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巨額國資的改革誰來主導,走向如何,萬眾矚目。
2014年7月15日,國資委召開新聞發佈會,宣佈在其所監管的中央企業開展「四項改革」試點工作:包括在國家開發投資公司、中糧集團開展改組國有資本投資公司試點,在中國醫藥集團、中國建築材料集團開展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試點,以及在其他數家公司開展董事會和紀檢工作試點。
在人們期待國資改革總體方案出台的當下,這次發佈會多少顯得有些讓人意外。
一是它由國資委單獨召開,而非多部委聯合召開;其次,國資委宣稱此次試點在其管轄的幾家央企中進行,外界並不清楚這次試點是否會左右國資改革的總體方向。
國資改革被視為新一屆政府推動的經濟改革領域最重要而敏感的一環。但現在,對於中國巨額國資究竟應該怎麼改,出現了微妙的分歧。
這一設想與現行體制安排的最大不同,是國資委淡出出資人代表職責,由若干新組建或改組的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行使出資人職責,國資委只做專業監管者。
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國資委其實一直處在相對沉默的狀態之中。直到2014年2月,副主任黃淑和在《求是》雜誌上撰文表示正抓緊研究深化國企改革意見。
與此同時,財政部多有舉動。
2013年11月14日至21日,財政部企業司司長率團考察了新加坡淡馬錫、以色列財政部國有企業局。在隨後的報告中,財政部企業司認為,兩國的經驗對我國深化國企改革有著重要啟示,「國有資產監督管理部門必須加快轉變職能,由現行『管人、管事、管資產』的多重身份轉變為專業監管者,由財政部門會同有關部門負責研究制定國有資本存量管理、動態調整規劃、收益收繳和支出管理、財務管理及防範內部人控制等方面的政策法規,履行公共管理職責」。
報告也提出了具體的建議:將現有特大型中央企業集團近120家(其中國資委直接管理的113家)分為一般競爭類企業集團和公共保障、戰略性、國家安全類企業集團。組建或改組成立若干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行使國有資本出資人職責,依法行使對出資企業的股東權利。
淡馬錫模式在中國成名已久。淡馬錫公司由新加坡財政部全資擁有並負責監管,財政部主要通過推薦公務員任職,行使高級管理人員任免以及審核財務報表等監管職責。淡馬錫最高權力機構是董事會,新加坡政府不干預淡馬錫在營運或商業上的各種決策。
在財政部之外,淡馬錫模式也被很多官員學者看作三中全會所提「管資本」的典型樣本。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和中央財辦主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劉鶴擔綱撰寫的「383改革方案」中也提出,國資改革要參照新加坡淡馬錫資產管理公司模式,建立和完善出資人制度和職業經理人制度。
國資委首任主任李榮融也曾對淡馬錫模式頗為認可,2003年他上任之初就親自率隊赴新加坡考察,回國之後多次強調要向淡馬錫學習,還曾在寶鋼等7家央企試行外部董事制度以及決策權(董事會)和經營權(總經理)的分離。
在南方週末記者獲得的一份今年3月發出的《財政部關於加強企業財務管理的指導意見(徵求意見稿)》中,財政部也提出,以管資本為主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由國有投資運營公司履行出資人代表職能,以股東身份從事國有資本投資運作,制定並實施財務規劃與發展戰略。投資運營公司主要從事資本投資運營,不直接干預實體企業的經營活動,「破除行政化管理等各種體制機制弊端」。
在財政部企業司的設想方案中,將來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的主要負責人均屬中管幹部,由中組部管理,中央任免;國資預算政策、預算編制和預算信息的公開由財政部負責並報國務院和人大審批,戰略性、安全性、公共保障類政策及發展戰略由發改委和工信部制定並報國務院和人大審批。財政部、發改委、工信部等公共管理部門應當按照「一企一策」原則研究制定各投資運營公司的經營目標、考核辦法等,國資委根據「一企一策」的要求對若干家國有投資運營公司進行監督。
這一設想方案與現行體制安排的最大不同,是國資委淡出出資人代表職責,由若干新組建或改組的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行使出資人職責,國資委只做專業監管者。
如果淡馬錫模式成為國資改革的方向,無疑財政部將在改革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2014年7月15日,國資委召開新聞發佈會,宣佈在其所監管的中央企業開展「四項改革」試點工作。 (CFP/圖)
「國資委不參與分紅,匯金參與分紅;國資委不派出董事,匯金派出董事。」「匯金是近股東,國資委是遠股東」。
在中國,最接近淡馬錫模式的是金融國資的「匯金模式」。
2003年12月國務院批准設立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動用外匯儲備註資金融企業,代表國家行使對重點金融企業的出資人權責。十年間匯金公司挽救了危機重重的中國國有銀行業,使金融資產保持高速增長,至今掌控了金融資產的半壁江山。
曾任匯金公司董事長的現任財政部長樓繼偉2013年對「匯金模式」的定義是,匯金公司探索形成的一種市場化的國有金融資產管理模式,即根據國家授權,遵循市場化方式,積極履行國家注資改制平台和國有金融資產出資人代表兩大職責。重要特徵之一是始終堅持市場化的履職行權方式,「只做股東,不做婆婆,沒有任何行政審批色彩」。
「既做股東又做婆婆」,正是多年來外界對集出資人與監管者兩種角色於一身的國資委最常見的批評。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副部長魏加寧有過很形象的比喻:你是出資人,又是監管人,自己監管自己?
