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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回歸A 股再進一步：確定上市輔導券商 完成股份制改造

完成私有化後的周鴻祎曾對記者抱怨，“每天無數人打電話問我要不要殼”。而現在，奇虎360距離回歸 A 股又更進一步，不過，未必是“借殼”。

天津證監局官網3月27日消息，華泰聯合證券已於3月23日與三六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簽訂首次公開發行並上市輔導協議。這意味著360回歸 A 股又更近了一步。

在此之前的3月21日，360大股東“天津奇思科技有限公司”已經完成增資更名，名稱變更為“三六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完成股份制改造;註冊資本從5617.66萬元增至20億。業界普遍猜測，此次變更名稱的 “天津奇思科技有限公司”很有可能是360回歸A股的主體。

伴隨著國內IPO審批提速短，和360首次公開發行並上市輔導協議的簽訂，意味著360很大可能選擇直接排隊IPO。此前中金公司曾在相關報告中分析，如果奇虎360回歸A股上市，按預測市盈率，其市值將高達3800億元人民幣，市值同樣擴大6至7倍。

3月28日，第一財經記者曾對此聯系奇虎360方面，對方表示不予置評。

截至發稿時止，360概念股集體走強，曠達科技漲停，中信國安漲3%，電廣傳媒漲1%。

“無數人打電話問要不要殼”

2016年7月，奇虎360正式從紐交所退市。它的私有化資金來源包括抵押360大樓和一系列“360”商標等換來的貸款，以及招商銀行等提供的7年期30億美元貸款。

當時的周鴻祎對記者自嘲：“我現在可能是中國最大的債務人，‘負翁’。”

對於外界關註的借殼上市，周鴻祎坦言，每天有很多人打電話給自己推薦殼公司，“謠言太多，目前沒有任何資本方面的考慮，也沒和任何公司談(借殼上市)。”

為什麽360要冒風險回來?

周鴻祎稱，360和不少希望私有化的中概股公司“動機不一樣”。最重要的原因，是幾年前國家有關部門負責人找周談過好幾次話，國家有一個很明確的期望。

因為當時國家已經意識到網絡安全對國家安全的重要性，360的企業客戶超過百萬家，已經為包括政府部門、外交單位、國防科研院所、銀行等敏感單位提供安全防護軟件和解決方案。於是，大家不可避免地提到了360的“身份問題”。

雖然360是家中國人控制的公司，但是因為在美國上市，投資人大部分都是境外基金，從資本結構上來說，360實際上是外資，這樣來看，讓中國的核心企業安全、國家安全、基礎設施的安全都掌握在一家名義上的外企公司肯定是沒有安全感的。“這和在美國上市的娛樂、社交公司不一樣。”周鴻祎說。

“我們為很多敏感部門提供網絡安全保護和解決方案，如果我是外企的話，很多資質是拿不到的，所以回歸中國是為了在網絡安全上發揮更多、更重要的作用。”周鴻祎表示。

而在私有化退市時，360搭建了兩大特殊目的公司平臺(SPV)，分別是天津奇信通達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奇信誌成科技有限公司。二者估值分別達到 40 億美元和 117 億美元，註冊資本分別為 5753.29 萬元、5617.66 萬元。

除奇虎 360 董事長周鴻祎、總裁齊向東外，共有兩大類 39 家機構 " 入局 "，一類是 " 信字輩 " 的三家奇虎 360 員工持股公司(ESOP 平臺)，另一類是包括險資、私募在內的 36 家外部投資者。

周鴻祎透露，360要求買方團必須是使用自有資金，所以這次買方團主要是大型國企、專業投資基金和保險公司。此外，這些投資人的選擇標準還有與360有過合作;或是對未來360在國內發展業務有幫助等。

他還告訴記者，360與買方團簽有一個關鍵性的條款是：不允許投資人直接或間接來源於任何公募或理財產品，如果沒有按照協議真實準確披露，並且在規定期限內未完成整改，將要向360公司支付相當於投資總額的30%作為違約金。

對於那些希望借機賺一把錢就走的投資者，周鴻祎稱360拒絕了不在少數。

回歸背後：業務重組和分拆

截至目前，奇信通達已在 2 月 15 日註銷，其包括奇信誌成、周鴻祎、齊向東、三家 " 信字輩 " 員工持股公司，以及 36 家外部投資者等，已全部轉化為三六零的直接持股股東。 而奇虎360的全資股東已於3月21日正式完成增資、更名和股份制改造。

