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國家發改委在《成渝城市群發展規劃》中批複,“成都要以建設國家中心城市為目標,增強成都西部地區重要的經濟中心、科技中心、文創中心、對外交往中心和綜合交通樞紐功能。”而其中打造文創中心,聚集成都70%歷史人文景觀的成都青羊區無疑是最重要的載體。
“文化創意與城市氣質息息相關,成都的特質非常適合發展文創產業。”於侃長期從事設計職業,2010年轉型投資文創產業,後面又投資做載體,“選擇一個城市社區承載,用文創營造一個社區,比如倫敦西區、巴黎左岸,我們在對比之後選擇了成都少城。”
少城可以追溯到成都建城之前。公元前310年,秦國宰相張儀築成都城,這成為成都建城史開始。當時成都由大城和少城構成,其中大城是新城,少城則在蜀國故都基礎上築成,形成城中有城。至清代,少城成為滿族八旗子弟住所,辛亥革命之後,少城開放。
可以說,少城是成都歷史之源,在成都城市發展史上扮演著極為特殊的角色,承載著成都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和歷史記憶。至今少城依然保持著原有的“魚骨”狀街區格局和街道名。在這里可以體會成都厚重的歷史,也可以品味老成都的市井生活。
這里既有寬窄巷子等歷史街區,也有成都畫院這樣的文化場地,“可以說成都甚至四川近70%的文產資源聚集在這5平方公里內。”於侃說。
實際上,古代成都城池範圍近五分之三屬於今成都青羊區轄區。少城歷史街區只是被譽為成都原點的青羊區所轄的成都市最古老的街區之一,除此之外,青羊區擁有杜甫草堂、金沙遺址、青羊宮、文殊院等成都最為精華的歷史遺跡,青羊區也是古蜀文明和詩歌文化的發源地之一。
目前,作為“成都會客廳”的寬窄巷子已成為國際文化名片,年客流量達2000萬人次。而周邊的小通巷、泡桐樹街、奎星樓街等街區也各具特色,成為文藝餐飲聚集地,同時疊加當代藝術展,合力促進文藝餐飲發展,成為成都的文藝地標。
2016年1~12月,成都青羊區接待國內遊客1505.48萬人次,同比增長0.15%;實現國內旅遊綜合收入187.12億元,同比增長4.25%。接待入境遊客153165人次;實現外匯收入5804.95萬美元。截至2016年三季度,青羊區文博旅遊業實現增加值165.36億元,同比增長5.4%,占GDP比重為24%。
厚載歷史文脈
1月24日,位於成都市奎星樓街9號的青羊區檢察院辦公院落的資產清單被送到了明堂文化創意中心,其CEO於侃簽字後就將接收管理這部分資產。於侃準備將其打造成為明堂文化創意產業創投園,與55號的明堂文化創意中心形成互補。
隨著前明堂的入駐,奎星樓這條老街被打造成為藝術文創街區,名聲斐然。現在除了已經搬遷的成都青羊區檢察院,成都青羊區政府還將這條街上的1.8畝空地整理交予明堂運營,明堂在這條500米的街道上擴展到三個據點。
奎星樓街臨近成都著名景點寬窄巷子,就在明堂在奎星樓街擴展時,與寬窄巷子僅隔一條馬路的東勝街原四川電視臺舊址,也將打造成以視聽產業為主的“少城·視井”文創園。與明堂來自社會資本投資不同的是,這個園區則由國有平臺公司打造和運營。
近年來,成都青羊區堅持把文化產業尤其是文化創意產業與舊城的有機更新結合起來,改造完善提升舊城功能以構建舊城新的形態和生態,挖掘歷史文化和引入新的文化元素以構建舊城新的文態,引進引導市場主體建立各類文創園區以形成舊城新的業態。
目前,在寬窄巷子、奎星樓街和東勝街這一片原來成都少城區域,也是成都城市歷史發展的源流,成都準備打造成少城國際文創矽谷。除此之外,其所在的青羊區還形成了國際非遺博覽園、峨影·1958、錦繡工場、文殊坊、西村等眾多文化創意園區。
舊城有機更新
在明堂火了之後,很多地方政府、房地產開發商和私人投資者邀請於侃在其他地方複制明堂。“每一個城市都有一個核心痛點,就是老城區居民大量外遷,外地務工人員租住,作為傳承城市歷史的老城區會逐漸沒落。”於侃說,如何改造老城區是地方政府面臨的大難題。
