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貿區管委會主任沈曉明：自貿區成功與否 還要企業說了算

上海自貿區管委會主任沈曉明：自貿區成功與否 還要企業說了算

一財網 胥會雲 實習記者 徐慧珍 2015-12-30 21:41:00

11月2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調研上海自貿區時也表示，自貿區擴區以來的數據說明，自貿區要在審批上做減法、責任上做加法，最終檢驗是市場和企業出現乘數效應。

30歲阿拉伯王子 石油漲跌他說了算 讓石油凍產會議破局 歐巴馬、普丁陪小心

經濟牌抑或移民牌 英國脫歐誰說了算？

離開6月23日英國退歐公投日還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各種民意調查的結果五花八門，有的電話民調和網絡民調得出的結果大相徑庭，使得究竟是希望“留歐”人多還是支持“退歐”人多，變得更加撲朔迷離。日前，《第一財經日報》駐倫敦記者奔走於各種機構組織的辯論會、演講會，可以說“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戲碼到處上演。

在5月25日英國智庫皇家國際事務研究院(Chatham House)關於目前“退歐”宣傳活動和民意調查結果研究情況通報會上，《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終於得到了一些相對權威和明確的研究分析。馬休·古德溫(Matthew Goodwin)教授在會上透露：年齡、熱情、社會階層，成為此次決定去留分野的關鍵因素。目前去留兩派支持率非常接近，留歐派主打經濟牌，退歐派的權重壓在移民和國家安全；年輕人支持留歐率高，65歲以上人群對退歐的支持驚人地達到了82%；而公投當日投票率對留歐派至關重要，將可能根本性決定公投最終結果。古德溫還認為，目前來說，此次公投的四張牌：經濟、主權、移民、國家安全，已經逐漸進入到“經濟”肉搏“移民”的嚴峻階段。

英國經濟和社會研究委員會的約翰·柯蒂斯(John Curtis)教授則在會上亮出一份統計數據顯示，今年4月公投正式啟動遊說宣傳攻勢以來，8個主要的民意調查機構調查結果，支持“留歐”率領先的有5個(其中比例最高的有61%)，不分伯仲的有2個，48%的有一個。平均支持率僅比之前提升了1%。由於執政黨保守黨內部“退歐”勢力強大，黨內分裂嚴重，而且“未決”(Don’t Know votes or Swing votes)人群比例有10%~15%，因此留歐派遠未能達到“穩操勝券”的程度。

留歐派打“經濟”牌

從國際貨幣經濟組織（IMF）、經合組織（OECD）、評級公司穆迪和惠譽，到英國央行、倫敦金融城、英國工商聯合會，從美國總統奧巴馬到德國財長朔伊布勒，從財經商業大佬邁克·布隆伯格、巴菲特到各大型跨國公司CEO，從汽車行業協會到英國創意產業聯盟，紛紛警告英國“退歐”會導致經濟規模萎縮、資產貶值、英鎊大跌、失業率提高、商品價格飆升等聲音天天不絕於耳，甚至震耳欲聾。在強大、專業的數據支持下，英國如果退歐，到2030年，英國經濟規模會縮小6%，即每戶英國家庭會每年損失高達4300英鎊；2年內可能有82萬人會丟掉工作；英鎊可能貶值20%，；英國國家醫療和公共服務部門可能被削減幾十億的開支……這些被退歐派指為故意“聳人聽聞”的狂轟濫炸，使留歐派的“經濟牌”打得有理有據。

一向在政治問題上“不站隊”的英國央行，這次卻一反常態。行長馬克卡尼強烈警告退歐風險，“如果脫歐，英鎊可能大幅貶值，資產價格可能下跌，失業率上升。退歐對增長和通脹都會帶來負面影響，會導致衰退。”英國央行日前將第二季度經濟增幅從0.5%已經下調至0.3%，並稱如果有必要，不排除降息可能。之後，眾多退歐派攻擊英國央行不應在公投問題上顯示明顯傾向。這位加拿大出生的金融大佬擺出一副敢作敢當的姿態，反擊道，“作為央行行長，對國家經濟風險有權提出警示。”

前商務大臣溫斯·凱博(Vince Cable) 在一次活動上接受采訪時表示，“英國經濟從歐洲‘單一’市場，包括歐盟內勞工自由流動中得益是可圈可點的。‘脫歐’使英國很難保持現在這樣顯而易見進入海外市場的便捷。‘脫歐’之後到底會發生什麽並不清楚，但可以想見的是，‘脫歐’造成的混亂和不穩定是肯定的。而且會很大程度上損害投資者，包括海外投資者到英國投資的信心。而對英國經濟造成的困擾和巨大花銷更是不可估量。”凱博針對“脫歐”者尋求挪威模式的論調表示，挪威在上世紀70年代進行退歐公投脫離歐盟至今，每年支付給歐盟的費用，不低於英國的歐盟會員費，而勞動力流動導致的移民人數和英國也差異有限，但在歐洲事務上的話語權相對很小。

非常值得關註的是，他最擔心脫歐會使英國海外投資受到重大的負面影響。他引用經合組織的數據，英國吸引外資的魅力之一就是作為進入歐洲單一市場的門戶。如果脫歐，海外投資或大損三成，因為對於海外投資者而言，所謂的歐洲營銷市場、歐盟產品標準等都會被打破。

