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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生態業務體系 樂視網上半年營收同比翻倍凈利增11.64%

樂視網晚間披露2016年半年度報告，報告期內公司實現營業總收入1,006,313.84萬元，較去年同期增長125.59%;歸屬於上市公司普通股股東的凈利潤為28,438.39萬元，較去年增長11.64%。

在營業收入上，廣告業務收入15.60億元，同比增長50.84%；終端業務收入51.32億元，同比增長171.13%；會員及發行業務收入31.09 億元，同比增長120.94%；技術服務收入49963.54萬元，同比增長44.40%；其他業務收入2.12億元，同比增長125.59%。

樂視稱，報告期內，公司流量、用戶覆蓋規模等優勢進一步提升，公司網站的日均UV超過8,000萬，峰值接近23,000萬;日均V3.9億，峰值6.1億。雲視頻平臺目前全球範內已擁有680個CDN節點、20Tbps儲備帶寬，成功服務全球十余萬企業客戶，覆蓋數十億用戶。

報告還披露，樂視致新在香港設立的全資子公司樂視致新投資(香港)有限公司投資2267525,000港元(約18.75億人民幣)， 以6.5港元/股的價格認購TCL多媒體新股348850000股。截至5月11日，本次認購股份，已經登記至樂視致新投資名下，樂視致新投資持有TCL多媒體20.09%的股份，因此，2016年上半年公司對於TCL多媒體投資采用權益法核算，由此帶來投資收益1507.50萬元。

樂視表示，公司圍繞年度經營計劃，夯實並完善樂視生態，持續拓展和創新，進一步提升用戶體驗，開拓更為有效的營銷模式，隨著“平臺+內容+終端+應用”的樂視生態業務體系進一步完善，各個業務間的協同效應持續增強，品牌價值不斷提升，產品用戶體驗不斷改善以及流量變現能力不斷增強。

構建網絡安全標準體系 中國準備這麽幹

中國將建立軍民網絡安全標準協調機制和聯絡員機制

8月24日從國家網信辦獲悉，經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同意，中央網信辦、國家質檢總局、國家標準委近日聯合印發《關於加強國家網絡安全標準化工作的若幹意見》，要建立統籌協調、分工協作的工作機制，加強標準體系建設，提升標準質量和基礎能力，強化標準宣傳實施，加強國際標準化工作，抓好標準化人才隊伍建設，做好資金保障。

《意見》明確，全國信息安全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在國家標準委的領導下，在中央網信辦的統籌協調和有關網絡安全主管部門的支持下，對網絡安全國家標準進行統一技術歸口，統一組織申報、送審和報批；探索建立網絡安全行業標準聯絡員機制和會商機制；建立重大工程、重大科技項目標準信息共享機制；建立軍民網絡安全標準協調機制和聯絡員機制。

《意見》要求，推動網絡安全標準與國家相關法律法規的配套銜接，促進網絡安全標準與信息化應用標準同步規劃、同步制定；

整合精簡強制性標準，在國家關鍵信息基礎設施保護、涉密網絡等領域制定強制性國家標準，優化完善推薦性標準，視情在行業特殊需求的領域制定推薦性行業標準，原則上不制定網絡安全地方標準；

圍繞國家戰略需求，開展關鍵信息基礎設施保護、網絡安全審查、工業控制系統安全、大數據安全、個人信息保護、網絡安全信息共享等領域標準研制工作；

從適用性、先進性、規範性三個方面提高標準質量，提升標準信息服務能力和標準符合性測試能力；

通過傳統媒體和互聯網等多種渠道公開發布網絡安全國家標準;發揮各地區、各部門在網絡安全標準實施中的作用，在政策文件制定、相關工作部署時積極采用國家標準；

積極參與制定相關國際標準並發揮作用；積極開展教育培訓，引進和培育高端人才；

引導社會公益性基金支持網絡安全標準化活動，設立網絡安全標準優秀獎，對先進適用、貢獻突出的標準進行獎勵。

七部委發布《關於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

為全面貫徹黨中央、國務院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總體部署，堅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推動建立中國綠色金融體系，經國務院同意，8月31日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環境保護部、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聯合印發了《關於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銀發〔2016〕228號，以下簡稱《指導意見》)。

《指導意見》強調，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主要目的是動員和激勵更多社會資本投入到綠色產業，同時更有效地抑制汙染性投資。構建綠色金融體系，不僅有助於加快我國經濟向綠色化轉型，也有利於促進環保、新能源、節能等領域的技術進步，加快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提升經濟增長潛力。

《指導意見》提出了支持和鼓勵綠色投融資的一系列激勵措施，包括通過再貸款、專業化擔保機制、綠色信貸支持項目財政貼息、設立國家綠色發展基金等措施支持綠色金融發展。

《指導意見》明確了證券市場支持綠色投資的重要作用，要求統一綠色債券界定標準，積極支持符合條件的綠色企業上市融資和再融資，支持開發綠色債券指數、綠色股票指數以及相關產品，逐步建立和完善上市公司和發債企業強制性環境信息披露制度。