負責東勝街“少城·視井”打造和運營的興城建公司總經理、欣創公司董事長林詳燕介紹,作為國家首批歷史文化名城,1995年,成都市就將少城街區納入城市建設的保護性規劃,不允許大拆大建。“保護歷史文化根脈,老城也要有機更新,挖掘少城文化歷史底蘊,體現文化傳承價值。”
“城市的有機更新,用文創產業植入一個社區,不僅帶來社會效益,還可以產業化。”於侃說,現在位於奎星樓街55號的明堂青年文化中心已經初步打造完成文產生態鏈中的孵化平臺的初始環節,再加上9號的創投產業園就可以形成完整產業鏈。
“我們的進入使得這條街的商鋪轉讓費上漲了300%~400%,租金上漲了100%。”於侃說,每年一度的“少城有明堂-NUART藝術節”,在這條不到500米的街道上吸引了總數十萬人參與,看得見的經濟效益與摸得著的共建共享,使街區原住民尤為支持明堂的各項活動,文創產業帶旺了這一街區。
明堂的入駐搭建起了文化創意人才聚集交流的平臺,一方面通過舉辦現代藝術巡展、創意沙龍等形式,為廣大“草根創客”和大學生創業、成長提供幫助。另一方面,邀請本土、全國乃至世界的藝術家和文創團隊進駐,讓文化人才與街區原住民融合共生。
於侃強調發展後街經濟,他說,寬窄巷子每年2000萬人次的客流量,可以將這些客流帶到它周邊附近街區發展後街經濟,國外大多數後街經濟都以文創產業為主,通過點—線—面的發展,到2018年,少城國際文創矽谷將會初見雛形。
實際上,文創產業不僅有利於城市有機更新,而且在經濟新常態下,文化創意產業與經濟相關產業不斷融合,文化創意元素越來越成為產業創新的源泉和轉型升級的重要力量。從一定程度上說,文化創意產業已成為引領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其發展規模與水平,也已成為衡量一個地區綜合實力高低的重要標誌。繼明堂之後,“WorKing文創聯合辦公空間”、青羊光谷創業咖啡,以及“少城·視井”視聽文創園等項目陸續入駐少城區域。
為促進區域文化產業發展,青羊區還出臺了《青羊區關於促進文化產業發展的若幹支持政策(試行)》,著力推動轄區文創孵化器建設。
“少城·視井”視聽文創產業園就是欣創繼科技類孵化載體、軍民融合孵化載體打造後的首個文創運營管理項目。該項目利用四川電視臺舊址,占地面積8867.77平方米,建築面積18165.76平方米。以音樂、影視、動漫、遊戲等產業為主導,配套商業、服務為輔助,規劃了辦公、展示、發布、創作、體驗等六大功能區。
林詳燕說,公司計劃2017年內實現園區的開園運營,力爭3年內,實現園區功能完善、業態布局合理、集聚效應顯著,5年內,實現規模效應大、輻射帶動強、綜合效益優;8年內,實現青羊經濟轉型升級標桿和全國視聽文創產業樣板的目標。
打造西部文創中心
截至目前,少城國際文創矽谷核心區域內已建成以舊城有機更新為代表的明堂青年文化創意中心,實現實體入駐企業30余家,參與投資、合作、運營、孵化的小微文創團隊及項目300多個;以文創孵化為主的working聯合辦公,入駐企業30家;為創業團隊提供迅速孵化支持的光谷創業咖啡青羊分公司入駐企業20余家。
其中,“明堂模式”還吸引了全球目光。據不完全統計,運營四年以來,明堂接待了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以及聯合國人居署、歐洲議會等國內外訪問團100批次,明堂青年文化創意中心已被科技部列為首批“國家級眾創空間”。該中心每年的文創孵化項目數量超過200個。
作為成都市的文化中心區域,青羊區歷史積澱厚重,文化資源豐沛,發展文創產業具有得天獨厚的基礎。
實際上,青羊區“十三五”規劃提出,著力推動舊城有機更新。充分發揮老城區文化資源和產業集聚優勢,優化提升產業功能區和特色商業街區,打造西部金融商務中心區,推進少城文創科技功能區建設,打造少城國際文創矽谷、草堂研發設計集聚區和都市文旅商務區。
成都青羊區的文創產業已經成蓬勃之勢。而現在,成都青羊區還要承擔更為重大的歷史使命。
