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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被問詢，重組沒成功趙薇控股萬家文化，前傳更精彩

趙薇（新華社記者 鞠煥/圖）

2016年12月23日，知名演員趙薇控股的西藏龍薇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宣布，擬以30.6億元收購上市公司萬家文化（600576.SH）29.135%的股權，成為其控股股東。

隨後，萬家文化於12月29日收到上海證券交易所的問詢函。

2017年1月11日晚間，萬家文化回複上海證券交易所問詢函，披露了龍薇傳媒在此次收購中的資金來源等，並稱趙薇入主與“阿里系”無關聯。

南方周末記者查閱上市公司公告發現，萬家文化近半年來一共收到來自上交所的四封問詢函，前三封都關於一項奇怪的資產重組。

這項重組是由趙薇控股的杭州普霖投資出資1.25億元，聯手萬家文化實際控制人孔德永，收購兩家小公司。上交所連發兩封問詢函，要求萬家文化就這項交易中的可疑之處進行披露和說明。

在萬家文化最終宣布該項交易以較為牽強的理由“中止”之後，上交所又發問詢函要求對交易中止的原因做出說明。

而在宣布該項重組中止之前一個月，趙薇註冊成立了龍薇傳媒，並於重組中止後不到一個月，宣布收購萬家文化29%的股權。

可疑重組引來兩次問詢

2016年4月11日，萬家文化宣布，因重大資產重組，公司股票自4月25日停牌。

7 月 23日，萬家文化對外宣布，擬以發行股份及支付現金相結合的方式收購隆麟網絡和快屏網絡100%的股權，其中隆麟網絡估值4.14億元，快屏網絡估值3.7億元。萬家擬向隆麟網絡全體股東支付不超過2.94億元的股份，和不超過1.2億元現金；擬向快屏網絡全體股東支付不超過2.6億元股份和不超過1.1億元現金。

與此同時，萬家文化向普霖投資及萬家文化實際控制人孔德永以每股18.32 元的價格定向發行股份，募集資金總額預計不超過2.5億元，其中普霖投資和孔德永各認購約1.25億元的股份。本次交易後，普霖投資持有萬家1%的股份。

但隨後在 8 月 8 日，萬家文化收到上交所的一封問詢函。上交所要求公司對這項交易中的不合常理之處作進一步說明，一共提出23個問題。其中大部分問題圍繞著被收購標的公司的業績飛漲謎團和超高的公司估值而提。

其中包括，隆麟網絡2015年及2016年上半年營業收入分別為16.41萬元、3975.15萬元，凈利潤為-3.23萬元和1568.5萬元；快屏網絡2015年及2016年上半年營收分別為1878.62萬元、4108.77萬元，凈利潤分別為497.87萬元和968.17萬元。交易所認為標的承諾的凈利潤與歷史業績相比增幅較大，要求補充披露隆麟網絡2016年上半年收入增長達496倍，快屏網絡達3.37倍的主要原因。

還有，“快屏網絡現任股東於 2015 年10月28日以100萬元對價取得公司股權，在9個月的時間內，上市公司擬以3.7億元收購快屏網絡，增值率高達370倍，請說明股權轉讓與本次交易作價差異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問詢函還指出，兩家標的資產股權變動頻繁，且距離本次收購時間較短。

隆麟網絡原股東隆麟信息於2016年5月11日將其持有的標的公司股份轉讓給上海雋邁、上海斐弈、上海賦策。6月1日，上海賦策將其持股轉讓給上海翊臣。

快屏網絡最近一次股權轉讓為2015年10月28日，為按出資額等價轉讓。本次收購交易對方上海斐弈、上海翊臣、上海雋邁均為2016年5月設立的合夥企業，近期發生多起股權變動。其中，上海斐弈原股東於5月11日將上海斐弈99.87%的股權轉讓給飛馬旅和極客幫，二者均為私募投資基金，請披露情況說明。

