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三菱材料公司向美國戰俘道歉 中國勞工索賠無果

日本三菱材料公司向美國戰俘道歉 中國勞工索賠無果

一財網 方向明 2015-07-20 13:11:00

日本三菱材料株式會社19日在洛杉磯向二戰期間曾被日軍俘虜並強迫進入礦山勞動的美國老兵道歉，成為首家對戰爭時期奴役戰俘行為進行道歉的日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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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稱日本三菱公司將賠償3千多中國勞工每人10萬

消息稱日本三菱公司將賠償3千多中國勞工每人10萬

中國新聞網 2015-07-24 11:09:00

圍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強制征用中國勞工一事，日本三菱材料公司與中國受害者談判團基本決定達成全面和解協議，主要內容為三菱表示“道歉”，並以基金方式向每名受害者支付人民幣1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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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勞工運動：拒絕burn out

拉美販毒集團賺錢靠黃金 背後是被奴役勞工的血淚

拉丁美洲的販毒集團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已經不再單單依靠毒品賺錢了。

在過去的10年中，由於黃金價格的持續上漲，這些販毒集團越來越多地轉向通過非法開采金礦賺錢。尤其是在秘魯和哥倫比亞，販毒集團非法出口黃金賺的錢已經超過了走私販賣可卡因。

據“打擊跨國組織犯罪全球倡議”近日的一份報告，哥倫比亞80%的金礦，委內瑞拉多達90%的金礦目前都處於一種非法開采和生產的狀態。

受害者鏈條

然而，這種非法開采形成的快速增長的隱形行業已經對社會中流離失所的群體、被迫勞動的礦工，以及被販賣到這里的性工作者產生了巨大影響。

上述報告的作者瓦格納(Livia Wagner)說：“當你到達這些非法礦山，你就能認識到，這就像一個受害者鏈條。”

在非法礦區，工人被迫在極其危險的條件下開采黃金，婦女和女孩們，最年輕的只有12歲就被販賣到附近的妓院。

最開始這些女孩們都被騙說是能獲得高薪工作，然而一旦她們同意了被帶到亞馬遜叢林深處，噩夢就開始了。“她們無路可逃。”瓦格納如此表示。

在一些地方，像秘魯，礦主和人販子勾結在一起。而在如哥倫比亞等地，包括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FARC)在內的反政府武裝是礦山的實際掌控者。

FARC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就和政府軍進行武裝鬥爭，是哥倫比亞最大的反政府武裝組織，約有近萬名成員。2014年，哥政府和FARC曾就解決販毒問題達成協議。

傷害

在前述報告中，除了社會人力成本，還指出了廣泛的非法黃金開采帶來的環境影響。在非法開采中被用於分離黃金和沈積物的神經毒素汞滲透到水路、土壤和周圍的空氣中。

瓦格納稱，曾親眼看到在秘魯的一個非法礦山，一名礦工用赤腳混合沙土和汞，“這令我非常震驚”。

此外，在敏感的亞馬遜地區，非法黃金開采對原始叢林也造成無法估量的傷害。

瓦格納說，行駛一個小時穿過密集的叢林，到達礦區後，“忽然發現一切都是打開的，沒有樹木，你能看到的只是幹枯已死的樹，就像骷髏”。

報告稱，當地政府在打擊非法黃金開采上，基本上很無力。

基於該報告，有美國媒體報道稱，在購買珠寶時，消費者可以挑選那些證實來自合法渠道的黃金，但要在如電子或其他產品上判斷貴金屬來源就沒有那麽容易了。

“如果你想購買一臺筆記本電腦，那麽，好，要知道這臺電腦中的黃金來自哪里?”瓦格納說，“這有一點困難。”

企業用工靈活性面臨勞工約束

最近幾個月，媒體報道了一些政界與學界人士對《勞動合同法》的批評。這些報道給人以這樣的印象：《勞動合同法》對勞工過度保護，損害了企業的用工靈活性。

《勞動合同法》確實對包括用工靈活性在內的企業用工權進行了限制。但在筆者看來，真正限制企業用工靈活性的，不是《勞動合同法》的條文，而是勞動力市場上供(勞工)求(企業)雙方的博弈。