2016年,成都市委十二屆七次全會強調,“傳承和繁榮城市文化,加快建設西部文創中心”。
重大的歷史機遇賦予了青羊區。在發掘唐代摩訶池和東華門遺址基礎上,成都市規劃打造世界級公園——“成都中心”,使成都真正成為世界級的“城市文化綜合體”,再現城市的文化盛景。
規劃建設“成都中心”是成都市委、市政府立足建設國家中心城市,從完善城市結構、優化城市形態、提升城市品質出發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
目前,青羊區正切實肩負起屬地管理責任,為項目順利實施創造良好條件,全面落實成都市委書記唐良智在參加青羊區代表團審議時明確強調的重大要求,充分挖掘和展現成都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和獨特的文化基因,充分體現成都發展中的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縱深感和厚重感,拓展城市文化功能,推進文旅融合發展,將“成都中心”打造成為成都歷史文化中心和城市第一會客廳。
正式進軍智能家居領域的大公司已有亞馬遜、谷歌和微軟,蘋果或許也將加入。
智能音箱,是它們推出的共同產品。
亞馬遜占七成份額
就在蘋果市場營銷副總監席勒嘲笑亞馬遜的Echo因為沒有屏幕而難以被市場廣泛接受的時候,亞馬遜推出了一款全新的帶觸屏的智能音箱EchoShow。7英寸的屏幕配置前置攝像頭,可以打視頻電話,同時也可以實現語音操控。
這是亞馬遜自2014年以來發布的第四款智能音箱產品了。根據調研機構eMarketer的最新研究報告,在智能語音控制音箱市場中,亞馬遜都已經占據超過70%的市場份額,谷歌市場份額為24%。今年全球智能音箱用戶數量有望翻番達到3560萬。
根據摩根士丹利的統計數據,去年亞馬遜Echo總共賣出1100萬臺。EchoShow將於6月28日正式上市,售價230美元。
與亞馬遜不同,微軟是通過為三星旗下哈曼卡頓(HarmanKardon)的智能音箱Invoke提供語音助理Cortana間接與亞馬遜抗衡。這種模式與微軟同聯想、戴爾、惠普等運行Windows系統的電腦廠商的合作模式很像。不同的是,在PC領域,微軟擁有自己的Surface。
Invoke已於微軟開發者大會召開前發布,不過微軟拒絕透露Invoke將搭載哪些App應用。哈曼高級副總裁DaveRogers表示:“比起目前市場上已經存在的智能音箱,Invoke音質更好。”他暗示該設備將搭載微軟的日歷等功能。
從外表來看,Invoke和亞馬遜上一款Echo長得很像,都是圓柱體,顏色也有黑白兩種,不過哈曼沒有透露售價。在功能方面,目前市場上這些智能音箱的基本功能包括聽音樂、查詢交通路線圖、連接家庭中的電子設備,如執行開燈、關燈等語音控制命令等。不過在通話方面,微軟的Invoke設置了撥打Skype網絡電話的服務。
在蘋果6月開發者大會召開前,已經有傳言稱蘋果也將發布一款搭載Siri語音控制系統的智能音箱。盡管席勒表態並不看好智能音箱市場,原因是“並不想對著一個不想說話的人開口”。但是外界還是認為蘋果需要通過智能家居這樣的“新玩意”獲得更多的盈利增長點,況且蘋果已經擁有Homekit這樣的軟件平臺。
Canalys分析師IshanDutt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蘋果可能會希望在智能家居方面迎頭趕上。但說實話,人工智能和智能助理並不是他們的核心產品和首要發展需求。相比之下,谷歌和亞馬遜是‘更加嚴肅’的參與者。微軟在用戶的應用場景方面很難超過谷歌和亞馬遜。”
Sonos的反擊
四大巨頭都瞄準了智能音箱市場,但這里所說的“智能音箱”似乎與人們對音箱的最初定義並無太大關聯。音箱最基本的功能是用來聽音樂,而智能音箱過於強調“虛擬助理”的功能。這也讓智能音箱的實用性遭到質疑。“萬一我不想和它說話呢?”