對此，萬家文化在8月30日的回複函中解釋道：隆麟網絡2015年1月成立，初期從事視頻廣告業務，2016年1月起逐步開展電競行業；快屏網絡於2013年12月成立，初期主營業務是為數字媒體提供流量整合，2015年11月主營業務有流量分發變為電競；“由於標的公司經歷業務轉型，歷史業績不具可比性”。

並解釋稱，標的公司的核心競爭力在於主播儲備豐富、簽約知名主播且有成熟的造星體系，在電競行業，“‘人’這一資源尤為重要，圍繞‘人’進行價值挖掘符合行業發展所處階段。從盈利模式上，明星主播聚集著大量粉絲，變現途徑也相對成熟，與傳統的藝人經紀相類似”。

回複函的數據顯示，隆麟網絡2016年1-6月全部主播為公司貢獻毛利579萬，其中明星主播JY貢獻最高，毛利353萬；快屏網絡同期全部主播為公司貢獻毛利1359萬元，占公司全部毛利的94%，其中明星主播小智貢獻588萬，占公司全部毛利41%小漠貢獻395萬。

回複函還運用財務數據和會計計算公式，大篇幅地論證了上述標的公司的高估值的物有所值。

但這封回複函並未說服上交所。2016年9月1日，萬家文化又收到上交所上市公司監管一部的二次問詢函。這封問詢函中，交易所再發九問，要求就標的資產盈利能力不確定風險、標的公司分成比例真實性及可持續性進一步說明和披露。問詢函指出，標的公司持股主播違約金僅為500萬元，續約風險較高；兩家公司轉型電競業務時間均不滿一年，盈利能力有不確定性；回複函對於隆麟網絡主播的毛利貢獻占比前後披露矛盾等。

9月13日，萬家文化發布了對二次問詢函的長達40頁的回複函。同一天，萬家還發布了《發行股份及支付現金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暨關聯交易預案（修訂稿）》，其內容顯示上述收購重組的原計劃不變。同日，萬家文化股票複牌後一字跌停，兩天內股價跌去19.23%。

牽強的重組中止原因

2016年11月29日，萬家文化突然公告稱，由於各方對上述重組交易的進程無法最終達成一致意見，擬終止本次交易，股票緊急停牌。

12月8日，萬家發布《關於終止重組事項的公告》，稱交易各方原預期於 2016年度完成重組事項，但是由於評估等工作涉及因素較複雜，進程緩慢，致使重組進度晚於預期，從目前進度看重組無法在 2016 年度完成，若繼續進行將需要進行延長及調整，經各方審慎討論後無法最終達成一致意見，經友好協商，決定終止本次重組。

此公告一出，雪球等專業證券投資論壇上一片嘩然。“到年底重組完不成，就不重組了，這個理由確實很奇葩。”一位證券投資行業人士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於是，在萬家文化宣布交易中止的第二天，上交所再次向其發出問詢函，要求其說明：鑒於公司本次重組尚需完成股東大會決議程序、證監會審核以及後續發行股份等工作，在 2016 年度完成重組事項的可能性較低。請交易各方分別說明原預期於 2016 年度完成重組事項的判斷依據和主要考慮；請公司董事會、重組財務顧問、交易對方分別說明“預期於 2016 年度完成重組事項”是否為實施本次重組的前提。如是，請說明在相關預案以及進展披露中是否已充分披露並解釋原因，並提示如不能按期完成重組事項將導致本次重組終止；如否，請說明因此取消本次重組的理由和依據。

面對交易所強硬追問，萬家文化再次申請延期回複之後，於12月16日發布了針對這次問詢函的專項說明：“2016 年度完成重組實質工作”僅為雙方的工作目標，並非此次重組的前提條件；2016 年 11 月 4 日，國信辦發布了《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明確互聯網直播服務提供者提供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的，應當依法取得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資質，並在許可範圍內開展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此項政策強化了本次重組預案披露的風險，“在此政策出臺後，……交易雙方對風險判斷影響產生了分歧……上述情形嚴重影響了交易進度，交易雙方於 2016 年 11 月 27 日舉行了最後的商談，雙方仍無法就交易進程達成一致意見。在兩家標的公司提議後，經交易雙方友好協商決定終止重組。”

