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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樣板，今朝墊底黑龍江，一座資源大省的艱難救贖

中國版圖最北的黑土地上，計劃經濟最早於此發芽，又相對較晚轉向市場經濟，舊胎記深重難除。

中國重化工業的一路高歌，最先成就了黑龍江，近十年又讓內蒙古、陜西等能源產地迅速崛起；但隨著重化工業進入尾聲、產能過剩凸顯，黑龍江經濟率先撞墻。

能否上收社保教育等事權，給黑龍江等地方減輕負擔？能否下放財權，提高資源稅等地方稅種的比重？自救之外，黑龍江的出路，最終又指向了當前中國最重要的幾項經濟改革之一——財稅改革。

就在人們快要忘掉這塊位於中國東北角的黑土地時，2014年上半年，黑龍江重新回到聚光燈下。時移勢易，這一次，是因為它成為全國GDP增速最慢的省份，不到5%。

時間倒轉六十年，借著資源稟賦和“殖民政府”遺留的工業基礎，黑龍江曾經作為新中國經濟複蘇的“供給地”而大放異彩，誕生了大慶油田、北大倉這樣的全國樣板。GDP總量和增速在新中國成立之後最初的二十余年，始終位列前茅。

黑龍江經濟，到底怎麽了？

“歷史憎惡跳躍，大的變化和經濟革命都不是突然來臨的，它們必定是經過了周全的和長期的準備。”美國經濟史學家蘭德斯在《國富國窮》中的論斷，映照著黑龍江的歷史與現實。

中國重化工業的一路高歌，最先成就了黑龍江，近十年又讓內蒙古、陜西等能源產地迅速崛起；但隨著重化工業進入尾聲、產能過剩凸顯，黑龍江經濟率先撞墻。

政府開始行動。2012年推出促進工業經濟增長17條，2014年6月再次出臺穩增長的65條措施，計劃投資3000億元。

但這很可能是一場難言樂觀的自我救贖。在一位不願具名的省政府官員看來，一方面，黑龍江沒能在春風得意之時安排好未來的產業轉型；與此同時，大慶油田等重要央企的利潤沒有更多地留存在地方，也加劇了這座資源型大省的衰竭，“這就好比一頭奶牛，擠幹了奶，卻讓她自謀生路。”

中國版圖最北的黑土地上，計劃經濟最早在這里生根發芽，又相對較晚轉向市場經濟，計劃經濟的舊胎記深重難除。同樣作為老工業區，德國魯爾歷時三十年，引入市場經濟並成功轉型；而在黑龍江，多元、競爭、活躍、法治的市場經濟制度體系建設仍在緩慢前行。

率先撞墻

在過去的十年間，能源工業占到黑龍江規模以上工業比重的一半以上，增速均超過6.3%。但在2013年，這一數字降到0.1%。

2014年6月30日，被拖欠工資半年多的三十多名工人站在火車道口，集體討薪。這一幕發生在伊春市，涉事企業是當地最大的民營企業——西林鋼鐵，經濟總量在伊春市所占的比重接近40%，對當地的稅收貢獻超過60%。

2012年，西林鋼鐵虧損超過14億，平均每賣一噸鋼材虧損200元。到了2014年春節，建好不到半年的高爐被迫壓縮產能，即便如此，每個月還要虧損近1億元。最近，西林鋼鐵阿城分公司全面停產。

銀行看到了西鋼的風險，紛紛收回貸款。西林鋼鐵的一名高管透露，上半年，13家債權銀行收走了22億貸款。

能源產業的觸礁，更讓這座資源型大省時日漸艱。黑龍江的資源型產業比重相當大，13個地級市中，7個是資源型城市：油城大慶，林城伊春和大興安嶺，煤城雙鴨山、雞西、鶴崗、七臺河，產業結構高度同質化和單一。

2013年，黑龍江最大的煤礦企業龍煤集團整體虧損23.4億元。昔日輝煌的大慶油田也早已步入老油田之列，每采出100噸油液，只能產出6噸原油。產量從過去年產5000萬噸原油，下降到4000萬噸，預計未來的產量還會更少，到2020年可能剛剛過千萬噸。

“沒有油了，大慶怎麽辦？”比這更棘手的問題應該是，“沒有油了，黑龍江怎麽辦？”

大慶貢獻了黑龍江近三分之一的地區生產總值，還有近一半的工業增加值。黑龍江省財政廳曾經測算過，油價每桶波動一美元，就會影響大慶GDP14億元，財政收入3500多萬元，省級財政收入8000萬元左右。

黑龍江並非沒有意識到產業結構單一的隱憂。2006年的黑龍江省政府工作報告中就曾寫到，黑龍江省經濟面臨的突出問題是體制性和結構性的矛盾，經濟結構問題已嚴重影響經濟發展的速度和質量。

但這一年，黑龍江GDP仍以12%的速度增長著，中國經濟也邁進“10%時代”。2007年，黑龍江GDP增速的排名也是墊底，不過增速還不錯，維持在12%。

繁榮總是能讓人忘記憂愁，當中國經濟還在快車道上疾馳之時，這些結構性的病癥顯得不足掛齒。

2012年，中國GDP增速降到8%以下，“中速增長”的周期悄然來臨，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隨著重化工業進入尾聲、產能過剩凸顯，黑龍江經濟終於率先撞墻。

在過去的十年間，能源工業占到黑龍江規模以上工業比重的一半以上，增速均超過6.3%。但在2013年，這一數字降到0.1%。2014年上半年，增加值已然成了負數。大慶油田，出現多年來從未有過的增加值負增長，也給了黑龍江經濟致命一擊。

計劃的胎記

黑龍江進入計劃經濟體制的時間要比新中國成立還要早上十幾年。因為承載了國家很多指令性任務，產品大多被低價調撥，一直缺乏足夠的資金進行自我完善發展，形成良性循環。

不僅資源型產業的占比過大，長期以來，黑龍江還在原字號、輸出性、奉獻型的低端產業鏈條上徘徊，加工比重不足三分之一，深加工比重不足五分之一。相反，原材料所到之處，加工增值了數萬億元。

