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22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北京與世界銀行行長金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阿澤維多、國際勞工組織總幹事賴德、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秘書長古里亞和金融穩定理事會主席卡尼共同舉行“1+6”圓桌對話會。
會議發表以下聯合新聞稿:
近年來,全球經濟複蘇艱難,面臨下行風險和不確定性。近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略微下調了全球經濟增長預測,指出經濟和政治不確定性上升和部分市場波動性加劇導致下行風險加大。世界銀行(WBG)下調了2016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測,強調為應對加劇的經濟下行風險,實施結構性改革的緊迫性更加突出。世界貿易組織(WTO)認為,盡管出現了一些積極動向,但國際貿易前景仍不明朗,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不斷增多,給國際貿易政策環境帶來挑戰。國際勞工組織(ILO)預計,當前疲弱的全球經濟增長難以彌合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就業和社會差距。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認為,勞動生產率存在下滑趨勢,未來全球經濟增長依然存在不確定性。金融穩定理事會(FSB)認為,全球經濟和金融面臨的困難增多,結構性挑戰突出。在此形勢下,加強國際經濟政策協調的重要性凸顯。中國將以今年擔任二十國集團(G20)主席國為重要契機,致力於培育壯大包括創新在內的新的經濟增長點、深化結構性改革尤其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落實金融改革、促進貿易增長、增加更多更高質量的就業機會、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應對其他全球性挑戰,促進全球經濟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在此過程中,中國歡迎與WBG、IMF、WTO、ILO、OECD和FSB在相關領域加強政策溝通並開展合作。中國和與會各國際組織(以下簡稱“我們”)達成以下共識:
一、宏觀經濟領域。我們認識到,短期內總需求將繼續疲弱,而供給側政策需逐步產生效果,因此需平衡長短期發展目標,綜合施策。需要采取有力的、綜合的、協調的,包括貨幣、財政和結構性改革在內的各種政策工具,以應對全球經濟面臨的風險和不確定性,維護金融穩定,促進經濟增長。貨幣政策應繼續支持經濟活動,保持價格穩定。財政政策應保持靈活性,以促進增長、創造就業和提振信心,並確保可持續性。此外,在財政規則框架內,財政政策還應致力於支持結構性改革和防範化解財政風險。結構性改革需根據收入水平、經濟所處周期和政策空間等具體國情並與其他政策協調,支持經濟增長。落實金融改革對於提高金融體系的韌性非常重要。精準和有效的政策立場溝通有助於增強信心,提高政策的有效性,降低負面溢出效應。中國主動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推進結構性改革尤其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新增長方式,加快經濟發展方式從規模速度型向質量效率型轉型,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在世界經濟增長繼續放緩的背景下,2016年上半年中國經濟繼續保持穩定增長,GDP同比增長6.7%,經濟結構更加優化,消費和服務業已經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新技術、新產品、新產業、新業態等新經濟快速增長,產業轉型升級快速發展。我們相信,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並且隨著中國進一步深化改革,以及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等任務的逐步落實,中國經濟將實現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並對全球經濟增長做出貢獻。
