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主台揚　郭董為何不搶主導權？

電影是讓人又愛又恨的文創產品，猜對觀眾口味，回收率可超過十倍，若沒猜中，血本無歸所在多有。

二○○八年，《海角七號》以新台幣五千萬元的製作成本，大賣五億三千萬元後，啟動國片復興熱潮，二○一一年台灣自製電影票房達新台幣十五億元，創下新高。而中國每年成長兩成的電影票房，將取代日本成為第二大電影市場，華語市場的餅變大，台灣製片公司紛紛瞄準中國市場。

然而尋找創新題材，到底要以市場定位優先，或由創作者本身的發想主導？前者以經驗法則提高賣座機會，但可能無法滿足導演的創作欲，後者則希望以導演的魅力吸引觀眾進場，不過創新走過頭，可能背離觀眾，哪種途徑成功率大？

不僅電影產業如此，做創新產品的企業都將面臨此難題。

電影製片人身負控制預算之責，協助導演實現創作夢想，在市場與創意間拉鋸。威像電影總監製葉如芬，是台灣電影先驅製片人之一，被稱為台灣電影「製片一姊」，一九九五年投入電影圈，早期跟著蔡明亮拍藝術電影、參與吳宇森的兩岸合拍片《赤壁》，二○一二年監製《女朋友‧男朋友》入圍二○一二年金馬獎七項大獎，贏得「觀眾票選最佳影片」。

本期我們邀請了台大管理學院副院長暨EMBA執行長黃崇興與葉如芬對談，如何在創意與市場間摸索出一條路。

台大管理學院副院長暨EMBA執行長黃崇興（以下簡稱黃）：過去我們比較常認為名導拍出名片，很少討論製片人的角色，電影產業裡，製片人與導演各自的角色？

經營創意，得有人喊反對有市場才做，沒過安全線絕不拍

威像電影總監製葉如芬（以下簡稱葉）：電影工作裡，導演是展現創意，他要會說故事，協調編劇、美術跟造型、服裝、錄音。身為製片人或是監製，我是幫他找到適合他的團隊，控制預算。如果導演是廚師，他在炒菜，那我（指製片人）是買菜，把材料買齊給導演。

我也會去找題材，然後觀察新導演，了解哪個導演適合怎樣的題材。有時候，我會找新導演，周圍幫他安排資深和專業攝影或服裝，如果完全只靠導演，他可能找他同學或熟悉的人，本來一百分的電影就變成五十分。

我們自己開製片公司，是站在經營者的角度，而導演，永遠是創意無限伸展，製片人是把他拉回來畫一個圈，告訴他不要跑出來，因為你一跑出來我這邊就會失衡，失衡就經營不下去。

黃：如果以科技業比擬，製片人像是台積電，而導演就是晶片設計公司，導演很多想法，交給製片人幫忙執行。不過，文創產業和科技也不同，你不能太靠近市場，要有點創意，但是也不能離市場太遠，你怎麼拿捏創意與市場這個平衡？

葉：我當然希望賺錢，希望觀眾喜歡看我的電影，但我還是希望做電影創作。這跟我的經歷有關，早期，我幾乎每一部電影都參加過影展，現在反而會有點改變，希望我做的電影，台灣觀眾都能欣賞。

我看劇本，第一次是欣賞，第二次我就要解析它能不能被拍。它不能，這個案子就放在底下了（指擱置）。

我評估完後，會再給我的發行公司看，看這個案子他願不願意做發行、上戲院後怎麼做宣傳行銷、得花多少錢？開拍前這些都要確定，確定有市場、可以被拍，我才會開始執行。

有一點類似好萊塢會有條「green line（綠線）」，沒有到這條（安全）線，我是不會拍，一拍資金就會啟動，開始花錢，電影是個很花錢的行業，成本越來越高，過去做的電影預算（新台幣）一千二百萬元以下，現在兩千萬、三千萬到五千萬元的製作都已經很平常。

我也會對劇本提出修改意見，有時導演會抗拒，所以（光劇本）來來回回也要商量一年。

黃：如果你認為可拍，但是發行公司告訴你沒市場，你拍或不拍？管控預算，得設定停損點

現實的創意，是在限制裡找自由

葉：我會去問別家（發行公司），當兩家的聲音是一樣的時候，我會停一下，想一下我到底值不值得去做這部電影？目的是什麼？

製片人有時情感會大於理智，例如導演超支，會覺得「好吧，我幫你好了，」（超支）一千萬、兩千萬元都認了，到最後不賣，才開始反省。

就像我看過某些電影製片人一直和那個導演說，這樣拍下去一定超支，又收不回錢，但導演不願意聽。製片人又認為，這是導演第一部電影，一定要讓他好好發揮，結果就是承擔失敗；但是現在幾年過去了，這個導演拍不了第二部電影，很多導演一部就掛了（意指後續無作品）。我覺得這樣子很可惜，有些導演是有才華，製片人得幫他踩煞車。

