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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無禁忌想,踏踏實實幹 美國“積木式創新”的奧秘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9159

美國矽谷,成立於2013年的創業團隊Knightscope打造的自動機器人K5。K5能偵測異常行為,例如夜間穿過建築物的人,然後向遠程安全中心報告,適用於對企業、商場、校園進行安全監控。(矽谷/圖)

一群中國的學者和企業家前往美國考察,他們發現,百無禁忌的想象力,專註於“長板”的積木式創新,創新型大學與產業界的無縫連接,以及對創新的制度保障、資金投入,是美國創新能力領先世界的原因所在。

一群來自中國的學者和企業家被震撼了。

兩個月前,他們驅車從美國洛杉磯往北一百多公里,一片荒涼的半沙漠地帶,眼前一塊豎牌上面寫著“通往太空的門戶”幾個大字,這里是莫哈韋航天航空港(Mojave Air and Space Port),XCOR公司就在這里的一棟小平房里。這家創業公司正在研制新型太空飛船的發動機。

XCOR公司的創業者們想,傳統的航天飛機耗資巨大,為什麽不能生產小型的、垂直起降、可重複使用的兩人座航天飛機?為此,四十多位科學家和創業者在這片荒涼地帶工作了十多年,目前XCOR研發出的發動機已經通過了一千多次重複使用的實驗。

8月21日,這群由三十多位企業家、投資人、創業者組成的“美國積木式創新遊學考察團”成員,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分享了他們在美國的見聞。遊學考察團由國發院教授周其仁、薛兆豐和海銀資本創始合夥人王煜全帶隊,花兩周時間訪問了美國舊金山、洛杉磯、波士頓等地的高校和高科技公司,去探尋美國創新能力的源泉。

百無禁忌地想,腳踏實地地幹

“想造能飛的火車,這件事的成功幾率非常小,但問題是幹的人為什麽還冒得出來那麽離譜的想法?也不覺得上太空、超高鐵這類事只有‘國家’去想才合適。”

被遊學團成員提及最多的,是創新者的想象力。

在洛杉磯市中心一個滿墻塗鴉的街區,遊學團找到了一家研發超級高速列車的創業公司Hyper Loop One。該公司在做的事情是,讓磁懸浮列車在真空管道中運行,時速可達700—800公里,相當於飛機的速度。目前這種列車已研發出雛形,在拉斯維加斯沙漠里試運行,也有找上門來的客戶下了訂單。

令薛兆豐感到驚訝的是,這家企業總共融資不過一億多美元,只有幾十位工程師,卻為了這個“近乎瘋狂的想法”工作多年。其中,很多人不領工資(因為公司沒盈利),而是把工時折成公司股票。

“想造能飛的火車,這件事的成功幾率非常小,但問題是幹的人為什麽冒得出來那麽離譜的想法?也不覺得上太空、超高鐵這類事只有‘國家’去想才合適。”周其仁說,與這些“瘋狂的”創業者座談時,其中一位給出的理由是:“萬一成了呢?”

遊學團了解到,莫哈韋小鎮上聚集著一幫太空迷,基本共識是地球遲早不堪人類消耗資源的重負,所以現在要為太空移民做未雨綢繆的準備,先向火星移民。要實現這個目標,需要可往返使用的太空飛船,於是,在莫哈韋小鎮就逐漸形成了太空飛船的產業鏈條。

“他們對未來的想象力給我很大的沖擊力,”薛兆豐說,“在一件事里,能不能做成還不知道,但不做,成功的機會是零,他們就去做了。”

周其仁認為,這就是美國式創新的一個重要特點——百無禁忌地想,還能動員一群人踏踏實實地幹,7年、10年時間就“撂”在那件事情里。這背後的經濟學原理是,人大腦里的想法本身就是一項重要的生產要素,甚至比其他可量化、可見的生產要素更為重要,“每個時代的可用資源皆由想法決定”。

“積木式創新”

一件創新產品,它的不同生產要素可以被模塊化,由不同的企業進行研發與生產,再從中挑選世界最頂級的不同模塊,像搭積木一樣組合成產業鏈條。

令薛兆豐印象深刻的,還有創新者們的眼神。

與XCOR的創始人們交談時,薛發現他們的眼神非常單純執著,“我慢慢理解了,因為他們只專註於如何研發出一部發動機,而這是他們擅長和熱愛的事情。”薛兆豐說,這種單純也得益於一種創新模式——XCOR只生產太空飛船發動機的核心部件,在它周圍有上百家公司支持太空飛船的其他部分,比如飛船外殼、機翼、起落架等。

XCOR公司的制造模式正體現了美國創新模式的一個特點——即插即用的“積木式拼接”。一件創新產品,它的各個生產要素可以被模塊化,由不同的企業進行研發與生產,再從中挑選世界最頂級的不同模塊,像搭積木一樣組合成產業鏈條。這種創新模式,可以發揮不同企業的優勢,每家創業企業都可以專註於自己的“長板”。

在王煜全與薛兆豐看來,“積木式創新”是美國創新的最新模式。它發生的背景是社會生產模式的改變,王煜全引用《科學美國人》的觀點來解釋這種變化:今天的科技是複雜的協作系統,要有多個單位緊密協作,像愛迪生那樣單打獨鬥的創新時代已經結束了。