曾有人將匯金公司稱為「金融國資委」,但匯金公司與國資委的區別是,前者是一家公司,後者是正部級特設機構。匯金公司原總經理謝平曾對媒體解釋過,匯金是家公司,不是「金融國資委」,「國資委不參與分紅,匯金參與分紅;國資委不派出董事,匯金派出董事。」
北京師範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鐘偉專門撰文比較過匯金模式和國資委模式,他認為匯金所扮演的股東角色離其控股國有企業非常近,是「近股東」,而國資委則是「遠股東」。兩者的主要區別有,匯金本身是投資公司,國資委則屬於行政序列;匯金不以行政命令約束派出董事的投票,但國資委系統仍用行政化的「紅頭文件」來管理企業,其派出的董事或者監事服從的是行政紀律;匯金的治理結構相當清晰,中央和地方國資委兩級所有制結構則很難實現各司其職。
鐘偉的結論是,「近股東」模式嚴格優於「遠股東」模式。
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後,中石油窩案爆發,國資委原主任蔣潔敏因涉嫌受賄罪被立案偵查,使人們再次審視現有國資監管體系。
據《財經》雜誌報導,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國資委的領導層還沒有想清楚怎麼具體落實,到春節後只拿出一個「約六頁紙」的綱領性文件。新一輪改革明確以國有資本管理為主,使國資委目前處於一個非常尷尬的位置,現有的國資管理體制走到了盡頭,「在以『管資本』為改革目標的歷史新階段,國資委成了國資改革的天然障礙,不排除傳統意義上的國資委將退出歷史舞台的可能」。
十八屆三中全會後,南方週末記者曾在多個場合聽聞政府官員和學者談論,國資改革將從「管人、管事、管資產」的國資委模式,切換到「管資本」的匯金模式。
「匯金模式為藍本的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會大行其道。」證監會上市公司一部副主任周健男就認為,與國資委模式和「管人管事管資產管導向」的文資辦(國有文化資產監督管理辦公室)模式相比,匯金模式更加市場化,更符合長期趨勢。
如果淡馬錫模式成為國資改革的方向,財政部將在改革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CFP/圖)
「有人認為以管資本為主,就是要求國資委不再管企業、不再管國有資產了,甚至有人認為就是去國資委化,諸如此類不是對三中全會決定的誤解,便是主觀臆斷或惡意曲解。」
進入2014年,國資委開始頻頻對外傳遞聲音。
今年4月,前國資委副主任、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邵寧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座談會」上講到,匯金公司還不是國資改革體制樣板,「匯金本身的職能非常有限,所以能做的事情也非常有限。如果認為匯金公司是體制樣板的話,就意味著要回到多頭管理、無人負責的狀態」。
「完善國資管理體制不可以虛化國資委的作用。」2014年5月,國資委研究中心研究員王絳在《現代國企研究》上發表題為「別曲解國資監管改革的手段與方向」的文章,為國資委正名。「有人認為以管資本為主,就是要求國資委不再管企業、不再管國有資產了,甚至有人認為就是去國資委化,諸如此類不是對三中全會決定的誤解,便是主觀臆斷或惡意曲解。」
2014年7月17日,國資委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國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評價「國資改革走淡馬錫模式、匯金模式都行不通,很不合適」,甚至是「開歷史倒車」。
「全國人民都不會答應。」在彭建國看來,國資委設立的初衷就是為了結束政企不分、「五龍治水」的局面,淡馬錫模式是重回老路。「國資委11年來通過管人管事管資產的模式,國有資產從7.6萬億增值到40萬億元,營收、利潤同步增長。對此十七大、十八大都是肯定的,這個大框架要堅持,不能推倒重來。」
彭建國說,匯金公司監管的金融資產與國資委監管的實業資產有巨大的區別,在實業資產中推行匯金模式不符合國有資產「分類監管」的原則。中國國有資產的體量與新加坡也不可比,新加坡只有1萬億元國有資產,中國的實業資產40萬億,金融資產160萬億,加起來是新加坡的200倍。「這麼龐大的國有資產,政府部門哪有時間來管?必須有一個專門機構來監管。」至於李榮融之前倡導學習淡馬錫,他指出學習的是管理模式,而非體制安排。
也有媒體報導稱,之前財政部在制定國資改革方案時,隨著問題的深入研究,發現對產業國資的問題估計不足,匯金模式難以推行。
南方週末記者獲知,財政部傾向方案的一大難點,是在央企之上新組建若干投資運營公司,央企集團母公司股權直接轉入。但如今的央企個個財大氣粗,誰都不願跟人合併或被重組。
相對而言,7月15日公佈的國資委的方案則主張以現有大企業集團為基礎形成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比如邵寧也提出把目前113戶央企通過重組壓縮到70戶左右,再授權這些大企業作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
國資委的方案是在實踐中用教訓買來的。邵寧介紹,10年之前,深圳市國有資產監管體制改革起步就是三層結構:深圳市國資辦——深圳市投資管理公司——市屬國有企業。但在運行中發現體制不順,矛盾和摩擦很多,企業意見非常大,最後不得不變為兩層結構。
李榮融時代,國資委也曾試圖在國資委與央企之間建立淡馬錫式的國有資產經營公司,並先後成立了國家開發投資公司、誠通控股集團,但效果並未達預期,一個主要原因是企業都不願意進入資產管理公司。
對於外界始終擔心的,由國資委主導的國資改革將無法解決其角色衝突和去行政化問題,彭建國坦承以前國資委管得過多過細,很多時候是替其他部委承擔了社會公共管理職能。
「國資委就像一個漏斗,經常被叫去開部門聯席會。」他說。現在正在把審批事項分成「不該管的、可管可不管的和應該管的」三類,對前兩類要「堅決取消或下放」。將來國資委「管資本」的職能將通過「章程管理、戰略管理和預算管理」來實現,包括向央企派出總會計師等,「這些工作都不能等不能拖」。
