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將在15個城市開展老舊小區改造試點,以探索城市老舊小區改造新模式,為推進全國老舊小區改造,提供可複制、可推廣的經驗。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1日在廈門召開老舊小區改造試點工作座談會。住建部部長王蒙徽在會上說,推進老舊小區改造,有利於改善居民的居住條件和生活品質,提高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利於加強和創新基層社會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
他說,老舊小區改造試點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充分運用“共同締造”理念,激發居民群眾熱情,調動小區相關聯單位的積極性,共同參與老舊小區改造,實現決策共謀、發展共建、建設共管、效果共評、成果共享。
在試點中,要堅持問題導向,順應群眾期盼,先民生後提升,明確近遠期老舊小區改造的重點和內容。並堅持因地制宜,精準施策,結合本地和小區實際,共同制定科學的改造方案。
據介紹,這15個試點城市為廣州、韶關、柳州、秦皇島、張家口、許昌、廈門、宜昌、長沙、淄博、呼和浩特、沈陽、鞍山、攀枝花和寧波。
王蒙徽強調,老舊小區改造試點要著重探索四個方面的體制機制。一是探索政府統籌組織、社區具體實施、居民全程參與的工作機制。
二是探索居民、市場、政府多方共同籌措資金機制。按照“誰受益、誰出資”原則,采取居民、原產權單位出資、政府補助的方式實施老舊小區改造。
三是探索因地制宜的項目建設管理機制。強化統籌,完善老舊小區改造有關標準規範,建立社區工程師、社區規劃師等制度,發揮專業人員作用。
四是探索健全一次改造、長期保持的管理機制。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指導業主委員會或業主自治管理組織,實現老舊小區長效管理。
(來源: 新華網 記者 王優玲 顏之宏)
湖北省計劃2018年至2020年投資約3150億元,改造棚戶區約70萬套房屋。到2020年,國有工礦棚戶區、城鎮棚戶區、墾區危舊房基本完成改造,困難群眾將“出棚進樓”,分享社會發展成果。
據統計,截至2017年11月底,湖北省各類棚改已開工41.25萬套,開工率100.2%,提前完成全年目標。其中,棚改基本建成29.9萬套,完成年度目標任務的164%;公租房基本建成2.67萬套,完成年度目標任務的129%;農村危房改造開工82954戶。
湖北省住建廳表示,將繼續完善“商品房+政府保障房+租賃住房+共有產權住房”的多元化供應格局,滿足首套剛需、支持改善需求、遏制投機炒房,推動住房回歸居住屬性。在公租房分配方式上,將進一步降低準入門檻,優先保障環衛、公交等行業困難群體,將符合條件的新就業無房職工、外來務工人員和青年醫生、青年教師等納入保障範圍,對低保、低收入困難家庭也要實現應保盡保。
據介紹,湖北還將總結推廣武漢市住房租賃試點經驗,在人口凈流入城市加快培育和發展住房租賃市場,逐步提高租賃住房占新增住房供應量的比例;鼓勵大中企業、行業系統、工業園區、房地產企業、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等投資運行公共租賃住房。
