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2017年要退出煤炭產能1.5億噸以上。
3月7日,國家發改委網站發布國家發改委經濟運行調節局相關負責人就當前煤炭市場供應等情況答記者問。該負責人表示,退出煤炭產能1.5億噸以上是各地和中央企業根據黨中央、國務院關於“十三五”期間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總體部署,結合規劃目標和2016年完成進度做出的合理安排。
去產能任務艱巨但能夠實現
上述負責人認為,全年煤炭去產能的目標任務是完全可以實現的。
2017年的煤炭去產能目標較去年壓減了1億噸,此前煤炭業內普遍認為完成任務的難度會比去年更大。
中國煤炭工業協會副會長姜智敏曾表示,2017年煤炭去產能的難度加大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2016年涉及去產能的部分煤礦已經處於停產或半停產狀態,因此完成去產能任務相對容易,但2017年去產能將全部涉及目前正常生產的煤礦,需要安置的人員不會比2016年少;另一方面,2016年去產能過程中,通過遣散臨時用工以及在職職工轉崗等方式解決了部分人員安置的問題,企業內部自己消化冗員的空間在逐步縮小,因此2017年去產能時,人員安置將成為難點。
前述發改委負責人說,隨著去產能的深入推進,煤礦盈利狀況的好轉有利於企業補還欠賬,有利於地方增加財政收入和籌措配套資金,為去產能創造積極條件。下一步,將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短期和長期、減法和加法、供給和需求的關系,抓住處置‘僵屍企業’這個牛鼻子,更加主動運用市場化、法治化辦法,堅持以更明確的標準去產能,加大安全、環保、國土、質量、能耗、水耗、工商等執法力度,加快淘汰落後產能,堅決處置‘僵屍企業’,堅決清理違法違規產能。
煤價不會大幅上升
取暖用煤高峰期即將結束,煤價卻出現階段性上漲的苗頭。最新公布的環渤海動力煤價格指數報收於589元/噸,環比上行2元/噸,這是自2016年11月9日以來的首度上漲。
對此,上述責任人解釋道,從需求看,今年以來經濟運行對用電的需求較快增長,加之水電出力明顯減少,火力發電量增加,導致煤炭消耗增加較多。從供給看,由於部分春節放假煤礦節後複產開工不足、地方強化煤礦安全生產檢查等因素,停工停產煤礦較多,制約了煤炭產量的恢複。加之業內對去產能政策預期也對煤炭價格走向產生一定影響。
該負責人認為,煤價有望呈現平穩回落態勢,不會出現大幅上升局面。主要緣於當前和下階段煤炭供應有足夠保障,供需關系會趨於寬松。
“隨著煤炭去產能的深入推進,煤炭市場供需關系有了明顯改善,但是產能嚴重過剩的狀況並未發生根本改變。隨著下階段取暖用煤高峰的結束、南方來水增加和水電出力增多,以及春節放假煤礦逐步複工複產等因素,供需關系會趨於寬松。”該負責人說。
相關分析機構也給出相同預期。卓創資訊煤炭分析師崔玉娥告訴第一財經,隨著溫度的回升,動力煤需求呈持續下滑態勢,3月供應將有所回落,價格以小範圍的波動為主;4月份以後煤炭企業的生產情況將直接影響煤價的走勢,在保供應的大背景下,價格再次出現大範圍上漲的可能性不大,整體將以小幅回落為主。
3月14日消息,據路透社報道,日本東芝公司正尋求將正式的第三季度財報的截止時間再度向後推遲,原因是該公司同審計人員在東芝旗下美國西屋(Westinghouse)核電業務相關問題上存在分歧。
這是東芝第二次尋求推遲其第三季度財報的公布日期。由於調查西屋核電業務潛在的問題,東芝曾於一個月前第一次延期發布第三季度財報。消息人士表示,東芝已向金融管理部門申請將提交官方第三季度財報的截止日期推遲到4月11日。
如果東芝延期發布第三季度財報的請求不獲批,3月27日將是東芝發布第三季度財報的最後期限,否則該公司將面臨摘牌退市。不過,第二次延期已有先例。2015年,東芝曾兩度推遲發布季度財報,其原因是當時該公司正在接受一項與利潤相關的獨立調查。
在經歷這次最新的財政困境和2015年的會計醜聞之後,東芝還預定於本周向東京證券交易所提交其內部控制報告。如果該交易所發現東芝的努力不能夠令人滿意,最終可能導致東芝從該交易所摘牌。
此前,東芝2016財年前三季度(4至12月)財務報表因疑似違規行為被推遲一個月。東芝轉而發布了自身業績預測。據日本共同社報道,據預測,東芝2016財年全年的凈利潤將出現連續第三年虧損。從原先預計的盈利1450億日元(87億元人民幣)下調至虧損3900億日元(234億元人民幣),債務將超出資本1500億日元(90億元人民幣)。
2016財年前三季度財報預計,公司美國核電業務虧損達7125億日元(428億元人民幣)。截至去年12月底,公司估計已經陷入資不抵債境地,股本降至負1912億日元(115億元人民幣)。
為此,東芝董事長、長期從事核電業務的賀重典(Shigenori Shiga)引咎辭職,改任沒有代表權的執行董事。同時西屋電氣前負責人Danny Roderick將放棄他在東芝東京總部擔任的管理職務,並專註解決西屋電氣的問題。
而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3月1日,第10.5代顯示器全生態產業園區動工儀式上,富士康總裁郭臺銘透露了收購東芝的意向。至於洽購最後是否能落實,郭臺銘表示,兩者合並不存在競爭與市占率問題,但隨後補充“合作看緣分,我們很有誠意”。
3月14日,國家稅務總局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全面推開營業稅改增值稅(營改增)試點以來,截至2016年底,四大行業及26個細分行業稅負均實現下降,但具體到1000多萬戶試點納稅人中,仍有約1.6%(即16萬戶)的納稅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稅負上升。
營改增後少數企業稅負上升成為稅務總局重點關註對象。
今年2月底,國家稅務總局派出10個督查組,深入上海、吉林等10個省(區、市),明察暗訪,查遺補缺,全面了解營改增落實成效。其中尋找企業稅負上升原因作為此次督查的重中之重。
