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富人在不惜血本的資助經濟的研究似乎成為了一種時尚。例如，Bill Janeway和喬治索羅斯分別捐給一家名叫「經濟新思想（INET）」的機構2500萬美元和5000萬美元，這使得INET無比興奮，他們聲稱還要再募集7500萬美元。
自以為特立獨行的Bill Janeway和喬治索實際上只不過是步Pete Peterson的後塵，他曾捐給彼得G.皮特森基金會10億美元，並聲稱大部分的資金將被用於經濟和財政問題的研究。時至今日，Glenn Hutchins宣稱他將斥資1000萬美元在布魯金斯研究所創立名為Hutchins財政與貨幣政策研究中心。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 作為布魯金斯研究所的副主席的Glenn Hutchins 還肩負著為智囊團募集6000萬美元的責任，這筆錢將付給幾乎所有傑出的經濟評論家（華爾街日報的專欄作家David Wessel已經決定離職去領導Hutchins研究中心）。
這些來自富人的巨額資金將會對經濟政策決策圈帶來實質性的影響，Wessel在華爾街日報的時候曾說過「除了美聯儲資助的平台之外，幾乎沒有其他的地方去討論貨幣政策」。而現在，他則希望Hutchins研究中心能夠填補這個空白。這對Glenn Hutchins來說將是莫大的鼓舞，他一直想在所有的研究和實踐貨幣政策的機構裡留下自己的印跡，現在他已經是紐約的聯儲的董事會成員了。
這樣一來，那些研究貨幣政策的人（學者、技術官僚和銀行官員）得到的資助慢慢的不再是來自於國家和學術機構，而是來自於非常富有的一小撮富人，而這些富人又靠著金融市場來發財。區別這些人是民主黨還是自由黨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他們對於經濟問題達成了所謂的「富人共識」：增稅是不好的，削減幫助窮人的項目是可以接受的；正如Glenn Hutchins自己所言，這個國家最大的問題是政治無能和隨之而來的政府債務問題。
人們為了自己的私利花費金錢並不是什麼新聞，而富人更是對自己的正確認識這個世界並作出理智的行為的能力有一種超乎尋常的自信；少數的富人對公眾生活有與他們的數量不成比例的巨大影響力，這也不是新聞，不同的金主對於經濟的期望也是不同的。INET是一個典型的非主流機構，它並沒有特別的立場，特別是在面對爭論的時候更是如此，它與索羅斯一樣對經濟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好奇心，這使得他能夠不用刻意的模仿就能與索羅斯氣味相投；但我還是堅信，INET對索羅斯來說不僅是宣傳自己思想的戰車，更是一種思想的來源。彼得G.皮特森基金會則恰恰相反，Pete Peterson清楚的知道自己在想什麼，並且他不遺餘力利用彼得G.皮特森基金會去鼓吹他的思想；而Glenn Hutchins則介於兩者之間。
不管怎麼說，Hutchins研究中心的建立是一件喜事，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關係的研究還遠遠不夠，而它們之間的關係又是理解全球經濟運行的核心。如果Hutchins研究中心能夠在這些方面做出自己個貢獻，則是一件皆大歡喜的事。（一些學術機構也在做相關的研究，但他們的進展太緩慢且不是以政策研究為核心）
總而言之，這仍然是一小撮金融玩家將對中央銀行家與決策者的影響渠道結構化的一次成功的運作，Glenn Hutchins之所以選擇布魯金斯研究所作為自己的小弟，是因為布魯金斯研究所對政府的強大影響力。尋租注定是一場零和遊戲，而遊戲的結果是金融部門拿的多了，留給其他人的就少了。想起金融行業在2000年以來的所作所為，Felix Salmon 不相信他們能做什麼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