(新華社 記者 徐海波)
“政府剛給村民發放1萬元危房改造補貼,村幹部就要回了6000元。”提及半年前發生在歷洞鎮旺埇村的一起鎮村幹部向危房改造戶索要好處費的案例,廣東省郁南縣委巡察辦副主任王海鋒還是難掩一腔怒火。
“那可是危房改造戶的建房款啊!這幫人明目張膽地上門索要,真是膽大包天!”王海鋒說。2017年4月,郁南縣委巡察組在開展扶貧領域專項巡察時,旺埇村幾名村民哭訴政府發放的危房改造補貼被村幹部克扣。圍繞這一線索,巡察組順藤摸瓜進行核查。後經縣紀委調查發現,2011年至2013年間,歷洞鎮扶貧辦原負責人吳活昌與時任旺埇村黨支部書記兼村委會主任聶錫泉合謀,利用為該村村民申請和發放危房改造補助資金的職務便利,先後向8戶村民索取好處費共5.58萬元,其中,吳活昌分得4.76萬元,聶錫泉分得0.82萬元。2017年8月,郁南縣紀委監察局給予吳活昌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給予聶錫泉開除黨籍處分,並將2人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為提高巡察發現問題的能力,在省委巡視辦的指導下,各市縣結合實際探索創新巡察方式方法。郁南縣委巡察辦利用群眾在鄉鎮集市人員相對集中的時機,專門設點開展巡察接訪活動,暢通群眾反映問題意見的渠道。巡察辦在開通舉報電話和網絡舉報平臺等基礎上,制作了專用舉報信封,在集市派發,打消了少數群眾擔心舉報後被人報複的顧慮。
“信封是郵局印制的,上面印有郵票和郵寄地址,群眾只需要把舉報和反映問題的內容寫好裝進信封寄出就行了。”郁南縣委常委、縣紀委書記吳月德告訴記者。郁南縣是廣東省首個掛牌設立縣級巡察機構的縣,啟動首輪巡察以來,已對2個鎮、8個縣直單位完成了常規巡察,對村級換屆選舉和精準扶貧開展了專項巡察,共發現各類問題173個,其中重點問題39個。據省委巡視辦相關負責人介紹,2017年以來,廣東省在全力推進巡視全覆蓋的同時,積極探索建立巡視巡察上下聯動的監督網,推動構建巡視巡察一體化格局。全省21個地級以上市和121個縣(市、區)共成立142個巡察辦、466個巡察組,均已全部推開巡察工作。
“巡察是巡視工作向市縣、鄉鎮以及行政村的延伸,劍指群眾身邊反映最強烈、矛盾最突出的問題,為基層群眾打通一條直接反映問題的渠道。”省委巡視辦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為確保巡察效果,省委巡視辦組織12個省委巡視組對全省21個地級以上市及所轄縣(市、區)開展巡察工作情況進行專項督導調研,提出加強和改進工作的具體措施。舉辦3期覆蓋全省市縣兩級600多名巡察業務骨幹的業務培訓班,研究制定政治巡察工作指引、市縣巡察工作流程,努力提高巡察幹部履職能力和巡察工作科學化、規範化水平。探索建立了“交叉巡察”“提級巡察”“同步巡察”等一系列巡察方式方法。加大對教育、國土、人社、地稅、公安等10個點多、線長、面廣的省直單位黨委(黨組)系統巡察工作的指導力度,發現並推動解決了一批管黨治黨寬松軟問題。截至2017年12月底,全省市縣兩級黨委共對4447個黨組織開展巡察,發現管黨治黨方面突出問題19656條。根據巡察移交的線索,紀檢監察機關立案860宗,給予黨紀政紀處分434人,移送司法機關53人。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 )
王石歸來。