“近年來,美國小型創新企業爆炸性成長,因為公司像拼積木一樣做事情。”王煜全說。

在中國創新者非常關註的企業領導者方面,王煜全觀察到一個美國創新的特點:在美國,企業領導者也是“積木式”,“在美國創新公司里,CEO的更換是件正常的事情,一任CEO完成公司這個階段的任務,就換成能完成下一個階段任務的CEO。比如,當企業處於研發階段時,研發型CEO負責把技術做成產品,當產品進入市場,就由市場型CEO接棒。”王煜全介紹,海銀資本在美國投資的十幾家高科技創新企業,“其中有三分之一在2014年換了CEO”。

與之相比,投資人對中國企業進行投資時,卻非常忌諱企業領導人的頻繁更換。

美國XCOR宇航公司研制出一款帶有火箭動力的太空飛機“Lynx”,面向太空軌道商業運輸。搭乘這種小型太空飛機需95000美元,每次飛行僅能承載1位乘客和1位飛行員,每天可飛行4次。(視覺中國/圖)

大學,創新的源泉

一個天馬行空的想法落實到紙上變成論文,再變成實體,最後變成成熟的產品,每個環節的專家——科學家、教育家、發明家、工匠、企業家、投資家……一個不能少。

在報告會上,遊學團成員展示了一張看似平淡無奇的照片,上面是一部手機放在桌上正在用無線技術充電,這就是遊學團此行所考察的產品之一——美國無線電力公司(WiTricity)所研發的無線供電技術,通過這項技術可以實現無線供電,最遠距離達到了2.4米,可以同時為多個設備遠距離充電,還可以穿透墻體、木頭等障礙物。

WiTricity被矽谷視為五年之內的下一個谷歌或蘋果公司。據WiTricity介紹,目前這項技術已進入量產階段,並已經應用在了豐田電動汽車和筆記本電腦上。這家公司的願景是,未來幾年內,人們的房間將會無線化,所有的電器都可以通過一個中央充電基座,獲得源源不斷的電力。

WiTricity的起點來自一個想法,麻省理工學院(MIT)的教授Marin Soljacic博士在十幾年前的一個清晨,被手機低電量報警聲吵醒,睡意朦朧中靈光一現:能不能發明一個設備,讓手機不插線就可以充電?

2006年,這個想法成為一篇刊登在《科學》雜誌上的論文。2009年,發明者展示了第一件據此發明的產品:兩個大大的線圈點亮兩公尺外的燈泡,之後參與該技術的人員就從MIT獨立出來成立了公司,直到目前在此項技術方向上掌握了一百多項關鍵專利、產品量產。

一個天馬行空的想法落實到紙上變成論文,再變成實體,先是一個巨大的線圈,然後變成一個小小的電路板,最後再變成薄軟的紙片大小的成熟的產品。在多個環節的創新過程中,每個環節的專家:教授、投資家、企業家都是其中重要的模塊,“科學家、教育家、發明家、工匠、企業家、投資家……一個不能少”,周其仁評點說。

在美國,無數高校的紙面專利正是這樣變成了創新產品,大學成為美國名副其實的創新源頭。

周其仁由此觀察到美國和中國的大學在創新方面的不同,兩國的大學都有老師、學生從事研發工作,也都有研發成果,但是接下來就不同了。“研究出來以後怎麽弄,這是美國大學和我們的大學今天差距最大的地方,”周其仁說,“美國的專利成果不僅有‘拜杜法案’保護,後面還有一系列流程保障。”

《拜杜法案》由美國國會參議員Birch Bayh和Robert Dole提出,1980年由國會通過。在《拜杜法案》頒布之前,由政府資助的科研項目產生的專利權,一直由政府擁有。而該法案則使得大學和非營利研究機構對於聯邦政府資助的發明創造,享有專利申請權和專利權,由此大大了推動產業創新。

知識的“厚度”

教授們常對學生講,“學校給我這麽多錢就是給你們服務的,你們有什麽問題就來找我。”

美國大學擁有專利的數目龐大,僅麻省理工學院就有三千多項發明專利,正因為如此,美國的創新企業數量才如此巨大。周其仁認為,不是所有專利都能賺錢,要有人從市場、產業的角度評估哪些專利更有機會變成產品,“顯然,教授們腦袋里思考的通常不是這方面的問題,MIT設有專利辦公室從事這項工作,專利授權後其授權收入的三分之一歸大學。而中國高校沒有這樣的部門”。

專利授權之後,會有承擔巨大風險的風險投資人介入,畢竟成功的創業企業是極少數。最後,富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將專利生產轉化為產品。

考察過程中,美國大學學生的研發創新經費之充裕讓遊學團感到驚訝。MIT每年會有上千億美元的研發基金投入到教學中,MIT教授黃亞生對遊學團介紹,在他為期十周的創新課上,每位學生有五萬美元的研究經費。

MIT地球物理系的一位研究生告訴周其仁,他所在系只有10名研究生,經常是教授帶著博士生,研究生帶著本科生全世界走,“哪個地質有意思,只要報上名字就去了”。教授們常對學生講,“學校給我這麽多錢就是給你們服務的,你們有什麽問題就來找我。”

長於田野調查的周其仁覺得,實地考察和課本上學習知識是完全不同的,美國大學的充裕投資所培養出的學生的知識“厚度”,正是中國大學與美國大學差距之所在。

薛兆豐在美國時發現,他此行接觸的許多大學教授、學生的名字不好念,因為不是英文名,這些人來自全世界,但是在一個創新的環境都各有建樹。

周其仁認為,最優的創新組織是不大不小的“群”,“活躍分子湊到一起高頻互動,容易達成共識,互相欣賞、互相切磋、互相鼓舞,組織成本不高就形成一致行動。群與群交互作用,能夠無中生有,直到長出一個新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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