三六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42個投資股東中，控股股東為天津奇信誌成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為51.78%，周鴻祎個人持股比例為12.9%。

查閱相關資料顯示，在股權比例上，奇信誌成認繳了三六零10.36億元註冊資本，占總股本的51.78%;周鴻祎個人出資2.58億元，占比12.90%;天津欣新盛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出資8710.95萬元，占比4.36%;浙江海寧國安睿威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出資3484.38萬元，占比1.74%，該產品的單一LP是A股公司中信國安;瑞金市華融瑞澤一號投資中心(有限合夥)出資1132.42萬元，占比0.57%，該產品有電廣傳媒參股。

此外，有浙江永強參股的寧波博睿維森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在三六零直接持股2.62%;中南文化參股的芒果文創(上海)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直接持有三六零1.31%股權等。

此前，根據中信國安公司的披露，其將向奇虎360私有化項目公司投資約4.13億美元，獲得奇虎360約4.46%股權。

通常，中概股回歸的方式主要包括排隊IPO、找殼借殼、掛新三板、被上市公司收購這四種。值得註意的是，此前被業界熱議的中概股“借殼”問題，在2016年5月6日，證監會曾罕見對“暫緩中概股回歸”作出表態，境內外市場的明顯價差、殼資源炒作受到監管部門的高度關註。一個月後的6月17日，證監會宣布就《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辦法》(下稱“借殼新規”)公開征求意見，重點規範“借殼”上市。借殼新規在當年9月9日正式發布實施。

一位曾參與操辦中概股回歸的資深投行人士此前告訴記者，目前借殼上市審核的嚴格程度已經基本等同於IPO審核標準，矛盾的焦點不在於審核趨嚴，而在於“一殼難求”。“能不能找到合適的資源是最關鍵問題。現在要找一個價格適合又幹凈的殼比選妃還難，找殼其實會給我們增加很大工作量。反觀現在IPO審核已經明顯提速，借殼在當前政策環境下，並不一定是最優選擇。”

不論以何種形式回歸，有互聯網分析人士指出，360的私有化回歸不管是從戰略上還是戰術上，這不只是360一家公司的事情，幾乎整個中國互聯網的發展節奏都會受其影響，一些不想與之發生任何關系的公司如百度、騰訊等，此時也被迫不得不做出相應的應對舉措來制衡。

事實上，從奇虎360自身業務來看，現在360公司的產品逐步涵蓋安全軟件應用、智能穿戴、智能家居、車聯網和智能手機等多個方面。360也正在從一家純粹的互聯網安全公司，逐步向安全互聯網公司轉變，為用戶提供線上至線下的安全服務。

周鴻祎曾此前在接受采訪時透露，私有化退市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進行成熟業務和創新業務重組和分拆。 360最近兩年一直在做業務重組或拆分，目標是將360公司從一艘大船變成一支艦隊。

“在中國互聯網這是個趨勢，公司大了又想保持創新，又想保持速度，這兩者是矛盾的。公司大了必然要有很多繁文縟節，但是小公司只要業務能做，其它都不足為慮。”

周鴻祎稱，360的安全業務將變成TO B和TO C兩家公司，企業安全集團將獨立成為360集團下面的子集團，這些業務由360 CEO齊向東負責。同時，智能硬件業務還將保持獨立運行。

“未來不確定性的業務，需要二次創業的業務都在要拆的範圍”，周鴻祎說，拆分之後，他們會成為360集團下面的子公司，有獨立的財務核算，獨立的人員配置。

“如果將成熟業務和創新業務放在一個公司里用同一套標準，創新業務總是發展不起來。這就像騰訊在打車業務不投資滴滴而是騰訊自己做，能做起來嗎?不一定。”

另外，周鴻祎還稱希望通過拆分來激發員工的積極性，將業務獨立出去，每個負責人都可以有合夥人的身份，相當於內部創業。

制度決定成敗——晉商票號的股份制

遊山西話晉商 2017-07-03 13:56

來源 | 遊山西話晉商

編 輯 | 七八點股權實驗室

作 者 | 梁小民

現代經濟學家無一不強調制度的重要性。對一個企業來說，如果不能從經驗型轉向制度型，從跟著感覺走轉向規範化運行，建立一套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就無法做大做強，最後難免在迷惘之中滅亡。

