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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發布在即，區域GDP首超10萬億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呼之欲出，大灣區的經濟和人口都保持較快增長。

第一財經記者統計發現，2017年粵港澳大灣區11城GDP之和已經達到了10.22萬億元，這也是粵港澳大灣區GDP首次突破10萬億大關，折合美元達15145億美元，仍略低於全球第11大經濟體韓國。

GDP首超10萬億

“粵港澳大灣區”由“9+2”城市組成，即（廣州、佛山、肇慶、深圳、東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門）9市和香港、澳門2個特別行政區。土地面積合計約5.6萬平方公里，比紐約、舊金山和東京三個經濟區的面積總和還大。

粵港澳大灣區僅憑借占比0.6％的國土面積，貢獻率占全國GDP總量的12.57％，是中國最具經濟活力的灣區。目前粵港澳大灣區的GDP總量，與紐約灣區相當，不過仍與東京灣區有不小的距離。

11個城市中，香港、深圳和廣州是整個灣區的三大龍頭城市。其中，香港以23049億元位居榜首，深圳以22438億元位居第二，與香港的差距僅為611億元，廣州以21503億元位居第三。這三個龍頭城市體量相當，各具優勢。

從地理位置上看，珠三角西岸發展程度明顯不如東岸，龍頭城市也主要位於東岸。另外，沒有龍頭不行，但是龍頭太多了也存在如何協調合作、發揮各自優勢的問題，這也是未來粵港澳大灣區需要解決的一個重點。

在人均GDP方面，去年粵港澳大灣區的人均GDP達14.7萬元，約合2.18萬美元，相當於東京灣區的一半左右，紐約灣區的三分之一，舊金山灣區的五分之一。

分城市來看，大灣區內部各個城市的落差較大，既有港澳這樣遙遙領先的發達經濟體，也有江門、肇慶這兩個人均GDP低於中國內地平均水平的欠發達地區。

其中，澳門人均GDP達到了52.1萬，折合美元達7.71萬美元，是最後一名肇慶的近十倍。香港以人均31.1萬位居第二，折合4.6萬美元。超過大灣區平均水平的還有深圳（17.9萬）、廣州（14.8萬），珠海則與平均水平相當。而“世界工廠”東莞，人均GDP只有9.1萬，與平均水平仍有較大距離。

不過，這樣的落差，也意味著未來大灣區仍有較大的發展空間。尤其是在目前灣區核心城市功能由制造中心向生產服務中心轉移，核心城市對周邊小城市、外圍地區的輻射帶動作用更為顯著，從而形成產業在灣區範圍內的合理梯度分配體系。

專家認為，當前珠三角制造業比較發達，整體處於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型的過程中；香港、深圳等部分城市已出現創新型經濟特征。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2017全球創新指數報告》中，深圳-香港地區超越矽谷所在的舊金山灣區，在全球創新集群中排名第二，僅次於東京灣區。為打造廣深科技創新走廊、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邁向世界級科技創新中心主要承載區奠定堅實的基礎。

人口接近7000萬

在經濟活躍、快速發展的同時，大灣區的人口集聚和流入勢頭也十分強勁。目前大灣區11城人口之和達到了6956.8萬，接近7000萬大關，是世界四大灣區中人口最多的。

其中，深圳、廣州和佛山增長勢頭非常迅猛。廣東省統計局4月發布的數據顯示，2017年，廣東常住人口總量繼續位居全國之首，占全國人口的8.03％，比上年提高0.08個百分點。2017年末，廣東常住人口11169萬人，比上年增加170萬人，增長1.55％，增幅同比提高0.17個百分點。人口密度每平方千米622人，為全國的4.29倍。

同時，常住人口進一步向珠三角中心城市集聚。廣東省統計局數據顯示，2017年末，廣東常住人口區域分布總體格局沒有發生改變。2017年，珠三角人口數量比上年增加152.05萬人，增幅同比提高0.42個百分點，比同期全省常住人口增幅高出0.98個百分點。深圳、廣州兩個超級大城市的人口分別比上年凈增61.99萬人和45.49萬人，位居全國第一、二位。兩市常住人口增幅占同期全省以及珠三角常住人口增量的63.22％和89.44％。

廣深之外，佛山的人口增量也達到了19.4萬，增量超過了武漢、成都、鄭州等中西部的大城市，位居全國第六。

廣東省體改研究會副會長彭澎對第一財經分析，新一輪發展過程中，工業4.0、制造業高端化、智能化在廣東尤其是珠三角的發展空間很大。除了產業基礎之外，珠三角地區還擁有良好的氣候、生活環境、便捷的軌道交通，珠三角形成的一小時生活圈，有利於吸引高端制造業所需的高素質人才，因此，高端制造業在珠三角擁有較大的發展空間。產業的快速發展也吸引人口的不斷流入。

今年5月，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發布的“廣東智庫論壇”系列成果——《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報告（2018）》指出，從年齡結構上看，大灣區人口年齡結構較輕，勞動力人口比重高，使得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充分活力，灣區可持續發展的人口動力強勁。2016年，粵港澳大灣區15-64周歲的人口規模為5181.23萬人，占總人口的76.22％，比全國平均水平高了3.72個百分點。

報告還提出了大灣區未來建設的四大建設重點，包括強化廣深科技創新走廊建設；建立系統化、分層次的人才引進機制和相關人才培養、科研攻關體系，大力營造培育人才、引進人才的軟環境；以廣州、深圳、香港、澳門四大核心城市作為支撐，帶動土地、產業鏈、生產率等要素的空間布局優化，綜合帶動其他城市協同發展；充分發揮南沙、前海、橫琴三大自由貿易區，打造粵港澳自由貿易港，通過自由貿易區、貿易港建設，帶動高端資源“引進來”，推動自主創新成果“走出去”。