當然，他也提到了對近600億英鎊價值的金融服務業造成的重大影響。從海事保險到外匯交易，倫敦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與歐洲及全球市場極端活躍的業務往來，很多公司集團總部都在英國，因此絕大多數在英國已經開展業務的金融企業都不會願意看到“脫歐”的發生。

至於脫歐派們掛在嘴邊的，英國脫歐對全球貿易能夠獲得更大自由的說法，凱博駁斥為“奇談怪論”。他說：“作為歐盟成員國，英國已經享有了包括45個前英聯邦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國家、15個地中海國家，近期還有加拿大、智利、韓國等在內的60多個國家的貿易協議。如果脫歐，是不是要徹底重新開啟與這些國家的談判，還是保持現狀，或者到期可以重續？目前完全沒有辦法判斷。”

凱博還舉例道：“歐盟和印度長期無法達成貿易協議的原因，正是英國對印度提出的關於信息技術人才自由流動的條款不能接受而阻止了歐印之間雙邊貿易協定的簽署。”他還例舉了美歐之間跨大西洋夥伴關系寫的遲遲不能達成的原因，也是英國和德國方面一些非政府組織的強烈反對。因此他認為，所謂脫歐可以有更多貿易談判自由的假設是完全不成立的。

脫歐派有大腕加碼

就在同一個活動上，前首相梅傑執政時的財長諾曼·拉蒙特勛爵(Lord Norman Lamont)與凱博打起了擂臺。他反對留歐派的“唱衰”言論。他認為去留歐盟的論辯，應該是建立在理性、平衡、有理有據基礎上的，不應該以“恐嚇”民眾的方式進行。“英國脫歐會導致短期經濟和市場等的不穩定，但是我相信英國在歐盟之外完全可以生存甚至過得很好，與歐盟完全可以達成自由貿易協議，因為這是歐盟的興趣點。有人說，談判至少耗時兩年，我不認同。歐盟對我們的需要與我們對歐盟的需要是在同一個程度上的。它們需要出售德國車、德國產品。”拉蒙特認為，脫歐的問題不僅僅是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和國家主權問題。歐盟已經不再是英國加入時的歐盟了，機構龐大、官僚成性、經濟萎靡、失業失控以及難民困局，都使得英國應該重新考慮與歐盟的關系。

談到貿易，拉蒙特的主張是回到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平臺，如美國、中國或者日本那樣遵循WTO的貿易原則來實施對外貿易，包括對歐盟單一市場的貿易。除此之外，在遵循WTO原則基礎上，與一些國家簽署特別協議也不是沒有可能。

在另外一個場合，《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聆聽了84歲高齡、前首相撒切爾當政時的財政大臣勞森(Lord Nigel Lawson)勛爵關於他的脫歐主張。這位已經移居法國南部享受平靜晚年生活多年的前財政大臣，長期以來持“反歐”立場，此次更是擔當起“脫歐”宣傳運動的主席。

他首先指出，歐盟不是英國想參與的政治聯盟。他形容在歐盟內的英國就如“一個不情願的乘客，坐在一輛由別人駕駛的車里，開去自己不想去的目的地”。他認為只有脫歐，英國才能奪回自己的控制和制定法律的權利，推行國內事務的改革，“歐盟就是一臺生銹的機器”。

從經濟角度考慮，他認為，歐盟已經沒有任何理由留戀。“英國經濟只有15%來自對歐盟的出口，脫歐可以再也不受歐盟規則標準對英國商業貿易的束縛。因為歐盟規則每年對英國中小企業帶來的損失高達250億英鎊。”

事實上，以前財政大臣、前貿易部長、前倫敦市長、前渣打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保守黨現任內閣成員、議員等長期反歐派勢力組成的力挺“脫歐”派，給此次公投的激烈程度加碼極重。

非常兇險的“移民牌”

“目前來看，經過這一輪的宣傳激戰，脫歐派的經濟牌已經完全輸掉了，他們現在只有將所有火力集中在最牽動民眾擔憂情緒的移民上來。”古德溫說。

近期因為歐洲難民危機，歐盟與土耳其達成的有關安置難民的協議，其中有意加快考慮土耳其歐盟成員資格的可能以及考慮允許土耳其公民有條件免簽進入歐盟國家等內容。這些安排再次觸動了英國國內對於難民湧入的極大擔憂。

5月24日，英國《每日快報》(The Express)頭版驚現大標題：“1200萬土耳其人表示將來英國”。

5月26日，英國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2015年英國外來移民數字高達33.3萬人，創歷史第二高。

古德溫說，有些數據起到的說服作用可能在心理上給公投投下陰影。“留歐派現在要祈禱的是，不會有與移民相關的惡性事件發生，那對公投的影響才是最致命的。”

“看病三分鐘，買藥幾百塊”背後：醫生的勞動價值誰說了算

“排隊三小時，看病三分鐘，買藥幾百塊。”今後，這種就醫與購藥的尷尬狀況有望逐步改變。

日前，國家發展改革委聯合國家衛生計生委、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財政部印發了《關於印發推進醫療服務價格改革意見的通知》，要求各地按照《推進醫療服務價格改革的意見》的要求，制定改革具體實施方案。醫療服務價格調整的改革即將啟動，過去以賣藥為主、被忽視的醫務人員的勞動價值將被重新定位。