從這個角度來看,蘋果推出智能音箱是非常有優勢的,因為其本身就擁有流媒體音樂服務,同時也已經收購了像Beats這樣的音樂配件,如果能與更多硬件相結合,對打造圍繞音樂娛樂的生態圈很有相關性。
Sonos向智能化的轉型令人聯想到“智能音箱”這種新的產物對於音響行業的改變。隨著亞馬遜Echo和谷歌Home的崛起,人們聽音樂的體驗也隨之改變。對此,Sonos前CEOJohnMacFarlane曾在博客中寫道:“展望未來,我們主要依靠兩大領域,其一是流媒體服務,其二是語音控制。前者我們已經非常領先,後者我們一度落後。”
Sonos現任CEOPatrickSpence正在帶領公司向語音助理Alexa或者Siri靠攏。這位黑莓前高層在談到人們聽音樂的體驗將發生何種改變時,他說道:“當亞馬遜專註於讓你買什麽東西,而谷歌專註於讓你進行搜索時,我們要讓你找到正確的打開音樂的方式。有了語音控制,你決定聽什麽和讓整個音樂充滿房間所間隔的時間會大大縮短。”
盡管目前Sonos僅接入Alexa平臺,不過它的目標是與所有的語音助理進行合作,無論是Alexa、Cortana、Google語音助理還是Siri。Sonos的平臺可以播放Spotify、AppleMusic、Pandora和騰訊音樂等流媒體曲庫。
Sonos設計副總裁TadToulis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隨著物聯網趨勢的發展,在設計中融入硬件和軟件將成為產品的命脈。產品的體驗過程從技術上來講將變得更為複雜,但是我們希望用戶在體驗產品時的實際操作更加便捷,不用擔心損壞了哪個按鍵,說錯了什麽話,也不必在意你到底是在使用Alexa還是Sonos的App或者是第三方的設備。整個體驗應該是無形而流暢的。”
Toulis所描繪的並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智能音箱的本質就不應該是一件讓人用起來覺得麻煩的東西。如果在科技巨頭的競爭壓力下,Sonos這類企業能夠成功反擊,將是對智能家居存在的必要性的最好證明。
從五年前開始,農地入市改革使大片拋荒土地得到集約利用。(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8年3月8日《南方周末》)
截至2015年底,全國家庭承包耕地流轉面積達到4.47億畝,占家庭承包經營耕地總面積的33.3%。
越是發達地區,土地流轉的需求越旺盛。因為經濟基礎好,消費不斷升級,一些企業為了提供市場緊俏的高品質、標準化作物,紛紛到農村“收地”,規模化經營。
2018年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全面深化農村改革,落實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後再延長30年的政策,探索宅基地三權分置等各項改革舉措。
系列改革事項中,最受矚目的當屬宅基地。自2013年10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布“農地入市”決議後,五年來此項改革已經進展頗快。
在發放全國首筆宅基地抵押貸款的義烏,已經把使用權入市區域擴展至市域範圍內的集體成員之間。此前,宅基地買賣只允許在村集體內部發生。
相較而言,集體耕地的承包經營權不存在流轉範圍的限制。在浙江嘉興市海鹽縣,改革者把“經營權”從“承包經營權”中獨立出來,使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離”,並將土地附著物與經營權相結合,獨辟蹊徑拓展出一項單獨的權利。實現了憑借耕地經營權進行抵押貸款的突破。
義烏、海鹽皆為農地入市改革試點。其他一些試點地區則開始推進農村土地征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試圖打破國有土地對土地市場的壟斷,改變集體土地與國有土地“同地不同權”的歷史。
一般而言,農地入市的關鍵點包括宅基地使用權、耕地承包經營權、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等。長久以來,中國土地管理法、擔保法等法規,對集體土地抵押、轉讓有多層限制,農地被稱為“沈睡的土地資本”。
2015年2月以及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國務院開展試點工作,暫停實施相關法規對集體土地入市的限制條款,農地入市改革才得以在法律層面綠燈放行。
