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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兆業財務造假調查結果：部分前雇員虛構協議涉及154億元

每經記者 黃博文

每經編輯 隋丕寧

一系列跡象顯示，佳兆業正在逐漸複蘇。2016年前10月，佳兆業總合約銷售約264.06億元。最新披露數據顯示，截至目前，佳兆業錄得合約銷售額已突破300億元。

12月19日，佳兆業發布公告稱，一份由富事高咨詢有限公司出具的調查報告顯示：佳兆業的部分“前雇員”主導了財務造假，他們的部分行為並未得到公司授權；而公司董事會主席郭英成以及現任公司管理層對“前雇員”的部分行為並不知情，亦不認可。

佳兆業方面向記者表示，本次公布六項審計事項第三方調查的主要結果及獨立調查委員會報告，意味著佳兆業集團向複牌之路邁出重要一步，複牌進程正加速推進，在可預見的未來，公司將恢複股份交易。

前雇員涉嫌策劃財務造假

2015年2月，佳兆業集團前核數師普華永道提出：2014年若幹協議的發現及會計記錄的確實性、不明的現金付款及收款、購回已出售的項目公司、出售東莞及惠州的附屬公司、重新指定已收墊款所得款項為其他應付款、物業項目的鎖定這六項審計事項，要求董事會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

因為此事，長年為佳兆業出具“無保留意見”審計報告的普華永道，亦推翻自己此前多年的結論，拒絕用自身信譽繼續為佳兆業背書，辭任核數師。

2015年4月，佳兆業集團董事會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並聘請獨立第三方機構富事高咨詢有限公司開展獨立調查。富事高以“擅長幫助企業進行聲譽管理”而聞名全世界。

時隔一年半，佳兆業終於公布了富事高出具的調查報告，對普華永道提出的六項質疑事項給出結果。

富事高調查顯示，2012年至2014年，佳兆業與諸多非銀行金融機構（除商業銀行和專業銀行以外的所有金融機構）訂立了41項借款協議，總貸款額度為352億元，截至到2014年底尚有308億元未還清。

佳兆業並未將這些協議給到普華永道，導致了其認為佳兆業會計記錄存在重大錯誤。在截至2014年底的會計記錄中，這308億元債務被錯誤歸類，其中138億元為“其他應付款”，44億元為“權益”，82億元在往年為“其他應付款”，2014年底又重新分類為“短期、長期債務”，更有44億元款項沒有入賬。

報告稱，根據佳兆業現任管理層提供的資料，盡管該41項借款協議已按本集團當時的政策及程序正式批準及授權，但富事高發現，部分前雇員精心策劃企圖隱瞞這些協議。他們與多方串通，進行了巨額的“未經授權”交易，並采取了不正確的會計處理方式。其中虛構協議及文件部分，共涉及金額154億元。

報告對管理層責任做出界定

這並非佳兆業向普華永道隱瞞的所有借款協議。除上述41項借款協議之外，管理層還發現了另外14項借款協議未向普華永道披露，涉及資金14億元，只不過這部分債務已經償還。

報告同時對管理層的責任做出界定，稱盡管郭英成以及公司現任高管陳耿賢在前述39項借款協議上簽字，但並無證據顯示他們了解會計處理方式；並無足夠證據證明他們違反其作為最終審批者的責任。

富事高的報告亦提及前任核數師普華永道的責任，稱上述41項借款協議中有39項存儲於佳兆業自動化辦公系統內，普華永道在往年審核年報時均認為真實及公允，因此按理不能期望佳兆業香港管理層識別騙徒故意在賬目中隱藏借款的舉動。

在普華永道提出的“不明現金付款及收款”質疑中，富事高查明符合條件的交易第三方有31名，在2013、2014年度，佳兆業向其中12名第三方支付250億元，其中241億元沒有清晰業務目的；佳兆業也反向收取款項216億元，其中214億元無可識別業務目的，差額34億元則可能涉及不正當交易。

報告表示，這些關聯交易多由公司“前雇員”審批，但這些審批並不被現任公司管理層認可，亦沒有證據能夠證明現任公司管理層對這些交易知情。關於現金關聯交易，富事高未能確定最終受益方是誰；關於沒有發生款項支付記錄的項目收購，富事高表示“無法發表意見”。

不過，報告確認佳兆業的關聯交易中存在諸多“不正當行為”，佳兆業部分“前雇員”被懷疑盜用公司資金、偽造賬目及假冒行為。針對“前雇員”在關聯交易中的不正當行為，報告亦建議佳兆業“應向中國警方報告”，如果造成公司實質財務損失，佳兆業還應考慮在中國針對犯事者提起民事訴訟。

富事高的報告中並未點出涉案的“前雇員”姓名，僅模糊表示佳兆業中國營運的財務管理團隊的多名前高級成員、雇員被發現與財報造假有關聯。報告稱這些“前雇員”對富事高全面了解審計事項而言至關重要，但他們均已離職，無法協助進行調查。