此次稅務總局督查摒棄了聽匯報、看材料的傳統套路,從省稅務局征管信息系統中分析基礎數據,核實稅負測算情況,有針對性地選取部分稅負波動明顯的營改增試點企業,深入分析政策、管理、經營周期等方面原因,當好“統計員”、“分析員”,充分了解稅負上升企業的“癥結”。
比如,路橋建設施工企業山西澤祥公司會計王秀連反映營改增後,公司稅負有所增加。經督查組詳細了解,該公司稅負上升的“癥結”是新建項目的進項稅太少。
為此,督查組要求當地主管稅務機關繼續密切關註企業稅負變化,抽調業務骨幹對企業開展“解剖麻雀”式的調查研究,對每個項目加以分析比較,盡快提出合理化建議。針對企業項目多、人員流動性大、業務不熟等實際情況,要求近期再對企業開展一次營改增專題培訓。
今年1月12日,國家稅務總局局長王軍在接受媒體采訪談及少數企業稅負上升時表示,企業稅負波動的表現比較複雜,呈現出結構性變動態勢:在四大行業26個小行業中,有的小行業稅負上升的企業占比相對多一些,有的少一些,並在變化之中;有的企業這個月稅負上升,下個月稅負就下降了;在同一個小行業內,有時是這家企業稅負上升,有時是那家企業稅負上升。但稅負上升的程度及額度大多也是呈下降趨勢的。
王軍表示,企業出現稅負波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投資周期、資本構成、管理情況、政策熟悉程度等多種因素都會產生影響。由於企業情況千差萬別,在統一的稅收政策下確實難以做到所有企業以及企業在所有時段的稅負都是降低的,盡管變化的趨勢是好的,但是,國家稅務總局仍將一如既往高度重視這個問題。
王軍稱,對企業共性合理訴求,將積極配合財政部研究完善營改增政策,及時發文解決有關政策及征管問題。另外,還將持續優化服務,對重點行業和短期稅負上升明顯的企業開展入戶輔導,幫助企業改進內部管理,用好用活營改增及相關稅收政策,讓更多企業獲得營改增紅利。
第五督查組組長、稅務總局貨物和勞務稅司司長楊益民表示,營改增政策落實得好不好,企業稅負降沒降,不僅考驗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更是對稅務機關管理能力和執行能力的一次集中考驗。“我們就是要通過督查發現存在的落實‘堵點’‘難點’,並督促稅務機關盡快整改,也給未接受督查的單位提個醒、敲敲鐘。”
各地稅務機關高度重視稅負上升企業,不斷加強對企業的“點對點”輔導,幫助企業適應新稅制,合法合規盡量多地取得進項發票,實現增值稅進項應抵盡抵。
對於已經享受到改革紅利的企業,稅務機關則幫助其轉變思路,促進企業規範化管理,實現企業內部管理乃至整個行業管理的優化升級。
一些地方好的做法也被公開。
比如,上海市嘉定區國稅局為實現對營改增納稅人稅負異常變化情況的全程監控,構建了“營改增試點一般納稅人稅負變化表監控平臺”,抽取金稅三期系統數據,一旦發現企業稅負指標出現異常,立即發出預警,稅務局據此馬上啟動核實程序,由稅源管理機關逐戶分析確認。 經過平臺預警和稅務機關輔導,嘉定區內重點建築企業上海市機械施工集團有限公司在加強分包單位發票管理後,減稅效應立竿見影,截至2017年1月底,企業總體減負3625萬元。
中資擴充 諾亞集團租交易廣場
近一個月中區主要租務來自中資機構擴充,如金鐘太古廣場1期32樓全層,面積約1.2萬平方呎,以及20樓部分樓面,涉及3,000餘平方呎,合共約1.5萬平方呎,成交呎租約120元。新租客為上海浦東發展銀行集團。該集團現使用中環美國銀行中心樓面,是次集團承租樓面作投資銀行業務之用。
另外,中環交易廣場1期中層單位,面積約6,000平方呎,以每平方呎約140元租出,租客為中資機構諾亞集團,旗下業務包括資產管理、保險等,集團原租用上環李寶椿大廈單位,是次轉租交易廣場屬提升物業質素。至於同區聖佐治大廈中層全層,面積約9,000平方呎,以每平方呎約90元租出,新租客為外資顧問公司GLG,單位原租客為測量師行。
個別金融機構推出樓面分層,中環德輔道中渣打銀行大廈錄得全層租務成交,涉及物業9樓全層,面積約7,500平方呎。單位原由項目大租客渣打銀行承租,早前銀行決定棄租該層樓面,並推出市場分租,近日獲承租,呎租約80元,略低於市場水平。新租客為金融機構Dealogic,原租用同區萬宜大廈。
2017中國金融學會學術年會暨中國金融論壇年會近日在北京舉行,與會專家及“一行三會”高層均表示,需警惕後危機時代潛在上升的金融風險,探索建立“貨幣政策+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政策框架,同時推進金融監管協調機制。
警惕金融風險上升
今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將防控金融風險放在了金融改革工作的首要位置,並著重指出不良資產、債券違約、影子銀行、互聯網金融這四個領域的潛在風險。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黃益平在24日的發言中指出,“全球危機過去九年,甚至快十年了,回頭來看各國對貨幣政策依賴這麽長的時間,一個必然面對的問題就是,經濟結構的調整非常不到位。”黃益平指出,下一輪金融風險有潛在上升的可能性。
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特朗普的政策。近期他所推動的經濟政策,包括減稅、增加投資、金融監管放開尤其是包括一系列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受到了美國企業界和華爾街的歡迎。
“因為這些看起來是優先對企業、對經濟活動可能有好處的。但是從宏觀角度而言,這些政策有很多的潛在矛盾。”黃益平稱,特朗普的政策可能會加劇原來危機以前很多學者擔心的經濟失衡問題,有可能導致風險加快積累。同時,歐洲的“黑天鵝”,包括英國脫歐等民粹主義的現象比較嚴重。此外,中國也有自身的金融風險值得關註。
中國社科院國家金融與發展研究室副主任殷劍鋒指出,2009年之後中國金融體系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就是非銀行金融部門的崛起。一方面表現在,保險、信托、券商等非銀行金融中介機構的快速發展;另一方面是非金融債券市場擴容,其中增速最快的是地方融資平臺。
