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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腦」】

蛇灣幹部培訓班被稱為蛇灣的「黃埔軍校」。我上的是第七期，感受可用兩個字來概況：「洗腦」。

二十五年過去，蛇灣培訓中心看起來還是老樣子，只是沒有了當初的色彩斑斕。那個年代，如果說華商大廈是蛇灣「大腦」的話，那麼，這裡就是蛇灣的「心臟」。直到現在，我走進培訓中心，心裡還會有砰砰跳的感覺。在這裡呆了兩個月，把我「洗」成對這片土地不離不棄的「蛇灣人」。

對於我這個大學畢業才一年多的人來說，培訓班的課程設置仍然很新穎。老師大多來自蛇灣的中高層，有實際工作經驗，採用的是案例教學：集裝箱廠原總經理講解工廠如何起死回生，浮法玻璃廠總經理介紹怎麼管理中外合資企業……比我大學時期聽的「紙上談兵」有趣多了。

蛇灣的創始人袁董也來上課，我們很喜歡聽袁董講課，雖然他的普通話有很強的廣東口音。他和他在蛇灣倡導的理念，深深地吸引了我們這批年輕人。

「今天看報紙，我看到一則報導：美國總統里根競選,記者問他,『如果在大街上看見一個美女，你的第一反映是什麼?』你猜里根怎麼說？他說：『我想跟她做愛。』」袁董是副部級幹部，他的課竟然這樣開場，讓我大吃一驚。他通過這個例子，告訴我們要講真話，而講真話需要很大勇氣。「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這是伏爾泰的名言，我清楚地記得，袁董講完里根的故事後很快引用了這句話。

「建設蛇灣的第一件事就是掩埋逃港者的屍體。我們剛到蛇灣的某天半夜，在海邊的工棚裡，負責工程的陳總已經睡著了，突然聽到有人敲門。他打開門，門口站著一個全身濕透的人，氣喘吁吁地說：『我是從大陸來的，能不能給口水喝？』」袁董停頓了片刻，「這個人想游到香港去，天黑看不清方向，又游回來了。那麼多人冒著生命危險往香港跑，我們確實需要反思。」

袁董總是站著講課，沒有講稿，一講就是兩個小時，大家聽得津津有味。他很詼諧：「我剛從監獄出來時，整天騎自行車上下班，那時候覺得小轎車太霸道，對坐在轎車裡的人看不順眼。後來我開始坐轎車了，看到自行車不守交通規則，老影響汽車行駛，又會對騎自行車的人看不順眼。呵呵，屁股真的可以指揮腦袋啊！」

……

兩個月的培訓好似精神上的饕餮盛宴，又如黑屋裡人快憋死的時候，緊閉的窗戶打開，新鮮空氣飄進來。這些新鮮空氣，舒緩我的神經，為我提供營養，我的身體狀況因此明顯好轉。

來蛇灣前，我從未見過大海。蛇灣的海看出去並不遼闊，但第一次看到，還是讓我心動。我和同學喜歡結伴到碧濤別墅旁的海邊聊天，那真的是談理想、談人生。我也很喜歡獨自一人坐在海邊綠化帶的石凳上，遠眺香港岸邊若隱若現的燈火，聽著潮起又潮落……

臨近聖誕節的某一天，我和老蘇在海邊聊天。天色漸晚，周圍的人影都已散去，我們正準備回宿舍，David來了。

「那才叫過日子！家裡鋪的是柚木地板，進門要換拖鞋，特別是窗簾，落地的，看上去好溫馨！」David一見到我們，就大發感慨。他剛去一個朋友家做客，那人來蛇灣三年了。

老蘇、David和我同宿舍。老蘇是武漢某廠的副廠長；David畢業於浙江大學，在南京當工程師。

「蛇灣的工資高，白領的月收入能拿到300元，是我們的三到五倍，職工房建得也多。我們找到工作後，很快也會有那樣的房子。」老蘇很自信。

「現在找工作可沒去年容易」。David說，「今年不太景氣，蛇灣很多單位都說不要人，我們趕的時機不好。」

PS：

袁董的講話是我憑記憶所寫，時間太久，記憶不可能很準確。

通過蛇灣培訓班，加深了我的一個認識：企業經營管理是實戰，不是「紙上談兵」。所以，西方MBA課程的老師很多都有在企業工作的經驗。教管理的老師沒做過管理，教營銷的老師沒賣過東西，教投資的老師沒投過資，教創業的老師沒創過業，就如游泳教練不會游泳一樣，是難以想像的。