以下，筆者分兩種情況，分析勞動力市場上作為供給方的勞工對企業用工靈活性的約束。

“候鳥式”農民工的約束

先看勞動密集型企業。

勞動密集型企業使用的主要是非技術工人。非技工的工作沒有多少技術含量，員工經過短期培訓(短的幾天，長的也不過1~2個月)就可以勝任。技術含量低意味著勞動密集型企業勞工來源廣。只要勞動力市場上供不小於求，招聘非技工就相對容易。因此，勞動密集型企業偏好靈活用工。

從勞工的角度看，影響就業靈活性的有兩方面因素：技術含量與流動周期。

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工作一學就會，勞工另找工作(包括改行)容易，因而就技術含量而論，企業用工靈活、勞工可以接受。

但也就是因為技術含量不高、農民工進城後一學就會，且他們的工資底線遠低於城鎮職工，因而農民工迅速取代城鎮職工，成為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勞工主力。

用工主要用農民工，這給企業用工靈活性帶來了約束。農民工的工資底線之所以比城鎮職工低得多，主要是因為農民工的家屬(子女和老人)通常留在生活開支只有城鎮1/3的鄉村。但“工作在城鎮、家屬在鄉村”，同時又意味著農民工必須“候鳥式”定期回鄉探親。回鄉探親的時間通常在春節前後，一年一次。回鄉探親的花銷對農民工來說是一筆不小開支。正因為“候鳥式”流動的存在，所以外來農民工希望找到的是能從當年春節後一直持續到下一年春節前的工作。換句話說，就是農民工認可的企業用工靈活性，必然受到農民工“候鳥式”年度流動的約束。

2008年以前，勞動密集型企業的訂單多為長期的，能保證全年生產，因而工作(不論是否簽訂合同)以年為期成為企業用工的潛規則。

2008年以後，國內外經濟形勢惡化，中國勞動密集型企業的訂單中短單越來越多，一年之內接單量起伏波動很大且沒有規律。為了降低成本，企業用工從以年為單位縮短到以季度或月為單位，有訂單就招工、沒訂單就隨時解雇勞工。

前述媒體報道中，企業一方面埋怨解雇勞工不易、解雇成本(賠償金)太高，另一方面又埋怨無法約束勞工隨意離職。這種初看起來矛盾的現象，正是上述短單經濟的反映。有訂單特別是急待完成短單時，企業不希望勞工走;沒有訂單時，企業不希望勞工留。至於沒有活幹時外來農民工何以為生，企業管不著。

企業如此靈活用工，苦的是外來農民工。如果被解雇後留在就業地不走，等待工作期間他們沒有收入，食宿開支卻一點不能少;如果回內地家鄉，有活再外出，則需承擔額外的來回交通費。無論哪種選擇，如果工資不漲，農民工都吃虧。

面對企業“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式的靈活用工，一部分工作熟練、勞動生產率高的農民工，幹脆自願成為職業性的臨時工。企業需要短期用工時，這些農民工招之即來、能夠按時按質按量完成議定的工作。但企業必須為此支付比正常用工高得多的計件工資。臨時工用有活幹時的高工資，彌補沒活幹時的食宿花銷。

短單與職業性臨時工的結合，使“勞動關系的靈活性”趨於極致。至此，《勞動合同法》是否有礙企業用工靈活性，已經不重要，因為勞資雙方都不打算簽訂勞動合同。

技工改行難的約束

再來看作為勞動密集型企業升級換代目標的技工密集型企業。

與非技工相比，技工要額外支付兩方面的成本。一方面，技工培訓期長，培訓支出及因培訓期無法工作或無法充分掌握所學技能而損失的收入多。另一方面，技工所學技術通常是專用於某一行業、某一工種的。技術層次越高、技術的專用性往往也越強。技工如改行，他經多年學習和工作所掌握的技能會全部或大部分報廢。如果勞工面臨的就業形勢是工作極不穩定、頻繁改行，那麽，學技術、當技工未必比當非技工上算。

