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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如何從“舢板群”變成“超級航母”？

2016年6月2日，港珠澳大橋最後一座巨型“海豚”鋼塔成功完成吊裝。（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5月25日《南方周末》，原標題為《“把最好的要素放在一起，就是最有競爭力的灣區” 粵港澳大灣區：如何從“舢板群”變成“超級航母”？》）

從“世界工廠”到“灣區經濟”，粵港澳大灣區這一中國最具活力與創新精神的區域經濟體系，正在國際經濟體系內從“追隨者”轉向“引領者”。

此次規劃中的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包括香港、澳門和位於珠三角地區的9個內地城市，面積約為5萬平方公里，人口超過6600萬，經濟總量超過1.4萬億美元。僅從經濟體量而言，粵港澳大灣區已能媲美傳統的全球三大灣區。

只有具備了全球化的產業引領能力和價值鏈管理能力後，“灣區經濟”才能掙脫“世界工廠手和腳”的角色，在以“一帶一路”為代表的國際貿易新秩序中，成長為新產業革命時代的“大腦”與“軀幹”。

30年，1平方公里

“廣州市國家超級計算中心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刻，我很高興知道中心的超算資源已經開放給香港的企業、高校和科研機構申請使用。”2017年5月12日上午，香港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在深圳的“深港合作圓桌會議”上表示，這正是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優勢互補的反映。

此前數周，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率領的粵港澳大灣區考察團對灣區內6個內地城市進行考察。身為考察團成員之一的楊偉雄，肩負著為香港“再工業化”戰略引進和打造“創新引擎”的重任，在考察途中關註著任何可能的創新合作機會。

作為香港創新及科技局首任局長，楊偉雄幾個月前又獲得了一項“新頭銜”：港深創新及科技園聯合專責小組港方“園長”，中方負責人則是深圳市副市長。

2017年1月由港深政府簽署合作備忘錄共同打造的“港深創新和科技園”，位於深圳與香港接壤的落馬洲河套地區，占地規模87公頃，面積為香港現存最大科技園區的四倍，也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大的創新科技平臺。

科技園的目標是吸引國內外頂尖的企業、研發機構和高等院校進駐，並打造粵港澳大灣區科創發展的“超級航母”，成立至今香港特區政府已投入超過180億港元。

楊偉雄表示，在各方努力下，世界頂級創新科技機構麻省理工學院、瑞典卡羅琳學院及芝加哥大學已先後在香港設立國外研究中心及亞太基地。

然而沒有人能想到的是，今天這一寸土寸金的科技園區，昔日竟是難以開發的河套灘塗。

“河套地區這一平方公里的土地，是深港早年治理深圳河的產物。”1986年便擔任深圳市副市長的張鴻義回顧道，在他從中國銀行深圳分行行長轉任深圳市副市長時，港深政府已就深圳河治理談判多年，但由於管轄權爭議一直未有結果。

直到他1994年離任深圳市副市長前夕，雙方經過8年努力才終於形成“共同治理”的共識，並獲中英兩國政府批準。而在此後的二十多年間，就河套地區這一“插花地”（管轄權沒有明確歸屬的區域）如何開發管理，又形成了反複爭議與論證的“拉鋸戰”。

直到2016年下半年，借助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升級為國家戰略的東風，港深兩地政府才終於形成“共同開發”的共識，並獲得國家認可。

“今天重提這段往事，只是想說明歷史上任何一點進步都來之不易，我們應當倍加珍惜。”在張鴻義的這番感慨背後，河套地區30年從爭議到合作，從“共同治理”到“共同開發”的漫長轉型，見證了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之間“從競爭到融合”的一段曲折歷程。

“最好的要素整合起來”

2017年3月，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要“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李克強總理在4月11日接見候任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時再次強調這一點，這一信息隨即在資本市場內掀起了波瀾：4月11日午後A股市場內“粵港澳自貿區概念股”全面爆發，並在其後數周的大盤回調等市場動蕩中持續高居漲幅榜前列。

在資本市場“概念爆發”之際，早已深耕多年的區域融合與對接也在提速推進中：4月20日，深圳前海管理局副局長唐紹傑披露，2017年前海預計出讓土地面積27萬平方米，超過此前三年出讓總面積的一半，其中至少三分之一將向香港註冊企業“定向供應”。

作為這一土地供應的核心區域，前海蛇口自貿區於4月8日公布媽灣片區規劃，通過2.9平方公里開發計劃釋放價值千億的土地儲備，以創建“一帶一路國際經貿合作區”。

5月2日，港珠澳大橋主橋海底隧道正式對接；此前一天，連接珠江口東西兩岸的深中通道進入實體工程施工階段。香港特首梁振英在其網誌中，除了聚焦這兩大基建工程的重大進展外，還提到虎門二橋、高鐵香港段及蓮塘香園圍連接路和口岸等一系列基建項目，並指出：“這些重大基建，一浪接一浪地落成後，香港和大灣區其他城市之間的地理和時間距離將大大縮短，香港人的生活和事業發展空間將會有突破性的變化。”

“如果把大灣區中最好的資源和要素放在一起，這個灣區是全世界最有競爭力的。”香港大學金融與公共政策教授肖耿說，“但是它們現在還沒辦法放在一起，因為你從香港到深圳過個關就要花很長時間。”

在肖耿看來，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的發展目標就是把灣區中“最好的要素整合起來”以構建全球領先的競爭力，而在這一要素資源的整合過程中，“決定你競爭力的恰恰是你的管理瓶頸和潛在風險等‘短板’，它們決定了整個大灣區未來全球競爭力的上限”。

在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要“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後，過去二十多年間被民間、學界廣泛討論，並先後被納入多級區域發展規劃的泛珠三角“9+2”城市群發展規劃，進一步被提升為國家戰略層面的“灣區經濟圈”。

所謂“灣區”，指的是沿海口岸城市群和港口組成的區域，其經濟發展被稱為“灣區經濟”。目前全球有三大著名灣區，即東京灣區、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在過去三十年中，三大灣區已成為引領全球科技創新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

此次規劃中的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包括香港、澳門和位於珠三角地區的9個內地城市，面積約為5萬平方公里，人口超過6600萬，經濟總量超過1.4萬億美元。僅從經濟體量而言，粵港澳大灣區已能媲美傳統的三大灣區。

在中國經濟體系內，只占不到1%土地和5%人口的珠三角地區，產生了超過十分之一的GDP和四分之一的出口量；在過去30年中吸引了超過1萬億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資，並創造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五分之一，成為推動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引擎”之一。

但與此同時，區域內城市經濟發展的巨大落差，同質化競爭所形成的重複建設，以及“一國兩制”及多關稅區體制下的資源流動阻滯等因素，令這一體量龐大的城市群遲遲未能形成以統一市場為標誌的“灣區經濟”模式。無論是內部經濟發展效率，還是外部經濟輻射拉動能力以及對全球科技創新與經濟發展的引領能力上，粵港澳地區仍與傳統三大灣區有著較大差距。

從區域規劃到國家戰略

深圳綜合開發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規劃並不是一件“新鮮事”：從學術界討論到地方政府規劃，再到國家戰略的提出，粵港澳區域從“城市群”到“大灣區”的規劃理念已經延續了二十余年。

他認為從規劃角度而言，大灣區規劃實際上跟“十二五“期間就已經展開的”世界級城市群規劃”有重合之處，“但是為什麽在這個時候，會變成一個由中央主導的區域性規劃？”

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研究主任方舟對這個問題做出了自己的解答。他認為中國城市化發展路徑在過去三十年中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從早期“嚴格控制大城市、積極發展中小城鎮”的規劃理念，轉向“十一五”規劃期間開始推動的“城市群”發展戰略。

在這一城市發展理念的轉向下，中國形成了數十個人口三千萬至五千萬的“城市群”雛形，方舟認為，未來十年中國可能出現十幾個人口與經濟規模接近韓國等“亞洲四小龍”的核心城市群經濟體，“這是一個很大的發展”。