4月22日,萬科創始人、萬科董事會名譽主席王石現身深圳城市共創大會活動現場作演講致辭,回顧深圳經濟特區和萬科的發展。
一些歷史已是耳熟能詳,新穎的是王石首次對外詳細介紹萬科的“萬村計劃”。
王石表示,對於“萬村計劃”,“我理解的是萬科啟動的、與政府和村委會村民一起參與的城中村改造計劃”。
2017年7月5日,深圳萬科出資1000萬成立專門的運營公司深圳市萬村發展有限公司,隨後,與深圳玉田村、新圍仔等城中村簽約,介入深圳城中村的改造運營。
據萬科《2017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數據,截止至2017年底,萬科已在深圳市龍崗、寶安、福田、龍華、坪山、南山、鹽田等7個片區拓展33個城中村,並與南山區簽訂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其中10個村已開啟整租及改造運營工作。
如何讓人才在城市中落腳,是每個大型城市逃不過的命題,尤其是城市面積僅約為北京的1/8、上海和廣州的1/3的深圳市。
王石表示,經過40年的開發,深圳可用的土地只剩下20平方公里左右,每年新增用地不足2平方公里,城市進一步發展的空間嚴重受損。
因而,利用好城中村何其重要。王石說,“深圳1044個城中村里居住了60%的城市人口,這些村落在全市轄區範圍內均勻分布,為四面八方來到深圳追求夢想的人提供了第一落腳點,他們是特區活力與競爭力的基石。”
王石認為,城中村曾長期遭到人們的誤解,甚至被誤認為是城市發展的毒瘤。“出於城市更新成本以及市民居住成本的考慮,對於城中村不能采取大拆大建的方式,必須找到綜合整治提效的新模式。在此背景下,萬科開創了一項城中村改造計劃,叫’萬村計劃’。”
“萬村計劃”以城中村綜合整治+引進物資營管+城市化商業運營的模式開展工作。
用萬科自身的說法,萬科是以集約化整體租賃的形式,將村民自建物業進行專業化改造,並通過商業團隊進行商業配套、生活內容、產業配套的植入,為城中村帶來都市霓虹和綠色配套,推動城市另一極的教育文化與產業創新發展。
“萬村計劃”也是萬科的住房租賃業務即長租公寓擴張的主要途徑之一。萬科進村,升級城 中村公共設施配套,在城中村嘗試將部分舊樓改造為長租公寓,提供租賃服務。
2017年,萬科長租公寓業務平臺泊寓已覆蓋北京、上海、深圳、廣州、杭州、廈門、西安、重慶、蘇州等29個城市,保有量超過10萬間,已開業3萬間。
按照萬科的計劃,2018年計劃新獲取10萬間以上租賃住宅,新開業5萬間以上,在租賃住房需求巨大的城市加大投資力度。而萬村業務也將覆蓋深圳各個行政區域,進入更多城中村。
目前市場主要關註長租公寓的經濟賬如何算、如何盈利。對於“萬村計劃”,盈利問題也是討論焦點。
由於萬科並無公布進入城中村項目的租賃價格,只有改造後長租公寓產品的市場租金,因而成本與盈利不可考。
對此,第一財經采訪過深圳萬科執行合夥人、萬科泊寓租賃服務有限公司總經理袁軍,他表示“萬科不是做單棟的業務,我們的目標是做綜合整治。在項目收樓到一定規模後,會引入商業、教育等配套。光看租金大家看來可能算不過賬,覺得企業不好盈利,但現在未引進配套之前,我們的成本也能打平。”
城市共創大會的一位嘉賓,深圳市規劃學會常務理事、住建部城市設計專家委員會委員張宇星提出了“空間免費”的觀點,恰好解釋了“萬村計劃”的邏輯。
