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链金融市场的兴起
2010年初,中国银行董事 长肖钢提出“扭转观念,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继而北京银行主办了“中小企业供应链金融论坛”。供应链金融(Supply Chain Finance,SCF)作为一种新的融资模式,开始受到更多的关注。
实际上,保理等服务在西方商业社会已经出现多年,但现代意义上的供应链 金融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直至本世纪初才被广泛关注,并于近几年发展提速,物流企业和商业银行分别从一个平台的两端登陆供应链金融市场。
物流业巨头泛金融化
联合包裹公司(UPS)通过旗 下的UPS Capital金融平台为客户提供信用证、票据兑付、金融增值服务和垫资等金融服务(图1)。货到付款是国际贸易中最常见的结算方式(Cash on Delivery,简称COD),客户可以将COD支票存入UPS Capital的银行账户,UPS在收到出口商的货物时,由UPS Capital给出口商提供部分预付货款,UPS再通过UPS Capital与进口商进行结算,收取全部货款。由此,UPS可获得一笔不需付息的货款差额,而UPS Capital就滚动利用这些资金向客户发放贷款。
UPS不遗余力地推销供应链金融理念,据其估计,全球应收账款存量约为13000亿美元,由此 产生的资产支持性贷款市场潜力超过3400亿美元。
商业银行的供应链拓展
如今,金融链与物流链、信息 链日益交汇,使得供应链金融成为供应链管理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银行通过渗入供应链各个环节,参与供应链的整体优化(图2)。
荷兰银行(ABN AMRO)是较早开始挖掘供应链和国际贸易中的商机并将贸易融资作为重点业务的银行。目前,排名全球前50位的银行均已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根据 Aberdeen Group所做的调查,超过一半的国际性商业银行认可供应链金融的商业潜力,而Demica的调查结果更是达90%以上。
目前,汇丰银行(HSBC)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在应付款融资方面成绩尤为突出。从区域市场来看,花旗银行(Citi Bank)在北美占据优势地位,苏格兰皇家银行(RBS)凭借对荷兰银行的收购在西欧处于领先,渣打银行(S&C)则在亚洲和非洲更具优势,尤其 是发货前融资。
服务于供应链扩张的商业模型
20世纪70-80年 代,大型跨国企业更加专注于控制产业核心要素,而将低附加值环节剥离或向更具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的区域转移,对资源优化配置,这些跨国公司自然地成为供应 链上的核心企业。
核心企业的渠道伙伴包括上游供应商和下游经销商,其中很多是中小企业,它们独立于核心企业,但其正常运转与忠实合作决定了整 个供应链的稳定性,其综合成本也决定着最终产品的竞争力,因此,核心企业有动力配合银行,帮助渠道伙伴解决融资困难。相应地,银行也将其金融服务从核心企 业拓展到整个供应链,为其渠道伙伴提供应收账款融资、预付账款代付、存货融资、原料和制造融资等服务,这些业务被称为供应链金融。
传统的银行 授信注重债务人的信用,而在为核心企业的渠道伙伴提供融资时,银行更注重债务人在供应链中的地位、作用和有效性,银行通常只借钱给与核心企业直接交易的环 节,且通常要求核心企业或大型的第三方物流企业帮助监控债务人及相关物流环节(图3)。
存货融资、应收账款融资和预付账款融资的担保资产各不相同。其中,预付账款融资的交易结构 比较复杂,应用相对较少,而前两者的应用较多,通常被统称为应收账款和存货融资(ARIF)。美国的货币监理署(OCC)将ARIF分为4类:资产支持贷 款(ABL)、保证贷款、一揽子应收账款贷款和托收保付/保理。
在欧美国家,应收账款还可以支持证券化融资,其相应的证券化产品为资产支持商 业票据(简称ABCP,详见《新财富》2010年2月号)。
多赢交易机制化解三方难题
由于交易结构上的独特优势,供应链金融可以满足特定的投融资需求。事 实上,供应链上的企业、银行和物流企业分别面临不同的难题。其中,中小企业贷款难在中国是众所周知的问题,而这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在全球范围内,中小企 业都存在缺少可抵押固定资产、信用风险大、信用评级缺乏和银行评估成本高的共性,因而很难获得低成本的银行贷款。银行在向小企业贷款时也由此面临两难境 地:如果放贷,可能会产生呆坏账,如果限贷,则会失去一块较大的业务增长点。
对物流企业来说,尤其是非垄断性物流企业(如公路运输、货物代理 等一般性物流服务),由于市场高度开放,竞争也非常激烈,行业利润率日益微薄。
供应链金融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企业、银行和物流企业各自面临的 难题,本质上通过对供应链的理解以及核心企业和物流企业的介入,减小了企业的信贷风险。核心企业和物流企业作为关键的“中间人”,消除了中小企业与商业银 行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通过引入担保机制,提升了供应链上贸易类中小企业的信用,解决了它们融资难的问题,使得供应链上的买方、卖方、银行、物流企业各 得其所,产生了多赢的局面。