企業制度的中心是股份制，這個道理我們現在不做企業也懂，但晉商卻是在長期的經商活動中摸索出來的。

晉商的企業制度有一個演變過程。股份制是這種長期演變的結果，在進入票號業的19世紀20年代才較為完善，具備了現代股份制企業的一些基本特點。

與一切企業一樣，晉商最早也是獨資經營的，這種獨資又以家族企業為主。明代“開中制”之後，晉商進入鹽業，貿易量與貿易範圍迅速擴大，深感資金不足，這時出現了貸金制。

貸金制就是向別人借貸經營，表明資金所有者與使用者得分離，加快了資金的流通與有效利用。

但貸金制實行固定利率：

從債權人來看，債務人無論賺到多少錢，債權人的收益都是固定的；

但債務人如果經營失敗，就有巨大的風險，連本金也無法收回。

對債權人來說，風險和收益並不對稱，因此就會“惜貸”，導致債務人無錢可借。因此，它並沒有真正的解決資金不足的問題。

這時就出現了朋夥制，即若幹人共同出資、共同經營。這種形式類似於現在的合夥制，難免在經營方針的決策和利益分配上產生矛盾。

明代後期，出現了東夥制，即由一人或數人出資，雇用夥計經營。這種制度建立在以血緣或地域為紐帶的相互信任的基礎之上，把有錢的資與無錢的才結合在一起。東夥制已經是股份制的前身了，但仍缺乏制度規範。由東夥制轉向股份制是一個極自然的過程。

清朝統一中國之後，為商業發展創造了有利的環境和條件。晉商迅速擴張，朋夥制和東夥制都不能適應大規模經營的需要。在清嘉慶、道光年間逐漸產生了股份制。

道光元年為1821年，所以晉商的股份制應該出現在19世紀初。股份制當時又稱為股俸制，指有股就有俸。俸就是以紅利或利息為形式的收益。

晉商的股份有“身股”與“銀股”之分。清人徐珂在《清稗類鈔》中說：“出資者為銀股，出力者為身股。”這是相當準確的。但從今天的觀點來看，“身股”僅僅是激勵機制的一種形式，與產權結構沒有什麽關系，我們會在後面詳細介紹，這里只分析“銀股”。

銀股分為正本與副本。正本是股東的合約投資，每股多少因票號的規模而有所不同，多者每股為10000兩銀子，少者每股為2000兩銀子。每股又分為10厘。銀股的所有者享有永久利益，可以父死子繼、夫死妻承；銀股只享受分紅，沒有股息，同時也可以在一定時期內抽出、補進或增添新股份。正本承擔全部責任。

副本又稱為護本，日本學者稱之為“輔股”。它有兩種：

一種是東家除正本之外又投入票號的資本;

另一種是東家、掌櫃及有頂身股的其他員工在結賬期從其分到的紅利中，提留一部分存入票號。

這種護本也被稱為“統事”或“獲本”。副本不參與分紅，只得利息。

為了使票號運行得更好，晉商中還設有“倍本”、“厚成”、“公座厚利”、“預提護本”、“財神股”、“狗股”等等，

“倍本”是股東分紅時，提留一定比例的紅利，作為流動資金。

“厚成”是折扣部分資產，使商號的實際財產超過賬面資產，如1000兩銀子的資產打七折，賬面上是700兩銀子，但實際上是1000兩。

“公座厚利”是對銀股、身股分配之前提取部分利潤，參加流通周轉，以增加流動資金。

“預提護本”是商號在分配之前提取的風險基金，即使商號有充足的流動資金，也避免了分光、吃光的短期行為。

“財神股”和“狗股”是旅蒙的大商號大盛魁所設。

“財神股”的來歷是，當這家商號最困難時，一位老人來喝了他們僅有的稀飯之後留下一包銀子，不辭而別，且一去不複返了。他們以此為資本，獲得了成功。這筆銀子就被作為“財神股”。

“狗股”的來歷是，有一次庫倫發生災情，糧價飛漲，庫倫分號為把情況告訴總號，讓一只狗送信到歸化。狗把信送到後疲勞而死。總號收到信後，大量收購糧食，獲得大利，為了紀念這只狗而設立“狗股”。

這些股本都參與分紅，並作為流動資金使用。

晉商的商號和票號羅普遍實行股份制，票號都按股份制組建。各票號建立時資本不同，如日升昌為30萬兩銀子，百川通為16萬兩，寶豐隆為36萬兩。一般而言，多的也就幾十萬兩，少的有十幾萬兩。但由於業務發展快，實際資本遠遠大於當初建立時的資金。同時東家的財產都是後備資本。