張宇星表示,“我們一旦在空間里創造了更多的社會服務價值,這些價值超越於空間的租金、空間交易的成本之後,可以免費使用。比如互聯網,它是免費的。面向未來的空間經濟價值,必然是走向空間的免費。這種免費是我們每個人都期待的,我們現在的空間被收費束縛了。面向未來空間的社會價值就是空間自由。”
作為格力電器的董事長兼總裁,董明珠應該感謝格力電器的中小股東,兩年前他們反對格力電器收購銀隆新能源,在兩者之間建立了“防火墻”。如今,銀隆新能源業績未如理想,終止了上市計劃。不過,這位“鐵娘子”利用銀隆作為格力智能裝備業務“試驗場”的計劃沒變。
6月7日,一位接近格力電器的業內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銀隆正在“深度改造”。“銀隆正在發生的變化及陣痛是為了走上格力這樣可持續發展道路要付出的代價。從企業發展使命、經營理念、模式選擇,到質量控制、技術創新、制度文化、供應鏈掌控等都須重塑,才能獲得未來。”
銀隆上市擱淺、高管層頻換
據中國證監會廣東監管局官網5月30日掛出的《廣東轄區已報備擬上市公司輔導工作進度表》,珠海銀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銀隆)的上市前輔導已經“終止”。銀隆上市計劃備案日期為2017年5月17日,而“輔導終止”的時間為2018年1月17日。
僅僅9個月,銀隆就從滿懷希望準備IPO到上市輔導終止,與其經營業績不理想有關。其未經審計的財務數據顯示,銀隆2017年營業收入為87.52億元,凈利潤為2.68億元;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資產總額為315.12億元,負債總額為237.67億元。2017年銀隆的凈利潤相比2016年下降了67.94%。
從汽車銷量看,銀隆2017年電動客車訂單為6000余輛,這與當初3萬輛的計劃相差甚遠。實際上,銀隆2017年僅銷售了3355輛純電動客車,銷量與2016年的6200輛相比,幾近腰斬。
銀隆旗下的河北銀隆新能源有限公司,今年5月被媒體曝光存在電動汽車電池產能過剩、部分員工離職等情形。第一財經當時了解到,銀隆創始人魏銀倉在公司留下了一些黑洞,目前銀隆正處於“內部整頓”狀態,圍繞產品質量、供應鏈管理、生產制造等提高管理水平。
自去年年底以來,銀隆的高管層也頻繁變動。去年11月,銀隆創始人、原董事長魏銀倉辭職,與魏銀倉搭檔多年的銀隆總裁孫國華兼任公司董事長;今年3月,孫國華卸任銀隆董事長兼總裁,由銀隆第五大股東普潤資本總經理盧春泉任董事長,曾在格力任職的原銀隆副總裁賴信華任銀隆總裁。在今年4月26日格力電器的關聯交易預計公告里,銀隆的法定代表人還是盧春泉;但是,6月7日“天眼查”的網站上顯示,銀隆的法定代表人已變為賴信華。
賴信華此前為格力電器(鄭州)有限公司總經理。而包括賴信華在內的多位有格力電器背景的人士進入銀隆高管層,負責銀隆從采購、財務、品質到生產技術等核心業務。這意味著,雖然銀隆沒被收入格力電器旗下,但是“格力化”還在推進。
“銀隆正在深度改造,敬請關註。”上述接近格力電器的業內人士向第一財經記者說。
格力借“試驗場”強攻裝備業
對銀隆的變局,外界多稱董明珠的“造車夢”遇挫。但從4月26日格力電器的關聯交易預計公告看,董明珠把銀隆作為格力電器智能裝備業務“試驗場”的計劃沒變,格力今年將繼續借銀隆來強攻高端裝備領域。
據公告,2017年,格力電器與銀隆的關聯交易曾計劃達到200億元,實際上只發生了19.4億元,其中格力電器向銀隆銷售智能裝備18.9億元、銷售大巴空調964萬元;而銀隆向格力電器銷售的新能源車及儲能設備只有4039萬元,也就是說格力向銀隆賣裝備占了雙方關聯交易額的大部分。