用「洗腦」來說這兩個月，似乎有點誇張，但想起那段時光，我腦子裡蹦出的就是這個詞兒。學習這件事，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是「裝東西」，填充知識，傳統教育每天都在幹這事，這屬於「術」；另一種是「洗腦」，轉換觀念，開悟，這屬於「道」。中國有句古話，「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這裡的「一席話」就是「洗腦」，而「十年書」自然是「裝東西」。

「洗腦」是可遇不可求的。二十五年前的「洗腦」讓我登上蛇灣這條大船，有幸趕上蛇灣烏托邦的「末班車」。十二年後，我又碰到了一次「洗腦」，那次「洗腦」讓我下定決定跳入商海，開始另一種旅程……

【找回夢想】

八十年代最好做的生意是貿易，最熱門的職業也是貿易。老蘇是武漢一家工廠的銷售副廠長，找工作當然容易。David比我大六歲，浙江大學畢業後搞了六年技術，來蛇灣想轉行做貿易。David長得帥，在我們班人緣最好，可能是浙江人的緣故，一看就是做貿易的料。

我呢？有個人民大學的牌子，可這玩意兒在蛇灣不管用。蛇灣的企業很實在，看重的不是畢業於哪所大學，而是專業和工作經歷。工科吃香，會計吃香，計劃專業是計劃經濟的產物，誰會感興趣？至於我一年多的政府科員經歷，在很多人看來，完全可以忽略不計。

兩個月的學習讓我大開眼界，我更加明白自己的專業沒什麼「乾貨」。學習結束，找到工作馬上到蛇灣人事處開調函，找不到則打道回府。培訓班專門留給學員一週時間找工作，那一週，我們白天在外面跑，晚上回宿舍切磋求職經驗，回想起來倒是挺有意思，但當時的感覺卻是「破釜沉舟」，沒有退路。人的適應力真的很強，以前的工作都是組織分配，入鄉隨俗，「求職」在蛇灣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僅僅兩個月，我身體的種種毛病明顯好轉。我又開始找回大學時做「思想家」的夢想。蛇灣發展研究所所長余約風來培訓班上過一趟課，這堂課之後，發展研究所成了我求職的目標。其實，在江州我就聽說蛇灣有個發展研究所，沒想到突然離自己這麼近！由企業主辦的經濟研究機構，中國最知名的有三家，蛇灣發展研究所是其中一家，另外兩家是中信國際所和Stone發展所。

余約風是袁董從清華大學請到蛇灣來的「三劍客」之一。給我們上課那天，他身著深色西服，看起來也就30歲出頭。他談了自己如何被袁董吸引來蛇灣，談了蛇灣所進行的人事、住房和社會保險制度改革。印象最深的是，講課快結束時，他說：「每次從外地出差回來，當汽車進到蛇灣，看到『歡迎光臨蛇灣』的招牌時，有一種回到家的感覺。」

可我的條件不夠格。研究所的工作人員除了打字員和副所長Lucas，其他人都是研究生學歷，Lucas不是研究生，但曾經是上海社科院的骨幹。我三番五次找余約風，看得出他很猶豫。

同學們一個個落實工作，我心裡特別著急，還找過兩份工：一個是蛇灣宣傳部，部長是個很有能力的美女；另一個是剛成立的平保保險公司，需要一個總經理秘書。我在華商路的一排平房裡見到平保總經理老馬，老馬仔細看了我的簡歷，問了我好多江州的經濟數據，我都一一作答。嗯，我有自知之明，蛇灣單位不少，但我可以找的工作不多。