“二十粒大米不到幾厘錢，到外省加工成一個脆脆餅，賣回黑龍江就是一塊錢。”黑龍江省國資委的一名官員喜歡用這個比喻來說明黑龍江的這一經濟結構問題。

每天，從黑龍江運往省外的原糧能裝滿16個火車專列，還有原油10萬噸，木材3萬立方米。這恰好是計劃經濟一個重要特征——資源基本上按照行政指令進行分配。

因為承載了國家很多指令性任務，產品大多被低價調撥。前述不願具名的官員抱怨，黑龍江一直沒有足夠的資金進行自我完善發展，形成良性循環。

黑龍江已經在計劃經濟的道路上走得太遠，這也使得市場經濟轉軌的成本更高、過程更複雜。

黑龍江進入計劃經濟體制的時間要比新中國成立還要早上十幾年。日本人盯上了這片富饒地，挖出來的煤用以煉鋼，鋼鐵又制成槍炮。他們采取了一種叫作“統制經濟”的管理模式，與計劃經濟並無二致。

這也給黑龍江遺留下來別的省份難以超越的工業基礎。新中國成立的頭五年，全國56個大型工業項目，黑龍江一個省就占了22個。

1960年，數以萬計的石油工人和轉業官兵湧入“有月亮的地方”（薩爾圖，蒙古語，意為有月亮的地方，50年前大慶石油會戰的主戰場）。由此，黑龍江作為重工業基地的地位再也無法撼動，GDP一直排在前八位。

到了1980年，時代變了，以安徽小崗村的18位農民為首，全國開始推行家庭聯產承包。時任黑龍江第一書記楊易辰極力反對，他甚至在一次規格極高的會議上與支持這一政策的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吵得面紅耳赤。在楊看來，黑龍江是個大平原，土地連成片，更適合大型機械化，而不是包產到戶。

就在農業生產承包責任制在其他省份激起巨大改革熱情的時候，黑龍江沒有出現同樣的艷陽天，道理在於當時的黑龍江的農業已經是大農場的機械化生產，農民更接近於農業產業工人。

在黑龍江省政府參事曲偉看來，這是黑龍江民營經濟始終不夠發達的一個重要基因，“黑龍江的農村改革比全國滯後，個體經營主、鄉鎮企業沒有發展起來，缺少發展民營經濟的土壤”，年過六旬的他，研究黑龍江經濟的時間超過三十年。

央企雙刃劍

大慶油田的企業所得稅全部列為中央財政收入，黑龍江因此損失了近十分之一的財政收入。在黑龍江，像大慶油田這樣的央企，占到國有資產的八成以上。

不發達的民營經濟的另一面，是輝煌了幾十年的在地央企。大慶是黑龍江經濟的命脈，但地方也因中央拿走了絕大部分稅源而憤憤不平。

“十一五”期間，大慶油田年均實現利潤1000億元左右，應交所得稅約250億元。按稅法規定，央企所得稅留給地方的比重應在四成到五成之間，黑龍江省每年應分成100億元以上的稅收。

事實上，大慶油田的企業所得稅全部列為中央財政收入，黑龍江因此損失了近十分之一的財政收入。全國範圍內，只有黑龍江的大慶油田和山東的勝利油田實行這一特殊政策，這對沿海省份山東的影響沒有那麽大，對於黑龍江卻大大不同。

在黑龍江，像大慶油田這樣的央企，占到國有資產的八成以上。

2012年前三季度，中央項目投資出現負增長，2013年前三季度，中央項目有所回升，投資總額達到479.4億元。投資總額僅占全省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7.45%。

“這說明，央企拿走的多，回報黑龍江的少。”黑龍江省科顧委主任陳永昌說。

在黑龍江也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大慶油田開采出的原油要運往遼寧、山東進行加工，黑龍江原油產量占全國20%，但加工量卻只占全國3.6%。

黑龍江也曾爭取和新疆類似的差別化政策，支持自產原油就地加工。但央企有央企的考慮，是黑龍江無法掌控的。“黑龍江經濟活力不足，與央企占比過大有直接的關系。”黑龍江省國資委的人士稱。

在黑龍江經濟結構中，占有較高比例的重化工業屬於資金密集型行業，進入的壁壘高，新的所有制成分很難從產業內部獨立成長起來。而單一體制的慣性與畸重產業的結合，更限制了具有活力的市場經濟成分的成長和壯大。

2004年，一場有關國企改制的討論，意外地掀開了一場關於道路與方向的“第三次中國改革大爭論”。

黑龍江也開始全面推進以產權制度改革為核心的新一輪國企改革。“靚女先嫁，醜女陪嫁”是時任黑龍江省委書記的一句名言。

“省政府定的調子是，國資委把省內國有企業全賣出去，就算勝利了。外省做大做強國有企業的時候，黑龍江卻要把它們全賣了。”前述黑龍江省國資委人士回憶。

2011年末，全省98%以上的國有企業，完成改革，足足有3500多戶；國有參股、混合所有及國有全部退出了97%；國有經濟的比重從80%以上，瞬間降到了50%。

等到新一輪國企改革，黑龍江已經沒有國企可改。

“省領導想做更大規模的國企改革，把央企也納入其中，強調和央企如何聯合，如何配套。只能說，想法是好的。”上述國資委人士稱。

留不住人才

黑龍江省曾是新中國成立後移民數量最多、規模最大的省份。前30年凈遷入人口七百余萬，後30年開始凈遷出，達四百余萬人。2013年，黑龍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兩萬元，只比青海略高。

即便如此，在計劃經濟胎記深重難除的黑龍江，幾十年下來沈澱下來的“企業辦社會”負擔依然遠遠高過全國其它地區。

黑龍江是養老壓力最大的省份，全國大約10名在職人員供養3名退休人員，而黑龍江約10名在職人員供養7名退休人員。

沈重的歷史人員負擔、“中速增長”的經濟新常態之下，在職人員的日子也不好過。自2013年年中，龍煤集團雙鴨山分公司就開始拖欠下屬各煤礦工資，停發各項生產、安全獎勵。工資按百分比發放，累計已拖欠近兩年，井下一線生產工人平均每個月工資不足2000元。

“一地衰敗的鐵西區過去了，國有企業改革的難關過去了，2000萬下崗工人的人生也都過去了。現在，只有很小很小的一點憂傷，留在一部叫做《鋼的琴》的小成本電影里。”

