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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籲建綜合農民合作體系 成立國家“農政部”

“僅僅靠有效的農業經營模式，並不能保證農戶的利益。”29日下午，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副教授仝誌輝表示，在“公司+農戶”“公司+合作社”模式中，大量存在小農戶利益被忽視乃至被剝奪的情況。而在更為普遍的大農戶和小農戶的關系中，也存在利益不均衡的情況。

仝誌輝認為，解決中國“三農”問題需要走出一條農民合作的新路。

當日下午，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在京聯合發布《農民合作新路：構建“三位一體”綜合合作體系》等四部研究成果。

《農民合作新路：構建“三位一體”合作體系》還建議，設立中共中央農村工作委員會，統一規劃和指導綜合合作體系創建和發展;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政部，並具體執行對綜合合作體系的扶持政策。

仝誌輝介紹，目前的農業經營主體已經多元化，包括主要從事農業生產和城市務工的兼業小農戶、專業從事農業生產或農業經營的專業農戶(這其中有家庭農場、農機農技供銷服務的專業農戶)、農民專業合作社、有外來資本參與或主導的農業企業等。

他介紹，每一種農業經營主體，其實對應著不同的農業經營模式，兼業小農戶和專業農戶被認為是家庭經營，但是專業農戶中的一些是專門提供農技、技術、購銷的農戶，也有很多是土地面積超過100畝以上的家庭農場，有些家庭農場已經很大程度上依靠雇工，土地面積大、有雇工的家庭農場已經純粹是為利潤而生產。

這些專業農戶、家庭農場主很多並不完全是本地農民，而是有越來越多的外地農民和市民加入其中。農民專業合作社被認為是合作經營，合作經營模式包括勞動合作、土地股份合作、資金合作、購銷合作等多種形式。農業企業主要是資本投資形成，但是也和專業合作社、農戶之間發展“公司+農戶”“公司+合作社”模式。

調研發現，“依靠多樣化的農業經營主體和農業經營模式，並不足以同時實現農業現代化和農民增收的雙重目標。”目前，以大戶為主導的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發展出來的農民專業合作社，成了當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主要形式。“聯合後利從何來?利潤很重要一部分來自盤剝小農的利益。”

仝誌輝調研發現，這樣的盤剝有三個層次：其一是合作社內部大農對小農的盤剝，其二是合作社對社外小農的盤剝，其三是大合作社對小合作社的盤剝。大農聯合小農組建合作社的最初目的是獲取國家財政扶持資金和相關優惠政策，自然不會真正完善合作社內部的民主管理和合作制度。因為若實現民主控制，則組織的剩余控制權與剩余收益權將在大農和小農之間平均分配，這顯然是不符合大農利益的。

“如此，小農無法分享合作收益，其對交易成本的節約也只會止於社員的購銷需求的匯集。在這樣的合作社里，執行的是‘大農吃小農’的邏輯。”仝誌輝說。

《農民合作新路：構建“三位一體”合作體系》介紹，資本和部門下鄉發展起來的合作社，從宏觀層面來講，必將優先選擇農業產業化鏈條中利潤相對豐厚的環節，擠壓農民自發合作的利益空間，惡化以農民為主體的合作社的發展環境。

仝誌輝舉例說，2007年，全國豬肉價格大幅度上漲之後，國家對養殖業制定了相當優惠的財政、稅收扶持政策。由於小規模家庭養殖模式的市場效應不明顯，地方政府紛紛引入資本的實力，在全國各地興建了一批新的數量多、規模大的養殖場。

由於市場需求總額的相對穩定，新的養殖場的興建必然加劇全國市場上養殖業的內部競爭，資本和部門利益結合形成的市場合力自然要遠遠強於弱勢的分散小農，家庭養殖業的發展形勢必然會隨之進一步惡化。

“根據我們的調查，近些年，全國各地農村分散的、小規模的家庭養殖業幾乎都已經趨於破產，養殖業基本上已經被資本所控制。”仝誌輝說，以此為鑒，如果給資本以下鄉的機會，經濟作物和有利可圖的部分大宗糧食作物的經營權都有可能掌握在資本手中，這必將損害農民的利益，實際上等於不斷地將農民從農業經營的各個領域驅趕出去，一步步侵蝕農民分享農業收益的能力和權利。

仝誌輝建議，在財政支持方面，努力構建普惠的財政支持體制，讓盡可能多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和小農受益，減小因合作社而導致的農民分化。政策支持方面，加大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社長的培訓和農戶的合作化教育，提高他們的合作意識並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讓他們在制度安排和治理結構設計上進行探索，看是否可以突破“大農吃小農”的邏輯鎖定，真正使農民專業合作社成為各方利益緊密聯結的合作性組織。

仝誌輝認為，推動“三位一體”的農民綜合合作才能真正“去部門”“化資本”。他解釋說，這一“三位一體”農民綜合合作，指的是以綜合性農民合作組織為基本構成單位，通過橫向聯合和縱向整合，形成的將農業全產業鏈利潤留給農戶，實現農戶家庭經營可持續發展的合作組織體系。

《農民合作新路：構建“三位一體”合作體系》建議，設立中共中央農村工作委員會，統一規劃和指導綜合合作體系創建和發展;考慮重組中農辦、農業部、林業局、科技部、水利部、商務部、國土資源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供銷總社等部門的涉農行政職能，設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政部”，在省、市、縣設立農政廳、農政局。原農業部整體改組進入農政部。縣以下原則上不必再設立獨立農政機關，可由農政機關委托基層農協代行有關職能。

“設立農政部，對於建立綜合性農民合作體系具有如下兩點意義。”仝誌輝認為，第一，消除涉農部門之間的摩擦;第二，抑制涉農部門的營利性。此外，仝誌輝還建議金融主管機構和監管部門允許試點縣和鄉鎮在農民合作組織內部開展規範的合作金融業務。要將其作為服務社員、增強內生實力的重要內容。對其業務開展進行人才培訓和業務指導。

專家認為我國應盡快建立農戶家庭經營可持續發展的合作組織體系。攝影/章軻

“母系管理”體系下的企業：二代交接班也許更容易

新光集團總裁、浙江新光飾品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虞江波回憶起五年前母親找自己談話：“周董當時讓我負責公司的一塊兒業務。去年，（我）負責整個集團這一塊，又跟我有兩次深談，就是說時機差不多了，該‘上’了。”虞江波口中的周董是自己的母親——新光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周曉光，後者日前剛被推舉為上海浙江商會女企業家聯誼會會長。