技工從事本行工作多久，累計收入才與普通員工相當?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看技工的培訓期有多長，其次要看技工的收入比非技工高多少。

就筆者所知，一般來說，要成為中級技工，需要在技校學習3年(包括1年實習);成為高級技工或技師的學習期更長，需要學習4~6年。從事本職工作後，還需經過3~10年的“從幹中學”，才能達到相應的技術水平。

至於技工與非技工的收入差距，最近，筆者看到兩篇媒體報道的調研結果。一篇是中智人力資本調研與數據服務中心對勞工2015年平均收入進行的全國性調研;另一篇是廣東省人社廳公布的2016年一季度廣東用工監測情況，其中收入是指在崗普工和技工的月工資中位數。有意思的是，兩份調研結果中，技工工資都比非技工(普工)高25%。

筆者據此算了一筆賬。假設⑴只要求技工達到中級水平;⑵上技校的學費由政府全額補貼;⑶上技校的頭兩年因不能打工而少掙的錢相當於普通勞工兩年的收入;⑷實習期和“從幹中學”時，技工的年收入同樣比普通農民工高25%。在上述有助於提高技工累計收入的假設下，粗略計算的結果是：從實習開始，技工至少要再工作8年，才能把上技校的頭兩年少掙的錢賺回來。如果考慮先上技校後掙錢的影響(即貼現因素)，再放棄“不切實際”的最後一條假設，想把上技校少掙的錢賺回來，技校畢業後技工需要從事本行工作10年以上。換句話說，如果農民工掌握一門技術後，從事對口工作的時間超過8~10年，那農民工學技術是上算的;反之，如果從事對口工作的時間少於8~10年，那學技術還不如不學。

遺憾的是，用工企業招聘技工時，並沒有打算給技工從事本行工作8~10年的機會。近兩三年，媒體上經常可以看到原勞動密集型企業“機器換人”的報道。其中一些報道對用人與用機器的成本作了比較。從這些報道看，企業收回購買與使用機器人成本的回本期，長的4~5年，短的1~2年，都比前述技工學技術8~10年的回本期要短得多。4~5年後，上述企業本身“機器換人”的成本已經收回，無論改行還是停業，企業不會有多少損失;技工可就進退兩難了。

與非技工相比，技工需要更大程度的職業穩定性，而這種穩定性恰恰與中國企業所崇尚的用工靈活性相沖突。於是就出現了這樣的矛盾現象：企業為“技工荒”而頭疼，社會各界也都在呼籲發展職業教育、提高勞工職業素質，唯獨作為當事人的勞工無動於衷。技校招生數量在增加，技校畢業生“畢業即改行”的數量也在增加。“機器換人”需要相應的技工，但嘗試向機器人技工轉型的主要是傳統的技工，特別是從最早做自動化的企業出來的技工。有原有的技術為基礎，這些技工改行從事與機器人有關的技術工作，往往舉一反三、事半功倍。非技工改行成本要比傳統技工高得多，於是在簡單熟悉機器人之後，他們轉向機器人銷售崗位去了。

有學者認為，現有《勞動合同法》過於“超前”。筆者認為，就技工密集型企業而論，“超前”說並不成立。如上所述，技工的特點，一是培訓期與累計收入回報期長，二是技術專門化程度高。沒有較高的就業穩定性，就沒有勞工願意先苦後甜學技術。制造業要升級換代，要培養德國式的小行業“隱形冠軍”，就需要大量高素質的技工。由此導致的對企業用工靈活性的約束，恐怕是很難避免的。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勞工處「突擊檢查」HIT外判公司發WhatsApp通水

周休二日怎麼休 該從「勞工選擇權」思考 砍國定假日並增加特休 才是較佳方案

加拿大今年擬收30萬移民應對勞工短缺 將利好留學生

8月15日，據加拿大《世界日報》報道，加拿大自由黨新政府準備在今年秋天提出為期三年的移民新政策，將扭轉加國保守黨過去十年逐步緊縮移民配額的政策，重新開始廣納移民。