「國企怎麼分類,部委裡面也是吵得不可開交,大家都有一套說法,誰都說服不了誰」。
截至目前,國資改革究竟如何辦,並沒有定論。
於是,大到究竟採用何種國有資本授權體制,小到國有資本分類問題,各方都各執一詞。
比如,對國企的分類問題,就是誰也說服不了誰。
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一位國資專家被財政部邀請去提建議,討論「國有資本加大對公益性企業的投入」具體怎麼實施。這是三中全會決定中的一條,後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將這一提法的方案起草任務交給了財政部。
但這位專家尷尬地發現,財政部其實難以主導方案。因為決定並未對何為「公益性企業」作出界定,而「加大對公益性企業的投入」意味著要用非公益性國企的利潤提成來補貼公益性企業,這就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正因為如此,財政部、國資委和各大央企,在國企分類問題上分歧巨大。
「圍繞分類問題部委裡面正吵得不可開交,大家都有一套說法,誰都說服不了誰。企業這邊,不同的公司對自己的認定也不一樣。」一位證券分析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目前全國各地對國企分類的標準也五花八門。比較常見的分法包含了公益類和競爭類,實際上這並非一個層面的劃分標準,比如中石油、中石化這類大集團,它們旗下公司往往兼具了公益性、壟斷性和競爭性。對這些央企來說,不同的分類涉及是否可以獲得財政補貼,或薪酬體系是否要向公務員看齊等,它們的態度也隨之搖擺。
「現在的改革一旦涉及部委既得利益,往往屁股指揮腦袋,」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劉尚希評論,「基於部門權力與利益的改革不是真改革,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提到政治的高度。」
青島港金屬融資騙貸案還在影響外資行和交易商,他們不惜采取法律手段盡量減少中國政府調查騙貸案可能產生的損失。為追討逾2.7億美元的相關金屬融資還款,花旗正與瑞士交易商Mercuria對簿公堂。渣打也在香港提起訴訟和索賠。
《華爾街日報》了解到,相關法庭文件顯示,花旗向Mercuria追討青島和蓬萊港所存金屬的預期售賣應付款,涉及金屬價值超過2.7億美元。花旗認為,青島港調查結束,作為提供融資的銀行,花旗有權得到Mercuria提前付款。
但Mercuria辯稱,目前缺少足夠的青島港相關信息,不足以向花旗付款,應負擔一切青島港存儲金屬相關風險的是花旗,不是Mercuria。
花旗近期季報稱,截至今年6月底,花旗向在中國港口儲存的金屬提供了約4億美元融資,其中約有2.85億美元的金屬融資與青島和蓬萊港口有關。
不過,花旗稱,這些涉及騙貸調查的融資占花旗集團企業貸款組合的比例不到1%,且在第二季度的財務數據中並無損失。
另一家外資行渣打則是因為青島港騙貸調查業績受連累。
今年上半年,渣打香港區稅前盈利8.68億美元,同比減少16%。盈利下滑主要源於,渣打香港要為青島港的涉事貸款做出1.57億美元的大額撥備,貸款減值同比大增1.33倍,拖累了利潤增長。
今年6月初,青島港被曝出發生大宗商品融資詐騙案件,案件的主角是以德正資源及其子公司德誠礦業為核心企業的“德正系”。因涉嫌利用同一批金屬庫存重複騙取融資貸款而遭到調查,多家銀行牽涉其中。
《華爾街日報》上月文章稱,青島港騙貸波及的外資行風險敞口超過5億美元。
目前,已有多家中外資銀行宣布起訴案件主角德誠礦業。
根據7月8日在香港高等法院提起的訴訟,渣打集團起訴德誠礦業所有人陳基鴻,索賠3560萬美元。南非標準銀行7月10日表示,該行已啟動法律程序,以保護存放在青島港價值1.7億美元鋁材的權益。
《中國經營報》了解到,近日匯豐控股和荷蘭銀行均已向青島港金屬貿易融資詐騙案關鍵人物陳基鴻提出起訴。為了保護自身利益,工行近期也向法院申請對涉及此案的信用證實施拒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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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晗晨 於 2014-9-22 17:25 編輯 安莉芳Vs都市麗人:兩大內衣品牌商業模式比較 作者:財智力量 本人持有安莉芳控股,因此可能影響分析的客觀性,個人分析,難免錯誤,歡迎指正 雖然同樣是內衣品牌企業,安莉芳和都市麗人采取的是完全不同的商業模式。 安莉芳控股(01388) 比較傳統,自己設計,自己生產,自己銷售為主。所有零售網點都由公司自己經營2282個零售網點,占銷售額的比例85%,另外還經營批發業務,占比約15%。 都市麗人(02298) 采取完全不同於安莉芳的輕資產運營,生產甚至設計、物流都外包出去,自己僅僅是進行品牌打造和銷售而已,而且銷售網點也大都是加盟商,約占66%,直銷店占比小,約占34%。由於安莉芳自身零售收入大,因此雖然貌似存貨高於都市麗人,但是,平均到零售點而言,反而是好於都市麗人的。安莉芳27萬/店,都市麗人68萬/店,這里假設對於批發商,加盟商都是按訂單生產,不需要存貨。當然,由於都市麗人由於生產外包,因此一次生產較多的數量,以換取較好的價格,形成一些存貨是可以理解的。 都市麗人的代工廠中有一部分關聯企業,但是占比不大。 控股股東鄭耀南為董事長及執行董事,其姐姐鄭耀英是東莞女人心實業公司的大股東。一家子企業家。控制人共同建立大同,利用大同發行可轉債,轉讓股份。相關資本安排令人眼花繚亂。又建立大運,利用大運進行員工股權激勵。 上市時向大同借入6千萬股(占發售股份的15%)作為穩定價格之用,可能在上市後進行股份買入以操縱股價,幫助今日資本等風險投資出貨,掩蓋真實供求關系。由於里面還有員工股權激勵計劃,可在一定條件達成後(條件未有公開)上市三年中分三次賣出,作為員工獎勵,因此在上市3年中,維持一個較高的估值成為公司管理層和投資銀行共同的利益所在。 