公開資料顯示，在2014年底之前，佳兆業的財務總監一直為張鴻光。他於2014年12月29日離職，自2015年1月起，佳兆業原有的財務團隊出現大規模離職現象。

佳兆業方面向記者表示，本次公布六項審計事項第三方調查的主要結果及獨立調查委員會報告，意味著佳兆業集團向複牌之路邁出重要一步，複牌進程正加速推進，在可預見的未來，公司將恢複股份交易。

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向記者表示，這一定程度上能夠減緩各類投資者對於佳兆業項目運營的顧慮。 但也有業內人士認為，港交所對上市公司造假行為打擊嚴厲，佳兆業這份調查報告能在多大程度上推進複牌進程還有待觀察。

富事高發布獨立調查報告之後，佳兆業要面對來自港交所的詢問，以及盡快公布缺失已久的2014年、2015年完整年報，恢複上市。按照該公司早前披露的時間表，12月將刊發2014年、2015年及2016年中期業績；預計至2017年1月，上市公司股份將恢複買賣。

6市縣變相舉債背負154億隱性債務，整治風暴刮起

化解地方政府隱形債務風險是今年防風險攻堅戰的重要戰役。審計署最新披露的6個市縣變相舉債形成154億元隱性債務手法，引起市場關註。

4月18日，審計署發布了2017年第四季度國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實情況跟蹤審計結果，揭露了湖南省邵陽市、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西夏區等6市縣，通過違規出具承諾函、融資租賃、簽訂工程類政府購買服務協議等方式變相舉債，形成政府隱性債務154.22億元。

比如，2017年8月至11月，邵陽市融資平臺公司邵陽市城市建設投資經營集團有限公司通過利用政府道路管網等公益性資產開展融資租賃、發行中期票據等方式，從銀行、信托投資公司和融資租賃公司等機構舉債72.33億元，主要用於償還到期債務和市政基礎設施建設。

2015年12月至2016年9月，包頭市4家融資平臺公司通過貸款、融資租賃或設立基金等方式，借款81億元用於市政道路建設、棚戶區改造項目等，包頭市政府出具承諾函承諾上述借款本息或基金由財政資金償還、回購。截至2017年底，債務余額52.36億元形成政府隱性債務。

長期關註地方債的上海財經大學鄭春榮教授告訴第一財經，總體上講，我國地方政府違規舉債的監管與問責應該從資金需求方（政府）和資金供給方（金融機構或金融市場）等兩個方面來推動。審計署揭露的上述案例表明，在資金需求方管理（財政部門）已經較為健全的情況下，資金供給方的監管還較為薄弱，嚴重制約了地方政府債務改革的成效。

“邵陽市的融資租賃、中期票據融資，樂山市的商業銀行貸款等違規舉債案例，一方面說明金融監管還存在疏漏，另一方面也反映金融機構在審批時過於寬松或故意忽視。”鄭春榮說。

另外，上述6地違法違規舉債均涉及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此前平臺公司已經被剝離政府融資職能，但地方借融資平臺公司違法違規舉債現象仍屢禁不止。

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2018年及以後中國需要打贏三大攻堅戰，排在首位的是防風險，其中防範地方政府隱形債務風險是重點之一。

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去年12月底在“2017中國債券論壇”上表示，對地方政府的隱性債務要高度警惕，一定要把情況搞準，才能夠真正地對癥下藥，把這個問題加以解決。

其實對隱形債務的監管在不斷加強。

去年4月財政部聯合發改委、原一行三會發文要求地方不得借融資平臺公司、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政府出資的各類投資基金變相舉債。不久後地方政府借政府購買服務名義違法違規舉債通道也被明令禁止。

原銀監會2018年1月發文整治銀行業市場亂象時，也將“違規為地方政府提供債務融資，放大政府性債務”作為整治重點之一。發改委聯合財政部也不久後發文從企業債券融資方面加強監管，堅決遏制地方政府隱形債務增量。財政部3月發文規範金融企業對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投融資行為，防範潛在財政金融風險。

在金融強監管下，一些違法違規給地方政府提供融資的金融機構遭到處罰，比如給重慶黔江區教委違法提供融資的江蘇金融租賃股份有限公司被罰30萬元，相關負責人也被警告罰款。

對於一些地方明知故犯，鄭春榮建議省級政府加大監管力度，並進一步加大對違規的處罰力度。

今年不少省份已經把化解隱性債務作為今年重點工作。

比如，福建省財政廳提出2018年隱性債務風險不容忽視。今年將督促市縣制定降低債務風險的工作方案和分年度隱性債務消化計劃，通過控制項目規模、壓縮公用經費、統籌政府收入、處置存量資產、引入社會資本等方式，鼓勵以市場化、法治化手段穩妥推進存量債務化解，實現債權人、債務人合理共擔風險，同時，註意防範“處置風險的風險”。