《指導意見》提出發展綠色保險和環境權益交易市場，按程序推動制修訂環境汙染強制責任保險相關法律或行政法規，支持發展各類碳金融產品，推動建立排汙權、節能量(用能權)、水權等環境權益交易市場，發展基於碳排放權、排汙權、節能量(用能權)等各類環境權益的融資工具。

《指導意見》支持地方發展綠色金融，鼓勵有條件的地方通過專業化綠色擔保機制、設立綠色發展基金等手段撬動更多的社會資本投資綠色產業。

《指導意見》要求廣泛開展綠色金融領域國際合作，繼續在二十國集團(G20)框架下推動全球形成共同發展綠色金融的理念，積極穩妥地推動綠色證券市場雙向開放，提升對外投資綠色水平。

下一步，各相關部門將按照《指導意見》職責分工，認真貫徹落實《指導意見》的各項要求，加強綠色金融發展政策協同，完善與綠色金融相關監管機制，加大綠色金融理念宣傳推廣，共同推動我國綠色金融持續健康發展。

七部委構建綠色金融政策體系 推動環境質量改善

中國人民銀行、環境保護部等七部委近日聯合發布《關於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9月1日，環境保護部政策法規司副司長別濤就《意見》的出臺背景和主要內容，以及環境保護部下一步相關工作安排做了解讀。

記者：《意見》的出臺有何背景和意義?

別濤：8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十七次會議，審議通過了《意見》。會議指出，發展綠色金融，是實現綠色發展的重要措施，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8月31日，中國人民銀行、環境保護部等七部委聯合發布《意見》。這是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的新進展，為引導綠色發展帶來了新機制，為推動環境質量改善提供了新手段。

目前我國環境治理任務繁重，環保投資需求巨大，構建綠色金融體系正當其時。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新的目標要求，環保目標就是要實現“生態環境質量總體改善”，汙染物排放總量大幅減少，抓緊補齊生態環境突出短板。“十三五”時期，國家將以改善環境質量為核心，打好大氣、水、土壤汙染防治“三大戰役”。國務院頒布的《大氣汙染防治行動計劃》《水汙染防治行動計劃》《土壤汙染防治行動計劃》，提出了環境改善的具體指標。

要在“十三五”期間實現上述環境質量改善目標和指標，僅靠政府資金投入是遠遠不夠的，必須通過創新綠色金融政策體系，一方面吸引社會資本進入中國生態環保領域，另一方面促進金融業向綠色化快速轉型。《意見》的出臺發出了國家投融資政策的新信號，為社會資本投向提供了新領域，為環境治理投資來源開辟了新渠道，無疑是必要、及時的。

記者：根據《意見》，綠色金融體系主要包括哪些?

別濤：根據該意見，綠色金融體系包括七個基本領域：一是大力發展綠色信貸;二是推動證券市場支持綠色投資;三是設立綠色發展基金，通過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動員社會資本;四是發展綠色保險;五是完善環境權益交易市場、豐富融資工具;六是支持地方發展綠色金融;七是推動開展綠色金融國際合作。

記者：針對生態環保，《意見》主要規定了哪些金融工具和手段?

別濤：《意見》中很多金融工具和手段都對生態環保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適用性。

在綠色信貸方面，《意見》規定，構建支持綠色信貸的政策體系，對於綠色信貸支持的項目，可按規定申請財政貼息支持，形成支持綠色信貸等綠色業務的激勵機制和抑制高汙染、高能耗和產能過剩行業貸款的約束機制。推動銀行業自律組織逐步建立銀行綠色評價機制，引導金融機構積極開展綠色金融業務，做好環境風險管理。研究明確貸款人盡職免責要求和環境保護法律責任，適時提出相關立法建議。支持和引導銀行等金融機構建立符合綠色企業和項目特點的信貸管理制度，降低綠色信貸成本。將企業環境違法違規信息等企業環境信息納入金融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建立企業環境信息的共享機制，為金融機構的貸款和投資決策提供依據。

在綠色證券方面，《意見》規定，完善各類綠色債券發行的相關業務指引、自律性規則，明確發行綠色債券籌集的資金專門(或主要)用於綠色項目。積極支持符合條件的綠色企業按照法定程序發行上市。支持已上市綠色企業通過增發等方式進行再融資。支持開發綠色債券指數、綠色股票指數以及相關產品。鼓勵相關金融機構以綠色指數為基礎開發公募、私募基金等綠色金融產品。逐步建立和完善上市公司和發債企業強制性環境信息披露制度。鼓勵第三方專業機構參與采集、研究和發布企業環境信息與分析報告。

在綠色基金方面，《意見》規定，支持設立各類綠色發展基金，實行市場化運作。支持在綠色產業中引入PPP模式，鼓勵將節能減排降碳、環保和其他綠色項目與各種相關高收益項目打捆，建立公共物品性質的綠色服務收費機制。推動完善綠色項目PPP相關法規規章，鼓勵各地在總結現有PPP項目經驗的基礎上，出臺更加具有操作性的實施細則。鼓勵各類綠色發展基金支持以PPP模式操作的相關項目。

在環境保險方面，《意見》規定，在環境高風險領域建立環境汙染強制責任保險制度。按程序推動制修訂環境汙染強制責任保險相關法律或行政法規。選擇環境風險較高、環境汙染事件較為集中的領域，將相關企業納入應當投保環境汙染強制責任保險的範圍。鼓勵保險機構發揮在環境風險防範方面的積極作用，對企業開展“環保體檢”，並將發現的環境風險隱患通報環境保護部門，為加強環境風險監督提供支持。鼓勵和支持保險機構創新綠色保險產品和服務。鼓勵保險機構充分發揮風險管理專業優勢，開展面向企業和社會公眾的環境風險管理知識普及工作。

這些措施將有力推動構建全方位、多層次綠色金融體系，為提升環境治理能力提供金融保障機制。

記者：環境保護部在環境經濟政策方面已取得哪些進展?