找工作大多不是一次就能談成，老蘇建議我再去找宣傳部的美女部長，David建議我去跟平保的老馬多磨磨，而我自己知道，因為「思想家」的夢想，我的主攻方向是發展研究所。那天下午，我又來到華商大廈8樓，余約風不在辦公室，同事說他開會去了，我就坐在會議區的沙發上邊翻看香港報紙邊等。快下班的時候，他匆匆夾著文件進門，我趕緊迎上去。不等我開口，他突然問：「你最近讀過什麼經濟學方面的文章？」

「讀過華生、張學軍等人寫的《中國改革十年：回顧、反思和前景》。」這問題難不倒我，我雖然有閱讀障礙，但在江州，我定了《經濟研究》雜誌，每期都會認真讀幾篇文章。華生、張學軍等人在經濟學界名氣不小，張學軍還是我的師兄，他們的文章我都會拜讀。

我猜測，也許是因為我的師兄張學軍證明了計劃專業沒那麼差，反正在我回答完這個問題後，余約風告訴我去人事處辦手續。

回到宿舍，老蘇和David聽說我落實了工作，高興地向我表示祝賀。在他們眼裡，我是七期班的困難戶。他倆的工作早落實了：老蘇去集裝箱廠做採購，David去了雷廈的公司。對，就是那個這幾年一直列在中國富豪榜上、鼎鼎有名的雷廈，當時他剛從中信國際所下海創業，需要幫手。

拿到商調函回江州，拎著水果去領導家。以前從未乾過送東西的事情，也沒去過領導家，是朋友們建議的，他們說這種事情必須領導高抬貴手，需要去領導家裡疏通感情。之前一直欺騙領導說因母親生病請假，心裡蠻有歉意。先找處領導，再找委領導，結果是放人的可能性沒有。領導還告訴我決定讓我去永固縣代職鍛鍊，擔任縣計經委副主任。父親來信說單位不放就寫檢查，然後在江州好好幹，沒有工作關係去到一個新地方沒出路。可我毫不猶豫地離開了江州，放不放我都得走。現在回想起來覺得實在可笑，可那時一紙調令牽動了多少人的命運，傷透了多少人的心！

我離開後，父親專程到江州，去向計經委領導求情，請他們同意我辦理調動手續，領導說：「坐關才22歲，我們就準備提拔他為處級幹部（其實是副科級），我們對他這麼好，他為什麼要走？」弄得我父親很尷尬。

在蛇灣，很多人都遇到過原單位不放的事情，人們見怪不怪了。我就這樣沒檔案、沒戶口、沒工作關係，在這裡工作了將近一年。好在父親能找到人辦邊境證，遇到警察半夜敲門查證，我不會被送到樟木頭去。1989年底，余約風給蛇灣開發區總經理打報告，要求在我原單位不放的情況下給我上好工作關係，總經理批准了。我的調動費盡周周折折，最後走了最高領導特批的路子才算落實。我嘴笨，當時年少無知，聽說特批了，心裡非常激動，但可能連句謝謝都沒說。

不過，江州的經歷對我還是很有幫助的。這是我走入社會的第一份工作。在江州，我對中國政府和官員的行為有了直觀的瞭解，目睹官場百態，我知道自己很難走為官之路。江州其實是一塊風水寶地，而且相比現在，當時的社會很單純。我在江州沒有任何根基和後台，就因為畢業於名牌大學，領導非常重視，把我安排在重要部門，作為重點培養，平時在生活上也特別照顧我。至於不放我走，也很正常，要是放了，領導反而會說不清楚，也很難在別人面前樹立權威。後來，我走的地方多了，更是感覺江州的官場是比較清廉和正直的，現在的江州比其他同類城市明顯乾淨、整潔，就很能說明問題。