安莉芳的市場定位是中高端,200-400元的價格讓很多普通白領望而卻步。在品牌塑造方面完全是依靠自己的市場活動塑造品牌。 市場定位是快時尚。貼近年輕人和中低收入人群。請的是名人林誌玲,黃曉明代言,以擴大自己的影響力和品牌認知。 從品牌塑造方面來講,都市麗人的力度好像更強一些。 都市麗人的文胸價格要表安莉芳便宜很多,相對安莉芳150元以上的價格來說,50元左右的都市麗人更貼近大眾。都市麗人單價這麽低,看樣子銷售量要遠大於安莉芳。另外猜想都市麗人的價位更加吸引網上購物的中端人群。而高端人群可能更加喜歡到商場的購物感受。安莉芳的辦法是使用子品牌芬狄詩占領100-150元的市場。用e-bra占領100元以下的市場。但是整體來說比都市麗人貴很多。都市麗人也借助新推出品牌都市麗人的秘密(明顯照抄維多利亞的秘密,有夠俗氣)占領高端市場。 招股說明書吹牛逼,說按照銷售額計算是最大的貼身內衣生產商,是第二名的3倍。難道他不知道有個安莉芳麽?都市麗人2013年的銷售收入甚至趕不上安莉芳。 因為都市麗人的生產設計外包,加之單價低,因此毛利率要大大低於安莉芳。 安莉芳上半年生產能力不足,造成電商略有下降,下半年產能增長,銷售收入和利潤都應回暖。匯兌損益也對安莉芳上半年的利潤造成了重大不利影響,剔除這個影響,安莉芳的利潤增加應該在10%左右。 都市麗人的近年來的高增長源於快速開店的影響,都市麗人已經開店6272家,並且計劃繼續增加零售網點。目前的店鋪數目遠遠大於安莉芳,未來進一步的發展空間有限。與內衣,尤其是主要面對女士的內衣市場相比,體育用品公司的受眾範圍更廣,卻都在發展到6000-8000家專賣店時遇到問題,難以進一步擴張。 品牌 店鋪數量 李寧 5671 安踏 7700 361 7140 匹克 6000 今後面臨店鋪飽和造成的增幅回落。老實說不認為店鋪數量是什麽優勢,尤其是在都市麗人這種店鋪數量遠超同行的情況下。隨著公司自營門店的增加,如何管理好這些自營門店是未來的挑戰。2014年上半年相對於自營店增加15.5%,存貨增加了40%,是一個需要令人註意的信號。 2014年上半年,安莉芳和都市麗人同店增長都是單位數, 都市麗人收入增長33.6%,凈利潤增長40% 安莉芳的銷售額增長10%,毛利增長10%,凈利潤幾乎沒有增長,主要是由於銷售及分銷開支增加較大。由於匯率變動的差異影響,綜合收益反而下降22%,這個匯兌差額影響為什麽會這麽大? 都市麗人財務數據良好,沒有有息負債,現金等價物大幅增長。近期沒有生存問題,有的只是可能增長放緩的問題。 安莉芳雖然有有息負債,但是有息負債在減少,債務狀況良好。 安莉芳經營活動的現金流大幅減少8000萬。這點令人擔憂。對應存貨增加6000萬,應收賬款增加2000萬。加之投資活動消耗的現金增加,安莉芳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大幅降低。 比較兩只股票的指標從估值上看,不管是市盈率還是市凈率,安莉芳都遠遠低於都市麗人。 安莉芳的股息率令人滿意,而都市麗人由於新上市原因還沒有分紅的記錄可以追尋。 雖然安莉芳有有息負債,但是資產負債率還是低於都市麗人。 都市麗人在凈資產收益率方面略勝一籌。 |
2014年8月27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考察鐵路總公司時強調,要放寬資本準入,吸引更多社會資金參與鐵路建設。圖為山東日照鐵路。 (東方IC/圖)
成立一年半的中國鐵路總公司繼承了鐵道部的巨額債務,又始終沒有找到更市場化的投融資方式,在日漸加大的鐵路投資計劃之下,包袱越來越重,新成立的鐵路發展基金或許只是解決今明兩年投資高峰的權宜之計。
在快要揭不開鍋之際,中國鐵路總公司(以下簡稱鐵總)終於盼來了一種紓困工具。
2014年9月25日,中國鐵路發展基金正式設立。基金采用公司型基金形式,工商銀行、農業銀行、建設銀行、興業銀行作為投資人和優先股股東,鐵總是基金的主發起人。
鐵路發展基金是中央和鐵總為鐵路建設新安排的一種融資方式,目的就是為負債累累的鐵總進一步修建鐵路提供金融支持。
根據7月8日國家發改委發布的《鐵路發展基金管理辦法》,鐵路發展基金存續期15-20年,投資人根據約定優先獲得穩定合理的投資回報,不再參與剩余利潤的分配。
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傅蔚岡認為,以“穩定合理回報”為條件的鐵路發展基金,實質上是一種以基金為名的長期借款,而不是專項信托資金或私募股權基金。
而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中鐵股份公司副總工程師王夢恕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鐵路發展基金與銀行貸款“就是一碼事”,只不過鐵總希望通過更長的貸款期限把利息率壓低一點,“不降低(利息率)的銀行不讓進來”。
今年1-8月份,鐵路運輸業完成投資3355億元,距離全年目標8000億尚未過半。王夢恕認為今年肯定完不成目標,“現在整個都沒錢”,為此他近期在媒體上呼籲“有錢人投資鐵路”。
2014年9月底,76歲的王夢恕陪同原鐵道部副部長、鐵總副總經理盧春房前往雲南,去會商如何為一條當地在建鐵路紓困。
這條全長約330公里的大(理)瑞(麗)鐵路連接雲南大理和中緬邊境城市瑞麗,誌在重續抗日戰爭時期因故停建的“滇緬鐵路”之夢。6年前,它高調動工,當時預計總工期為4年半。
但到今天,它其中的一段——長約133公里的大理至保山段,才完成了不到三分之一;而另一段施工難度更大的保山至瑞麗段(芒瑞段),雖被列入鐵總2014年計劃開工建設項目,至今仍未動工。
眼下,大瑞鐵路很可能還要再延期6年,原因就是“缺錢”。
王夢恕介紹,在建的大保段32億元資金缺口還沒解決,資金已經緊張到由施工單位墊錢。為了保證施工任務,中鐵某局一個月提1000萬元維持現場,“一個隧道要墊三四個億,實在沒錢再墊了。”
在施工現場,王夢恕了解到,施工單位一個季度發一次工資,一名現場工程師一個月也就5000塊收入。而施工單位墊付的工程款來自銀行貸款,年利率高達10%,“所以施工方也不敢貸了,貸了就沒利潤了。錢再不落實,(施工單位)就要撤了。”