說起新光也許人們有些陌生，但其運作的義務小商品商城卻是大名鼎鼎。1985年周曉光夫婦結束顛沛流離的生活，定居義烏，從事小商品經營，1995年創辦新光公司，後又組建新光集團，經過20余年的發展壯大，新光企業已經成為橫跨飾品、地產、金融的多元化企業。

而在經過數十年發展後，新光如今也面臨二代接班。這對母子日前參加上海市浙江商會舉辦的財智女性高峰論壇時談及企業家與下一代子女的交接問題。“那時候是因為剛剛借殼上市，我父親之前是總裁，他要去上市公司擔任總裁，需要我擔起原有的集團這塊的總裁職務。其實我們感覺是水到渠成，我們之間沒有太多很刻意說什麽儀式，就是水到渠成，就應該‘上’了，負起責任。”虞江波回憶道。

如今兒子“上崗”已有一段時間，當被問及是否預備“放權”時，周曉光表示：“目前公司的重大決策最終肯定是我拍板、說了算。”而這種拍板也讓她成為最終的責任承擔者。不過，周曉光也強調，由於現在是上市公司，所以又成立一個戰略投資委員會，聘請了很多專家做專業的分析，在做投資決策時，委員會發揮的作用更大一些。

新光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周曉光

而虞江波則透露：“其實我們一直會協商、共同決策。因為我們有家族委員會，我們設定的時候周董她只有一次一票否決權，不能亂用的。但在企業里不一樣，因為股權跟責權要對等，而且的確老一代的企業家對商業的嗅覺或者判斷會更有經驗。這方面我們會更多地尊重母親的決定。”

不過，據虞江波稱，在新光旗下所有的新產業中，基本以他為主導。“傳統產業，包括地產、金融，基本是周董、虞總，父母決策為主。我們很好地彌補相互之間缺失的一些東西，而且現在實體要跟互聯網結合。剛好這些年的實踐我們也是都在做這一塊。本身整個集團的方向就是做產業互聯網，產業跟互聯網如何融合。我覺得我們是很好的一個結合體。”

而另一個“二代”，豐收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董事、總裁鄭孟午在談及如何與母親豐收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吳雲共同工作時則說：“我其實采取的是更狡猾的一個手法。據鄭孟午透露，很多事情如果是兩方各執己見，是解決不了問題的。“那我如何爭取更多的機會和她對我的同意？是通過比較容易在短期內實現業績的例子，我先行，結果導向，這件事情我做給您看，您看在半年之內奏效嗎？接下來我就會爭取更多的信任權。所以我這個總經理的權，是一步一步這樣過來的。”

虞江波說，之前跟一個海外的教授溝通，這位教授提到在母系管理體系下的企業，交接班更容易。往往父親不懂得跟子女如何溝通，母親因為包容，所以她會更容易接受孩子的一些新的想法。所以在這個過程中，成功的概率更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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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監管體系怎麽改？招商局原董事長建議參考英國模式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之後，各國都在重新評估過往基於微觀審慎的金融監管體系，並提出了改革方案。中國進一步改革金融監管體系的內容也被納入“十三五”規劃綱要。

7月14日，香港金融發展局成員、招商局集團原董事長秦曉在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做題為《重構金融監管體系：理念、功能和模式選擇》的報告，反思中國現行金融監管體系的局限，分享金融監管改革的國際經驗，並建議中國采取“央行+行為監管局”的英國模式進行金融監管體系改革。

“中國金融監管體系的改革會在今年年底以前，應該會出方案了。”秦曉在報告現場說。

現行金融監管體系五大局限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步形成了“ 一行三會的分業式的機構導向的金融管理體系”，在維護金融秩序穩定，促進金融監管的專業化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但是隨著資本市場和金融行業的快速發展，“一行三會”監管體系問題開始凸顯。

秦曉表示，首先目前的金融監管體系難以防範系統性風險，不利於維護金融穩定。第二是監管協調的難度大，監管成本增加，監管效率下降。具體來說，可以概括為監管競爭、協調困難、信息分割、監管空白和監管套利五個方面。

秦曉舉例說，監管部門之間的競爭在我國的債券發行市場體現得尤為明顯。當前我國的債券市場存在著發改委、財政部、證監會和人民銀行(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四個監管機構，各自負責審批不同類型的債券發行。2015年初，為了鼓勵交易所債券市場的發展，證監會降低了對公司債發行的要求，公司債發行量不斷創下歷史新高。隨後發改委與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相繼降低企業債和超短期融資債的發行要求，而債券發行的監管競爭從整體上加大了金融市場的信用風險。

分業監管中協調困難的問題也日益凸顯。秦曉表示，分業監管部門的監管理念、目標、方式和執行均存在差異，平行的“三會”之間的競爭使得監管協調變得困難。秦曉認為，雖然國務院於2013年建立了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但這個聯席會議制度不改變現行金融監管體制，不替代、不削弱有關部門現行職責分工，不替代國務院決策，重大事項按程序報國務院，因而無法從制度上改變協調難的問題。

分業監管體系也造成了金融統計信息的分割。秦曉表示，各監管部門的數據來源僅限於所轄的行業，基於不完全信息，監管決策可能對經濟體帶來極大地傷害，去年股災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股市存在泡沫，如果信息充分，決策會讓它軟著陸，但是簡單處理就會造成硬著陸。”秦曉說。

在監管空白方面，秦曉認為，當前我國在金融控股公司監管、投資者(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影子銀行業務、創新金融業務和互聯網金融等方面仍然存在著大量的監管空白。比如，影子銀行體系的監管空白，掩蓋了整個銀行體系不良率的真實情況。

國際上有何經驗?