2018年,雙方預計關聯交易額達為15億元,其中預計格力電器向銀隆銷售智能裝備、大巴空調13億元,銀隆向格力電器銷售新能源車輛及儲能設備2億元。
格力電器表示,公司目前產業鏈已延伸至汽車空調、電機電控等領域,銀隆如按市場價格向格力采購智能裝備、模具鑄造、汽車空調、電機電控等產品,格力最終可借助與銀隆的合作,快速切入新能源汽車產業鏈、儲能以及電池制造裝備領域,打造新的產業增長點。
董明珠自媒體並沒有停止繼續為銀隆“賣廣告”——6天前,其發文透露,上合組織青島峰會前,銀隆新能源純電動仿古鐺鐺車開動,為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媒體開啟了北京中軸線觀光之旅。
不過,董明珠自媒體今年以來“賣廣告”最多的是格力的智能裝備。繼宣傳格力的工業機器人之後,擅長營銷的“董小姐”6月7日又在自媒體上透露,“近日,格力自主研發的首臺光纖激光切割機正式下線交付客戶,並成功完成調試”。
第一財經記者留意到,董明珠自媒體這幾天文章的結尾,都顯示了格力電器定位的新表述——“格力電器已從專業化空調企業向多元化智能人居產品和高端裝備企業轉型”。
之前,格力電器在年報中的定位是“多元化全球型工業集團”,新的表述更突出智能人居產品和高端裝備。上述接近格力電器的業內人士說,格力的定位沒變,只是表達方式有了變化,未來發展戰略是“雙智”化,即“智能家居+智能裝備”,主攻產品是高端家電和高端裝備。
智能化、節能化、精工化、集成化、多元化是格力智能家電的開發方向,以滿足消費者不斷升級換代的需求為導向;智能裝備發展方向是精密模具、數控機床和工業機器人,目的是自主掌控核心智造技術。這位人士說,總之,家電向智能家電升級,制造向智能制造升級。
董明珠曾說自己從來沒錯過。財經作家吳曉波最近曾問董明珠“真正做錯了怎麽辦?”董明珠當時回答說,她做了風險防控,比如一項決策,預備50億投進去,沒有就沒有了,不影響企業的健康發展,這就是風險防控。她舉例說,像格力手機,格力自己生產,規模小,能銷售掉就可以了。
從這個角度看,董明珠去年改為自己個人入股銀隆,雖然銀隆現在終止了上市計劃,但是只要銀隆在一定規模實現良性發展,為格力電器智能裝備業務的發展鋪好路,也許就發揮了它在“董小姐”棋盤中的作用了。
因為萬科進入富士康在深圳龍華工廠北門的清湖新村改造,富士康的員工表示“萬科來襲,人心惶惶”,他們擔心經萬科改造後,房價飛漲。
富士康的員工在廠區張貼《致富士康員工的公開信》,指出,目前的單間租金達到了700-800元/月,已占據工資的三分之一,而被萬科改造後租金要翻兩三倍。富士康員工要求漲工資,跟上房租的漲幅。
擔心房租上漲比擔心房價上漲更直白,如果連房租都上漲到難以承擔的水平,城市生活將沒有退路。是以,這封公開信引起較多關註。
實際上,深圳城中村正經歷綜合整治、改造替代大拆大建,推倒重來的舊改過程。來自城中村的房源將成為深圳市籌備、供應租賃住房的主要渠道之一,舊的城中村租賃關系正被打破。
去年8月,深圳發布《深圳市關於加快培育和發展住房租賃市場的實施意見》(征求意見稿)、《深圳市住房租賃試點工作方案》(征求意見稿)推進住房租賃市場工作,響應國家探索建立“租售並舉”機制,引導“城中村”通過綜合整治開展規模化租賃。
今年6月5日,深圳市發布《關於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並舉的住房供應與保障體系的意見(征求意見稿)》,再提城中村和原村民通過綜合整治提供租賃房。
