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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直播“攔路虎”：帶寬成本

當直播與VR相遇，碰撞出了下一個藍海市場：VR直播。

根據高盛最新研究報告預測，到2025年，VR的市場規模有望達到800億美元，樂觀情況下可以達到1820億美元。

在眾多未來應用行業中，視頻遊戲占據最大的市場，預計將達到116億美元，直播事件以41億美元市場規模緊隨其後。而目前，VR大部分軟硬件技術研發集中在遊戲領域，VR直播技術仍處於摸索階段。

突破空間限制

傳統直播方式能夠給觀眾帶來實時的賽事享受，加入VR技術以後，除了能夠營造出更具有現場感的觀賽氛圍，還突破了空間座位的限制，大大拓寬了收視群體。

在國外，部分VR廠商與實時賽事內容方合作，嘗試在一些重要賽事上使用VR設備進行直播。

去年10月，NextVR將VR技術應用在直播金州勇士和新奧爾良鵜鶘隊的比賽。今年年初，NextVR又與NFL合作拍攝足球比賽。此外，三星利用VR技術播放了挪威冬季青奧會各類體育節目，包括速度滑冰、滑雪和跳高滑雪比賽。

國內逐漸也在直播賽事上有所嘗試，VR產業上下遊廠家正在快速結成同盟提供VR直播從硬件技術到內容的解決方案。其中，直播內容成為最重要的一環。

微鯨科技聯手旗下體奧動力、盛力世家兩家體育公司，制作國內首個VR版足球賽事——中國國家女子足球隊對陣哥斯達黎加女足，以及鄒市明拳擊賽。

盡管遊戲或許是VR最快的變現渠道，然而，VR更多的應用卻不僅於此。HTCVive中國區總經理汪叢青表示，VR更多的想象空間在行業級的應用上。“遊戲跟其他的行業相比它只是很小的一塊，目前，教育、廣告和房地產行業的規模都超過遊戲行業，而零售業占據最大份額，VR從這些行業切入，想象空間更大。”汪叢青說道。

從產業角度看來，VR技術的發展不僅僅能夠用於如演唱會、體育賽事等事件型直播，還能應用於醫療領域、房地產現場看房銷售等，從這個方向來說，擁有比遊戲行業更廣闊的應用空間。

相比遊戲類內容，VR直播內容生產難度沒那麽大，一般多角度的攝影就能夠呈現較為完整的直播內容，生產成本也有所降低。“VR直播成本主要是傳輸端的成本，拍攝當下要算的是普通人力成本，後期制作假設拍上最高10分鐘VR的內容，再傳輸到雲端，大概直播成本是1萬元。”極維客COO劉林坤說道。

技術VS成本

沈浸式的VR體驗能夠帶來前所未有的感受，對傳統的電視、互聯網等直播方式產生沖擊，但從現狀來看，VR直播必須滿足三個前提：較高VR設備的普及率、成熟的VR拍攝制作後期技術以及融入社交元素。

目前的VR直播普遍采用頭顯加上移動端軟件App的呈現模式，用戶視角固定且不變，由於顯示原因，觀看內容過長時間會產生眩暈感，這些都是VR直播大眾化的障礙。想要顛覆傳統直播模式，VR直播還有許多問題需要克服。

作為CDN服務提供商，網心科技專註在內容傳輸中可能會遇到的技術問題，而暫時不涉及VR的軟硬件端。

在網心科技CEO陳磊看來，目前VR走向C端市場還不夠成熟，主要體現在於過高的帶寬成本。“對於VR直播以及目前的視頻產業來說，一個核心的成本就是它使用CDN帶寬成本。今年我相信視頻網站大的CDN帶寬成本都會超過10個億，在這樣一個成本問題面前，我們看到的實際上是用戶的需求得不到滿足，峰值計費讓一些播放平臺在高峰時段降低視頻播放質量。”陳磊告訴記者。

對比普通視頻傳輸成本，VR視頻面臨的這部分成本開銷更大。陳磊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算了一筆簡單的賬：“以1080p、20多兆來計算，今天的VR體驗360度傳輸，單位用戶成本是今天電視用戶成本的10倍，是手機用戶成本的100倍。愛奇藝手機有付費用戶，15元或者30元錢/月，而要保持同樣的利潤率，會員需要付費3000元/月來觀看VR。”

因此，技術問題的核心在於如何降低高速傳輸的成本。

一般情況下，都為戶外直播。在這種環境下，本身采集端網絡極不穩定，影響用戶觀看VR直播時的質量。即使是室內直播，網絡傳輸中所面臨的卡頓，也是VR直播必須克服的問題。“整個直播產業的技術已經相當成熟，盡管電視上有許多被證明效果很好的直播形式，卻無法應用在互聯網中。互聯網最多的形式是秀場，就是因為不太需要互動，畫面相對靜態。”陳磊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這部分的卡頓由互聯網所引起，原來的互聯網協議，比如TTP並不針對如今移動的場景，因此，在大幅度移動的場景中，這部分協議不能保證圖像的傳輸。

目前，網心科技運用針對采集端的弱網加速協議解決采集和推流過程中圖像卡頓問題。這能夠保證網絡質量不好的時候，通過單獨特有的網絡協議保持相對高速穩定的傳輸。同時，在弱適應采集中，當網絡環境較弱時，利用自動調節清晰度的方式減少卡頓現象產生。

紀念儀式中途離席 “健康門”或成希拉里競選攔路虎

連續的咳嗽，以及在“9·11”紀念儀式上離席差點暈倒，69歲希拉里的健康狀況的確讓人捏一把汗。

當地時間9月11日，美國紐約舉行了紀念“9·11”事件15周年的活動。紀念儀式上，除了美國總統奧巴馬，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紐約市長比爾·德布拉西奧、前市長邁克爾·布隆伯格、魯迪·朱利安尼等悉數出席。

其間，希拉里因身體不適突然離場，引發了各方高度關註。雖然希拉里的團隊稍後發布聲明，給出了醫生的診斷，堅稱希拉里沒事，只是因為紀念活動現場高溫等原因出現暫時的不適。在其女兒切爾西的公寓里稍作休息後，希拉里又神采奕奕地出現在公眾面前。

但是，這已不是希拉里第一次被爆出健康問題了。不少猜測認為，希拉里的健康狀況可能會成為這次競選的轉折點。

作為希拉里的競爭對手，特朗普及其團隊曾多次在健康問題上攻擊希拉里，懷疑她在疾病上有所隱瞞等。此前希拉里團隊或許還可以對此不屑一顧，但經過“9.11”當日的這次事件，她在接下來的辯論、集會中很可能不得不直面這個敏感的問題。

希拉里被攙扶離開紀念活動現場

身影踉蹌顯虛弱

希拉里此前在克利夫蘭進行競選遊說時咳嗽不止的形象已經引起民眾及特朗普的註意，而在“9.11”紀念儀式上的這次身體不適，更是把有關其健康問題的傳言與擔憂攤在眾目睽睽之下。

在網絡上瘋傳的離場視頻中可以看到，希拉里離場時走路蹣跚，身影搖晃，甚至在被幾位工作人員攙扶著並準備上車時，她倒向了工作人員，疲弱之態倍顯。

這一段影像所展示的希拉里形象，與她一貫的強硬作風相悖。隨著11月大選投票日的臨近，選民不得不考慮，他們所支持的候選人應該要有足夠健康的體魄才能渡過4年，甚至8年的執政期。希拉里此前在各種場合提出的各項政策目標、雄心壯誌，反而更讓人擔心她的身體狀況是否足以支撐她的總統夢。