電影的主人公是幾乎快要被這個社會遺忘的人群。“他們沒有犯過任何錯誤，卻承擔了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價。”財經作家吳曉波寫道。他這篇影評的標題，叫做《中國工人階級的憂傷》。

56歲的劉華，已經在家待了十六年。在她四十歲的時候，劉華所在的齊齊哈爾市第一制粉廠幾經改制，打那之後劉沒能從單位拿到一分錢。那幾年，一起下崗的還有劉華的大妹和妹夫，大弟媳，二弟和弟媳。

從劉華的外婆那輩人算起，三代人親歷了黑龍江老工業基地的輝煌與衰敗。她時常感慨：“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下崗後，劉的大妹和妹夫去了齊齊哈爾周邊的村里務農。多年來，兩口子一直住在10平方米的平房里，除了一臺14英寸黑白電視，幾乎沒有值錢的東西。

二弟則是到處打短工，換了不下三十個工作，沒過幾年，老婆也離家出走。母親的退休金成了二弟和兒子主要的生活來源。

母親和二弟一家住的平房還是抗日戰爭時期日本人遺留的馬棚。去年，這里被認定為棚改區要進行改造。眼看就要搬上樓房，但補交的三萬元的購房款，卻讓一家人捉襟見肘。

劉華一家正是這個城市最低收的一群人。2013年，黑龍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兩萬元，不及發達地區的一半，僅高於青海，排名倒數第二。這一年，黑龍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降到了2010年以來的最低值。

黑龍江省曾是新中國成立後移民數量最多、規模最大的省份。三十年後，黑龍江人口遷移和人口流動發生了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變化。“前30年為凈遷入，凈遷入人口七百余萬；後30年為凈遷出，凈遷出人口為四百余萬人。”黑龍江省社科院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

這種凈遷出情況恰巧始於改革開放，2010年戶籍登記數據顯示，2000年至2010年間，凈遷出的人數是前20年的2倍多，呈現出加速流出態勢。

最讓政府心驚的，是高端人才的流出。劉華女兒高中班級有60個人，最後只有不到10個人留在了黑龍江。劉華拿著勤苦攢下的40萬元，給女兒在廣州買了套房。

“一個人從成家到立業，至少要消費200萬，如果一年凈流出十萬人，就是2000億的消費被帶走了。”曲偉說。

黑龍江的人口紅利也在消失，“2011年總人口僅比上年增加0.6萬人，2012年總人口為零增長。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長率兩項指標均低於全國平均水平。”省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辦公廳主任孫啟文說。

尋找出路

在老路不通之時，新路如何打通，成為黑龍江這個資源大省的大考。

這一年，中國最年輕的省長，46歲的陸昊過得並不輕松。

5月15日，陸昊主持召開會議，就龍煤集團當前遇到的困難、問題以及下一步改革發展措施進行專題研究，39天之後，黑龍江省政府辦公廳印發《黑龍江省促進經濟穩增長若幹措施》，明確提出江省政府多渠道安排30億元緩解龍煤集團流動資金困難，同時還將推進龍煤集團深化改革，支持雞西、雙鴨山、鶴崗、七臺河四煤城轉型發展。

被輸血的不止是龍煤。西鋼討薪事件發生後，無論是伊春市政府還是黑龍江省政府都在第一時間出手相救。討薪事件一周後，省政府組織召開了專題會議，各部門紛紛表態，省工信委、省發改委就許諾，協調省內重點工程同等條件下優先使用西鋼鋼材。

伊春市政府甚至讓西鋼列出需要司法保全的銀行賬戶清單，市、區兩級法院對指定賬戶資金進行封閉保全，為的就是不讓銀行再收貸。

另一方面，政府也在向銀行施壓，最終，由最大的貸款銀行建設銀行牽頭，組成銀團，為西鋼發放貸款。同時，市政府還承諾，由市財政拆借4000萬，以解燃眉之急。

只是，這筆資金最終沒能到賬。“市里把能用的辦法都用上了，但要給真金白銀，還真拿不出來。”西林鋼鐵的一名高管說。

以龍煤為例，一位黑龍江學者表示：“雖然依靠高煤價過了幾年不錯的日子，但龍煤集團許多‘根’上的問題沒有解決，因此也難以走出政府輸血、再輸血的怪圈。”

這一怪圈，對應著金融危機之後宏觀經濟的驟起驟落。四萬億政策出爐之後，各地重化工產能不退反進。2010年之後，四萬億政策宣告退出，留下過剩產能一片，地方債危局漸成。在結構調整見效緩慢的背景之下，地方政府不得不通過平臺公司借新還舊、輸血維持僵屍企業來飲鴆止渴。

在老路不通之時，新路如何打通，成為黑龍江這個資源大省的大考。陸昊身體力行，扮演招商引資大使，把黑龍江的綠色食品推介給香港的投資者。他們還在香港開了首家綠色食品旗艦店，未來還要開上100家。政府拿出八億補貼，其中兩億投在營銷渠道上。

年輕的省長跟省內的57家央企座談，爭取大項目落戶黑龍江。同時，也讓民營企業參與到央企的產業鏈中。他在今年6月舉行的“民企龍江行”投資說明會上表示，黑龍江的央企有很多技術水平極強，但是一個車間連一項技術都不去找合作，這樣不好。

為黑龍江把脈的還有中央，2014年，國家發改委等部門頻繁調研東北三省，開出國務院《關於近期支持東北振興若幹重大政策舉措意見》的35條藥方。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工作會議上強調，要重新為東北發展註入新動力。

這讓宋魁感覺到，黑龍江機遇要來了。宋是黑龍江當代中俄研究院院長。他每年都要給省里打報告，包括發展高端裝備制造業的意見，建立中俄航空航天產業園的建議，以及與俄羅斯合作建設石油化工跨境產業鏈的建議等等。