面對現行金融監管體系的缺陷，對其改革已經被提上日程。事實上，金融風暴以後，全球主要發達經濟體都對原有金融監管框架進行了程度不一的修補和改革。

秦曉表示，金融危機以後，各國都將宏觀審慎監管擺在了極其突出的位置上，以填補微觀審慎監管和宏觀經濟政策之間的空白。美國設立了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進行頂層協調，英國徹底重構了金融監管體系，他們兩次重構，重點加強了對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和金融控股公司的監管。還有澳大利亞搞出來的“雙峰監管”，將金融機構的行為監管獨立出來，形成審慎監管和行為監管分離的“雙峰”監管。同時，危機之後，國際上還提出功能監管和行為監管。

那麽，中國在考慮改革的時候金融監管模式怎麽去選擇?“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金融監管框架的改革目標有三：一是加強宏觀審慎監管;二是強化綜合監管和功能監管;三是建立切實保護金融消費者合法權益的行為監管框架。

基於這三個目標，秦曉認為，可以首先排除單一超級央行模式。央行的主要職責是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賦予央行全部的金融監管職能可能會與貨幣政策目標(物價穩定)相沖突。這種模式的另一個缺陷是，必然造就一個權力巨大的超級央行，實際上回到了改革開放前的大一統模式。

秦曉表示，我們也可以基本排除金融協調委員會+“一行三會”模式。設立一個更高層級的協調委員會不能解決目前存在的問題，原因就在於這個“疊床架屋”的協調委員會難以成為常設的決策機構，至多是有事議一議，沒事一切照舊而已。至於“一行一會”模式，它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綜合監管和功能監管的要求，缺點是沒有體現行為監管的相對獨立;“一行兩會”符合宏觀審慎的要求，但仍具有分業監管的特征，既不能滿足綜合監管和功能監管的要求，也無法實現行為監管的獨立。

他提出，較為合理的改革方案是參考英國模式的“央行+行為監管局”或者參考澳大利亞模式的“一行雙峰”(央行+審慎監管委員會+行為監管局)架構，將三會的審慎管理並入央行，同時成立行為監管，合並以後央行下設金融政策委員會和審慎管理局，審慎管理局負責宏觀審慎，也包括微觀審慎。央行還負責提供金融基礎設施監管，和金融業的綜合統計。行為監管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獨立的，和央行獨立。

在具體實施層面，秦曉認為，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新的金融監管框架改革既不應墨守成規，也不應過於激進照抄別國模式，可能是一個分步走的漸進過程。改革的第一步，可以考慮以“一行兩會”或設立“金融協調委員會”為起點，將重點放在加強監管協調和構建宏觀審慎監管體系之上，將具有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監管移交央行。第二步，在完善宏觀審慎管理的基礎上，實現功能監管，強化行為監管，最終形成類似於“央行+行為監管局”的模式。

高校評價體系變革在即爭議“雙一流”

教育部稱，中央對新時期高等教育重點建設做出新部署，將“985工程”“211工程”統一納入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視覺中國/圖）

“2016年全國兩會上，教育界別對雙一流爭議很大，地方院校特別擔心被淘汰，他們認為不是公平競爭。”

“地方院校和中西部高校能否入選一流大學的基礎是是否具有一流學科，而是否具有一流學科取決於大學自身的學科建設和人才梯隊培養。一些高校不是因為雙一流才發展不起來，而是自身學科建設實力不足。”

2016年6月23日，教育部等部委聯合宣布失效一批規範性文件，其中包括兩個985工程文件和4個211工程文件，立即被外界解讀為985、211兩大工程將被廢除。

6月28日，教育部回應稱，中央對新時期高等教育重點建設做出新部署，將“985工程”“211工程”“優勢學科創新平臺”“特色重點學科建設”等重點建設項目，“統一納入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

“雙一流”建設一經披露，立刻引發截然不同的兩種論調。支持者認為，雙一流會改變高等教育的遊戲規則，“一些不知名的大學可能憑借一兩個優勢學科迅速崛起，一些原本的985、211高校可能被排除在雙一流之外。”

全國人大代表、鄭州工商學院董事長李光宇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河南省高考考生人數常年位居全國前列，但全省沒有985大學，211大學也僅有一所，“不管是學生、家長還是教育工作者，不管是公辦高校還是民辦高校，不管以前有什麽分歧，但在這件事兒上，大家的意見空前一致：這次我們河南高等教育的機會可能真的要來了。”

質疑者的擔憂和支持者的喜悅來得同樣激烈。一位不願具名的全國政協委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2016年全國政協會議上，教育界別對雙一流的爭議很大，“一些地方院校擔心雙一流會造成新一輪的不公平競爭”。

“時機剛好成熟了”

“雙一流”之所以引發巨大關註度，主要是國家對兩個985工程文件和4個211工程文件“宣布失效”四個字。

南方周末記者梳理教育部網站公告公示信息發現，對規範性文件的處理，教育部有廢止和宣布失效兩種提法。例如2011年2月24日，教育部曾廢止和宣布失效386份規範性文件。

至於廢止與宣布失效的區別，國務院法制辦協調司曾專門做過解釋，廢止就是已經被明確代替的，與上位法是相互抵觸的，必須予以廢止，帶有明令的性質，“而出現適用期已過、調整對象已經消失等情況的規範性文件應該宣布失效。”教育部網站在宣布文件失效時也曾同時說明，已失效的規範性文件不再作為行政管理的依據。

針對外界關於“將要廢除985和211”的質疑，教育部在回應時透露了“雙一流”建設將在年內啟動，“目前，教育部等正研究制定實施辦法和配套政策，擬於今年啟動新一輪建設。”

事實上，有關“雙一流”建設的想法早就在教育界流傳。一位中部省份教育廳副廳級退休幹部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學術界關於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和世界一流學科的提法很早就出現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國內出現過一次高校校長、書記集體表態潮，“有些排名在國內前十的校長和書記，表態要用十五到二十年，或者最多三十年時間，把自己的高校建成世界一流大學。表態潮最盛時，一度有一家西北省會城市的民辦高校校長計劃用一二十年把學校建成中國的哈佛大學。”

“當時我就寫文章說他們過於樂觀，那個民辦高校校長的表態甚至很可笑。”上述退休教育幹部認為，從歐美教育強國的著名大學發展史來看，世界一流大學有其自身建設和發展的規律和周期，不是在有限的二三十年時間里就能建成。

不過，“雙一流”建設的想法一直在決策層醞釀之中。到了十三五規劃咨詢意見階段，教育界就已經得知，在國家教育現代化戰略規劃中，雙一流建設將取代已經存續三十多年的985、211工程。

從官方文件中，雙一流取代985、211也有跡可尋。媒體梳理教育部工作要點發現，從2007年至2013年，教育部每年都會在工作要點中提及985和211工程，但在過去兩年工作要點中，已經找不到相關描述。

直到一年前，中央關於要建設“雙一流”的構想正式提出。2015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15次會議審議通過《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方案》設計分2020、2030和本世紀中葉三個時間節點，最終目標是“到本世紀中葉，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的數量和實力進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強國”。