據CBC報道，加拿大移民部長麥家廉(John McCallum)當地時間12日在菲律賓馬尼拉向加拿大商會發表演說時表示，他希望加拿大未來可以具體增加移民數額，以應對人口老化和勞工短缺問題。

在贏得去年10月的大選後，加拿大新總理特魯多帶領的自由黨政府，正試圖履行其競選承諾，改革移民系統即是其中的重要一項內容。

目前，自由黨政府正在研究改造投資移民計劃。上屆保守黨政府因舊的投資移民計劃未達預期效果而取消整個計劃，導致等候名單上的6.5萬名移民無法移民，其中大多數人來自中國。加拿大媒體指出，自由黨政府準備在今年批準28萬至30.5萬名新永久居民，遠多於去年保守黨政府批準的26萬至28.5萬名。

將在華增設5家簽證中心

8月9日來訪中國時，麥家廉表示，他此行訪華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與中國政府協商，在中國內地城市增設簽證中心，以方便更多高級技術人員、留學生和遊客赴加工作、就讀和旅遊。麥家廉希望中國各地的加拿大簽證中心數量能增至15個，並在2018年全面開通。加拿大2018年將引入生物識別技術簽證，簽證申請者須親自到簽證中心辦理。

麥家廉稱：“中國目前是加拿大最大的短期訪客來源國，占全部訪加人數的四分之一。這些訪客包括學生、遊客或是短期工作者。我們希望中國訪客的數量能夠繼續增加。”

留學生或將獲得更多移民加分

據中青在線報道，麥家廉表示，針對國際學生的政策，是各項改革措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這對於完成學業後想留在加拿大工作、生活的那些中國留學生而言是個好消息。

加拿大移民部長麥家廉

“我認為，在加拿大的留學生是最適合成為未來加拿大公民的群體。”麥家廉稱，“因為他們年輕，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能講英文或者法文。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加拿大待過，已對加拿大有了一定的了解。因此，我們想讓他們更容易地留在加拿大。”因此，在新的移民系統中，留學加拿大的國際學生將獲得更多加分。這一新政將從今年秋季開始實施。麥家廉認為，這一政策改變，將有利於包括中國留學生在內的來自世界各地的留學生。

在麥家廉看來，作出這樣的移民政策調整是有理由的。他表示：“跟世界上許多國家一樣，加拿大也是一個老齡化國家。我們需要新的年輕移民，以支持加拿大經濟與發展。我們希望能夠吸引最優秀的移民。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們正在改革我們的制度，打破一些壁壘和愚蠢的規則，使企業可以尋找到來自世界各地的最好的員工。”

除了針對留學生的政策變化，麥家廉還透露，對於那些已經提交了移民申請的人來說，在新政實施後，申請家庭團聚移民的流程時間將大大縮短。“目前要實現移民的配偶或子女團聚，需要兩年時間，這太長了。”麥家廉說。

移民新計劃尚未做最後決定

2014年，加拿大政府曾經取消了“聯邦投資移民計劃(IIP)”和“聯邦企業家計劃(FEP)”這兩個移民計劃項目，讓許多中國富人移民加拿大的通道被阻斷。其中，加拿大投資移民項目(IIP)開始於1986年，該項目允許個人私有財產達到160萬加元(約合880萬元人民幣)的外國申請者，通過向加拿大政府投資80萬加元(約合440萬元人民幣)的方式，獲得加拿大“永久居留權”。投入的資金5年後將無息返還。據2014年的統計，在此前28年中，該項目一共為加拿大帶進13萬移民，其中中國移民占多數。

在“聯邦投資移民計劃(IIP)”和“聯邦企業家計劃(FEP)”這兩個移民項目被取消後，加拿大推出了新的“移民投資者創業投資基金試驗計劃”(Immigrant Investor Venture Capital Fund pilot project)，以及“商業技術試驗計劃”(Business Skills Pilot Program)。這兩項新計劃提高了投資金額，並要求投資者投資於可以創造就業的私營風險投資項目上。