別濤：自2006年以來，環保部門在建立綠色信貸、綠色保險、綠色稅收等環境經濟政策方面做了初步探索，並取得積極進展。特別是近年來，環境保護部已經會同人民銀行等部門發布《企業環境信用評價指南》，聯合發展改革委發布《關於加強企業環境信用體系建設的指導意見》;今年7月，環境保護部會同發展改革委、人民銀行等30個部門聯合發布《關於對環境保護領域失信生產經營單位及其有關人員開展聯合懲戒的合作備忘錄》。目前，環境信用體系建設工作正在加快推進，金融機構將可以根據企業環境信用評價結果采取差別化的投融資措施，這為綠色金融的實施提供了有力的抓手。

記者：環境保護部對下一步工作有何具體安排?

別濤：下一步，各級環保部門將主動配合金融監管機構，加快構建綠色金融體系，不斷改善環境治理投資的有效供給，適應環境治理的資金需求。

一是嚴格環境法治，催生環保投資需求。貫徹實施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大氣汙染防治法》《環境影響評價法》，抓緊修訂《水汙染防治法》，推動制定環保稅法、土壤汙染防治等法律和排汙許可等法規，以及環境汙染責任保險等規章，將嚴格的環保法律要求轉化為現實的環境治理任務，進而轉化為實際的環保投資需求。

二是激勵和約束相結合，推進企業預防和治理環境汙染。一方面，通過剛性執法，督促企業自覺守法，嚴懲環境違法行為，依法實施按日計罰、治安拘留、查封扣押、停產整治，乃至刑事制裁。另一方面，通過開展企業管理信用評價，公開企業守法記錄，借助公眾監督力量和環境公益訴訟程序，會同有關部門按照社會信用合作機制，聯合激勵誠信守法企業，聯合懲戒失信違法企業，進而推動企業通過貸款、發行債券等多渠道籌措資金，主動治理環境汙染和修複生態破壞。

三是加快建立若幹項關鍵制度機制。推進環境汙染責任保險制度建設。根據《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關於“在環境高風險領域建立環境汙染強制責任保險制度”的要求，環境保護部會同保監會抓緊制定相關方案和規章。選擇環境風險較高、環境汙染事件較為集中的領域，把相關企業納入強制投保的範圍;鼓勵保險機構對企業開展“環保體檢”，引進市場機制提高環境安全隱患排查、防範能力。企業一旦發生環境損害，保險機構依法及時對汙染受害者進行賠付，為其恢複正常生產生活提供合理保障，減輕政府和社會的負擔，也避免企業因一次環境汙染損害就導致生產經營難以為繼的困局，促進企業在做好環保管理工作的前提下實現可持續發展。完善上市公司和發債企業強制性環境信息披露制度。結合貫徹實施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大氣汙染防治法》等相關法律法規規章，對環保部門公布的重點排汙單位的上市公司，研究制定並嚴格執行對主要汙染物達標排放情況、企業環保設施建設和運行情況以及重大環境事件的具體信息披露要求。加大對偽造環境信息的上市公司和發債企業的懲罰力度。推動銀行間綠色債券市場發展，為環境治理提供更為充足的資金保障。此外，還應加強協同，構建支持綠色信貸的政策體系，及時將企業環境違法違規信息等企業環境信息納入金融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建立企業環境信息的共享機制，為金融機構的貸款和投資決策提供依據。

缺人缺編制 甘肅如何建立直抵最終端的食藥監管體系

中國的食藥監管體系18年內啟動了4場改革。全國各地的改革嘗試又形成了以天津為代表的整體合一模式、以浙江為代表的基層整合模式、以深圳為代表的統分結合模式，而甘肅則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

“2013年開始的改革，主要是圍繞解決長期以來食品藥品監管多頭管理、鄉鎮(街道)等基層‘短腿’、縣域技術監督‘空白’等體制瓶頸，堅持建立權威、統一、專業的單一食藥監管模式。”甘肅省食藥監局宣傳處處長李開銀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

直抵最終端的監管

2013年4月，國務院印發《關於地方改革完善食品藥品監管體制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啟動新一輪食藥監管體制改革。

“甘肅省沒有機械地落實國務院的改革部署，而是借改革的機遇，徹底解決長期以來困繞食藥安全監管的體制瓶頸，創造性地完成改革任務，一舉建成覆蓋全省、統一權威的‘四位一體’監管體系，為解決食藥安全問題奠定了堅實的體制基礎。”李開銀表示。