但是，如何給醫務人員的服務進行科學定價?這可能是涉及能否達到改革的目標的大問題。

“醫療服務價格的確定，最重要的是需要醫院科室的真實成本的核算，但是目前這塊數據還不健全，還缺乏微觀基礎性的研究。”國家衛計委衛生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李衛平7日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在《推進醫療服務價格改革的意見》中也指出，醫療服務價格的改革需要按照公立醫院綜合改革要求，科學核算醫療服務成本，控制醫藥費用總量，優化醫藥費用結構，逐步理順醫療服務比價關系，體現醫務人員技術勞務價值。合理確定醫療服務政府定價範圍，充分發揮行業監管、醫保控費和市場機制作用，引導價格合理形成。

“醫療服務價格的定價，成本核算是基礎，現在的定價基本上沒有成本概念。但是有一點，就是技術勞務類的定價，總體都是遠遠低於標準成本，所以改革的方向也是不斷提升技術勞務類項目的價格。”國家衛計委衛生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應亞珍對本報記者解釋道。

而如何科學核算，又能控制醫藥費用總量，這確實是一個比較棘手的問題。

根據《醫院財務制度》第三十條(三)科室成本的分攤規定：“各類科室成本應本著相關性、成本效益關系及重要性等原則，按照分享逐級分步結轉的方法進行分攤”，“先將行政後勤類科室的管理費用向臨床服務類、醫療技術類和醫療輔助類科室分攤，分攤參數可以采用人員比例、內部服務量、工作量等”。

據了解，在這種成本核算方法下，醫院的管理費用首先分配給各科室，而管理費用的形成並非各科室能夠控制和管理的，比如行政部門的設置、行政部門的人員結構和工資標準、行政部門占用的建築面積及相應折舊都不是醫療科室可以決定的。管理費用和科室成本相關性以及成本效益關系均不是最直接，通過這種分攤方式形成的科室醫療成本看似考慮了管理費用，滿足了成本核算的完整性，實際上扭曲反映了成本核算單位的直接責任，導致科室成本核算的結果不能反映科室成本管理的真實情況。

事實上，醫院在進行科室成本核算時，應當按照“誰收益，誰負擔”的原則，歸集、分配各項成本費用，使各項收入與為取得該項收入的成本費用相配比，核算科室的收入應該與該科室的成本費用相配比。

然而一般的公立醫院經營模式與成本核算都較為粗放。“很多公立醫院科室成本核算都沒有，有的是讓軟件公司幫著弄，沒有采集到真實的信息，而是簡單的進行配比，這是不能反映科室的真實成本的。無論是按照項目還是病種，如果沒有真實的科室成本數據，是無法對醫療服務成本進行科學核算的，所以導致醫療服務價格調整幾次之後總感覺不到位。”李衛平表示。

另一方面，被忽視太久的醫療服務價格的改革勢在必行。“以藥補醫”不僅導致看病貴，還衍生出種種灰色利益鏈。未來“以技養醫”，體現醫務人員勞動價值，才能讓最優秀的人才呵護好生命。

在經過4年相關改革的三明市，現在已經嘗到了甜頭。

三明市委常委、宣傳部長、市醫改工作協調小組組長詹積富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醫療服務價格的調整都是用的我們真實的數據，才能給出正確的改革定位。正是因為調整到位，在這改革四年的時間內，把醫療收入從39%提高到了60%，這個醫療性收入包括檢查、化驗、手術、治療、診查、護理費用，藥品和耗材的費用占比從60%下降到35%。其中，手術和治療費用占25%，檢查和化驗占25%，診查和護理占15%，而在過去，診查和護理僅僅占5%。”

在詹積富看來，在他整個盤子的調整中，雖然提高了醫療行業收入，但並沒有讓整個三明市的醫療總費用翻了番地增長。在四年時間內，三明22家縣級以上醫院的收入從17億增長到23.6億，每年增長的幅度在8%，他強調，在調整醫療服務價格時，用力擠掉藥品耗材等虛高的空間來換取，同時必須控制住醫療總費用的增長幅度在8%～10%之間。

印度現場》流亡57年 他完美詮釋宗教與民主 達賴：如何轉世「我的老闆」說了算！

醫療器械三大跨國公司說了算 中企欲沖刺進口替代

2016年，在國家不斷釋放政策利好的推動下，國產醫療器械廠商完成進口替代也轉眼進入了攻堅之年，跨國醫療器械巨頭仍是最大的對手：它們一邊仍舊牢牢掌握了高端醫療器械市場的“主動權”，高端市場覆蓋率達到85%，另一邊“本土化戰略”亦布局得風生水起。

只看價格，忽略技術的時代過去了，這場本土醫療器械廠商“進口替代”的戰役如何破局?