萬家文化還承諾，1個月內不再進行資產重組。

按照後來萬家文化披露的信息，在這項重組的交易雙方正式“分手”的25天前，趙薇註冊成立了將收購萬家文化控股權的龍薇投資，“雖然上述合作未能成行，萬家文化實際控制人孔德永與趙薇溝通，仍希望雙方繼續合作”。

2016年12月23日，龍薇宣布擬收購萬家文化控股權，引得上交所再次發出問詢函。2017年1月11日，萬家文化回複函稱此項投資與阿里系無關，龍薇投資在未來一年內無資產註入計劃。1月12日萬家文化股票複牌後，連續兩天漲停至1月13日的22.24元。

“它是一張白紙，可以更好規劃” 雄安新區前傳

航拍雄縣城區。中央決定設立雄安新區後，這座原本默默無聞的北方小城成為舉世矚目的焦點。（東方IC/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4月6日《南方周末》）

“北京有很多非首都功能，但也沒有說所有非首都功能都一定要搬過去。”鄔賀銓說，不會強迫哪個企業一定要搬到雄安新區。

雄安新區的水環境問題特別受重視。水量以及泄洪時對下遊的影響、上遊河道水域質量等問題，都有專家進行專門的論證規劃。

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曾澄清：“雄安不是首都副中心，就是新區。”

“我們這里暫時還叫‘安新縣’，之後怎麽辦，我們也在等國家規劃。”河北省安新縣精神文明辦主任張勝偉坐在臨時充當接待室的賓館標間里，疲憊地望著三天里他接待的將近第20撥記者。“來的都問同樣的問題，我也想知道答案。”

據新華社2017年4月1日報道，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通知，決定設立河北雄安新區，規劃範圍涉及河北省雄縣、容城、安新3縣及周邊部分區域。

雄縣、容城、安新本是保定市轄縣。如今，事關“千年大計、國家大事”的雄安新區，其臨時黨委由副省級官員掛帥。“是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後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新華社報道中，雄安新區被定位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載地。

三年前，盛傳河北保定將成為政治副中心。“那是傳說，（中央）從來沒這麽說過。”4月4日，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咨詢委員會（以下簡稱“專委會”）副組長、中國工程院院士鄔賀銓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區域最終劃定雄安新區，而非保定市區，經過了充分的調研和論證，主要還是考慮資源環境。

“保定人口較密集。雄安新區圍繞白洋澱周邊開發強度不大，除3個縣城以外，還有很多人口稀少的地方，動遷問題相對也少很多。”鄔賀銓說。

總體規劃尚未出來。一位專委會成員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3月他看到征詢意見中的新區規劃，特別註重綠色低碳：“綠化比例達到百分之三四十，比一般城市高。基本都是軌道交通，貨運都用軌道交通，減少汽油、柴油的排放。”

新區72小時

“要買房嗎？我有辦法。”4月4日早晨，容城縣奧威路口。當地居民王軒誤將南方周末記者認作趕來搶房的外地人，低聲邀請上他家看看。

“現在是過不了戶，但我們可以私下簽好協議，房子就是你的了。”王軒說。

“私下交易那都是不受法律保護的。你給了錢，房產證上也沒寫你的名字。”張勝偉說。

據河北新聞網報道，截至4月5日，雄安新區已關閉售樓部71家、中介機構35家，清理違規售房廣告1597條，嚴厲查處違規網上售房行為9起，對10家惡意炒作的房地產企業進行約談。

從2016年上半年開始，雄縣、安新、容城3縣就逐漸凍結土地和房產交易，當地居民不清楚具體原因。

“都猜準有大事，當時傳這3個縣要整成一個白洋澱市，副省級的。”王軒說。

最終落地的是雄安新區。“我是4月1日省里面開完會以後知道的。”雄縣政府辦公室主任劉賀茂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那天下午3點，書記和縣長上省里開會，提前只通知會議內容是傳達中央有關決定。會上剛一宣布，新聞馬上就出來了。