但是為了建立“四位一體”的監管體系，遠沒有李開銀想象的那麽簡單。一個原本沒有太多歷史積累的部門，缺人、缺編制、缺地盤。但是多番改革之後，手頭的任務卻加重極多。

“2013年監管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在各級政府完善統一權威的食品藥品監管機構。根據國務院《意見》要求，工商、質監相應的食品安全監管隊伍和檢驗檢測機構劃轉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在鄉鎮或區域設立食品藥品監管派出機構。然而政策實際推行困難重重。加之財力和編制硬約束，許多地方也無力新設食品藥品監管派出機構。”國家行政學院副教授胡穎廉對本報表示。

“與此同時，中央要求各地在機構中將市縣政府機構數量控制在18~22個，強調一件事情原則上由一個部門負責。但現實中地方政府機構數量普遍超編，隨著工商、質監部門屬地分級管理，機構數量超標問題更為嚴重。一方面是食品安全問責壓力，另一方面是機構改革的政績動力，於是整合職能相近的市場監管部門成為地方政府在政策過程中的理性選擇。”

同時根據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統計，機構改革前後食品安全監管對象從700萬增加到1100萬，但食藥監管人員編制僅從10.3萬增加到約16萬，兩者比例明顯失衡。

面對這樣的現狀，甘肅省食藥監改革者只能堅持自己的定位前行，用一份最美、最專業的“商業計劃書”，去爭取黨委政府給予支持。

在李開銀看來，此前三輪改革僅僅是解決了專業化的監管體系從“無”到“有”的問題，但食品藥品監管機構只設置到縣一級，每個縣約十余名監管人員，鄉鎮(街道)基層沒有配備監管人員，大量監管人力和設備集中在省、市層面，監管資源配置呈“倒金字塔”格局。這種食品藥品安全城鄉二元監管體制，導致廣大農村地區成為監管“窪地”，甚至是“無人管”的監管空白盲區。

“但城鄉基層(包括城市街道、社區以及鄉鎮、村社)承載著全省60%以上人口，是食品的主要生產、流通和消費場所，是風險聚集和多發領域。誰來保證農民飲食用藥安全?填平農村監管‘窪地’，實現城鄉一體化監管和監管服務均等化，成為甘肅各級改革探索的主攻方向和行動自覺。”李開銀表示。

甘肅省編辦分別在食藥監、工商、質監三個部門召開兩場座談會，聽取省、市、縣及工商所人員意見，並派多個聯合調研組分赴基層開展“解剖麻雀式”的調研，準確把握到了食藥監特征和面臨的食藥安全實際，擬定了一份直擊痛處的商業書。

雖然一位見證甘肅省食藥監改革之初的專家對本報表示，“改革之初，這條說服之路不好走，局里的領導，帶著人反複向相關部門陳述改革的必要性和應解決的問題，改革每個點是因為什麽，大家最終達成了共識，各部門形成了推動改革的積極合力。”建立一個抵達最終端的專業監管體系成為了改革的追求。

“我們希望在每一個鄉鎮(街道)設立食品藥品監管所。初期，省編辦的意見是參照工商所設置模式按區域設所，也就是幾個鄉鎮設立食藥監管所，但是工商所的職能是為市場經濟服務，是按經濟屬性來決定機構設置。而食藥監管所的職能是為轄區居民提供食藥安全保障，要保證監管服務的均等性，要做好食藥安全工作，必須要落實鄉鎮(街道)政府的屬地責任。如果按區域設所，很難落實鄉鎮(街道)政府屬地責任。最終，省編辦在充分調研基礎上，同意在每一個鄉鎮(街道)設立食藥監管所。”李開銀。

因地制宜靈活編制

其實人和編制是最為頭疼的事情。因為要在每一個鄉鎮(街道)設立監管所，全省1434個鄉鎮(街道)，成立一個機構最少應配備3人，由此計算至少需要增加4300個人員編制。

“在全省人員編制總盤子不能突破，新增人員編制從哪里來，國務院改革18號文件只給出了劃轉的方案，而全省從市縣工商系統連人帶編只能劃轉1600名，人員編制缺口很大?我們建議放權給縣級政府去調劑，由縣域去盤活存量。寧縣經驗、慶陽模式已經給出了很好答案-‘調劑’，一舉破解了人員編制來源渠道問題，為改革掃清了障礙。”李開銀在解釋這份改革“商業計劃書”時表示。

《甘肅省人民政府關於改革完善市縣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體制的實施意見》要求，“縣區食品藥品監督管理機構在鄉鎮街道設置食品藥品監督管理所，為其派出機構，科級建制，實行雙重管理，以縣市區食品藥品監督管理機構管理為主。食品藥品監督管理所人員編制，一類鄉鎮不少於5名，二類鄉鎮不少於4名，三類鄉鎮不少於3名，所需編制從基層工商所、鄉鎮衛生院、鄉鎮計劃生育服務中心等現有編制中劃轉、調劑解決。街道食品藥品監督管理所人員編制參照二類鄉鎮配備。”