按照去年底廣東省印發的《廣深科技創新走廊規劃》，廣深科創走廊規劃範圍為沿廣深軸線區域，具體為北起廣佛交界處，經廣州主城區、東莞松山湖、深圳主城區，南至深圳大鵬新區，沿廣深高速、廣深沿江高速、珠三環高速東段、穗莞深城際、廣九鐵路等複合型交通要道所形成的創新要素集聚區域，長度約180公里。規劃指標數據統計範圍為三市全域。

彭澎分析，珠江東岸的廣深鐵路、高速公路是全中國最繁忙的交通通道，也是最重要的產業帶，交通發達，產業形態多樣化，在這個地方打造廣深科技走廊具備了良好的基礎。

表：粵港澳大灣區11個城市經濟及人口情況

立足粵港澳大灣區，深圳力補基礎科研短板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出臺在即，關於科技創新的討論也越發熱烈，作為大灣區的核心城市之一，深圳被譽為創新高地，但這片風光的背後也有著隱痛，即積弱已久的基礎研究。

作為科創的源頭，有基礎研究，創新之路才能走得更遠。作為創新之城的深圳，要如何在基礎研究上發力，才能在高科技產業上超越舊金山灣區？

對此，有觀點稱，一方面深圳要加大投入，繼續引進高校，並發揮好現有高校的作用，在學科設置等方面尋找突破口，吸引高端人才的聚集；另一方面，要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高校合作，實現資源互補；還有觀點稱，深圳要留住人才，必須逐步補齊醫療、教育和人文等短板，打造宜居環境。

基礎研究積貧積弱

在創新模式上，深圳有個極具特色的“6個90%”現象, 即90%的創新企業是本土的，90%的研發人員是來自企業的，90%的科研投入來源於企業，90%的專利產生於企業，90%的研發機構是在企業，90%以上重大的科技發明也是來源於深圳的龍頭企業。

顯而易見，深圳的創新主體絕大多數是企業。不過，對企業來說，更常見的創新是能快速產業化的技術，而非源頭創新和基礎科研；而對深圳的長遠發展來說，更需要的是後者。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近日召開的中國科學院第十九次院士大會和中國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會上表示，基礎研究是整個科學體系的源頭。實現前瞻性基礎研究、引領性原創成果重大突破，夯實世界科技強國建設的根基。

對主要供應商和科研合作方在國外的國內高科技企業來說，基礎研究也尤為重要。

80後的黃源浩是深圳奧比中光科技有限公司的創始人，作為一名創業者，他喜歡深圳完善的硬件產業鏈，也喜歡當地有名的南山科技園辦公大樓深夜12點時的燈火通明。

目前，黃源浩公司生產的3D傳感攝像頭已處於行業領先位置，但他也熱切希望深圳能加強感知和智能方面的基礎研究。

黃源浩對第一財經記者說：“希望深圳能從算法、芯片、光學等方面加強基礎研究，比如光學方面的發射和接收等。”

深圳要加強的方面還不止這些。改革開放40年來，深圳雖然在科技創新上迎來了飛躍，但是並未等來國家重點科研資源的傾斜，這座城市的基礎研究整體而言始終處於相對弱勢。

目前，全國已經建成的大科學裝置22個，國家“十三五”規劃新建大科學裝置16個。這38個大科學裝置中，合肥依托中國科技大學取得8個，北京有7個，上海有5個，這三座城市的大科學裝置總數占全國的50%以上。

“在上述38個大科學裝置中，深圳擁有的數量為0。”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信息部部長鄭宇劼對第一財經記者說，“這些大科學裝置雖然離產業較為遙遠，但是有非常強的外溢效應，會有一批科學家到這些城市工作，他們也會帶來學生，進而形成強有力、高質量的研究機構。而研究機構一多，就會形成人才池，科研生態就打造起來了。”

鄭宇劼補充，這十幾年來，廣東省獲得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中，深圳占據的比例也非常低。

高校和科研院所匱乏

同時，深圳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上的資源匱乏，也是造成其基礎研究薄弱的一個重要原因。這兩者是基礎研究依托的載體，深圳在這方面也是積弱已久。

在過去，深圳的高等教育被戲謔為“貧瘠之地”。1983年，深圳第一所全日制普通綜合性大學——深圳大學誕生。在隨後相當長時間內，該校都作為當地唯一的本科院校，獨領風騷。

深圳市原副市長唐傑此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其實深圳一直都很重視高等教育，只是力有不逮，“深圳一直大力支持發展高等教育，尤其是本科教育。但是多年前國內外知名高校來深辦學的意願並不強。我們也很苦惱，一直不斷與眾多高校接洽，但大部分高校只傾向於在深圳創建研究生院。”

2001年，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分別在深圳成立了研究生院。次年，哈爾濱工業大學也南下深圳。不過，顯然，無論是辦學規模還是輸出的人才數量，研究生院都趕不上本科院校。

在將近十年後，深圳才迎來了另一所本科院校，2010年底，教育部正式批準南方科技大學籌建。一直到2015年後，當地高等教育的發展才駛上了快車道，洽談引進外來高校的力度之大、速度之快令人矚目。

目前，深圳已先後與北京大學、中山大學、澳大利亞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等多所國內外知名高校簽署合作協議，以本科生教育為主。其中，少數高校已經落地。

第一財經記者統計發現，深圳已建成的高校數量有十二三所。不過，這個數字仍不算高。單以高校數量論，目前國內其他一線城市和實力較強的二線城市高校數量幾乎都在四五十所以上，而深圳的高校數量與其城市地位和經濟規模相比，相差太遠。

鄭宇劼說:“科技企業如果不依托研發機構，就是無源之水。之前深圳的企業還可以和國內其他地方的一些高校研究機構合作，因為這些高校在科技成果轉化上的意願不強或者轉化得不盡如人意。但是現在，隨著一系列政策的出臺，全國的高校都在科技轉化上躍躍欲試，所以深圳不能再依賴別人了，得建立自己的高校研發機構。”