從國家層面而言，這數十個發展中的城市群需要引領經濟和創新發展的“龍頭”，這就是在“十三五”規劃中提出的三個重點發展區域：“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和京津冀經濟圈，它們分別代表著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及輻射拉動區域。

從這個意義而言，此次粵港澳大灣區規劃被提到政府工作報告中的特別意義，就在於過去由地方主導、“自給自足”式的區域發展規劃，被提升到了“國家戰略”的層面，將承擔起引領和拉動全國乃至全球創新經濟產業鏈的重任。

“都說中國是‘世界工廠’，但坦白說我們只是世界工廠里的‘手’和‘腳’，大腦和軀幹還在歐美發達國家內。”麥肯錫全球副董事陳洸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他曾參與前海蛇口自貿區規劃設計。

手腳和大腦的區別，就在於市場要素流動的密集程度。麥肯錫關於全球貿易中物流、服務流、資本流和數據流等要素流動變化的一項研究顯示，過去30年間全球貿易中的物流量增加了近10倍，數據流增加了7倍，同時北美和歐洲長期占據著這“要素流”匯聚的中心。而中國雖然在近年的物流和資本流動中排名前列，但在服務、數據和人才等多項要素流動數據上，顯著落後於世界發達地區。

過去十年間，隨著各國貿易保護主義的擡頭，以進出口貿易為核心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式，面臨著新的挑戰與轉型。在這一轉型過程中，中國政府提出的“一帶一路”合作倡議，正成為影響全球未來貿易格局與趨勢的“新連通方式”。

與這一新連通方式密切相關的，是一場席卷全球的新技術革命。曾因背負“山寨”之名而被質疑的深圳，卻在包括電子信息、基因工程和新能源應用等諸多新興產業領域內，一舉跨入全球創新科技的“第一方陣”。

而在深圳之外的珠三角地區，多年代工制造模式下形成的“富有彈性的區域生產網絡”，共同構成了讓華為等創新型企業得以通過“協同制造”迅速擴張產能，自身則專註於研發創新的“創新產業鏈”和產業集群。

“產業集群具有非常明顯的先發優勢特征。”陳洸對南方周末記者解釋，一旦形成某個產業集群後，後續的產業元素就會自發向該產業集群所在地聚集，令後來者很難追趕和超越。

在他看來，深圳和珠三角地區正在多個新興產業領域形成具備先發優勢的產業集群，自身也從早期純粹的“生產制造基地”，向更具外部輻射和引領能力的“產業引導者”轉型。

而在這一從“追隨者”到“引領者”的轉型過程中，本土企業家們缺少的不是技術或資本，而是“對全球複雜性的認知和管理技能”。

而這恰恰是香港的強項：作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香港以其對國際法律和會計準則的承諾而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同時擁有著緊密聯接全球的交通、信息與人才通道；其國際化企業家們在全球化的品牌推廣和戰略投資方面也更加出色。

在陳洸看來，聚集在深圳和珠三角地區極具創新與活力的產業集群，要成為“世界級的產業引領者”，還需要註入“國際化”的基因。包括前海自貿區和河套創新科技園在內的港深融合區域，正是這些優秀企業融合“創新”與“國際化”兩大基因，成長為“世界級企業”的關鍵“跳板”。

麥肯錫提出前海自貿區未來的三大發展理念：“跨國產業鏈創新”“全球價值鏈升級”和“國際供應鏈管理”，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這也是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的發展方向。

只有具備了全球化的產業引領能力和價值鏈管理能力後，“灣區經濟”才能掙脫“世界工廠手和腳”的角色，在以“一帶一路”為代表的國際貿易新秩序中，成長為新產業革命時代的“大腦”與“軀幹”——而這也正是大灣區規劃被提升到國家戰略層面的深層意義所在。

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研究主任方舟認為，未來十年中國可能出現十幾個人口與經濟規模接近韓國等“亞洲四小龍”的核心城市群經濟體。（南方周末記者 黃河/圖）

“大門敞開了，很多小門還關著”

與三大灣區在統一的制度和市場基礎上，由核心城市衍生擴展形成的“灣區經濟”模式不同的是，粵港澳大灣區從誕生伊始便面臨著錯綜複雜的體制與市場格局。

有研究者把粵港澳大灣區的特點歸納為：一個國家，兩個制度（一國兩制）；三個獨立關稅區（粵、港、澳）下的“多核心”區域經濟體系。

深圳市發改委區域規劃處處長盧文彬認為，在這一涉及11個城市諸多方面的區域性規劃中，關鍵在於如何在“一國兩制”的制度框架下，促進灣區內各城市間人流、物流、資金流與信息流等要素的真正高效便捷流通。

盧文彬坦言，在現實中阻礙這些要素流動的障礙非常多，“現在的問題是大門都敞開了，但很多小門還關著”。

從2003年內地與港澳《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CEPA）簽訂，到2010年前海深港現代服務區（自貿區前身）的設立，在頂層設計上為粵港合作與深港融合打開了政策“大門”，但是由於在合作過程中的種種政策限制、利益沖突與意見分歧，導致這兩扇“敞開的大門”內，許多具體的開放與合作政策措施至今未能落實。

港深跨境交通設施建設與對接是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區域融合的“硬件基礎”：深港兩地每天高達60萬人次的跨境客流量，成為體現大灣區內部融合與要素流動的重要指標。

“城市競爭”本身並沒有錯，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城市發展中的競爭與博弈，就不會有今天的“深圳奇跡”和充滿活力的粵港澳大灣區。但在陳洸看來，珠三角乃至中國城市化的早期階段，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某種“同質化競爭”狀態。

“中國城市化的發展速度是世界經濟史上罕見的，但在快速成長的過程中，大家難免都學著類似的樣板，長得越來越像。”陳洸表示，在城市化早期大家起點差不多，通過模仿式成長“拼速度、拼規模”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在城市群內部圈層定位與功能分化日漸清晰的今天，再像早期那樣去追求城市規劃與產業配置的“大而全”已經變得沒有必要，“不同城市應當及早明確自己在未來城市圈中的功能地位與發展方向，成為城市群中更加有機的組成部分，而不是陷入過去同質化的競爭模式”。

沒有這一城市角色的蛻變和競爭模式的轉型，未來的粵港澳大灣區依然只能是“綁在一起的小舢板”，而不是一艘能夠在國際經濟海洋中遠航的“超級航母”。

這一從“舢板群”到“超級航母”的艱難蛻變與轉型，需要的不僅僅是大灣區內部交通運輸等硬件設施的“互聯互通”，更有區域內城市與社會公眾之間的互信機制與觀念接軌等更加關鍵的“軟件互通”。而這一“操作系統”層面的“軟件互通”，並非靠規劃和設計就能完成，更需要來自社會各個層面的文化交流、思想碰撞與理念溝通。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香港特首梁振英強調，香港與大灣區城巿的合作要真正發揮作用，就“不可以由政府主導一切”，一定要“社會各界一起參與”。

楊偉雄參加的“深港合作圓桌會議”正是“社會參與”的範例之一：這個由深港兩地社會智庫共同創辦的“圓桌會議”中，匯集了兩地政、商、學界知名人士與社會精英，對深港合作中的諸多重大話題展開深入討論，並將其研究成果提供給兩地政府有關部門作為決策參考。

在大灣區內各個城市里，類似的交流與溝通在社會每一個層面中進行著，而這些思想交流與溝通所帶來“理念互通”，正成為與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同樣重要的城市融合動力機制。

【論道大灣區】周其仁談粵港澳大灣區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朗潤資深講席教授周其仁。（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6月22日《南方周末》，原標題為《周其仁談粵港澳大灣區：創新就像煲一鍋好湯，關鍵在濃度和密度》）

2017年6月20日上午，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朗潤資深講席教授周其仁，在香港君悅酒店會議廳內對四百多位海內外政商學界知名人士侃侃而談“煲湯”。

在這場以“共建中國的世界級灣區”為主題的粵港澳大灣區論壇中，身為主講嘉賓的周其仁教授以粵港地區特有的“煲湯文化”為例，闡釋了企業創新過程中的種種需求與動態——“創新就像煲一鍋好湯，關鍵在於濃度和密度”。