黃：導演通常很有創作欲，所以我們看很多大導演的預算會越加越高，《賽德克‧巴萊》就是這樣，如果你與導演有衝突，理性而言你應該控制預算，但是感性而言，你也想幫導演完成他的創作，這時該怎麼辦？

葉：我們還是會有一個停損點，不然我公司沒辦法經營，可是在某種層面，我會多幫導演一點，設計好一個預算控制點，如果超過，就跟他談判，看導演費是不是少拿？

如同侯孝賢導演所說，要在限制裡找到自由，其實本來就是這樣，在限制裡你做不到好電影，那是你能力有問題，而不是電影有問題。

黃：你剛剛提到「電影共通性」，我想挑戰一件事，你拍《女朋友‧男朋友》，內容涉及台灣的學運等時代背景，賣給年輕一代，或者賣到大陸去就有共通性的問題，拍片前你有考量市場問題嗎？

葉：是（指會有共通性問題），因為這是導演要講的東西，這是他的優點，也是缺點，他太著墨這個，我跟他討論過，但決定支持他。

我們算過，有同志，有學運，同志片過去經驗一定是新台幣一、兩千萬元票房，再加上學運這幫人，（接下來）我們的工作，就是要吸引年輕人來看這部電影，比如說加點愛情片段，那我要去思考，這是給二十歲的（觀眾）看，還是給三十、四十歲。

做為製片人，有個好處，我一年可做好幾部電影，當導演，一年只能做一部電影，所以我站在市場的角度，用經營和管理的角度看比較遠。我常跟導演說，我畫一個圓圈，你在裡面好好創作，這圓圈就是資金的概念。

這部片（《女朋友‧男朋友》）我是用（新台幣）三千八百多萬元拍的，最後票房五千四百萬元。

黃：五千四百萬，是當初預測的嗎？

定義成功，得做到產業化商品不賣錢，再有創新也活不了

葉：是啊，當初預計（票房）會破五千萬，電影也得考慮上映時間，我們是從二○一二年八月三日上映《女朋友‧男朋友》到十月，然後就停了。為什麼？因為考試，還有金馬獎，金馬獎期間千萬不要上片，之後是賀歲檔，這時電影的質量和故事要豐富到讓觀眾願意走到戲院，而且內容千萬不能太悲慘，一定要活潑、勵志、好玩、好笑，甚至低俗、低腦都可以，因這時看電影就是要全家和樂，不需要有意義。有意義的電影，從四、五月才開始上片，到時台北電影節開跑，想要意義的人，會出來看有意義的電影。

最近我們要開拍新片，內容講辦桌，（片名）初步定名為《總鋪師》，預計是二○一三年暑假大片，就得倒過來推算，先把暑假檔期敲住，然後回頭算出製作、宣傳時間。

黃：電影工作者，帶有某種程度的理想性，希望可做出有創意的產品，你又是拍很多影展電影出身，你怎麼定義成功的電影，市場賣座或者得獎？

葉：在台灣做電影，如果要我定位何謂成功，就是想做出十幾年後還能令人難以忘懷的電影。老師講得對，我覺得製片人很容易精神分裂，內心深處其實是矛盾綜合體，一會是藝術家，一會是理想家，一會又是生意人。

電影產業要產業化，得做商業電影賺錢，讓這些藝術電影資源容易展現。如果商業電影沒辦法發展成產業，藝術電影也活不了，變成雙輸。

製片人其實有賭徒的性格，在賭這件事會成功，有時候要假裝沒有意識到市場，但是太開創也不行，我又拉回來（靠近市場）一點。我們努力靠著這個方式，一點點靠近（成功）。

【延伸閱讀】台灣名師觀點先找對定位，才能槓桿出最大效果

電影產業裡製作人考量市場與預算，如同企業內的行政總監，而導演則如創意總監，保持創新不斷，葉如芬的想法是用市場養創意，先做出可以回本賣座的電影，然後回頭滋養自己想做的創作題材，並且找出適合台灣電影環境發展的產品。

綜觀台灣成功的創意企業，如法藍瓷、霹靂布袋戲等，在思考作品時一定會先考量市場，然後逐步養出創意。

當然要這樣做，首先必須清楚知道每個創意產品的目的。例如葉如芬，她會清楚知道，要拍的片子是為了票房、拿獎或者培養新導演。依此畫定一個圈子，在圈圈內，導演可以發揮無限創意。

再者，我也建議，做創意產品時必須從競爭環境中，先了解自己的優勢，找到產品定位，才能槓桿出最大效果。以電影為例，香港擅長拍警匪片，中國擅長拍大場面、大製作，台灣長於製作小品故事；否則容易嘗到以自己之短，迎戰他人之長的苦果。