等上述引進的高校建成後，深圳高校數量有望翻倍。在此之前，深圳應如何把現有高校的優勢發揮出來？

深圳市委黨校副校長譚剛認為，深圳高校可以選擇設置容易突破的學科，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說：“做基礎研究需要有引領性的科學家和知名學派，目前深圳的高校在短期內很難達到傳統高校的人才優勢，所以可以在學科設置上尋找出口。要麽選擇全世界最新的學科，要麽根據深圳的科技和產業發展設置關聯學科。”

同時，譚剛也認為，深圳應該跳出一個城市的範疇，立足於整個大灣區進行資源整合，“不能做‘單打冠軍’。香港和廣州在高校資源上豐富，深圳可以通過互補或強強合作的方式來設置學科或引進團隊。”

近日，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方舟在深圳的一場粵港澳大灣區論壇上也表示，在新的歷史階段下，科技創新領域的合作應該有不一樣的視角，不是你做什麽我就不做什麽。既然深圳和香港都想做科技，那麽可以把深圳的產業優勢和香港的高校優勢結合起來，共同提升在全球的科技影響力。

住房教育保障等多管齊下

如果說高校和科研機構是基礎研究的載體，人才則是主體。對高端人才來說，能留住他們的除了發展機會，還有其他軟性因素。

從美國輾轉來到深圳落腳後，黃源浩喜歡這座城市的天朗氣清和悠悠流轉的白雲，喜歡四季可見的郁郁蔥蔥，但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他也希望醫療和教育能盡快起來。

醫療和教育可謂是高端人才關註的重中之重，但卻是深圳這座年輕城市現有的短板。

深圳一位在高校工作的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多年前，他們從千里之外的校區本部引進老師時，發現深圳的經濟地位成為阻力，雖然現在這座城市的經濟地位上來了，但由於教育和醫療等資源的匱乏，那些人到中年的教師們頗有顧慮。

不過，深圳現在正多點開花、全方位地解決這些掣肘。除了上述不斷引進知名高校外，深圳也在大力興建基礎教育階段的學校。深圳還面向全球大手筆引進名醫(名科)、名院、名診所，以解決尖端醫療人才匱乏、高端醫療消費外流的問題。

在住房上，“十三五”期間，深圳將建設籌集保障性住房和人才住房40萬套，其中人才住房不少於30萬套，相當於特區成立30多年來建設各類政策性住房數量的總和，也超出了“十二五”期間全市開工的所有商品房數量總和。深圳也在大力發展租賃性住房，探索建立長效機制。

同時，深圳也在以一種更直接的方式加強基礎研究。近年來，深圳通過“官助民辦”的模式培育了光啟研究院、國創新能源研究院等一批新型科研機構；並已建成中科院大亞灣中微子實驗室，中國首個、全球第四個國家級基因庫和國家超級計算深圳中心。

今年1月召開的深圳市委六屆九次全會更是提出，要規劃建設國家級綜合性科學、技術中心。鄭宇劼表示，這是深圳首次提出這一目標，也是深圳聚集全球創新資源、服務建設世界科技強國戰略的重大舉措。

粵港澳大灣區深圳定位“科創之城”，PE資金先行布局

粵港澳大灣區內11座城市各具優勢。如何在未來的粵港澳大灣區規劃中突出自己的優勢，也是深圳當下最關心的問題。

根據深圳市統計局的數據，2017年深圳的四大支柱產業中，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7359.69億元，增長12.2%。“研究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對於深圳企業有重要意義，深圳經濟與產業將走向更高端，深圳企業在大灣區建設中贏得更多機遇。”深圳市原副市長唐傑在近日舉行的2018松禾資本春季論壇上表示，要充分發揮、集聚放大深圳創新驅動的帶動作用。

深交所支持直接融資

隨著供給側改革的不斷深入，增強經濟的創新力和競爭力成為共識，資本市場也在呼喚更多的創新企業，支持科技創新。

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推廣部總監陳峰認為，當前資本市場面臨幾個新形勢。一是直接融資占比低，2017年直接融資占比僅有7%，同比減少17個百分點。其中股權融資在社會融資規模中占比較小，不超過8%；企業債券融資去年凈增4495億元，同比減少2.55萬億元，下降85%。

二是資本支持需求增大，陳峰認為當前我國證券化率總體呈上升態勢，目前穩定在70%左右。但和發達國家、部分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的證券化率仍有提升空間，“目前證券化率和美國相比，差距超過80個百分點，甚至略低於印度。”

三是居民資產配置比例中，房地產配置占比逐漸降低，與此同時我國居民家庭對金融資產嚴重欠配。“當前，我國居民金融資產配置占比相比美國低了37個百分點。”陳峰認為，個人的金融資產配置還有進一步上升空間。

陳峰表示，資本市場在服務與支持企業發展過程中，處於不同階段的企業需要不同的制度供給。健全的多層次資本市場應能夠為不同階段，特別是初創階段的的企業提供有效支持。

PE資金布局科創

在此背景下，多家本地PE機構表示，未來的投資方向將進一步聚焦科技創新企業，為深圳的科創發展註入更多資金活水。

松禾資本於6月啟動三只新基金，擬募集總額20億元人民幣及1億美元，聚焦“硬科技”和海歸科學家的創業項目。

深圳市鯤鵬股權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總裁曹翔表示，鯤鵬資本作為深圳國資委打造的基金，公司的使命非常清晰，就是促進深圳產業經濟轉型，用最大力量幫助本土創新企業發展。“我們會圍繞著前瞻性的科技、創新，前瞻性的戰略布局，聚焦我們優秀的企業、聚焦優秀的投資管理公司進行深度合作。”

南山引導基金董事長劉理認為，無論是科技孵化、科技創新，還是總部經濟，都是南山區的最專長。“南山區的經濟體量全國第三，上市公司有147家，高新技術企業是3000多家。‘獨角獸’數量深圳在全國排名第四，一共14家全部在南山區。”