萬科在2017年正式開展城中村改造業務,由深圳萬科出資1000萬成立專門的運營公司深圳市萬村發展有限公司。
今年4月,萬科創始人、萬科董事會名譽主席王石在出席萬科舉辦的城市共創大會上,他表示,“出於城市更新成本以及市民居住成本的考慮,對於城中村不能采取大拆大建的方式,必須找到綜合整治提效的新模式。”
王石對萬科的“萬村計劃”進行解釋:“我理解的是萬科啟動的、與政府和村委會村民一起參與的城中村改造計劃”。
據萬科《2017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數據,截止至2017年底,萬科已在深圳市龍崗、寶安、福田、龍華、坪山、南山、鹽田等7個片區拓展33個城中村,並與南山區簽訂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其中10個村已開啟整租及改造運營工作。
開發商進場了,被視為城市發展的負面、都市的邊緣和底層聚居地的城中村變幹凈了、變美了當然是好事。但問題在於改造後城中村的租金會否大幅上漲。這正是富士康員工擔憂的核心。
事實上,這並非第一次萬科因為改造城中村引發爭議,此前萬科改造深圳玉田村、新圍仔等城中村,同樣引發輿論關註。
6月11日晚,萬村發展公司公開回應,“有租戶擔心全面改造後的城中村公寓價格會大幅上漲帶來經濟壓力。事實上,改造前後的租金價格是處於同等區間。”
萬村發展公司試舉例說明,例如在阪田新圍仔項目中,新圍仔城中村未改造的單房均價在800元/間/月,一房一衛價格區間在1100-1200元/間/月,兩房一衛均價在1250元/間/月,改造後泊寓的價格區間為798-1398元 (含家私家電)。
相比之下,萬科改造城中村後,有輕微漲幅,但漲幅不大。
萬科公寓業務相關負責人此前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曾解釋過一套邏輯。即“萬村計劃”以城中村綜合整治+引進物資營管+城市化商業運營的模式開展工作。
這套邏輯下,城中村租金不會是萬科唯一的收入來源,萬科還將引入物業、商業、教育等多元化業務進入城中村,而城中村的租客將成為萬科的客戶,這些消費也將成為萬科的收入來源。
萬村發展公司在回應中稱,“萬科在房屋的消防、管線、室內裝修、運營維護等方面的投入力度很大,付出的改造成本較高,但萬科將利用三十多年房地產開發經驗,在更集約的戶型面積內集合完整的功能空間並努力維持單間公寓的月租金穩定。”
服飾加工廠歷來是勞動密集之地,但不少企業近年來則開始推行智能化工廠的建設。
筆者最近去了位於寧波的雅戈爾(600177.SH)的工廠,發現這家老牌服企也不甘落後,雅戈爾在2017年就著手開始將其西服車間作為試點的智能工廠改造樣板,如今這個升級已經基本完成。在其寧波的西服車間,筆者看到了一條西服全吊掛的自動流水線。
智能工廠在同行中並不鮮見,比如報喜鳥(002154.SZ)、青島紅領集團都有自己的智能工廠。但雅戈爾智能工廠的負責人卻告訴筆者,據她了解,業內一些同行都是半吊掛的流水線,而自家的則實現了全吊掛自動化操作。
聽公司方面說,上述吊掛流水線上投入近1億元,而這間智能工廠里還引進了MES系統、智能裁剪系統、AGV智能小車、單工位智能模塊等一系列信息化硬軟件設備。
聽上去實在太炫太暈,大多數讀者肯定會問這樣的智能工廠相較於早前的普通工廠有何區別?