物流企业掌握着长期合作的中小企业的销售、库存和物流记录,对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和信用非常了解,因此由物流企业 作为担保方,起到保兑仓的作用(保兑仓是指以银行信用为载体,以银行承兑汇票为结算工具,由银行控制货权,卖方或仓储方受托保管货物并对承兑汇票保证金以 外金额部分由卖方以货物回购作为担保措施,由银行向卖方及买方提供银行承兑汇票的一种金融服务)。而银行通过分析合作的物流企业及其与贸易商之间的业务往 来,可以对这些物流企业和贸易商进行信用评级。
对生产商而言,由于无须向银行融资,也降低了资金成本,减少了应收账款的占用。
对 经销商而言,银行为其提供融资便利,解决其全额购货的资金压力。买方可以通过大批量的订货获得生产商给予的优惠价格,降低销售成本。而且对于销售季节性差 异较大的产品,可以通过在淡季批量订货,旺季销售,获得更高的商业利润。
提早布局抢占资源
社会物流总额通常为GDP的 3-4倍,我们估计2010年中国的社会物流总额将超过120万亿元。供应链金融的发展潜力非常巨大。
目前,已有一些商业银行对供应链金融进 行了尝试,一些大型物流企业也凭借自身对资源的控制优势开始向该领域渗透。深圳发展银行、中国物资储运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储”)、天津港集团都是较早开 拓物流金融业务的大型物流企业和金融机构。
深圳发展银行是国内首家倡导供应链金融业务的商业银行,早在2001年就推出了“动产及货权质押授 信”,2003年其进一步提出供应链金融的“1+N”模式,随后又将之提升至“自偿性贸易融资”(STF)概念,并逐步奠定了在该领域的领导地位。除了深 发展之外,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开始将物流金融作为重要的业务增长点,陆续推出相关产品(表1)。
物流企业与商业银行的战略合作也日益广泛。凭借UPS Capital资本平台,UPS提出了宏大的“全球供应链解决方案”计划,在中国已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和招商银行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拓展在 中国内地的物流金融业务。
中储是国内仓储占地最大的专业物流企业,目前已与多家金融机构合作,动产监管业务的融资规模超过400亿元,监管客户超 过1200家。
2009年,已跻身世界五大港的天津港提出了发展相关金融业务的战略,其中一项是物流金融。实际上,此前天津港已尝试性地开展 了仓单质押、现货质押、交易融资、质押监管等多项物流金融增值服务。自2008年开展此类业务以来,已累计完成物流金融融资额超过30亿元。除此之外,天 津港还积极探索了未来货权、信用共同体、输出监管、委托监管等多项业务。
在供应链金融中,银行需要依赖与核心企业和物流企业的合作,随着市场 竞争的加剧,核心企业和物流企业将成为稀缺资源,对于金融企业来说,尽早布局,锁定与核心企业和物流企业的合作关系是必要的。
作者就职于威士曼资 本集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市场研究中心、ValueOptima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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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交所掛牌僅五年、五個月前便 突然宣布清盤的福記食品,白武士爭奪戰已經走入直路。繼香港資源主席黃英豪,夥拍麻辣火鍋店譚魚頭的創辦人譚長安出手外;天行國際的股東蔡朝暉,又找來內 地蒸飯名店真功夫的老闆蔡達標入標。據知雙方爲此招來招往,後者財團不斷提高條件,前者則拉來美心集團創辦人伍沾德家族「幫拖」,加上傳聞中糧集團等多個 財團加入混戰,這場併購戰的熱鬧程度屬近年罕有。不過,據可靠消息透露,上述財團出乎意料地通通已「out」,中標者另有其人。 原來中標 者,是上市公司安徽海螺水泥的股東之一、安徽海螺創業投資(海創)公司,據透露結果會在短期內對外公布。福記做的是送餐服務,安徽海螺則是做水泥,兩者風 馬牛不相及,海創中標令市場中人大跌眼鏡。 海創公司其實來頭不弱,屬安徽國有信託投資公司,主要投資建築材料、化學材料、金屬等行業,擁有 雄厚實力。海創既是香港上市的海螺水泥的第三大股東,手上亦有多隻工業A股,並經常四出尋找收購機會。這次投得福記食品,出價屬最高。「黃英豪財團只係出 兩億二,蔡朝暉出五億,而海創則出到六億,價高者得,結果由佢哋奪得福記。」一名接近消息人士說。 可換股債券出事 據有入標的 財團透露,福記最值錢的資產之一,正是一手導致其清盤的廠房及設備投資。福記是內地最大的送餐服務供應商,北京奧運亦由其供餐,生產的經消毒預先包裝膳食 可在室溫下存放,隨時食用。客戶包括工廠飯堂、鐵路、上海及蘇州的大學,以及展覽中心場館。另外福記還有九間中餐館,及生產方便食品等生意。 福 記○四年上市,當時每日最多可生產及配送十萬份飯盒,但創辦人魏東好大喜功,爲了達到每日一百萬份的目標,遂於○五年起三年,分別發行六點二億、十億及十 五億元的總共三十一億港元可換股債券,作興建廠房及增添生產設備等之用;而換股價亦由原先十港元,一直攀升至最後一筆債券的三十二港元。 然 而,金融海嘯爆發,再傳福記造假賬,基金經理拋售股票,福記由最高的二十九港元下跌至二元多,換股無望,還債的壓力便來,加上財務總監跳船,客戶員工大量 流失,引發清盤。 現金揸手殼 價值錢 縱使如此,一眾市場中人 對其採用的「一條龍」經營模式及生產線仍虎視眈眈。福記在山東、江 蘇等地有四間源頭採購及初加工中心,另有七間位於上海、蘇州等地的分銷及加工中心,由中央採購,用料分配、清洗切割到烹調都一條龍包辦,「佢哋一個加工中 心,可以每日送幾十萬份餐到兩、三個省份,炒菜等工序全部用機器製作!」