“向前走了一小步,但這一步很關鍵。”義烏市國土資源局副局長張黎明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改革經驗在別的地方也可以複制。”
自1978年開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便成為中國農村最基本的產權制度,這項重大改革,將農村土地制度從單純的集體所有,向集體所有、家庭經營的兩權分離模式轉變,解放了生產力。
三十多年後,這種曾一舉改變農村面貌的所有制形式,漸漸顯得力不從心。
《資源科學》一篇論文對全國二十多個省份進行的抽樣調查發現,截止到2014—2015年,發生耕地撂荒的村莊數量為184個,占調查村莊總數的78.3%,大規模耕地撂荒現象發生在2000年以後的村莊數量為172個,占出現撂荒的村莊總數的93.4%,發生在2005年以後的村數量141個,占比76.7%。
農地撂荒現象,基本上與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趨勢相吻合。該篇論文還指出,1996年以來,全國城鎮化率以平均每年約1.4%的增幅增長,鄉村人口數量也從原來的凈增加階段進入到凈減少階段;2002年—2013年期間,全國平均每年減少農業勞動力1133萬人。
農村剩余勞動力很大一部分流向了長三角、珠三角,但是抽調顯示,在經濟發達的廣東省,撂荒發生率也達到了90%左右。
“沒想到不僅老家的地沒人種,廣東的農民也不種地了。”地合網聯合創始人張浩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他是最早進行“互聯網+農地”創業的一撥人之一,國字臉,齊平頭,戴著一副黑框眼鏡。
十多年前,張浩從武漢大學法律專業碩士畢業,來到“改革開放前沿陣地”的廣東發展。他加盟了廣東省中山市當時尚處創業階段的農地交易平臺——地合網。“感覺在做大事,對個人也是不錯的發展機會。”張浩說。
實際上,越是發達地區,土地流轉的需求越旺盛。因為經濟基礎好,消費不斷升級,一些企業為了提供市場緊俏的高品質、標準化作物,紛紛到農村“收地”,規模化經營。
國家政策的與時俱進也為土地流轉創造了條件。2003年頒布的農村土地承包法規定,土地承包經營權可以依法采取轉包、出租、互換、轉讓;2005年出臺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辦法》指出,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要規範有序地進行流轉,依法形成的流轉關系,受到法律保護。
地合網的商業模式,就是充當農業企業與農民之間的橋梁,撮合雙方買賣。多數情況下是客戶提出需求,地合網幫忙去找地。往往一百余畝的土地,就牽涉到幾十家農戶的承包經營權歸屬,如若某一兩戶不同意流轉,耕地就連不成片。不願交易的農戶,一類是舍不得自家土地,通常采取調地塊的途徑解決;另一類是對流轉金不滿足,可以嘗試用提供就業的方式進行補償。
適合規模化作業的耕地,一般會對坡度、平整度、交通等參數有一定要求,同時滿足多方要素的連片土地並不太好找,只要平整出200畝大小的地塊,就會遭到瘋搶。張浩在廣東清遠的項目,專門為想做稻蝦混養的大戶整合土地,客戶們排起長隊,向他預約了1000畝土地。
目前,在地合網上掛單,有流轉意向的耕地、林地等各種類型土地有30萬宗。
農業部網站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底,全國家庭承包耕地流轉面積達到4.47億畝,占家庭承包經營耕地總面積的33.3%。
“需求很強烈,市場推著政策往前走。”張浩說。
同濟大學畢業、主修土木工程專業的伍運興沒想到,讀書時向往田園生活,畢業後真做起了農場主。他喜歡穿白色襯衫,雖然在田間勞作,衣襟卻熨燙平整,有棱有角。朋友圈里綠油油一片,貼的都是瓜果蔬菜的照片。
四年前,伍運興還就職於省城一家設計院,愛人畢業於浙江財經大學,在杭州從事財務工作,兩人一年能賺30萬元。得知老婆家鄉興起“家庭農場”之後,他們辭掉白領工作,回到海鹽縣元通街道承包了幾百畝土地,開了香禾農場,種植葡萄。比起都市生活,“種地”預期收入不比上班低,時間自由、有成就感,只是周期有些長,需要一些耐心。