進口替代潮

三大跨國醫療器械巨頭GPS(GE、飛利浦、西門子)首次集體缺席了今年的第76屆CMEF(中國國際醫療器械秋季博覽會)。

這在圈內是條不大不小的新聞：說大，是因為作為行業盛會，CMEF已經舉辦了76屆，往年常常在展會上就直接爆出采購大單，GPS集體缺席可謂不可思議;說不大，是因為從去年開始，包括GPS在內的器械廠商就陸續發布新聞，今後將不再參加秋季展，“集體缺席”也可以說是在預料之內。

牌面上看，包括聯影、邁瑞、東軟在內的國產醫療器械廠商替代GPS成為了此次參展的主力軍，這有點像如今中國3000億醫療器械市場的縮影，國產貨正嶄露頭角，進口替代大潮真正來襲。盡管在跨國巨頭勢頭兇猛的“本土化”戰略下，這場替代進行得並不容易。

數據顯示，在目前國內醫療器械市場僅占醫藥市場總份額的14%，這一比例在全球是42%;全球醫療器械行業預計年均增長在4.1%，不過中國近六年複合增長率卻達到了20%，中國的醫療器械市場可謂“肥肉”，誰都想爭。

“要用效率高的方法來追趕進口廠商。如果要和GPS正面競爭，會難度很大，所以需要用一些差異化的方法，在一些特定市場上來追逐。”邁瑞醫療董事長成明和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透露。

不過他也坦言，單純依靠價格來爭奪市場份額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根據國家衛計委的統計，在國內市場目前國產醫療設備絕對數量占比並不低，甚至超過了80%，但多集中在了中低端領域，惡性競爭嚴重。而進口的醫療設備以不到20%的數量占比，贏得了90%的市場利潤。本土企業想要翻身盈利，提升技術實力仍舊是必走之路。

並購與協同

但與傳統方式不同，本土企業正在通過並購路徑更快更直接地完成技術突圍，在這一過程中，資本正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國產醫療器械幾大巨頭：東軟、魚躍、樂普早年已經於A股上市，邁瑞在2006年紐交所上市後開啟並購之路，並在今年完成私有化回歸，尋找更大的國內資本空間;而知情人士透露，聯影也正在上市沖刺的籌備中。

“從邁瑞在美國上市以來，8年時間我們前後完成了9次國內並購，3次跨境並購，依托這些並購，我們打開了海外市場，也得到了在細分領域的關鍵技術。”成明和透露，以三年前並購美國超聲診斷系統排名第五的生產企業ZONARE(ZONARE Medical Systems，Inc)為例，依托這項並購，邁瑞敲開了對品牌信賴度極高的美國超聲市場的大門，並且一度將美國超聲市場的占有量從8%上升到了10%。在整合三年後，結合ZONARE的技術積累，推出了國產品牌Resona 7超聲，一舉奪得德國紅點大獎。依托這樣的技術突圍，在國內監護儀市場，2015年飛利浦占有量排第一，邁瑞上升至第二，GE第三;燈塔床市場邁瑞市場占有量已經位居第一;而在麻醉劑、除顫設備、生化分析儀、超聲市場，邁瑞已經做到市場占有量第三的位置。

“其實並購後的協同很重要，我們的方法是將技術團隊還是留在美國，生產轉移到中國來，以此降低成本。在技術、生產過程中中美兩個團隊有重合的地方，需要整合重複的職能，留下我們真正需要的人員。在管理上，IT、財務要聯通，但是分開管理，我們主要采取的是總經理負責制，當地的員工還是由當地人管理。”成明和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剖解這場基於並購基礎上的技術升級案例，有幾個步驟非常關鍵，首先是需要利用垂直采購的成本優勢，在價格上做到比進口設備更有吸引力;其次，在渠道上他們選擇更多布局到鄉鎮醫院這些過去還未被充分挖掘的市場，在中國的“新興市場”上與GPS在同一起跑線上競爭;第三，在戰略上要做好人才管理的思路，因為跨國公司的人才流動頻繁，持續性差，但對於企業而言，人才很重要;此外在售後服務上，他們也會盡量讓醫療機構體驗到國產醫療設備的性價比：跨國廠商通常是產品壞一次，就收一次維修的錢，不過國產設備廠商會打包服務很多年，這對於醫療器械日常保養來說可以節約很大一筆開支。

資源整合

早在2014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就曾表示，醫療設備是現代醫療業發展的必備手段，並且要加快高端醫療設備國產化進程，降低成本，推動民族品牌企業不斷發展。緊接著的2015年，國務院頒布的《中國制造2025》中，也把國產高端醫療設備納入到了戰略任務和重點之中。而剛發布的《“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亦表示，要全力推進健康中國建設。

“在現在的存量市場中，85%以上的高端市場還是由GPS占據，但隨著政策的推進以及醫療器械更新換代的時間節點來臨，國產醫療器械會有很大的替代空間，這一趨勢很明確。”醫療行業投資人高特佳投資執行合夥人於建林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在他看來，伴隨著國產醫療器械一同崛起的還有同業並購的大潮，“包括邁瑞、聯影、三諾生物、魚躍，大家都只在各自競爭的細分領域很有優勢，中國的醫療器械行業集中度也比較低，有一萬多家醫療器械廠家，但是美國只有一兩百家，包括強生、羅氏都是百億以上的產業規模，所以在未來並購的趨勢會很明顯。”

事實上，這一並購趨勢已經出現端倪，根據普華永道今年6月份發布的《中國醫療器械行業並購回顧與展望》報告：2015年中國市場共發生了81起醫療器械並購交易(不包括海外並購)， 比2014年的69起上升了17%。其中57起交易來自本土戰略買家，其後是風險投資交易(12起)、私募股權交易(7起)和國外戰略買家(5起)。在交易價值方面，超過16起交易的價值在5000萬美元以上，平均交易價值達到5600萬美元，這一數字比2014年高出83%之多，交易總價值為39億美元，較上年上升了156%。