工期由於缺錢越拖越長,而時間一長工程成本又成倍增長。2005年時,大瑞鐵路估算投資為100億元。到2014年9月4日,國家發改委同意了對大瑞鐵路建設內容及總投資進行調整,調整後工期為7年,項目投資257億元,為估算的2.5倍。
10月3日回到北京的王夢恕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到目前為止大瑞鐵路的資金缺口問題仍沒有得到解決。
大瑞鐵路是目前全國鐵路建設資金短缺的一個縮影。南方周末記者采訪的多位鐵路系統人士均承認,現在鐵路新線建設,特別是高鐵建設資金缺口很大。
“很多高鐵項目同時上馬,資金都短缺,前些年國家層面可以動員銀行給鐵路貸款,這兩年讓鐵路增加自籌比例,到處都缺錢。”一位西安鐵路系統人士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長期以來,鐵路建設投資在中國是國家行為,其資金來源基本由中央財政、地方財政籌資,加上發行債券和銀行貸款構成,其中銀行貸款占大頭。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為“穩增長”開始加大鐵路投資,2009年中國鐵路固定資產投資從2008年的4168億增至7045億元,再攀升至2010年的8427億元。2011年“7·23事故”後鐵路固定資產投資跌入5906億元的低谷,之後再次回升。2012年,固定資產投資完成6310億元,2013年完成6638億元。
2013年鐵總成立前,鐵道部作為政府部門,貫徹國家意誌時無需考慮還債壓力。由於有國家信用作擔保,國有銀行也願意向鐵道部貸款。兩廂情願的“預算軟約束”下,鐵道部形成了2.66萬億的龐大債務。
但2013年3月鐵道部撤銷,鐵總成立,情況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銀行仍然願意給鐵總貸款,一位工商銀行總行人士說,“鐵總背後仍是國家信用,換件衣服而已。”但鐵總不願貸款了,原因是債務負擔太重導致其虧損。
鐵道部2.66萬億元債務在鐵總成立時,並未明確誰來還、如何還。一年半以後,鐵總身背的債務又增加了三分之一,審計報告顯示,截至2014年6月底,鐵總稅後利潤為-53.56億元,公司背負各類債務3.43萬億元,資產負債率超過64%,而十年前這一數字是38.7%。
十八大以前,國家發改委綜合運輸研究所規劃研究中心副主任張江宇曾參與一個課題,測算出鐵路的年度利息高達1000多億,經營收入才4000億-5000億,利息占比占了四分之一,“這是不得了的支出,很可怕。”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在此背景下,如果將自身定位為一家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鐵總不應該再向銀行貸款新修鐵路,尤其是對中西部地區那些短期內沒有盈利前景的線路。
而中央政府則要追求公共利益。按照規劃安排,“十二五”期間中西部國家鐵路建設投資1.85萬億元、投產新線2.3萬公里,占全國比重分別為72%、77%。
鐵總作為一家央企,其成立時的經營範圍集鐵路運營者與建設者於一身。鐵總身上經濟效益與公共利益的角色沖突由此而生。
“做企業的想法不一樣了,鐵總現在壓力很大,不想再多貸款增加利息支出了。”王夢恕說,“它覺得現有10萬公里運營賺的錢拿來還債就可以了,所以對新建項目,你不給錢它就不幹了,特別中西部地區不願建。如果不修建新線,鐵總的日子還是可以過的。”他介紹,目前東部高鐵線路的收入流穩定,國家財政每年補貼鐵路的公益性成本每年也有三四百億。
西安鐵路系統人士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如果不修新線,鐵路運營的現金流還是比較充裕的,“修新線的話,鐵總內部會對客流量、多少年能收回投資進行項目評估,要承受得起(成本),要看到經濟效益。”
但中央政府對鐵路建設的熱情不減反增。從年初開始,鐵總安排的2014年固定資產投資目標從6300億元先後調增三次,從7000億元增至7200億,4月份又增至8000億元。開工項目數由44項增至64項,新線投產7000公里。
“這都是國家要提(指標)的。”一位鐵路專家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中央政府的投資沖動源自一方面“鐵公基”建設能拉動經濟增長,另一方面我國東西部鐵路建設不均衡的確非常嚴重,東部沿海地區已經進入高鐵動車時代,而中西部地區的客運、貨運運力都嚴重不足。
但鐵路建設的錢由誰出,是一個問題。中西部地區的地方政府拿不出錢來。王夢恕介紹,幹線鐵路投資中,沿途省市的地方財政只需要承擔土地費即可,但現在這也成問題。各省市連出土地費都做不到,很多項目開了,土地手續還沒辦完,施工單位進不去,很尷尬。”
張江宇解釋,地方政府不投錢給鐵路,是因為鐵路大一統的建設運營模式,地方政府不是建設主體,投資回報也不清楚,“地方政府相對於鐵總處於弱勢地位,從建設、清算到運營都很難介入,只能參與車站收費建設等一些小的合作,約占總投資5%-10%的比例。”
中央財政雖然有錢,並沒有多少分羹給鐵路。以大瑞鐵路為例,國家發改委最新批複的方案里,項目投資來源為中央投資20%、雲南省政府投資15%、利用銀行貸款2.2億元。換句話說,整個項目64%資金(約164億元)要通過鐵路發展基金募集社會資金等方式來解決。
“現在國家的錢不好拿。”王夢恕介紹,鐵路建設中勘探和實際不一致的情況很多,一些新建鐵路線路因為斷層破碎帶等地質條件而必須更改設計、增加工程預算,卻遲遲得不到批準,“指揮部也認可,但到上面就不認可,我們準備寫個內參給中央反映一下情況。”
一些專家開始提出,鐵路建設的錢應該由國家來出,鐵總應該只負責鐵路的維修和運營。國家發改委綜合運輸研究所所長董焰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國家該管的沒管交給企業去幹,是政府缺位,你把鐵路建設放在企業,那企業是從企業效益出發還是國家公益需要出發?”
中央層面的思路則是,希望鐵路建設更多引入社會資金。8月22日,李克強總理考察鐵總時強調,“推進鐵路建設不能再靠國家‘單打獨鬥’,要放寬資本準入,吸引更多社會資金參與鐵路建設。”