上述教育廳退休幹部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改革開放後，國家對高等教育領域的幹預措施歷經三次變化，從最初的重點大學建設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推出985、211兩大工程，再到2015年8月提出雙一流建設，“我們已經有了三十多年的高等教育發展基礎，到《方案》設計的本世紀中葉實現雙一流的目標，周期是足夠的。現在提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時機剛好成熟了。”

飽受詬病的985和211

多年來，對985和211兩大工程的質疑聲一直不絕於耳。

“985工程”始於1998年5月4日，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在慶祝北京大學建校100周年大會上宣布：“為了實現現代化，我國要有若幹所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一流大學。”次年，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985工程”正式啟動建設。

“211工程”則是於1995年11月經國務院批準後正式啟動，它的主旨是面向21世紀、重點建設100所左右的高等學校和一批重點學科的建設工程。

截至2011年3月底，全國共有39所“985工程”高校，112所“211工程”高校，所有的985高校都是211學校。

“985、211工程啟動的歷史背景是全國高校都面臨教育經費不足的問題。國家的初衷是希望通過這兩大工程吸引地方財政投入大學建設，爭取建設一批在國際上獲得認可的一流大學。”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但是無論從哪個排行榜看，中國能入選的大學就那麽幾所，我們並沒有實現兩大工程的規劃目標。”

兩大工程最為人詬病之處在於，其中摻雜了太多非學術因素。985和211工程高校形成一定規模後，既不再增加，也不再淘汰，形成了一個封閉的系統。同時其身份的固化，弱化了高等教育市場的競爭和學校的績效意識。

“211工程尤其明顯，從最初的幾十所到現在的一百多所，評了五次，實際上從剛開始評的時候很多大學就發現問題了，也公開提出過不公平、鐵飯碗的問題，但它就這麽評出來一百多所。”儲朝暉說。

全國人大代表、華中師範大學教授周洪宇告訴南方周末記者，211的問題在於，評選時需要照顧地區平衡，每個省份至少要評出一所211大學，造成211大學質量參差不齊，“一些落後地區的211大學和老牌強省的211大學相比根本不是一個量級的。”他說，受非學術因素影響，985工程最後幾個批次入選的學校和第一批此入選的學校綜合水平相差也很大。

對於高校來說，一旦入選985或者211，學校相當於有了名正言順的“身份”，在科研經費、招生就業、師資建設等方面獲得的政策支持，是非985和211學校根本無法比擬的。

在兩個工程實施前，原本相差無幾的兩個高校，如果一個入選，另一個落選，經過若幹年發展，兩者差距會愈發明顯。重慶大學新聞學院研究員曾潤喜舉例說，“比如湖南師範大學和湘潭大學，二者之前實力相當，均只有一個國家重點學科。1996年，湖南師範大學入選211工程，湘潭大學沒有入選。經過若幹年建設，湖南師範大學在2007年國家重點學科評選中，新入選5個，而湘潭大學只新入選了2個。”

公開資料顯示，2012年，211高校及省部共建高校獲得的財政科研經費，約為每個學校4億元，而其他本科高校平均的科研經費僅為一年3000萬元。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何兵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2005年，他所在的學校經第三批次評選入選211工程，“當年光科研經費就多了將近兩千萬，整個學校沸騰了，覺得進入了另一個俱樂部，跟別的學校不一樣了。”

全國人大代表、鄭州工商學院董事長李光宇直言，“高校一經入選985或者211，經費、科研、人才各方面的特權就滾滾而來。但是，大樹底下寸草不生，而且大樹也沒有長好，因為沒有競爭，沒有淘汰。慢慢地，985和211成了終身等級制。”

樂觀的期望

“雙一流”建設對985、211的反思在於，盲目追求規模不如集中力量建設優勢學科，要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必先要有世界一流學科。不過，《方案》只設定了發展目標，而實現目標所必須的發展規劃細則、學校與學科評價體系等關鍵因素目前均未出臺。

“教育部門一直在做一流大學、一流學科、一流人才的指標體系，目前仍在討論之中。”華中師範大學教授周洪宇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教育部兩大官方智庫國家教育發展研究中心和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在不同的場合對一流大學、一流學科的評價體系發表了不少研究成果，“這兩家的指標研究成果出入並不大，而且與民間的研究成果也很相近。此外，上海交通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也一直在做世界大學的排名。“

“一流大學更多的是社會認同，從專業的角度看目前沒有評價體系，相比之下，一流學科的可評價性更強一些。”儲朝暉說。

一流大學是以一流學科為依托的，“在世界排名前5%才能算一流學科，你有了若幹個一流學科的支撐，才能說是一流的大學。”周洪宇認為，至於一流大學，則需要世界上幾大排行榜都認可，包括美國《新聞周刊大學》排名、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英國QS排名等。

根據國外的學科評價體系，國內一些大學和研究機構事實上已經具備了一流學科的潛力，比如中國科技大學在量子通訊領域就是國際領先水平，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對引力波的研究也處在世界第一方陣。

“最勵誌的是寂寂無名的河北科技大學，因為有一個優秀的研究者（指韓春雨，他在國際頂級期刊《自然·生物技術》雜誌上發表了一項“諾貝爾獎級別”的實驗成果），在基因編輯技術方面的先進成果也獲得了國際學術界的認可。”周洪宇說。

照此邏輯，在雙一流的遊戲規則下，一些高校完全有可能憑借一兩個優勢學科迅速崛起，一些原來的985大學可能被排除在雙一流之外。周洪宇對此很有信心，“即便不看國際排名，只看教育部學位管理與研究生教育司對學科的排名，華中師範大學的政治學、文學、心理學等優勢學科比很多985高校的相同學科排名都高。”

民辦教育界同樣對雙一流持樂觀態度，他們期望雙一流打破只評學校不評學科的評價壁壘。2016年全國兩會，時任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回應代表建議時表示，雙一流應該包括民辦大學和職業高校，這讓全國人大代表、鄭州工商學院董事長李光宇大受鼓舞：“民辦院校一些應用性極強的學科也有希望進入雙一流，比如我們的寶石及材料工藝學，我自認為不比公立大學辦的差。”

“從國際範圍看，不談歐美那些著名的民辦大學，一些知名度不高的民辦大學也有世界一流的學科。”李光宇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得益於校企合作的優勢，韓國現代集團創辦的蔚山大學的海洋、船舶相關專業學科，都已經建設成世界一流水平。