他還為大慶策劃了一個項目，與俄羅斯合資建設油氣石化產業鏈上下遊一體化項目，宋魁認為這可以為黑龍江省增加至少幾百億的GDP。

但是，也有學者擔心，中央在政策上能否“一碗水端平”。

“東三省一個政策，本身就不公平。”黑龍江省發改委的一位官員稱，遼寧的經濟體量是黑龍江的兩倍，政策來了，遼寧總會比黑龍江多得。況且遼寧有沿海經濟帶、沈陽經濟區、裝備制造振興的政策；內蒙古有能源開發的政策、少數民族政策以及西部大開發的政策；吉林也有延邊自治州；黑龍江卻沒有這些政策紅利。

資源稅率長期偏低，資源型央企利潤多數流向中央，是這一資源大省敢於大呼“不公平”的底氣。

在資源型大國俄羅斯，石油開采稅率為15%以上，並且是從價計征（以石油價格為基數）；在中國，直到2010年，新疆才成為國內首個試點油氣資源稅從價計征政策的地區，稅率5%。

新疆因此每年可增收40億到50億的財政收入，資源稅一躍成為地方稅收的第二大稅種。政策的春風一年後才吹到黑龍江，相比新疆，至少少征了80億的石油資源稅。相比俄羅斯，這一數字更為驚人。

能否上收社保教育等事權，給黑龍江等地方減輕負擔？能否下放財權，提高資源稅等地方稅種的比重？自救之外，黑龍江的出路，最終又指向了當前中國最重要的幾項經濟改革之一——財稅改革。

（應采訪對象要求，劉華為化名）

歐洲正面臨最嚴峻的經濟局面 徳拉吉成唯一的救贖者

歐元區12月的CPI數據進入負值正式宣布了通縮的到來。但是通縮對於經濟而言到底意味著什麽？為什麽經濟學家和投資者都對通縮聞之色變？

通縮如果用最簡單易懂的詞描述的話就是價格走低。對於日常生活而言，任何東西價格更加便宜顯然不會是一件壞事，但是對於整個經濟來說，情況就大不相同。

事實上，價格走低存在兩種可能性。舉個簡單的例子，農民種地所帶來的糧食產出翻倍的話，價格自然會走低。但是只要有足夠的購買力，那麽無論是農民還是消費者都不會吃虧。但是如果是農民的產出不變，但是實際購買需求減少一半的話，農民只能選擇降價出售，那對於他們來說就不那麽美妙了。

可惜的是，後者的情況就是目前歐元區的寫照。整體的需求都十分疲軟，而油價的低迷則加劇了CPI的下行。更為複雜的狀況則是油價下跌部分因素也是由於需求萎靡不振所導致的。

針對歐元區這種需求型主導的通縮，Capital Economics認為以下幾點將導致歐元區面臨巨大挑戰：

首先是由於通縮所帶來的債務成本增長。整體物價/價格走低將導致名義收入減少，包括工資、企業營收和政府稅收都會受到影響。但是與此同時，債務構成和壓力並不會出現任何變化。

想象一下，假設一家商店的貨物都大幅減價，同時這家商店還面臨著貸款成本。那麽物價走低意味著他們的收入將會減少，由此帶來的(政府)稅收也會下降。商家不可能給員工加工資，購買力由此進一步減弱，最終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其次，通縮情況下，資產價格也會出現同步走低。日本就是最好的例子。物價、樓市、股市都出現了同步的大跌。公司被迫使用現金流應對現有債務，而無力去投資或者雇傭更多的員工。這些都會使得經濟無法增長。

此外，通縮背景下，無論是個人還是企業都會基於價格將進一步走低的預期而選擇減少開支。這使得通縮程度進一步惡化。

根據歐元區的財政要求/規定，成員國財政赤字不能超過本國GDP3%。這也就意味著即便處於通縮的情況，大多數國家不僅不能開足馬力制造通脹，反而會進一步的限制支出，結果自然是火上澆油。德國目前財政平衡並且有空間擴大刺激，但是他們根本沒有這樣的考慮。

從這個角度來看，凱恩斯主義在歐元區早就是一個空殼。歐洲央行行動明顯的滯後性也讓現代貨幣主義無法在歐元區找到市場。

歐洲央行不合時宜的在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之前采取加息，而在美聯儲和英國央行QE數年之後才開始考慮大規模的寬松。這不禁讓人懷疑這一次徳拉吉能否力挽狂瀾。不過歐洲央行現在也是歐元區唯一的“救星”。如果歐版QE都無法取得效果的話，很難想象還有什麽“新武器”能讓他們不步日本的後塵。

如今的關鍵在於，通縮持續的時間究竟會有多長。六個月之前，歐元區會進入通縮並不是主流觀點，市場也很少有人意識到日本會在通縮泥潭里徘徊幾十年。如今歐元區老齡化這樣的一個趨勢本身可能就會帶來通縮壓力。

商業活動並不會因為短期的通縮而停止，大多數企業都是以年作為周期來統籌的。因此如果企業開始害怕或者意識到通縮會長久存在的時候，歐元區恐怕就會面臨巨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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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ad危機四伏，自我救贖能否讓老天爺變臉？

蘋果iPad立足不穩了

自從進入到今年以來，蘋果iPad就步入了下降通道：先是第一季度，蘋果iPad出貨量下降到了1260萬部，較去年同期的1640萬部下降22.9%；緊接著第二季度，蘋果iPad出貨量更是降到了1090萬部，較去年同期的1330萬部下降17.9%。如此巨大的跌幅，著實讓外界為蘋果iPad深感擔憂。那麽，究竟是什麽原因導致iPad走到今天這個地步？

1、蘋果的創新能力在不斷喪失。其實不管是iPhone手機還是iPad，都只是在延續過去的風格，換句話說就是庫克只是一直在吃喬布斯留下的老本，可是再多的老本又夠庫克吃幾年的？

2、自己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為了從三星手中搶回市場份額，蘋果不得不模仿三星推出大屏智能手機，但是庫克萬萬沒有想到的是，自家的iPhone6以及Plus竟然成為了iPad的殺手之一。過去很多用戶在蘋果iPad能夠實現的玩遊戲、看視頻，如今到了iPhone6及Plus手機上照樣能夠實現不錯的效果。與此同時，能夠實現辦公功能並且同時能夠實現iPad遊戲效果的全新MacBook又給iPad補了一刀。