“國家鼓勵醫療器械國產化是給了中國廠家機會，其實對於醫院、醫生來說歸根結底還是看一個產品的性價比怎麽樣。對我們而言，就可以利用本土化的優勢，整合優質資源來將鏈條打通。”成明和說，“通過資源整合，來實現系統化的布局，那麽在與國外廠家競爭時也會更有優勢。”

外交部回應奧巴馬演說：一國影響力不是自己說了算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當地時間10日發表告別演說，談及國際事務時他表示，除非美國放棄立場，否則中俄的國際影響力無法和美國抗衡。對此，外交部發言人陸慷在11日例行記者會上回應，一個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了什麽樣的影響，應當由國際社會多數成員來評判，而不是自己說了算。

陸慷說：“可能有時候我們和美方的思維框架不太一樣。中國一向主張國際關系民主化，所以在談論我們與外部世界和國際社會的關系時，更多考慮的是隨著中國自身發展、我們可以向國際社會和其他國家提供更多國際公共產品、作出更多貢獻，而不是我們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力。”

“如果非要談影響力，我想說，按照中國人的邏輯，一個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了什麽樣的影響，可能還是應當由國際社會多數成員來評判，而不是自己說了算。”陸慷說。

紮克伯格陷“權力的遊戲”：Facebook他說了算？

Facebook首席執行官馬克·紮克伯格(MarkZuckerberg)最近遇上了些麻煩。

據科技博客VentureBeat報道，一些股東正在向Facebook施壓，要求紮克伯格退出董事會。他們在一份提案中稱，獨立董事長將能更好地“監督公司管理層，改進公司管理，制定更負責任、對股東更有利的議程”。這些股東來自消費者權益保護組織SumOfUs。

Facebook沒有就這一提案發表評論，但該公司可能會在4月份提交委托代理書時發表一份相關聲明。SumOfUs資本市場顧問KarmaKaptal創始人LisaLindsley表示：“這份提案已經獲得了四位SumOfUs股東的有效票數，符合提交的要求。”目前已經有超過33萬人在要求Facebook改善企業責任的請願書上簽了字，其中1500人是Facebook股東。

該提案以Facebook去年批準的新資本結構為例說明，公司內部權力已經失衡。在去年6月份舉辦的Facebook股東大會上，與會者被要求就批準發行C類股票的提案進行投票。該提案的目的是確保紮克伯格對公司控制權。雖然提案得以通過，但至少一名股東在事後起訴Facebook，認為發行C類股票的做法不公平。

這份股東提案稱，獨立的董事長“可以使首席執行官和董事會之間達成權力平衡，增強董事會領導力”，股東利益也將因此得到保證。該提案還指出，在Facebook“因虛假新聞、監管和仇恨言論等問題面臨越來越多批評”之際，設立獨立董事長將對公司“尤其有益”。

SumOfUs擔心，紮克伯格可能會讓Facebook沿著他個人認為正確的道路發展，並為此投入過多資源，造成股東利益受損。提案稱，如果換成獨立的董事長就能夠阻止這種情況的發生。

誰的Facebook

毫無疑問，Facebook已經印有紮克伯格深深的烙印。

早在2006年紮克伯格就拒絕了當時雅虎10億美元的收購。那時Facebook成立才兩年，剛剛向社會人士開放註冊。談判時，根據Facebook早期投資者PeterThiel回憶：“馬克一開始就說最好10分鐘內談完，當雅虎拋出10億美元的價格時，他卻完全沒有想賣的意思。”紮克伯格當時的想法是，在Facebook做的事情有很多是從未出現過的，而雅虎對這些未來的新主意是沒有概念的，他們沒法對尚不存在的東西正確地估值，所以肯定會低估這門生意。

而隨著Facebook的發展勢頭越加迅猛，紮克伯格利用其龐大的市場價值，將那些正在研發高風險創新產品的初創企業納入麾下。紮克伯格曾在一年多時間里斥資220億美元，收購了圖片分享服務Instagram、即時通信服務WhatsApp以及沈浸式虛擬現實技術公司Oculus等。

對於大公司而言，通常創始人都具有相當大的權威性和非常鮮明的個人色彩。Lindsley表示：“一般而言，董事會服從於CEO幾乎是普遍的現象。在Facebook的案例中，可以看到董事都把紮克伯格當成唯一的權力擁有者。”

自Facebook上市以來，紮克伯格對公司一直擁有超過半數的投票權，比普通股東多9倍，並保留著對公司發展戰略的控制權。而且其擁有Facebook多達28%的股份，是公司最大的股東。Facebook剛上市的時候，就有人質疑這種將過多權力集中於一個人手中的做法，可能會對投資者的利益構成威脅，讓該公司在IPO中的潛在投資者望而卻步。