在解決了人員編制之後，甘肅省食藥監局的另外一個拳頭就是如何專業執法，專業執法離不開的執法依據——食品藥品檢驗檢測機構。

“堅持做縣級設置食品藥品檢驗檢測機構的想法，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未來，我們都認為是正確的。沒有一個權威獨立的檢測機構，你就無法擺脫為市場左右的執法。”上述專家表示。

但是根據中央18號文件和甘肅省編辦的初期意見是，按區域設置食藥檢驗檢測機構，也就是幾個縣區設置一個檢驗檢測機構。“一個鄉鎮到縣城的距離都100多公里，如果發現問題食品，再把它拉到縣城，如果溫度過高，樣品也會變樣，更何況縣與縣之間。”見證甘肅食藥監管改革的專家表示。

“我們反複建議在每一個縣區設置食藥檢驗檢測機構，如果按區域設置檢驗機構，會因為食藥監的屬地化管理，很難以得到地方積極配合，實際達不到建設效果。而食品安全技術監督的屬性，決定了必須要有大量的現場檢、快速檢、經常檢，在一個縣域內，把好轄區食品安全關，必須要有一個檢驗檢測機構，如同，每個縣區都有縣醫院一樣，是保證居民健康的標配機構。”李開銀表示。

最終，甘肅省食藥監還是拿下來這塊的支持力度，省編辦在調研基礎上，同意了在每個縣區設立食藥檢驗檢測機構，組建市縣食品藥品稽查局和食品藥品檢驗檢測中心。

甘肅省食藥監用這樣一份美麗充實的商業計劃書獲得了青睞，從人員編制、到財政，從車輛到辦公場所，食藥監體系構建的所需都納入了這個盤子。2013年11月，全省完成了從省到鄉都配置了機構，人員更是伸入村委會，村組。從在機構設置、力量配備、資源配置和經費保障等方面切實予以傾斜，向基層一線下沈，構建了城鄉一體化、無盲區、全覆蓋的行政管理、監管執法、技術支撐和基層監管“四位一體”監管工作體系，實現了對食品生產、流通及消費環節和藥品安全的集中統一管理。

改革仍在進行

改革一時間解決1500新增多個機構的辦公場所、辦公設施設備、執法裝備配備以及人員到位、人員上崗培訓等問題。在全省大力推進鄉鎮(街道)食品藥品監管所規範化建設工作，推動地方各級政府解決基層監管機構辦公用房、人員調配等，省局籌集大量財政資金，為基層監管機構配備計算機、快檢箱、執法記錄儀、執法服等辦公執法裝備，保證基層監管人員安“居”樂業。同時省、市、縣三級全方位開展業務培訓，推動新進人員從知識結構、能力結構由“外行”向“內行”轉變，全面推進監管信息化工作，建成覆蓋省、市、縣及鄉鎮四級的食藥監管專網，行政審批、稽查執法、抽檢等核心業務系統陸續投入應用，監管信息化能力穩步提升，建立了從農田到餐桌的一系列監管制度，構建了行政管理 、監管執法、技術支撐和基層監管“四位一體”監管體系。

但是，甘肅省食藥監體系的改革並沒有因此止步，而是從更專業的角度去發現存在的問題，期許能夠讓監管更完美。

“部分新成立的基層監管機構，監管執法和檢驗檢測業務用房緊缺，需要地方政府統籌解決。特別是沒有執法車輛編制，無法為基層監管所配備執法車輛，嚴重影響監管效能和監管人員積極性。”這是李開銀所擔憂的。

讓甘肅食藥監系統擔憂的是人才梯隊，專業化監管人員嚴重短缺的問題。“由於各地特別是縣域有食品藥品專業教育背景的人員本身就少，新組建的監管機構很難充實有專業背景的人員，大量新進人員是非專業背景人員，一方面，從國家層面要把監管隊伍能力建設擺在突出位置，組織開展大面積集中輪訓，要把‘外行’變為‘內行’，這樣是比較現實的。另外，國家應明確職業化監管隊伍建設意見，規定專業人員比例並納入對地方政府考核，以保證地方監管隊伍的專業化，防止亂進人。”李開銀表示。

此外，他認為當前甘肅省縣區食藥檢驗人員短缺問題十分突出，具有中級、高級職稱的食藥專業技術人員奇缺，制約了縣區食藥檢驗檢測機構計量認證和法定檢驗資質的取得。他建議，國家要研究制定配套政策，把基層檢驗檢測專業技術人才隊伍建設納入中長期規劃，認真加以解決，通過三、五年教育培養，初步建成一支專業化的基層食藥檢驗隊伍，為食藥系統實施專業監管提供支撐。基層食藥檢驗檢測能力建設，要充分認識其複雜性和現實困難，各級要保持長期的工作定力，不能急於求成，通過長期紮實工作，逐步形成縣區技術監督能力。

結構性改革寫入G20公報 量化指標體系首發

在二十國集團（G20）杭州峰會公報中，結構性改革和供給側改革被正式寫入，結構性改革量化指標體系也被第一次提出。

公報稱，將創新經濟增長理念和政策，財政、貨幣和結構性改革政策相互配合，經濟、勞動、就業和社會政策保持一致，需求管理和供給側改革並重，短期政策與中長期政策結合，經濟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護共進。

自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成為中國政策話語體系中的高頻詞，會議提出了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希望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使供給體系更好適應需求結構變化。