“雙一流”是否符合教育規律？

教育界也有人對雙一流不那麽看好，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何兵就是其中之一。

何兵每次到清華大學講課時，都會講同樣一些話：我們現在的高等教育規劃像一座大山，山頂是985，下面是211、一本、二本、三本，孩子剛要進入高等教育階段，你就擺一座山在這，孩子們就要往上爬，孩子和家長都被綁架了。

“高等教育發展的思路應該是把這座山削平了，把985、211和一本二本三本都取消，應該是扶弱，而不是再助強。”每次何兵講到這里時，臺下的大學生都掌聲如潮，“因為所有人都對這件事深惡痛絕。”

然而，無論是985、211還是雙一流，在何兵看來，結果都會把高校分為國家重點扶持和非重點扶持兩種身份，仍然沒有改變“助強”的本質，“從某種程度講，雙一流更看重學科是一種進步，但它是否符合教育規律完全是另一碼事，它不是在松綁。”

何兵覺得，國家和地方已經不再適合給北大、清華等頂尖高校太多的扶持政策，而應該把教育資金投入中西部地區的高校，“一個比較理想的狀態是每個省都有幾所優質大學，而不是發達地區和中西部地區之間高校的差距越拉越大，像河南這樣每年高考考生人數都是全國第一，但本省沒有985大學，211也只有一所。”

一些中西部高校同樣有這樣的擔憂。一位不願具名的全國政協委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2016年全國兩會上，我所在的教育界別一組對雙一流爭議很大，地方院校特別擔心被淘汰，他們認為不是公平競爭。”

安徽大學原黨委書記黃德寬也在今年兩會上公開表示，“雙一流怎麽建，地方高校和中西部高校都特別關註。（我們）既希望能抓住機遇，提高學校辦學水平，又因為處於劣勢地位，怕進一步拉大差距。我們感到很糾結，壓力很大。”

周洪宇並不認可這種擔憂。他覺得，“地方院校和中西部高校能否入選一流大學的基礎是是否具有一流學科，而是否具有一流學科取決於大學自身的學科建設和人才梯隊培養。一些高校不是因為雙一流才發展不起來，而是自身學科建設實力不足。”

重慶大學新聞學院研究院研究員曾潤喜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雙一流實際上是新一輪的高等教育工程，但高等教育不是搞一個工程就可以進步的，高等教育發展所遵循的是它自身發展的規律。

“如果雙一流不是給高等教育院校更多辦學自主權，尊重大學根據高等教育規律和自身發展情況靈活、自主制定學科規劃，那等待它的結局將會是再次被廢除，掃進歷史的故紙堆。”曾潤喜說。

秦曉談金融監管體系改革：“凡是用公眾的錢就要監管”

資料圖：秦曉（東方IC/圖）

7月14日上午，香港金融發展局（FSDC）委員、清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兼職教授秦曉在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智庫報告廳發表了題為“重構金融監管體系：理念、功能和模式選擇”的演講。

曾任中信集團總經理、招商集團董事長及招商銀行、中信銀行董事長的秦曉，被主持人張思平稱為“既懂企業微觀運作，又懂宏觀經濟，既了解中國的經濟也了解全球的經濟”的複合型企業家和經濟學家。他在演講中分析了中國原有金融監管體系的不足，並提出了新型監管體系應遵循的理念原則及具體的金融監管改革政策建議。

現行金融監管體系：一行三會+機構導向+分業管理

秦曉在演講中提出金融監管體系存在的理由：一是金融機構涉及吸收公眾資本，“凡是用公眾的錢就要監管”；二是金融體系運作過程中存在系統性風險，金融監管的功能就是“防範系統性風險”。

在這一金融監管體系功能分析的前提下，秦曉以一系列的“關鍵詞”展開了他對金融監管改革的思考與建議：在2008年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風暴之後，全球多個國家對傳統的金融監管理念進行了反思，並圍繞著諸如“宏觀審慎”這樣的新監管理念展開了一系列監管體系改革與調整。

在這一國際金融體系變革的背景下，中國的金融監管體系改革既面臨著全球性的監管理念更新與調整，也有著本國國情下所面臨的特殊問題與挑戰。他同時指出，在此前制訂的《十三五規劃綱要》中，對未來的改革方向與目標做出了“非常到位的描述”，那就是加強“宏觀審慎管理”，建立“功能監管”與“行為監管”並重的新型監管體系。

在回顧當前金融監管體系的建立過程時，秦曉指出，這一自改革開放以來逐步形成，並在亞洲金融風暴以後形成政策體系框架的金融監管體系，在過去多年發展中，對維護金融秩序穩定、促進金融監管專業化做出了積極貢獻，並培養了一大批專業性金融監管人才。

但隨著利率市場化等一系列金融市場基礎制度改革的推進，近兩年來金融行業已經形成了某種業態的混合經營——如金融控股集團和大資管市場的出現，雖然還不能叫全面的混業經營，但實質上的跨行業“混合經營”模式已經出現。

在這一市場發展趨勢下，前期以機構監管為導向，“一行三會”管理架構下的分業監管模式，面臨著諸多新的挑戰，難以防範跨行業“交叉感染”式的系統性金融風險，不利於維護金融穩定——而這本是金融監管機構的初衷與目標。

秦曉將新型“混合經營”業態下，“一行三會”等監管機構所面臨的挑戰歸納為五條：一是監管競爭；二是信息分割；三是協調困難；四是監管空白；五是監管套利，並分別結合實際案例分析了相應“監管困境”的表現及原因。

在監管競爭方面，秦曉強調中國監管機構同時具有市場監管和行業主管的雙重功能，使得監管機構有動力把所監管的行業“搞大搞強”，與防範風險的監管職能形成“目標沖突”。他在債券市場為例，指出財政部、證監會、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和發改委分別審批政府債、公司債、金融債及票據以及企業債，最終形成四家主管部門“競相降低發債門檻”，導致債券發行量從去年6月開始飆升的現象，加大了金融市場的信用風險。

在監管協調方面，他以兼具保險、銀行和投資（非銀行金融）業務的平安集團為例，指出對類似的“金控集團”需要保監會、證監會和銀監會等多個部門協調監管，協調難度較大；而在信息分割和監管套利方面，秦曉以去年股災的“硬著陸”和基金子公司的“套利”式資產規模與數量劇增為例，指出監管部門在信息不完備和監管標準不統一的情況下，無法有效履行其監管職責。