二、結構性改革領域。我們認識到推進結構性改革對於應對全球生產率增長放緩、推動世界經濟穩定、持續和包容複蘇以及實現中國作為G20主席國提出的G20創新增長藍圖的重要性。盡管各國國情不同,但總的改革方向是放松管制,促進競爭,支持創新,推進財政改革,促進貿易和投資,強化金融體系,推動勞動力市場改革,改善基礎設施,增強環境可持續性,促進包容性增長。OECD、IMF支持中國作為今年G20主席國,將深化結構性改革議程作為財金重點議題之一。各與會國際組織支持G20成員確定結構性改革的優先領域和指導原則,並建立一套指標體系,更好地評估和監測各成員結構性改革進展及其是否足以應對結構性挑戰,對已取得的實質性進展表示歡迎。OECD、IMF及其他與會國際組織將繼續積極參與G20增長框架下的工作,發揮專業優勢,為G20結構性改革提供有價值的政策分析與建議。今後,中方將與各國際組織加強合作,共同支持G20發揮重要作用,進一步推動各成員和全球出臺深化結構性改革的政策行動。
三、創新領域。我們需積極培育包括創新、新工業革命和數字經濟在內的新的經濟增長點。支持G20在上述領域制定行動計劃及指導原則,並在此基礎上制定G20創新增長藍圖,培育世界經濟增長新動能。支持涵蓋上述領域的G20專題工作組繼續開展工作,以保持延續性。良好的政策框架和結構性改革對中國經濟的再平衡,並向更加可持續、消費驅動和知識經濟進行轉型至關重要。在此基礎上,要積極努力把握新工業革命的發展機遇,讓更多民眾共享新工業革命的成果。在創新和數字經濟這兩個相互交織的領域采取行動,包括對符合未來發展方向的新技術和技能進行投資,能夠為新的經濟增長提供重要支撐——促進生產率提高,開拓新市場,滿足未解決的需求,挖掘人類社會發展的新潛力。創新是生產率、經濟增長和社會福祉的核心驅動力。在人口結構改變、資本回報逐漸降低的大背景下,數字化正在重塑經濟,並提供了在生活各領域激發效率、改善服務的新途徑,創新作為長期經濟增長的源泉在未來將變得更加重要。OECD將繼續支持創新驅動增長路徑的推出和實施。
四、貿易投資領域。貿易能夠進一步增強就業、經濟增長與繁榮。我們呼籲WTO成員保持區域貿易協定的透明度和包容性,並確保其向其他成員開放。區域貿易協定不僅應符合WTO規則,還應有助於加強全球貿易體系。WTO具有推動全球體系一致的作用,多邊貿易體制仍是貿易自由化便利化的主渠道。
我們歡迎WTO巴厘和內羅畢部長級會議取得成功,敦促WTO成員盡快落實會議成果,尤其是實施《貿易便利化協定》以及取消農業出口補貼。我們堅決支持以團結互信的精神,圍繞發展這一核心,推動WTO內羅畢會議之後多哈剩余議題談判。我們鼓勵WTO成員探索新的議題,進一步深化合作,適應不斷變化的商業模式和技術發展,為全球貿易和繁榮做出實質性貢獻。
我們歡迎G20在貿易投資領域不斷取得新進展,包括G20在協調貿易和投資政策上采取更加有效的行動。我們歡迎WTO在上海G20貿易部長會議上首次發布全球貿易景氣指數,以及WTO、OECD和聯合國貿發會議發布關於G20成員貿易投資措施的監督報告。我們對全球貿易放緩背景下,貿易限制措施不斷增加表示關切,並敦促進一步警惕保護主義。
五、勞動就業領域。當前,世界的就業狀況和經濟增長趨緩,許多國家的就業和工資增長前景黯淡,不平等現象更為嚴重,全球都存在減貧動力受挫的風險,這使得增加體面勞動機會的政策選擇成為一項優先重點。中國等一些大型經濟體勞動力市場情況好於其他經濟體。就業結構性調整仍在持續,還可能由於技術創新、相互依存度加深以及環境保護需要而加快調整。促進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的政策在處理調整問題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也是減小勞動力市場變化的不利影響、擴大其積極影響的主要動力。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給予體面勞動和包容性增長突出作用,這意味著多邊體系必須進一步加強就業和增長政策的協調性,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
