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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皮革廠前傳…

看客insight 2018-02-24 17:36

來源 | 看客insight（pic163）

作者 | 網易看客

2013年，全國各地賣皮包的地攤忽然之間都開始循環播放一段“黃鶴欠了3.5億，帶著小姨子跑路”的錄音招攬生意。很多市民經過時，都停下了腳步，看一看地攤上的皮包，又看向老板打聽到：“黃鶴跑路的事是真的不？”

事實上，江南皮革廠確實存在過。老板黃鶴也真的跑路了。2002年夏天，在溫州的工業園里，江南皮革廠的機器轟鳴作響，里面生產的不是街口20元清倉甩賣的真皮鞋包，而是皮革，成卷的那種。 

它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溫州制造業和私營經濟發跡的蓄積和延續，也是如今許多溫州企業的縮影。

一

與受到上天眷顧的隔壁好命鄰居們不同，歷史上的溫州無論在地理物產，還是交通政治上都有所欠奉，從來就說不上沃野千里、富甲一方。在它的科舉文化和宗教信仰里，沒有絲毫的商業氣息。阻山面海的溫州從映入歷史的眼簾開始，就在生存欲望下混進了相異於江南富貴溫柔鄉的草莽氣質。

 （圖為溫州松陽縣乘車難。西部山區的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受到交通落後的制約）

溫州人喜歡說：“掙錢是因為以前窮怕了”。

1949年後，溫州淪為國軍反攻大陸的前線；五十年代，永嘉農民包產到戶和瑞安隆山農民分地被政府打壓；在七十年代末革命和鬥爭的洗禮下溫州更是一貧如洗。除了勇氣和眼力外，溫州人可以說是一無所有。“窮則變”、“活下去”的信念催促早期的溫州人去到當時他們羨慕的福建、江西和浙江中北部打零工做苦力，有些溫州人走得更遠，帶著他們專屬的加密方言踏出了國門。

1976年前後，留在溫州農民紛紛放下農具，思考著新的生存方式。靠山采石，靠海走私的非傳統方式使第一批走出來的溫州人完成了原始的資本積累。最狂的時候，幾乎所有的漁船里都有夾層，或是拖在海水里的密封塑料包。

沒有任何高人指點，有了第一桶金的溫州人在經濟短缺的年代憑著感覺搗鼓起了作坊。 

 （1984年，蒼南金鄉塑片作坊。蒼南金鄉人的“第一桶金”是從印飯菜票開始的。）

 （1984年，溫州市區的木勺巷。這里是溫州地區最早開放的自由市場。）

乘著改革開放的風口，溫州的小商品經濟蠢蠢欲動，前店後廠的模式興起，皮鞋、打火機、服裝、電器等制造業紛紛冒頭。柳市負責人石錦寬抓住商品流通渠道不暢這一計劃經濟的軟肋，“頂風作案”組織了柳市通用電器廠。

在那以後，溫州人穿上皺巴巴的西裝，搭配著潮流牛仔褲，揣著幹癟的公文包走南闖北。溫州老板喜歡說：“白天當老板，晚上睡地板。”指的是白天在大排擋觥籌交錯，熱情招呼客人，晚上和一起打拼的兄弟們擠在地板上睡覺。

在80年代的溫州城，一個普通工人同時打兩三份工是很普遍的事。那個時候，北京城的早點店通常要到8點才開，而溫州四點就開了。 

生於上世紀80年代初鹿城區的史提芬從小就盼望著過年，因為家里人會帶著最高檔的禮物去親戚家拜年，親戚也會準備大盆的零食。阿哥阿姐要結婚了，家里人包了好多錢帶去送給新人，大人告訴他，這些包好的錢叫“人情”。

濃厚的宗族文化，使得溫州人的經商模式產生了後來的裂變式反應。

二

進入九十年代，溫州個體私營經濟覺醒得更為迅猛，幾乎家家戶戶的房子里面都是加工廠。 

 （1992年，溫州的電器小作坊。很多壯大起來的企業都是從此起步的。）

 （1992年，樂清柳市的房屋上，到處都是手繪的電器廣告。）

熟人社會帶來的一個好處是一個人發現了一種成功模式，其他人能拷貝與跟進，並迅速占據一個垂直領域。樂清的電器大發展就這樣帶動了臨縣的黃巖路橋成為一個模具業根據地；一百多畝的瑞安商城成了當時全國最大的小商品批發市場。後來的義烏小商品市場也是溫州商人照著瑞安棚下走私場（小商品集散地）制造出來的複制品。

溫州人做生意習慣於依靠宗族關系。一家普通工廠，老板娘是財務，弟弟是⼯廠經理，弟妹是後勤。位於杭州三墩的溫州村就是典型。里面的房屋不是單元樓小區，而是溫州常見的獨棟建築。家家戶戶彼此熟悉，這家店鋪庫存不夠，另一家打開自家倉庫：“隨便拿。”幾家人做同一行當，但不會互相影響。過節隨份子時，街上推攘得臉紅脖子粗的兩個溫州人不是在打架，而是在互塞紅包。外面人看著，也只有眼紅的份。

但當小廠房要升級為大企業時，便很容易發生利益爭端及財務虧空。手底下的員工都保持沈默，因為財務總監是老板的親戚。

二

90年代後期，溫州路面上的本田王摩托車、太空摩托車等私家車越來越多，還有像磚頭一樣的手機，這些被認為是溫州老板身份的象征。菲亞特出租車、運貨的五菱小四輪，至九十年代末期的第一代桑塔納，都出現在了溫州人民的生活里。城市也跟著在改變，拆遷，建新大樓、新住宅小區、新廠房、開發區的浪潮席卷全溫州。

 （1996年10月，溫州最後一輛 “菲亞特”出租車（浙CT2812）在運營。淘汰“菲亞特”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而新的出租車是奧拓。）

 （1997年8月，溫州三信國際電器董事長陳誌賢和他親手設計的三信大樓。）

沒有國家財政扶持的溫州，竟然成了天下聞名的城市，一個十幾年前大量人連衣服都穿不起的地方，如今有了眾多頗具規模的皮革廠、服裝廠、塑膠廠。有人鄭重地提議研究“溫州模式”作為全國參考。  

新世紀的鐘聲來臨之際，千禧年前走南闖北攢下赫赫資本、散落各地自由生長的溫州人也邁入了新的階段。

但當人們再說起“溫州”，首先想到的已不是“輕工”、“森馬”、“美特斯邦威”，而是“炒房”、“民間借貸”，以及倒閉的“江南皮革廠”。 

直到今天，溫州工廠里主要制造的依舊是服裝、皮鞋、箱包和打火機，但路邊的商鋪蕭條了不少。一個溫州商人正準備將自己的名牌大衣拿去抵押，忽而發現口袋里放了兩萬塊錢。想了想，這是去年有人還他錢時他不甚在意，隨手放到了口袋里留下的，因為去年他還是個資產過億的富豪。看到這筆錢，他欣喜若狂，並拿出其中的一萬五投入到了今天下午和別人談的能引發市場裂變的互聯網項目上。然後坐上自己的車，開啟滴滴打車的接單模式。他不喜歡放棄，現在的苦，對於像他這樣的溫州老板而言，並不算什麽。

參考文章：

[1]《溫州還有希望嗎》

[2]《溫州人為什麽精於經商致富》

*部分內容為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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