“獨角獸”企業的培育一直受到政策鼓勵。但劉理表示，“獨角獸”已經是非常大的動物，更缺錢的是中小微企業，“關註大的企業的同時，要更多地關註中小微企業成長，讓更多的中小微企業成為‘瞪羚’，才有可能出現更多的‘獨角獸’”。

福田引導基金總經理汪雲沾認為，福田區面積不到南山區一半，有限的產業發展空間導致實體企業是福田區的一個短板，設立福田引導基金的初衷也是對產業結構進行一定調整。

汪雲沾稱，今年福田區將拿出五塊用地給總部企業使用，並在華強北重點打造人工智能基地，補貼了近10億來吸引相關企業入駐。長遠來看，未來建設成的深港科技創新特別合作區，也將彌補福田在科技產業方面的短板。

旅遊收入超萬億 粵港澳大灣區拓展“一程多站”新市場

作為澳門經濟的支柱產業之一，旅遊業在迅速發展的同時，也受到土地、人力資源等方面的限制。而即將出臺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將為三地合作帶來重大機遇。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局長文綺華日前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配合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澳門特區政府旅遊部門在多年來與珠三角地區城市建立良好合作關系的基礎上，將合作範圍擴展至大灣區城市群，加速旅遊產業融合，進行資源互補。”

區域合作處於良好態勢

近年來，赴澳旅遊的內地遊客持續增長。

澳門特區政府旅遊局的數據顯示，2017年10月1日至8日，澳門共接待近69.7萬人次的內地旅客，占赴澳總旅客的75.7%，前7天，內地旅客同比上升9.6%。2018年春節黃金周，赴澳內地旅客達71萬人次，占訪澳旅客總人數的74.3%，同比升幅為12.3%。

與此同時，作為一個整體的粵港澳大灣區的旅遊收入更為可觀。2016年粵港澳大灣區（包括珠三角9城、香港和澳門）接待了總量超過4億的遊客，旅遊收入超過一萬億人民幣（約1530億美元）。當年有1.22億人次的內地出境遊客，其中有58%選擇了香港和澳門為目的地。

2017年9月出臺的《澳門旅遊業發展總體規劃》描繪了澳門旅遊業未來15年的發展藍圖，其中明確提出多項粵港澳三地聯合發展旅遊產品的建議。

主要包括：探討與鄰近城市合作開發島嶼旅遊，通過海上旅遊產品的綜合開發，將澳門發展成為珠江三角洲短途一程多站旅遊的核心城市；加強與內地政府合作，加快遊艇旅遊的發展，擴大“遊艇自由行”覆蓋城市範圍；把現有或未來具潛力的項目開發成為雙城活動，例如各項體育交流活動和主題旅遊活動等。

文綺華說：“我們希望透過創設區域旅遊品牌，推動大灣區聯線旅遊產品，聯合開拓內地及海外客源市場，以吸引更多旅客到訪澳門及鄰近城市，並延長逗留時間。”

事實上，粵港澳大灣區旅遊合作由來已久。早在1993年，廣東、香港和澳門就已設立合作機制推廣“粵港澳區域旅遊”品牌，整合三地的優勢旅遊資源，開發精品旅遊項目，構建不同主題、特色、檔次的多元旅遊產品體系。

去年12月，粵港澳大灣區城市旅遊聯合會成立，隨即通過了《粵港澳大灣區城市旅遊聯合會章程》並簽署協定，以此貫徹落實《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下稱《框架協議》），共建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

澳門特區政府旅遊局既是聯合會發起方之一，也是直接參與者。文綺華表示，聯合會的成立，對內將進一步密切三地的旅遊聯系和往來，對外將有利於進一步樹立共同的國際旅遊形象、打造世界級灣區旅遊新標桿，這對於整個粵港澳區域乃至中國的旅遊業發展都將起到重大推動作用。

文綺華還表示，目前，區域合作處於良好態勢。澳門特區政府旅遊局與內地對口部門目前已經設有專門的交流機制，協調旅遊部門官員來澳進行交流及參觀考察，借此分享澳門在旅遊管理方面的經驗。

 “一程多站” 拓展不同客群市場

為方便外國人進入珠三角地區旅遊，廣東省在2000年就宣布實施珠三角“144小時便利簽證”，持有某些國家護照的人士可以從香港和澳門直接進入廣東省。這無疑為之後“一程多站”旅遊產品的推出提供了條件。

2015年，粵港澳五條“一程多站”旅遊新線路發布，分別是“美食休閑遊”、“尋根探祖遊”、“地質公園—世界遺址遊”、“文化歷史遊”、“濱海風光遊”，為三地共同打造國際知名旅遊區註入新的動力。

文綺華介紹：“我們今年還計劃於海外舉行粵港澳大灣區旅遊推介會、進行策略性宣傳、拍攝粵港澳旅遊特輯。三地旅遊局亦將繼續在主要的旅遊展設聯合展臺及組織考察團等，以開發更多粵港澳大灣區‘一程多站’旅遊產品，拓展不同客群市場。”

文綺華還提到，即將通車的港珠澳大橋對大灣區各城市之間的往來和交流將產生積極作用，並為澳門旅遊業的發展帶來新的契機。善用港珠澳大橋，以及區內的國際機場和高鐵系統，將有助於吸引國際旅客跨境旅遊。

《框架協議》提出，推進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閑中心，打造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建設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

文綺華也表示：“我們借舉辦第六屆澳門國際旅遊（產業）博覽會的機會，邀請了包括來自葡萄牙等多個國家地區的業界考察團訪澳，並安排部分代表前往廣東省進行‘一程多站’旅遊線路考察，再回到澳門參加旅博會的相關活動。”

她認為，由於旅遊業是澳門經濟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形成旅遊休閑大業態的格局，可以起著拉動經濟增長、助力相關行業發展、促進澳門產業適度多元化的重要作用。從構建旅遊休閑產業出發，深化旅遊業與酒店、餐飲、娛樂、零售、會展、商貿等行業的互動互補，共同發展，不斷豐富旅遊產業形態，提升產業效益，促進產業創新。