這兩類的快速崛起都表現為對銀行業構成了沖擊,並進一步對貨幣政策構成影響。首先是貨幣總量和信用總量的分離。整個實體經濟獲得的信用總量由四個部分構成:信貸、非金融債券、中國版本的影子銀行(包括信托、保險的債券投資計劃、線上通道業務等)、銀行資產負債表上不被統計為信貸的信用創造活動。這四塊構成的信用總量從2010年之後就脫離了M2(廣義信貸),目前其總量相當於M2的1.2倍,意味著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目標的貨幣政策效率已經大減了。
“2016年為什麽房價會上漲?房價上漲有1萬個理由,但是沒有錢,它永遠漲不起來。去年房價上漲就與非信貸信用擴張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殷劍鋒指出。
第二個影響是貨幣結構,這是傳統的以貨幣供應量為目標的貨幣政策效率下降的一個主要原因。第三個影響就是形成了兩套利率體系。
“整個非銀行金融部門的崛起,它是金融發展的一個自然的結果,只不過它崛起的速度非常快。其中一個原因是2010年前後貨幣政策前松後緊的變化,另外一個原因是金融創新。”殷劍鋒認為。
建立“貨幣政策+宏觀審慎”雙支柱框架
如何應對潛在上升的金融風險?在嘉賓建言獻策中,宏觀審慎監管體系是一個重要的構成。
黃益平給出了兩條主要的應對策略:第一就是強化市場紀律,真正讓市場機制來確定資源的配置。“過去為什麽我們有很多金融風險,但是沒爆發出來,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政府給很多企業、機構和產品兜底,但可以兜一段時間不可能長久兜下去,目前我們的政策空間在收縮,意味著未來將會越來越難。”第二個就是改善監管尤其是宏觀審慎監管,防範系統性風險。
殷劍鋒提出,對金融創新有兩種監管思路:一種是簡單的禁止,比如美國1933年銀行法禁止銀行從事證券業,再比如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沃爾克規則禁止銀行從事自營交易,這類簡單禁止的做法從長期來看會影響效率,適當的做法應該是推動監管改革。非銀行金融機構之所以要推動金融創新,是因為現有的存貸款業務中存在很多管制,基準利率是管制的,還有高達20%的存款準備金率。所以需要改革現有的監管體制,建立央行牽頭的宏觀審慎的管理框架,目前央行的宏觀審慎管理已經在往這個方向發展,只不過太複雜了。
央行副行長陳雨露表示,中國央行明確提出探索建立“貨幣政策+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政策框架,積極探索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的協調配合。
國際清算銀行早在1970年代就提出了宏觀審慎的理念。陳雨露指出,金融危機以來,各國央行普遍認識到,金融體系的順周期波動和資產價格波動是危機爆發的重要原因,個體金融機構的穩健性並不意味著系統穩定,需要從宏觀的、逆周期的視角運用審慎政策工具有效防範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從整體上維護金融穩定。宏觀審慎政策已經成為全球範圍內金融監管和宏觀調控框架改革的重心。
他介紹稱,目前,中央銀行宏觀審慎政策理論研究的主要方法有兩大分支。一是從系統性金融風險形成機理的視角,將“外部性”作為切入點來構建宏觀審慎政策的理論框架;二是宏觀審慎政策與微觀審慎監管以及貨幣政策之間的協調配合。同時,宏觀審慎政策的實踐發展非常快,基本形成了包含目標、評估、工具、政策實施與傳導、治理架構等在內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
央行也在探索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探索。2004年實行差別存款準備金制度,分類開展信貸政策,這都體現了宏觀審慎政策的思想。2009年開始系統研究宏觀審慎政策框架,2011年引入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制度,並在2015年將其升級為宏觀審慎評估體系(MPA),當年又將外匯流動性和跨境資金流動納入了宏觀審慎管理範疇。
陳雨露表示,在明確探索建立“貨幣政策+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政策框架的同時,今後,還要在借鑒國際經驗基礎上,統籌做好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金融基礎設施和金融綜合信息統計的管理工作,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推進金融協調監管
實際上,在“十三五”規劃建議中就已經提出要對現行金融監管體制進行改革。去年下半年以來,不論是來自監管層的表態,還是在一些實際的金融監管工作以及監管規則的制定中,協調監管已經呼之欲出。24日,來自“三會”的主要負責人亦都對協調監管有所表態。
“證監會不僅會一如既往地,而且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視、珍惜央行牽頭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並以此促進中國資本市場持續穩健發展。”證監會主席劉士余在發言中指出。回顧歷次國際金融危機,他有兩點感悟:一是資本市場的穩定是金融穩定的重要組成部分;二是資本市場的穩健運行是貨幣政策信號有效傳導的重要基礎。
“當今世界金融體系處於不確定性、不穩定性和複雜性‘三性’交織狀態,我們應繼續加強貨幣政策信號對資本市場體系的影響和關系方面的研究。”劉士余指出。