3、外敵的入侵。真正讓蘋果平板銷量下降的直接原因還是來自於三星、微軟、華為、聯想等外敵的入侵，尤其是三星，其平板銷量已經接近了蘋果，近日上市的三星Galaxy Tab S2對iPad的沖擊力更大。iPad如果再不努力，恐怕遲早要被安卓平板圍剿。

4、此外，iPad價格相對android平板價格偏貴，這個也是很多平板消費者所考慮的重要問題，一些對價格比較敏感的用戶自然不會選擇購買iPad。

三星平板從以下三個方面對iPad構成了威脅

從產品的創新上來看，依據IFI Claims Patents Services在2015年公布的2014 年度專利排名前50名榜單，可以看到三星以4952 項專利位列第二，而位居11位的蘋果專利數量為2003 項，三星超過蘋果一倍還多。

從產品品質上來對比，三星最新推出的Galaxy tab S2平板電腦創造了5.6mm的輕薄記錄，比蘋果9月10日才推出的iPad mini4還要薄0.5mm，極致的超薄平板能夠讓消費者擁有更好的手持握感，攜帶也更方便。同時，三星所采用的Super AMOLED炫麗屏擁有非常廣的色域以及相當於一般平板電腦屏幕100倍的對比度，能夠顯示更多顏色，色彩表現更豐富和銳利，還針對看電影、看圖片以及閱讀等應用場景提供了更合適的顯示模式，品質上已經對iPad構成嚴重威脅。

最後從品牌上來看，在今年8月中國平板電腦的品牌關註榜上，蘋果與三星兩家遙遙領先，三星平板的品牌關註度正在逼近iPad，這對於蘋果是一個十分危險的信號。品牌優勢恐怕是目前iPad僅存的那麽一點尊嚴，如果連這個也被三星攻破的話，那麽iPad將十分危險。

盯上企業市場，蘋果能否實現自我救贖？

為了彌補iPad的頹勢，蘋果之前就和IBM、思科等公司達成了戰略合作，通過企業軟件開發等合作，欲推進平板在內的蘋果產品在企業市場的推廣。從目前的平板市場來看，娛樂平板電腦已經開始出現了疲軟，但是更細分的商務平板、教育類平板卻出現了逆勢增長，這對於iPad來說無疑是一個新的機會。那麽，iPad進軍企業市場能否挽救當前的頹勢呢？

第一，蘋果要推商用辦公平板電腦，在企業市場第一個所面對的對手就是自家的同門兄弟——MAC筆記本。在企業辦公設備市場，蘋果推出的12.9英寸平板“iPad Pro”，將會形成和自家筆記本電腦左右互搏、自相殘殺的局面。到頭來只是增加了平板銷量，削弱了MAC筆記本銷量。

第二，蘋果在企業技術市場並不具備領先的優勢，IOS系統本來就是針對娛樂設備開發，其天生的基因決定了改變的艱難，如何適應企業級應用是個難題。而包括微軟、谷歌、三星在內的競爭對手也都在開發企業友好的功能技術，且在積極追逐應用開發商。技術對於iPad進軍企業級市場至關重要，缺乏這個關鍵要素的企業級蘋果平板恐難以獲得核心競爭力。

第三，蘋果在企業用戶上並沒有任何積累，也沒有廣泛的銷售網絡和渠道，而蘋果選擇與IBM合作進軍企業市場，也受到了來自微軟Surface的阻止，iPad進軍企業級市場在前期要想輕松打開局面並沒有那麽容易。

總體看來，iPad正在遭遇史上最嚴重的危機，正在遭受三星平板尤其是Galaxy tab S2的沖擊，且大有被三星反超的趨勢；想要進軍企業市場實現自我救贖，這條路也並非那麽一帆風順，真心替iPad捏一把汗！

版權聲明：本文作者劉曠，微信公號：liukuang110。文章僅代表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i黑馬觀點與立場。

ZUK新品上線，它能救贖聯想手機嗎？

楊博丞 2016-06-08 10:16

昨天，聯想ZUK系列手機ZUK  Z2正式開售。

反其道而行之：小屏幕求差異化

上周二，聯想ZUK在北京舉辦發布會，正式發布了“小屏超旗艦”手機ZUK Z2，這是陳旭東執掌聯想手機業務後發布的第二款新機，引來業界關註。

這是ZUK的第二款新機，不僅從配置上打造了“小屏超旗艦”機型，更用1799元的超低定價成為了目前市面上價位最低的驍龍820旗艦機型，這成為是Z2的一大賣點。

今年，可謂是“820芯片年”，眾多廠商的旗艦機型幾乎全部配備了該芯片，如三星、小米、樂視等，但是他們的價位幾乎都在2000元以上，而本次聯想ZUK Z2的1799元無疑直接拉低的820芯片機型的價格，這一招甚至比小米還狠，同時也展現了聯想在硬件成本上的實力。

相信關註手機的朋友們都會發現一個現象，小屏手機“忽如一夜春風來”，好像又回到我們身邊，比如蘋果發布的iPhone SE，又比如360發布的F4和N4系列手機，而這次聯想ZUK Z2同樣也是一款小屏手機。

對於廠商的逆行策略，其實這更是一種差異化競爭。對於正尋求複蘇的聯想手機業務來說，現在並非是全面決戰的好時機，但在局部戰場形成優勢卻是可能的。

聯想能否借助ZUK重回手機一線？

眾所周知，ZUK是聯想在外部孵化的互聯網手機品牌，它不同於聯想主流手機運作方式。

ZUK因為生而是互聯網品牌手機，所以其主打的是消費者體驗。而聯想手機業務調整之後，聯想一直想借助ZUK品牌重回國內手機市場主陣營，想讓ZUK成為聯想在中國市場的主打產品線。

在上次ZUK Z2的發布會上，陳旭東的開場白似乎顯得有些特殊，並沒有直接進入主題，反而是先講了一下中國手機市場所面臨的種種問題，也提到了聯想未來的發展路線。

聯想曾經是“中華酷聯”中的一員“大將”，但去年遭遇滑鐵盧，聯想CEO楊元慶曾點名批評聯想的移動業務“用榔頭也敲不醒”，而聯想移動業務總裁陳旭東披掛上陣接掌聯想手機業務。