一名知情人士說。 根據福記的○八年年報,盈利達四億二千萬元人民 幣,其物業、廠房及設備等資產,市值三十億元人民幣,之不過,含水量原來極高,「福記有虛報資產之嫌。而且做呢行毛利極低,只有一成,但佢哋就自稱有三 成,創辦人魏東而家喺內地無返香港。我哋搵人評估過,佢哋係用國產機器,有啲廠係在建工程,其加工中心嘅房產及生產線,總共係值二、三億元左右。而公司雖 然欠債三十億,但債權人有機會接受haircut(大幅扣減債項)七成,還到三成都OK。最重要係公司原來仲有兩億元現金揸手,佢嘅殼價亦值錢,故好多人 有興趣。」一名有意入標者說。 福 記去年七月停牌,十月宣布清盤洽售,臨時清盤人德勤接受任何形式出價。消息一出,曾找來千億新抱徐子淇父親 徐傳順及四叔李兆基入股、近年活躍資本市場的黃英豪率先出手,夥拍內地知名火鍋店譚魚頭創辦人譚長安,據知出價兩億二元,並給予債權人少量新股。譚魚頭在 香港雖然只有三間分店,但在內地已有一百多間連鎖店。由於賣的是麻辣火鍋,極少烹調食物,故加工中心對其作用不大,反而上市地位更值錢,「而家市場上殼價 已經要兩億,譚魚頭一直想上市,買到返來已經賺突。」一名財經界人士說。 財團提價混戰 由於出手低,市場中人認爲黃英豪最初只 是搏「無人要、執死雞」,但上月底突然殺出上市公司天行國際股東蔡朝暉,夥拍內地蒸飯名店真功夫創辦人蔡達標等人入標,令形勢逆轉。蔡朝暉在投資界出身, 角色與黃英豪相若,負責出謀獻計。他泊着的「真功夫」碼頭更大,直營店在內地達三百多家,是內地規模最大的中式快餐連鎖店。他們高調開記者會宣告出價十億 全購,嚇窒不少有興趣的投資者,最後出價五億元,「計及部分廠房及生產線,以及福記的現金及上市地位,約值六億多元,若五億中標賬面利潤達一億多。」而真 功夫做的是蒸飯及米線等熟食,食物需要製作加工;比起譚魚頭,與福記更有協同作用。 蔡朝暉爲增勝數,不斷加大注碼,提議將重組協議中,債權 人可獲股權比例提高至一成以上。而黃英豪入標前並找來美心集團創辦人伍沾德家族的旗艦投資公司落注,增強實力。殊不知,最後通殺的是安徽海創這個「程咬 金」,據消息指,他們付的現金最多、肯提供過渡性貸款及保證大部分員工順利過渡,是奪標關鍵。「佢哋出六億,另向債權人發行不多於百分之五股份。佢哋呢個 價利潤不多,好可能會將旗下資產注入上市公司。」預料福記將被「拆骨」,屆時又是併購界的另一番話題。 |
http://epaper.nbd.com.cn/shtml/mrjjxw/20100811/1375924.shtml
http://www.21cbh.com/HTML/2010-8-27/0OMDAwMDE5NDU0OA.html
大股东黄光裕与国美电器(00493.HK)的董事会之争,到底有没有回旋的余地?
“在管理层内部一直有主张双方和解的声音。”一位接近国美高管团队的人士在24日对记者透露说。
“虽 然高管团队力挺陈晓,但是在内部,他们并不愿意看到大股东与董事会直接走向对决,还是希望有回转的余地。”该人士说。据其透露,对于董事局目前回应黄光裕 诉求的方式,国美高管团队并不全然赞同,并认为处理方式也有欠妥的地方。事实上,高管团队的主流意见只是希望黄光裕家族回归大股东的本位,而让国美的“去 家族化”进程继续下去,而此事也凸显了中国家族企业规范化运营探路过程中的复杂和艰难。
“君主立宪派”
自从黄光裕家族与董事会矛盾公开后,国美管理层的态度有些微妙。
最 具代表性的一幕发生在8月13日,北京鹏润大厦国美电器总部的一间会议室内,李俊涛、孙一丁、牟贵先、何阳青四位副总裁,以及首席财务官方巍集体亮相,公 开表态支持公司董事会。其中被黄光裕动议点名要排挤出董事会的孙一丁更直言,“我们只做正确的事情,如果看不到企业未来的发展,留下就没有必要了。”此 前,国美总裁王俊洲、执行董事魏秋立均已公开表态,对“大股东行动很失望”。
高管层的态度,外界则将此形容为“集体倒戈”,毕竟,高管成员基本皆黄的旧部,深受信任,尤其是王俊洲和魏秋立两人,曾在黄光裕出事后被指定为其私人代表,授权可“按照有关董事会的指示签有关的文件”。
至 于倒戈原因,外界普遍的解读是,陈晓为首的董事会给予了这些高管股权激励,实现了利益捆绑。2009年7月7日,国美电器推出了“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 共惠及了国美各级高管105人,由黄光裕家族推荐的4名董事王俊州、魏秋立、孙一丁、伍建华,皆在“被激励”之列。在黄光裕家族看来,该方案目的则是“连 横争取全体国美高管”。
在“金手铐”之外,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吕良彪对此有着另一层的解读,“管理层的态度未必都一致,但是,他们有 共同的责任,就是如何尽快将国美稳定下来,在黄光裕与陈晓的对决之间,管理层最佳策略就是抱团取暖,一致行动。在这种前提下,某种仪式性的表态就成了一个 可选项。”
前述接近国美高管团队的人补充了另外一个重要细节,即高管团队和黄光裕家族其他成员存在利益冲突,尤其是黄光裕的两个胞妹。
据悉,早在黄光裕出事前的2005年,虽然其妻子杜鹃仍然担任CFO,但黄就曾开始试图主推“去家族化”,将两位胞妹逐步边缘化,其中黄秀虹出任上海大区总经理,负责地区业务。
而 在黄光裕身陷囹圄之后,此前部分已日渐远离决策圈的黄氏家族的成员希望再次进入董事会,这让国美管理层非常紧张,他们担心黄光裕家族成员再次介入国美的实 际运营,会破坏既定的职业经理人维持日常运作的架构。在该人士看来,这一为人忽视的因素,成了国美管理层集体倒向陈晓为首的董事会的一个重要诱因。
而 在黄、陈两人对决的态势下,其实部分高管团队更倾向于走有点“君主立宪”意味的第三条道路,一方面,他们并不乐见黄家重新介入执行层面,干预日趋规范化的 运营,无论上市公司还是自身利益、话语权,都会因此严重受损;另一方面,他们愿意尊重黄光裕家族的大股东地位。无奈目前大股东与董事局势同水火,这种“立 宪派”的声音在双方对垒的舆论声势下被掩盖了。
忠诚于谁?