在監管空白方面，秦曉除了指出當前包括互聯網金融、P2P在內的大量金融創新業務存在“監管空白”與“監管套利”並存的現象外，更強調指出體量龐大的影子銀行體系所面臨的“監管空白”，不但掩蓋了整個銀行體系不良率的真實情況，而且“可能誤導我們對金融體系系統性風險的研判”。

未來金融監管理念：宏觀審慎+功能監管+行為監管

在分析了現存金融監管體系所面對的諸多困境與挑戰後，秦曉以全球發達經濟體的監管改革為例，指出未來的全球金融監管改革的兩個主導方向：一是強化“宏觀審慎監管”；二是倡導“功能監管”和“行為監管”。

他從經濟學原理的角度，解釋了傳統的“微觀審慎監管”理念來自於對金融機構“獨立性”的假設——按照這一假設，某家金融機構的倒閉破產不會影響市場中其他金融機構的健康運行，因此也不至於引發系統性風險。

但秦曉以次貸危機中雷曼倒閉所引發的金融市場連鎖反應為例，指出傳統金融理論中認為單一金融機構只要資本充足率足夠，就不致於受到其他金融機構倒閉影響的“獨立性假設”是不成立的，而建立在這一假設基礎上的“微觀審慎監管”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金融行業的“行為和資產價格相關性”，從而導致了全球性金融危機的爆發。

在這一反思的基礎上，秦曉指出，宏觀審慎監管的引入，是針對現代金融體系中，金融系統內部、金融系統和實體經濟經濟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國際資本流動越來越頻繁的現實，“超越了微觀審慎所隱含的獨立性假設”。

也正因為如此，宏觀審慎監管相對於微觀審慎監管而言並非“替代關系”，而是一種“獨立互補”的全新監管維度。

與這一防範系統性風險的新“監管維度”相類似，“功能監管”則是針對混業經營形態下，機構經營形態的“混業化”而推出的監管“功能升級”：針對具體經營業務而非金融機構本身進行監管。

如果說“宏觀審慎監管”和“功能監管”主要體現了金融監管體系順應市場發展以“防範金融風險”這一監管目標的話；那麽“行為監管”則體現了監管體系的另一關鍵功能：投資（消費）者權益保護。

在其後的問答環節中，秦曉闡述了他對金融監管與金融創新兩者關系的理解，在他看來，作為政府和監管部門，首先需要管理和防範的是金融市場系統性風險，而對於金融創新的判斷與理解更多的應該更多的交給市場來決定。

而在金融創新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對投資（消費）者權益的侵害，他認為應該由獨立的行為監管機構來進行執法監管，體現出“防範系統性風險”和“消費者權益保護”不同的監管理念與監管維度。

與此同時，秦曉提出中國作為一個發展型經濟體，必然會經歷一個放松管制和金融自由化的過程，但在這一過程中同時也要註意“過度自由化”的問題：由於監管不配套或理論認識上的誤區所帶來的過度自由化，是上一輪亞洲金融風暴爆發的重要原因之一。

秦曉認為在這一輪金融監管體系改革中，中國面臨著雙重問題：一方面是要放松利率、匯率等各種管制，持續推進金融自由化；另一方面也要審慎深入地防止過度自由化帶來的金融市場風險放大效應。

在分析梳理了英、美、澳大利亞等國的金融監管改革模式，以及中國當下可能的金融監管架構選項後，秦曉以十三五規劃中的金融監管“關鍵詞”——宏觀審慎、功能監管、行為監管——為導向，提出了未來金融監管改革的政策建議。

在排除了“單一超級央行”和現行“金融協調委員會+一行三會”兩種模式後，秦曉及其研究團隊推薦的改革方案是參考英國模式的“央行+行為監管局”或澳洲模式的“一行雙峰”式監管架構。

對此，秦曉解釋這兩種模式“在理論上比較完善”，既符合宏觀審慎的原則，又強化了綜合監管和功能監管，同時實現了行為監管與審慎監管的適度分離，較好地解決了監管競爭和監管套利的問題，並降低了監管協調成本。

對於當下的中國金融市場環境而言，秦曉不主張單獨分離出“系統性重要銀行”形成分別監管的形態，認為在中國的特定環境下，應該考慮“將金融機構和業務統一在央行這個綜合監管機構之內”，因此他認為“央行+行為管理局”的英國模式是更佳選擇。

同時他也坦承這一“理想目標”不太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小心權衡改革的成本與收益。從中國現有分業監管的實際出發，他對於監管改革的路徑提出了“分步走”的建議：先將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監管職能移交央行，形成以“一行兩會”或金融協調委員會模式下的“過渡模式”以完善宏觀審慎監管框架；在完善宏觀審慎管理的基礎上，逐步實現功能監管並強化行為監管，最終形成“央行+行為管理局”的新型監管架構。

聯合國原高官提醒中國：利用G20主席國推國際貨幣體系變革

中國G20杭州峰會已經越來越近，各方對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及改革國際貨幣體系也已開展了許多討論。這些議題並非首次被討論，如2011年法國就曾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但被歐債危機所沖淡。目前上述議題取得實質進展的時機已經成熟。

當前全球經濟被不確定性所籠罩。美國經濟的強勁程度存在疑問，日本的經濟數據很不穩定，歐盟不僅面臨著仍然疲弱的經濟複蘇，還面臨著英國退歐問題。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增速急劇下滑，特別是中國的顯著風險，許多人擔心中國經濟下行程度將比預期更嚴重，從而導致資本流出，並加劇人民幣貶值壓力。這也凸顯了當前另一個不確定性的來源——匯率。從2014-2015年的歐元，到美聯儲宣布延遲加息後的美元，再到近期的英鎊，主要貨幣均出現了貶值，引發了對競爭性貶值的懷疑。

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將有助於增強世界經濟的穩定性，各方已經做出一系列努力，但是收效甚微。2008年金融危機後，許多旨在促進宏觀經濟協調的倡議陸續出臺，其中G20出臺了互評體系，基金組織也加強了其宏觀監督。但是實現G20在2009年達成共識的“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仍面臨困難，尤其是難以推動順差國實施促增長的政策以抵消逆差國調整所帶來的衰退影響，在歐元區尤其明顯。

近期匯率波動表明，僅提高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有效性是不夠的，還應改革國際貨幣體系，包括重新審視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發揮的作用。在日益多極的世界中，應建立起多元貨幣體系並擴大目前唯一的全球貨幣——特別提款權(SDR)的使用。