麥家廉直言，上屆政府推出的這兩項新計劃，收效並不好，實施至今甚至慘淡到“目前只有7個人提出申請”。

他還表示，今年秋天他將提出一項為期三年的移民計劃，目前尚未做最後決定，因為他必須先取得內閣同僚的認同，並說服加國人民新計劃是正確可行的事。 

高技術移民紮根難 加拿大陷“勞工荒”

地廣人稀的加拿大，在多年來憑借投資移民吸納了中國等亞洲國家的移民後，近日發現自己更加急需的其實是技術移民。
最新消息顯示，加拿大魁省移民局已宣布開放今年第二輪魁省技術移民申請，截止日期為8月22日。本次開放的名額為5000個，采取先到先得的原則。
加拿大聯邦移民部長麥嘉廉（John McCallum）本月17日在溫哥華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再次重申了他之前向中國表達的一項意願，即希望能夠在中國的成都、南京、武漢、濟南以及沈陽等城市開設新的加拿大簽證快速申請中心，以推動更多中國遊客、留學生和短期工人前往加拿大。
12日，麥嘉廉訪問菲律賓時還表示，加拿大政府將大幅修改由上一屆政府制訂的年度移民數量，從2015年的26萬~28.5萬人，增加到2016年的28萬~30.5萬人左右。“我傾聽到呼聲後的感覺是，加拿大的確需要更多的移民，以修補我們日漸老化的人口結構，尤其是在東部的海洋省份。我們需要更新鮮的血液，以保持我們的經濟持續向前。”麥嘉廉說道。
麥嘉廉的這兩次表態都意味著，加拿大需要更多的投資、勞動力和人才。加華移民留學中心副總裁吳冰女士介紹道，她經手的中國技術移民案例中，最受加拿大歡迎、辦理移民最順利的是一些尖端科技產業的人才，例如核能開發、太空和航天科技等。

高技術移民求職難
加拿大最大的求職網站Workopolis在2015年列舉了十大最急需人才的工種，分別是熟練技術工人（年薪5.2萬加元，約合26萬元人民幣），技術員（年薪4.9萬加元），銷售代表（年薪4.7萬加元），辦公室文秘、行政人員（年薪4.2萬加元），司機（年薪4.2萬加元），工程師（年薪7.6萬加元），主管人員、經理（年薪9.1萬加元），機械操作員（年薪5.4萬加元），會計、財政人員（年薪5.9萬加元），體力勞動者（年薪3.9萬加元）。
不過，無論是上一屆保守黨政府還是現任的自由黨政府，雖然都強調加拿大對高技術人才的渴求，卻都面對一個繞不過去的難題，即高技術移民的人才浪費問題。
現實已證明，許多受過高等教育且有相關工作經驗的高技術移民，因為無法在加拿大找到相應的工作，最後只好選擇回國，或為解決溫飽問題而改為從事體力勞動。許多擁有碩士甚至博士學位的新移民，為了在應聘一些低端工作時不會因為學歷過高而被排除，只好故意隱瞞自己的高學歷。
2010年，加拿大聯邦移民部和人力資源部攜手，曾“簡化”網上申請系統，幫助已經有從醫經驗的外國移民醫生盡快獲得行醫執照，緩解本國的“醫生荒”問題。但安大略省內外科醫生會註冊主任傑拉思醫生（Rocco Gerace）當時就表示，外國醫生在加拿大重操舊業的主要障礙是，無法獲得住院醫生的實習資格。
移民自廣州的詹先生就遭遇了這樣的困境。他在國內擁有醫學博士學位，是一名已有10多年行醫經驗的心血管專科醫生。他於2005年移居多倫多，在來到加拿大後的第一年，便順利通過了加拿大醫療委員會對他的海外資歷認證，後來又通過了醫生資格考試。
但與本地醫學院的畢業生100%獲得住院醫生實習資格相比，詹先生卻要去爭取每年只有200個的海外醫生實習機會，而他的競爭對手，還包括許多在海外學醫的加拿大人，這些本地人顯然比移民醫生更具優勢。始終無法獲得行醫執照的詹先生感覺是被加拿大當地強烈的地方保護主義刁難了。
簡化申報手續的辦法行不通之後，加拿大政府退而求其次，把醫生“降格”使用。2014年，加拿大聯邦政府向一個名為“全國職業學院協會”（NACC）的機構撥款，由這個機構幫助高端人才，尤其是從事法律和醫療行業的移民“降級”，協助這些移民從事俗稱“師爺”的法律顧問（paralegal）工作，幫他們進入私人健康護理、藥劑師助理等不需要經過複雜的考試、培訓、技術升級以及考執照的工作。
即便加拿大采取了種種辦法，關於高技術新移民人才浪費的報道還是不絕於耳。移民醫生所遭遇的折騰，同樣出現在工程師、電腦專家和各類高端學科、行業的專業人士身上。