国美大股东和董事局的争斗,无疑具有戏剧性和偶然性,然而,在大成 律师事务所资本市场部主任、大成纽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董华春看来,不应该太过意外。“双方都是在利用公司法律的不同层面和不同角度正当行使自己的权利,这 是一场正常的公司治理结构中控制权争夺战,在成熟资本市场经常发生”。
只是,对于一贯视董事会和管理层为控股股东“傀儡”的中国企业而言,这却还是一个新鲜课题。
根据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邓峰的介绍,由于历史因素,在中国的整个商业和法律文化氛围中,都一直倾向于把公司看成是股东的“手臂”和“私产”,董事会的独立地位和权威并没有得到足够的保证。吕良彪评述说,中国企业更习惯于“一元制”的权利架构体系。
在 大股东“一元制”管控的思维影响下,国内企业对于董事会独立地位和权威的漠视则属常事。邓峰就曾在国内法院里见过不少这样的纠纷案例:董事会发起前,众股 东就开始约定,大股东多少名董事席位,二股东多少。如果选举结果和约定的不一样了,就会产生纠纷。这种股东约定瓜分董事会席位的做法在我国并不鲜见,但若 放诸欧美,则属违法。
“董事必须经过选举产生,不能由股东瓜分名额,而且,不能说谁掌握了多少股权,就要有几个席位来向他负责。无论是谁担任了公司董事,都要向公司负责,或者全体股东负责。”邓峰说。
事 实上,按照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一般原则,董事会作为公司权力的最高行使者,对公司的经营全面负责。因此,一般而言,股东不应该越过董事会来直接管理公司, 如果股东直接越过董事会操纵公司的管理经营,那么常常是会被宣布为非法的。在邓峰看来,在上市公司中,董事会之于股东的关系,就像“代议制政府”一样,尽 管主权在民,但人民不能越过政府直接管理国家。
而在董事会,董事分为执行董事与非执行董事,非执行董事中则根据董事与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而分为独立董事与非独立董事;其中,只有非独立的非执行董事与其所代表的部分股东间存在代理关系。在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教授丁远看来,一家公司的 执行董事,他在公司领薪,其首要职责是公司经营任务,不应该只代表某一部分股东的利益。
因此,当一个家族企业开始逐步成为公众公司,掌舵的 家族就需要将自己对与企业的部分控制权,让渡给董事会,从“一姓之天下”的企业掌控者,向一个企业大股东的角色转变。其中,虽然大股东拥有董事的提名权, 但经选举程序产生的董事却要首先服从于“公司利益”,代表整个股东乃至所有利益相关方,而非控股股东。
对于国美电器而言,自从其借壳上市开 始,黄光裕家族不断减持股份,客观上推动了国美向一个公众公司转变的进程:2006年4月,黄光裕向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等出售股份,套现12.46亿港 元,持股比例下降至68.26%;2006年7月,国美电器换股收购永乐。黄光裕持股比例被摊薄至51.18%;2007年9月,黄光裕再度出售股份,套 现23.36亿港元,持股比例下降至42.84%;2008年1-2月,在黄光裕掌控之下的国美电器,高价回购了黄光裕所持的部分股份,黄光裕持股比例下 降至39.48%。
在这个过程中,公司利益与家族利益即有可能出现矛盾,甚至产生法律诉讼。国美董事会在8月5日,决议对公司的间接持股股 东及前任执行董事黄光裕提起诉讼,诉称黄光裕在2008年初后回购公司股份中违反信托责任,并要求黄进行相关赔偿。“董事会此次起诉行为具有合法性。董事 会作为受托管理机构,有权代表股东利益对于违反信托责任的董事提出诉讼。”董华春评点说。
公司属性发生变化,职业经理人的行事逻辑也自然随 之发生转变。在北大纵横咨询公司合伙人熊浩看来,评论国美高管层是否道德上有亏,需要从国美四类利益相关方的角度综合考量:第一是股东;第二是企业自身发 展;第三是消费者、供应商和内部员工;第四是对社会的公众利益。虽然民间普遍对于黄光裕家族持有同情态度,受访的专业人士则基本一致,这件事不能简单做道 德评价。
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企业的创始家族就不得不考虑自身的定位。据清华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宁向东教授介绍,在美国,一般认 定一个企业是否为家族企业的标准是30%的股权比例,低于30%就被认为是公众公司。“那么,家族企业持续的生命力何在?主要是对于家族品牌的忠诚,而家 族成员之间的经验、知识传递也是无保留的。”
“立宪共治”
在吕良彪看来,国美控制权的争夺,是创始家族与强势职业经理人的利益争夺。一个需要正视的现实是,未来不少创始家族都将不得不学习如何与职业经理人打交道。
唯一不同的是,国美是因为黄光裕深陷牢狱之灾而发生剧情突变,而对于绝大多数家族企业而言,其创业一代无法逃脱自然的法则,不得不将控制权移交出去。
然 而,能够带领企业走向新高度的接班人个人素质要求很高。宁向东将一个成功的接班者的品质归结为四大要素:判断力、组织驾驭能力、商业机会以及政商关系,其 中,“判断力和组织驾驭能力的承袭非常困难,相当依赖个人素质与长期培养,有些人由于性格缺陷,天然地不能承担其掌舵者的角色”。