希拉里信譽遭考驗

希拉里此次身體不適引發的議論並沒有隨著她的恢複而停止。她的團隊信譽及信息透明度再被質疑。

一些希拉里的隨行記者指出，他們在希拉里離場之後也沒有得到希拉里團隊立即的通告，同時希拉里在她女兒家休息的這段時間中也不允許任何采訪和探視。稍後希拉里團隊給出的聲明顯示，她在紀念儀式上感到“身體發熱”並且在休息之後已經好轉。後續的另一份聲明中，團隊給出醫生診斷稱，希拉里在9日被診出肺炎，並同樣表示希拉里恢複良好。

此前特朗普曾多次指責希拉里方面隱瞞其身體狀況。特朗普就曾攻擊稱希拉里精力不足，每天中午必須午休並且日程安排也盡量精簡。雖然特朗普的這些言論最後都被希拉里的隨行記者證實為假消息，但至少在這一次，希拉里方面的確有隱瞞之嫌，而肺炎的確診更加重了人們對她健康狀況的擔憂。

健康問題是頑疾

在希拉里11日出現短暫不適後，特朗普當天的推特等社交媒體上一片寂靜，並未對此事加以評論。特朗普團隊給出的官方表態稱，出於對對手的尊重，特朗普不願在健康問題上做文章。此前，他也表態不會在“9.11”紀念日進行競選活動。特朗普的“安靜”確保希拉里在頭條上待了一天。

雖然一同出席紀念活動的特朗普並沒有在當天出現任何不適狀況，但事實上，健康問題是兩位候選人都無法回避的。特朗普現年70歲，而如果他成功當選，那麽他將成為總統中首次當選年紀最大的一位；而希拉里則因69歲的高齡排名第二。選民在投票時似乎都需要考慮，是否能選出一位健康的總統。有美媒建議希拉里不妨借這個機會公布自己的健康狀況，並且要求特朗普也隨之仿效。

9月11日之前的最新民調顯示，希拉里依舊以5個百分點的優勢領先特朗普，兩人的支持率分別為46%：41%。

大氣、水、土壤汙染：“健康中國”攔路虎

大氣汙染、水汙染、土壤汙染，這三大汙染已經成為影響人民群眾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成為實現健康中國目標的巨大阻力。

《“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下稱《規劃綱要》）提出，“以提高環境質量為核心，推進聯防聯控和流域共治，實行環境質量目標考核，實施最嚴格的環境保護制度，切實解決影響廣大人民群眾健康的突出環境問題。”

 “我們的環境壓力比世界上其他國家都大，汙染治理和環境質量改善的任務十分艱巨，難度前所未有。”環境保護部部長陳吉寧今年4月在“展望十三五”系列報告會上的報告中說。

十年前，“霧霾”二字在絕大多數國人的概念中還是空白。但十年後的今天，霧霾成了中國億萬民眾的心肺之痛。

經合組織(OECD)在國際交通論壇2014年度峰會上發布的一份報告稱，中國因空氣汙染每年損失1.4萬億美元。報告稱，在2005年至2010年期間，中國的室外空氣汙染死亡人數增加了約5%(2005年1215180人，2010年1278890人)。

隨著機動車保有量的快速增長，我國城市空氣開始呈現出煤煙和機動車尾氣複合汙染的特點。中關村空氣汙染防控聯盟理事會主席顏梓清告訴記者，機動車尾氣排放一般距離地面1至1.5米，其所產生的“呼吸帶”汙染物極易影響人們的身體健康，特別容易對孩子造成危害。

飲用水安全是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問題。環境保護部此前發布的公開消息稱，全國有2.8億居民使用不安全飲用水。近年來，從水源地水質保護、取水、輸水、水處理、配水到終端用水，中國的水質安全問題在每一個環節都開始集中爆發。

土壤是構成生態系統的基本要素，是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不可缺少的戰略資源。土壤汙染與食品安全、人居健康息息相關，相比於大氣汙染和水汙染，土壤汙染更為隱蔽、更容易被忽視，也最難治理。

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一份報告稱：“無論是直接的土壤汙染，還是由土壤汙染導致的大氣、地表水和地下水汙染，最終對動物和人造成危害。”陳吉寧在2016年全國環保工作會議上表示，“打好大氣、水、土壤汙染防治三大戰役”，需要嚴格環境執法。

《規劃綱要》提出，需要深化區域大氣汙染聯防聯控，建立常態化區域協作機制。完善重度及以上汙染天氣的區域聯合預警機制。全面實施城市空氣質量達標管理，促進全國城市環境空氣質量明顯改善。推進飲用水水源地安全達標建設。強化地下水管理和保護，推進地下水超采區治理與汙染綜合防治。開展國家土壤環境質量監測網絡建設，建立建設用地土壤環境質量調查評估制度，開展土壤汙染治理與修複。

中資海外收購頻頻受阻 誰是無處不在的“攔路人”

中企海外並購今年迸發出了“洪荒之力”：首次取代美國成為了全球最大的海外資產收購者。伴隨著交易量的增加，中企在美歐也頻頻“碰壁”。
中國商務部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1~7月中企海外並購實際交易金額543億美元，超過2015年全年總額，占同期對外投資額比重也超過了2015年的34%，實際並購金額在10億美元以上的項目達12個。
但是，在交易額增長的背後，以中企對瑞士農藥轉基因巨頭先正達（Syngenta）、德國半導體企業愛思強（Aixtron）收購中的曲折為例，歐美的阻撓層出不窮。芬蘭前總理亞歷山大·斯圖布在他最新的文章《對中國而言，歐洲就是新非洲》中一語點破道：“中國之所以專註於（投資）歐洲，其實只是因為‘貿易保護分子’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將所有中美交易都置於審查之下，在中資投資的道路上設置了一堵‘墻’，而白宮易主並不會令中國在美投資變得更容易。”
的確，在近期被炒得沸沸揚揚的中資對愛思強收購告吹的背後就存在CFIUS的身影。此前CFIUS還阻止了荷蘭皇家飛利浦公司向中資財團出售其美國照明業務，對於荷蘭皇家飛利浦公司來說，這道“禁令”讓它們付出了13億美元的代價。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以愛思強收購受阻案中德國經濟部強勢叫停的表現為標誌，歐洲大陸對於中資的懷疑也達到了一個小高潮。精品投資銀行Ion Pacific董事總經理兼歐洲、中東及非洲主管霍伊（Claire Hoey）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指出，有一種認知是，中國投資者偏重於IT或高科技企業，通常對科技非常有興趣，這也導致了西方賣家的懷疑。
2017年，在歐洲將持續經歷多次右翼民粹主義的沖擊、美國白宮易主的情況下，中資在歐美的收購是否更加曲折？