在他看來,在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取向下,中國必須加快發展資本市場。首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資本市場前景廣闊,對此有自信、有把握、更要有擔當;第二,資本市場穩定是金融穩定的重要組成部分,證監會也將配合央行做好相應的金融穩定工作;第三,資本市場對央行貨幣政策信號的反應應當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靈敏和及時,應當利用有效的貨幣政策時間窗口,不失時機地深化資本市場改革,不失時機地向貨幣政策借勢借力,促進資本市場發展。
銀監會副主席王兆星則更加強調金融監管的協調配合機制,以消除監管真空和監管空白。
王兆星表示,首先要加強和補齊金融監管制度和規則的短板,填補金融規則、制度、標準的空白,使所有的金融活動、金融風險都在金融規則和制度的監管範圍內。
其次,銀監會要加強和保監會、證監會以及人民銀行的溝通和協調,要建立更加有效的協調配合機制,推動信息有效共享,消除監管真空和監管空白。
再次,要確保金融機構的創新風險可控,對所有金融活動過程當中的風險及時識別、及時判斷、及時評估、及時控制和有效防範。要建立和完善金融機構的風險防控體系、機制、手段、工具。金融機構從董事會到管理層都必須要對金融風險有效識別和管控。
保監會副主席梁濤指出,在今後一段時期,中國保險業發展需要把握好四個方面,其中,“從監管角度來看,需要在政策引導上下功夫,在規則上補短板,在政策上出重拳,更加強調穿透式監管,切實發揮好金融監管的防線作用。”
周二(3月28日),滬深兩市低開後震蕩走低,滬指今天更為弱勢。昨日領漲的港口+軍工板塊遭悶殺,“一帶一路”分化嚴重,午後次新股集體殺跌,更是打擊人氣,最終大盤縮量險守3250點。
滬深股市全日收盤,上證綜指收報3,252.95點,下跌14.01點,跌幅0.43%,成交額2,034億元;深證成指收報10,563.29點,下跌18.63點,跌幅0.18%,成交額2,624億元;創業板指收報1,944.36點,下跌3.17點,跌幅0.16%,成交額708億元。
盤面上,行業板塊全線飄綠,僅有電子元件、醫療、玻璃、有色等少數板塊泛紅;造紙、白酒等所屬的眾多白馬股回調;民航股高開低走領跌兩市。
在概念板塊中,“一帶一路”題材分化,港口股昨日集體狂歡後一地雞毛,新疆、西藏本地股複蘇;央企改革、石墨烯、鋰電池、OLED等題材有所漲幅。而次新股、高送轉等題材表現低迷。
資金方面,截至收盤,滬股通凈流入超7億元;深股通凈流入近4億元。另外,央行連續3天暫停公開市場逆回購操作。央行公告稱因銀行體系流動性總量適中,周二不開展公開市場操作。因今日有700億元逆回購到期,故當日實現凈回籠700億元。
次新股分化加劇,午後多只股票大幅殺跌,花王股份一度觸及跌停,華正新材、建藝集團、萬集科技、榮晟環保、通宇通訊、吉比特等集體遭遇重挫。但是由於次新股板塊內標的眾多,上市日期以及連續一字漲停的數量不同,導致各個表現不一。同時,在次新股板塊里面的運作的以遊資為主,而且這些遊資又各自為戰,介入的時間不同,籌碼收集程度不同,這就造成部分這些股票走勢的分化。
機構觀點:
華訊投資:行情之所以出現上下兩難的格局。很大程度與資金的行為以及數量有著密切的關系。從資金炒作思維來看,在沒有大量新增資金的前提下,存量仍然以短線短炒作為主要思路,少數新增資金又是以散戶為主。而其各自為戰、小富即安的投機性操作,讓市場資金不但很難形成合力推動指數走強,反而會在沖關的關鍵時刻,出現資金借沖高逢高派發。
這點反映在大盤走勢上可以說是非常明顯。從最近幾天的行情可以看到,上周五大盤放量創出新高。技術上短期上升三角形整理後,又在三分之二處形成突破的最佳機會出現。但在本周一,指數上半場的沖高明顯缺乏資金的認同和支持。指數還沒有觸及3301點的前期高點,市場就有資金出逃的跡象,到午後的資金做鳥獸散,指數也就收出難看的長上影。上周對於突破行情的謹慎也是基於資金面和技術面的擔憂,做好兩手準備也是有道理的。
回到目前市場,既然上升三角形的突破以失敗告終,隨後的市場調整在什麽位置是指數的支撐所在。具體參考可以看三個方面:首先是指數整數關口的3250點,這里是資金近期爭奪的焦點,支撐值得期待;其次是20、30日均線粘合帶來的支撐,基本是在3245附近,隨著30日均線的走高,也基本在3250點附近;最後是上升三角形底邊的支撐,雖然今天偏低,但也會逐步提升到3250點附近。三點合一於3250點,支撐值得期待。
巨豐投顧:市場已經開始大幅分化,近期強勢的高送轉、人工智能已盤中明顯走低,特別是次新股盤中跳水,表明短期風格正在轉化,次新股資金的出局或將帶動其他題材股的表現。此外,一帶一路持續走強後,短期面臨突破瓶頸,預計分化概率大。那麽,誰將接力次新股以及地一帶一路呢?據悉,今年全國“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連續第三年提及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再次為“市場化力量”的壯大註入強勁力量。近日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2017年年會,PPP再次成為論壇的熱點之一。因此,隨著市場流動性緊張局面的趨緩,PPP概念或在政策的推動下,在市場資金的關註下迎來階段性發力,但其持續性以及力度或小於一帶一路,可提前潛伏。此外,國企改革概念也或將助大盤一臂之力。
3月30日公布的2016年中國工商銀行年報顯示,該行去年凈利潤2791億元,同比增長0.5%。不良率1.62%,同比上升0.12個百分點。值得註意的是,該行撥備覆蓋率136.69%,同比大幅減少了19.65個百分點。這也是工行繼去年半年報撥備覆蓋率為143.02%後,該項指標再次低於150%的基本標準水平。
工行董事長易會滿在業績發布會上表示,工行撥備充足,符合監管、會計要求,與全球同類銀行比撥備較高。易會滿同時表示,從去年四季度開始撥備企穩、小幅回升,今年也將逐步回升。
撥備再次低於150%
根據銀監會2012年1月起施行的《商業銀行貸款損失準備管理辦法》,正式引入貸款撥備率和撥備覆蓋率指標。貸款撥備率基本標準為2.5%,撥備覆蓋率標準為150%,這兩項中的較高者為商業銀行貸款損失準備的監管標準。管理辦法要求系統重要性銀行於2013年底達標,對非系統重要性銀行則放寬期限至2018年底達標。
工行撥備覆蓋率再次低於監管紅線,是否表明監管層已經默許撥備覆蓋率低於150%的情況?