遗憾的 是,由于中国内地的独生子女政策,家族企业希望传承控制权的时候,接棒的选择面很狭窄。丁远与宁向东都对此表示担忧。让宁向东记忆犹新的是,1990年 代,他曾参与了香港地产巨头新鸿基(00086.HK)的家族子女培训,郭氏家族第三代几乎可以坐满一个教室,而他参加的国内某知名公司的培训,偌大的教 室只有两个人,“一个二代,一个职业经理人”。丁远则援引欧尚公司的家庭控制者,他们在家族内部建立了一个股票交易机制,并严禁家族股票外流。
由于国美是一家香港上市公司,事实上是可以通过设计优先股、普通股的区别来保障黄光裕家族对公司的投票权的控制,丁远认为包括黄光裕在内的中国企业家还不熟悉上述的游戏规则,亦导致其权杖的失落。
在宁向东看来,如果未来中国的家族企业不能顺利将控制权传承,就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资产变现走人,要么学习如何做股东”。如选择成为股东,就不得不精心去设计、维系一个“立宪”体系,处理好与职业经理人微妙的关系。
事实上,随着公司的成熟壮大,家族创始人或者家族的影响,整体会从有形的公司影响逐渐向无形的方式来进行转变,虽然仍可能是一个家族企业,但是同样会成为透明、规范的、公正运作的家族企业。
在罗兰贝格咨询公司合伙人丁杰看来,国美的成长某种意义上到了这样的阶段,“草根系的生长可能要转化为更精细、更有规划的成长,这背后需要人本身的转换”。
而 黄光裕在这方面其实是有考虑的。宁向东曾与黄本人有过接触,“我们曾经问过他,如果他重新去南城开电器铺,有没有可能做到国美今天的规模?黄的回答是不会 了,他很明白自己的成功具有偶然性。很多企业家其实看不到这点,这妨碍了他们规范化运营公司的视野。”而按照前述那位知情人士的说法,黄光裕早在2005 年就开始了国美职业化运营的进程,然而在家族内部却有完全不同的声音,也有不同的利益诉求,这种异议在黄光裕入狱后被放大了。
“为什么欧美发达国家创始家族可安心做甩手掌柜,因为他们法制环境更为成熟,股东中往往以长期投资的机构投资者为主,能缓解创始家族在这方面的压力。”宁向东分析说。
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很多中国家族企业而言,国美控制权的争夺只暴露了冰山一角,而还不是最糟糕的情况。对于准备或者已经踏上企业向“两权分离”、“公开化”转轨的道路的家族而言,一个现实的焦虑是,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同时保持家族对于企业的合理控制。
据 邓峰介绍,事实上,在欧美,在相关法律制度的设计上也有相应的安排,如分类股份,将公司股份分成AB股,投票权不一样,可以使得家族在公司的股权或者表决 权不被稀释,这样对其创始家族,有一种制度保障。但中国的公司法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而是采取了高度规制的方式,同股同权、一股一权等。所以在邓峰看来, 家族企业创始人或者创始家族在企业转轨、公开化的过程中也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相应的“焦虑感”。
“好的解决方案是公司法应当放松规制,允许公司自行探索一些制度创新,在法律的框架下形成一些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做法和制度安排,以满足不同的利益群体的诉求。”邓峰说。
就 在国美股东争夺正酣的时候,有意思的是,8月26日,苏宁电器(002024.SZ)在深交所发布《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苏宁电器拟向248位司龄达到或超过五年的员工推出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8469万份股票期权,占激励计划公告 日公司股本总额的1.21%,行权价格为14.5元。
其实,无论国美还是苏宁,在家族企业传承、维系未来可能不得不面对的“立宪共治”局面,思考仅仅是一个开始。
http://www.21cbh.com/HTML/2010-11-4/zMMDAwMDIwNDUzMw.html
中海油海外收购案再起波折。
《华尔街日报》11月3日报道,中海油与加纳国家石油公司联手收购美国科斯摩斯能源公司在加纳Jubilee油田开发项目上所持有的股份一事又存变数,来自加纳国家石油公司内部人士透出的消息称,此次收购遭到了美国科斯摩斯能源公司的阻力。
而就在半个月前,外媒还援引三位不愿公开姓名的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在Jubilee油田的股权争夺战中,三家公司已经签订了相关协议,中海油联手加纳国家石油公司出价50亿美元击败世界第一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这一竞价比埃克森美孚高出了10亿美元。
据本报记者获得的消息,中海油与加纳国家石油公司联手收购遭拒的原因可能是美国科斯摩斯能源公司认为其50亿美元的报价不够高。
“加纳国家石油公司和中海油竞标失败,价格因素是主要原因,科斯摩斯要进行风险套利,才能使得股东利益最大化。”一名正在加纳进行能源学术访问的中方人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科斯摩斯能源公司与美国阿纳达科石油公司拥有相同股份,而后者对其股权转让的评估价格为67.5亿美元,超过中海油的50亿美元报价。