將SDR作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將帶來意義深遠的益處。一方面，它可以使所有國家，而不僅僅是主要經濟體享受鑄幣稅收入，另一方面，基金組織可以通過創造SDR為其貸款項目融資，而不必再通過大量的談判來獲得成員國的資金支持。此外，還可以通過向儲備需求較大的發展中國家分配更多的SDR來支持其發展。

中國可以利用G20主席國的領導力推動國際貨幣體系的變革。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是最早對美元的地位提出質疑的人士之一，早在7年前他就提出了這一觀點。中國也在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2015年基金組織將人民幣納入SDR貨幣籃子，這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里程碑事件。除了推動基金組織在貸款項目中更多地使用SDR外，政府也可以發行SDR債券。此外，正如一些歐洲銀行使用歐洲貨幣單位(ECU)一樣，私人銀行也可以增加對SDR的使用。

中國G20杭州峰會為完善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和實施貨幣體系改革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契機。為了實現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平衡增長，絕對不能浪費這一機會。

作者簡介：

何塞·安東尼奧·奧坎波(Jose Antonio Ocampo）1952年出生於哥倫比亞，經濟學博士，社會經濟學家。曾任聯合國副秘書長、哥倫比亞前財政部長，現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原文標題“充分發揮中國G20主席國的潛力”。

穆迪：中國影子銀行體系繼續增長；杠桿率進一步上升

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27日發布《中國影子銀行季度監測報告》稱，由於以社會融資總量衡量的信貸增長超過名義GDP增速，中國經濟的整體杠桿率持續攀升。
 
穆迪董事總經理/亞太區首席信用總監Michael Taylor稱：“社會融資總量並不包括某些迅速增長的影子銀行活動，因此經濟整體杠桿率的增長情況可能被低估。” 
 
Michael Taylor稱，穆迪測算可能被低估的部分較為龐大，2015年底至少為人民幣16萬億元，占GDP的23%，相當於影子銀行總體規模的三分之一左右。
 
穆迪並稱，2016年影子銀行活動進一步擴大，不過各類活動的表現參差不齊。非銀行金融機構管理的資產規模增長，今年上半年信托貸款和委托貸款小幅上升。與之相比，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因監管收緊而大幅下降。
 
穆迪指出，在持續寬松的貨幣政策背景下，社會融資總量受到常規銀行信貸的支撐，該趨勢在2016年上半年有所加快。

瀘州這套藥械監管體系，半小時可作出應急響應

“山東疫苗案”爆出了藥品在走向消費者的途中，某個環節一旦脫離了監管視線，違法分子就有機可乘，理應起到作用的電子監管碼，在走向疾控體系時就斷了鏈。

為了能夠一眼掌控藥品的實時流向，瀘州市打造了藥械安全追溯體系，每種藥械，一線追到底。

“瀘州市藥械安全追溯體系主要用於實現藥品、醫療器械來源可查、去向可追、責任可究，是保障藥械安全的有效手段。”7月31日，瀘州市食藥監局藥化市場科何秋燕對記者表示。

“追溯體系通過對後臺數據的分析匯總，能夠第一時間查詢到問題藥械所在地及所有購、銷、存情況，鎖定問題藥械所在點。以前在沒有追溯系統的情況下，我們要召回一個批次的藥品，需要全市所有藥械監管人員一家一家地排查數據，加班加點匯總情況，至少耗費半個月以上時間。現在有了這個系統，我們基本在半個小時內就能及時作出應急響應。”何秋燕介紹說。

據介紹，該追溯體系由市區(縣)兩級財政投資400萬元，於2013年開始籌建，2014年初步建成投入使用。通過“先行試點、積極推進、分步實施、全面推廣”的方式，體系覆蓋全市7個區縣，全市12家藥品生產企業、33家藥品批發企業、29家藥品連鎖公司、1807家藥品零售企業、75家醫療器械經營企業以及65家醫療機構納入追溯體系。

中信二十一世紀科技董事、阿里健康副總裁王培宇曾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目前在批發企業，電子監管追溯體系覆蓋了100%，就是所有企業都入網加入到這套追溯體系中。但藥品包括疫苗到了流通環節中，需要企業或者疾控進行核註核銷的時候，掃碼率就差很多。

批發企業經營藥品的時候，監管碼采集率大概40%。這種情況導致很多數據缺失了。藥品最終到了末端時候，藥店覆蓋80%，醫院覆蓋33%，但只是藥店和醫院加入了體系，當他們真正經營時，掃碼率更差，僅在5%左右。可以看到，這個數據從前到後其實越往下越差，作用也會逐步被削弱。

為了彌補這個被消弱的系統，瀘州市開始築建了藥械追溯體系。目前瀘州市藥械安全追溯體系涵蓋了接入單位基本情況、藥品、醫療器械的購、銷、存等相關基礎數據。

追溯體系通過對後臺數據的分析匯總，能夠提供藥品安全預警、許可有效期預警、企業數據上傳和企業經營狀態等綜合信息，使監管部門能夠掌握第一手資料，一旦從中發現異常和可疑信息，能夠及時進行處理，為全市藥械質量的全程監控、藥害事件的應急處置、問題藥品的及時召回和假劣藥品的追溯等提供數據支撐，從而提高了監管效率，降低了基層監管成本，增強了監管工作的系統性和靶向性。

在現場體驗了解到，在追溯體系平臺藥械名稱欄輸入藥品名稱，系統可以自動篩選處在瀘州市場上流通的所有生產廠家的所有批次藥品，包括數量、有效期，分布在哪些藥店，對於近效期的藥品會提前預警。

何秋燕介紹稱，在2015年，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要求召回安徽聯誼藥業股份有限公司生產的胞磷膽堿鈉註射液(批號為131228、131229)，瀘州市食品藥品監管局第一時間做出響應，從藥品安全追溯體系中查得該生產企業涉事批次藥品(批號131228)在全市的購進數量及流向信息，並立即下文通知有關區縣局督促相關涉藥單位停售、停用和召回，及時、準確地做出了應對處置。共停售和召回涉事批次胞磷膽堿鈉註射液(批號131228)2290支，確保了涉事批次藥品在瀘州範圍內的清查、停售、停用和召回等工作的順利進行。