工行行長谷澍指出,商業銀行撥備覆蓋率要高於150%水平是監管部門的要求,但是監管部門在提出這個要求的時候,考慮到撥備覆蓋率每年動態值的區間可以根據宏觀經濟形勢變化有適當調整。谷澍指出,工行目前的撥備覆蓋率不會影響未來業務發展和信貸投放。
谷澍分析稱,首先,撥備覆蓋率完全足夠。不良貸款也並不意味著都會損失,其中很大一部分可以回收,由於積極清收以及抵押,目前工行不良貸款中約40%都可以以現金回收;其次,撥備覆蓋率是否足夠,要看不良貸款生成趨勢和銀行盈利趨勢。未來工行強大的盈利能力所形成的收益可以覆蓋在不良方面的損失。
不良貸款有望改善
工行年報中反映其資產質量的數據顯示,2016年工行關註類貸款5840億元,增加635億元,占比4.47%。不良貸款2118億元,增加322.83億元,不良率1.62%。逾期貸款與不良貸款的剪刀差減少189億元,同比少增860億元。
易會滿指出,去年工行不良貸款余額和不良貸款比例有一定上升,因為實體經濟下行,工商企業在企業貸款比例較高。不過,不良率仍低於國際大銀行當前普遍水平。
易會滿表示,從不良貸款趨勢來看,四季度資產質量發生了積極變化。不良貸款新增額逐季減少,余額比例少增,剪刀差縮小。撥備覆蓋率四季度也小幅回升。今年資產質量將比去年更好。
從工行不良貸款分布區域和行業看,化工行業不良率最高達到4.88%,珠江三角洲去年不良貸款率達到2.06%。公司類不良貸款1598.71億元,比上年末增加246.15億元,不良貸款率1.96%。
易會滿指出,從外部環境看,四季度中國整體經濟企穩回暖趨勢牢固,先行性指標已顯示逾期貸款和不良貸款剪刀差收窄。
自外匯儲備規模重返3萬億美元大關後,2月、3月外儲規模連續小幅回升,如今外匯儲備為30090.88億美元。這也使得2017年一季度外匯儲備規模只下降了14億美元,較前兩季度降幅顯著縮小。
央行4月7日公布數據顯示,中國3月末外匯儲備余額報30090.88億美元,較2月份的30051.24億美元,回升39.64億美元。國家外匯管理局相關負責人表示,外匯儲備規模的變動正在逐步趨於穩定。
對於外儲上升趨勢能否保持,多位外匯專家保持樂觀態度。
“短期看不到過大幅度減少的理由。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研究院研究員趙慶明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當前對於人民幣而言,利空因素不多,中國經濟基本面企穩,對人民幣貶值預期弱了很多。
持續大幅減少與上升都不可能
雖然外匯儲備已經形成連月上升趨勢,但由於30090零頭太小,未來並不排除有再次跌破3萬億的可能。
例如,2月、3月雖然外匯儲備都總體呈現上升態勢,但外匯局發言人在解讀外匯儲備上升原因時都提到“外匯儲備所投資的貨幣和資產之間發揮了此消彼長的分散化效應”。簡而言之,資產價格收益抵消了匯率折算損失。
趙慶明指出,從外儲的減法看,匯率折算以及現階段央行在國內外匯市場上仍然將維持小幅投放的態勢,消耗一定外匯儲備。
反觀國際市場,美國發射導彈空襲敘利亞、法國大選、歐洲的不確定因素以及“黑天鵝”事件不斷增加。招商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謝亞軒對第一財經表示,“黑天鵝”事件從理論上來說都利好美元,間接對人民幣產生壓力。
例如,法國大選極右翼勢力擡頭,倡導法國退出歐元區,歐元如果因此受到威脅,將直接影響歐元對美元的匯率,導致美元被動升值,從而間接令人民幣對美元貶值。
不過,國際上近期也有有利於人民幣匯率的正面因素。專家指出,近期中美兩國元首會面,中美合作似乎更積極一些,可能有利於中美之間的貿易發展。
國內方面也有有利於人民幣和外匯儲備的因素。謝亞軒表示,中國債券市場的逐步開放,特別是流入端的改革也是利好因素。債券市場的流入端改革與創新箭在弦上。在此前剛剛結束的“兩會”上,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宣布,計劃於年內推出“債券通”;而此前央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也曾對第一財經表示,現在的確是推動流入端外匯政策改革的重要時間窗口,應推動中國債券市場的進一步對外開放。
但謝亞軒也提醒,從目前來看,外匯市場供求基本平衡比較明確,但之後仍有變數。匯率仍將延續雙向波動,階段性出現儲備下降不會太意外。但持續大幅減少與上升都不可能出現。
企業對外投資趨於理性,外企利潤匯出不設限
隨著國內企業與個人對於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預期的越發穩定,一部分企業的對外投資也趨於理性。
謝亞軒表示,去年下半年一些企業對外投資過猛,目前看這方面已經有所改進。外匯供求基本平衡比較明確。之後還會有變數,將主要體現在私人部門對外投資的積極性方面。
此前,兩會期間,央行行長周小川先後對外匯問題答記者問時指出,過去一直實行“獎出限入”的外貿政策,“寬進嚴出”的外匯和投資管理政策,“這是過去多少年就開始糾正的概念。”他表示,中國對吸引外資和對外投資總體上是健康的,“有一些個別不健康的或者有疑問的,鼓勵大家進一步研究,有些政策可進行適當調整。總體來說,資本流出流入是比較健康的。”
值得註意的是,在近期發布的3月份外匯數據顯示外匯形勢向好趨勢更加明顯的情況下,潘功勝與外商投資企業代表召開了一場座談會。