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中國需要化解結構性就業矛盾。中國政府提出“就業是民生之本”,堅持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和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持續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促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和職業技能培訓,加快構建社會保障體系,在保持中國經濟中高速增長、邁向中高端水平的同時,努力實現了就業規模擴大和結構優化。中國政府與社會各方一起,積極參與國際勞工治理,積極推動ILO南南合作。中國政府願與包括ILO在內的國際社會加強合作,為實現包容性增長、人人享有體面勞動發揮更大作用。
六、金融監管改革領域。盡管國際金融危機後金融改革提高了全球金融體系的抗風險能力,但仍面臨較大風險,並會在全球經濟增速放緩的情況下放大。因此,作為FSB成員,中國將繼續堅定支持FSB在維護全球金融體系穩定、完善金融監管協調框架、提高全球金融體系抗風險能力等方面所做的工作。我們呼籲各方全面、一致、及時地完成既定改革措施,為投資、貿易和經濟增長提供開放穩健的金融體系。我們期待FSB、IMF和國際清算銀行總結宏觀審慎框架和工具的國際經驗,促進實施有效的宏觀審慎政策。當前,蓬勃發展的市場化融資和數字經濟具有提升生產率、促進國際融合、推動經濟增長的潛力。我們積極支持FSB為讓技術創新以穩健和靈活的方式釋放潛力,而不斷識別新型風險和促進國際合作所做的努力。
七、可持續發展領域。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是推動包容性和可持續增長的關鍵內容。我們呼籲各國結合各自國情積極制定並實施國別方案。經濟增長是消除貧困和饑餓的基礎。實現經濟增長可持續,就必須讓發展成果由所有社會成員共享。確保經濟快速增長需要具備以下要素:促進經濟轉型升級,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穩定,合理有效的基礎設施投資,優化營商環境助推民營企業健康有序發展、吸納就業。同時,我們還呼籲各國通過其他政策,包括增加教育和衛生投資推動機會平等(包括社會性別平等),確保社會各階層都可以從經濟增長中受益。隨著技術變革加速,早期兒童教育尤為重要,在未來勞動力市場的新形勢下,這將決定勞動群體的就業技能。充分發揮社會保障體系的托底作用,不僅可以保護那些不能從當前的增長中獲益的群體,也可以幫助低收入群體積累資產,以求未來實現脫貧致富。我們贊賞並支持中國作為主席國,推動G20制定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行動計劃,發起支持非洲及最不發達國家工業化倡議,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包容性增長。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各方需要立即采取行動,應對日益突出的全球性挑戰,包括流行性疾病和其他全球性公共健康風險(如寨卡病毒、埃博拉病毒、抗生素耐藥性等),武裝沖突和強制性移民,以及氣候變化和氣象災害等。
八、國際經濟治理領域。我們認為,有必要根據世界經濟發展形勢不斷完善和改革國際經濟治理體系,提高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發言權和代表性。在此過程中,各與會國際組織歡迎中國繼續發揮建設性作用。全球性挑戰、全球公共產品和全球協調行動需要全球性治理和稱職、有效的全球性機構。
我們重申保持一個強勁、以份額為基礎、資源充足的IMF的承諾。我們支持IMF充分準備好在當前不確定性突出的經濟金融環境下履行職責。今年得以落實的2010年改革方案是IMF份額和治理結構改革的重要里程碑,顯著增加了IMF的核心資源,也更好地反映有活力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中日益上升的地位,改善了IMF的治理結構。超過6個百分點的份額被調整到有活力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並從份額高估國家轉移至份額低估國家。我們期待2017年年會前完成第15次份額總檢查,包括形成一個新的份額公式。我們重申,份額調整應提高有活力的經濟體的份額占比,充分反映其在世界經濟中的相對地位,因此可能的結果是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份額整體提高。IMF將繼續研究如何進一步增強以IMF為核心的全球金融安全網,包括與區域安全網開展更為有效的合作並完善貸款工具。我們支持研究擴大特別提款權(SDR)的使用範圍,提高國際貨幣體系的韌性。我們期待世界銀行根據2015年世界銀行年會達成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實施股權審議的結果。