【近者樂，遠者來】

八十年代的蛇灣如一件試驗品，或者這樣說吧，是一個人造美女，絕世佳人。我來蛇灣的時候，她還活著，活在一個無形的玻璃罩裡。我親眼見過她，曾被她的美所傾倒。她的出現，給這片土地帶來生機和活力，她活著時，蛇灣是典型的「近者樂，遠者來」。後來，玻璃罩被擊碎，她的免疫力不夠強，受細菌感染而死……

我知道，很多人想聽我講述她的故事，沒見過的想知道她如何美，見過的想跟我一起回憶。我要讓你們失望了。她的故事很多，應該等一個合適的時候，大家都安靜下來，慢慢講。況且，我只是在玻璃罩破裂前匆匆看過她一眼，雖然這一眼讓我永世難忘，但她的故事，還是應該由那些跟她相處更久的人來講。我還是講我自己。

1989年2月底，我正式到蛇灣開發區發展研究所（以下簡稱「研究所」）上班。當時，「蛇灣模式」風靡全國，研究所自然也沾光，成了有全國性影響的研究機構。

我剛到研究所上班的時候，上面提到的「美女」還活著，而且看起來很健康，全國各地，不，世界各地來看她的人絡繹不絕。蛇灣專門成立公關部並佈置展廳接待訪客。公關部有三個工作人員，但他們的工作是「迎來送往」，講解和交流主要是研究所的事。大體是這樣安排：省部級以上訪客由蛇灣開發區領導出面，地市級訪客由研究所領導余約風或Lucas出面，其他級別由我們這些研究員接待（呵呵，我們的名片印的都是「研究員」）。有時，領導忙不過來，我也獨自一人接待過市長。

研究所在華商大廈8樓，旁邊是蛇灣開發區總經理辦公室和蛇灣團委。研究所的環境佈置簡潔、舒適，是那種大家喜歡坐下來聊天的地方。這裡有各種經濟管理類報刊雜誌，能看到當天出版的《信報》、《香港經濟日報》、《明報》，還有一幫喜歡思想火花碰撞的人，自然而然就成了憂國憂民者聊天聚會的場所。蛇灣開發區的領導，甚至華商集團的領導有時都會出現在這裡，但侃大山時不分領導和群眾已成蛇灣的習慣；內地不少知名學者曾光臨這裡，甚至在辯論中被我們弄得滿臉通紅；好幾位若干年後中國商界或資本市場的大腕也曾在這裡露過面，他們當時是蛇灣的普通白領。

1989年下半年開始，研究所的主要工作轉移到了股份制改造上來，做的是現在投資銀行所做的事情，蛇灣最早的兩家公司上市就是研究所一手策劃。

深圳有了股票市場後，有一段時間，研究所天天開「股市沙龍」。我們在別人眼裡也變成了股市專家。某天，一位領導講，萬科發行股票的時候沒多少人願意買，深圳市政府召集幾家大企業的領導開會，號召與會者支持股份制改革，他當場認購了2000股，現在股價漲了不少，問我們是不是可以賣掉？我們異口同聲說該賣，他第二天就賣了。呵呵，後來的事實證明，專家常常會犯錯誤，這位領導顯然是賣早了。

1990年，我和同事厚生一起到香港聯交所考察，跟見面的香港人大談中國股市的宏偉前途，可引不起一丁點共鳴。沒想到，後來的發展比我們想像的還猛，不然，我也不會輕易離開證券市場……

我剛到蛇灣時，這裡喜歡搞沙龍。1989年，具體幾月份我不記得了，某次沙龍上，我的同事、也是我敬重的老師CAJ說了一句話：「蛇灣要死了，死了也無妨」。我聽到這話覺得很好玩，當時沒有太多感覺，可之後的二十多年，這句話時不時地會在我耳邊響起。

