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一個政治學家，但是要理解投票對民主的重要性並不需要什麼天才。當情況不妙，公民可以通過投票讓領導人下台。為了這個權利，許多人已經付出了流血犧牲。套用溫斯頓. 丘吉爾的話說，民主並不完美，但是它遠遠好過其他任何統治體系。
但讓我困惑的是，投票權並不適用於上市公司。股東可以投票，但是董事會可以在由國家法律支持的「商業評判規則」下忽略這些投票。在中世紀，封建領主們通過宣稱「君權神授」來確立他們的領主地位。今天，董事會享有類似的權力：董事會的君權神授。
以董事會為中心的體系是怎麼產生的？多年來，管理集團對國家立法機關的遊說導致了一系列的法律，這些法律保護董事會和CEO牢不可破的地位。股東們被迫處於一個「要麼接受，要麼離開」的地位。
例如，當一個股東購買了10%或者15%的公司股票，情況會怎麼樣呢？管理層可以合法地發行大量新股來稀釋這些股份，並阻止收購這些股份。董事會可以忽略股東們的投票，並讓那些有裙帶關係的董事和CEO們獲得任命，或者合法的忽略股東大會的提名，儘管確鑿證據表明新想法和新策略對挽救失敗的業務是必要的，這是怎樣的公平啊？
CEO賺取的報酬是普通員工的700倍，即使CEO業績糟糕，成千上萬的員工下崗，這公平嗎？當股價下跌兩位數，為什麼董事會給CEO們巨額的獎金，然後將期權重新設置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作為「激勵」？
戴爾是這一荒謬系統的最近的一個例子。由於缺乏戰略眼光，在CEO邁克爾.戴爾的管理下，戴爾董事會數年來忍受了數百億美元的市場價值損失。但是，戴爾董事會並沒有罷免他，而是凍結股東大會，並在上週投票同意讓CEO邁克爾·戴爾用股東們的現金以廉價購買戴爾公司。
這一交易讓長期遭受損失的股東無法從戴爾的新業務獲得收益。今年早些時候，股東們反對這一巨大的財富轉移，並投票否決了這一交易，但是戴爾董事會完全無視這些結果，他們不但修改了投票規則，還修改了投票數據，以阻止其他變化，並最終獲得了勝利。
如果美國企業的公司治理體係獲得改進，股東們將從中獲益巨大，這幾乎是毋庸置疑的。毫不謙虛的說，我相信Icahn公司的記錄將證明這幾乎是必然的。多年來，我們遵從這一積極的模式，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如果你在2000年1月1日至2013年9月10日之間投資Icahn公司，你到今天的總回報將達到1116%，而標普500的總回報只有49%。此外，在2004年11月1日至2013年9月10之間，Icahn公司的對沖基金總回報達254%，年回報率為16%。這期間，標普上漲了80%，年回報為7%。截止今年9月10日，我們的對沖基金上漲了30%。
我們能獲得這一成績，並不只是因為我們投資「正確」的公司，然後希望該公司股票上漲，而是通過投資業績不佳的公司，並推動它們改變，一般我們會給它們安排更好的管理者。我們從不告訴這些管理者怎麼經營，相反，我們對他們進行監督，並要求問責。
哈佛教授Lucian Bebchuk和其合作者進一步提升了主動投資的價值，他們最近深入研究了從1994年-2007年之間的2000起主動投資活動。他們最終得出結論，「積極的干預讓經營業績好轉」，並且在干預後，公司業績改善可以持續很多年。
主動投資策略充滿了挑戰，這也是為什麼幾乎很少有持續獲得成功的主動投資者。
那些習慣於自己方式的CEO們總是通過媒體猛烈抨擊主動投資者，並全力為捍衛自己的職位——經常以昂貴的法律訴訟結束。此外，這些媒體活動費用即使沒有數十億美元，也可能上億美元。
我們確信，董事會和CEO們必須為業績負責，並在需要的時候撤換他們，這樣將改善公司業績，讓公司更具競爭力，增強就業，並提升股東價值。
為了確保這種情況，必須修改法律，讓股東投票具有效力，主動投資也因此可以獲得更多人的認同，而不只是少數幾個堅定的主動投資者在堅持。
隨著Twitter和其他社交媒體的出現，我和我的同事們計劃讓更多的股東們意識到他們的權利，並讓他們意識到為了不讓他們的權利被踐踏，他們可以做什麼。我們同樣認為，共同基金和指數型基金需要做得更多，以鍛鍊他們對抗不稱職的管理層和董事會的能力。
我們相信，股東們站起來爭取他們權利的時候已經到來。為此，我們已經建立了一個Twitter賬號，並已經擁有了80000萬粉絲。此外，我們還建立了一個名為Shareholders Square Table的論壇。
25年前我在Texaco公司年會上的話仍然有效，「許多人在與暴政的鬥爭中死去，但是至少我可以投票反對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