4月3日是清明假期，雄縣政府大樓幾乎沒人休假。樓外廣場擠滿了遊人，停滿了京牌車，雄縣各路酒店在新區設立的72小時里人滿為患。

“突如其來的工作量非常大，根本不回家。”劉賀茂剛在容城參加完一場關於雄安新區移民搬遷安置的會議，回雄縣見完一撥媒體記者，又要趕回容城參加籌委會臨時班子組建的會議。

4月1、2日連續兩個晚上，劉賀茂都工作到淩晨兩三點。很多外地人過來看房，他要去解釋目前的禁購政策。還有很多房產中介到了雄縣，劉賀茂擔心它們擾亂房地產市場。

忙歸忙，對於未來的具體規劃，縣級政府卻知之甚少。“雄安新區是中央批準設立的，規劃不是由我們地方政府來做，只能說規劃一確定我們地方如何去有效執行。”三個星期前，劉賀茂還是雄縣規劃局局長，“現在舊的規劃作廢，新的規劃沒出，沒人能說得上來。”

媒體記者圍著劉賀茂追問，為什麽新區會選中不為外界所熟知的雄縣，他表揚這是個好問題，然後回答：“中央作出決定，肯定是相關專家學者做過論證的。”

2017年4月3日，河北雄縣，外地遊客在地圖上尋找雄安新區。（視覺中國/圖）

水環境受重視

一朝成為新區人，雄縣司機孟齊開車去容城，他望著路兩邊連片的青綠麥苗說：“中央不是看中白洋澱有什麽，恰恰是這里啥都沒有。”雄縣和容城的支柱產業是塑料薄膜和服裝加工，規模都不大，安新縣距離白洋澱最近，發展主要依靠旅遊業。

“它是一張白紙，可以更好地規劃。”鄔賀銓告訴南方周末記者，2016年秋天，專委會到白洋澱調研。

“京津冀的協同發展，很重要的一點是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對於地點的選擇，鄔賀銓說，一個重要原則是與北京、天津的距離要比較適中，既不能很近，太近不能起到緩解大城市病的作用；也不能太遠，太遠不利於北京、天津資源的協同。

一些北京學者也從各自角度獻計獻策。2013年，北京大學教授、京津冀協同發展聯合創新中心主任楊開忠在一份疏解北京城市功能的政策報告中提議，希望建立一座國家行政文化新城，當時他也看中雄縣附近。

“太遠了聯系不方便，太近了城市就會依附於北京，和北京連成一片，不利於自立發展。”4月2日，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保定距離北京、天津的距離也不遠不近，為什麽不就選在保定？

“要找一個相對來講資源環境承載力承受得了的地方。”鄔賀銓說，考慮到保定人口比較密集，而現在雄安新區範圍內人口較少，現有開發程度較低，發展空間較充裕。三縣周邊是平原，簇擁著華北地區最大的淡水湖白洋澱，資源環境承載力較強。

一位專委會成員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雄安新區的水環境問題特別受重視。水量以及泄洪時對下遊的影響、上遊河道水域質量等問題，都有專家進行專門的論證規劃。

選擇建設雄安新區，沒有出乎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研究員劉治彥的意料。這是學界曾經上報過的方案之一，而且是劉治彥認為比較好的方案。

不過，他本以為中央會選擇保定方案。“我們原來覺得保定有一定基礎，但中央可能考慮到，有一定基礎也是它的劣勢。”

雄安新區的設立，將給當地人的生活帶來巨大改變。（東方IC/圖）

靠“內涵”，不排斥外資

在劉治彥眼中，雄安新區這一設想誕生的時間線可以進一步拉長。

2001年，被簡稱為“大北京規劃”的“京津冀北城鄉地區空間發展規劃研究”通過建設部（即現在的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審定，該規劃的主持人是著名城鄉規劃學家、兩院院士吳良鏞。京津唐、京津保兩個三角形地區都包括在“大北京”範圍內，當時在研究團隊中的劉治彥就來過白洋澱考察。

這被視作對京津冀一體化最早開展的系統性研究，且一直持續下來。2006年發布的《京津冀地區城鄉空間發展規劃研究二期報告》第一次提出了“新畿輔”的概念。到2013年，《京津冀地區城鄉空間發展規劃研究三期報告》提出，以北京新機場規劃建設為契機，京津冀共建“畿輔新區”，疏解非首都功能。