针对是否因竞价问题导致收购受阻,记者致电中海油相关人士,对方拒绝对此发表评论。
进退两难的科斯摩斯
科斯摩斯能源公司总部设在达拉斯,主要业务分布在非洲,尤其在西部非洲拥有多处油气区块开发权。
据 知情人士透露,美国科斯摩斯公司是一家风险勘探公司,大部分股权掌握在私募股权投资公司黑石集团和华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Warburg Pincus LLC)手中,公司规模并不算大,实现股权变现以符合其大股东的风险套利原则。为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其经常将找到的石油资源进行风险套利,再将新的资金 投入到后续的风险勘探中,具有较强的风险投资风格。
2007年发现Jubilee油田后,科斯摩斯有意出售其在Jubilee油田持有的23.49%权益,随后,世界第一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向其发出了竞购意向,并率先与科斯摩斯签署了排他性协议。
在科斯摩斯发出股权出售消息后,法国道达尔、BP、中石化、雪佛龙、瑞典石油集团等石油巨头也都闻风而来。加纳能源部官员披露,有超过50个石油公司对科斯摩斯的Jubilee油田股权转让感兴趣。
上述在加纳进行能源学术访问的中方人士向告诉记者,虽然世界各大石油公司都竞相而来,但由于科斯摩斯是美国公司,其大股东与埃克森美孚又有着特殊的利益关系,才导致其他石油公司都无法参与,而这也正是埃克森美孚能率先与科斯摩斯签订排他性转让协议的原因所在。
但科斯摩斯与埃克森美孚的协议并没有征得加纳政府的同意,其擅自决定出售Jubilee油田的股权也招来了加纳政府与加纳国家石油公司的坚决反对,尤其是加纳政府2009年上台的新执政党国家民主大会党。随后,加纳国家石油公司计划引入新的战略伙伴合作开发。
被迫之下,科斯摩斯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最终于今年8月宣布放弃将Jubilee油田的股权转让给埃克森美孚。
“在这场竞购风波中,加纳国家石油公司的态度对中美能源博弈的结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崔守军对本报记者说。
加纳1984年《石油法案》(PNDCL 84)规定,加纳石油资源的勘探开发由加纳国家石油公司全权负责,同时规定外国石油公司在加纳勘探开发石油时,须与加纳国家石油公司一起成立股份公司,加纳国家石油公司享有股权附带权益。
可见,加纳国家石油公司具有“双重”身份,既有投资权益,又是管理机构。2007年加纳发现大规模油气资源后,加纳国家石油公司就一直试图通过谈判以增大其在Jubilee油田的持股比例。
中海油仍有胜算可能
虽然此次中海油海外收购遭遇阶段性阻力,但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中海油成功斩获Jubilee油田股权依旧是大概率事件。
据本报记者了解,加纳是个多党制国家,两大政党——国家民主大会党和新爱国党轮流坐庄,新爱国党与美国关系亲密,国家民主大会党则跟中国关系友好。
在2008年的选举中,国家民主大会党只以微弱优势击败新爱国党获胜,能否经营好国内的油气资源,是其确保顺利执政的重要筹码。
上述在加纳访问的中方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目前加纳政府正在加紧制定新的石油开发法案,而据加纳媒体报道,加纳政府还计划在今年年底成立全新部门,以对开始商业化生产的Jubilee油田进行监管,以确保油田能给加纳带来最大的收益。
与加纳国内围绕Jubilee油田展开的白热化谈判相比,中加双边的合作也将是促进中海油顺利收购的主推力之一。
今年9月,加纳新政府总统Mills访华,中国领导人承诺向加纳提供巨额援助,其中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100.4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国家发展银行提供30亿美元用于油气资源开发。同时,加纳能源部长也曾承诺,中国石油公司将会参与加纳油气的项目开发。
“科斯摩斯不擅长经营开发,埃克森美孚又无奈出局,考虑到中加双边关系的发展趋势和中国政府的巨额发展援助,个人很看好中加能源的合作前景。”崔守军对记者说。
同时,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中海油与加纳国家石油公司联合竞标失败的消息对外披露,可能是在给科斯摩斯施压,以迫使其出售股权。
“科斯摩斯已经慢慢失去主动权了。”某证券公司首席分析师对记者说。
http://www.21cbh.com/HTML/2010-12-20/1NMDAwMDIxMTM1Nw.html
意料之中。在12月17日的特别股东大会上,黄光裕家族如愿获得了国美电器(0493.HK)董事会新增的两个席位。
当天,国美电器在香港召开特别股东大会,就“将许可的董事最高人数从11人增加至13人,委任邹晓春为执行董事,委任黄燕虹为非执行董事”三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最终,三项议案均获得通过。
36天前,11月10日,在大股东黄光裕家族与国美电器董事会达成“暂时和解”之后,这已是一个设定的结果。