然而，陳旭東掌管之後卻並不盡人意。今年年初，聯想集團在業務框架調整中做出了一些調整。移動業務集團除了把平板業務移出，負責人陳旭東的權限也收縮了，由原來的聯想集團高級副總裁兼移動業務集團總裁調整為只負責中國市場端到端的產品、銷售和營銷並擔任MBG的聯席總裁。

這不難看出，聯想高層對於陳旭東在此前一年的移動業務並不滿意。

Counterponit國際分析公司分析師閆占孟對此表達了他的觀點，他覺得聯想目前最大的問題是移動業務和人員管理架構。

“在移動業務上，由於前兩年聯想剛剛收購摩托羅拉業務，表面雖然已完成，但實際需要磨合消化。即便改革變化也不會很大，今年機會仍然渺茫。”閆占孟對i黑馬說。

“新官”陳旭東的新政：精簡產品線、線下突圍

在陳旭東上任後，他對聯想移動業務的布局進行了深刻反思，他提出了在產品、品牌、渠道三個方向進行變革的戰略。

陳旭東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聯想已經為此削減了很多產品線，全部精力都放在琢磨產品上，但結果仍然不理想。陳旭東認為光有好產品還不行，你需要針對不同市場的特點來賣貨。

此時，擺在陳旭東面前的卻有兩大難關，來自內部和外部。

首先，從聯想內部來說，其手機業務在去年至今已做了極大調整，大部分機型全部被砍掉。目前僅剩聯想樂檬、ZUK、摩托羅拉。

其次，從聯想外部來說，手機行業競爭尤為激烈，大量創業者利用互聯網紮根手機行業，然而，從去年到今年一些互聯網手機品牌已然死亡。例如大可樂、IUNI。

而活下來的大品牌也僅有將近十個，他們基本都屬於實力雄厚，玩法拼命的廠商。最為關鍵的是，在2015年以後，智能手機進入飽和期，手機行業也已進入創新瓶頸期，市場已經發生了極大變化。在未來，手機將會越來越同質化，難以通過產品一招致勝。

對於聯想來說，借助ZUK品牌打翻身仗能否成功我們不得而知，但調查機構IDC的手機排行榜似乎已經說明了什麽。

聯想手機在2015年的銷量同比大跌18%，市場份額也在下降；而華為在全球市場獲得了1.05億的出貨量，小米也獲得了7000萬部的手機銷量，已經把聯想遠遠甩到了身後。

然而，走線下市場高價銷售的OPPO和vivo卻取得成立以來最好的銷量，2016年一季度，OPPO甚至在出貨量上超過了小米。

從目前的產品線來看，聯想依然還會延續老的打法，即線上線下一起走，低端有樂檬品牌，中端有ZUK，高端有收購回來的摩托羅拉品牌。但作為互聯網品牌的ZUK來說，它不僅僅走於線上，也會走於線下。

陳旭東曾說，在未來聯想手機的市場戰略中，品牌和渠道將占有重要地位，聯想也將集中精力去提高品牌知名度。

ZUK前不久發布的Z2 Pro和剛剛發布的Z2，都屬於聯想的中端產品。但值得註意的是，ZUK已經開始關註線下渠道。原本ZUK是性價比拼線上，而這次ZUK招募了不少渠道商。

其實，從2016年手機市場的情況下，原本涇渭分明的線上線下渠道正在模糊化。ZUK的這種從線上下沈到線下的戰略，也是大勢所趨。

聯想當下的情況是基礎業務增長乏力，新業務又難以有太多突破。如溫水里煮久了的青蛙，雖然覺察到危險，卻總是掙紮不出來。

ZUK Z2可能會是一個好的開端，但僅憑一兩款產品就想使聯想移動業務翻身也並非易事，畢竟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而陳旭東所接手的聯想手機業務的困境實在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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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越獄成功”歐盟有多慌：立馬開始自我救贖

“每一次危機都讓歐盟更加緊密”?隨著英國公投出現脫歐結局，這句心靈雞湯不靈驗了。

多年以來，一個“加速分裂的歐洲”而非一個“更加緊密的歐洲”的預言正在成為現實。

英國脫歐事件，令歐洲60年來不斷推進的一體化進程出現驚人倒退，並令外界對其將引發進一步的政治危機而擔憂：在歐盟國家中，反對歐盟以及排外的本土主義和獨立主義勢力正在上升，叫囂希望舉行脫歐公投的極端黨派更是不在少數。

數年間持續的經濟疲軟、難民危機和安全問題，正在令歐洲公民對歐盟的歸屬感逐漸幻滅，而歐盟最為自豪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亦並未令歐盟居民遍享紅利，反而造成社會差距、貧富差距拉大。

“歐盟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是失敗的。這給予許多獨立主義和民族主義分子以土壤。”希臘總理齊普拉斯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歐盟出現了政治危機，其他國家出現公投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尤其在北歐一些國家中。

在齊普拉斯看來，這次公投猶如為歐盟敲響警鐘，喚醒了歐盟官員有關改革的意識。

實際上，為避免政治危機繼續擴散，在英國做出退歐決定後，歐盟同意進入為期九個月的“反思期”，並希望針對各成員國間存在的巨大鴻溝拿出改革建議。

不過，在上世紀90年代歐盟輝煌時代曾在歐盟機構工作，後加入法國外交系統的法國前外交官和諾看來，歐盟機構本身就應當進行反思——“歐盟的官員，就如同活在一個‘歐洲泡泡’里，這次英國脫歐對他們來說好像一次‘叫醒服務’一樣。”

歐盟向心力下降

在現任歐盟成員國領導人中，齊普拉斯恐怕是對歐盟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最尖銳的批評者。英國公投要求脫歐後，齊普拉斯旋即表示，英國人民的決定應該予以尊重，它證實了一場深刻的政治危機、認同危機以及歐盟發展戰略上的危機。

他認為，極度緊縮的政策讓南歐和北歐之間、歐盟成員國之間差距擴大;在應對難民危機方面各方各行其是，有的關閉邊境、有的采取單邊行動。

歐洲危機的根源是什麽?誰該為民族主義的擴散負責?