專訪渣打謝雯：粵港澳大灣區引領開放創新，機遇呼之欲出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呼之欲出，外資銀行對這一歷史機遇給予高度關註，也希望能進一步參與其中。

外資銀行在粵港澳大灣區的熱議中紛紛行動起來。今年5月，中國銀行業協會主辦的外資銀行“粵港澳灣區行”系列活動，來自9個國家和地區的26家外資銀行深入走訪、實地調研。7月中旬，渣打銀行在深圳舉行粵港澳大灣區金融研討會。

會後，渣打銀行（中國）有限公司商業銀行部總經理謝雯博士接受了第一財經記者的專訪。謝雯博士表示，粵港澳大灣區本身已經形成了很強的產業互補、產業融合，同時從CEPA開始，民間的、企業的、金融的互聯互通就已經在進行了。現在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從政策上獲得更多支持，這是世界上其他灣區不具備的更得天獨厚的條件。

開放和創新的歷史機遇

今年3月，習近平主席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廣東代表團審議時作出重要指示：“要抓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重大機遇，攜手港澳加快推進相關工作，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

目前世界上幾大知名的灣區，如紐約、舊金山、東京、倫敦等，在粵港澳大灣區的討論中常常被互相比較。相比於其他灣區民間、自然形成的屬性，謝雯博士認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政策支持是一大優勢。“從粵港澳大灣區的特點來說，沒有政府的扶持也是不可能做到的。第一輪發展，改革開放的最初10年，深圳地區率先發展起來有經濟特區政策的助力，第二輪是CEPA促使了與香港的互聯互通，現在就是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升級。所以每一次發展都有政策的助力，前途不可限量。”

謝雯博士認為，人口紅利也是不可忽略的優勢。當前粵港澳大灣區人口約為6800萬人，預計未來5-10年能達到1億人口規模。今年博鰲論壇上，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表示，未來粵港澳大灣區的人口預計將達到中國人口的10%。

謝雯博士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的特點總結起來是開放和創新，整個大灣區是粵、港、澳三地的融合，讓我們跟世界更近了一步，有新的思維、思路進來，也要面對新的挑戰，這是推動創新的助力。

今年4月，渣打集團CEO溫拓思訪華期間曾對媒體表示，開放有多種形式，一方面是基礎設施的開放和互聯互通，包括允許資本雙向流動。另一方面是允許跨國公司進入到中國市場獲得更多的牌照，中國政府進一步開放外資金融企業對本地金融企業的投資領域、持股上限。

在謝雯看來，粵港澳大灣區帶來的重大歷史機遇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第一是助力人民幣國際化。當前62%的儲備貨幣是以美元計價的，貿易結算至少是70%以上，因此要強盛起來人民幣國際化至關重要。粵港澳大灣區作為試驗田，可以利用香港這個國際金融市場，讓人民幣國際化走得更快、更穩。

謝雯博士希望，渣打作為一家外資銀行能夠參與其中，對人民幣國際化的進一步政策有所貢獻。

第二個機遇是打造智能制造業和原創科技基地。做到這一點，需要高精尖的人才儲備。謝雯博士在關於粵港澳大灣區的討論中發現，人才的互聯互通引發關註，包括把香港在內的整個灣區打造成一個培養、儲蓄、集散人才的一個大的環境，更好地推動經濟的原創性，保證經濟的產業升級。

謝雯博士表示，如果要保證創新的發展，作為生產力推動經濟，需要加大對知識產權的保護，粵港澳大灣區會是一個非常好的土壤。“我覺得在大灣區知識產權保護的需求更加旺盛，擁有進一步把知識產權的法律體系更加細化、實際化的土壤和需求。”

第三是金融創新。面對當前去杠桿的大環境，謝雯認為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讓企業有更強的資產負債表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可以把市場做得更大更有層次，豐富融資渠道，加強市場的流動性。“加強在岸市場與國際金融市場的互溶互通，引進更多機構投資者，如滬港通、深港通、滬倫通、債券通、熊貓債、點心債、功夫債等，讓我們國內的金融市場更具層次、流動性更強、資金來源更豐富，同時增強市場抗波動的能力。”

瞄準機遇提前布局

灣區經濟在當代世界經濟發展中具有明顯的優勢。深圳市原副市長、哈工大（深圳）經管學院教授唐傑認為，過去近70年，全球貿易出口貨物增長了33倍，價值量增長了155倍，沿海大都市在全球貿易中的地位愈發凸顯，而沿海灣區優越的地理區位是大都市群發展的基礎，促進資金融通和人員流動。

在謝雯博士看來，粵港澳大灣區的產業更加多元與互補。首先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具有人才積累、透明高效法律體系、流通性和教育優勢；深圳從改革開放起就有創新的基因、開明的政策以及完善的生態圈，創新頻率快、產業化程度高；此外還包括佛山、東莞、珠海、江門等地在內的很大的先進制造業腹地。“這樣組合起來的話，粵港澳大灣區是非常互補且多元化的，同時又有很強的原創力。”

面對粵港澳大灣區的歷史機遇，外資銀行不僅高度關註，而且落實在具體行動中，期望在未來的政策風口搶先布局。

根據渣打銀行關於“行業研究——中國、大灣區與東盟間的聯結”的調研結果，近半數的受訪企業（49%）認為，未來3-5年大灣區將帶來新的商業機遇。

謝雯表示，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方案即將推出，會涉及城市建設、基礎設施、產業調整、科技創新、國際貿易與合作等多個領域，將為外資銀行帶來全新的發展機遇與巨大的市場空間，特別是跨境銀行業務和金融服務方面的需求將會大幅增加。