4月5日,國家外匯管理局召開外商投資企業座談會。索尼、寶馬、戴姆勒、殼牌、輝瑞、IBM、VISA等多家外商投資企業參會。“企業提出了一些利潤匯出辦理過程中的困難,潘功勝一一回應。”一位參會者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該座談會也是對於此前市場上傳言的貿易項下外商投資企業利潤匯出困難傳聞的直接回應。潘功勝在座談會上表示:“目前外匯局沒有對企業真實合法的對外支付、購匯需求進行限制,今後,外匯局將積極與銀行溝通,做好政策服務。外匯局正在開展外匯賬戶清理整合工作,我們將積極研究企業反映的問題,盡早解決。”
潘功勝指出,外商來華直接投資在外匯管理方面已經實現了基本可兌換。匯入的外匯資本金可以意願結匯,在境內合法業務利潤的匯出、增資、減資、轉股等交易行為憑有效材料直接在銀行辦理。外商投資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產生的利潤可依法在境內再投資,也可在完稅後依法自由匯出境外。
潘功勝並且表示,利潤匯出屬於經常項目,在政策層面沒有限制,直接在銀行辦理即可。當然,對於企業利潤匯出也有真實性合規性的要求。例如,要求企業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規的要求彌補以前年度虧損,並向銀行提供董事會利潤分配決議、經審計的財務報表以及在中國的完稅證明。
為了科學揭示新常態下經濟運行的新特征、新變化、新規律,全面、準確、及時地反映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以下簡稱“三新”)在增速換擋、結構優化、動力轉換方面的進展和成效,測度新動能,反映新發展,更好地服務於經濟發展新常態,國家統計局順應形勢,主動作為,積極探索“三新”統計改革。“三新”經濟有何特征?如何界定“三新”統計的標準?“三新”統計進展如何?難點何在,面臨哪些新挑戰?如何進一步完善?本報記者就上述問題對國家統計局副局長鮮祖德進行了獨家專訪。
記者:最近一年來,國家統計局全力推進“三新”統計,開展“三新”統計的背景是什麽?
鮮祖德: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用新動能推動新發展,加快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構建現代產業發展新體系,引導經濟向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方向發展,是中國經濟健康發展的有效途徑。在世界經濟持續低迷和國內“三期疊加”環境下,我國經濟依然保持了持續健康發展,實現了穩中有進穩中向好的態勢,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快速發展,經濟結構不斷優化,新動能不斷增強,有力支撐起我國經濟發展新天地。
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三新”統計工作,中央領導同誌多次就健全“三新”統計,更好服務宏觀決策和經濟發展提出明確要求。國家統計局把全力推進“三新”統計,加快建立健全“三新”統計調查體系,真實、準確、完整、及時地測度新動能、反映新發展,更好地服務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作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統計改革發展的重中之重。
開展“三新”統計也是順應發展趨勢、回應社會關切的迫切需要。隨著雲計算、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技術蓬勃興起,新技術進步及其帶來的產業、模式升級,創新不斷展現出旺盛的活力,新動能日益壯大。在宏觀決策、經濟管理、謀劃發展、制定規劃和相關產業政策等工作中,迫切需要“三新”統計數據。企業在參與市場競爭、開發新技術、研發新產品、實現轉型升級等過程中,也離不開“三新”數據的支持。統計部門有責任、有義務積極回應各方關切,及時生產和發布翔實的“三新”統計數據,提供更新、更快、更細的統計服務,更好地滿足各方面對統計信息的需求。
開展“三新”統計還是推進統計改革創新的關鍵舉措。長期以來,統計部門不斷改革創新,建立了一套較為完善的統計調查體系,為國家宏觀調控和管理決策提供了有力的數據支撐。同時,我們也深刻地認識到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發展的動態性、複雜性對傳統統計調查帶來的挑戰,最突出的就是“三新”統計面臨“進不來”“抓不住”“分不開”等問題,“三新”統計還存在“短板”。因此,加強和改進“三新”統計工作,全面真實揭示“三新”基本情況和發展變化,是統計制度方法改革創新的重要內容和必然選擇。同時,由於“三新”發展與現代信息技術密切相關,“三新”統計調查體系的建設,也將倒逼我們加大對行政記錄、現代信息技術的應用力度,推動數據采集、處理方式的重大變革,促進統計與現代信息技術的深度融合,加快實現統計現代化。
記者:“三新”經濟有什麽新特征?國家統計局如何界定“三新”統計的標準?