“目前看來，隨著五大任務的持續推進，改革已經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經濟研究部部長徐洪才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表示，不過由於每個任務遇到的阻力不同，在推進的程度上有所差異。

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來看，“去產能”的效果凸顯。以煤炭和鋼鐵為例，今年1~7月，原煤產量190080萬噸，同比下降10.1%；全國粗鋼產量46652萬噸，同比下降0.5%。

華南城市研究會副秘書長萬慶濤認為，結構性改革和供給側改革被寫入G20公報，說明全球性經濟危機發生後，世界各國都面臨這一問題而不僅僅只困擾中國，“因為經濟全球化使得每一個國家都成為世界經濟的一環，或者是世界經濟鏈條上的一段。一個國家進行結構性改革和供給側改革，特別是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會對世界經濟產生巨大的影響。因此，世界各國特別是G20國家需要認準世界經濟形勢，自覺順應主要國家結構性改革和供給側改革，才能給本國經濟帶來積極影響，跟上世界經濟發展步伐”。

徐洪才表示，第一次把結構性改革提到全球的層面上來討論，賦予了宏觀經濟協調政策新的內涵，“過去我們講宏觀經濟協調政策主要是短期的，但是結構性改革是中長期的，作用點不一樣，這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註入了新動力”。

公報還明確，將落實G20“深化結構性改革議程”，也支持由一套指標體系組成的量化框架，以幫助監測和評估各國在結構性改革方面所作努力、取得的進展和面臨的挑戰，該框架將逐步優化。

“深化結構性改革議程”確定了九大結構性改革優先領域，包括：促進貿易和投資開放、推進勞動力市場改革及獲取教育與技能、鼓勵創新、改善基礎設施、促進財政改革、促進競爭並改善商業環境、改善並強化金融體系、增強環境可持續性、促進包容性增長。

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將負責研究制定結構性改革量化指標體系，並使用“儀表板”(Dashboard)方法對各國指標進行解讀。具體來說，主要分為政策指標和產出指標2個方面。

政策指標涵蓋貿易和投資隱形壁壘指標(或跨境貿易指標)、創業壁壘指標(或創業指標)、公共研發支出占GDP比重和研發稅收優惠占GDP比重(或研發總支出占GDP比重)，這些指標在衡量結構性改革對經濟產出的作用方面具有重要意義。產出指標則涵蓋勞動生產率、就業率、共享繁榮指標(或基尼系數)，主要反映經濟形勢的變化，但這一變化可能由政策制定者可控範圍之外的許多其他因素引起。

對此，萬慶濤表示，OECD制定的量化指標體系意義重大，它可以衡量結構性改革的進展情況，從而落實G20會議的成果。

“而且，這對中國的結構性改革將起到指引作用。因為有了指標大家就要參照執行，G20還會定期評估，並將評估結果納入到G20的問責體系當中。”徐洪才說。

銀行卡費改已是第七階段：你知道前六次的價格體系嗎？

9月6日，銀行卡刷卡手續費價改新方案實施。這其實是我國銀行卡的第七套定價體系，銀行卡產業將回歸到20年前的取消行業分類，並首次推行借貸分離。

根據發改委、央行聯合下發的《關於完善銀行卡刷卡手續費定價機制的通知》，本次價改一是降低發卡行手續費費率水平，發卡機構收取的刷卡手續費由區分不同商戶類別實行政府定價，對借記卡、信用卡執行相同費率，改為不區分商戶類別，實行政府指導價、上限管理，並對借記卡、信用卡差別計費。費率水平降低為借記卡交易不超過交易金額的0.35%，信用卡交易不超過0.45%。

二是降低網絡服務費(即一般所指的卡組織收取的轉接清算費)費率水平。網絡服務費由現行區分商戶類別實行政府定價，改為不區分商戶類別，實行政府指導價、上限管理，由銀行卡清算機構分別向收單、發卡機構計收。費率水平降低為不超過交易金額的0.065%，由發卡、收單機構各承擔50%。

三是對發卡行服務費、網絡服務費實行單筆封頂措施。借記卡交易的發卡行服務費單筆收費金額最高不超過13元，信用卡交易不實行單筆封頂控制;網絡服務費不區分借、信用卡，單筆交易的收費金額最高均不超過6.5元(即分別向收單、發卡機構計收時，單筆收費金額均不超過3.25元)。

四是對部分商戶實行發卡行服務費、網絡服務費優惠措施。對非營利性的醫療機構、教育機構、社會福利機構、養老機構、慈善機構，實行發卡行服務費、網絡服務費全額減免;與人民群眾日常生活關系較為密切的超市、大型倉儲式賣場、水電煤氣繳費、加油、交通運輸售票商戶按照費率水平保持總體穩定的原則，在2年的過渡期內實行發卡行服務費、網絡服務費費率優惠。

五是對競爭較為充分的收單環節服務費，由現行政府指導價改為實行市場調節價，由收單機構與商戶協商確定具體費率。

上述為銀行卡的第七個定價體系，此前已變遷過六個階段。

第一階段，在1996年3月31日之前，基本按照《信用卡業務管理暫行辦法》(298號文)中提出的信用卡業務的開辦條件、授信額度等基本要求，銀行卡費率實際上是區域分散定價，市場探索簡單行業的分類，這也是銀行卡產業的最初階段。