他指出，以“0.6%的土地面積創造了中國13%GDP”的粵港澳大灣區，在創新要素聚集的“密度”上已經領先全國，但在要素質量、互動與融合等“濃度”上，仍與世界三大灣區有著較大差距。

他同時強調，粵港澳大灣區不應成為其他灣區亦步亦趨的追隨者，而是要以自身的改革實踐與創新思維，為時代尋找“世界級難題”的解決方案。

在周其仁教授看來，作為中國最具創新優勢的區域之一，粵港澳大灣區更要考慮怎麽能從並排跑往領跑轉型。

要實現跨入世界級灣區的“關鍵一躍”，就需要打破無處不在的行政主導、權力驅動的資源配置模式，堅定不移地深化改革，“用世界級資源，解決世界性問題”。他表示期待中國未來發展的過程中，大灣區能夠煲一鍋“創新驅動增長的濃湯”，以此來完成中國經濟發展下一階段應該承擔的使命。

演講結束後，周其仁教授接受了南方周末記者獨家專訪，深入闡述了他近年來對經濟體制改革與創新生態機制等問題的觀察與思考。

“我們被上一個 成功拖得太長了”

做餅與管制

從發源的地方找發展的支撐點

“從上往下打”和“從下往上打”

用世界級資源，解決世界級難題

粵港澳大灣區合作創新 專家建議在無人島共建垃圾焚燒廠

近日於深圳舉行的一場論壇上，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方舟建議，香港、澳門、深圳和珠海等城市攜手，在珠江口無人島上共建大型垃圾焚燒廠， 以解決垃圾處理選址這個棘手問題。

上述論壇是指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4月11日舉行的粵港澳大灣區合作創新論壇。

4月9日，廣東省省長馬興瑞在博鰲亞洲論壇“粵港澳大灣區”分論壇上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很快就要出臺。

但是，規劃出臺後，重大基礎設施如何共建共享？這是眾多備受關註的問題之一。

目前，深圳和香港都面臨著重大基礎設施布局困難的問題。方舟呼籲，應該跳出各自地域行政範圍，從大灣區的角度來思考重大基礎設施共建共享的問題。

他以垃圾處理焚燒廠為例，無論是深圳還是香港，在建垃圾處理焚燒廠時都面臨選址這個難題。“比如說香港， 現在3個垃圾焚燒廠都已經滿了，需要建新的垃圾焚燒廠，但是周圍居民是一定反對的。”

那麽，如何解決這個難題？方舟說：“如果能夠從大灣區的維度來布局這些設施，那麽在珠江口，尤其是屬於珠海的行政管轄範圍內的很多無人島，就可以起到作用。我們這幾個城市，包括港澳深和珠海，可以攜手在無人島上共建大型的垃圾焚燒場，每個城市都用船把垃圾運到島上處理，這樣就解決垃圾處理的選址問題。”

不僅僅是垃圾處理的選址問題，粵港澳大灣區內的港口和機場也面臨著發展難題。

“深圳的港口發展得不錯，但是經過這些年來的發展已經到了基本飽和的程度了，快速增長期已經過去。尤其是西岸的這幾個港口，比如說蛇口、大鏟灣，它們的發展跟城市功能的調整是有沖突的，”方舟說，“香港也面臨這樣的問題，香港的葵湧貨櫃碼頭在市區。在香港土地供應這麽緊張的情況下，能不能把碼頭的土地騰出來？”

如何騰出來？方舟建議，大灣區內幾個城市共同在外島選擇一個深水港口，作為共同的深水港口。稅收可以按比例分成。

廣東自貿區南沙片區擬爭取設立粵港澳大灣區商業銀行

“我們今年將深度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比如在金融改革領域，我們將爭取設立粵港澳大灣區商業銀行，打造‘一帶一路’金融服務新樞紐。”廣東自貿區廣州南沙片區相關負責人對第一財經記者說到。

4月21日，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即將迎來掛牌成立3周年。作為其中的一個重要板塊，過去3年，南沙自貿片區共形成376項改革創新成果，平均每3天就推出一項改革創新舉措。

對未來，南沙也有清晰的規劃。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下一步，南沙將在行政體制改革、貿易便利化改革、優化營商環境、擴大對外開放等諸多領域進一步推出創新措施。

推動商事服務“跨境通”

4月17日，畢馬威企業咨詢（中國）有限公司發布了《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廣州南沙新區片區營商環境評估分析報告》。

報告顯示，三年來，自貿區南沙片區著力推進投資體制管理、貿易便利化、政府職能轉變、優化法治化環境等領域的改革創新，營商環境不斷優化，投資便利程度顯著提高。

南沙區政務辦主任羅建中表示，在376項改革創新成果中，行政體制改革方面的創新達184項，涵蓋政務服務創新、證照分離改革、商事制度改革、事中事後監管體制建設等重點領域，為南沙的發展增添了強大動力，經過三年的努力，市場活力顯著增強。

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3月底，南沙新區市場主體總數已突破9.2萬戶（其中企業5.9萬戶，個體工商戶3.3萬戶，兩者之比為1.8：1），較自貿區掛牌前翻了2.7倍；自貿區新增企業50318家，是掛牌前的5.1倍；新增企業註冊資本總額9642.7億元，是掛牌前的6.4倍。

畢馬威企業咨詢（中國）有限公司合夥人楊彬表示，此次評估參考了世界銀行營商環境評價體系10個指標中的7個，包括開辦企業、辦理建築許可、獲得電力、登記財產、納稅、開展跨境貿易以及執行合同，其他3個指標由於南沙自貿區設立年限短等因素暫時沒有納入。

“其中，開辦企業、登記財產指標比肩世界先進水平，而辦理建築許可、納稅等指標與世界先進地區相比還存在一定的差距。”楊彬說。

廣東自貿區南沙片區管委會副主任潘玉璋對評估結果“基本滿意”，他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開展第三方評估是南沙的“自選動作”，從評估方法到邏輯都由第三方自己確定，政府並不幹涉。

“第三方評估確實能找到差距，明確下一步努力的方向和目標，這個目的基本達到了。”潘玉璋說。

就在一周前，《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廣州南沙新區片區關於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的十項政務服務管理改革措施》正式發布，包括：推行“證照分離”改革試點2.0版；實行企業“一照一碼”走天下改革；實行“一顆印章管審批”；打造企業投資建設工程審批服務新模式；構建以信用為核心的監管新模式；實行“一支隊伍管執法”；推行“智能體檢式”的現代化管稅機制；推行“即刻辦+零跑動”服務模式；打造“指尖微政務”；深入推進辦稅便利化。

第一財經記者對比梳理上述改革內容，盡管沒有空白領域的探索，基本為現有措施“升級版”，政策的系統性更強。

比如，南沙之前在全國首創了跨省跨境業務協同辦理，依托各類合作網點，企業可跨省跨境完成落戶南沙手續，此舉主要是為境內外的投資者開辟快速落戶南沙的便捷通道。而在接下來的新一輪改革中，南沙將推動商事服務“跨境通”，通過銀行境外服務網點及全程電子化登記系統，實現異國異地辦理營業執照；優化新辦企業銀行開戶流程，推動《銀行開戶許可證》電子化。

探索全球供應鏈業務新模式

得益於貿易便利化改革和不斷打造國際化、法制化、市場化的營商環境，南沙自貿區外貿新業態迅猛發展。

過去3年，南沙外貿進出口年均增長14.5%，從2014年的1291.4億元發展到2017年的1951.7元；跨境電商從0.3億元飆升到72億元；南沙港國際航線增加41條，南沙汽車碼頭成為全國平行汽車進口第二大口岸；郵輪停靠年均超110艘次，2017年旅客進出港突破40萬人次，居全國第三。