對筆者這種外行來說,相較於其他傳統工廠,智能工廠給人最直觀的感受便是幹凈、整潔、有序。此外,在每個工人面前,有一臺iPad,上面有實時的動態數據。
上述車間負責人解釋稱,過去的工人需要通過人工運輸來制作西裝,但如今各類布料、材質都通過一條自動的運輸線自動傳輸到工人的工位上,每個環節操作都被精確地設置操作的流程。也就是說,這部分的人工被節約了。
筆者在工廠內看到,懸在上方的吊掛系統帶著各種半成品的布料來回穿梭於各個工位之間。工人們則可以方便地直接坐在工位上取下系統送來的半成品布料,在完成自己的工作後,再交還到吊掛系統的流水線上,而後傳送帶便會自動運送它們到下一個工位。此外,每個吊掛架上都有一個編號,代表這套西服的“身份代碼”,包含著諸如面料、尺寸、工藝標準等所有信息。這些信息通過每個工位前的一個專屬平板電腦顯示給工人。這樣,在布料到達工位的同時,工人已經了解了這套西服的工藝要求,在縫制的時候就不會出現偏差。總之,一切都更加規範且精確了。
雖然是智能自動化,但筆者卻發現,工廠里的工人不少。實際上,智能工廠的啟動並不意味著減少工人數量。
按照雅戈爾品牌總監徐鵬的說法,“智能制造不是簡單地用機器替代部分勞動力,而是要讓‘智能化’融入到企業訂單、供應鏈、生產、銷售、服務的每一個環節,打造柔性供應鏈。”
而上述車間負責人告訴記者,在人工不減少的情況下,工廠智能化後可以將生產效率提高20%~30%,量體定制周期由原來的15個工作日縮短到5個工作日,單件定制周期縮短至2天,大規模定制生產能力也由原先總量的10%增加至30%以上。
智能工廠對於服飾這樣的制造企業來說有必要嗎?上海良棲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程偉雄認為,智能化工廠無疑是個大的趨勢,因為人工原因會導致一些工期延誤、質量不達標,但智能工廠中人工與自動化機器的結合無疑能夠降低這些錯誤的發生。那些大型的、期待標準化的企業會在這一塊兒率先布局。但沒有大面積鋪開一方面是因為服飾制造業依舊屬於勞動型行業;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智能化工廠的投入較高,企業需要計算投入和產出比。
對於那些大體量的服裝企業來說,如果可以拿到足夠的訂單,那麽能夠將生產效率提高的智能工廠會是一個好的選擇。
不過,不要以為你們在雅戈爾的門店里隨便挑一套就是智能工廠里出品的。實際上,花了大價錢投入下去的智能工廠目前的產量在雅戈爾服飾里占到的比例不大,該間工廠年均可產超過10萬套西服。
目前這間智能工廠中只限於高端定制的西服品類,這間工廠中最低的一套西服市場零售價在6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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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5月1日上海市、福建省(含廈門市)和蘇州工業園區實施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試點後,近日14家公募基金公司獲批養老目標基金備受業內關註,也引起了未來養老金第三支柱業務發展的一些遐想。
實際上,公募行業養老類型的基金早在多年前就已推出,但一直都未能在業內推廣開來。在FOF產品推出以及政策對於養老目標基金大力支持之下,即將發行的養老目標基金被寄予厚望。尤其是首批產品,被認為是服務和推動養老金第三支柱建設的重要一環。
隨著批文的下發,按照慣例,這14只養老目標基金最晚將於6個月內完成募集。眼下,市場翹首以待養老目標基金第一單的成立和發行。
“我司的養老目標產品大概會是在9、10月份成立發行,具體時間還不確定。要看渠道系統改造完成的時間,以及渠道銀行的排期等。”此次發行養老目標基金的某公募基金人士向第一財經透露。
待系統改造升級
我國的居民普遍有儲蓄的習慣,大量的儲備資金存在銀行里面,而銀行現在又進入到低利率的時代,久而久之個人資產存在貶值預期。因此,養老金投資如何破局至關重要。
在10多年前的2007年1月,安徽淮南礦業集團委托華夏基金年金組合管理的資金到賬,是當時國內最大的單一委托組合正式啟動運作。其後,企業年金和職業年金委托的投資於管理人,10年來全行業取得了118%的平均回報。