我們一致認為,此次圓桌對話會取得了富有建設性的成果。為加強中國和國際經濟組織的聯系,深化在國際經濟金融領域的溝通合作,共同探討應對全球經濟面臨的挑戰,我們一致同意推動圓桌對話會常態化、機制化,並在合適的時間和地點再次舉行對話會。
7月23日至24日,G20第三次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成都舉行。
會議制定了結構性改革的指導原則,並通過了一套監測和評估結構性改革進展的指標體系。會議表示,G20成員已經做好準備積極應對英國“脫歐”公投帶來的潛在經濟和金融影響。
記者從財政部獲悉,會議主要討論了當前全球經濟形勢、“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框架”、國際金融架構、投資和基礎設施、金融部門改革、國際稅收合作、綠色金融、氣候資金、反恐融資等議題,核準了各議題下的主要成果,並發表了會議公報,為杭州峰會做好了財金成果準備。
會議認為,全球經濟持續複蘇,但仍舊弱於預期,下行風險持續存在。英國“脫歐”公投結果增加了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G20成員已經做好準備積極應對英國“脫歐”公投帶來的潛在經濟和金融影響,希望看到英國今後作為歐盟的密切夥伴。
會議指出,G20正在采取行動增強信心和促進增長,並重申將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貨幣、財政和結構性改革政策,以實現強勁、可持續、平衡和包容性增長目標。
會議承諾貨幣政策將繼續支持經濟活動,保持價格穩定。在強調結構性改革的關鍵作用的同時,會議強調財政戰略在促進實現共同增長目標方面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會議承諾繼續研究在必要時可能采取的適合各國國情的政策措施。會議重申將就外匯市場密切討論溝通,避免競爭性貶值和不以競爭性目的來盯住匯率,並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
會議核準了G20深化結構性改革議程,在4月華盛頓會議確定的結構性改革九大優先領域基礎上,制定了結構性改革的指導原則,並通過了一套監測和評估結構性改革進展的指標體系。會議指出G20在落實增長戰略方面已取得新的進展,將在杭州峰會前完成增長戰略更新和問責報告。會議承諾采取進一步行動重振全球貿易和提升投資,致力於減少過度的失衡,並在追求經濟增長的過程中促進更多的包容性。
會議核準了國際金融架構(IFA)工作組關於進一步完善國際金融架構的建議,承諾進一步加強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為核心的全球金融安全網,歡迎即將開展的清邁倡議多邊化與IMF的聯合演練。會議期待IMF在2017年年會前完成第15次份額總檢查,包括形成一個新的份額公式,並支持世界銀行集團按照達成一致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實施股份審議。
樓繼偉指出,盡管近期國際上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並未對國際金融市場造成大的沖擊,但形勢依然不容樂觀。G20各國有必要加強合作,重申G20上海會議的共識,繼續采取財政、貨幣政策和結構性改革等所有政策工具,增強信心,促進增長。一是需求管理政策仍然重要。貨幣政策的邊際效益在下降,要實施更多增長友好型的財政政策,有財政空間的國家要加大財政支出力度。二是要通過結構性改革應對低增長態勢。發達經濟體要繼續提高勞動力市場彈性,促進投資和生產率增長;新興經濟體應增強經濟韌性,放松管制,促進競爭,推進金融部門改革。三是要繼續支持經濟全球化進程,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克制使用限制性貿易措施。四是有關國家要積極應對現實挑戰,希望英國與歐盟積極構建密切的夥伴關系,對外傳遞積極信號,穩定市場對其經濟前景的預期。
樓繼偉強調,今年G20在結構性改革的道路上邁出了新的重要一步,初步建立了一個框架,為G20深化結構性改革提供了政策參考以及衡量手段,並提高各方改革行動的協調性和有效性。今後,G20將根據形勢變化不斷調整完善結構性改革框架,推動全球經濟實現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