齊普拉斯認為，“我們需要一個強大的進步聯盟，去重新發現已經失去的、曾經使歐盟在世界上之所以獨一無二的動力及基礎價值觀：勞動力保護，對國家福利的支持，歐洲的團結，對個人和社會權利的保護。”

這並非齊普拉斯一人之見。近年來，在歐洲廣泛流傳的一種憂慮：即當危機尚未爆發之時，歐盟表面和氣一團，然而當蔓延歐盟的債務危機和主權危機發生之後，歐盟卻將經濟增長放在社會保護之上，導致了數年以來歐洲內貧富對比懸殊、青年人嚴重失業、南北歐洲差距拉大，歐盟向心力亦下降。

通常意義上，對“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描述以“華盛頓共識”為準，其主要理念為壓縮財政赤字、貿易自由化、放松對外資限制、實施國有企業私有化等等。歐盟自成立以來也一直秉持著新自由主義機構的信念。

德國貝塔斯曼基金會近年來開始編纂“歐洲社會公正指數”。該報告使用35項指標，在6個領域對28個歐盟成員國進行打分，這6個領域是：預防貧困、教育公平、就業情況、社會融合與非歧視、健康醫療和代際公平狀況。

在2015年發布的這一版指數中，可以清晰看到歐盟28個成員國的社會不公正情況持續加劇，在其中歐盟年輕人則受到了最大的沖擊：報告顯示，歐盟有2600萬兒童和年輕人(占歐盟人口18歲以下人口總數的27.9%)受到貧窮或社會排斥的威脅;在其中有540萬歐盟年輕人既無法接受教育培訓也無法就業。

總體而言，歐洲的社會公正差距在南北之間以及年輕人和老年人群體中表現最為明顯，最受影響的國家就包括西班牙、希臘、意大利和葡萄牙：雖然在德國和瑞典等國，年輕人的就業有所改善，但是在南歐國家中年輕人就業形勢完全不容樂觀。

譬如在西班牙，20～24歲的年齡段中，無業且未接受教育的年輕人比例從2008年的16.6%上升至2015年的24.8%;意大利則更糟，同期從21.6%上升至32%。

而在去年勉強度過債務危機的希臘，同樣深受其苦。齊普拉斯甚至喊出了“我們需要更加民主的歐洲，我們需要更加重視政策而非商業與科技的歐洲，我們需要人民最具有話語權的歐洲，我們值得為此而努力”的口號。

在歐債危機之前，在2001年為加入歐元區並同歐盟的經濟政策保持一致，希臘也長期奉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並進行國有企業私有化改革、貿易自由化以及放松對金融資本流動控制等等。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與德法等高度發達完善的自由經濟體相比，希臘在進行改革時亦背負歷史政治經濟包袱，在加入之初政府依然債臺高築，然而歐盟在進行一體化進程時，往往忽視了這種路徑依賴方面的區隔。

在德國以及國際債權人的強力主導下，身陷債務危機的希臘最終堅持了6年的緊縮政策，這造成了希臘國內的民粹主義急劇飆升。

齊普拉斯認為，“我相信只是緊縮政策不能幫助希臘，亦不能幫助歐洲，歐洲現在面臨非常重要的政治危機，起因是出於經濟危機，我相信歐洲會再一次找到正確發展之路。”

在德國一家跨國咨詢公司任職的律師安北則對記者表示，歐盟過於由德國主導的經濟模式令歐盟原本的價值觀缺失，歐盟成為了一個“自由貿易區”，德國成為歐盟境內自由貿易的最大受益者，卻未出臺相應的社會政策，以對南部歐洲進行補償。

在他看來，這也從根本上導致了英國脫歐的後果，“作為二戰後成長的一代，這次公投無異於歐盟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政治災難。”

齊普拉斯認為，應該以英國退歐作為契機，促成歐盟解決金融危機，拋棄緊縮政策。

“歐盟需要實現一些新的經濟框架，再一次讓成員國可以參與進來。”他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

誰會是下一個“越獄者”？

齊普拉斯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在經濟上，英國退歐對於英國所造成的影響，將超過對歐盟的。

然而在政治上呢?很明顯英國退歐公投已經引發了歐盟其他國家爆發退歐風險。就在英國出現退歐結果之後，各歐盟內民族主義政黨紛紛表示將追隨英國的腳步進行公投。

根據地緣政治咨詢機構歐亞集團(Eurasia)對歐洲國家退歐風險的總結，法國、斯洛伐克等極右政黨在英國公投後，迫不及待要求舉行相同的脫歐公投。荷蘭、瑞典、奧地利和丹麥等國的黨派也有類似訴求。

“歐盟出現了政治危機，其他國家出現公投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尤其在北歐一些國家中。”齊普拉斯表示。

“現在幾乎所有的歐洲國家的邊緣黨候選人都在用力拼殺，而大部分歐洲居民(30%~60%)又都贊成舉行各自的公投。” 歐亞集團(Eurasia)總裁伊恩·布雷默表示，“需要明確的是，這些邊緣政黨領導人不太可能在歐洲的主要國家競選中獲勝，但同他們進行政治教化的過程將具有挑戰性，而且如果對於歐盟公民而言，離開一個日益破碎的歐盟看起來越來越合理之後，這個過程就更加困難了。”

因而如何處理脫歐的英國，也成為歐盟領導人面前的難題：給得太多，將鼓勵本土主義者持續獨立主義政策。布雷默認為，特別是“東歐和東南歐各國政府，尤其是那些民粹主義者已經成為領導人的國家，將利用任何最終的交易來為自己的國家謀求更多讓步”。

在另一方面，如果歐盟對英國的退歐條件過於苛刻，這可能會令歐盟官員看起來更像“懲罰者”，使歐盟看起來更像一個監獄而不是國家聯盟，並激起更大範圍的反歐盟情緒。

不過在一片愁雲慘霧的疑歐之聲中，唯有德國仍將是歐盟的堅定支持者。

面對一系列要求在國內舉行公投的民粹主義訴求，安北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網上所說德國公投(Germexit)在現實中不可能發生，德國至今仍禁止直接民主的公投，因為歷史上就有“希特勒的教訓”。

歐元區國家退歐可能性極小

齊普拉斯也認為，“我估計接下來進行討論和協商，協商也會保持一定平衡，除了英國之外，沒有其他國家想要脫離歐盟。”