此外，飛機保稅融資租賃異軍突起，2017年進口保稅融資租賃飛機22架，貨值73.4億元，成為南沙外貿新的增長點。

多家企業代表在接受采訪時均表示，南沙的通關效率高，服務好。作為首批平行進口汽車試點企業，天津平祿公司南沙自貿區太平洋國際汽車城總經理張靖湧表示，南沙對碼頭拆箱、倉儲的一體化管理集約高效，使商品車輛安全性得到保障，而且往往最多只需兩到三天就能拿到關單、商檢單等車輛全部手續，比其他口岸至少要快五到七天，這已經成為其市場營銷的一大賣點。

京東華南區跨境電商負責人鄧涵則表示，南沙在保證商品符合保稅規定的前提下實行了很多有利於企業的方案，例如：訂單清關時效快，海關總署三單審核可達“秒放”；支持轉關、調撥，退運等逆向物流業務，保障了企業庫容高效利用；裝載出區車輛支持24小時自動刷卡出區，提升了企業的訂單時效等等。

“從京東入駐南沙保稅園開始，單量增長迅猛，年增長率超80%。”鄧涵說。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是粵港澳大灣區全球優品國際分撥中心（以下簡稱“分撥中心”）啟動元年。該項目是國內數字跨境供應鏈領軍企業卓誌供應鏈與世界航運巨頭馬士基物流的合作項目，目前已完成業務模式和配套監管設計、開展了小批量測試，待實現批量、規模化運營後，將吸引一大批海外知名品牌集聚南沙。

據廣東卓誌跨境電商供應鏈服務有限公司首席戰略官楊娟介紹，分撥中心將引入負面清單理念，打通貨物流、信息流、資金流等要素流動，打造包括多功能智能倉庫、外貿通關服務系統、多式聯運優選訂艙平臺、全球質量溯源體系、結算配套服務、供應鏈金融服務在內的外貿綜合服務平臺，幫助生產商、貿易商提高市場競爭力從而打造世界級的灣區物流中心。

南沙區開發區投促局局長謝曉暉也曾表示，“分撥中心項目的建設是南沙自貿區實踐對外貿易新業態新模式的有益嘗試，也是全球貿易發展到新階段和中國對外開放到新層次的背景下對自由貿易港建設的有力探索，將為自由貿易區向自由貿易港發展積累重要經驗。”

謀劃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離岸經濟試驗區

3月2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首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多份重要改革文件，其中就包括《進一步深化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開放方案》。

會議強調，要認真總結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經驗，按照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對照國際先進規則，以制度創新為核心，以防控風險為底線，擴大開放領域，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加強改革系統集成，力爭取得更多可複制可推廣的制度創新成果，更好服務全國改革開放大局。

南沙自貿區相關負責人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掛牌以來南沙對外開放的水平一直在不斷提升，下一步，南沙將從深度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加快建設國際航運中心等方面著手，進一步擴大開放。

該負責人表示，南沙將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啟動粵港澳深度合作區起步區建設，力爭將一批重大事項和重點項目納入國家年度計劃。同時，依托大型央企、南方國際產能和技術合作中心、中國貿促會南沙服務中心，構建跨境投融資線上線下“一體化”綜合服務體系和“一站式”服務平臺，推動企業“走出去”。

在金融改革創新發展方面，該負責人透露，南沙將建設一批創新金融平臺，加快推進國際金融論壇（IFF）永久會址、匯豐大學全球培訓基地、粵港澳大灣區PE中心等平臺項目建設，爭取設立粵港澳大灣區商業銀行，打造“一帶一路”金融服務新樞紐。謀劃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離岸經濟試驗區，推動離岸經濟發展。建設廣州航運結算中心，實行外匯賬戶創新試點。

“此外，我們還將推動金融政策創新，爭取開展境外投資基金（QDIE）、經營性租賃收取外幣租金、航運保險免征增值稅等政策試點。以NRA+賬戶為基礎，大力探索自貿區賬戶管理改革創新。探索發揮融資租賃等金融創新優勢，與港澳聯動發展離岸貿易。”該負責人說。

潘玉璋表示，深改方案開創了廣東自貿區建設的2.0時代，又適逢習總書記在海南發表改革開放重要講話，為南沙自貿區在高起點上如何進一步落實改革開放、找到自貿區建設和改革的著力點，都指明了方向。

“目前的狀況是，上海能做的我們不一定能做，深圳有的我們未必有，比如‘啟運港退稅’政策我們爭取了3年也沒落地，經營性飛機租賃收取外幣租金的問題也一直沒有解決等等，這些問題確實還需要繼續努力和上級部門協調。不過，從十九大報告提出賦予自貿區更大改革自主權到深改方案獲批，再到習總書記關於改革開放的一系列講話，這些措施會讓中央各個部委形成共識，改革的力度和合力將會更強，南沙下一步還會有更好的前景。”潘玉璋說。

專家建言粵港澳大灣區：建一個試驗平臺，哪邊政策好用哪邊

深港之間在科技創新合作上，人、物、資金如何更順暢地流動？

4月9日，廣東省省長馬興瑞在博鰲亞洲論壇“粵港澳大灣區”分論壇上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很快就要出臺。深港作為核心區域之一，當地的科技企業以及科研機構對可能會出臺哪些創新舉措翹首以待。

其中，個人所得稅以及科研設備、科研資金的跨境使用等成為焦點問題。當地學界和產業界建議，建設一個特殊的試驗平臺，哪邊的政策好就適用哪邊的政策，集合深港兩地的教育資源、國際人才和產業轉化速度等優勢，打造一個共同的研發基地。 同時，鼓勵民間資本的參與，通過成立共同的投資基金等措施，推動多層次發展。

深港科技合作的視角應該改變

香港有全球排名靠前的高校，全球大學100強中有5所在香港，這是世界任何一座城市難以比擬的。這意味著，香港高等院校的基礎研究實力雄厚。而深圳，有著強大的產業基礎以及完善的產業鏈條，產業轉化速度備受外界稱贊。

與此同時，香港作為自由港，稅率低，貨物和人員在進出自由上都有較強的優勢，對人才有很大的吸引力。而深圳科技發展到今天，需要吸引大量的科技人才。

如何把香港高等院校的基礎研究與深圳的產業嫁接起來，如何讓香港自由港的優勢與深圳疊加，促進兩地的科技創新合作？

近日，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方舟在深圳的一次關於粵港澳大灣區的論壇上表示，在新的歷史階段下，如何實現一體化的產業合作，尤其是在科技創新領域，應該與之前有不一樣的視角。

他說：“過去說大珠三角，就是城市間怎麽分工，你做什麽、我做什麽，比如我做金融、你做制造，是簡單的產業分工，或者是所謂‘前店後廠’這樣簡單的產業分工。但是因為今天每個城市都發展到相對高的水平，不是你做什麽我就不做這個，而是要把各自的優勢發揮出來，令這個產業在整個區域，甚至在全球能夠逐漸取得領導性的地位。”

他舉例說，深圳做科技，香港也想做科技，但是深圳的科技如何跟香港的科技合作，如何把兩者各自的優勢發揮出來，共同提升在全球的科技影響力，這是下一步要解決的問題。

人流、物流、資金流有待解決

不過，要推動深港之間科技創新合作，首先要解決的就是跨境之間人員的流動。

目前，香港年輕人留在內地就業的不多，除了因為政策限制、政策宣傳不到位或者是其他的不便利之處，稅率是一個重要因素。具體來說，在大灣區工作的港澳及境外科研人員，受限於183天的個人所得稅安排。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港澳經濟社會研究中心主任張玉閣對第一財經記者說：“按目前的規定，境外人士在內地就業超過183天，需要按照內地稅率來交稅。而在香港，個稅起征點比較高，月賺一兩萬港元的可能不用交稅。”

記者也從一位已經拖家帶口搬到深圳居住的香港人了解到，香港有一定的免稅額度，像她這樣有兩個小孩的香港人，幾年下來都基本免稅。

也有一些深圳的創新機構想去香港尋找科技合作時，由於雙方的信息不對稱，難以找到相應的平臺去對接。

深圳新鵬投資咨詢有限公司總裁肖耀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此前，他們有一個港澳臺的雙創大賽想邀請香港的團隊來參加，但是找不到一個合適的香港部門去對接。“可能他們也在尋找深圳的產學研轉化機構。但是沒有一個統一協調的機構，渠道不夠暢通。”