難以打消的投資質疑
長期跟蹤中國對外投資的咨詢公司榮鼎集團（Rhodium Group）在向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USCC）提交的最新報告中指出，在過去10年中，中國對外投資（FDI）年增長率在27%左右，從2005年的30億美元增長到2015年的1230億美元。
報告還指出，最初中國的FDI專註於發展中國家的采掘類行業，而近來中國的FDI逐漸流向那些擁有科技和品牌的發達國家，在這些國家中，成熟或者高端制造業資產非常豐富。
報告認為，中國越來越註重在先進制造業、服務業和避險資產方面的收購。“自2013年開始，中資在油氣等行業的投資就大幅下降，同時在科技、創新相關現代服務業資產方面的投資增長迅猛，在商業房地產和其他避險資產方面的投資增長也較為迅速。”報告寫道。
其中，中資對美大約1/5的FDI是集中在美國大城市的商業地產；其次，對信息和通信（ICT）方面的投資占總投資的17%，早期集中在IT設備方面，後期聚焦在半導體和軟件方面的收購；對能源行業的投資占到了總體的13%，排名第三；隨後是對於農業和食品企業的投資。
長期關註歐洲市場的霍伊也對第一財經記者證實，在過去的12個月中，看到了中資企業對於科技類企業不斷增長的興趣。
不過，在這股對於歐美科技類企業並購潮的背後，西方賣家和政府依舊對蜂擁而來的中資存在諸多疑慮。以中資對半導體產業的投資為例，當中國政府2014年決定加強國內半導體發展後，中國的相關企業就急於探索對美國的半導體資產收購。2014年前，中國在美對半導體行業的累計投資僅有2億美元左右，但 2014和2015年在此領域的交易量飆升，已突破8億美元。
德國各界對此方面的討論也不絕於耳。實際上德國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的一項研究結果就認為，中方是通過有針對性的政策扶持，使中國技術取代外國技術。
然而必須指出的是，歐美輿論界在過去常常批評中企大規模對資源領域的投資模式過於單一，但當中企轉向非資源領域投資後，歐美輿論認為，中方的這種大規模投資目的不純，即有組織性、選擇性地收購外國的高新技術。由此可見，無論中企在海外投資於何種領域，都難以打消來自歐美的質疑。

中資400億美元歐洲收購受阻
榮鼎集團的數據顯示，中國在美FDI的交易價值從2008年前每年少於5億美元，增長至2015年的153億美元。在過去2年中，歐洲每年來自中國的FDI也在200億美元以上。
不過，在FDI增量背後，收購失敗的案例也在激增。僅在歐洲，精品投行Grisons Peak的數據，從2015年年中開始，即便不算上愛思強和先正達收購受阻的案例在內，也已有近400億美元的中資收購計劃被歐洲監管者否決了。
霍伊表示，近期歐美市場對於中國企業的並購邀約態度漸趨謹慎，而國際市場也出現了多起中國企業收購海外資產失敗的案例。

10月24日，德國政府表示出於安全考慮，撤銷了批準中國企業收購德國芯片設備制造商愛思強的決定

實際上，對於中國企業在歐投資是“有組織性、有選擇性”地收購外國的高新技術的指責，在中資收購德國機器人制造商庫卡時已出現了一個明顯的高峰。當時，德國經濟部部長加布里爾就發表了一些針對中資不友善的言論。一方面，德方對於中方在德國對高科技企業的收購存在顧慮，另一方面，德方也借此機會呼籲中德雙方市場準入需要對等。
在質疑中資收購愛思強的過程中，加布里爾就列舉了德國乃至歐洲企業在華投資受阻的情況。不過，綜合中國外交部提供的數據，近年歐洲對華投資額持續攀升，當前歐洲在華投資存量遠大於中國對歐投資規模。德國在華企業達8000余家，中國在德企業不到2000家。另外，今年前9個月，德國在華投資已增長120%。
榮鼎集團在報告中也呼籲中美通過FDI的對等來抵消相互信任、理解的損耗。如果中資在美的投資量達到了榮鼎預測的水平（即在2016年達到300億美元），而混合的商業和政治訴求仍未得到有效解決的話，那麽，在美國以及全球都有可能掀起新一輪競爭政策的導向。

“國家安全”引爭議
CFIUS長期以來一直在中資海外收購方面扮演“攔路人”的角色。CFIUS可以對威脅國家安全的交易進行審查，但其實，對於“國家安全”的定義非常模糊，因此也為CFIUS的操作預留了空間。
值得註意的是，榮鼎集團在報告中對於CFIUS的操作做出了解釋，並指出CFIUS對兩方面的威脅尤為敏感：第一，重要的、雙重使用科技相關型的交易；第二，在地理上接近國防裝備或其他國家安全設施而增加經濟或軍事間諜風險的交易也是重點。
如以此判斷，CFIUS對於愛思強的審查原因就屬於前者。德國經濟部也以該收購案涉及“安全問題”為由收回了此前的收購許可。德國媒體隨後爆出，這是因為美國情報機構向德方提出安全警告，擔心中國將愛思強公司的芯片用於核項目，從而導致德方態度轉變。
最終美國總統奧巴馬發布總統令，阻止了中資對愛思強的收購，並稱有“可靠的證據”表明，此收購有可能會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因為，愛思強的科技同時應用在美國軍方設備上，存在國防安全隱患。
此前，愛思強最大股東、位於倫敦的投資公司Argonaut Capital公司已發表聲明，痛斥了這種邏輯，並指出，“愛思強生產的是半導體制造工具，並不生產芯片。愛思強同國防工業沒有任何直接的銷售關系，且愛思強的員工也沒有參與美國政府的涉密研究，不掌握任何同國防相關客戶的敏感信息。”聲明還指出，如果上述邏輯能成立的話，那麽“以後也可以阻止中德鋼鐵企業合並了，因為鋼鐵可以在德國和美國用來造坦克”。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日前表示，中資收購德國愛思強純系市場行為，中方反對這種從政治上進行幹預的錯誤做法，“希望美方停止對中國企業的捕風捉影，為中國企業投資提供公平環境和便利條件，從長遠看，這符合各方共同利益。”

歐洲要放棄貿易保護主義
在中資宣布放棄收購愛思強後，德國媒體哀嘆道，“這家在幾個月前（除業內）還無人知曉的技術性企業，無端成為了世界政治的犧牲品。”
斯圖布在文章中指出，“這不是有關藍領工作在大陸之間的轉移，這是白領企業更換雇主，根植於全球資本主義的本質屬性中。”
德國媒體也隨後反思，美方是的確秉持了國家安全原則，還是出於美國本土工業界利益的考量，才作此決定？此前已有業界人士指出，愛思強與中國的聯手在商業上對於美國同行業的競爭者將產生不利影響。
無論如何，愛思強已成為了真正的受害者。此前愛思強曾表示，如果收購失敗則不得不采取裁員等方式控制收支平衡，目前愛思強已經向德國政府提出國家援助的請求。愛思強和700名員工的未來也令人擔憂。其前車之鑒就是荷蘭皇家飛利浦公司。中資財團曾開價28億美元收購飛利浦旗下的LED照明部門Lumileds，但CFIUS的反對使得飛利浦在壓力下放棄了同中資的交易，導致潛在買家數量大大減少，最終飛利浦方面被迫降低要價，並在12月13日發聲明稱，將Lumileds的80%股權以15億美元售予私募股權阿波羅全球管理公司。這意味著，CFIUS的插手讓飛利浦方面損失13億美元。
霍伊指出，部分西方國家的賣家已轉向與西方的策略投資者或私募基金進行交易，以避免交易過程中存在的不確定性，但這也意味著對投資標的的估值往往較中國投資者（的估值）低。
至於德國對中資的質疑，霍伊對第一財經記者指出，“我覺得，德國有可能在這方面是個輸家。”一方面德國存在這種持續的抵抗情緒，另一方面在北歐國家，則有非常吸引人的科技企業，霍伊表示：“以色列也具有能成為一個很大贏家的潛力，他們在未來有極大的機會同中國投資者進行合作。”
斯圖布在文章中指出，中資對歐洲投資並非壞事，歐洲需要註入外資。同時歐洲應當放棄這種下意識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特別是當美國的特朗普政府如果決定放棄同歐洲締結“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TTIP）時，歐洲需要尋找其他夥伴。從規模和體量上來說，中國很明顯是歐洲應當找尋的方向。