銀股與身股的分紅，各票號也不盡相同。

有的是預先確定各自的比例(如64或55)，進行分配。例如，如果預先確定銀股、身股比例為64，則100萬兩的紅利，銀股得60萬兩，身股得40萬萬兩，然後根據各自股份數量去分。

也有的是實行同股同利，銀股和身股加在一起分紅。例如，銀股與身股共100股，獲利100萬兩，則每種股每股分紅都是1萬兩。

晉商的股份制之以所以已經具有現代股份制的特點，首先在於已經實現股權多元化和有相對控股的大股東，以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這些都是現代股份制的基本特征。

根據《太谷縣誌》成信票號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的合約：

毎股為2 000兩銀子，共計34 000兩銀子，分為17股，共有股東21人，另外員工身股4.6股。出銀股的股東中有員家(不同門戶)5.5股，其他13個姓的人11.5股，其中相對控股的大東家是員汝霖、共4股。只有1000兩銀子，占0.5股的有11家。

內蒙古的晉商商號大盛魁股東有數千家之多，上至王爺、活佛，下至小商、小販都是它的股東。

股份制是為了籌資的。股權的多元化不僅可以籌資更多，而且可以實現共享利益、共擔風險。

晉商的股份制企業中有相對控股的大股東，這種大股東被稱為大東家(其他股東則被稱為東家)。由他主持企業重大決策，代表所有股東行使所有者的權力，並承擔無限風險。其他股東不參與決策，只有分紅權。但他們又撤股權，即“用腳投票”。

更重要的一點是，晉商的股份制實現了兩權分離，即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在票號中這二點體現得最徹底。

最初的晉商也是集所有者與經營者於二身的，所有者親自從事經營活動，並進行內部管理。

但隨著企業越做越大，實際上一個所有者管不過來，就把一部分事務和權力交出來，讓職業經理人負責。東家變為“甩手掌櫃”(在這里指不管事的東家，人們有時也把不管事的丈夫稱為“甩手掌櫃”)。

進入票號業之後，采用了股份制，東家有若幹個，加之票號業務專業性強，許多東家並不懂。因此，在票號業中普遍實現了這種“兩權分離”。

山西作家成一先生的小說《茶道青紅》中描述了晉商實現兩權分離的過程。

兩權分離在票號中是有制度保證的。據記載：

財東自將資金全權委諸經理，系負無限責任，靜候經理年終報告。

平素營業方針，一切措施毫不過問，每到例定賬期(或三年，或四年，即決算期)，由經理謁請，約日聚會，辦理決算，凡擴充業務，賞罰同仁，處置紅利，全由財東裁定執行。

經理為建議首席，聽其咨詢。

從這一段話中可以看出，在“兩權分離”的制度下，東家決定大掌櫃的任職及所享受的身股，主持每個賬期的結算與分配，決定擴大投資，獎懲員工(如身股的升降)，並承擔無限責任。東家對大掌櫃實行“全權授權經營”。這就是說，票號的日常經營、管理等一切事務都由大掌櫃說了算，東家不得過問。甚至有的票號還規定平時東家不能去票號，以免幹擾大掌櫃的工作。而且東家也不給票號薦人，尤其不能讓“三爺”(少爺、姑爺和舅爺)進入票號。在處理要東家決定的重大問題(如分紅或員工獎懲)時，大掌櫃有建議權。

應該說，這些制度對晉商的發展，尤其是票號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在當時屬於先進的企業制度。但也不能把晉商股份制的貢獻過分擴大。

有學者認為，晉商的股份制比西方早。其實，西方最早實行股份制的企業是荷蘭的東印度公司，成立於1602年，這比中國的晉商早了兩百多年。

而且，中國當時並沒有股票交易市場，這使得股權分散相當有限。更不用說晉商的股份制沒有建立董事會，沒有相應的公司治理結構，僅僅是一種籌資方式了。因此，股東過於分散的晉商企業，如大盛魁，出現了所有者缺位、內部人控制的情況。關於這一點可以參看內蒙古作家鄧九剛先生的小說《大盛魁》(三卷)。