又如在2015年的銀杏葉藥品專項治理中，通過追溯系統清查出涉事銀杏葉藥品188個批次共計86229盒(瓶)，及時召回尚未銷售使用的全部15983盒(瓶)涉事銀杏葉藥品，有效保障了全市人民用藥安全。截至目前，瀘州市已通過藥品安全追溯體系完成10余起藥害事件的應急處置、問題藥品的及時召回和假劣藥品的追溯工作。

瀘州藥械追溯體系無疑體現了精準和快速準確，從藥品的一出生便給賦上一根線，通過這根線一直跟蹤到底。

雖然現在這個平臺很實用，無論是對監管者還是對消費者，但是在執行上也存在問題。

“問題存在與醫療機構的藥品銜接，現在二級以上的醫療機構的藥品已經進入這個系統，再往下還有點難度。不過二級以上的醫療機構已經占了瀘州70%以上的資源，這是值得欣慰的。同時，有些企業不願意上傳數據，我們的人員會提醒他們去上傳。”何秋燕表示。

截至目前，瀘州市已通過藥械安全追溯體系完成10余起藥害事件的應急處置、問題藥品的及時召回和假劣藥品的追溯工作。該系統大大提高了監管效率，降低了基層監管成本，增強了監管工作的系統性和靶向性。

目前這個追溯體系還限於監管用途，為了進一步擴大它的功能，瀘州市食品藥品監管局將將追溯體系與全省食品藥品追溯體系大平臺實施對接;積極探索推廣應用藥品追溯體系手機平臺，方便群眾參與監督，實現社會共治。

上海首推事中事後監管體系 用“芝麻信用”做精準監管

上海在全國率先推出了一份完整、系統的事中事後監管體系，以解決簡政放權後的監管問題。

近日，上海市發布《進一步深化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和浦東新區事中事後監管體系建設總體方案》(下稱《總體方案》)。上海自貿區管委會副主任嚴旭表示，重點要回答的，是“監管什麽、怎樣監管、誰來監管”三大問題。同時聚焦解決好“三個問題”——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幹預過多、監管不到位。

隨著本屆政府一系列簡政放權措施的推進，對監管的針對性、有效性的要求日益提高。

本屆政府成立以來，國務院部門取消和下放大量行政審批事項，非行政許可審批徹底終結。本屆政府承諾的減少行政審批事項三分之一以上的目標也已經提前超額完成。

此外，還連續兩次修訂政府核準的投資項目目錄，中央層面核準的項目數量累計減少約76%，95%以上的外商投資項目、98%以上的境外投資項目改為網上備案管理。

而作為改革試驗田的上海自貿區，率先實施了負面清單，也率先推進了商事登記制度改革，並將部分改革成果複制推廣到全國。目前，我國工商登記由“先證後照”改為“先照後證”，前置審批精簡85%，註冊資本由實繳改為認繳，全面實施“三證合一、一照一碼”。個人和企業資質資格認定事項壓減44%。

2015年12月，經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上海浦東新區又率先開展“證照分離”改革試點，選擇116項行政許可事項先行開展改革試驗。

簡政放權，帶來了市場的活力釋放。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全國新設市場主體783.8萬戶，比去年同期增長13.2%，平均每天新登記4萬戶。其中，新註冊企業數量呈逐月上升的勢頭，平均每天新登記企業1.4萬戶。

“放活”的同時，面臨如何“管好”的問題。

在今年5月召開的“全國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電視電話會議”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表示，我們給市場放權不是放任，而是為了騰出手來加強監管。只有管得好、管到位，才能放得更開、減得更多。要改革監管體制，創新監管模式，強化監管手段，切實提高事中事後監管的針對性、有效性，使市場活而不亂。

隨著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的推進，監管的重點也從事前審批向加強事中事後監管轉變。

對於上海而言，依然承擔著眾多的改革重任，需要率先推進各項開放事宜，因此，加強事中事後監管的責任也顯得更重。

此次《總體方案》，上海重點是聚焦重點行業、重點市場、重點領域，來制定和落實各項監管措施。包括“證照分離”的116個改革事項，上海市級層面有具體要求的133個重點行業、領域、市場，浦東正在推進的441個審改事項，以及自貿試驗區投資監管、貿易監管、金融監管的相關內容，這些都要逐一制定和落實事中事後監管措施。

嚴旭表示，事前主要是解決簡政放權或嚴格準入兩類問題;事中主要是解決過程規範和風險防控的問題，努力做到防患於未然;事後主要是解決守信激勵、失信懲戒等問題。

為了更好實現事中事後監管，《總體方案》創新了監管的方式方法。比如，更多運用大數據、“互聯網+”等方式的精準監管，提高部門之間信息共享的協同監管，建立白名單和黑名單的分類監管，針對千變萬化、瞬息萬變的企業經營活動的動態監管。

2016年5月24日，上海自貿區市場監管部門與螞蟻金服旗下獨立第三方征信機構芝麻信用簽署合作協議，市場監管部門向芝麻信用提供行政處罰、經營異常名錄、嚴重違法失信、罰款逾期未繳納等多類企業信用信息，首批總計近6萬條，數據保持實時更新。

目前已有5.9萬家企業被納入芝麻信用的“企業行業關註名單”，160多名個人被納入芝麻信用的“個人行業關註名單”，並將披露給相關合作商戶。此外，還會在各種信用服務的應用場景中，對失信者酌情予以限制。

為了減輕對個人和企業信用的負面影響，浦東新區市場監督管理局局長陳彥峰表示，2016年4月1日至5月19日，已有1100余家企業申請移出經營異常名錄。

在自貿區成立之初，隨著負面清單和商事制度改革的推進，上海已經在自貿區逐步建立起了社會信用體系、信息共享和綜合執法、企業年度報告公示和經營異常名錄、社會力量參與市場監督、安全審查和反壟斷審查等六項基礎性制度。

“所以這個方案其實也可以理解為事中事後監管的‘升級版’、‘深化版’。”嚴旭說。

《總體方案》還提出了18項重點任務，嚴旭表示，這其中已經取得重要階段性成果的11項，已經形成工作方案並正在推進中的有5項，需要加快推進、持續完善的有2項，包括落實市場主體首負責任制、逐步健全監管標準。

上海自貿區管委會政策研究局局長張湧則表示，該方案立足於更好的“管”為更大的“放”提供保障。通過全面構建市場主體自律、業界自治、社會監督、政府監管“四位一體”的綜合監管體系，創新監管手段和理念，最終希望形成一張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監管天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