對於在華160年的渣打來說，粵港澳大灣區是渣打的戰略腹地，從網點布局到人才配置都已經在行動。謝雯博士表示，針對粵港澳大灣區渣打已經在深圳廣州珠海佛山澳門和香港設有網點，未來也在拓展東莞等地的布局。此外，渣打在大灣區的人員配備上也在加強，除了深耕香港多年具備先發優勢，渣打目前已經在深圳成立了一個專門針對粵港澳大灣區的客戶服務團隊，未來也正考慮在深圳布局服務於全球的科營中心。

針對粵港澳大灣區未來建設中面臨的挑戰，謝雯指出，一是內地和港澳不同文化和訴求，使政策的融合性具有一定難度；二是創新開放過程中一定會遇到風險，如何保證風險可控、及時調整是個挑戰；三是改革進程不會一帆風順，遇到困難時有人會質疑，在這個時候怎麽能保持政策、戰略的一致性和堅定不移，是另外一個挑戰。

建立粵港澳大灣區跨境金融合作統籌協調機制是規劃的重點方向之一，渣打也對粵港澳大灣區在金融開放方面有更多期待。謝雯表示，人民幣國際化、財富管理、跨境服務等領域，是渣打關註的焦點領域。政策方面，希望在不管是申請牌照還是監管方式上，能夠給予外資銀行一些考慮；互聯互通方面，利用我們在香港、海外的金融經驗，也可以參與一些新產品或者新政策的設計。

責編：蘇蔓薏

粵港澳大灣區科創合作加速 人流、物流、資金流動越來越寬松

在科技創新的融合上， 粵港澳大灣區正在加快步伐，尤其是深港。

人流、物流和資金流可以說是融合的三大關鍵點。雖然深港兩地在科技創新領域的合作正在加強，但因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三大要素的融合仍面臨不小障礙。

就在最近，利好政策頻出，比如，國務院宣布取消臺港澳居民在內地就業許可；深圳出臺相關管理辦法允許資助資金跨境使用，以促進科研資金便利流動等。

這些舉措具有突破意義和導向意義，大灣區的科技創新合作將進一步加速。

人流、物流不通暢

在粵港澳大灣區帶來的歷史機遇下，香港的青年人將迎來更大的發展空間。未來，跨境就業可能會是大灣區的常態，就像現在很多人住在東莞，卻在深圳上班。

但目前，在內地就業的香港年輕人並不多。深圳市福田區政協常委金孝賢曾做過一個調研，發現在內地讀書的香港人畢業之後有70%~80%想留在內地工作，但是留下來的不到一半。

這其中就涉及到稅率、政策限制、政策宣傳不到位等諸多因素。

以稅率為例，在粵港澳大灣區工作的港澳及境外科研人員，受限於“183天”的個人所得稅規定，即按目前的規定，境外人士在內地就業超過183天，需要按照內地稅率來交稅。而在香港，個稅起征點比較高，月賺一兩萬港元基本不用交稅。

此外，大灣區在物流上也存在一定障礙。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港澳經濟社會研究中心主任張玉閣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一般的貿易物流沒有問題，主要是對科技創新的障礙，即便是科研設備也要征收關稅，還要辦理申請許可，以及各種各樣的流程，沒有研發物流的綠色通道。”

今年上半年，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方舟就曾在深圳某論壇上以香港一高校為例，稱該高校準備將香港本部的部分二手設備運到廣東的研究院用，卻發現雖然它是非盈利機構，但進出海關仍需要繳納30%的關稅。

方舟還表示，在生物醫藥和基因等領域，很多人體組織和血液樣品也因為檢驗檢疫的原因，不能跨境流動。

資金流動不便利

與此同時，科研經費還不能在深港之間自由流動。

對此，南方醫科大學深圳醫院臨床醫學創新中心副研究員吳丁蘭感受頗深。

吳丁蘭曾是香港中文大學的一位科研人員。近年來，廣東省和深圳市分別與香港科技創新署開展合作成立了科技專項。2016年，她所在的香港團隊與深圳一家單位成功申請到了其中一個聯合項目。雖然合作對於雙方在科技交流合作、人才相互培養以及科研成果的轉化上都有明顯的幫助，但卻在資金的使用上遇到了一些小麻煩。

吳丁蘭對第一財經記者說：“因為資金不能出境，帶來一些細節和實質性的問題，比如，如果深圳團隊送人去香港進行中短期交流學習，或者香港團隊來深圳的實驗室工作，所產生的人員和科研費用如何從合作經費支出？實際上還是各自用各自的，這使聯合項目的實際目的打了折扣。”

她還表示：“香港的科研機構可以通過在深圳設立的分支機構申請內地的科研經費，但是這些經費只能在內地使用，也會遇到一些實際的困難。比如，聘用的科研人員只能在深圳工作，科研試劑只能用內地的發票報銷等。但有些特殊的科研試劑在內地是買不到的，或者購買手續非常麻煩，只能在香港購買，但是又沒法使用內地的科研經費報銷。”

深圳的一位資深科研人士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他經常去香港參加學術會議，與基礎研究能力頗受贊譽的香港高校也有合作。但香港高校與內地合作時顧慮很多，因為很多資金用起來不方便，這就影響到了合作的長久性和深度。

張玉閣表示，此前國家層面也有關於港澳機構可以申請中央財政的科研計劃，但解決的是政府資助資金的跨境問題，沒有解決市場或社會的跨境問題，比如民間機構的研發資金從香港進入深圳，適用的還是一般的外匯管理。

政策頻出

雖然大灣區人流、物流和資金的融合可謂障礙重重，但近兩年來，推動性的聲音和政策也不斷湧現出來。

2017年11月底，在佛山舉辦的2017粵港澳合作論壇上，科技部創新發展司副司長余健表示，國家科研計劃將向港澳高校和科研機構開放，實現科研經費跨境撥付，允許相關資金在大灣區跨境使用。

深圳已先行一步。今年7月，《深圳市“深港創新圈”計劃項目管理辦法（試行）》發布，擴大了“深港創新圈”計劃項目類別，且新增類別允許資助資金跨境使用，以促進科研資金便利流動，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產學研融合。