兩權分離有利於資金所有者與無資金的經營者充分發揮自己的作用。但在這種兩權分離中權責利是不對稱的，尤其是大掌櫃有權(經營管理權}有利(身股)，但並不承擔責任，大東家承擔無限責任。在東家與大掌櫃之間相互信任，以信義為先，且東家有權威，大掌櫃真心誠意“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時，這種制度是有效的。但在晉商末期，當這些條件不存在或被弱化時，企業就會出問題，這也是晉商衰亡的一個原因。

無論晉商的股份制有什麽缺點，它的確是中國企業發展史上的一次飛躍。而且，在中國其他商幫中，我們還沒有看到有這樣成形的制度。這正是清代晉商比明代晉商的先進所在，也是晉商不同凡響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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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康：於思想解放中認識股份制對私有制的揚棄

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我從繼續深化、推進改革這個角度，在此探討一個解放思想方面與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資本市場功能認識相關聯的題目。

關於解放思想，最高決策層有明確的表述，在今年1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次會議上，強調“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實，推動全面深化改革在新的起點上實現新的突破”。中央對於“思想再解放”的強調，我覺得是意味深長、非常有必要的。現在輿情上也可註意到，一些地方的領導人，也在強調解放思想了。

前一段時間，國經智庫主辦的《全球化》雜誌約稿，希望我提供一篇關於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的文章。在那里面我討論了解放思想問題，強調了幾個維度，一個是解放思想必須正視已經形成的利益固化的藩籬來求其破解；再一個，需要正視已經出現的極端化的思維和觀點交鋒中的暴戾之氣的氛圍，加以矯治；還有，就是要重視中國官場和社會仍然流行的一些落後於時代發展的思維定式而力求摒棄；第四方面，是要將中央決策層已經明確表述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戰略方針正確地把握為改革開放在新的發展階段和攻堅克難中的承前啟後繼往開來，澄清思想迷霧，力求決戰決勝。最近一段時間，我覺得在原來提的四條思想解放要點之上，還有兩條非常值得探討，應該加上。

牢牢把握我國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第一條是：再次強調思想解放，就必須進一步強調和貫徹落實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來牢牢把握我國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與最大實際。

顯然，我們必須基於把握人類社會發展基本規律，來牢記共產主義遠大理想。這個遠大理想其實聯系著現在各媒體反複說的“不忘初心”。這個初心是什麽呢？媒體上一般都沒有跟著說出來——我還沒有見到標準的說法。不忘初心的這個初心是什麽，我在我們財科院講課時也問過研究生，我說你們認為初心是什麽？很多人答不上來。後來有人說，那應該是“為人民服務”吧。我說為人民服務沒有錯，但我覺得全球公權在手的主體，沒有一個會否定為人民服務。實際上共產黨人的初心應該比這個認識層次更高，就是我們要洞悉科學社會主義揭示的發展規律，從這個發展規律上引出我們的信仰，這個信仰不是迷信，是科學的、對真理的追求，形成遠大的奮鬥目標。所以，關於這個初心的表述，我覺得還是要從《共產黨宣言》里去提煉出關於它的核心概念。這個核心概念其實就是《共產黨宣言》中說的未來理想社會應該是“自由人的聯合體”，而且給出了一個非常明確的定義：那個社會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前提條件——體現著“解放全人類”的情懷。未來的美好社會，是這樣由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所勾畫的。其實在中國革命過程中間，這個“自由”，是和民主、富強、老百姓過好日子的憧憬緊緊聯系在一起的，延安時期，根據地最吸引人的魅力之所在，是“自由之神在縱情歌唱”。我覺得十分需要在解放思想過程中間，引導一些嚴肅的討論、深刻的分析。

在解放思想這個概念之下，我覺得應當擺脫屢屢興風作浪的“左傾”教條主義的影響和幹擾，這樣才能在思想認識和實際行動中去有把握地防止講遠大理想而重現“跑步進入共產主義”這種為害甚烈的錯誤。前一陣子就有令人困惑的問題：著名高校資深教授登高一呼“消滅私有制”，結果人心惶惶。中央正在講保護產權呢，大家都掂量著中央說過的要增加老百姓的財產性收入呢，怎麽一下子就非常冠冕堂皇地用《共產黨宣言》的話來說消滅私有制的問題了？如果現在超越階段直接搬用消滅私有制的共產主義遠景目標，來指導現實，雖然聽起來冠冕堂皇，但一定會損毀實事求是撥亂反正形成的多種經濟成分並存、公有制與非公有制經濟都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重要組成部分的這個基本格局，必然無法有公信力地保護產權和鼓勵民營經濟蓬勃發展，將導致我們喪失在實現“中國夢”道路上應該具有的前進定力，毀壞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數十年改革開放帶來的生產力解放的大好局面。