9月22日消息,據路透報道,韓國政府今日表示,已命令三星電子采取額外的措施以確保Galaxy Note 7手機所用電池的安全性。本月底,三星將在韓國市場恢複銷售Note 7。
韓國技術與標準局(以下簡稱“KATS”)今日在一份聲明中稱,Note 7采用的新電池是安全的。但同時,KATS還表示,已命令三星在電池發貨前讓其供應商對電池進行X光檢查。此外,三星自己也要實施全面檢查,以確保電池的安全性。
此前三星電子稱,上周針對美國市場召回的100萬部蓋樂世Note7手機中,其中一半的替換產品將於周三前到達門店。在有問題的鋰離子電池引發爆炸後,三星上周正式宣布召回這款高端智能手機,該公司的一份聲明顯示,三星稱美國消費者可能在不晚於9月21日的時候拿到替換機。美國監督產品安全的有關部門表示,美國國內受到召回影響的三星手機數量為100萬部。
昨日,Note 7已經在美國恢複銷售,Verizon、Sprint、AT&T和T-Mobile均已開始銷售新版Note 7。為了區別有問題的舊手機,三星還將新Note 7電池電量圖標的顏色由之前的白色變為綠色。
與此同時,三星電子也啟動了針對韓國本土售出約40萬部Galaxy Note7的換機計劃,三星英國在9月19日也開始發出新款Note 7進行置換此前存在潛在危險的手機。
三星拒絕透露將在韓國市場召回多少部有問題的手機,但據三星提交給KATS的數據顯示,截至9月2日(宣布召回前),三星已在韓國市場售出了42.9萬部Note 7。
但是據韓聯社報道稱,自三星電子19日啟動本土換機計劃以來,4天換機數超過10萬,而選擇退貨的用戶占比不到購機用戶的5%。據統計,僅19日換機計劃啟動當天就有2萬余人更換,目前已超過10萬用戶選擇換機。選擇退貨的約1.8萬人,僅占購機用戶的4.5%。
當前,三星正在加緊生產新版Note 7,希望盡早完成召回工作,提升新版Note 7銷量。一些分析師認為,此次召回可能給三星帶來約50億美元的營收損失。
三星將於9月28日恢複在韓國銷售Note 7。同時還表示,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將陸續在其他國家恢複銷售工作。
中國正在采取開啟“前門”和堵住“後門”的措施控制地方政府債務擴張。
近日,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2016年第四次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會後答記者提問時表示,前期為應對雷曼兄弟公司破產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我們采取了擴張投資的刺激性政策,現在地方政府債務仍在隱性擴張,我們對此高度關註,已經開了“前門”,並正在采取措施堵住非正規發債渠道,規範發債行為。總體來說,中國政府債務風險還是可控的。
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2015年實施的新預算法賦予地方政府依法適度舉債融資權限,從而開啟了地方政府舉債的“前門”。
地方政府通過公開發行政府債券形式來融資的規模也逐年加大。2015年地方政府新增債券規模擴大為6000億元,2016年這一數字進一步擴大為11800億元。
除了開啟地方政府舉債“前門”,近些年中央政府也加大力度堵住地方舉債“後門”。
比如,2014年10月國務院發布的《國務院關於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下稱地方債43號文)提出,堅決制止地方政府違法違規舉債,剝離融資平臺公司政府融資職能,融資平臺公司不得新增政府債務。
與此同時,中央對地方政府債務實行限額管理,給地方債務設“天花板”。2015年地方政府債務限額為16萬億元,2016年這一數字為17.2萬億元。
根據財政部數據,2015年全國政府性債務率為41.5%,2015年地方政府債務率為89.2%,兩者均低於國際警戒線(分別為60%和90%~150%),風險可控。
不過,地方債務管理仍面臨不少難題。
2015年底,樓繼偉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國務院關於規範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工作情況的報告時,指出地方政府債務規範管理存在三大難題。