鮮祖德:現階段,“三新”經濟主要有以下幾個特征:
一是互聯網成為核心基礎設施。互聯網已由最初的一種改善溝通的工具變成支撐整個經濟社會的基礎設施。與水、電、公路一樣,成為行業發展和生活必備的核心基礎設施。
二是數據成為一種新的資源。大數據是人類自身產生的一種新資源,與支撐傳統經濟發展的土地、石油、煤、水等自然資源不同,這種人造資源越用越多、越用越便宜、越用越有價值。以知識、創新、ICT、IT、DT、人工智能為主要特征的“三新”更多是依靠這種新資源。以大數據開發為基礎的一大批產業將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實現新舊動能轉換,推動經濟發展。
三是跨界融合混營是大勢所趨。跨界融合突破了產業界限,混合經營將成為一種新常態。知識、信息、數據等無形資產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大,跨界創新融合越來越廣泛,產業界限變得更加模糊。
四是分享無處不在。分享經濟以更低成本和更高效率實現經濟剩余資源的供需匹配,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新動能。分享經濟借助互聯網的進一步發展,專門從事分享的企業開始出現,且規模迅速擴大,從住宿(如AirBnB)到交通運輸(如滴滴打車),涵蓋多個領域,成為以協同消費、協作經濟、點對點經濟為特征的一種全新商業模式。
五是促進動能轉換。“三新”之所以出現是因為傳統動能發展到一定階段後對經濟的拉動力減弱,需要新動能來適應產業革命的發展趨勢。“三新”發展往往伴隨著一系列政策調整和制度創新,有利的政策環境和制度條件可以更好地帶動科技知識的創新,為新動能的培育和發展提供基礎保障。
關於“三新”的確切內涵,目前仍是一個開放的、不斷演進中的概念。因此,“三新”的對象和範圍也在不斷發展變化。
今年2月,國家統計局研究制定印發了《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統計分類(試行)》,該分類將國民經濟行業中具有“三新”模式特征的類別整合梳理,分層編碼,形成體現“三新”特征的統計分類標準。分類采用線分類法和分層次編碼方法,將“三新”有關活動劃分為大類、中類和小類三層。分類包括了現代農林牧漁業、先進制造業、新型能源活動、節能環保活動、互聯網與現代信息技術服務、新技術與雙創服務活動、現代生產性服務活動、新型生活性服務活動、現代綜合管理活動等方面的內容。
“三新”分類較為科學地界定了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統計的範圍、對象和內容,為開展統計調查,進行數據采集、加工匯總、分類整理、研究分析奠定了分類標準基礎。
記者:圍繞“三新”統計,國家統計局已經開展了哪些工作?目前進展如何?
鮮祖德:國家統計局主要從6個方面紮實推進相關工作。
一是深入開展調查研究。國家統計局一方面積極組織調研,了解各地經濟轉型升級和新動能培育情況;另一方面組織專門力量,系統學習和研究國際上新動能新興產業統計的最新理論和方法。在深入了解當前“三新”發展態勢、基本特征、統計現狀和面臨主要問題的基礎上,研究提出進一步加強改進“三新”統計工作的對策建議和統計上跟進監測“三新”經濟的思路措施,形成系列報告。
二是精心組織試點。國家統計局與北京市政府簽署戰略合作協議,研究建立健全“三新”統計監測體系等問題。組織上海、浙江、貴州、重慶、四川和深圳等省(市)開展以“三新”統計為主要內容的改革創新試點。各地先行先試,為國家建立健全“三新”統計指標體系和標準,改進完善“三新”統計調查和核算方法提供了寶貴經驗。
三是組織實施“三新”專項統計。在深入調研和廣泛征求意見的基礎上,2016年4月,國家統計局印發了《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專項統計報表制度》。該統計調查制度從提質增效轉型升級、工業戰略性新興產業、新產品、新服務、高技術產業及新技術、科技企業孵化器、四眾(眾創、眾包、眾扶、眾籌)、電子商務、互聯網金融、城市商業綜合體和開發園區11個重點領域,全面反映“三新”企業規模、效益、結構狀況。該制度下發後,各級統計機構積極行動,按照《統計法》和“三新”專項統計報表制度的要求,結合本地實際,創新調查方法,精心采集基礎數據,保障了統計數據的時效性和質量。
四是研究建立“三新”統計分類標準。國家統計局搜集整理了2000多個“三新”發展的案例,經專家評審,形成《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統計分類》,印發試行。
五是探索開展“三新”增加值核算。國家統計局制定了“三新”經濟增加值核算辦法,並嘗試進行初步測算。
六是研究建立經濟發展新動能統計指標體系。按照可測算、可操作的要求,從經濟發展新動能發展的基礎、潛力、動力、進展和成效等方面研究提出了統計指標體系,包括知識能力、經濟活力、創新驅動、數字經濟、轉型升級和發展成效6個方面42個指標。同時,為全面量化經濟發展新動能發展的成效,綜合反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動態監測評價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新動能發展態勢和進展情況,初步研究提出了經濟發展新動能指數的測算方法。
記者:國家統計局如何進一步完善“三新”統計,推進統計制度方法創新?