他補充道：“跟香港一些創業團隊，尤其是年輕人接觸後，發現他們對內地的了解欠缺，比如說深圳的核心行政區之一福田或南山在什麽位置，有什麽樣的產業環境和科技創新環境，都不了解，信息不對稱，雙方需要加強溝通。”

深港兩地在科技創新合作上，物流和資金流方面也需要有所突破。深圳一家孵化器的負責人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目前進駐的創業團隊中，部分是來自香港， 他們當中有些人需要使用香港的研發設備，但是發現研發設備在深港之間進出要交關稅。

方舟也舉例說，香港一家大學在廣東的研究院想把香港本部的一些二手設備拿到研究院來用，但是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進出海關都需要繳納30%的關稅。“它還是非盈利機構，不是商業機構呢。此外，在未來生物醫藥和基因等方面，現在很多人體組織、血液樣品，因為檢驗檢疫的原因，也不可以跨境流動。希望未來能有所突破。”

在資金流動上，科研經費還不能在深港之間自由流動。不過，2017年11月底，在佛山舉辦的2017粵港澳合作論壇上，科技部創新發展司副司長余健表示，國家科研計劃將向港澳高校和科研機構開放，實現科研經費跨境撥付，允許相關資金在大灣區跨境使用。

深港科技合作試驗田內哪邊政策好就用哪一邊

目前，深圳已經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前海為例：前海管理局和香港青年協會等機構成立了深港青年夢工場，著力將其打造為港澳國際青年內地發展“第一站”，促進產業項目落地。夢工場占地面積5.8萬平方米，建築面積2.7萬平方米，可同時容納約150家創業企業入駐。

前海夢工場事業部副部長聶海峰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來前海的香港創業團隊在個人所得稅方面，雖然適用的是內地統一的稅率，但是前海給予他們一定的補貼。

據前海管理局日前公布的數據，自前海深港合作區成立以來，積極開展人才所得稅退稅工作，共認定境外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386人次，個稅補貼合計1.35億元。

也有觀點稱，目前深港兩地正在打造的落馬洲河套地區可以成為解決上述人流、物流和資金流等綜合問題的試驗田。

2017年年初，香港特區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簽署了合作備忘錄，計劃將面積約1平方公里、原屬深圳的落馬洲河套地區發展為港深創新及科技園，以科創為主軸，建立重點科研合作基地，以及相關高端培訓文化創意和其他的配套設施，目標是吸引國內外頂尖的企業、研發機構和高等院校進駐河套。

方舟認為，如果在河套地區內部互相打通各要素，等於是創造了一個“一國兩制”下的“特別合作區”。

方舟說，在“特別合作區”，哪一邊的政策好就用哪一邊的。比如香港的稅低，那麽這個特別合作區就可以用香港的稅；深圳在科技上有優惠的政策，那麽就用深圳的政策。用這個能夠同時享受兩邊政策紅利的特殊區域作為特殊平臺，把它打造成為我國最具國際化的一個科技研發基地。

一些民間機構也希望， 能夠同時推動多層次發展。肖耀文說：“大的官方動作需要時間，而我們民間可以先有所行動，比如說成立共同的投資基金，促進創新企業的發展。也可以多舉辦一些政策宣講以及項目路演，促進雙方的了解。”

粵港澳大灣區如何解決人才住房難題？專家們這樣建議

對高端人才放寬購房限制、推廣共有產權住房管理模式、采取PPP模式建造限價商品房和人才公寓、鼓勵大型企事業單位建設公共租賃住房（單位租賃房）……廣東省社會科學院、中國國家行政學院（香港）工商專業同學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日前發布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報告2018》提出了一系列解決創新創業人才住房，搶抓機遇建設粵港澳大灣區人才高地的措施。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遊靄瓊、周仲高表示，從世界四大灣區比較來看，粵港澳大灣區面積最大、人口最多，人才成長潛力處於領先狀態。粵港澳大灣區聚集了5所世界100強大學，多於其他灣區。但粵港澳大灣區人才比重偏低，人才集聚要求迫切。以高等教育人口比重為例，當前美國和日本的高等教育人口比重均超過40%，其他三大灣區的人口質量整體顯著高於粵港澳大灣區。

遊靄瓊說，從工業企業R&D活動人員看，2016年粵港澳大灣區工業企業R&D活動人員達到57萬余人，但大灣區工業企業研發人才主要集中於廣州、深圳、珠海、中山，占總量的74.08%。其中，深圳占比最大，高達35.53%。從人才總量占常住人口的比例（人才占比）看，人才占比最高的城市是香港，其次是深圳和珠海。

參與編制《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報告（2018）》的專家在走訪中發現，與雄安新區規劃比較，粵港澳大灣區的土地規劃還未完全精準到位，不少房地產開發商打著科技走廊的名目，大量土地成為商品房升值的一個新的賣點，而將來真正在科技創新走廊工作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卻因買不起房而留不下來，這應值得決策者特別是規劃部門的註意。專家認為，應當“把解決創新創業人才住房、場地困難作為降低創新創業成本的關鍵”。

專家建議，鼓勵在緩解高端人才、柔性人才住房問題上的探索，放寬購房限制。推廣珠海唐家灣高新區產業人才共有產權住房管理模式，並使之與公共租賃住房、貨幣安置等住房政策共同構成灣區多層次產業人才住房體系，吸引和留住高科技人才。

同時，采取PPP模式，政府以土地入股、吸引社會資金，與城市發展規劃配套，在交通便捷、城市功能完善、產業相對聚集區域，建造限價商品房、人才公寓，向人才定向租售，對初創人才減免和降低房租，或給予符合條件的人才以租金補貼；制定相關土地配套政策，引導房地產開發項目中配建不低於5%的保障房，主要作為面向社會的公共租賃住房使用，鼓勵人才集聚的大型企事業單位和產業園區利用自用存量用地建設公共租賃住房（單位租賃房），采用劃撥方式進行供地保障。

在健全監管機制的基礎上，專家建議，借鑒北京經驗，允許有條件的企業利用閑置工業用地，或通過集約節約利用土地，包括增加容積率等方式節省出土地用於企業員工的住房用地建設，住房僅向無房人才出租，不出售。針對高層次人才引進，建立“人才驛站”，為有意到珠三角就業創業但尚未落實工作單位的高層次人才提供檔案、社保等人事代理服務和公益性培訓。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未出，機場競合已升溫

站在香港國際機場（下稱“香港機場”）的行政大樓上，眺望四周，入目景象一片繁忙：一面是絡繹不絕起飛降落的飛機，一面是正在馬不停蹄施工中的第三跑道填海基建工程。

這個20年前從人口密集的九龍城遷到大嶼山赤鱲角的機場，正面臨著它的第二次巨變——粵港澳大灣區融合加速。

種種跡象表明，作為全球最賺錢的機場之一，香港機場正在加緊開拓珠三角市場。在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呼之欲出的背景下，香港機場深入珠三角腹地將迎來更大的歷史機遇，但也將不可避免地直面大灣區機場群的競爭。

“我們希望香港機場能夠在大灣區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推動大灣區真正融合，讓大灣區的老百姓出行更加方便、成本更低。”香港機場管理局行政總裁林天福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暨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剛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現在規劃即將出臺，（粵港澳大灣區）基礎設施更是重中之重，廣深港高鐵、港珠澳大橋、深中通道等幾條連接港澳與內地的大通道必然會加速推進，而空港將通過發展地面交通來加快。”

香港國際機場。東方IC圖

加速開拓內地航空市場

在上月中旬舉行的第123屆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下稱“廣交會”）上，香港機場將展位設在了人流密集的區域，現場更是打出了“貫通珠三角連系全世界”的宣傳語，他們還聯合航空公司首次向廣交會的客商提供預辦登機服務。

其中，香港航空有限公司（下稱“香港航空”）與國泰航空有限公司（下稱“國泰航空”）推出多項優惠產品，比如購買一張機票，其中還包含了往返珠三角與香港的船票。內地旅客在碼頭便可辦理登機手續及直掛行李至目的地，同時還可享受自動退離境稅服務，並直接減免120港元的離境安檢稅。