首先,地方償債壓力較大,風險防範不容忽視。現階段,地方面臨“穩增長”和“防風險”的雙重壓力,在財力增長放緩、特別是土地出讓收入持續下滑的形勢下,地方償債能力下降,一些地區債務規模較大,個別地區存在發生局部風險的可能性。
其次,違規舉債、變相舉債仍有發生,監管難度較大。一些地方政府仍然違規舉債,或為企業舉債違規提供擔保承諾等;個別金融機構繼續為地方政府違規舉債提供支持,並要求政府進行擔保。“明股暗債”等變相舉債行為時有發生,監管難度較大。
今年6月29日審計署審計長劉家義表示,審計署抽查部分地區發現,至2015年底,浙江、四川、山東和河南等4個省通過違規擔保、集資或承諾還款等方式,舉債余額為153.5億元。有的地方出現一些隱性債務,內蒙古、山東、湖南和河南等4個省在委托代建項目中,約定以政府購買服務名義支付建設資金,涉及融資175.65億元;浙江、河南、湖南和黑龍江等4個省在基礎設施建設籌集的235.94億元資金中,不同程度存在政府對社會資本兜底回購、固化收益等承諾。
最後,建立規範的地方政府舉債融資機制任務艱巨。融資平臺公司缺乏持續穩定的經營性現金流,自身“造血”能力較弱,與政府的關系短期內難以厘清,制約了市場化轉型的進程;或有債務處置涉及面較廣、情況複雜,加大了處置難度,等等。
盡管如此,中央政府也正在加快規範地方債務管理。
這包括今年進一步擴大發行置換債券至5萬億元,來置換地方政府存量債務,降低地方利息負擔。加大推進PP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來化解地方政府存量債務。
各地已經相繼出臺了規範當地債務管理的意見,加強風險防控和應急機制建設,推進融資平臺公司市場化轉型和融資。
另外,國務院也加大對地方政府違法違規舉債擔保行為的監督和懲處力度。對地方違法舉借債務、違反規定替企業償債以及在國務院批準的外債轉貸以外為其他債務提供擔保的,依據預算法和擔保法有關規定追究地方政府主要負責人的責任,並向社會公開。
同時,加強對金融機構的監管,對違法違規向融資平臺公司提供融資的金融機構,監管部門依法追究相關責任人的責任。
今日,有媒體報道外匯局針對銀行結售匯逆差擴大情況對部分商業銀行進行窗口指導,要求部分商業銀行采取適當措施,收窄結售匯逆差。
外匯局對此報道作出澄清。外匯管理部門未對匯兌和跨境收付等采取新的管制措施,但要求銀行遵守現行外匯管理規定,切實履行展業自律要求,加強真實性合規性審核。與之前相比,外匯管理政策連續一貫,沒有任何變化。目前,各類購付匯和收結匯交易均正常進行。
下一步,外匯管理將有序推進重點領域改革,進一步提高貿易投資便利化水平,加強跨境資金流動監測預警,支持銀行完善展業自律機制,嚴格履行真實性合規性審核等展業要求和責任,保持對外匯違法違規高壓打擊態勢,維護我國經濟金融安全。
深交所11日在其官方微博發布消息,近期,針對“恒大系”相關賬戶涉嫌短線炒作的異常交易等行為,深交所采取了多重監管措施,並提請轄區證監局予以關註。
大三期貨交易所14日發布多項監管措施,對有關個人和公司采取開倉限制等紀律處分。
上期所連發三個公告對有關個人和公司采取限制開倉監管措施。因在跌停板價位頻繁報撤單達到情節嚴重的處理標準,鄭商所對一客戶采取暫停全部品種開倉交易1個月的紀律處分。大商所對11名期貨客戶違反交易限額規則采取監管措施,另對2名客戶采取監管措施。
哈藥股份晚間發布公告稱,分公司哈藥六廠因生產的女士高蓋牌鈣片檢驗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收到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出具的《行政處罰決定書》。
決定書顯示,哈藥六廠因女士高蓋牌鈣片經檢驗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被罰19.6萬元,其中沒收違法所得1.05萬元;處以罰款1.86萬元;另外沒收不合格的女士高蓋牌鈣片17269盒。
哈藥六廠表示,針對此事件公司已經主動、及時采取停產、封存、召回等工作,由此給消費者帶來的影響,公司深表歉意。由於該產品銷售收入占公司同期營業收入的比重極小,上述事項不會對公司生產經營及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
公告顯示,今年8月16日,國家食藥監總局發布通告,提到了哈藥六廠生產的保健食品女士高蓋牌鈣片,檢驗結論為功效成分維生素C不合格。
11月18日,在上海財經大學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研究中心成立儀式間隙,財政部PPP中心主任焦小平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目前PPP立法進展順利,財政部將相關立法研究成果已經提交給國務院法制辦,法制辦開的各種研討會、調研都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中。未來國務院采取先出臺PPP領域的條例,然後再出臺PPP領域法律的路徑,來完善PPP法規體系。