歐盟智庫布勒哲爾國際經濟研究所（Bruegel）也在其最新的報告中指出，考慮到“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TTIP）看起來都無太大的可能性時，歐盟應加速與中國和東盟國家的關系，“在TTIP缺席的情況下，歐盟同中國維持更緊密的經濟關系可能是唯一的選項了。”
法國央行前行長諾亞（Noyer）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的專訪時也指出，擴大相互投資是中歐的相互意願，雖然目前在德國遇到了一些保守的看法，然而隨著市場的進一步開放，一定會解決一些問題。“對外國投資的開放是歐盟根深蒂固的原則。”諾亞指出，“不過，如果投資項目涉及一些國防領域，無論是中國還是任何一個國家，都要在相關投資時滿足一定的程序。”

CFIUS或加強審查
目前，在歐美還有一種擔憂是，在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政府於明年正式上臺後，有可能CFIUS會加大對外資的審查力度。
海格樂繆勒（Hengeler Mueller）律所合夥人澤格海恩（Hans-Joerg Ziegenhain）在接受外媒采訪時認為，特朗普執政後，CFIUS的作用或許會比以前更廣泛，這可能會影響到中國的海外並購交易。
CFIUS的審查通常是保密的，數據會滯後一年才公布。在今年公布的2014年年度報告中，CFIUS共審查了147筆交易，遠高於2013年的97筆，其中的24筆針對中國在美投資，緊隨其後的是針對英國（21筆）、加拿大（15筆）以及日本（10筆）的審查。
在2012～2014年期間，CFIUS共對358筆交易進行了審查，其中中國成為首要審查目標。該機構共審計了68筆來自中國的收購申請，其次是英國（45筆）、加拿大（40筆）、日本（37筆）以及法國（21筆）。
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USCC）則在其發布的年度報告中首次提出，為保證美國的國家安全，建議國會修改相關法律，授權CFIUS禁止中國國有企業獲得對美企的有效控制權。這是USCC成立以來第一次做出希望國會修改法案以限制中企在美收購的建議。英國媒體對此評論稱，盡管USCC的報告對國會是一項沒有法律效用的建議，然而這體現了當前針對中國投資不斷增長的警惕。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在11月17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表示，對於這個所謂委員會報告的具體內容“沒有興趣作出評論”。
不過，榮鼎集團傾向於認為，美國目前的監管環境在監控中資投資方面是健全的，且不需要CFIUS更改授權或進程。
但是榮鼎集團在報告中認為，有兩方面可以確保美國監管方更有效率：第一，美國財政部和CFIUS需要足夠的資源來完成他們的授權。“中國不斷增長的FDI意味著需要審查的交易在近些年來也不斷增長，這需要額外的資源來確保有效的審查進程。”報告寫道。第二，不斷增長的中國企業在美國本土的力量以及中資人員，需要美國監管方面具有合適的資源來監控這一新發展趨勢，比如（監控）在美當地同中資企業的研發合作、美國企業對當地中資分支機構的科技執照頒發，或是在早期技術融資方面等進行密切關註。
最終，問題的解決都指向了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的簽署。榮鼎集團認為，BIT可以給予美國投資者在中國預設的權利，幫助美國企業獲得公平競爭的機會，避免雙方FDI的政治化，在長期範圍內，令中國對美投資使得美國受益。
此前，中國美國商會主席吉莫曼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指出，預期BIT將在2017年末或2018年初完成，且“確實能夠預見，在2017年，將會有更多人關註雙邊貿易與投資關系的基本公平，也會有更多人關註美國公司是否獲得互惠待遇，來確保它們在華市場的機遇等同於中國在美國市場得到的機遇”。

PPP“隱形門檻”攔路民資，怎麽破解？

“做PPP項目遇到的坎兒不少。一些項目投資額不到10億元，卻設置了總資產50億元甚至百億元的高門檻，把民企攔在門外。”龍元明城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苗紀江近日對第一財經記者稱。

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近三年在中國被快速推廣，PPP項目數量破萬，擬投資額約13萬億元。不過民營資本參與度不高，是困擾著決策層的一大難題。

財政部副部長、PPP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史耀斌在去年底的全國財政系統PPP工作推進會上，也毫不避諱地指出，個別地方政府通過設置高額保證金、註冊資本、銀行存款等條件，制造“隱形門檻”。而這背後是一些地方政府觀念存在誤區，認為和民營資本打交道風險高，且面臨較大審計、輿論壓力。

“隱形門檻”攔路民資

財政部PPP中心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11月30日，全國PPP綜合信息平臺項目庫中入庫PPP項目已經達到10828個，入庫項目總金額約12.95萬億元。截至2016年10月，946個PPP項目已經落地，總投資額1.56萬億元。

這些數據顯示著PPP市場在這幾年的爆發。一些民企擔心政府不能履約而采取觀望，而另一些民企則抓住機遇擁抱PPP。為了“掘金”PPP市場，上市公司龍元建設(600491)成立龍元明城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試水PPP業務。苗紀江對第一財經記者介紹，2016年龍元建設共做了21個PPP項目，總投資額270億元。2017年的PPP項目總投資目標是400億元。

不過就像苗紀江在文章開頭所說的那樣，民企在做PPP項目時，會遇到一些地方政府設置的PPP“隱形門檻”過高的現象，導致民營資本參與度不高。

新華社報道稱，一些PPP項目看似向民企敞開大門，但設置的資質條件、工程業績、專業要求等過高，民間資本很難達到要求。“有的招投標中限定‘企業要有30年以上行業經驗’、‘取得多項國際證書’等硬性條件。”成都矽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王有治說，這樣的高門檻等於把絕大部分民營企業排除在外。

在去年國務院民間投資專項督查調研中，四川遠艦建設集團董事長楊遠見曾表示：“現在很多PPP項目就是為國有企業‘量身定做’的，有的地方甚至直接告知‘優先考慮國企’。一方面是因為國企能從銀行貸到更低成本的資金，另一方面政府也想避免引發道德風險質疑。我們申請過很多PPP項目，都被以各種理由拒絕了。”

“項目不同，‘隱形門檻’也五花八門，雖然這些條款很小也並不複雜，但你卻很難繞過去。”苗紀江稱。

為消除一些地方官員對於上述預期風險的擔憂，苗紀江告訴第一財經，其公司將會和中鐵等央企聯合招標，通過混合所有制來參與PPP項目，從而規避一些“隱形門檻”，也讓一些地方官員得以放心合作。

地方觀念誤區待除

史耀斌在上述PPP推進會上分析民營資本參與PPP的積極性並不高時稱，一大原因是部分地方政府在觀念上有誤區。

“一些地方不願意和民營資本打交道，認為不可控、風險高，再加上項目操作複雜、技術要求高，和民營資本合作會面臨較大的審計、輿論壓力。如果民營資本收益高了，就容易引發國有資產流失、政府監管不力、利益輸送等質疑。”史耀斌稱。

苗紀江也對第一財經分析，一些地方官員認為跟民企打交道存在政治風險、道德風險，不想讓民企參與，但又不好直接表現出來，就通過設置高門檻來將民企拒之門外。

PPP專家、大嶽咨詢總經理金永祥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一些地區偏好選擇國企來做PPP項目的情況確實存在。由於PPP項目量大且操作複雜，項目規範性不夠，致使項目未來出現爭議的可能性較大。一旦出現爭議，相比之下，地方政府和國企談判的空間彈性更大，與民企談判空間則較小，甚至可能出現民企“跑路”的現象。

