」受限於官方與民眾的保守態度,自選平台的開放也就一再耽擱。 如今,勞退自選終於進入修法階段,但即使順利上路,仍然是一項重大工程,若參考國外經驗,業者與政府還有不少事情必須做到。 如何快速落實? 以自動提撥機制推一把 在退休金自選的架構中,業者扮演的角色是平台提供者,受到政府監管,並且也與客戶第一線接觸,「你必須確保客戶擁有便利的理財諮詢管道。」加拿大宏利人壽團體福利與退休計畫資深業務副總裁芮貝爾(Sue Reibel),平時主要負責理財商品的教育溝通,「我們就得經常跑到各地,為不同的公司員工上課,與勞工朋友面對面講解自選平台設計與退休金規畫方向。」她說。 至於政府的監管角色,簡單地說,就是「監管參與的業者和基金」。以香港強積金為例,基本架構是由「受託人」、「投資平台」、「基金商品」三個層次組成。 其中,受託人就是信託業者,可以設計多個投資平台供民眾選擇,而受託人必須經過香港積金局的核準。此外,每個投資平台都有多檔基金可供選擇,但要讓一檔基金納入任何一個投資平台,也同樣必須經過積金局的審核。 除了生冷的監管動作之外,政府若要快速拉高民眾參與,其實還有一些「手腳」可動。 或者應該說,政府要設計幾件事情──「除非你說不,否則我就這樣做」。其中第一項,就是「除非你說不,否則政府就自動幫你提撥部分薪資投入自選平台」。 美國國會在○六年通過一項重要的年金改革法案:《退休金保護法案》,法案當中的一項重要變革,就包括了「自動加入退休金計畫」,談及這項設計,哈佛大學教授肯尼斯福魯(Kenneth A. Froot)舉雙手贊成:「人們都隱隱知道他們應該儲蓄,可是你不推他們一把,他們就是不會主動去做。」美國波士頓學院專職退休研究的學者艾莉莎穆爾(Alicia Munnell),在聽聞台灣的現況後,強烈建議台灣將「自動提撥」納為配套之一。 如何降低風險? 因應生命週期 轉換資產配置事實上,穆爾建議台灣要做的「自動機制」不只於此,在四○一K計畫中,參與者若無意管理自身資產,則會「自動」將其資金分配到生命週期基金。「這方面,你們也應該認真考慮。」除此之外,「生活形態基金(Lifestyle Fund)」也是目前美國四○一K計畫中,市佔率最高的基金類型之一。「因為它很方便啊!」宏利資產管理(美國)環球資產配置主管鮑伯(Bob Boyda)說。 一九九四年,他與他的投資團隊共同開發出這種創新基金商品,投資人只要決定自己現階段需要的是保守、穩健或積極的投資風格,就能轉換到相對應的資產配置中。「當我遇到人生中的重大事件──比如退休或生小孩,我可能會因此改變風險偏好,就能立即轉換成適當的資產配置。」根據美國知名投資顧問公司Burgess + Associates針對四○一K參與者的研究,自二○○一至一○年,投資生活形態基金者平均每年報酬率為四.五九%,相對優於其他族群。 對此,宏利資產管理環球資產配置投資長貝瑞伊凡思(Barry Evens)表示,「退休金操作的目標本來就不是追求最高的報酬率,而是略高於市場平均。」回到台灣的年金改革進程,依目前進度,勞工勞保、軍公教退撫的相關修法要在短期完成幾無可能;唯一值得樂觀的進度,就是「勞退金自選平台」尚有機會在下半年完成修法,最快可望在一五年上路。 從加拿大的經驗來看,如果勞退自選制度成功,民眾對政府擔保的依賴降低,或許勞保、退撫的改革阻力能夠有效降低,但也別忘了加拿大年金改革給我們的第一個啟示:年金改革要成功,終究需要主政者的堅定決心與信念啊! 從破產邊緣,到續命75年—加拿大退休年金改革歷程1966 「加拿大退休金計畫」面世,採用隨收隨付制(類似台灣勞保年金),費率僅為3.6%。 隱憂! 1976 首批領取退休金的勞工出現,這群人只繳費10年,即可領取全額年金。 1986 將提撥率由3.6%逐年提升至5.6%。 搶救! 1994 加拿大政府債務與GDP比率達到驚人的67%,遭《華爾街日報》譏為「第三世界國家榮譽成員」,退休金計畫面臨破產。 1996 總理克雷蒂安大刀闊斧改革,將提撥率大幅提升至9.9%,此改革預計讓加拿大退休制度延續100年。 復活! 2009 傑克明茲為加拿大退休金制度進行精算,預估財務仍可延續75年。 三大支柱,為老年生活撐起保護傘根據世界銀行所提出的「退休三支柱」概念,是國際規畫退休制度努力的方向。 退休三支柱 加拿大 美國 香港 台灣 政府主導 老人年金、保障收入津貼、加拿大退休金計畫 社會安全基金綜合援助計畫、公共福利金計畫 勞保、國民年金、 公保 企業提供 職業養老金計畫、註冊退休儲蓄計畫、免稅儲蓄帳戶等 401K計畫 強積金計畫 勞退新制、勞退舊制、軍公教退撫 個人自願 個人退休金儲蓄計畫 個人退休金儲蓄計畫 個人退休金儲蓄計畫 個人退休金儲蓄計畫 資料來源:宏利投信 25歲投入自選,退休金最高多50%—勞工自選平台所得替代率試算如果勞退金自提6%,投入不同屬性的自選標的,你的所得替代率能增加多少? 預設投 報率 年齡 (參與時間) 3% (保守型) 5% (穩健型) 8% (積極型) 25歲(35年) 15~18% 23~26% 44~50%30歲(30年) 13~15% 17~21% 30~35%35歲(25年)10~13% 14~16% 21~24%40歲(20年) 8~10% 10~12% 14~17%45歲(15年) 6~8% 7~8%9~11%50歲(10年) 4~5% 4~5% 5~6%55歲(5年) 1~2% 2~3%2~3%資料來源:王儷玲《勞退新舊制度之所得替代率探討 》(2003年)民眾投入個人帳戶制的薪資比重,至少必須拉高到10%! 比德古登(美國恆康退休計畫服務公司總裁)加拿大退休制度的三大支柱,讓加國的老人貧窮率,比OECD一半的國家都還低。 芮貝爾(加拿大宏利人壽團體福利與退休計畫資深業務副總裁)往往,退休金管理者的任務,是想盡辦法擠出比最保守的投資再多一點利潤。 鮑伯(宏利資產管理環球資產配置主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