安徽財政廳也表示，今年制定加強隱性債務風險防控的工作方案，全面開展隱性債務清理和梳理工作，依法依規、積極穩妥做好分步分類分級化解工作，建立對地方政府違規舉債的問責機制，規範政府舉債行為，嚴控債務風險。

此前，財政部公開表示，今年堅決遏制隱性債務增量，積極穩妥化解存量隱性債務。堅持中央不救助原則，做到“誰家的孩子誰抱”，堅決打消地方政府認為中央政府會“買單”的“幻覺”，堅決打消金融機構認為政府會兜底的“幻覺”。

154億元！審計署揪出6市縣通過融資租賃等方式變相舉債

監管趨嚴，審計署再次揪出154億隱性地方債。

日前，審計署發布《2017年第四季度國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實情況跟蹤審計結果》，其中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湖南省邵陽市、湖南省雙峰縣、四川省樂山市高新區、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西夏區、甘肅省白銀市等6市縣形成政府隱性債務154.22億元。

風頭正盛的融資租賃，連同違規承諾函、工程類政府購買服務協議成為地方政府變相舉債的三大工具。

排查地方隱性債務

十九大報告提出，堅決打好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的攻堅戰，而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是現階段我國重大風險的主要來源之一。

近日，審計署發布《2017年第四季度國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實情況跟蹤審計結果》，6市縣已形成政府隱性債務154.22億元。

其中，包頭市4家融資平臺公司通過貸款、融資租賃或設立基金等方式，借款81億元用於市政道路建設、棚戶區改造項目等，包頭市政府出具承諾函承諾上述借款本息或基金由財政資金償還、回購。

而邵陽市融資平臺公司則通過利用政府道路管網等公益性資產開展融資租賃、發行中期票據等方式，從銀行、信托投資公司和融資租賃公司等機構舉債72.33億元，主要用於償還到期債務和市政基礎設施建設。

零壹租賃智庫總監趙慧利稱，包頭、邵陽等縣市地方政府通過融資平臺違法違規舉債、以購買服務名義舉債，主要違反了《財政部駐各地財政監察專員辦事處實施地方政府債務監督暫行辦法》（財預〔2016〕175 號，下稱“175號文”）、《關於進一步規範地方政府舉債融資行為的通知》（財預〔2017〕50號，下稱“50號文”）以及《關於堅決制止地方以政府購買服務名義違法違規融資的通知》（財預〔2017〕87號）中的相關規定。

進一步來看，包頭市政府出具承諾函承諾借款本息由財政資金償還，違反了“50號文”中“地方政府及其所屬部門不得為任何單位和個人的債務以任何方式提供擔保，不得承諾為其他任何單位和個人的融資承擔償債責任”的要求。

趙慧利稱，邵陽市利用政府道路管網等公益性資產以融資租賃、發行中期票據等方式借債，與“175號文”中“只承擔公益性項目建設或運營任務、主要依靠財政性資金償還債務的融資平臺公司，不得以財政性資金、國有資產抵質押或作為償債來源進行融資”，以及“不得以教育設施、醫療衛生設施和其他社會公益設施進行抵押融資”的相關規定相違背。

融資租賃平臺類業務亟待轉型

政府融資平臺按照承擔的功能來分三類： 第一類，只承擔公益性項目融資任務的平臺，比如市政建設、城鄉道路改善、基礎科研、義務教育、保障性安居工程等基本建設項目。第二類，既承擔公益性項目融資任務，同時還承擔市場化投融資平臺公司。第三類，為純市場化運作的公司。

需要註意的是，在本次國家審計署查處的違規案例中，涉及到了市政道路、地下管廊、市政基礎設施等業務為“公益性資產”的融資行為。

也就是說，對租賃公司來講，參與地方平臺“公益性資產”業務屬於增加地方債務行為，是違規的。

貴銀金融租賃總裁羅曉春表示，《國務院關於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發布之後，地方政府只能通過發行地方政府債券的方式來舉借債務，政府隱形債務的承諾、擔保更是禁止。

“道路、地下管廊、基礎設施是可以作為售後回租標的物的，”羅曉春稱，但租賃公司在開展這類業務時，一定要依法合規，不能參與“公益性資產”的融資行為，在與市場化運作的政府平臺做信用業務時，直接進行交易。如果承租人無法達到信用業務的條件，出租人應該獲得承租人其他的抵押、擔保、質押，以緩釋風險。

“地方隱形債務的大排查，會使得融資租賃平臺類業務萎縮。不過從另外一個方面，這對租賃業也是一件好事，租賃應該回歸本源，支持實體經濟。每個租賃公司應該合理利用自身的資源稟賦，進行專業化經營，形成獨特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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