2012年Facebook的招股說明書中顯示，當時這位年僅27歲的CEO擁有56.9%的投票權，他還有權在臨死前指定接班人。盡管該公司的董事會已添加了一些元老級人物，包括風投資本家馬克·安德森(MarcAndreessen)和《華盛頓郵報》集團CEO唐納德·格雷厄姆(DonaldGraham)。特拉華大學的企業管理教授查爾斯·艾爾遜(CharlesElson)稱：“紮克伯格的絕對控制權意味著，董事和股東將無力左右該公司的發展方向。”當時艾爾遜教授就提出：“公眾對於董事會的控制權沒有任何發言權，我認為這會損害董事會履行自己職責的能力。這讓投資者感到十分不安，因為對於他們而言，這並不是一個好的賭註。”

雖然紮克伯格一直被詬病“手握太多權力”，但Facebook的財務狀況近期似乎表現不錯，股價也在持續上漲。

Facebook最新公布的財報顯示，其營收增長51%達到88.1億美元，連續七個季度營收和利潤雙雙超越市場預期，而股價的增長也表明了華爾街對公司業績的看好。最近一次出售股票後，紮克伯格當前凈資產約為520億美元。雖然出售了部分股票，但由於Facebook股價上漲，紮克伯克的凈資產在過去的一年中不降反增。

雙重股權結構

事實上，過去15年中，為了保護創始人的利益，很多公司上市後，雖然將經濟權出讓給更多的股東，卻將投票權集中到了一個或多個創始人手中。這已經漸漸成為一種企業治理的慣例。谷歌、Groupon和Zynga這樣的技術公司都是這樣操作的。這種做法的好處是，雖然限制了投資者的權力，但是它能夠確保公司沿著具有遠見卓識的領導人既定的路線向前發展。此外，這種做法還能夠在高管薪酬等方面限制股東對管理層的影響力。

根據《經濟學人》的統計數據，在2000年時美國總共有482家公司采用雙重股權結構，互聯網泡沫破裂後，2002年下降到362家，2010年有12家公司在IPO時采用該結構。也就是說，只有在公司業績出色時，股東才會接受這種接近於“獨裁”的架構。

實際上Facebook采用這一架構正是受到谷歌的啟發，谷歌在上市時也是采用這種雙層結構，即對外部投資者發行的A股有一票投票權，管理層持有的B股則有十票，佩奇和布林在2010年售股前擁有5770萬GoogleB股，約等於18%的Google流通股本和59%的投票權。

在中國公司中也不乏這種雙層股權結構。百度和京東都是采用這種架構，京東創始人劉強東更是強勢，所擁有的B類股一票相當於20票A類股票，因此劉強東持股雖然只有18.8%卻據此掌控了京東過半數(51.2%)的投票權。

歷史上，一些擁有雙重股權結構的公司也遇到了來自投資者的阻擾。比如在2010年，加拿大汽車零件制造商曼格納國際公司(MagnaInternationalInc.)的股東投票取消了這種雙重股權結構，從而削弱了它賦予創始人弗蘭克·斯特羅納克(FrankStronach)的權力。

斯坦福大學洛克公司管理中心的教授大衛·拉克爾(DavidLarcker)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種安排讓企業避開了適用於大多數IPO企業的規定，例如建立薪酬委員會，董事會主要由獨立投資者組成。他說：“紮克伯格控制著投票權，正因如此，他們不必遵守上市公司的嚴格規定。”艾爾遜教授也表示：“對於長期股東來說，這意味著他們上當了。”

韓國投資夥伴董事總經理王平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投票權較為集中的情況一般來說只有在創始人占股比例相當大，而且相當強勢的情況下才有可能發生。不然機構投資者一開始就不會同意。紮克伯格已經給了機構幾百倍的回報了，沒有人一開始會反對。而且創始人手上有幾百億美元，所有的機構都希望能跟著一起發展，變成LP(有限合夥人)。”

制度之辯

在Facebook的董事會中，一共有8位成員，其中5位是獨立董事。獨立董事是指獨立於公司股東且不在公司內部任職的董事，具有對公司事務判斷的獨立性。Facebook獨立董事的領導人是SusanDesmond-Hellman，設立這一職位的目的也是在於一旦董事長和CEO的職責分離之後，能夠代替董事長的職位。普華永道2010年的一份報告就顯示，在美國公司中，設立獨立董事領導人一職已經成為非常普遍的現象。這一職位通常由獨立董事推選。不過有67%設立獨立董事職位的公司，仍然將董事長和CEO人選集於一身。

不過，董事長同時擔任CEO的現象在美國尤為突出。在另一些發達國家，比如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甚至歐洲，CEO和董事長職務通常是分設兩人。但是並沒有研究顯示哪一種制度更加優於另一種。

在2005年哈佛商學院和沃頓商學院共同開展的一項針對英美主要大公司的董事會所做的一項調查，意外地發現：分離董事長和CEO的職責並沒有對公司更加高效的管理“有明顯的好處”。

麻省理工大學(MIT)斯隆管理評論(SloanManagementReview)發表的研究稱：“CEO和董事長集於一身就好像是‘狐貍看管雞窩’那樣，但是分開也有分開的問題，而且這種安排在美國的模式下不一定有效。”報告特別指出，如果對領導角色指責的設定不明確，將會損害對公司的治理效果。“紙上談兵很容易，但是實際操作和口頭的描述仍然有很大差距。”哈佛大學的研究人員JayLorsch和AndyZelleke表示。