2013年8月,國務院下發的《國務院關於改革鐵路投融資體制加快推進鐵路建設的意見》規定,要全面開放鐵路建設市場,對新建鐵路實行分類投資建設。向地方政府和社會資本放開城際鐵路、市域(郊)鐵路、資源開發型鐵路和支線鐵路的所有權、經營權,鼓勵社會資本投資建設鐵路。
但債臺高築的鐵老大引入民營資本的努力已有經年,卻鮮有成功案例。南方周末記者采訪的多位鐵路系統人士和專家均不看好民資進入鐵路。“資本都是逐利的,鐵路投資周期長、回報率低,你進來之後,錢管不了,運力配置、市場營銷也管不了,等於又沒回報又沒有安全性,誰願意投?”西安鐵路人士說。
王夢恕認為,比較現實的是在省級以下短途鐵路項目中引入民資,“幹線鐵路一條鐵路幾千億投資額,民營資本量太小,不願來。短途鐵路投資幾十億元就夠了,省市領導他們也認識,可以談條件。”
鐵路發展基金成立後,宏源證券一份研究報告稱,鐵路發展基金只是解決今明兩年投資高峰的權宜之計,優先股意味著鐵總未來將增加新的財務負擔,“鐵路投融資改革任重道遠。”
北京交通大學教授榮朝和認為,鐵路有其內在的運轉和投融資規律,鐵路的發展應該從超常規“跨越式發展”轉入常規理性的發展。他對南方周末說,“過度偏離市場的人為幹預一定要受懲罰。”
i黑馬:第三方手機桌面近期話題不斷,久邦數碼的張向東離職,360的李濤下海創業,引發第三方手機桌面的再次關註。在這個市場,國內占有率比較大的是91桌面和360桌面。有人說,這個行業特點比較明顯:收支不平衡、缺少盈利手段、國內市場競爭大。在這種情況下,是否還有機會,是值得深思的。
隨著技術的成熟,安卓系統工具被更多的附加在第三方手機桌面上,Launcher整合了更多手機系統管理的常用功能,或是大而全,或者小而美。而作為用戶來說,不用打開各種“管家”APP也能方便的管理手機,還有漂亮個性的主題可以使用,這真正是一件難得的好事。那麽第三方手機桌面,究竟是面臨機遇還是面臨困境,i黑馬嘗試進行一個剖析。
手機桌面的那點事兒
手機桌面現在已經不是一款簡簡單單的手機主題軟件了。它能承載的內容也不止是系統管理和主題、鈴聲,視頻、導航、插件都可以成為第三方桌面傳遞的載體,將服務傳遞給用戶,將流量反饋給App。
手機桌面和系統一樣,好像排兵布陣的大將,安排用戶有條不紊的使用手機。
用戶一旦習慣了某一款桌面,由於使用習慣的影響,其粘著性極強, 如果不是產品質量有比較明顯的降低,正常用戶離開的幾率極小。從目前投入的第三方手機桌面運維數據來看,正常手機桌面的日活躍(DAU)可以達到12-16%以上,請註意,這個數值是日活。
輕便、簡潔、加上萌萌討人愛的個性化,手機桌面在應用分發市場一直處於分發前列。高活躍,高留存、強粘著,這幾個特性決定手機桌面產品極具入口潛質。
但是在前期,手機桌面也屬於App的一種,需要受到第三方市場的制約。在前期應用分發上,第三方桌面也因為其潛質,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相比來說,背後依靠百度91系三大市場的91桌面,和背靠360手助的360手機桌面,占有比較大的優勢。
也正是由於此,國內有些桌面軟件在國內市場四處征戰,但毫無建樹。而大公司的集團戰略對於缺乏渠道的產品來說,具有優勢。
前期手機桌面借用應用市場得以分發,之後借助用戶習慣和社交口碑進行擴散傳播,最終占據用戶終端。
“組合拳”VS“一招鮮”
目前應用市場已經逐漸進入寡頭時代,除了百度系、360系、騰訊系的市場外,其他市場幾乎很難吸引到用戶。這也是正常,畢竟用戶能夠接觸到的入口都被三家瓜分了。
據百度2014移動互聯網Q3季度報告顯示,安卓日活躍用戶大盤2.7億,增速進一步放緩。這表明目前大多數用戶純新增基本暫停。在目前看來,提升產品DAU已經比擴大新增重要的多。
第三方市場也遇到了分發瓶頸,對於用戶來說,早已不是當年的菜鳥,不是你給我就下了,用戶主動搜索和下載的量,在市場分發占比中增高,這意味著用戶下載App變的更加理性。為了將應用和服務分發出來,於是湧現了兩大幫派:“組合拳”VS“一招鮮”。
“一招鮮”幫派的代表其實有很多,比如絕大部分的中小應用。“一招鮮”最明顯的特點就是,通常流量全部來自某一個特定的產品。在移動互聯網初期這麽做的好處是可以更聚焦、著重發力,但隨著時過境遷,這種模式的疲態就顯現出來了。
“不能將雞蛋都放到一個籃子里”。這個定律似乎也在移動互聯網適用。以百度為首的“組合拳”陣營的思路是,多點布局,矩陣戰略,以降低“非系統風險”。
單說桌面,百度擁有91桌面、安卓桌面、百度桌面、點心桌面等產品,同時在地圖、瀏覽器、手機助手,移動搜索等應用層面上也有布局。這麽做的好處是,這些產品可以發揮“協同”效應——萬一APP應用“不受寵”了,還有分發平臺和桌面撐腰。這就是“組合拳”思維,打群架。
從移動互聯網的思路來看,立體布局可以確保用戶在完整移動互聯體驗過程,有多個接觸點可以體驗到自己體系內的服務和應用,打通用戶體驗。
雲計算潛力大,巨頭們紛紛布局
在移動互聯網里,其實用戶很難繞開桌面,正如同PC上很難繞開瀏覽器一樣。把手機使用習慣搬到雲上也是未來的一個趨勢:用戶的操作被“記憶”在雲上,用戶物理的位移不會影響實際上的無線體驗。雲和流量入口多層次布局的結合在i黑馬看來有以下幾個好處:
1.占據分發又占據內容生產,用戶對於生態的粘性和依賴度會提高。
2.做雲可以更快的覆蓋用戶,也在某種程度上避免了OS和硬件上不方便的形式。
3.占據桌面更輕更快的接觸用戶,和用戶距離更近,而用戶完成體驗也是由巨頭布局的應用完成,這樣使所有用戶操作的想象空間全閉環在自己的生態里了。
百度(91桌面+百度雲ROM)、阿里的YunOS、騰訊(Q立方)、360(360手機桌面),各大巨頭一邊察言觀色,一邊暗自布局。早早就在手機桌面市場布下棋子,就等機會成熟。
可以預想,今後用戶一打開手機(或者手機本身就是某品牌自己的)就是一個巨頭的服務,小到查天氣大到購物看視頻,從巨頭的入口進,從同一個巨頭的出口出,一個商業閉環閃亮的形成了。 ——而這也是巨頭們頭腦中的“一站式”服務。
可以預見,在未來,手機桌面無疑是移動互聯網流量的排頭兵,這個排頭兵會因為後端應用和服務的布局展現出他不同的能量,i黑馬認為,在後端“一站式”服務布局相對充分的巨頭角度,手機桌面將是“一員猛將”,必將攻城略地,摧城拔寨。獨立產品在這種情況下要瞧準機會,完成巨頭不能完成的內容。當年iPod之於索尼,又何嘗不是這樣呢?