為了補充農業知識,這位“高材生”到縣里聽了不少講座,遇到疑難雜癥,就去農科所參觀咨詢,海鹽縣長聽聞此事後,特地到葡萄園慰問了這對夫妻檔。
葡萄種植很多工序無法用機械代替,屬於勞動密集型產業。伍運興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出師不利,他打算換種一些人工成本沒那麽高的大櫻桃。有了種葡萄的經驗積累,種櫻桃順利很多,但需要三四年的周期,才能有好收成,“種地需要技術,也需要政策,很缺錢”。
為了周轉資金,伍運興在空余的耕地上種植周期較短的蔬菜,補貼資金流。
融資問題一直是海鹽家庭農場式的規模化農業生產的桎梏。早在2009年左右,嘉興市海鹽縣率先為農村集體土地確權,將承包權與經營權分離,嘗試農地經營權抵押貸款。直到2015年,國家以試點的形式肯定海鹽試驗之前,這一模式都還屬於私下探索。
香禾農場開業時,領取的是海鹽縣第78塊家庭農場的營業執照。截止到2017年6月,海鹽全縣土地流轉面積20.21萬畝,流轉率達62.9%,共培育出各類農業新型經營主體909家,各農業規模經營主體共流轉土地18.01萬畝,占全縣流轉總面積的89.1%。
海鹽的一些金融機構,已經形成專門針對家庭農場放貸的業務部門。得知香禾農場的需求後,農信聯社對果園進行一番評估,給出了25萬元的授信額度。伍運興用來抵押貸款的“抵押物”,就是農場土地的“經營權”。
抵押品價值以承包經營權及租金實際支付剩余期限、流轉價款、支付價款和土地附著物的預期收入來確定,是對“預期收入變現”的有益嘗試。至2017年6月,海鹽已流轉的二十多萬畝土地中,辦理抵押登記的達5.02萬畝。“這個很好,沒想到這樣能貸到款。”伍運興說。
抵押貸款行為發生後,意味著“經營權”從“承包經營權”分離後,實現了入市,因為抵押行為一旦出現違約,銀行就要將抵押物收回,放在市場上交易。
2015年,國務院關於開展農村承包土地的經營權抵押貸款試點的指導意見出臺前,海鹽縣先後出臺了《農村土地流轉經營權證登記管理辦法》和《流轉土地經營權抵押專項貸款管理辦法》,對農地經營權抵押貸款的很多細則進行了規範。
經營主體在流轉農戶耕地時,除了向農戶支付流轉費之外,還應按照每畝300元的標準繳納風險保障金,這部分費用與縣、鎮、村三級分別按照一定比例聚集的資金,一起組成風險保障金。一旦出現因經營不善無法履約的行為,由這部分基金暫時承擔流轉費的損失。截至2017年6月,風險保障金累計已達3000萬元。
不同區域,農地承包經營權價值體現不穩定,出現違約狀況後,接盤盤活的難度不盡相同。成立“風險保障金”,成為耕地承包經營權入市風險防控的慣用做法。比較而言,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價值很高,易於轉手,風險防控措施主要體現在增值部分收益的分配方面。
浙江德清縣是首批15個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試點,制定了《德清縣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收益分配管理規定(試行)》,將入市收益統一列入村集體公積公益金進行管理,農戶通過股權增厚的形式享受分紅。
耕地承包經營權與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皆不用像宅基地入市那般受制於流轉範圍的窠臼,制度設計也相對靈活。
2016年9月至10月,義烏先後出臺了《義烏市農村宅基地使用權轉讓細則(試行)》和《義烏市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貸款試點管理辦法(試行)》,對宅基地抵押貸款政策的很多細則進行了規範。
南方周末記者從義烏市國土資源局了解到,2017年,義烏市人民法院共審理農村宅基地轉讓糾紛案件33件,25件已結案,其中已判決5件,撤訴17件,調解3件。
義烏市國土資源局副局長張黎明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判決的案例中,承認了宅基地轉讓的正當性、合法性,鮮活的判例,起到了示範作用。
細則規定,義烏可以把宅基地流轉區域擴展至市域範圍內,這意味著全市集體經濟成員間的宅基地交易,皆受到保護。2018年,義烏市人民法院已受理農村宅基地轉讓糾紛案件23件,均在審理當中,其中出現了跨村集體轉讓糾紛案例,將於近期宣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