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只要是戎馬出身的皇帝、總統或主席，一般都非常看不起商人，在他們看來，財富當然應從槍桿子裡獵取，斤斤計較的辦法太囉嗦了。
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代雄主，他當然也很看不起商人。有一回，他曾對重臣房玄齡囑咐說：「朝廷的各種官位，都是為賢人們準備的，那些工商雜流，即便人才出
眾，也只可以讓他們多多發財，一定不能授以官職，使得他們能夠與賢人君子並肩而立，同席而食。」這段話在後世非常出名，被歷代治國者奉為圭臬。此外，唐太
宗還在服飾上對各種身份的國民進行特別的標識，五品以上的官員可以穿紫袍，六品以下的穿緋綠的官服，胥吏的衣服是青色的，一般百姓是白色的，軍士是黃色
的，而商賈則必須是黑色的。
儘管如此，唐太宗還是有用得著商人的地方。
任何統治者要名垂青史，都得幹好兩件事，一是輕賦薄徭，二是官員清廉，李世民明白這個理。唐代的稅賦很輕，公元626年，李世民即位當月就頒佈詔令，下令把潼關以東的關卡全部停廢，以讓貨物自由交易。同時，唐朝嚴禁官員經商。
輕賦薄徭和官員清廉當然可以起到休養民間的作用，但是也引發了另外的一個問題：稅賦收得少了，行政性費用也就捉襟見肘了，政府哪裡有錢來養活這些官
吏，以保證他們不貪污、不受賄、不以權謀私？於是，唐太宗就想出了一個十分古怪的主意—「公廨錢」制度，就是對富豪家庭定向徵收一筆「特別財產稅」，以此
來養活政府的官員。
早在高祖時期，朝廷就對天下的富商進行了一次資產清查，並規定「每歲一造冊，三年一造籍」。在把人數基本摸清楚的前提下，到了公元637年（貞觀十一
年），唐太宗下達詔書，容許長安70多所衙門，每所可選「身能估販、家足資財」的商人九名，號稱「捉錢令史」，每人貸予「公廨錢」5萬錢，用於商業活動，
每月納利息4000錢，一年4.8萬錢，以單利計算，年利率約為100%。這一政策很快在全國各州普遍實行。
當時被徵收特別稅的商人家庭約為7000戶。唐朝初期，官員人數非常之少，貞觀年間，中央政權機構中的文武官員最少時只有643人，也就是長安城的700來位「捉錢令史」，每人養活一個官員。
公廨錢制度在唐代執行了很久，玄宗初年，年利率降低為70％，繼而再降到50％，每筆強迫貸款金額也有降低。被選中的商人所獲權益，早期是當官吏，後
來則改為免除徭役。唐太宗發明的這個制度，在後世的學術界引起過很大的爭議。褒之者認為，這一制度雖然「粗糙」卻很直接，政府養活了官員又巧妙地避免了廣
徵稅賦。貶之者則認為，這是對富有家庭的一次強制性的制度盤剝，它雖然比漢武帝的算緡令溫和一些，不過本質卻是一致的。另外，100%的高利率亦是對全國
金融市場的破壞，富戶很可能以類似利率放貸給一般平民，從而導致全社會資金流通成本的抬高。
不管怎樣，唐太宗用「公廨錢」的辦法確實起到了高薪養廉的作用，唐初吏治為歷代最好。
專欄讀到這裡，你也許會傻乎乎地冒出一個念頭—不瞞你說，我當年也冒出過這個念頭—我們現在能不能也試一下「公廨錢」制度，在北京城裡選一批「優質商人」出來，比如潘石屹、任志強他們，也每人每年出一筆錢養活城裡的那些官員？
再一想，好像比較難。唐太宗時，長安城裡只有600多個官員。現在，北京城裡可有多少官呢？若普及到全國，唐代養官1.8萬人，而現在的公務員總數據說已經超過5000萬人，天下的商人好像真還沒有這個數。
於是，算了吧，高薪養廉的事，咱們得另想辦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