三期報告中寫道，地區內發展落差的不斷擴大既不利於解決京津兩大核心城市由於人口和產業聚焦帶來的資源環境問題，也使得河北省在承接產業轉移、接受經濟輻射方面存在明顯的困難，在與京津間產業競爭與合作方面處於弱勢地位。

雖然具體區位有差異，但三期報告執筆人、清華大學建築與城市研究所教授吳唯佳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一直以來，京津冀地區大城市的發展對周邊的帶動作用不明顯。河北本身怎麽發展，需要尋找一種發展路徑。

“人口資源環境、大城市病都會制約發展。（把北京）非首都功能紓解出去，使發展勢頭能繼續保持，壓力不會集中在一個城市上。雄安是其中落地的一個動作，但不是全部。”吳唯佳說。

2015年4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的《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指出，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是一個重大國家戰略，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具體分為一般性產業特別是高消耗產業，區域性物流基地、區域性專業市場等部分第三產業，部分教育、醫療、培訓機構等社會公共服務功能，部分行政性、事業性服務機構和企業總部等四類。

“北京有很多非首都功能，但也沒有說所有非首都功能都一定要搬過去。”鄔賀銓說，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體，它的總部、分部放在哪里會根據中央的要求，但也會考慮企業自身的需要，不會強迫哪個企業一定要搬到雄安新區，而是新區依靠自身的條件和環境吸引企業。

至於國家部委，則屬於首都功能的一部分，“沒說把首都功能搬過去”。

上述專委會成員印象深刻的是，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曾專門澄清：“雄安不是首都副中心，就是新區。”

除了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鄔賀銓提醒南方周末記者：“中央不僅希望雄安在京津冀一體化上起示範，還希望雄安在改革開放上形成新趨勢。”

“過去，我們並沒有在內地建新區的經驗。”鄔賀銓說，深圳特區和浦東新區都在南方沿海，主要承擔了開放的功能。而雄安新區更多還是要靠“內涵”發展，承擔著為中國東北、西北、西南大片內陸地區的轉型發展探索新模式的任務。“開放還是要的，要吸收深圳和浦東的經驗。但不能把所有希望寄托在外界，雄安新區不是主要致力於引進外資，但也不會排斥外資。”

據河北新聞網報道，截至2017年4月5日，雄安新區已關閉售樓部71家、中介機構35家。（南方周末記者 張濤/圖）

雄安新區在論證期間，水環境是咨詢專家關註較多的領域。（南方周末記者 張濤/圖）

一張藍圖幹到底

關於雄安新區的未來規劃，目前唯一確定的是：以特定區域為起步區先行開發，起步區面積約100平方公里，中期發展區面積約200平方公里，遠期控制區面積約2000平方公里。

發令槍響了，但一切仍是未知。雄安新區里，人與人見面聊的全是未來。

孟齊在慶幸，在唐山念大學的兒子沒有把戶口遷過去，還是新區人。“兒子也高興，說以後就回家就業了。”同村那屆總共3個大學生，考去北京、上海的都把戶口帶走了，不知道畢業後戶口能不能落回來。

白洋澱邊，安新縣大張莊號稱北方最大的羽絨集散地。4月4日，數十家羽絨廠仍在正常生產，老板王仙玉的廠里，工人將洗幹凈的羽絨裝袋。

1980年代建廠，1990年代搬來大張莊，因為汙水難處理，常被政府要求停工治理。王仙玉知道，羽絨廠開不了多久了。“定位不符合，深圳、浦東肯定沒有這樣的工廠。”外地廠址已經選好，只要政策下來就關廠，“就是不知道補償多少錢”。

2017年2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來考察時走過白洋澱的大壩長廊。前後2000畝陸地和水域，都是當地一位私人老板承包的，50年合約還有一大半時間才到期。他已經聽到風聲，可能會全部被政府收回去，他說自己願意配合。