香港航空廣州辦事處經理王英贊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香港航空目前正積極開拓內地市場，實行珠三角大基地戰略，重點推進“內地—香港—目的地—香港—內地”的四段聯航服務。

“內地乘客若是經香港轉機去往目的地，乘客不需再持港澳通行證，並且可在香港停留7日。逗留期間，還可享受香港航空合作提供的一系列香港當地旅遊服務，包括為一日中轉的旅客提供免費機場快線當日來回票，為停留3~7晚的旅客提供免費好客體驗觀光團等。”王英贊說。

香港機場管理局機場業界協作助理總經理陳詩敏則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希望此舉可以擴大香港機場在珠三角的影響力，讓更多內地旅客知曉從香港乘機前往境外的便利性。

事實上，已有越來越多的內地旅客選擇從香港機場前往其他境外目的地。數據顯示，2017年，香港機場共接待旅客7290萬人次，其中，僅珠三角旅客經口岸來往香港機場的年旅客量就超過了1405萬人次，而香港總人口約為741萬。

而且，香港機場近兩年來也一直在完善往來珠三角的交通接駁，目前已設立跨境快船、跨境客車、跨境轎車等多式聯運樞紐。以跨境快船為例，緊鄰香港機場的跨境輪渡碼頭——海天客運碼頭連接了9個口岸，分別是東莞虎門、廣州蓮花山、廣州南沙、澳門（外港客運碼頭）、澳門（氹仔）、深圳福永、深圳蛇口、中山、珠海九洲。2017年，跨境快船接載約254萬人次。

為配合港珠澳大橋啟用，香港機場管理局計劃在海天客運碼頭旁興建多式聯運中轉客運大樓及封閉行車橋，預計最快將於2022年啟用。建成後，中轉旅客可以乘坐來往珠海、澳門口岸的專用巴士，經港珠澳大橋直達機場前往海外，不用再辦理香港出入境手續。

對於香港機場開拓內地市場，胡剛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隨著廣州白雲國際機場的國際航線增多，廣州的國際樞紐地位不斷強化，未來還將發展成擁有3個航站樓、5條跑道的超大型機場，運量將大幅增加，而香港作為老牌國際航空樞紐必然感受到壓力。

“其實珠三角地區的機場密度、空域密度以及旅客吞吐量和貨運量已經非常高了，競爭本就很大；香港機場加入競爭也是好事，這能促進航空公司改善服務、保持合理票價。同時，香港機場在服務、候機樓設計方面有優勢，值得內地機場學習。”胡剛說。

廣州白雲機場T2

不容小覷的競爭力

第一財經記者梳理上市機場年報發現，2016年，香港機場收益總額186.27億港元，權益股東應占溢利82.76億港元，由此算出其凈利潤率超過44%——這一數據遠超粵港澳大灣區內廣州白雲機場的22.6%和深圳寶安機場的18.52%，也超過了上海機場的40.36%和廈門機場的26.38%。

賺錢能力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香港機場的競爭力不容小覷。林天福認為，機場本身有多少旅客，跟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程度息息相關，因此，香港機場並不以追求旅客數量為目標，“香港有很多國際公司，這些外國公司的高管很多差不多每周都要出差。這就要求我們的機場能夠給他們提供最大的便捷。”

為追求效率，香港機場將轉機時間壓縮至50分鐘以內。比如，從內地坐船前往香港機場乘機，兩年前需要在航班起飛前180分鐘到達海天碼頭，現在則縮減至70分鐘。

林天福表示，效率提升的背後是各個流程的優化。為了保證行李能同時到達，每一次的縮時是以分鐘來減少，“我們希望能將這樣的效率服務延伸至大灣區，將來的候機時間縮短至58分鐘。”

除了效率之外，香港機場在價格、服務、與航空公司聯動等方面均比內地機場有顯著優勢。家住廣州的吳女士最近幾次出國都選擇從香港機場出發，她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因為前往歐美的機票從香港飛更便宜，而且便宜了不止一點點。”

今年春節，吳女士前往美國洛杉磯的往返機票（含稅費）花費3000多元（人民幣），即使加上從廣州到香港機場的路費，也遠低於從廣州白雲機場直飛洛杉磯的價格。

此外，在粵港澳大灣區內，有些境外城市僅開通了到香港的直航航線。比如，國泰航空今年針對珠三角乃至大灣區旅客開通了多條直航新航線，包括已開通的往返香港與布魯塞爾直航航班，及將要開通的往返香港與都柏林、哥本哈根、華盛頓、開普敦等城市的直航航班。

國泰航空市場推廣及直接銷售代表郭鳳怡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2017年，珠三角市場約占國泰營業額總數的5%，這一數據比以往有明顯增長，“我們對未來的預期也是正面的，尤其是隨著港珠澳大橋和廣深港高鐵的開通，到香港坐飛機會越來越方便，珠西將會有更多的旅客選擇從香港乘機。”

澳洲會計師公會大中華區稅務委員會委員王文暉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作為自由港，香港長期以來對客貨運運輸效率的追求，使其不斷完善物流配套、降低運營成本，從而吸引更多的客運和貨運來到香港，“比如，‍‍經過香港轉運的‍‍貨物是不用報關的，‍‍進出口貨物的報關手續也相當簡單、費用低廉。同時，在流程上經過多年優化已經非常成熟穩定，這也是旅客和企業對香港信任的原因。‍‍”

需共同做大市場蛋糕

第一財經記者梳理官方公開資料發現，2017年，粵港澳大灣區五大機場（香港、澳門、廣州、深圳、珠海）的總體旅客吞吐量超過2億人次，貨郵吞吐量近800萬噸，運輸規模已經超過紐約、倫敦、東京等世界級機場群，位於全球灣區機場群之首。

而且，從過去10年的數據來看，五大機場的旅客和貨郵吞吐量均呈持續增長態勢。由於國內航空市場的需求增加，廣、深機場的旅客吞吐量在五大機場總量中的占比均在增加，而香港機場的份額則逐年下降。

就目前的運量來看，香港機場現已投入運營的兩條跑道已趨於飽和狀態，一號客運大樓設計的標準是處理4500萬旅客，但如今已達到7300萬。香港機場方面預計，未來旅客數量還會繼續增加，目前在建的一號客運大樓擴建項目預計2020年落成使用，而等到2024年第三跑道系統竣工後，每年可接待1億人次旅客。

廣州白雲國際機場2017年的旅客吞吐量達到6583.69萬人次，同比凈增量超600萬人次，增幅達10.2%，接待能力也趨飽和。今年4月，廣州白雲國際機場2號航站樓（T2）和綜合交通中心正式投入使用，T2設計容量為年旅客量4500萬人次。

按照白雲機場的計劃，2018全年白雲機場還將力爭開通15條國際航線，新增7個國際航點。白雲機場方面表示，T2啟用是加快國際化進程的重要一步，預計2018年年旅客吞吐量將達到7000萬人次，貨郵吞吐量將達到190萬噸。

隨著香港機場加速開拓內地市場，粵港澳大灣區內的航空競爭在加劇，尤其在出境旅客方面，是否會上演“搶客大戰”？

對此，香港機場管理局機場業界協作總經理馬耀文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市場“餅夠大”，民航需求強勁，即便擴容也是供不應求，個個都夠吃。

馬耀文表示，當前，香港本地旅客及內地旅客外出旅遊需求不斷增長，雖然內地直航航線的增多會分流一部分旅客，但是總體市場需求仍然強勁，增量大於分流部分。

香港航空品牌管理副總經理姚祺同樣認為，現在談競爭還為時尚早，當務之急是一起把蛋糕做大，把市場需求充分地挖掘出來。

姚祺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香港航空此前曾做過調研，香港本地人均出境頻率是每年兩次，而珠三角地區人均每年出境一次都不到，說明還有非常大的增長空間，“目前在我們的旅客中，有1/3是香港本地人，1/3是外國人，還有1/3是內地居民，我們預計未來內地居民的占比將會達到一半。”