鮮祖德:下一步,我們將按照《關於深化統計管理體制改革提高統計數據真實性的意見》要求,充分把握現代信息技術發展帶來的難得機遇,深化統計管理體制改革,以建立健全“三新”統計制度為契機和突破口,不斷推進統計制度方法創新,補齊“短板”,加快建立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現代統計調查體系,當前著重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是完善統計制度方法。在已開展的“三新”統計工作基礎上,進一步健全統計標準、充實調查內容、創新調查方法,完善“三新”統計調查和監測制度。深入研究如何在完善法人單位統計基礎上加強產業活動單位統計。尤其是要牽住互聯網經濟這個“牛鼻子”,建立健全互聯網平臺統計調查制度,通過收集和加工互聯網上的有關信息,準確快速反映“三新”的發展。
二是積極探索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遙感等現代信息技術在“三新”統計中的應用,創新工作方式,擴大數據來源,改革統計生產流程,適應新情況新變化。
三是進一步從理論與實踐上探索研究解決新動能測量這一世界性新課題,重點是研究加強經濟發展新動能測度的標準體系建設。包括研究加強數據標準建設,尤其是元數據標準建設;研究加強統計分類標準建設,結合國際“三新”發展前沿理念和“中國制造2025”規劃,以及“互聯網+”帶來的新變化,從統計分類標準角度對經濟發展新動能作出明確界定。
盡管今年冰箱成本上升15%,未來五年仍將是中國家電企業打造世界品牌的黃金時期。4月16日上午,奧馬電器(002668.SZ)副總裁姚友軍向第一財經記者做出如此推斷。
正值第121屆“廣交會”(中國進出口商口交易會)期間,外國客商雲集廣州。在琶洲會展中心對面的威斯汀酒店里,記者留意到奧馬電器、老板電器(002508.SZ)的海外客戶溝通會門前排起了長隊。
“去年開始到今年,海外大客戶對中國企業一是看好,二是害怕,因為中國企業的競爭力在上升”,姚友軍說。這背後,是中國電子企業出口不再依靠單純的價格戰。
成本優勢仍在
“中國家電制造具備了最強的競爭力”,姚友軍認為,一是技術中國企業基本掌握;二是設計中國也在跟上潮流;三是質量差別不大;四是中國仍然有成本優勢。
(圖為奧馬電器副總裁姚友軍)
雖然中國勞動力成本優勢在喪失,但是勞動生產效率在提高。上個月,姚友軍參觀一家巴西冰箱廠,5000工人,一年生產300萬臺冰箱。奧馬7000人,去年冰箱產量750萬臺。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龐大的內銷需求,帶來了生產規模,競爭激烈又倒逼企業提高效率。相比之下,印度等新興市場,內需沒中國大,本土企業又有政府的高關稅保護。
此外,中國家電產業鏈完善,零部件本土就近供應。如冰箱的電腦控制板,以前從臺灣采購,現在從深圳采購;又如中國集結了東貝、加西貝拉、美芝、萬寶等冰箱壓縮機龍頭。而墨西哥、土耳其、印度、巴西等地的家電生產企業,還要到中國購買零部件。
姚友軍判斷,未來全球化的白色家電品牌將有兩個指標,一是年銷售規模達100億美元以上;二是年產銷量達1000萬臺以上,否則只能算作區域品牌、而非世界品牌。
縱觀全球,符合這兩個指標的,在歐洲只剩下博西、伊萊克斯;北美只剩下惠而浦;韓國有三星、LG。除了這五家,剩下就是中國企業,包括已收購了GE家電、三洋家電、斐雪派克的海爾,已收購了東芝家電的美的,海信、TCL、長虹也已是千億軍團。
所以,姚友軍堅信,未來五年一定是中國家電企業走向全球品牌的黃金時期。
從低價到品牌
談到今年的出口形勢,姚友軍介紹說,雖然今年歐洲、日本、澳洲市場負增長,但中國冰箱出口一直在增長,去年中國冰箱出口量同比增長超過10%、冷櫃出口量同比超過20%。“今年增長不會像去年那麽快,原材料漲價,影響了一些外商在中國的采購。”
姚友軍透露,今年單臺冰箱的成本上升了15%。人民幣匯率貶值,省了5%的成本,但是奧馬還是把出口冰箱的價格上調了8%-10%。因為相比去年8月,壓縮機漲價了15%,鋼材漲價了30%,發泡材料漲價了50%,紙箱漲價了兩三倍。一些外商已把部分訂單轉到土耳其。
“預計今年中國冰箱出口量增速將在10%以內,冷櫃出口量增速在15%以內。”姚友軍說,今年是奧馬的戰略調整年,不強調增速,虧損的訂單都不做,反過來練好內功。一是做好產品儲備,奧馬已與意大利設計公司展開合作;二是繼續提升效率。奧馬7000工人,未來一年要做1000萬臺冰箱,這需要流水線重新規劃,機械手替代部分人工環節。
放棄單純的低價競爭,是今年廣交會的主旋律。
老板電器海外事業部總監劉清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老板積極拓展海外自主品牌業務,除了老板、名氣,海外還有NBOND等品牌。由於飲食文化相近,老板將先重點開拓亞太和澳洲市場,下半年將在澳大利亞開設”廚源“體驗館,這也將是老板電器在海外的首家高端體驗店。此外,他們還會在海外開設老板電器的專賣店,並拓展商場、超市渠道。
“我們在產品研發上大量投入,OEM訂單大多拼低價,很難體現產品的創新價值,而且國內環保等成本在提高,原來的出口模式難以持續,所以我們瞄準世界品牌來做。“劉清宇說,老板已在美國加州設立了創新中心,海外主打智能抽油煙機等廚房電器,希望借助智能化的浪潮,以及東方飲食文化的推廣,加快海外自主品牌的打造。
一帶一路的新商機
中國“一帶一路“的政策,也給中國企業樹立海外品牌提供了良機。
前幾年,老板電器已在馬來西亞、澳大利亞、新西蘭等東盟與澳新地區,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南亞地區,“試水“海外市場。
劉清宇透露,今年老板電器在海外市場的目標是,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尤其是東盟、亞太地區,覆蓋老板電器的銷售和服務網絡。在產品方面,老板電器準備了亞太與澳新、歐洲、美洲三套產品線,用貼近市場的差異化產品,來支撐品牌。“出口產品的結構在升級,我們順勢而為。”
談及全球第二大人口國家印度,劉清宇認為,印度是一個潛力巨大的市場,但目前基礎設施還不完善,不過印度在進步和發展,消費者的知識結構在改善,老板電器計劃先借助工程逐步走進印度的千家萬戶。
姚友軍也認為,“一帶一路”相當於海外的“西部大開發”,沿線國家基礎設施打通,受益最多的先是中國鋼材、水泥及大型基建企業,接下來才是做貿易的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奧馬正在尋找有潛力的進口商,謀求商務合作,等待未來時機,短期內歐洲、北美仍是最大的出口市場。”
對於印度市場,姚友軍說,由於印度有高關稅,海爾、三星、惠而浦等在印度都設有冰箱工廠,而且印度冰箱市場一年只有400-500萬臺的量,所以印度市場兩三年內難進入。“但是,現在OPPO、VIVO、小米、華為、聯想等中國手機在印度市場很流行,如果中國手機品牌兩三年內在印度市場能紮根,將為中國其它品牌進軍印度打下一個良好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