自2013年國務院大力推廣PPP模式以來,PPP在中國出現爆炸式增長。根據財政部PPP中心數據,截至今年9月30日,全國綜合信息平臺項目庫入庫項目10471個,入庫項目金額約12.5萬億元。
不過,目前項目落地進度不如預期,這也困擾著官方。其中原因之一正是PPP領域頂層法規缺失。
盡管近兩年,以財政部、國家發改委等部委出臺一系列部門法規來支持PPP模式,但社會資本最大的擔心之一正是PPP領域缺乏一部法律,來保護參與方的利益,這也是部分社會資本對PPP模式觀望多,參與少的重要原因。
為加快PPP領域立法進程,此前財政部研究起草了《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法(草案征求意見稿)》,國家發改委牽頭起草《中國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法(草案征求意見稿)》。
據中國政府網消息,在今年7月7日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李克強總理聽取PPP模式推廣情況匯報過程中,發改委和財政部兩個部門分別提請了“特許經營立法”和“PPP立法”的意見,其中許多內容重複交叉,還有不少意見相左。法制辦負責人表示,應該統籌協調兩部門意見,推進單一法案的立法工作,為推廣PPP模式提供根本的法律保障。
李克強在上述會議上強調,“我們建設法治政府,國務院法制辦一定要超越部門利益。在起草相關法律法規條例過程中,既要充分聽取吸收相關部門的意見和建議,更要站在‘法治’的高度,超越於部門利益之上。在這一點上,法制辦必須要有權威,‘說了算’!”
李克強當即明確要求由國務院法制辦牽頭,加快推進相關立法進程,以更好的法治環境更大激發社會投資活力。
焦小平告訴本報記者,PPP立法非常重要,應著眼長遠。目前國務院法制辦先行打算出臺PPP領域條例,來對這三年PPP發展予以規範,然後積極推動PPP立法。由於PPP發展中一些問題還有待明晰,因此先采取條例,後采取立法的做法比較積極穩妥。
濟邦咨詢董事長張燎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本月國務院法制辦會對PPP立法召開專家座談會,目前國務院法制辦采取先出條例,後出法律的策略。在PPP領域條例出臺中,大家面臨不少問題。首先就是條例的名稱,財政部傾向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條例,國家發改委則傾向特許經營管理條例。
焦小平告訴本報記者,特許經營概念90年代引入中國後使用較多,但2013年後隨著PPP模式的推廣,大家采用更多的是PPP。PPP概念更廣泛,包括了特許經營。而且現在政府與市場關系更加清晰,很多領域都不需要政府審批,也就不需要用“特許”的概念。目前當務之急不是糾結於這些小問題,而是應該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宏圖下,盡快把PPP作為一個改革宏圖的重要抓手,推動PPP項目落地。
目前PPP實踐快於理論,焦小平認為PPP理論研究亟待補位。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上海財經大學中國公共財政研究院在財政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中心的指導下,成立了上海財經大學PPP研究中心。該中心旨在對PPP運行機制、運行效率及政府和企業合作過程中遇到的問題進行有針對性的研究,對現有PPP項目的運行狀況進行評估,並為“十三五”期間PPP項目的全面推開提供科學、嚴謹的咨政報告。
據新華社報道,朝鮮外務省發言人1日說,朝鮮將采取“更強有力自衛性措施”,應對聯合國安理會涉朝新決議。
發言人說,9月進行的核彈頭爆炸試驗,是朝鮮軍民做好準備一旦遭到侵犯就要反擊的超強硬意誌的體現。一旦朝鮮半島和地區形勢陷入失控狀態,策劃涉朝制裁決議的美國應對此負全責。
11月30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譴責朝鮮9月9日進行核試驗,要求朝鮮放棄核武器和導彈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