默克爾在德國國內大選獲得大勝以後，很可能會把自己的影響力進一步向歐盟層面擴張，一改過去保守的作風。

歐盟有27個成員國，而德國佔歐盟人口的1/6，佔歐盟經濟產出的1/5，德國在歐盟事務上的話語權似乎是理所當然的。路透寫道：

...柏林的新自信受助於德國與其盟國間經濟差距拉大，然而，這也在激起一些（邊緣國家的）抱怨——雖然仍沒有跡象顯示這是會削弱默克爾對歐盟控制的嚴重挑戰。
象Herbert Reul這樣的德國人認為（在歐洲議會領導默克爾所在基民盟的人），這種影響力是歷史自然而然的發展，在希特勒以後，德國長期把自己的財富服務於法國主導的歐盟，希望換取政治上的重生。
「我們已經完成（重生）了。」Reul這樣形容德國在歐盟的保守日子——在（前任德國總理）科爾的長期領導下經歷了90年代歐元的建立和吸收了東德變成更大的德國。
Reul補充補充道：「一個國家不是一個國家，永遠比盟國的權威低一點..是非常謹慎的。承擔責任意味著你不應該只是坐在一邊和道歉——這是不夠的。」
承擔責任已經意味著，最明顯的事情莫過於，在歐盟擔任最有權力的職位。...
...
前歐洲議會議長Hans-Gert Poettering：「德國在處理與歐盟關係上表現得越來越正常了。」...
Poettering表示：「這不意味著我們歷史上世界大戰的一幕已經過去。但歷史不應該限制我們行動的自由。」
...
一位德國外交部發言人表示：「進一步增加德國在歐洲機構中的任職人數對（我們）政府來說非常重要。目標是，德國作為歐盟最大的成員國，在歐盟機構的所有層面上有合適的代表性。」

德國人口占歐盟5.07億總人口的16%，但據柏林計算，歐盟的高級公務員只有10%是德國人，而歐盟外交政策主管職位也只有約10%是德國人。但這還不是問題的全部，因為歐盟中的小國一般都會在歐盟中有不成比例的高代表性。關鍵可能是，強國夢寐以求的具有很高影響力的職位中，德國的地位明顯在上升。

路透看到的歐盟內部報告顯示，機構中高級職位（部門主管或以上）中已經有45位德國人，多於法國，也遠多於意大利和英國，這些國家都不足30位。
德國一直關注歐盟中在經濟事務、反壟斷執法和其它監管部門有最大話語權的職位。貿易也是重要的。歐盟駐中國大使Markus Ederer就是德國人。
政府規劃者，利用他們最閃亮的才華謀劃歐盟事務進程的人，也一直選擇「親德」的非德國人——比如說支持在曾經在德國大學學習的候選人。
又比如說，荷蘭被認為與德國的經濟利益是一致的。荷蘭財長Jeroen Dijsselbloem就接任了歐元集團主席，為歐洲央行管理下的單一貨幣設定政策。
過去很大程度上把歐盟看成自己事業的法國官員表示，在冷戰以後把歐盟的部分投票權和職務交給德國貧窮的東部鄰國，已經把平衡向德國傾斜了，因為在很多歐盟政策討價還價的時候，經濟成功是德國成為比法國更有吸引力的盟友。

今年發生的兩件事件，已經證明了德國在歐盟層面上的影響力。

第一，在歐盟爭論收緊汽車尾氣排放標準的計劃時，柏林成功推遲了該計劃的實施，這符合德國高檔企業行業的利益。

第二，今年歐盟與中國在太陽能面板上出現了貿易爭端，在李克強總理飛往德國警告爆發貿易戰會傷害德國的汽車產業後，默克爾向公眾承諾會盡力阻止爆發貿易戰。有報導稱默克爾馬上打電話給歐盟主席巴羅佐，不久以後歐盟就取消了對中國太陽能面板徵收懲罰性關稅的計劃。

然而，德國在歐盟影響力的上升已經引起了一些不滿，甚至影響歐盟的發展：

一位高級法國官員在私人對話中表示：「德國人的看法是，如果每個人都是德國人，向德國人一樣行動，那麼一切都會變得更好。」
一些人表示這可能帶來反效果，製造政治助力，可能會在歐盟決策中產生僵局。這可能會影響歐盟的有效運作，現在歐盟已經面對英國公投是否退出歐盟的威脅。

而且德國還可能影響歐盟在世界事務上的影響力：

...柏林關注其出口導向型經濟正在影響歐盟增加世界影響力的野心。
資深政治家Daniel Cohn-Bendit表示：「德國的態度是，他們不想被世界打擾。國家的經濟利益是他們的思想侷限。德國希望有經濟的主導力，但在外交事務上卻像盧森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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