本文為“中信建投-不經意的風險-預期的兩極切換”的節選。
近期“牛市論”甚囂塵上,主要有幾種論調:(1)A 股市場與經濟毫無關系;(2)經濟增速下降,不妨礙牛市啟動;(3)無風險利率下降帶來牛市;(4)改革帶來牛市;(5)海外資金流入,帶來牛市;(6)反腐帶來牛市;等等。
……
中國的牛市100%出現在經濟擴張期
歷史上五次庫存周期的上行,上證指數平均上漲100.818%,上漲的概率是100%;五次庫存周期的下行,上證指數平均下跌24.3%,下跌的概率是80%。漲幅超過20%均出現在經濟上行,而下跌超過20%,均發生在經濟下行。1991 年以來的6 輪牛市,除極個別年份盈利增速不佳外,其余牛市年份盈利增速相對是改善的,甚至高增長。縱觀歷次熊市:(1)出現在牛市之後;(2)雖然盈利開始尚可,但進入滯脹期;(3)經濟衰退。
如果A 股市場不足以說明經濟周期的重要意義,那麽我們可以看道瓊斯指數百年史。首先是對美國經濟周期的劃分,來自於NBER。
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NBER)成立於1920 年,總部設在馬薩諸州的波士頓市,是美國影響廣泛的私立非贏利學術研究組織。經濟周期決策委員會對經濟拐點的判斷具有重要的影響,其從1929 年開始對經濟周期的“高峰”和“低谷”進行判定,對拐點的判定一直以來是經濟研究和投資決策的重要依據。
為反映諸多經濟變量協同變動特征,分析人員首先調查一系列經濟活動時間序列數據(如制造與貿易銷售額、非農就業人數、工業產值等)“高峰”和“低谷”,然後對其進行匯總(Cluster),並使用合成指數和擴散指數為代表的景氣指數方法,最終得到總體經濟周期拐點的判斷(Haldun,2001)。
我們列舉了NBER 公布的自1854 年以來的歷次擴張與衰退並計算每次擴張-衰退期道瓊斯工業指數的漲跌幅(由於指數先於經濟周期見頂及見底,最大漲跌幅可能會比計算值更大一些)。從計算結果看:
(1)擴張期:1900 年以來美國經歷23 次擴張期,道瓊斯指數平均漲幅57%,且只有一次下跌(1945-1948),上漲概率96%;
(2)衰退期:1900 年以來美國經歷22 次衰退,道瓊斯指數平均下跌7.7%,共11 次下跌,下跌概率50%;
(3)牛市:小牛市(上漲20~50%),共11 次,其中10 次在擴張期,1 次在衰退期(1926-1927);大牛市(上漲50%以上),共7 次,均出現在擴張期。擴張期牛市概率約78%、衰退期牛市概率約5%;
(4)熊市:下跌20%以上,共6 次,均出現在經濟衰退期,熊市概率約30%。
所以,從道瓊斯指數百年歷史看,牛市幾乎都出現在經濟擴張期,熊市都出現在經濟衰退期、即便衰退期出現小牛市,也是出現在長期經濟擴張及長期牛市中的短期經濟衰退小插曲、且經濟衰退並不顯著。
……
經濟下滑VS 牛市:如果盈利不增長,如何提高估值?而要提高盈利,靠什麽?減稅、降工資、放緩折舊?
“新常態”確立過程是經濟下滑過程,市場面臨調整風險:(1)二次中樞下移期間,日經225 指數最大跌幅超30%, 1974-1975 年開始,“新常態”下日本股市經歷長達7-8 年的慢牛,日經225 指數期間最大漲幅高達120%,新興產業長期跑贏傳統領域;(2)1995 年開始至1998 年,韓國經歷了由亞洲金融危機引發的二次中樞下移,韓國綜合指數自1994 年底至1998 年三季度,下跌幅度高達70%!1999 年至2000 年複蘇期間,韓國綜合指數上漲230%,2003 年至2007 年,韓國經濟增長保持平穩,基本圍繞5%小幅波動,但韓國綜合指數上漲幅度高達260%;(3)在兩次增長中樞下移過程中,第一次為1979-1982 年,臺灣加權指數下跌超過30%;第二次中樞下移期間即2000-2001 年,臺灣加權指數下跌超過60%,當然,兩次中樞下移,都遭遇較強的外部沖擊。
經濟下滑、市場牛市的另一個猜測則是,在經濟下滑過程中,改革順利進行,企業盈利提升,加上無風險利率下降,雙重提升估值。我們看看經濟下滑是否能提升盈利:(1)經濟下滑,主要指的是GDP 或增加值增速下滑;(2)增加值主要由四個部分構成,企業盈利、工資、折舊以及稅收;(3)在增加值不變前提下,要提升盈利增速,一是降工資(顯然不可能,除非經濟衰退或蕭條,人力成本過程不可逆),二是政府減稅(有可能,但可能性多大?幅度多大?房地產再次放松表明財政困頓,減稅將以擴大財政赤字為代價),三是減緩折舊(當前重點是加速折舊,緩解產能過剩壓力,所以,折舊項對盈利是負項);(4)降低生產過程投入成本(在總產出不變前提下,提升增加值總量),即提升生產效率,表現為經濟擴張而不是經濟下滑;(5)所以,經濟下滑過程中,硬要提升盈利增速,幾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務!
那麽問題來了,現在我國經濟處在什麽情況?大家好好想想
……
無風險利率下降能不能帶來“牛市”?
我們的答案是否定的:(1)從DDM 模型來看,影響估值的彈性因素是盈利及風險偏好,而非單純無風險利率;(2)無風險利率下降,更多的是衰退型,更多的是伴隨市場的調整;(3)本輪反彈與無風險利率下行沒有直接關系,反而是風險偏好下降、經濟預期好轉;(4)A 股歷史沒有出現過“無風險利率下降、市場走牛”這一奇跡般組合;(5)1950 年以來,道瓊斯指數走牛,基本是由於經濟擴張、而非無風險利率下降;(6)無風險利率下降、市場反彈的組合,只會發生在經濟衰退末期、複蘇前期,股債雙牛。
美國:無風險利率無法帶來牛市
無風險利率下降是最近解釋市場最時髦的觀點。所謂無風險利率,指的是某種沒有任何風險投資所能獲取的收益率,在現實世界中,我們難以找到這樣一種完美的無風險利率,因此,無風險利率也僅僅是存在於理論上,在實際操作中,尋找某種或某些低風險、市場化程度高、流動性好的資產作為無風險資產,例如,成熟經濟體中,通常采用短期國庫券的利率(如美國)或者國債回購利率(英國)替代無風險利率,國際金融市場上通常采用倫敦同業拆借率(LIBOR)作為無風險利率。
無風險利率下降能不能帶來牛市?1953 年以來,無風險利率下降、市場反彈組合有:
(1)1970.6~1971.4,道瓊斯指數反彈34%,可以算是“牛市”,但處於經濟複蘇-擴展期;
(2)1974.12~1976.12,道瓊斯指數反彈62%,“牛市”,但處於經濟複蘇-擴展期;
(3)1982.3~1982.9,道瓊斯指數反彈9%,位於經濟衰退期,但僅僅是反彈,非“牛市”;
(4)其他“利率下降-市場反彈”組合,均位於經濟擴張期。
可見,自上世紀50 年代以來,美國市場並沒有出現過非擴張期的無風險利率下降市場走牛的案例。那種認為“無風險利率下降帶來牛市”想當然而已。
如果僅僅是“反彈”,市場可能受諸多因素影響,無風險利率也僅僅是很小的、甚至無關緊要的一環。如果中國進入長期的無風險利率下行,市場“長牛”、“慢牛”,那將是一個大奇跡!