“先謀後動。”建設雄安新區的官員和學者們不斷重複這句話。國家發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表示，要堅持世界眼光、國際標準、中國特色、高點定位，集聚全國優秀人才，吸納國際人才，充分借鑒國際經驗，指導河北省和有關方面高標準高質量組織編制雄安新區總體規劃、起步區控制性規劃、啟動區控制性詳細規劃及白洋澱生態環境治理和保護規劃，確保一張藍圖幹到底。

“組織編制好雄安新區相關規劃，把每一寸土地規劃得清清楚楚後再開工建設。”在4月1日下午的河北省領導幹部工作會議上，河北省委書記趙克誌說。

（文中王軒、孟齊、王仙玉為化名。南方周末記者嶽家琛對本文亦有貢獻）

江南皮革廠前傳…

看客insight 2018-02-24 17:36

來源 | 看客insight（pic163）

作者 | 網易看客

2013年，全國各地賣皮包的地攤忽然之間都開始循環播放一段“黃鶴欠了3.5億，帶著小姨子跑路”的錄音招攬生意。很多市民經過時，都停下了腳步，看一看地攤上的皮包，又看向老板打聽到：“黃鶴跑路的事是真的不？”

事實上，江南皮革廠確實存在過。老板黃鶴也真的跑路了。2002年夏天，在溫州的工業園里，江南皮革廠的機器轟鳴作響，里面生產的不是街口20元清倉甩賣的真皮鞋包，而是皮革，成卷的那種。 

它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溫州制造業和私營經濟發跡的蓄積和延續，也是如今許多溫州企業的縮影。

一

與受到上天眷顧的隔壁好命鄰居們不同，歷史上的溫州無論在地理物產，還是交通政治上都有所欠奉，從來就說不上沃野千里、富甲一方。在它的科舉文化和宗教信仰里，沒有絲毫的商業氣息。阻山面海的溫州從映入歷史的眼簾開始，就在生存欲望下混進了相異於江南富貴溫柔鄉的草莽氣質。

 （圖為溫州松陽縣乘車難。西部山區的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受到交通落後的制約）

溫州人喜歡說：“掙錢是因為以前窮怕了”。

1949年後，溫州淪為國軍反攻大陸的前線；五十年代，永嘉農民包產到戶和瑞安隆山農民分地被政府打壓；在七十年代末革命和鬥爭的洗禮下溫州更是一貧如洗。除了勇氣和眼力外，溫州人可以說是一無所有。“窮則變”、“活下去”的信念催促早期的溫州人去到當時他們羨慕的福建、江西和浙江中北部打零工做苦力，有些溫州人走得更遠，帶著他們專屬的加密方言踏出了國門。

1976年前後，留在溫州農民紛紛放下農具，思考著新的生存方式。靠山采石，靠海走私的非傳統方式使第一批走出來的溫州人完成了原始的資本積累。最狂的時候，幾乎所有的漁船里都有夾層，或是拖在海水里的密封塑料包。

沒有任何高人指點，有了第一桶金的溫州人在經濟短缺的年代憑著感覺搗鼓起了作坊。 

 （1984年，蒼南金鄉塑片作坊。蒼南金鄉人的“第一桶金”是從印飯菜票開始的。）

 （1984年，溫州市區的木勺巷。這里是溫州地區最早開放的自由市場。）

乘著改革開放的風口，溫州的小商品經濟蠢蠢欲動，前店後廠的模式興起，皮鞋、打火機、服裝、電器等制造業紛紛冒頭。柳市負責人石錦寬抓住商品流通渠道不暢這一計劃經濟的軟肋，“頂風作案”組織了柳市通用電器廠。

在那以後，溫州人穿上皺巴巴的西裝，搭配著潮流牛仔褲，揣著幹癟的公文包走南闖北。溫州老板喜歡說：“白天當老板，晚上睡地板。”指的是白天在大排擋觥籌交錯，熱情招呼客人，晚上和一起打拼的兄弟們擠在地板上睡覺。