一份來自美國布魯金斯智庫《英國脫歐將如何影響歐盟與歐元區》的報告，也從貨幣政策的角度否定了歐元區國家退歐的可能性。

這份報告認為，對於歐元區成員和歐盟成員國來說，歐元區國家退歐肯定比非歐元區國家(譬如英國)退歐的危險系數更大，且具有根本性不同：歐元區國家退歐意味著退出歐元區，而除了幾個可以期待本幣升值的國家以外，對於剩下的歐元區國家，退歐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還有一點值得慶幸：無論是福是禍，在歐元區國家中，英國脫歐的蔓延風險並不大，因為貨幣聯盟仍然提供了額外的防火墻。

該報告指出，如同許多著名經濟學家指出的，對包括法國在內的大部分歐元區國家而言，退歐意味著將造成銀行擠兌、儲蓄流失，並有可能引發重大的金融崩潰。

這就是為什麽盡管有強烈的動機離開，塞浦路斯和希臘都決定留在歐元區里。

也正是看清了這一點，在齊普拉斯政府上臺之後，才會一方面舉行全民公投，對苛刻的救贖計劃和歐盟“示威”，一方面還堅定地表示要留在歐洲。

在未來幾年內，最有可能執政的民粹主義政黨——意大利五星黨更是萬分清醒。在英國脫歐結果出爐後，一直嚷著要對歐元進行公投的該黨，立刻撤回了對於歐元進行公投的訴求，而表示要呼籲從體制內變革開始努力。

上述布魯金斯智庫的報告指出，如果去除歐元區的19個成員國，只留下其他八個國家：保加利亞、克羅地亞、捷克、匈牙利、波蘭、瑞典、丹麥和羅馬尼亞。

匈牙利的民族主義政府本身反對退歐。波蘭雖然擁有一個抱有深度歐洲懷疑主義政府執政黨，然而波蘭也反對退歐，特別是考慮到在其他歐盟國家中打工的百萬波蘭打工者們。剩余其他國家則甚至缺乏對退歐進行討論的熱情。

如何叫醒歐盟的耳朵

“英國脫歐公投，喚醒了歐盟的一些官員，歐盟也會討論如何團結和一體化。” 齊普拉斯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齊普拉斯所指的是在英國做出退歐決定後，歐盟同意進入為期九個月的“反思期”。

當地時間6月29日，歐盟27國發表非正式聲明，表示將進行政治反思。據悉，各國擬在7-9月進行非正式討論;9月中旬各國正式開會。歐盟各國領導人預計這次反思在明年3月之前結束。

歐盟有進入反思期的傳統。此前歐盟在2005年法國和荷蘭相繼投票否決《歐盟憲法條約》後宣布開展“反思期”。2007年1月，德國在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期間宣布這一反思期結束，此後不久，該憲法條約的實質內容被轉換成弱化版本《里斯本條約》。上一次的反思期主要目的在於改善“歐盟憲法”遭法國和荷蘭兩國公民投票反對所產生的負面影響。

然而英國脫歐是否能叫醒歐盟呢?和諾認為，歐盟需要危機，每一次危機之後歐盟才會被迫改革，因而即便英國脫歐對於歐盟和歐洲大陸而言也不一定是壞事情。

和諾說，長期在布魯塞爾工作的歐盟機構人員猶如形成了一個內部小團體，在布魯塞爾管理整個歐洲所產生的職業自豪感，在歐盟與歐盟國家公民之間形成了鮮明錯位。

“他們就好像活在一個巨大的泡泡里面。”和諾無奈地表示，作為20年前同樣是擁抱歐盟和歐洲一體化的一代，歐盟機構令他倍感失望，特別是在90年代末期之後——歐盟擴張的步伐邁得太快了，快到想硬生生抹去各國文化、歷史背景的巨大差異。

歐盟12國之間的經濟和文化背景矛盾已經非常巨大，但是勉強可以調和。和諾表示，隨後從15國擴張至27國，最終至28國，歐盟已跟歐共體時代的設想差得太遠。歐盟未能打造一個泛歐洲的身份認同，反而僅僅成為了一個大型自由貿易區，隨後加入歐盟的意圖僅僅變為自由貿易和自由人口流動。

其中重要的是，歐洲的分野仍由語言的天然歷史形成所決定。和諾舉了個例子，《金融時報》始終是英國人的報紙，而歐盟本身並沒有一份廣泛流行的發行物。如果有，應當用哪種語言來發行呢?歐盟至關重要的一個問題是，始終無法對歐盟區其他國家進行有效傳播，對歐盟政策的解讀或歪曲，依然很大程度上要依賴於各歐盟區內國內媒體，而發行量最大的往往都是民粹報紙，譬如《太陽報》或德國的《圖片報》等等，這些報紙的反歐盟立場鮮明。

當《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指出，歐盟目前有幾份用英語采寫的媒體且內容還不錯的時候，和諾很不屑地表示，那些發行物都是給“布魯塞爾的小圈子看的”。哪個法國人、德國人會看?斯洛文尼亞人?捷克人?反之，如果用法語寫，恐怕也會是相同境地。

德國貝塔斯曼基金會在《英國公投對於歐盟影響》的報告中亦認為，此前10年中，歐盟的反思措施均被證明成效甚微，反而繼續激化了歐洲選民對於歐盟的不滿。最終發生的英國脫歐公投揭示，此前歐盟的政策導致了歐盟進一步分化。

這份報告對歐盟和歐盟各國領導人都做出了建議。

在歐盟方面，應當考慮換一種方式來構建歐盟身份：與空泛地討論和平與繁榮相比，應當秉持更多務實主義精神，並著重於討論那些各國明顯需要超主權機構行動的領域，討論各國明顯的共同利益，並指出歐盟與各成員國之間不是零和博弈，而是構成共贏局面的機構。

而在成員國方面，也應停止將集體決策的妥協方案歸罪於歐盟身上，將歐盟塑造為替罪羊。譬如，各國元首可以在歐盟峰會後舉行集體新聞發布會，來捍衛通過的決議，並展現他們實際上在歐盟內擁有權力。此前，通常各國元首在會後各自召開記者發布會，並把決策的種種不利局面歸因於其他成員國或歐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