在人的流動上，日前國務院宣布取消11項行政許可等事項，其中包括取消“臺港澳人員在內地就業許可”。今年3月，深圳前海管理局也率先宣布，在深圳前海就業的港澳居民可免辦《臺港澳人員就業證》。

在此之前，《臺港澳人員就業證》的辦理流程較多，過程也頗為複雜，影響了港澳人士在內地就業的積極性。

張玉閣認為，上述舉措具有突破意義和導向性意義，這意味著深港之間的合作會愈加密切。“相當於發出了一個信號：不管是人還是資金，在兩地之間的流通都將越來越寬松。取消就業許可便利了港澳居民來內地發展，這是非常積極的變化。”

吳丁蘭也感受到了政策出臺前後的變化。她表示，近年來，深圳人才政策的變化吸引了很多從內地到香港深造的人才回到深圳工作。在香港博士畢業後就留在香港工作了近五年的她，也在一兩年前回到了深圳。吳丁蘭希望，在更多政策的推動下，兩地的科研合作能夠更加緊密且具有實質性。

而張玉閣表示，這只是開始。“不是說取消了就業許可，就清除了所有就業的障礙，深層次的障礙仍然有待解決。比如說個人所得稅，香港的個人所得稅較內地要偏低一些。”

在資金的流動上，張玉閣提出：“資金的流動涉及到資金的分類管理。現在未對資金的用途進行區分，只要是出境，都涉及到外匯管理。事實上，在國際匯率變動的背景下，有些資金看起來是研發資金，實際卻是熱錢，這就涉及到分寸和尺度的把握。如何讓研發資金高效便捷地流動是個很複雜的問題，也需要持續改善的過程。”

責編：黃賓

新華社：開創融合新格局 探索發展新路徑——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一年間

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香港親自見證國家發展改革委和粵、港、澳三地政府共同簽署《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一年多來，“粵港澳大灣區”成為備受關註的熱詞，中國南方這片活躍度極高的經濟熱土，又以嶄新姿態吸引了各界關切的目光。

在中國發展昂首步入新時代的宏大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藍圖正化為腳步堅實的行動，願景正變成風生水起的現實——從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到提升市場一體化水平，從探索科技創新合作到謀劃構建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邁開了打造國際一流灣區的步伐，生動展現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和“一國兩制”新實踐的勃勃生機。

互聯互通為大灣區“通脈”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國家戰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要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為重點，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澳門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

香港人李誌平常年駕駛大巴車往返廣東江門與香港，深圳灣口岸經沿江高速通過虎門大橋，是他最熟悉的路線。如今，他翹首盼望著一條更便捷的通道——港珠澳大橋。“只要大橋啟用，我一定會選擇這條路，時間準，還不堵車，大家都方便。”他說。

一橋飛架三地，碧海終成通途。據了解，有“超級工程”美譽的港珠澳大橋已全線貫通，進入通車前最後準備階段。

在港珠澳大橋管理局局長朱永靈看來，這座全球最長跨海大橋集三地之力、融三地之智、便三地之民，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代表性工程。“三地優勢互補、互利共贏，在大橋建設過程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大橋必將成為連接粵港澳大灣區東西兩岸的重要樞紐。”他說。

李誌平工作的江門勝利汽車站每天有１３班直通車前往港澳。港珠澳大橋通車在即，車站正加緊改造，即將成為香港機場的一個候機地點。這讓李誌平對自己的工作前景充滿了新期待。

港珠澳大橋是粵港澳大灣區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的標誌性項目。此外，廣深港高鐵香港段計劃三季度正式通車，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安排及內地口岸區建設工作已進入尾聲；蓮塘／香園圍口岸、粵澳新通道（青茂口岸）等項目也在加快進行。另據了解，廣東省發展改革委已啟動《粵港澳大灣區城際鐵路建設規劃（２０２０－２０３０年）》編制工作，未來大灣區將建成“一小時城軌交通圈”。

除便利交通措施外，中央過去一年出臺了一系列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

８月３日，國務院宣布關於取消一批行政許可等事項的決定，其中包括取消臺港澳人員在內地就業許可事項。得知這一消息，在內地就讀研究生的澳門青年盧震豪格外高興。

“未來我最希望在粵港澳大灣區工作，因為有便捷的港珠澳大橋，開車穿梭三地會十分方便。”他表示，更重要的是，包括取消就業許可證在內的政策措施不斷出臺，使澳門青年獲得了更好的發展條件，迎來了更好的發展機遇。

廣東省推出了“便利灣區”１８項舉措。前海、橫琴、南沙率先實現港澳居民就業免辦就業許可證；專業資格互認深入推進，前海、橫琴試行香港工程建設模式；全省有５２所高校面向港澳招生，港資澳資醫療機構達４６家……

４２歲的香港居民李誌健２０１５年來到深圳前海工作，從取消就業證到繳納和提取住房公積金享受市民待遇，他在內地工作生活的獲得感大大增強。不久前，他還競聘成為深圳市前海能源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生產服務部副部長。

“職業上有發展空間，收入上有保證，生活和工作環境更友好，我想在前海待下去。”他說。

人流、物流、資金流的高效互聯互通，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發展的基礎性要素，一年來取得的顯著進展是大灣區建設的早期收獲，已經使三地尤其是港澳同胞受益。

創新合作為大灣區“充電”

香港青年聯會副秘書長廖永通２００６年來到內地，開啟自己第一個科技創業項目，目前在深圳做電動滑板車項目。因為有切身體會，他十分看好國家創新科技快速發展尤其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帶來的機遇。

“包容的環境、扶持的政策，從金融服務到硬件設施的完善配套，加上背靠內地龐大市場，這樣的環境非常適合香港青年創新創業發展。”廖永通說。

一年多來，從青年人才創業到高校聯合科研，從產業園區建設到跨境項目投資，科技創新合作成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要推動力。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產業規劃部部長、粵港澳大灣區戰略研究課題組組長王福強介紹說，廣東已出臺《廣深科技創新走廊規劃》，打造產業聯動、空間聯接、功能貫穿的創新經濟帶。目前，國家發展改革委正在編制《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方案》，為粵港澳科技創新合作進行頂層設計。