這並不是SumOfUs第一次提交要求分離公司管理領導職責的建議書。在2015年和2016年，該組織同樣敦促美國農業巨頭孟山都分離董事長和CEO職務，並得到20%成員的支持。不過，孟山都至今為止CEO和董事長還都由HughGrant一個人擔任。

安永聯席總監楊子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一般領導人退位有兩種情況，其一主動卸任，其二被董事會或股東大會罷免。”他解釋道，“從決策層來看，最高級別是股東大會，其次是董事會。如果直接召開董事會，要求罷免董事長，要看股東表決權。具體哪個層面有權罷免要看公司章程。”

具體到Facebook的案例，楊子江表示，還是要看紮克伯格的股票表決權是否足夠“一票否決股東的提案”;此外要看他有沒有離開董事會的意願。“如果離開董事會他還是股東，不影響紮克伯格賺錢，但是他在公司的影響力勢必會削弱。”

對於Facebook股東的提案，Lindsley承認，讓SumOfUs的提案在年度股東大會上通過將受到很大阻力，紮克伯格是公司最大的股東之一，他可以與其他股東聯手，輕易地否決這一提案。她說道：“從本質上說，股東提案是建議性的。即使99%的股東投了贊成票，董事會也沒有將其付諸實施的法律義務。但是，大多數董事會成員都已經意識到，忽視股東的聲音是不明智的。”

春季行情誰主沈浮 又是周期股說了算？

“下周一有色要發射!”2月10日晚間，目睹大宗商品價格飆升，深圳一位看好有色板塊的私募人士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無論是特朗普的減稅方案預期，還是菲律賓可能關閉礦山和智利銅礦罷工的消息，都為灼熱的商品行情火上加油。

不少市場人士認為，大宗商品漲價或繼續主導A股春季行情，也有買方人士稱，商品價格上升大趨勢不變，有一定持續性，但周期股還是“來得快去得快”，總體操作上還是需要“快進快出”。

此前，特朗普承諾在未來一周或數周公布減稅方案，市場預期其政策的出臺，將會給美國企業註入新的活力，帶動通脹的回升，在特朗普的減稅預期下，風險資產得到市場的親睞，大宗商品價格上漲。2月9日，全球最大的銅礦必和必拓(BHP)旗下智利Escondida銅礦工人開始罷工。市場預計Escondida罷工將持續一至兩周，全球銅供應量預計減少4.5萬噸。現貨鎳方面，菲律賓環境部長也表示，支持關閉或暫緩數座礦山生產的決定。

中信證券策略分析師秦培景等認為，周期難得再次成為春季躁動的主線，但背後的邏輯有了很大差別。首先，2017年國內經濟增速下行的動能進一步減弱，短周期補庫存趨勢確立，需求端和業績對行情有正貢獻，這與最近幾年都不同。其次，供給側改革的邏輯確立，且有2016年部分周期品的前車之鑒，周期品廠商的政策、信用等約束與以往都不同。另外，PPP、新疆板塊、“一帶一路”這些泛周期主題的活躍，也顯示市場對周期板塊認可度在逐步提升。

華泰證券分析師陳靂認為，周期上行過程中，股本回報率(ROE)較高的企業有穩健的配置價值。選股方面，一是ROE穩定處於高位，二是ROE向上修複彈性大。對於第一類，從有色企業歷史數據看，ROE比較可靠標的主要有西藏珠峰、建新礦業、山東黃金、中科三環、寧波韻升，對應的業務主要是鋅、黃金以及磁材。從基本面上，鋅仍是一個中期短缺的品種，當前的價格高位下，企業的盈利存在持續向上釋放的過程，在當前周期上行的大背景下，此類標的仍是穩健配置的尚佳選擇。

而上述看好有色板塊的私募人士認為，商品價格從2016年2月開始全面啟動，對商品價格而言，一個上升周期不可能一年就結束，供求關系全面改變還需要時間，但對相關周期股而言，“來得快去的快”，可能走在商品價格之前;比如2009年到2011年的商品上升周期來看，很多周期股2009年8月A股逼近3500點的時候，就已經是高點，2011年也回不到那個股價高度，投資者也需要小心應對。

歐央行要退出QE？油價和“大選潮”說了算！

3月9日，歐洲央行維持三大主要利率不變，符合預期;維持每月QE規模在800億歐元不變至3月底，從4月至12月將改為每月600億歐元。

此前，由於歐元區2月CPI飆升至2%，接近歐洲央行的目標，且在全球通脹預期高企的大背景下，市場一時間懷疑——歐洲央行是否也會提前退出QE？然而，此次行長德拉吉的講話否定了這種可能性。

“大規模的政策寬松當前仍是必要的，”德拉吉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Eurostat測算，歐元區HICP通脹2月上升到2%，1月為1.8%，去年12月為1.2%，這反映了能源和食品通脹上行，但目前還沒看到能令人信服的、持續的通脹回升趨勢，整體通脹仍取決於油價變化。”

主流觀點認為，歐洲央行不久前才延長了QE，如今改旗易幟未免操之過急，退出QE的關鍵仍在於油價和歐洲各國大選情況。市場仍對油價上漲的可持續性存疑(同日一度因美油庫存暴漲，油價跌破50美元/桶)，荷蘭、法國主張“脫歐”的大選候選人的湧現也令政治風險持續升溫。