不過金永祥表示，從全國範圍來看，地方政府設置“隱形門檻”排擠民企的做法並不普遍，一些地方如北京還會優先選取民企來做PPP項目。

史耀斌在部署2017年PPP“五個”工作發力點時，第二個就是著力提高民營資本參與率。省級財政部門要研究將民營資本參與率納入工作考核體系，會同有關行業部門合理設定PPP項目采購標準和條件，不得對民營資本設置任何差別條款和歧視性條款。

對PPP項目門檻合理設置並不意味著“低門檻”，金永祥舉例稱：“河南有一個幾十億的PPP項目，由於門檻設計過低，最終選了一個資產只有幾個億的民企，然而這家民企無法獲得金融機構貸款，導致這個項目最後無法推進。”

由於PPP項目千差萬別，金永祥認為政策上也不應對PPP項目采購標準和條件采取“一刀切”，應該根據不同項目，從企業經營管理能力、融資能力、信用去綜合考量。

為了鼓勵民營資本參與PPP項目，中央在政策上給予諸多鼓勵措施。如在第三批PPP示範項目評選時，對於民企參與的項目給予加分。

同時，一些地方為了吸引民企參與PPP項目也做了不少工作。比如江蘇省在PPP項目采購資格預審方面，合理把控企業參與資格條件，防止因企業規模等條件設置標準過高而將民營企業排除在外，充分給予民營企業參與PPP項目的平等機會。在PPP方案制定、審查及合同簽訂過程中，江蘇嚴格做好項目責權利分配、完善價格調整機制，保證社會資本有盈利不暴利，營造公正誠信的合作環境，增加民營企業參與的信心。

澳洲25年未衰退成發達國家標桿 房價或成經濟轉型攔路虎

隨著澳大利亞去年經濟數據的公布，澳洲保住了目前發達國家中連續未出現衰退時間最長紀錄——25年。此前的紀錄是荷蘭保持的26年，在1982年至2008年期間，只有一個季度的經濟增速呈下滑態勢。

根據澳大利亞統計局周三公布的數據，受益於大宗商品反彈利好影響，這個資源型國家去年四季度GDP增長1.1%，扭轉了此前第三季度意外下滑的不利局面，避免了進入常規定義下經濟衰退，自1991年6月以來，澳大利亞經濟尚未進入過衰退。去年全年澳大利亞經濟增速為2.4%，出口和消費支出強勁增長，企業盈利和政府開支有所提升。澳大利亞國庫部長莫里森(Scott Morrison)對商業投資環比回升2%，結束此前數季度連續回落表示滿意。“我們的經濟持續好於經合組織OECD的平均水平，經濟轉型獲得了一定的效果”

澳大利亞去年三季度GDP意外下滑0.5%，創金融危機以來最差表現，11月失業率回升至5.7%，市場對澳大利亞能否保持住連續25年經濟增長的懷疑聲開始出現。評級機構標普和穆迪當時已經將澳大利亞放入主權信用評級下調觀察名單，澳大利亞持續30年的3A主權信用評級一度面臨考驗。

澳洲聯儲此前預計，因大宗商品價格的強勁反彈，2017年澳大利亞的經濟增速將加快至3%左右。

大宗商品反彈或藏隱憂

隨著大部分大宗商品脫離多年歷史低位，部分資源出口型國家的經濟也出現了好轉。石油價格的回升令加拿大經濟重回活力，加拿大將於周四公布2016年經濟數據，市場預期去年加拿大GDP增速將回升至2%。作為西歐最大的產油國，挪威經濟在去年四季度也出現了反彈。

作為澳大利亞最大的出口資源，鐵礦石價格在今年繼續狂飆。受對最大需求國中國的需求預期回暖提振，鐵礦石期貨價格已經回到了兩年半以來新高。但礦企高管對此依然保持謹慎，他們認為無論是煤炭還是鐵礦石，雖然有中國需求上升和去產能的刺激，但還是漲得有點太快了。

澳大利亞財政部長弗雷澤(John Fraser)周三表示，雖然關鍵資源出口價格回升，但澳大利亞的經濟前景依然“非常平穩”。世界經濟有轉好的跡象，但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貿易保護政策及對自由貿易的沖擊依然的影響還有待評估。在當前複雜的國際環境中，澳大利亞依然處在從出口型經濟向全面擴張轉型的時期。

澳大利亞經濟轉型不易

澳大利亞正試圖從傳統的資源出口型經濟逐漸向更多行業轉向，如大力發展服務業及旅遊業。不過現實並不樂觀，去年四季度企業投資開支環比下滑2.1%，不及市場預期的下滑0.5%。出於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擔憂，越來越多的澳大利亞大企業選擇持幣。根據CommSec的數據，下半年澳企現金持有量上升9%至1080億澳元。礦企則趁著利潤回升大筆分紅，而不是擴大投資建設。必和必拓和力拓這兩大巨頭在過去幾周已分別宣布了提高股息的計劃。

在就業端，雖然澳大利亞失業率持續回落，但眾多新就業崗位是建立在服務業的兼職工作，如收銀員等。這也限制了居民薪資收入增長及通脹水平的回升，去年四季度澳大利亞居民收入環比下滑0.5%。

1.5%的低利率水平催生了房地產的火熱，也將各大銀行的發放貸款數量推向了歷史高位。作為澳大利亞經濟中心的悉尼，去年房價已經上升了19%，大量的外國買家和投機者進入市場。對於普通人房貸與可支配收入比接近190%的現狀，澳大利亞央行表達了憂慮。這也或將成為澳大利亞經濟轉型的“絆腳石”

趕走攔路虎 220萬農民工實現進城購房夢

在湖北宜昌生活工作十幾年的陳懷兵終於在這個“第二故鄉”有了自己的家。

十幾年前，重慶農民陳懷兵只身來到湖北宜昌打工。他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自己雖然在宜昌待了十幾年，但由於沒有自己的房子，始終沒有歸屬感。2016年，陳懷兵和妻子向光芬在宜昌清江潤城看中了一套房子，但最初的貸款過程並不順利。

四處貸款無門的陳懷兵碰到了農業銀行“農民安家貸”。他申請的“一手房農民安家貸”20年期45萬元貸款，去年10月通過了審批。目前，他的房子正在裝修，再過幾個月，陳懷兵就能住進新房了。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部長陳政高近日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新型城鎮化建設要支持、引導農民工和農民進城買房。據調查，去年，國內部分城市的商品房交易量中，農民工和農民買房占比達到50%，有的縣城更達70%。

國家統計局的2015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接近1.7億的外出農民工中，在務工地自購住房的農民工比例為1.3%，比上年提高0.3個百分點。

當然，這里的“務工地”包括大城市，更多的是地級市和小城鎮。粗略推算，這一人群數量有220萬人，且呈逐年增長之勢。

專家指出，隨著農民工就近就業者規模不斷增加，農民群體將成為三四線城市和縣城的商品房購買主力。中國農業銀行湖北省分行(下稱“湖北農行”)的最新數據證明了這一觀點。截至今年1月底，湖北農行“農民安家貸”貸款余額達到63.13億元，累計投放“農民安家貸”21800筆，較年初凈增3900筆，凈增11億元。