第二階段，從1996年開始實行央行頒布的《信用卡業務管理辦法》(26號文)，此定價體系中並沒有對行業作出細分，而信用卡刷卡手續費統一規定在2%，值得註意的是此時參與各方的分潤比例並未作出規定。

第三階段，從1999年3月央行頒布《銀行卡業務管理辦法》(17號文)開始，首次將商戶進行分類，並執行區別定價，同時第二階段沒有落地的分潤比例也被劃定，確立了發卡、收單及轉接三方分潤模式，規定在未建立信息交換中心的城市，商戶手續費按發卡銀行、收單機構分別為90%、10%的比例進行分配;在已建信息交換中心的城市，商戶手續費在發卡銀行、收單機構、信息交換中心間的分配比例為80%、10%、10%。

第四階段，商戶手續費收益在發卡機構、提供POS機具和完成對商戶資金結算的收單機構、以及提供跨行轉接的機構之間形成了沿用至本次費改前的“7：2：1”分配比例。尤其是2002年中國銀聯成立之後，收單機構的利益得到充分的照顧，以覆蓋在POS機具購置及安裝、商戶拓展方面的成本。

銀聯的成立很快帶動銀行卡產業的規範發展，銀行卡價格體系也迅速進入行業更加細分、執行時間最長的第五個階段。2004年3月實行的《中國人民銀行關於〈中國銀聯入網機構銀行卡跨行交易收益分配辦法〉的批複》(126號文)，將商戶分為五類實行差別定價。在126號文實行的8年多來，價格體系的穩定也帶動了市場的繁榮，銀行卡滲透率由2001年的2.7%上升到2013年的44.4%。

但需要提及的是，這一階段的定價中，五類商戶的價格差異幅度過大，導致一些收單機構“套碼”(MCC商戶類別碼)“套利”。這也引起了監管部門的註意。

第六階段，從2013年2月25日實行的《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關於優化和調整銀行卡刷卡手續費的通知》(66號文)以及《中國人民銀行關於切實做好銀行卡刷卡手續費標準調整實施工作的通知》(263號文)開始，將商戶簡化為四類，實行差別定價，餐娛類商戶降幅最高，政府固定發卡轉接收益、指導收單收益。

這一階段，銀行卡刷卡手續費有較大幅度下降，66號文及263號文發揮了銀行卡在擴大內需、促進流通和消費等方面起到的積極作用。

第七階段，即從2016年9月6日開始實施的費改新規。這是銀行卡產業各方為了進一步降低商戶經營成本，改善商戶經營環境，擴大消費，促進商貿流通而努力的結果，而行業“套碼”“套利”的漏洞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彌補。

提升亞太航空樞紐港地位 上海將推動構建跨市域多機場體系

2020年，上海將基本建成國際航運中心。這個時候的上海航空港樞紐建設，會是什麽樣子的?

9月8日的上海市政府新聞發布會上，介紹了《“十三五”時期上海國際航運中心建設規劃》等相關情況。上海市交通委副主任張林表示，在空港方面是要鞏固提升亞太航空樞紐港地位,空港客貨中轉效率大幅提升。

而要完成這個目標，還要協同長三角區域機場，研究和推動構建跨市域多機場體系。

2015年上海浦東、虹橋兩大國際機場全年共起降航班70.58萬架次，比上年增長7.7%;進出港旅客達到9918.90萬人次，增長10.6%。上海空港航班起降量、航空旅客吞吐量和貨郵吞吐量三大指標首次全部實現全國第一，國際(地區)航線客貨吞吐量持續位居大陸機場之首。

其中，浦東國際機場旅客中轉率達到10.2%，成為國內“通程航班“航點最多、中轉量最大的樞紐。2015年,定期通航上海的航空公司達100家,通達國內外255個城市航點,形成以上海為核心、銜接國際和國內的樞紐航線網絡。

此外,上海已成為長三角地區最重要的公務機服務中心,公務機起降架次全國占比近1/3。

2015年9月1日，上海市委書記韓正會見美國達美航空公司高管時表示，航空業發展是上海面向“十三五”發展的重點之一，將進一步明確發展規劃。下一步，上海浦東國際機場和虹橋機場將進一步擴建，以適應日益增長的國際國內客貨運需求。

《規劃》也給出了一系列具體的發展指標——旅客年吞吐量預計達到1.2億人次左右,貨郵年吞吐量達到400萬噸以上,航班年起降88萬架次左右,國際客貨吞吐量占比相比2010年提升2至3個百分點,力爭機場中轉旅客比例達到15%以上;浦東、虹橋國際機場的公務機年起降量達1.1萬架次左右。

要實現上述目標，上海依然面臨諸多挑戰。

《規劃》稱，上海地區空域、時刻資源瓶頸不利於航空樞紐發展,浦東、虹橋國際機場的航線網絡、運行效率和服務品質有待進一步改善。

上海教科院副院長胡衛曾表示，上海的航空樞紐建設目前還存在一定的問題，比如空域資源緊張矛盾日益突出。目前民航空域使用權占比不足三成，空域資源十分緊張;低空空域並未完全開放;通用航空與民航資源調配難度大，公務機與定期航班的時刻使用矛盾比較突出。