胡剛也表示，無論是出境還是國內往返，隨著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航空出行的次數將會越來越多。到2035年，珠三角地區的人口將增至1億甚至更多，人口密度高、經濟發達，旅遊、商務等對航空的需求很大，因而並不會過剩。

機場群之間統籌分工

其實，早在2012年，國務院發布的《關於促進民航業發展的若幹意見》就已經對廣州白雲機場做出了明確定位，即著力把北京、上海、廣州機場建成功能完善、輻射全球的大型國際航空樞紐。

2017年2月發布的《中國民用航空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進一步提出，建設與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相適應的世界級機場群，明確區域內各機場分工定位，與其他交通運輸方式深度融合、互聯互通。

到了2017年3月，“粵港澳大灣區”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而珠三角機場群正位於粵港澳大灣區內。隨後，中國民用機場協會秘書長陳曉寧公開撰文表示，要形成具有整體凝聚力與競爭力的珠三角機場群，必須明確珠三角各機場的定位與功能，形成整體統一、分工明確、功能完善、發展聯動以及共贏共利的機場群。

陳曉寧認為，香港機場應保持和發展其傳統的國際轉國際的樞紐功能；廣州機場應該定位於國際樞紐，加大國際轉國際的航班量，最終形成以國際轉國際為主，以內地航班為輔的世界級機場；深圳機場則建成國內外航線非常豐富的點對點機場，或者以點對點為主輔之以樞紐功能的機場；澳門機場則打造為與葡語系國家商貿文化交流的空中橋梁；珠海機場則開辟更多的以通航制造、航展以及特色旅遊為主的境內外航線。

2017年4月，《廣東省綜合交通運輸體系發展“十三五”規劃》對省內各大機場進行了明確定位和分工。長期研究中國城市規劃的胡剛說，“大灣區機場群確實需要統籌，有計劃的競爭很重要。”

胡剛進一步分析認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機場間隔近，完全可以看成一個城市來謀劃。比如，東京的羽田機場和成田機場就具有明確的分工和合作關系，紐約灣區機場之間也非常近，同樣有競爭也有分工。香港與廣州應承擔更多“國際化”的擔子，航空能力強對促進大灣區的經濟發展、科技創新都有好處，特別是對促進現代高端服務業有很大作用。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深圳就完全不開國際航線。只是從距離來看，從深圳坐車去廣州或香港飛是可行的，像長三角的國際航線基本集中在上海，周邊寧波、蘇州等城市都去上海乘坐航班。其實政府需要做的是疏通地面的交通，深莞穗城際和虎門二橋馬上就要開通了，情況也會改變。”胡剛說。

馬耀文表示，大灣區機場之間是健康的競爭關系，如果只有一家機場、一家航空公司，那麽必定是服務差、價格貴，有競爭才會有發展。特別是香港、廣州、深圳三大機場應該開展更多的合作，讓大灣區市民有更多的選擇。

合作打造世界級交通樞紐

粵港澳大灣區的合作建設，正隨著時間按部就班地進行中。

2017年7月1日，《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下稱《協議》）在香港簽署，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被擺在合作重點領域的首位。《協議》指出，發揮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優勢，帶動大灣區其他城市共建世界級港口群和空港群，優化高速公路、鐵路、城市軌道交通網絡布局，推動各種運輸方式綜合銜接、一體高效。

在姚祺看來，香港就是連接中國內地與世界的橋梁，“香港在國際市場上的認可度非常高，我們在舊金山開航時，講到香港是連接舊金山灣區和粵港澳大灣區的橋梁，（這一說法）在當地很受歡迎。現在中國的國力越來越強，全世界都要跟中國做生意，內地從香港出去是中轉，從境外回來通過香港也是中轉，航空公司不只是簡單地把客、貨從A運到B，每條航線背後連接的還是經貿和文化。”

王文暉也持相同看法，香港是一個國際互通的平臺，一直以來，許多外企前往內地投資都是通過香港，而現在國家也鼓勵內地企業走出去，那麽仍然可以將香港作為平臺。

事實上，粵港澳大灣區五大機場早已意識到了加強合作的重要性。由香港機場倡導發起的珠江三角洲五大機場論壇最早於2001年7月召開，參加論壇代表同意定期舉行會議，不過，2001年至2003年間由成員機場輪流主辦後再沒有召開。

到了2007年6月，珠三角地區五大機場會議在香港再次舉行。五大機場包括廣東省機場管理集團公司、香港機場管理局、深圳市機場(集團)有限公司、澳門國際機場專營股份有限公司和珠海機場集團公司，同意重新啟動及擴大五大機場之間的溝通合作，並在原有基礎上建立一個更緊密的合作機制。

此後，從2009年開始，珠江三角洲五大機場主席會議每年召開一次。2017年，五大機場在與會期間簽訂了會議備忘錄，在新的合作周期里，將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建立機場群建設、空域精細化管理等方面的多方溝通交流機制。

王文暉認為，三地的機場在人才、資源等諸多方面均有合作空間，再配合陸運、海運，共同提升大灣區的物流樞紐地位。

王文暉還建議，可以利用香港在某些航空產業方面的獨特優勢加強合作。比如在飛機租賃方面，相比愛爾蘭、新加坡以及中國內地保稅港區，香港給予飛機租賃商的所得稅稅率是最低的——符合條件的飛機租賃商實際稅負率低至1.65%。如果內地的飛機租賃商想去境外發展，香港將是一個理想的平臺。

（第一財經記者陳姍姍對此文亦有貢獻。）

粵瓊桂加速共建北部灣城市群，與粵港澳大灣區互聯互通

隨著海南自貿區（港）建設的啟動，橫跨廣西、海南和廣東三地的北部灣城市群也有望加速推進。

近日，廣東、廣西、海南三省（區）政府在海口市簽署《2018-2019年推進〈北部灣城市群發展規劃〉實施合作重點工作》協議（下稱《協議》）。《協議》提出，三省（區）將在2018-2019年重點推進實施包括推進交通基礎設施、完善城市群生態環境治理聯動機制、推進重大開放通道和平臺建設、推進產業對接融合、推進北部灣城市群對接粵港澳大灣區等5個方面的重點工作。

北部灣城市群背靠祖國大西南、毗鄰粵港澳、面向東南亞，是我國沿海沿邊開放的交匯地區，在我國與東盟開放合作的大格局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從發展沿革上看，最早的北部灣經濟區主要是廣西的南寧市、北海市、欽州市、防城港市、玉林市、崇左市6市。廣東省體改會副會長彭澎對第一財經分析，原來做的北部灣規劃只有廣西的部分，但目前廣西經濟仍比較落後，單靠廣西的力量顯然不夠。

作為第一經濟大省，如何發揮廣東的力量和優勢對北部灣城市群發展十分重要。澎澎說，從廣東來講，雷州半島也屬於北部灣區域，而且廣東作為第一經濟大省，正在大力打造海洋經濟，所以無論是打造對東盟的貿易橋頭堡，還是南海的開發，都要充分發揮廣東的作用。

因此，2017年1月20日，國務院批複《北部灣城市群發展規劃》將原廣西北部灣經濟區改為跨廣東、廣西、海南三省的北部灣城市群。這是大的北部灣概念。

根據規劃，目前北部灣城市群範圍包括廣東湛江市、茂名市、陽江市，廣西南寧市、北海市、欽州市、防城港市、玉林市、崇左市和海南省海口市、儋州市、東方市、澄邁縣、臨高縣、昌江縣。陸域面積 11.66 萬平方公里，海岸線 4234 公里，還包括相應海域。

在我國的沿海地區中，這一區域也是經濟相對落後的區域。目前，該區域人均地區生產總值低於全國平均水平，人口密度和經濟密度低於毗鄰國家的一些地區，傳統產業發展轉型面臨突出困難。在城鎮化方面，區域內缺乏輻射帶動作用強的特大城市，南寧等中心城市集聚和輻射效應不足，對高端生產要素吸引力不強，創新創業不夠活躍。