而陳懷兵僅僅是湖北農行支持的兩萬多名圓進城住房夢的農民之一。

農民進城購房的攔路虎

據了解，“農民安家貸”是中國農業銀行向符合條件的農民發放的、用於在城鎮購買商品住房的貸款，亦是目前國內首個專門針對農民群體的個人住房貸款產品。

農民工的買房過程會碰到不少現實問題，例如陳懷兵就卡在了首付款和收入認證上。陳懷兵的職業是木工，工資一般按現金結算，而且還是根據工程量來支付，不是發的固定工資，勞務公司亦不能出具收入證明;不僅如此，陳懷兵只有十來萬元的積蓄，只付得起20%左右的首付。因為這兩大“攔路虎”，他申請了好幾家銀行的貸款，最終都沒有通過審核。

眼看距離開發商規定的首付交款時限越來越近，陳懷兵心急如焚，他不想錯過這個在宜昌安家的機會。一天，他無意間聽到幾位工友在談論“農業銀行好像可以幫農民工提供住房貸款”的話題。陳懷兵抱著“死馬當作活馬醫”的心態，前往湖北農行三峽分行咨詢。

令他萬萬沒想到的是，針對農民工和農民的購房需求，農業銀行不僅首付要求和利率都低一些，收入認證上也較為靈活。“農民安家貸45萬元的貸款批下來了，購房合同也簽了，宜昌真的是自己的家了!”陳懷兵喜出望外。

23歲的劉舜亦曾遭遇多家銀行的貸款閉門羹。由於去年6月剛剛參加工作，很多銀行以其工作年限太短、達不到住房貸款準入標準為由，拒絕了劉舜的住房貸款請求。最終，農行“農民安家貸”為劉舜解了燃眉之急。他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不僅貸款順利辦下來了，利息比普通貸款還要低5%，“真是大大緩解了我的還款壓力”。

“評分低”、“收入證明不符要求”、“銀行流水不足”……過去，農民群體進城購房的貸款需求，常常被這些攔路虎攔截，農行“農民安家貸”終於掃除了農民貸款的障礙。

房地產去庫存主力

農民進城購房不僅在農村成為主流，陳政高表示，新型城鎮化亦是房地產去庫存的根本途徑、重要途徑。

陳政高說，在這當中，中國農業銀行做了很多工作，他們推出的“農民安家貸”，去年為50萬農民工和農民家庭解決住房問題提供了貸款支持，有的地方還建立了貸款擔保機制。

去年4月印發的《湖北省房地產去庫存專項行動方案》指出，目前，該省每年有60萬左右的城鎮化轉移人口，農村還有求學、結婚和養老等人群有本地購房需求。為此，方案要求深化戶籍制度及相關配套制度改革，引導人口有序轉移，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全覆蓋。對新市民進城購房，加大財稅金融支持力度，推動“農民安家貸”等產品落地。

在武漢，湖北農行與湖北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簽署《“十三五”時期戰略合作協議》，銀政合作共同推進“農民安家貸”產品落地。

在黃岡，當地農業銀行采取“請進來”的方式，邀請政府領導、房管局、房地產開發商以及樓盤銷售人員來農行，舉行產品推介會。

在宜昌，當地農業銀行引入政府增信機制，合力促進貸款投放給更多農戶。第一財經記者從湖北農行三峽分行了解到，該行計劃3年累計投放農民安家貸20億元。雖然投放數額大，面向農民貸款的審批流程卻相對快捷，70%以上的“農民安家貸”在受理後3個工作日內可達發放條件。而且要確保“農民安家貸”不受信貸規模和經濟資本限制，確保“農民安家貸”客戶準入評分降100分、貸款利率執行最優惠房貸利率等。

不僅如此，宜昌市政府還建立完善了農民工進城購房的信貸風險分擔機制;對農民工所購首套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按面積給予100元/平方米的財政補貼;住房公積金部門還將農民工納入住房公積金繳存範圍，滿足其購房貸款需求。

據宜昌市透明售房網的交易數據，宜昌近期的一手商品房價格區間主要集中在每平方米3000元以下和3000～5000元兩個層次，5000～8000元/平方米的商品房也有零星成交。作為湖北省第二大經濟強市和發展較快的三線城市，宜昌的這一價格對周邊的農民工進城購房頗有吸引力。

此外，當地政府從2014年有序放寬城鎮落戶條件，宜昌逐漸成為進城務工農民置業和外地人口選擇的居住地。

宜昌市去年6月公布了《關於深化戶籍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被稱為宜昌“史上最寬松的落戶條件”，包括“農民進城落戶不退地、企業人才落戶零門檻、大中專學生先落戶後就業、購房落戶全放開、居住證持有人落戶不設限、縣市農村人口引進城”等六大方面，按照“高端人才優先化、本地農民城鎮化、外來人口本地化”，放開建制鎮、放寬城區和投資落戶條件。其中，“購房落戶全放開”也幫“陳懷兵們”解決了一系列後顧之憂。根據購房人身份信息統計，宜昌購買對象中城區人口占20%，城區以外人口購房占比達到80%。

宜昌是湖北省第二大經濟強市，對周邊的農民工進城購房頗具吸引力。

記者從湖北農行獲悉，2016年，在52.13億元農行“農民安家貸”貸款中，44.11億元投向了三四線城市及縣域地區，通過金融支持帶動潛在農民購房群體入市，僅此一項產品幫助地方政府消化庫存約150萬平方米。

而在全省各地房地產去庫存行動的共同促進下，截至去年底，湖北省商品住房庫存5382萬平方米，平均消化周期8.5個月，較2015年同期減少6.2個月。

湖北農行行長朱正罡表示，湖北農行將抓住國家推進“去庫存”和“城鎮化”的機遇，力爭三年內在“農民安家貸”這一產品上投放貸款100億元以上。

(通訊員蔡瑰、向華對本文亦有貢獻)

季末MPA考核來臨 流動性成A股反彈攔路虎？

盡管軍工、人工智能等板塊在盤中接過了一帶一路上漲的接力棒，但號召力顯然還不可同日而語，滬深兩市股指周一出現沖高回落，成交量則小幅減少。在日益臨近季末考核的關鍵時點，A股本周會如何運行成為市場人士關註的焦點。

3月27日，從股指全天的走勢來看，滬深兩市股指早盤後一度震蕩上行，上證指數一度創出近期新高3283.24點，不過煤炭、白酒等板塊的回落帶動股指逐漸走低。上證指數最後報收3266.96點，下跌2.49點，跌幅0.08%，成交2492億元;深成指報收10581.92點，下跌64.80點，跌幅0.61%，成交2881億元;創業板指數報收1947.53點，下跌17.61點，跌幅0.90%，成交783億元。兩市全天合計成交5373億元，較上一交易日小幅減少。

愛建證券分析師侯英民認為，管理層明確貨幣政策在經過多年的量化寬松之後，全球已經到達了這次周期的尾部，由此意味著本輪貨幣政策將不會再是寬松的政策。MSCI向市場參與者尋求反饋，並將在6月份宣布是否將中國A股納入MSCI中國指數和MSCI新興市場指數，多空雙方分歧較大展開激烈博弈。臨近3月底市場資金面趨緊，IPO發行速度不減，市場在增量資金有限存量資金博弈的大環境下，資金高拋低吸的特征極為明顯，市場的結構性分化不可避免，股指基本呈現出寬幅震蕩的主基調。