十九大的報告中有非常重要的論斷——“兩個沒有變”：首先是“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而且習總書記強調，“要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牢牢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牢牢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這個黨和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這個話是非常切中時弊的。這是應高度重視的“沒有變”的第一條，面對實際生活，我認為就是要警惕猛唱高調的“左傾”冒進的言語和錯誤傾向。

這個時候，我覺得也非常有必要重溫鄧小平南方講話中的警句：“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所以，我覺得有必要在思想解放的旗幟下，堅定不移地貫徹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黨的基本路線，必須緊密結合十九大報告中強調的“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基本國情，是最大實際。聯想到當年關於這個認識經歷全黨全國反複討論以後，鄧小平有一個概括性的說法——社會主義本身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我們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

這個初級階段多長呢？鄧小平說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鬥。這樣一個認識，其實是我們整個現代化戰略的一個務實基礎。思想解放在這方面就是應該堅持實事求是，堅定地認識到我們是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樣才能把握最大實際，也才能真正繼續在現代化戰略的貫徹過程中保持我們的戰略耐心和戰略定力。

堅持和發展充滿生機活力的馬克思主義

接著還應該強調順理成章的第二個角度，強調解放思想就應該堅持和發展充滿生機活力的馬克思主義。

其實對於合格的馬克思主義者而言，這是應有的作為。我們如果研究馬克思的思想和理論的發展，也可以知道他在有生之年也是在不斷地探索，在不斷豐富和發展他的思想體系。現在十分需要強調：不能停留於生吞活剝地背誦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某句話。比如前面提及的《共產黨宣言》，里面確實有消滅私有制這樣一個表述，但是緊跟著又說明“共產主義並不剝奪任何人占有社會產品的權力，它只剝奪利用這種占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這樣就說清楚了個人占有和社會產品的關系。

當然我們還應進一步擴展到去理解馬克思的其他論述：在《資本論》里，馬克思還有這樣一個明確的表述，就是應該在資本主義時代成就的基礎上，在協作和生產資料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過去理論界對這段話所體現的思想曾經有過反複討論。我的基本認識是這樣的：所謂消滅私有制，應該指的是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私有制概念，這應該是個十分明確的概念。重建的是什麽呢？如果說重建的是生活資料的個人占有，那麽實際生活里，生活資料天然就是歸個人所有、占有的，包括工人階級的必要生活資料里那個V的部分，天然也是工人要占有的，該吃的吃進去，該穿的穿起來，他才能作為勞動力發揮功能。這種個人對於生活資料產品的占有，無所謂重建的問題。

我體會馬克思的視野中，已經有生產資料所有制層面對於股份制的觀察，因而相關的重要見解隱含著對於資本市場作用升級的一種肯定——雖然學術界對這些概念討論起來還有見仁見智的不同看法，但我覺得我們是不是可以說：這個認識結合著《資本論》中馬克思已經指出的股份制對於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揚棄”，其發展則再結合著當代實際生活中“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這是中央的論斷，寫入了最高層級的中央文件，以及對接著十八大以後關於混合所有制的更為強調。

以我的理解，混合所有制是在標準的現代企業制度即股份制的基礎之上，在一個一個企業內部產權結構里面，把公的股、非公的股，國的股、非國的股，以及員工的股、自然人的股，充分地混起來。這種混合所有制，中央認為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對這樣的看法，都應該結合馬克思主義是在發展中的原理和馬克思關於“揚棄”的概念，來進一步深化認識。在馬克思當時的認識基礎之上，我們現在需要進一步就此來做更多的討論。

“揚棄”在馬克思的德文文獻里，是“autheben”，如果譯成英文，應該是“sublate”，據研究者考證說，它的起源是個哲學名詞，指的是事物在新陳代謝過程中發揚它體內的積極因素，而拋棄它體內的消極因素，有點像我們中文過去所說的“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這個意思——不是顛覆性地否定原來的，而是在去蕪存菁的意義上來發展升級。