今年２月，香港特區政府財政預算案首次為發展創科額外預留逾５００億港元，用於基礎設施建設、科研合作、培育初創企業、推動產業發展等。特區政府計劃５年內將研發總開支大幅增加到每年約４５０億港元，在ＧＤＰ中所占比例由０．７３％提升至１．５％。

據了解，科技部、財政部今年５月出臺規定，鼓勵港澳高校和科研機構參與中央財政科技計劃組織實施；深圳和香港在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建“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推動港澳高校對接廣東科技成果轉化，６所香港高校在深圳設立７２個科研機構；粵港聯合創新資助項目達１５１個。

在科技創新合作熱潮中，粵港澳三地青年人才意氣風發。今年７月，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協會在橫琴揭牌創業基地，以此搭建三地青年專業人才培養合作交流服務平臺。

“我們希望借助橫琴基地這個平臺，以大灣區發展規劃為藍圖，幫助更多港澳青年來橫琴創新創業。”該協會創會主席李培說。

創新機制為大灣區“定盤”

過去一年間，國家發展改革委會同有關部門與粵港澳三地，落實《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共同推進相關工作，尤其在合作機制上進行綜合協調。通過創新合作機制，卓有實效地形成合力，推進高層次融合，是大灣區建設發展的重要保障。

去年６月和１２月，內地與香港、澳門分別簽署了《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ＣＥＰＡ）下的投資協議和經濟技術合作協議，標誌內地與港澳經貿交流合作邁入新階段。據統計，粵港澳經貿合作與雙向投資發展形勢喜人，２０１７年廣東對港澳進出口額、實際吸收港澳投資和對港澳投資分別占全省的１７．３％、８２．８％和５７．５％。

值得註意的是，港澳參與廣東自貿試驗區建設取得重大進展。南沙、前海、橫琴進駐港澳資企業分別達１７００家、８０００家、２８００家；南沙粵港深度合作區、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橫琴粵澳合作產業園建設紮實推進；南沙粵港澳青年創新工場、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橫琴澳門青年創業谷等基地建設加快，累計建成科技企業孵化器８６８家，其中國家級１１０家。

今年５月，廣東粵澳合作發展基金正式簽約。該基金將在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支持重大平臺建設、培育新興產業、共建宜居宜業宜遊優質生活圈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概念深入人心、機構紛紛成立、對接構想不斷推出、創新合作成果已然顯現……王福強說，一年多來，以框架協議簽署為起點，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正式起步，發展藍圖已從構想轉化為行動。從政府到民間，從學界到商界，從機構到個人，各方力量正凝聚起來。

一年多來，僅珠三角九市和相關部門就舉辦了近百場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專題峰會、論壇等活動，三地各界廣泛參與。把握歷史機遇、建設一流灣區，正在激發內地與港澳社會各界集思廣益、共襄盛舉的豪情壯誌。

世界灣區經濟，是帶動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和引領技術變革的領頭羊。數據顯示，粵港澳大灣區面積約５.６萬平方公里，人口約６８００萬；２０１４至２０１７年，粵港澳大灣區ＧＤＰ實現“四連增”。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發布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報告（２０１８）》則指出，粵港澳大灣區除突出的區位和產業優勢外，“一國兩制”制度優勢更是獨具一格。

回顧一年來的建設成果，有理由相信，粵港澳大灣區將在中央關懷、支持下，立足三地優勢、加強三地聯動，進一步高質量高效率向前推進。一個嶄新的、充滿活力的大灣區和城市群，必將成為活生生的現實圖景。

責編：李燕華

粵港澳大灣區專項債上市，境外金融機構首次入市參與地方債分銷

廣東省政府近日正式發行了“粵港澳大灣區土地儲備專項債券”，發行總額為341.9億元，期限為5年期，本期債券是國內首只多地市土地儲備項目集合發行的地方政府項目收益專項債券，是境外金融機構首次直接入市參與地方債券分銷。

據了解，本次發行由澳門金融機構參與廣東省地方債投資，廣東省政府在中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中央結算公司”）深圳客戶服務中心，通過財政部政府債券發行系統發行。本期債券對應粵港澳大灣區相關地市（廣州市、珠海市、佛山市、東莞市、中山市）土地儲備項目，是國內首只多地市土地儲備項目集合發行的地方政府項目收益專項債券。

值得註意的是，本次債券發行還首次吸引了多家澳門境外機構通過結算代理方式參與債券分銷，開創了境外機構投資地方債的新渠道。

伴隨我國債券市場對外開放程度不斷提高，境外機構投資者增持人民幣債券的熱情持續高漲。數據顯示，截至今年上半年，境外投資者持有境內人民幣債券超過1.6萬億元，其中持有中國國債規模近1萬億元，占國債存量的比例超過7％。

2016年2月，為進一步推動銀行間債券市場對外開放，便利境外機構投資者投資銀行間債券市場，中國人民銀行發布了公布中國人民銀行公告[2016]第3號，引入更多符合條件的境外機構投資者，取消投資額度限制，簡化管理流程。

截至7月末，中央結算公司支持了共有693家境外機構通過直接入市方式開戶，直接入市境外機構持有債券余額超過1.35萬億元，支持141家境外機構通過“債券通”間接入市方式開戶，間接入市境外機構持有債券余額超過550億元。

中央結算公司作為政府債券托管機構，為本期債券發行提供業務技術支持，以及信息披露、登記、托管、結算、付息兌付、擔保品管理、債券估值等服務。據悉，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央結算公司債券總登記托管規模超過53萬億元，占全市場總量近80％。

責編：於艦

講膠所手記：將軍澳大低水

馬化騰邀請 首任粵港澳大灣區嘉賓 王衛自嘲毀掉「低調牌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