從技術面分析，股指近期依然圍繞中短期均線寬幅震蕩，目前股指仍處於5周、10周均線上方，市場中期強勢格局未改。上周股指一度震蕩考驗多空分界嶺，所幸市場有驚無險多空搏殺日趨白熱化，目前股指再次突破3050-3250箱體，但由於3250上方壓力依然較大是否有效仍待確認，預期短期股指仍將延續寬幅震蕩，控制倉位精選個股操作。

華鑫證券策略分析師嚴凱文等則認為，從反彈運行的時間周期上，上證指數1月16日起底反彈，截至3月24日反彈已運行了10周，選取2016年以來的幾波反彈研究發現，指數反彈周期通常在9至13周;也就是說倘若指數的運行節奏不變，目前上證指數或已意味著1月16日最低位3044點以來的反彈已進入尾端。而想要繼續上攻，還是需要量能的有效突破，即是其以上統計的單上證指數成交額必須突破2900億元，否則指數即使強突也大概率沖高回落。

隨著3月進入倒計時，銀行將首次面臨央行MPA(宏觀審慎評估體系)的正式考核，而這也是近期對市場流動性影響最大的事件之一。MPA考核結果分為三大檔，除了A和C，中間都為B。其中A檔的要求十分嚴格，需7個方面均達到90分以上;資本和杠桿情況和定價行為具有一票否決權，或其他5個方面中有任意兩項不達標(達標線60分)，就會落入C檔。

上海證券策略分析師屠駿認為，作為MPA考核的核心內容，將表外理財納入廣義信貸之後，部分銀行的廣義信貸同比增速將會提高，與之對應的宏觀審慎要求也會相應提高，由此引導金融機構穩健經營。從廣義信貸的相近指標商業銀行資產規模來看，不同銀行資產規模出現分化。銀監會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1月末，大型商業銀行、股份制銀行、城商行和農村金融機構的資產規模同比增速分別為9.3%、15.1%、23.1%、16.2%，顯示城商行的表內資產規模增速最高。中小銀行或區域性銀行或城商行近幾年資產規模增速快於股份行和國有大行，面臨MPA考核中廣義信貸增速約束壓力更大，從而影響資產規模增速。廣義信貸指標連帶資本充足率和能否達標的"陰影"步步逼近，如何在流動性、規模和利潤三者之間取得平衡也成為中小銀行艱難的考題。 習慣了表外理財快速增長，以突破監管限制獲得更高利潤的中小銀行這次如何"掉頭"值得觀察，同時央行的考核項目跟隨市場變化不斷動態調整，同時監管獎懲措施也可能持續升級，降杠桿信號明顯。

從影響來看，大多數銀行理財規模或將主動壓縮，部分資產會被放出，市場上資產的選擇將增多，資產端的收益下滑程度或將得到遏制。而在受到近期廣義信貸調整的影響下，預期3月信貸增速將會降低。MPA有七大類指標，其中就包括信貸政策執行方面，而商業銀行的貸款行為是這當中的一項重要考核。貸款行為就包括銀行的信貸結構是否合理、對於某些過熱領域的信貸投放情況等，今年監管部門將重點關註個人房貸這一塊。預計中小銀行、尤其是城商行的股票價格短期可能會受到一定的壓制。

擊破攔路虎省下一百多億，稅務總局助企業“走出去”

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企業“走出去”熱情高漲，但投資依然謹慎，除了要考慮投資東道國原材料、人力、融資成本、市場前景等方面外，了解當地稅務制度環境並消除潛在稅務風險，也是橫在企業面前的一道難題。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稅務制度環境複雜多變，針對“走出去”企業對境外稅收信息收集困難，部分企業遇到投資東道國涉稅爭議、遭到雙重征稅“痛點”，近些年國家稅務總局公布了基本涵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59份國別投資稅收指南，並開通12366“走出去”納稅服務熱線，打破稅收信息不對等這一瓶頸。

另外，稅務總局充分利用稅收協定項下的雙邊協商機制，結合國際產能合作重點領域，積極幫助納稅人解決涉稅爭議，2013年至今共開展雙邊協商181例，消除國際重複征稅131.8億元，不少“走出去”企業直接受益。

打破稅收信息不對稱

對投資東道國稅收制度的不了解，曾是部分企業“走出去”的攔路虎。

輸配電設備制造商思源電氣股份有限公司海外財務總監鄭典富告訴第一財經，公司在海外投資時碰到的一大難題就是了解投資國的稅制。

“我們雇人去網上搜集投資東道國稅務信息，但不敢確定信息的準確性；去投資東道國稅務當局咨詢一些稅務問題，有時候一個國家兩個稅務機關給出的答複竟然不一致，這里隱藏了比較大的稅務風險。了解投資東道國的稅收制度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鄭典富稱。

而據了解，特變電工股份有限公司曾為翻譯“涉外稅收協議”支出了20萬美元。

由此可見，企業海外投資中稅務考量因素重要性不言而喻。

具有16年海外投資經營經驗的格力電器（巴西）有限公司，在巴西投資中總結了一句名言：“在巴西，離開了稅務，一切重大決策都免談。”

“以往缺乏對境外稅收信息的了解是制約工作開展的一個主要瓶頸，但目前情況已逐步扭轉。”國家稅務總局國際稅務司司長廖體忠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國家稅務總局對包括“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內的95個國家和地區全面開展了國別稅收信息研究，並建立了“一帶一路”稅收服務網頁，分國別發布對外投資稅收指南、介紹稅收政策、提示稅收風險。

截至2017年4月底，稅務總局共發布了59份國別投資稅收指南，基本涵蓋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以及境外其他主要投資目的地。這些指南主要圍繞境外投資目的地整體營商環境、主體稅種、征管制度、雙邊稅收協定(協議或安排)等方面內容進行了較為詳細的介紹。

“五一”之前，國家稅務總局在上海（國際）納稅服務中心舉行《國別投資稅收指南》新聞發布會，圖為大數據顯示國別稅收情況。

與之配套，稅務總局還專門設立了“一帶一路”稅收服務網頁，依托上海（國際）納稅服務中心推出“雙語”服務，開通12366“走出去”納稅服務熱線專席，為企業“出海”提供“精準導航”。

鄭典富表示，稅務總局發布的稅收指南很好地解決了企業海外投資中稅收信息不對稱問題，幫助企業節省了一筆成本，讓企業可以提前防範境外投資稅收風險，更有底氣走出去。

特變電工股份有限公司財務人員薛佳斌在收到新疆稅務部門編寫的《中亞五國稅典譯本》時也感慨，給力的稅收服務讓裝備制造企業走出去的腳步更自信了。2017年，由該公司承建的項目讓塔吉克斯坦首都告別了20年冬季限電的歷史。

力挺企業解決涉稅爭議

由於國家間稅收征管差異、稅收歧視或不公平待遇，部分走出去的企業遭到投資東道國涉稅爭議，被要求補繳大額稅款。

比如，由於征管差異，某國向中國南方航空公司提出要征收2009~2013年稅款和滯納金1635萬美元。在埃塞俄比亞投資設立鞋廠的廣東東莞華堅集團，被要求按10%稅率對其在埃塞俄比亞的企業所得股息征稅，而非兩國稅收協定安排的5%稅率。

針對部分企業碰到的涉稅爭議問題，中國稅務部門積極談簽、用足用好國際稅收協定，為“走出去”和“引進來”企業消除雙邊重複征稅、提供穩定明確的稅收環境、妥善解決涉稅爭議。