華人保姆優勢難顯
當高技術人才的落地生根在加拿大面臨這麽大的困難時，在廉價勞動力市場上，中國移民又是否有優勢呢？
其他行業暫且不論，單在家政服務方面，中國勞動力的平均專業素養就不如著名的菲傭。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的一位友人聘請的華人保姆讓人大傷腦筋，“要麽嫌工資低，要麽沒經驗不太會幹活，要麽身體不好。好多都是移民，正在坐移民監，年紀大了，身體都不怎麽樣。”她抱怨道。而最讓她頭疼的是，請來的保姆不能擺正自己的位置，很有主見。如今，她聽說菲傭不錯，正打算有機會就辭掉那名華人保姆，到比較牢靠的經紀公司去請菲傭。
本報記者所住的區域附近也是大多倫多地區比較富裕的猶太人聚居區。這些家庭條件優越的猶太人都喜歡雇菲傭。
而菲傭之所以享有這樣高的聲譽，和她們良好的專業素質有關。菲傭並不認為自己的工作低賤，始終以積極主動的態度去工作；而且她們學歷不低，大多是中專以上學歷，其中不乏教育、心理學、財會專業畢業的大學生。部分高級菲傭還持有護士、醫師或教師的執照。

細化求職需求
加拿大聯邦移民部在回複《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的采訪時表示，加拿大所需的臨時勞工的數量和行業隨時都在發生變化，難以一概而論。
對於高端人才浪費的問題，移民部新聞發言人拉里維埃（Remi Lariviere）表示，移民部一方面盡可能做好專業評估工作，而且更註重細分領域，看移民申請人的專業能力和資質是否適合加拿大。同時，移民部將繼續資助各類輔助機構，幫助落地或即將落地的移民熟悉加拿大的行業狀況。
比如，2015年末，加拿大政府委托信息和通訊技術委員會所作的勞動力市場研究報告稱，加拿大IT行業到2019年時會出現18.2萬人的勞動力缺口。但這並不意味著所有從事IT行業的人士都可以找到工作。報告稱，經過細分後，只有信息系統分析師或咨詢師、電腦及網絡操作員及網頁技師、電腦程序和互動媒體程序員、軟件工程師、圖形設計師等這幾類工作有較大的人員需求。這些工種都與社交、移動互聯、數據分析和雲數據等目前流行的互聯網技術有關。
報告還稱，許多雇主不願聘請剛畢業的學生，因為要花很多時間和精力培養人才。相反許多雇主願意聘用新移民，因為用較低的薪水和臨時合約就可以雇傭，並且在有需要時，不用付出什麽代價就可以“炒魷魚”。

歐盟勞工搶飯碗 瑞士民眾公投說不

瑞士南部提契諾州(Ticino)本周公布的公投結果顯示，民眾希望對外來勞工加強管控。這是近年來瑞士對歐盟人員自由流動協議表示不滿的最新進展。

在這次公投中，“管控”派獲得了58%的選票，持歐洲懷疑論的瑞士第一大黨瑞士人民黨(SVP)占據多數。這一公投結果給當地政府帶來了難題，同時也再次體現了許多瑞士民眾對歐洲移民的抵制態度。