在80年代的溫州城，一個普通工人同時打兩三份工是很普遍的事。那個時候，北京城的早點店通常要到8點才開，而溫州四點就開了。 

生於上世紀80年代初鹿城區的史提芬從小就盼望著過年，因為家里人會帶著最高檔的禮物去親戚家拜年，親戚也會準備大盆的零食。阿哥阿姐要結婚了，家里人包了好多錢帶去送給新人，大人告訴他，這些包好的錢叫“人情”。

濃厚的宗族文化，使得溫州人的經商模式產生了後來的裂變式反應。

二

進入九十年代，溫州個體私營經濟覺醒得更為迅猛，幾乎家家戶戶的房子里面都是加工廠。 

 （1992年，溫州的電器小作坊。很多壯大起來的企業都是從此起步的。）

 （1992年，樂清柳市的房屋上，到處都是手繪的電器廣告。）

熟人社會帶來的一個好處是一個人發現了一種成功模式，其他人能拷貝與跟進，並迅速占據一個垂直領域。樂清的電器大發展就這樣帶動了臨縣的黃巖路橋成為一個模具業根據地；一百多畝的瑞安商城成了當時全國最大的小商品批發市場。後來的義烏小商品市場也是溫州商人照著瑞安棚下走私場（小商品集散地）制造出來的複制品。

溫州人做生意習慣於依靠宗族關系。一家普通工廠，老板娘是財務，弟弟是⼯廠經理，弟妹是後勤。位於杭州三墩的溫州村就是典型。里面的房屋不是單元樓小區，而是溫州常見的獨棟建築。家家戶戶彼此熟悉，這家店鋪庫存不夠，另一家打開自家倉庫：“隨便拿。”幾家人做同一行當，但不會互相影響。過節隨份子時，街上推攘得臉紅脖子粗的兩個溫州人不是在打架，而是在互塞紅包。外面人看著，也只有眼紅的份。

但當小廠房要升級為大企業時，便很容易發生利益爭端及財務虧空。手底下的員工都保持沈默，因為財務總監是老板的親戚。

二

90年代後期，溫州路面上的本田王摩托車、太空摩托車等私家車越來越多，還有像磚頭一樣的手機，這些被認為是溫州老板身份的象征。菲亞特出租車、運貨的五菱小四輪，至九十年代末期的第一代桑塔納，都出現在了溫州人民的生活里。城市也跟著在改變，拆遷，建新大樓、新住宅小區、新廠房、開發區的浪潮席卷全溫州。

 （1996年10月，溫州最後一輛 “菲亞特”出租車（浙CT2812）在運營。淘汰“菲亞特”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而新的出租車是奧拓。）

 （1997年8月，溫州三信國際電器董事長陳誌賢和他親手設計的三信大樓。）

沒有國家財政扶持的溫州，竟然成了天下聞名的城市，一個十幾年前大量人連衣服都穿不起的地方，如今有了眾多頗具規模的皮革廠、服裝廠、塑膠廠。有人鄭重地提議研究“溫州模式”作為全國參考。  

新世紀的鐘聲來臨之際，千禧年前走南闖北攢下赫赫資本、散落各地自由生長的溫州人也邁入了新的階段。

但當人們再說起“溫州”，首先想到的已不是“輕工”、“森馬”、“美特斯邦威”，而是“炒房”、“民間借貸”，以及倒閉的“江南皮革廠”。 

直到今天，溫州工廠里主要制造的依舊是服裝、皮鞋、箱包和打火機，但路邊的商鋪蕭條了不少。一個溫州商人正準備將自己的名牌大衣拿去抵押，忽而發現口袋里放了兩萬塊錢。想了想，這是去年有人還他錢時他不甚在意，隨手放到了口袋里留下的，因為去年他還是個資產過億的富豪。看到這筆錢，他欣喜若狂，並拿出其中的一萬五投入到了今天下午和別人談的能引發市場裂變的互聯網項目上。然後坐上自己的車，開啟滴滴打車的接單模式。他不喜歡放棄，現在的苦，對於像他這樣的溫州老板而言，並不算什麽。

參考文章：

[1]《溫州還有希望嗎》

[2]《溫州人為什麽精於經商致富》

*部分內容為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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