歐洲央行按兵不動

歐洲央行維持主要再融資利率0.0%不變，維持隔夜貸款利率0.25%不變，維持隔夜存款利率-0.4%不變。主流觀點預計，歐洲央行可能不會深化負利率程度。

歐洲央行聲明重申，歐洲央行利率料將在未來一段時間內維持在當前或更低水平，一直到QE結束後。若前景惡化，可以提高QE規模和延長持續時間。QE將實施至通脹路徑符合目標之時。

歐洲央行維持QE規模不變，對於4月後購債規模縮小為400億歐元/月，該行的解讀是延長QE，而非市場認為的逐步退出QE。能否實現接近2%的通脹目標，仍是歐洲央行改變貨幣政策主要標準。

“通脹在未來數月很可能維持接近2%，核心通脹將在中期逐步上升。”德拉吉表示。歐洲央行預計2017年通脹率為1.7%(前值1.3%)，2018年通脹率為1.6%(前值1.5%)，2019年通脹率為1.7%。歐洲央行預計2017年通脹率為1.7%(前值1.3%);歐洲央行預計2018年GDP增長1.7%(前值1.6%)。

盡管通脹中樞不斷擡升，但隱憂仍存。機構認為，近期通脹跳升主要因為油價上升，但這一因素今年稍晚可能會趨弱;此外，歐洲仍面臨重大政治風險，因此歐洲央行仍希望成為市場的定心丸。因此，如果歐洲央行要改變態度，可能要等到法國大選結果出爐，且要等待下幾個季度德宏觀經濟數據。

受到能源價格大漲的拉動，歐元區2月CPI同比增長了2%，為四年來首次升至歐洲央行目標水平上方。當月歐元區能源價格大漲9.2%，食品價格漲了5.2%。但剔除能源和食品等波動較大因素之後，歐元區核心通脹僅為0.9%，仍然低於1%。

油價、政治風險成隱憂

油價漲勢的不確定性仍令市場無法錨定通脹預期。對於OPEC和非OPEC國家減產的不確定性，使得布倫特油價自去年12月中期以來持續維持在55美元/桶上下，可見原油市場仍處於觀望狀態之中。

果不其然，近期的一則消息證實了這種擔憂。盡管OPEC國家履行了減產承諾，但美國EIA原油庫存大增並升至歷史高位，這讓OPEC去年末以來的減產行動大打折扣。支持多時的原油多頭終於砸下巨額空單，瞬間油價崩盤——WTI原油期貨價格在3月9日歐盤時段重挫近3%，跌穿49美元/桶整數關口，逼近去年11月末以來最低收盤價。

盡管最大OPEC產油國的沙特實際減產幅度為承諾規模的116%，且俄羅斯也稱將配合減產，但隨著油價的複蘇，頁巖油產量的上升或將持續打壓油價，為全球通脹預期平添不確定性。

同時，荷蘭和法國大選臨近，而這兩大歐盟核心國的脫歐呼聲已經日漸高漲。一旦政治風險成為現實，這必將打擊經濟動能，因此如今歐洲央行仍選擇觀望。

2016年英國脫歐作為導火索，反歐盟情緒彌漫。荷蘭作為歐盟的核心創始國之一，反對歐盟的民粹黨派迅速崛起。荷蘭3月15日即將舉行換屆大選，自由黨(PVV)領導人基爾特威爾德斯(Geert Wilders)迅速發聲，“為英國退歐而歡呼，現在該輪到我們了，荷蘭需要一個脫歐公投。”

興業研究分析稱，荷蘭的民粹主義政黨進入荷蘭政府已久，但始終屬於少數黨派，作為聯合系統的荷蘭政府目前難以被主張退歐的右翼勢力所壟斷。荷蘭政治格局複雜，雖然目前中間道路黨派依然占據絕對優勢，但未來兩級黨派勢力增強，會使得荷蘭對歐盟方針產生一定變化。

此外，法國總統候選人、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領導人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以“法國脫歐論(Frexit)”展開競選。盡管其最終當選的可能性仍不高，但期間必將擾動市場。

歐元成“高危貨幣”

在歐洲政局的不穩和潛在風險預期下，歐元對美元在剛過去的2月份下跌了超過2%，而同期黃金上漲超過3%，可見，市場是對2017年歐元大戲開幕做好熱身準備，歐元大概率將對美元和英鎊下行。

美聯儲近期釋放了明確的3月加息信號，且2017可能加息2-3次。“盡管歐洲經濟數據轉好，就業和通脹仍相對疲軟，使我們無法看到在2018年有加息的任何奢望，因此歐美兩國的分化將日趨顯著，會導致市場對於歐元的謹慎態度。下半年歐元區的通脹假如上升到了一個階段，才有可能看到歐央行改變策略，使歐元獲得支撐。”KVB昆侖國際全球交易首席分析師魏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2017年也或是歐元的“不破不立”之年。魏巍稱：“從2014年5月的峰值(1.40)一路跌到 2015年3月(1.05，接近對美平價)，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歐元一共跌掉3500點，跌幅近25%。此後進入盤整，走出了近2年的平臺整理走勢。這兩年的調整，是為了之後繼續下跌而洗盤呢?還是為後市的絕地反擊而蓄力呢?”

在他看來，如果不確定性發酵，歐元/美元1.0380的日線收盤價被突破後，那麽歐元將向美元平價再次發起沖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