2012年2月,一些對沖基金交易員註意到一只特殊的指數——CDX IG 9似乎被低估了,這只指數由125家公司的CDS編制而成,但是相對一家一家的購買125家公司的CDS而言,這只指數明顯更便宜。
於是交易員們以為找到了一個難得一見而且穩賺不賠的套利機會:買入便宜的指數,賣出昂貴的單一公司的CDS。隨著更多的投資者發現了這個寶藏一齊湧入,二者之間的差價會逐漸收斂,直到恢複到公允價值,在這之前交易員可以快速平倉獲利。
這樣的機會通常是轉瞬即逝的,但是奇怪的是,2月過去了,3月過去了,連4月都來了這個差價依然存在。
想要知道這件事情有多異常嗎?下圖就是IG9的10年期合約詭異的偏斜度情況,不但沒有收斂,反而一直居於高位:
這讓對沖基金們氣壞了。
於是交易員們開始詢問自己的對手方到底是誰,結果好像都是同一個人。於是他們給這個神秘的對手方起了個名字——倫敦鯨。交易員們不斷買入指數,倫敦鯨不斷賣出,原本坐收豐厚利潤的機會遲遲沒有發生,對沖基金們眼睜睜地看著市場處於不正常狀態,但自己還一直在虧錢。
於是對沖基金開始懷疑有人在操縱市場,這背後很可能是摩根大通的倫敦首席投資辦公室(CIO)。然而他們卻投訴無門,因為這是場外市場(OTC),不受監管。
於是吃了啞巴虧的對沖基金開始向記者抱怨。4月開始,關於倫敦鯨的報道鋪天蓋地。
後來大家發現,倫敦鯨原來是Bruno Iksil。他的老板Ina Drew對他的倉位也心知肚明,後來他們發現自己只有一個選擇,要麽保持倉位並且不斷加倉,要麽一敗塗地。
他們可以持有CDX IG 9到期,如果這125家公司中沒有那麽多公司破產,摩根大通就能賺錢,如果破產數量比較多,整個銀行都會為此陪葬。或者是,他們還可以選擇帶著60億美元的損失灰溜溜的回家。
總而言之,如果賭註下錯就要冒公司破產的風險的話,除了吞下苦果他們還能做什麽呢?摩根大通又不能印錢。所以故事的結局就是摩根大通承擔巨虧,對沖基金交易員們如願以償。
(華爾街見聞曾對倫敦鯨的覆滅做過詳細的解讀,請點擊這里)
在美國,還有一股力量也在擾動市場,卻得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
在2008年末,美國國債價格瘋了似的上漲。十年期國債利率跌到了2.1%,在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候,美國國債明顯被高估了。
上世紀90年代末,美國債務還不是那麽多(債務與GDP的比率在下滑),十年期國債收益率在5%到7%之間,20世紀初經濟較疲軟的時候收益率在4%到5%之間。所以在美聯儲債務大爆炸的時候,對沖基金認為十年期國債收益率會走到7%,最低也得超過5%。所以那些“聰明”的交易員做空美債,等待收益率上漲。
結果…
然後交易員們又開始到處找原因,這個世界到底怎麽了?為什麽十年期國債利率最高只有4%?為什麽收益率還越來越低?為什麽走不到5%-7%的基本面呢?
這次的罪魁禍首是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下圖顯示的是美聯儲資產負債表的規模不斷膨脹: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伯南克和倫敦鯨非常像,我們不妨叫他超級華盛頓鯨。
他啟動了QE並開始購買美債,市場認為,是他推動了美債價格遠遠高於公允價格。而且伯南克還不停的買買買,讓那些擁有大量空倉的對沖基金們血流成河。
他們認為,倫敦鯨Bruno Iksil之所以停止做空,是他的老板不願意拿公司和破產的風險做賭註。而考慮到金融穩定性,伯南克也應該停止做空的舉措,避免拿國家的破產做賭註。但伯南克並沒有這麽做,因為他頭上沒有一個CEO,而且他還能影響FOMC。
所以對沖基金們也將這只華盛頓鯨推到了聚光燈下,指望美國的老大能像摩根大通的CEO一樣讓他停止擴大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
但是這種類比其實忽略了一個關鍵點:CDX IG 9 的基本價值非常明確,倫敦鯨做的操作並不會影響這一價值,他可以下註,驅動價格變化,卻不能夠改變基本面。
但是華盛頓鯨卻不一樣。
在經濟健康的時候,十年期國債確實有比較好的基本面,十年期國債收益率由聯邦基金利率的預期加上風險溢價。但當經濟不好的時候,市場更青睞短期流動性的時候,工資通脹減弱的時候,美聯儲就不是摩根大通了,也不是任何一家需要擔心展期風險的高杠桿金融機構,其需要做的就是,1,印錢,讓利率保持在零附近,2,投資付息債券,直到投資者持有到期,3,賺錢!
美聯儲量化寬松的力度越大,資產負債表膨脹的越多,美聯儲從其投資組合中賺的也就越多,因為只要經濟依然不景氣,美聯儲就沒有任何風險。
所以你看,美聯儲並不是摩根大通,美聯儲可以印錢。
但是對沖基金會問,如果經濟回暖了呢?如果通脹走高了呢?美聯儲就不怕嗎?
其實與此相反,促進就業、穩定價格、長期利率適中這正是美聯儲的目的所在。
也有人會說對沖基金業不是也出現過索羅斯嗎?當年索羅斯狙擊英鎊一戰成名,並從英國央行手中賺到了20億美元。但那是英國人自己選擇退出了戰場,他們不願意拿經濟陷入更深的衰退以及普遍失業來保衛英鎊。
所以說,投資者的生錢之道就是,不要輕易跟央行作對,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不要做空擁有國際儲備貨幣的主權國發行的債券,要不然就會陷入令人聞風喪膽的寡婦交易。
本文大部分來自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經濟學家J. Bradford DeLong的文章,華爾街見聞綜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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