比如，針對上述南方航空遇到的涉稅爭議問題，在經過一年四輪交涉磋商後，兩國外交部和稅務部門就雙邊稅收協定中關於民航國際運輸在境外享受免稅待遇的有關問題達成共識，避免了對南方航空重複征稅。

東莞市國稅局在了解到華堅集團碰到的涉稅爭議問題後，立即協助它向埃塞財政部門遞交申訴信。經多番溝通，最終埃塞俄比亞財政部回函承認中埃協定的有效性，華堅集團減免稅款30萬美元。

受此鼓舞，華堅集團響應國家“一帶一路”戰略號召，於2015年4月在埃塞俄比亞埃塞奠基建設華堅國際輕工業園，總投資20億美元，預計於2020年建設完成，將幫助當地解決就業3萬人以上。

上海財經大學教授胡怡建表示，通過用好稅收協定，為企業明確了征稅稅率、東道國對利潤征稅門檻、母國抵免規定、跨境涉稅爭議解決方法。這無疑給納稅人大大提高了稅收確定性，納稅人只需執行稅收協定規定的內容，不必再擔心東道國的稅收政策什麽時候變、怎麽變。心里有數，前路光明，企業才有信心走下去。

截至2017年4月底，我國與116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雙邊稅收合作機制，簽訂雙邊稅收協定、安排和協議已達106個，其中屬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有54個，形成了世界上第三大協定網絡，覆蓋了中國主要對外投資目的地。

第一財經從國家稅務總局了解到，2016年，僅稅收協定利息條款就為我國金融機構減免境外稅收278億元，有力支持了“資金融通”，協定的雙向互惠也為境外納稅人在我國減免稅收280億元。

擊退攔路虎省下一百多億，稅務總局助企業“走出去”

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企業“走出去”熱情高漲，但投資依然謹慎，除了要考慮投資東道國原材料、人力、融資成本、市場前景等方面外，了解當地稅務制度環境並消除潛在稅務風險，也是橫在企業面前的一道難題。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稅務制度環境複雜多變，針對“走出去”企業對境外稅收信息收集困難，部分企業遇到投資東道國涉稅爭議、遭到雙重征稅“痛點”，近些年國家稅務總局公布了基本涵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59份國別投資稅收指南，並開通12366“走出去”納稅服務熱線，打破稅收信息不對等這一瓶頸。

另外，稅務總局充分利用稅收協定項下的雙邊協商機制，結合國際產能合作重點領域，積極幫助納稅人解決涉稅爭議，2013年至今共開展雙邊協商181例，消除國際重複征稅131.8億元，不少“走出去”企業直接受益。

打破稅收信息不對稱

對投資東道國稅收制度的不了解，曾是部分企業“走出去”的攔路虎。

輸配電設備制造商思源電氣股份有限公司海外財務總監鄭典富告訴第一財經，公司在海外投資時碰到的一大難題就是了解投資國的稅制。

“我們雇人去網上搜集投資東道國稅務信息，但不敢確定信息的準確性；去投資東道國稅務當局咨詢一些稅務問題，有時候一個國家兩個稅務機關給出的答複竟然不一致，這里隱藏了比較大的稅務風險。了解投資東道國的稅收制度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鄭典富稱。

而據了解，特變電工股份有限公司曾為翻譯“涉外稅收協議”支出了20萬美元。

由此可見，企業海外投資中稅務考量因素重要性不言而喻。

具有16年海外投資經營經驗的格力電器（巴西）有限公司，在巴西投資中總結了一句名言：“在巴西，離開了稅務，一切重大決策都免談。”

“以往缺乏對境外稅收信息的了解是制約工作開展的一個主要瓶頸，但目前情況已逐步扭轉。”國家稅務總局國際稅務司司長廖體忠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國家稅務總局對包括“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內的95個國家和地區全面開展了國別稅收信息研究，並建立了“一帶一路”稅收服務網頁，分國別發布對外投資稅收指南、介紹稅收政策、提示稅收風險。

截至2017年4月底，稅務總局共發布了59份國別投資稅收指南，基本涵蓋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以及境外其他主要投資目的地。這些指南主要圍繞境外投資目的地整體營商環境、主體稅種、征管制度、雙邊稅收協定(協議或安排)等方面內容進行了較為詳細的介紹。

“五一”之前，國家稅務總局在上海（國際）納稅服務中心舉行《國別投資稅收指南》新聞發布會，圖為大數據顯示國別稅收情況。

與之配套，稅務總局還專門設立了“一帶一路”稅收服務網頁，依托上海（國際）納稅服務中心推出“雙語”服務，開通12366“走出去”納稅服務熱線專席，為企業“出海”提供“精準導航”。

鄭典富表示，稅務總局發布的稅收指南很好地解決了企業海外投資中稅收信息不對稱問題，幫助企業節省了一筆成本，讓企業可以提前防範境外投資稅收風險，更有底氣走出去。

特變電工股份有限公司財務人員薛佳斌在收到新疆稅務部門編寫的《中亞五國稅典譯本》時也感慨，給力的稅收服務讓裝備制造企業走出去的腳步更自信了。2017年，由該公司承建的項目讓塔吉克斯坦首都告別了20年冬季限電的歷史。

力挺企業解決涉稅爭議

由於國家間稅收征管差異、稅收歧視或不公平待遇，部分走出去的企業遭到投資東道國涉稅爭議，被要求補繳大額稅款。

比如，由於征管差異，某國向中國南方航空公司提出要征收2009~2013年稅款和滯納金1635萬美元。在埃塞俄比亞投資設立鞋廠的廣東東莞華堅集團，被要求按10%稅率對其在埃塞俄比亞的企業所得股息征稅，而非兩國稅收協定安排的5%稅率。

針對部分企業碰到的涉稅爭議問題，中國稅務部門積極談簽、用足用好國際稅收協定，為“走出去”和“引進來”企業消除雙邊重複征稅、提供穩定明確的稅收環境、妥善解決涉稅爭議。

比如，針對上述南方航空遇到的涉稅爭議問題，在經過一年四輪交涉磋商後，兩國外交部和稅務部門就雙邊稅收協定中關於民航國際運輸在境外享受免稅待遇的有關問題達成共識，避免了對南方航空重複征稅。

東莞市國稅局在了解到華堅集團碰到的涉稅爭議問題後，立即協助它向埃塞財政部門遞交申訴信。經多番溝通，最終埃塞俄比亞財政部回函承認中埃協定的有效性，華堅集團減免稅款30萬美元。

受此鼓舞，華堅集團響應國家“一帶一路”戰略號召，於2015年4月在埃塞俄比亞埃塞奠基建設華堅國際輕工業園，總投資20億美元，預計於2020年建設完成，將幫助當地解決就業3萬人以上。

上海財經大學教授胡怡建表示，通過用好稅收協定，為企業明確了征稅稅率、東道國對利潤征稅門檻、母國抵免規定、跨境涉稅爭議解決方法。這無疑給納稅人大大提高了稅收確定性，納稅人只需執行稅收協定規定的內容，不必再擔心東道國的稅收政策什麽時候變、怎麽變。心里有數，前路光明，企業才有信心走下去。

截至2017年4月底，我國與116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雙邊稅收合作機制，簽訂雙邊稅收協定、安排和協議已達106個，其中屬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有54個，形成了世界上第三大協定網絡，覆蓋了中國主要對外投資目的地。

第一財經從國家稅務總局了解到，2016年，僅稅收協定利息條款就為我國金融機構減免境外稅收278億元，有力支持了“資金融通”，協定的雙向互惠也為境外納稅人在我國減免稅收280億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