近年來,很多公募基金養老部門建立了涵蓋股票、混合、固收、貨幣及另類的養老金產品線,基本能夠滿足年金資產的各類配置需求。這一次以FOF形式開展業務的養老目標基金獲批,有望改變更多投資人養老金回報不高的局面。下一步隨著養老目前產品的發行,養老目標基金無疑將引發業內極大的關註。
隨著我國老齡化趨勢加劇,以及養老金第一和第二支柱的負擔日益沈重,今年以來,養老金第三支柱的建設加速發展。
今年3月2日證監會正式發布《養老目標證券投資基金指引(試行)》(以下簡稱指引)以來,養老目標基金備受市場關註,各家基金公司已經上報了超過50只養老目標基金產品,產品策略方式主要分為目標風險策略和目標日期策略。
8月6日晚間,證監會最新公布的消息顯示,首批14只養老目標基金已經獲批,意味著基金業歷史上首批養老目標基金出爐。由於養老目標基金采用多元資產配置策略、嚴格控制回撤、規範投資運作,能夠為個人養老投資提供一站式解決方案,可有效滿足居民養老資金保值增值的需求。養老目標基金批文的下發,也被認為是公募基金服務第三支柱的開篇。
“養老目標產品有投資者適當性的安排和申購贖回的安排,需要渠道進行系統的開發,因此養老目標產品成立發行還是要看渠道的時間。”另一位公募基金養老部人士也稱。
隨著中國養老保障體系的不斷完善,機構的作用也會是越來越突出。根據預測到2020年,中國的養老金市場有望達到10萬億的規模,也將成為資產管理行業的一個新的高地。如何運用和管理好這些巨量資金,是擺在機構面前的一個課題。
引導長期投資
上海一家公募基金副總經理告訴記者,未來,基金公司做養老投資是通過TDF(目標日期基金)或TRF(目標風險基金)以FOF的方式進行底層產品優選和動態資產配置的。
“引入穩定類資產和套期保值工具,增加非標產品以及股指期貨等品種。放開固定收益類資產的配置上限,固收資產上限由50%提高到了95%。從2015年以來,我們在追求絕對收益的基礎上,追求相對收益的平衡。”北京某公募基金養老部門投資經理表示,投資政策的不斷優化是年金實現長期穩健收益、收益波動趨緩的一個重要原因。
根據美國投資管理人的經驗,從養老金資產的角度來講,讓哪個投資人管理,美國信安金融集團前董事長施伯文施伯文有兩點建議。
“一是只選擇有歷史業績的投資管理人;二是在投資上遵循充分多元化的原則。不僅是不同資產類別的多元化,還有不同管理人的多元化,而且在同一類資產下還要多元化。這樣才能達到比較好的風險管理目的。”施伯文對第一財經表示。
施伯文舉例稱:“為55歲的人和25歲的人分別做養老金投資,我覺得應該采取不同的投資策略。因為55歲的可能就10年的投資時間,25歲的管理時間可能是40年。那投資策略確實是不一樣的。主要看投資的期限有多長。如果投的穩定和保守,那風險低但回報也就低一些。”
“基金公司的優勢主要體現在兩點:一是作為養老投資底層標的公募基金簡單、透明、成本低廉,而且一直是在完善的監管框架下運行的。二是基金公司在股票和債券管理方面進行了長期積累和人才儲備,特別是股票長期投資收益率有明顯優勢。”該上海公募基金副總表示。
他認為,可以通過政策導向和產品設計,引導投資者如果選擇高收益的養老投資,就要進行長期持有。另外,合格養老產品默認機制也很有意義,幫助投資者做了產品選擇,讓投資行為在無感中發生。
“第三支柱個人稅延養老金中個人是有天然選擇權的,但是有了選擇權並不代表投資人會選。因此會通過默認選擇進行處理。”此前在接受采訪時,美國富達投資高級研究顧問鄭任遠也表示。
需要看到的是,提供相對的高收益以及降低成本,已經成為各個機構的一個共識,並且已經在實踐當中了。但機構也很少去考慮每個企業或者每個個人的需求,進而對他們做出一些咨詢以及綜合的解決方案,目前機構大致是提供同質性的服務,對於差異化的服務做的還不夠。
“現在一般真是做階段性投資業績的評估一般是3-5年,不是說有規定,而是大家都這麽做。這個評估不只是投資業績,還包括服務及收費等。美國做一年投資業績評估的幾乎沒有,可能3年更多,但我覺得5年評估一次更合理一些。”施伯文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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