鉴于黄家已与国美电器二股东贝恩达成一致,而黄家和贝恩持有的国美电器股权合计超过42%,特别股东大会其实只是走个过场而已。12月17日,在投票率只有67.73%的情况下,上述三项议案分别获得了97.74%、93.28%和92.74%的赞成票。
不过,真正的和平仍未到来。目前的国美电器,更像是一座“休眠的火山”。一位知情人士直言,“其实,双方此前最主要的矛盾都没有解决,大股东与贝恩投资、陈晓,将在董事会内部进行新一轮的争夺。”
在这场仍将继续进行的国美争夺战中,大股东黄光裕家族手中最有效的筹码,依然是其拥有的国美电器非上市门店,而其最为重要的诉求依然是,陈晓走人,并重新修正国美电器的发展战略。
与此同时,本报记者获悉,被判入狱14年的国美电器创始人黄光裕,目前已被转入秦城监狱服刑。
陈晓、竺稼缺席
12月17日,在香港港丽酒店7楼的一间会议室外,早早地挤满了来自香港和内地的媒体记者。然而,等到上午10点国美电器特别股东大会召开之时,会场中到场投票的股东,却还不到40人,其中,还有部分是购买了国美电器股票到场的媒体记者。
国美电器董事局方面,只有执行董事王俊洲、独立非执行董事史习平和陈玉生到场,而黄光裕家族方面只有邹晓春出席。包括国美电器董事局主席陈晓、贝恩投资代表竺稼在内的诸多董事,都以“时间冲突”为由没有出席当天的特别股东大会。
当本报记者打电话给陈晓时,他多年来使用的联通号码已显示为空号。国美电器新闻发言人赵彤对本报记者称,“大家可以让陈总先休息一段时间了,其实,我也很长时间没跟陈总直接联系了。”
10时之后,投票过程只进行了不到20分钟。在王俊洲用非常官方的口吻回答了几个股东提出的问题后,特别股东大会宣布休会,并进入计票时间。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包括大股东黄家、贝恩投资以及摩根大通等大机构,已经提前完成了投票,当天到场投票的投资者人数并不多。”
毫无悬念的结果
中午12时30分,王俊洲以及两位独立非执行董事,以及邹晓春都回到现场。在简短地宣布投票结果后,邹晓春走出会场,并对媒体宣读了提前准备好的文稿。
邹 晓春称,“国美创始股东对这一结果表示欢迎,我们相信良好的公司治理绝对不是排挤大股东在董事会的合理席位和权力。我和黄燕虹女士进入董事会是各方通过积 极努力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一个安排,是董事会的部分成员在逐步回归理智选择的结果,也是推动国美今后更快、更好地向前发展的重要一步。”
而对于其本人在国美电器的职位安排问题,邹晓春称,“作为大股东的代表和公司的执行董事,我会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但是,具体的职位需要董事局共同讨论,目前还没有确定。”
邹晓春和黄燕虹的当选,早在一个月前,几成定论。
11月10日,国美发布公告称,董事会已与大股东达成谅解备忘录,同意由大股东推荐的邹晓春和黄燕虹进入董事会,分别担任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董事会成员将从11人扩增至13人。当然,这还须在36天之后的特别股东大会上获得批准。
当时,权威投资顾问ISS发布报告称,如果股东反对上述董事任命,将令创始人黄光裕与国美电器矛盾恶化。相反,若邹晓春和黄燕虹二人顺利出任,黄光裕在董事会代表增加两席,将被视为正面的、调停式的进展,有助双方关系的正常化。
事实上,在黄光裕家族与目前主导国美电器董事会的贝恩、陈晓达成一致之后,其它股东的态度,已经无足轻重。
目 前,大股东黄光裕夫妇持有国美电器32.47%的股权,第二大股东贝恩资本持股9.98%,国美电器董事局主席陈晓持股1.25%。黄光裕家族、贝恩及陈 晓三方,合计持股43.7%。这也就意味着,只要国美电器参与投票的股份在87%以下,黄家将毫无悬念地获得这两个董事会席位。
而事实上,12月17日,国美电器特别股东大会的投票率仅为67.73%。
非上市门店去留
在董事会格局确定之后,非上市门店的去留,成为影响国美电器未来发展的最为关键的问题。
在当选国美电器执行董事之后,邹晓春称,“创始股东将通过一切可行的途径,和董事会成员积极洽商,尽最大可能地使国美更快、更好的向前发展,尽可能地本着不分拆母集团的方向,来解决业已存在的阻碍企业发展的问题。”
而 本报记者从一位知情人士处获悉,黄光裕家族已在香港通过一家券商,运作与“国美电器非上市门店注入上市公司”有关的事宜。对此,一位接近国美电器创始大股 东的人士称,“国美电器非上市门店的注入(上市公司),涉及上市公司敏感信息,不便披露,即使有此安排,大股东一方也会尊重大陆和香港的相关法规操作”。
这与11月10日黄光裕家族与贝恩等达成《谅解备忘录》后的表态一致。当时,黄光裕家族对本报记者表示,对于非上市业务,在新的董事会框架下,创始股东将会通过与董事会积极协商的方法来解决公司目前和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创始股东无意“目前”解除非上市门店的托管协议。
上述知情人士还称,11月初,在与大股东黄光裕家族达成《谅解备忘录》的过程中,贝恩确实已就“非上市门店注入上市公司”一事,与黄家进行过讨论。
鏖战董事会
12月17日之后,随着董事会格局的变化,对国美电器控制权的争夺,将从公开市场转向董事会内部。