在這種情況下，通過加快與粵港澳大灣區的對接，實現北部灣城市群與粵港澳大灣區互聯互通意義重大。《協議》提出，要加強四個方面的溝通對接：加快推進北部灣城市群與粵港澳大灣區互聯互通的重大交通基礎設施項目規劃建設，推進鐵路、高速公路、港口航道工程、水利建設重大項目納入粵港澳大灣區相關專項規劃。加快融入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港口群；加快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國際航空樞紐建設，加快建設南寧航空中轉樞紐，加密連接東南亞、南亞的國際航線。

在產業方面，加快北部灣城市群與粵港澳大灣區的先進生產力對接，承接產業轉移。積極共建北部灣臨海產業園，進一步加強先進制造業、現代服務業等領域合作。合作發展海洋經濟，共建海洋經濟示範區。

尤其是，隨著珠三角的轉型升級和產業外溢，同時珠三角通往粵西等地的高鐵加快建設，未來北部灣與粵港澳灣區之間的對接和互聯互動將更加緊密，產業也有望加快速發展。

另一方面，對於北部灣內部而言，當前海南、粵西和廣西北部灣地區的交通設施都存在不完善的問題，因此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對北部灣城市群意義重大。《協議》提出，在推進重大開放通道和平臺建設上，加快推進瓊州海峽南北兩岸港航資源整合，促進瓊州海峽港航一體化。《協議》同時要求，要推進交通基礎設施等先導性合作項目和加快推進互聯互通的重大交通基礎設施項目規劃建設，構築互聯互通的城市群交通網絡。

發改委：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很快會出臺實施

在5月16日國家發改委的新聞發布會上，國家發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新聞發言人孟瑋表示，關於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目前規劃綱要正在制定過程中，很快會出臺實施。其他相關的政策措施，也大多處於制定過程中，將會成熟一項推出一項。

今年3月20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會見采訪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中外記者時表示，我們要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把它建成世界級的大灣區，“三地有各自獨特的優勢，能夠形成互補”。

李克強說，現在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綱要正在制定過程當中，很快會出臺實施，港澳居民到內地來，特別是到廣東來工作、生活，在住房、教育、交通等諸多方面將逐步享受同等的待遇。

2017年7月1日，《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下稱《協議》）在香港簽署，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被擺在合作重點領域的首位。除了基礎設施之外，粵港澳三地還關註在未來科技創新迸發動力。

此前，廣東省省長馬興瑞在出席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粵港澳大灣區”分論壇時表示，與東京、紐約、舊金山三大灣區相比，粵港澳大灣區在科技創新方面的差距最大，這也是未來的主攻方向。

馬興瑞說，基礎設施的互利合作是可以做到的，人流物流的便捷流動也能夠突破，但如果在未來的十年、二十年，我們的科技創新能力如果趕不上東京和紐約，我覺得這個大灣區就很難可持續地提高競爭力。

據悉，在很快就要出臺的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中，三地攜手共同打造國際科創中心確實將被擺在重要位置。

廣東省發改委主任何寧卡在今年廣東省兩會期間透露，廣東正在配合國家發改委組織編制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實施方案，加快建設廣深科技創新走廊，將其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主要承載區。

廣東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示範區，對港澳服務業更開放

作為唯一一條連接澳門和珠海橫琴的大橋，珠澳蓮花大橋穿梭巴士已經實現刷金融IC卡支付車費，而這樣便捷的跨境支付手段或許很快就將在廣東自貿區更多的公共服務領域落地。

國務院近日發布了《進一步深化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開放方案》。方案提出，到2020年，率先對標國際投資和貿易通行規則，建立與國際航運樞紐、國際貿易中心和金融業對外開放試驗示範窗口相適應的制度體系，打造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先行區、高水平對外開放門戶樞紐和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示範區。

踐行制度創新高地任務

方案提出了建設公正廉潔的法治環境、建設金融業對外開放試驗示範窗口和深入推進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等18個方面的具體舉措，其中就包括拓展金融IC卡和移動金融在自貿試驗區公共服務領域的應用，為粵港澳居民跨境往來提供便捷的支付服務。

廣東省副省長歐陽衛民今日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回答第一財經記者提問時表示，方案提出的發展目標，是堅定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對廣東提出的“在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上走在全國前列”重要指示精神，把廣東自貿試驗區建設成為向世界展示我國改革開放成就的重要窗口、國際社會觀察我國改革開放重要窗口的一個具體體現。

在打造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先行區方面，廣東自貿試驗區將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將國際貿易“單一窗口”拓展到服務貿易領域，探索與國際高標準規則相銜接的知識產權、人才、法治體系，率先創造一流的國際化營商環境。

在打造高水平對外開放門戶樞紐方面，廣東自貿試驗區將打造全球港口鏈，支持轉口貿易、離岸貿易、數字產品貿易等國際貿易新業態、新模式的快速發展，建設區域型股權交易市場和再保險中心，推動建立統籌國際國內市場、空港和海港資源、在岸與離岸業務、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全球供應鏈的核心樞紐。

中山大學自貿區綜合研究院副院長毛艷華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此次提出的“兩區一樞紐”定位，充分體現了廣東自貿試驗區踐行制度創新高地這個核心任務。

毛艷華分析，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先行區強調的是對接高標準國際貿易投資通行規則，與最初的建設方案相比，增加了知識產權保護、勞工問題、環境保護等一系列新的內容，體現了廣東作為試驗田和壓力測試的作用。高水平對外開放門戶樞紐強調的是提高國際貿易投資的能級，要在我國高質量發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發揮更重要的作用，為雙向開放提供支撐。

“至於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示範區，很明顯是為了港澳能夠更好的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港澳居民能夠共享改革開放的成果。廣東自貿區要繼續探索體質機制創新問題，破解障礙，使三地要素便捷流通，以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政策更好落地。”毛艷華說。

廣東省副省長歐陽衛民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 圖片來源：國新網

深入推進服務貿易自由化

廣東自貿試驗區在建立伊始，就肩負著在新形勢下推進改革開放和促進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的重要使命，而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後，廣東自貿試驗區的作用就顯得更為重要。

歐陽衛民表示，廣東自貿試驗區將充分發揮制度創新優勢，在CEPA框架下，率先對港澳服務業進一步開放，擴大港澳金融、會計、律師、建築等專業服務範圍，引入香港建築工程管理模式，將港澳的航線作為國內特殊航線來管理，不斷突破粵港澳深度合作的體制機制障礙，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發揮示範引領作用。

根據方案，還將研究推進在自貿試驗區工作的港澳金融專業人士通過培訓測試的方式申請獲得內地從業資格，其在港澳的從業經歷可視同內地從業經歷。允許自貿試驗區內港澳與內地合夥聯營律師事務所的內地律師受理、承辦內地法律適用的行政訴訟法律事務。允許自貿試驗區內港澳與內地合夥聯營律師事務所以本所名義聘用港澳律師。

此前，廣東自貿試驗區已經先行試點了“擴大內地與港澳合夥型聯營律師事務所設立範圍”。珠海橫琴片區成立了中國首家內地與港澳合作的中銀-力圖-方氏（橫琴）聯營律師事務所，還設立澳門投資綠色通道，探索試行“港資港模式，澳資澳模式”，加快投資項目建設審批。

廣州南沙片區和深圳前海片區也推出了相關政策，並且在“人才資格互認”方面做出嘗試。南沙區相關負責人曾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今年還將繼續推進國際人才資格互認工作，加大力度引進國際先進的職業標準，拓寬行業及工種，推廣國際通行的職業資格認證及相關認證培訓，開展國際職業資格證書考試認證及鑒證服務。

毛艷華表示，服務貿易是我國建設貿易強國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而且要通過擴大開放來推動貿易高質量的發展。香港是優質創新資源匯聚的地方，通過香港，資金、人才、技術等會更方便進入廣東自貿區和粵港澳大灣區。同時，要素的便捷流動也必然加快服務貿易相關的體制機制規則的創新。

除了深入推進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廣東自貿區還將在促進粵港澳經濟深度合作、創新粵港澳科技合作機制、建設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合作示範基地、攜手港澳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方面推出多項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