此外，在航線網絡完整性、均衡性方面還存缺陷。目前亞洲航線占全天國際航班比例為78%，中遠程洲際航線比重偏低。中轉銜接競爭力不強，浦東機場中轉旅客比例僅約10%，遠低於國際大型樞紐機場。

為了解決這些挑戰和問題，《規劃》稱，要推動上海地區軍民航空空域結構優化，提高航空樞紐空中、地面綜合保障能力。

比如，積極爭取國家在空域管理、航權分配、時刻資源市場化配置方面的試點支持。推進空管新技術的應用,建立完善的空管保障體系,重點解決虹橋國際機場周邊空域優化和浦東國際機場西向航班進出通道的問題。

同時要完成浦東機場第五跑道、三期擴建以及虹橋國際機場 T1航站樓改造等工程建設,增加浦東、虹橋國際機場貨運設施和資源供給。

浦東機場以衛星廳工程為主體的三期擴建工程已經開工，項目主要包括衛星廳、T3航站樓綜合體、行李處理、旅客捷運系統等工程，總投資約204億元人民幣，工程計劃2019年6月竣工投運。

上海機場(集團)有限公司副總裁賈銳軍說，浦東機場衛星廳是全世界單體最大的衛星廳，建成後將達到浦東機場規劃的8000萬年旅客吞吐量的保障能力。

此外，《規劃》稱，還要提升航空樞紐服務功能和品質。提升上海航空樞紐航線網絡覆蓋面和通達性,支持基地航空公司優先發展國際長航線和國際國內中轉銜接航線,吸引國內外航空公司、航空聯盟在滬發展,提升機場旅客中轉服務水平和航班準點率。

同時支持國內外航空公司和綜合物流服務商入駐機場地區建設國際性轉運中心,推進浦東國際機場國際快件轉運中心建設。

還要提升虹橋公務機服務能力,提高浦東公務機旅客保障效率,吸引國內外公務航空運營機構及配套服務機構在本市開展業務,打造東北亞地區公務機航空中心。

“保護地友好體系”將成全球行動 已在中國15個項目地開展工作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獲悉，在剛剛結束的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大會上，由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保護地友好體系課題組組長解焱博士提議的“建立國際保護地友好體系課題組”的議案得到大會批準。

這使保護地友好體系的相關理論及實踐研究應用正式提升到了全球合作推進的層面。

本報記者得到的世界自然保護大會修改並通過的議案全文稱，生物多樣性對人類得以生存和延續的關鍵性作用與意義，但是根據2015年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發布的地球生命力報告，全球陸生脊椎動物的種群在過去40年下降了約50%，淡水生態系統生命力指數下降了76%，同時這個危機的嚴重性和緊迫性仍然沒有得到全球性的社會共識與警醒。

議案稱，自然保護地在保護生物多樣性方面的至關重要的地位，但是隨著城市化進程和工農業發展，自然生態系統不斷遭受破壞而退化;當生態退化尤其野生動物種群數量下降或滅絕達到一個特定水平之下，即“生態安全底線”時，自然生態系統將無法有效地提供必要的服務，人類將難以在地球上生存和發展。

議案說，到2020年陸地自然保護地覆蓋率要達到17%，海洋需要達到10%。但是即使已經成為自然保護地的地方，周邊過度的發展也正對這些區域形成嚴重威脅，包括使用有毒有害農藥化肥，單一性高經濟價值的外來物種大量引入這些偏遠地區，過度旅遊導致的人為幹擾(威脅到瀕危物種的生存繁衍)，偷獵、開墾、道路和堤壩建設等，也在迅速影響破壞著殘存的自然保護地。

到2015年，保護地友好體系已經在中國15個項目地開展工作，覆蓋4萬多平方公里，會員數量增加到2600多，開展巡護近萬公里，為野生動物清除狩獵工具6919個;減少農藥化肥等威脅18545公斤，生產對保護地友好的產品15種，包括大米、小麥、野菜、核桃、蜂蜜、藏綿羊、茶葉等，保護宣傳覆蓋人群超過3萬人。

大會要求建立世界保護地委員會保護地友好體系課題組，主要開展四項工作： 在全球範圍協調保護地友好理論研究和實踐示範推廣活動的國際合作;推動和促進國際性跨行業、跨專業的各類組織、機構、個人及各類資源廣泛深入地合作和共享;倡導、推廣和多環節積極支持對自然保護地友好的生活、生產方式;維護、恢複、提升人類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整體能力與水平，有效保護並不斷擴大自然保護地。

解焱表示，課題組的成立將為進一步聯合世界各國保護領域內外的各方面專家及更多社會力量，共同深入研究和推動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開創一個嶄新的局面。

“保護地友好體系”發起人是解焱博士，以阻止或緩解全球性生物多樣性下降趨勢、共同保衛支撐人類生存的生態安全底線為目標。推廣對保護地友好的生活、生產方式。

投資體系不可自相矛盾 xuyk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