虽然,国美管理层表示:“代表大股东的董事加入董事会,令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能够充分地在董事会层面建设性地讨论并在决策上达成一致。接下来,我们将为国美和股东的整体最佳利益打造一家更强及更具盈利能力的公司。”
但是,在此之前,国美电器新董事会必须首先解决两大难题,前述的“未上市门店注入上市公司”,以及,陈晓的去留。
之 前,一位国美电器人士,曾将国美电器目前的局面比作是“休眠火山”。一位知情人士也坦言,“其实,双方此前最主要的矛盾都没有解决,谅解备忘录都是为了获 得进入董事局的机会,在进入董事会后,大股东已经开始希望争取董事局其他董事的支持,来与陈晓和贝恩投资在董事局内部进行新一轮的争夺。”
12月17日,在被问及“陈晓去留”问题时,与此前大股东方面表示“这已经不是问题”不同的是,邹晓春称,“在进入董事局后,我们会与其他董事一道解决公司治理中依然存在的问题,以及双方的分歧。”
而对于国美电器的现状,邹晓春称,“国美最佳的公司治理方案,应该是在创始股东参与及指导下,保证公司保持行业领先地位和业务的快速发展,以及加强公司治理,保障全体股东利益的平衡。”
但对于黄光裕家族来说,要想在国美董事会达到“让陈晓出局,并按照积极扩张战略来推进国美下一步发展”的目的,难度依然很大。因为,目前在国美董事会,陈晓与贝恩阵营,依然占据了多数席位。
在 由13名董事组成的董事会中,陈晓、孙一丁和竺稼等3名贝恩董事,以及由贝恩指定的独立董事Thomas Joseph Manning,占据了6席,而黄光裕家族的代表只有邹晓春、黄燕虹和伍健华3人,加上倾向黄家的独立董事陈玉生,也只有4席,而魏秋立、王俊洲和独董史 习平倾向中立。在这样的格局下,大股东要想重新控制董事会,就必须争取到这3名中立董事的支持。
不过,赵彤对本报记者称,“双方存在分歧是正常的,而且,所有的上市公司董事局内部都存在分歧,这不是外界所说的从明争转为暗斗。”
http://epaper.nbd.com.cn/shtml/mrjjxw/20101223/2153124.shtml
每经记者 杨羚强 发自上海
前两日,北京、广州等城市“地王”频现,A股地产股也集体暴涨。虽然两个现象似乎关联不大,但《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调查发现,地王频出和开发商目前的“地荒”有直接联系。
以12月16日在广州白云新城以楼面地价19971元/平方米拿地的中海为例,据中原地产研究院统计,目前其一线城市的土地储备仅仅只够开发3年。
“粗算下来,‘万、保、金、招’四家地产龙头企业在上海的土地储备都不够再用2年了。”方方地产咨询机构分析师余大元说,2006年~2010年,上海累计销售面积已经超过土地出让面积4500万平方米,开发商的土地储备缺口非常大。
土储成看好首要指标
12月19日,国土部公布新政,对没有完成2010年保障性住房建设用地供应任务、“三类住房用地”供应总量没有达到住房用地供应总量70%的市县,要求年底前不得再出让大户高档住房用地。
上述政策似乎提醒投资者重新审视开发商的低廉土地储备,这或许引发了部分地产股价格暴涨。在高盛地产分析师孙贤兵发表的64页的地产行业大报告中,土地储备被列为看好首开股份的首要原因。
“首开170亿元的市值+净负债+未付土地款一共240亿元,30%归外地土地储备,北京土地储备均价只有4000元/平方米,而我们再细看一下它北京 的储备土地 (三里屯、方庄、望京、回龙观的土地)……买首开(股票)相当于以4000元/平方米的价格买它的北京储备土地。”
中原地产研究院的统计数据,或许可以更深入地反映各家房地产公司的土地储备情况。据统计,中海地产在一线城市的总土地储备建筑面积只有254万平方米,按照其今年前11个月77万平方米的销售速度,上述土地储备甚至只够用3年多。
此外,同为全国房地产企业前5强的绿城中国,在一线城市的土地储备建筑面积,只有146万平方米,这使得该公司今年在一线城市只有14万平方米的销售量,只比华润置地多4万平方米,大大拖累了公司今年的销售业绩。
“储地荒”或将延续
事实上,外界常常把房地产公司高价拿地与土地储备紧张联系起来。
此前,中国房地产信息集团分析师薛建雄曾就和黄在上海青浦高价拿地一事,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分析称,根本原因是和黄在上海可以开发的土地储备已经不多,所以不能不天价拿地。
中海以接近2万元/平方米的价格在广州高价拿地,同样被认为是因为面临土地“危机”,不得已的举动。去年,中海、绿城和金地在上海天价拿地,也被认为是土地储备不足的反映。
不过,余大元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上述房企在上海高价拿地,丝毫不会解决“储地荒”。过几年,这些公司还有可能会以更高价格拿地。
与上海本地的中华企业、绿地等开发商不同,上述房企在上海并没有很深的根基,此前所获得的土地大多是2007年以后新出让的。这些新出让的土地又大多规 定了开发和竣工时限,开发商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开发和销售完项目,这就意味着上述房企在几年后还需要不断补充新的土地。此外,大批中小房企也希望能进入一线 城市打造品牌,进一步加剧了土地需求的紧张。
中原地产研究院高级研究经理刘渊说,想在一线城市拿地的房企太多,高价拿地已是大部分房企的选择。未来一线城市的项目将高端化,因为只有高端项目才能承受高地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