事實上，2014年針對歐盟人員自由流動協議的提案投票中，提契諾州就是出了名的“管控”派，在該州有68.2%的選民支持控制移民；而在瑞士全國來看，支持者占50.3%。

盡管兩年前這一提案未能付諸實施，但瑞士與歐盟在移民問題上始終關系微妙。此前的英國脫歐事件，又讓歐盟與瑞士關於移民問題的談判更加撲朔迷離。

外來勞工搶生計

講意大利語為主的提契諾州與意大利接壤，在瑞士聯邦的26個州中擁有最大的外來勞工群體。提契諾州總人口為35萬，每天從意大利穿越邊境來到瑞士工作的人數就超過了6萬。

提契諾州因此長期與意大利關系緊張，尤其是在勞工問題上。這一區域的本地勞工遭遇了嚴重的工資競爭，外來勞工常常壓低自己的工資以求打入瑞士的勞工市場。

正是由於這些原因，當地居民更加支持“管控”歐洲移民的提案。這次公投也包括了支持出臺相關政策，提高本地勞工雇傭率的提法。而向來反移民、反歐盟的極右翼政黨瑞士人民黨則很可能抓住這一公投結果，以此佐證其觀點，即瑞士人民也希望政府在與歐盟的談判中表現出更加強硬的態度。

但也有分析家稱，提契諾州地理位置、經濟狀況特殊，影響了它對瑞士整體情況的代表性。

同時這次公投所涉及問題的範圍有限，並不代表選民在控制外來勞工數量和維護與歐盟的雙邊協議中做出了明確的選擇。瑞士聖加侖大學政治學教授帕特里克·埃門根認為：“他們(選民)希望得到自己應該分得的那部分‘蛋糕’——只是在提契諾州這個問題尤其嚴重。”

而提契諾州州長佩德拉齊尼表示，相比2014年的全國投票，這次公投中“管控”派的支持率已經下降了10個百分點。佩德拉齊尼將這一改變歸功於當地政府對這一提案的“聯合反對”。但同時他也承認，這次結果“反映出提契諾州民眾依然盼望有措施應對當地勞工市場面臨的壓力”。

與歐盟關系微妙

瑞士作為永久中立國，與歐盟的關系一直非常微妙。上世紀末瑞士曾經遞交入歐申請，但在當年便宣告失敗。而歐盟與瑞士的七項協議規定自2002年生效，歐盟成員國國民在瑞士有權定居並能自由就業；同樣，瑞士籍勞動者在歐盟成員國也享有同等權利。但協議簽署後，由於湧入的外來移民實際數量遠超預期，同時對於瑞士本地居民生活也造成了沖擊，所以瑞士人民黨開始反對移民。

人員自由流動協議自此也成為瑞士與歐盟之間的一根刺。在今年6月英國公投脫歐之後，瑞士前總統卡爾彌瑞還表示瑞士應該和英國合作，聯合抵制這一協議。

事實上，英國脫歐的確使得歐盟在與瑞士的對話中陷入不利局面。歐盟也一直希望瑞士能維護此前的雙邊協議，不要開了與英國進行單獨談判的先例。而在8月初，瑞士正式告知布魯塞爾，撤回1992年提交的加入歐盟申請。

盡管存在以上舉措，但瑞士依然希望與歐盟維持良好關系。目前瑞士仍然要依靠與歐盟市場間建立的超過120個雙邊協議。而歐盟在人員自由流動問題上一直態度強硬，因此瑞士也做出了一些讓步。

上周，瑞士一些議員表示將會縮小2014年的提案範圍，具體是出臺措施鼓勵企業、市場雇傭本地勞工，包括這些公司在本地就業中心發布招聘信息等。瑞士上議院將於12月討論這一提案。

相比之下，歐盟更加強硬。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此前在對瑞士進行訪問時明確指出，他希望歐盟與瑞士的關系有一個新的制度基礎，即瑞士法律需要自動跟隨歐盟法律進行對接，同時要求瑞士接受歐盟法庭的裁定。但這一系列目標基本上不可能得到瑞士民眾的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