是啊，「美女」死了對於很多人來說確實無妨，但對於我們這些「蛇灣情節」嚴重的人來說，一直魂牽夢繞，感覺並不好。生活在死掉的皮囊之中，聞著腐屍臭味，還要和細菌搏鬥，真的很不易。

【投筆從戎】

下班後我到華商大廈自行車棚取車，看到厚生很沮喪的樣子站在那裡，顯然已經發呆了好長時間。他來蛇灣才十天，我倆已經是好朋友。我問他怎麼了，他含著眼淚說：「我剛收到一封信，相戀了五年的女朋友提出分手，我要馬上回北京一趟。」

過了一個禮拜，他從北京回來，沒多說什麼，只是告訴我：「了結了」。

1989年夏天，來研究所求職的人特別多，個人簡歷都很漂亮，把余約風的眼睛都挑花了。呵呵，要是我晚來半年，估計他連我的簡歷都懶得看。幾個月時間，這個國家發生了很多事情，改變了不少人的命運。

這是一次學者「下海潮」，類似古時的「投筆從戎」。有人「下海」很徹底，扔掉研究課題，就去創業了；有人跑去國外求學，包括被逼無奈去的；還有更多的人離開大學和社科院，到企業工作。

蛇灣的變化也很大。上級派來調查組，《蛇灣通訊報》停刊，不少人受了處分……在我們研究所，「蛇灣模式」的研究和宣傳少了，更多的是股份制改造策劃、蛇灣內部管理和發展戰略研究。

從這個夏天開始，研究所來了不少人：屁股挨過子彈的中國社科院經濟學博士、從監獄裡放出來的武漢大學哲學博士，還有《蛇灣通訊報》才女、蛇灣培訓中心前主任……

厚生是北京大學世界經濟專業保送到中國社科院美國所的研究生。1989年盛夏的某一天，我正在辦公室低頭寫報告，聽見一個抑揚頓挫的聲音跟余約風談話，於是抬頭看了一眼，那是第一次見到他。研究所的員工坐在一個大房間裡，包括所長余約風和副所長Lucas。客人跟余約風談話，聲音稍大一點，大家就聽得清清楚楚。

二十四年了，我已經不記得那天厚生跟余約風談話的內容，但當時的情景歷歷在目：他的聲音特別大，語氣咄咄逼人，好像是在對余約風指手畫腳，又像是在給我們所有的人上課。按說他是一個求職者，可哪像求職的樣子？

余約風還是收留了他，並委以重任，讓他負責策劃蛇灣第一家企業上市。我跟他住在一個集體宿舍，每天一起上下班，成了好朋友。

一年後，蜀仁來研究所上班，我和厚生、蜀仁變成了「三人幫」。蜀仁來自貴州社科院，曾多年參與國家體改所組織的西部發展戰略研究。他見多識廣，尤其喜歡禪坐，跟我說：「以前我眼睛近視，要戴300度的眼鏡，打坐之後，眼鏡都不用戴了。」從此，我學會了靜坐，還真有效，失眠的毛病明顯改善。

學者「下海潮」為研究所帶來新鮮血液，加之股份制改造正如火如荼，研究所因此又輝煌了幾年。這裡聚集的一幫「怪人」並未真正下到海裡，但都躍躍欲試，每天仍激情澎湃。

從同事那裡，我學到了很多，其中，厚生和蜀仁對我影響最大。厚生學的是美國經濟，典型的西方文明；蜀仁對中國傳統文化研究很深，我當時讀的歷史書都是他推薦的。很有意思的是，時隔二十多年，厚生現在對中國歷史研究很深，他曾到季羨林家附近，一住就是幾個月，每天跟季羨林聊天；而蜀仁則自費到德國當了一年訪問學者，雖然他還是愛中國酒、中國茶和太極拳，聊起來卻對西方文化如數家珍。

也許是受學者「下海潮」的影響，我身在研究所，後來還當了副所長，但我的「思想家」夢想卻漸行漸遠。1993年6月，我終於離開研究所，「從戎」到華商文化，擔任副總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