馬克思在討論股份制、指出股份制的揚棄作用的時候，確實也有一種區分，認為股份制帶來的，在一般企業的私有制下是消極揚棄，而在工人的合作工廠那里，就成為積極揚棄。我理解他所說的工人的合作工廠，無非就是股份制形式下工人持股形成的這種聯合、合作的經濟主體。按照一個消極、一個積極的區分，消極的應指比較形式意義的變化，積極的就是已經不僅是形式上的變化，而且帶有實質內容。但無論怎麽說這一區分，馬克思對於股份制的認識，已經指向了至少有形式上和過渡方向上的肯定，實際上自然而然也就延伸到了和股份制概念不可區分的資本市場運行上。在形式上和過渡方向上的肯定，也留下了一個在發展的過程中怎麽樣使形式和內容進一步實質性結合，這樣一個發展升級過程的考察問題。

任何理論觀點的提出，都帶有時代特征和客觀局限，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提出了對股份制的重要認識，但在他有生之年可能沒有得到更多的機會再進一步觀察，以及對思想做出進一步的發展。然而他已經說到了揚棄，當時的社會制度和經濟發展背景之下，股份制具有的哪怕是消極揚棄意味的這個資本社會化特征，在他的思維靈感里，給出了對我們而言非常重要的進一步理論聯系實際去發展這一認識的巨大空間。

如果是接著考察這一百多年的歷史進程，我們作為有出息的馬克思主義者，結合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原則，我們完全可以也應該沿著馬克思的這個思維邏輯來深化認識。一百多年以來，股份制下的市場主體即股份公司，已經發生了更為非凡的變化。除了早已比較普遍地存在著本企業員工——產業工人持股和社會上普通勞動者、公共機構在股份制企業中間持股之外，國家特定層級上的政府也可以持股，並且酌情做增持減持的操作。較近時期非常典型的，一是亞洲金融危機之後的“港元保衛戰”中，香港特區政府動用公共基金入市，再以後根據需要，在穩定了局面以後又以盈富基金模式逐漸減持。二是在美國，金融創新走過了頭，引發金融海嘯，然後形成沖擊全世界的金融危機以後，最關鍵的供給側管理舉措（需要我們很好總結借鑒的）是動用公共資源給花旗、“兩房”、貝爾斯通等金融企業註資，一直到給實體經濟層面的跨國公司通用汽車註資。這都是在股份制的框架之下對應於其包容性而有的特定的一些操作。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後，大家可以註意到，典型的所謂資本主義世界里的大企業、跨國公司，已經不像過去的洛克菲勒、摩根、梅隆財團等，已沒法這樣命名屬於哪個家族了——通用電氣、通用汽車等，它們的股權高度分散，大量的產業工人、普通勞動者、藍領人士都在里面持股，股票在資本市場上不斷做各種交易，這里面你說誰是資本家的代表？我們近年也查了一下，在美國政府給通用註資這一輪操作之前，通用汽車、通用電氣第一大股東所占的股份比重，只有幾個百分點，前十大股東合在一起的比重，也就是10%~20%，股權高度分散特征是非常明顯的。

我們要客觀地認識，為什麽在生產力解放的過程中，只要能夠有效保護產權，社會化大生產背景之下傳統的私有制可以在股份制里面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需要，來發展生產力？現在西方標準的股份制公司上市的時候，叫“gopublic”，絕對不是“私”的概念，它是更為“公”的概念了。上市成為一個公眾公司以後，企業必須認真承諾自己的社會責任，必須把自身信息按照相關規則充分披露，必須對所有股東和利益相關者負責——以這種機制，能夠較好地適應社會化大生產之下解放生產力的要求。

從這個角度來認識，我覺得非常有必要積極探討：中央已經說到的股份制、混合所有制，從馬克思的認識指向、邏輯，到現在在現實生活中怎樣理解“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馬克思語）。如果從這個角度聯系起來觀察，傳統的私有制在社會化大生產形成以後升級發展的過程中，所謂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可認為絕不是簡單停留於生活資料層面，它可以將一股股所謂虛擬資本和後面實際運行的實體資本，形成一個規範化的市場連接機制，而社會成員在這里面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來參與投資，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需要，形成股市交易帶出的要素流動，同時在這里面又可以內洽地有一種“個人所有制”，把這種資本社會化機制融合於其中——我個人認為，這就是我們需要探討的從消極揚棄到積極揚棄的升級。

我們現在由共產主義這個遠景引導之下的社會主義實踐里，從不成熟走向成熟，當然就要利用這種社會化大生產背景下已經有的一系列的資本社會化發展機制，作與時俱進的創新。

（作者系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