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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決戰賭王十姑娘兩敗俱傷

太陽能頻打「雙反」戰 多晶硅企業或多敗俱傷

而一個月前，我國商務部才提起了對美國的多晶硅反補貼、對韓國的反傾銷調查。

歐洲公司低價傾銷？

今年7月20日，商務部已發公告稱，將開始對原產於美國和韓國的太陽能級多晶硅產品進行反傾銷調查。商務部的另一份公告則稱，也將對原產於美國的太陽能產品進行反補貼調查。商務部表示，中美兩國於7月17日開始討論太陽能產品補貼問題。

該調查尚未結束，多晶硅企業再次走訪商務部，希望將歐洲的多晶硅企業也納入到「雙反」名單中。提起該申請的多晶硅企業包括江蘇中能硅業（保利協鑫下屬子公司）、江西賽維LDK、洛陽中硅、重慶大全新能源。

保利協鑫一位內部管理層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介紹，歐盟出口到中國的大部分多晶硅來自於德國，其中屬瓦克公司最多。

據其介紹，上半年從歐盟進口至中國的多晶硅約有9000噸，同比增加了30%，平均價格為27美元/公斤左右，同比下滑了45%以上，其中產自德國的多晶硅佔到了90%以上。

2011年，中國總計進口多晶硅6.46萬噸，同比增長36%。而記者查詢海關數據發現，2009年，德國出口中國的多晶硅為4.82億美元，數量 5560噸；2010年這一數字攀升到了5.83億美元，數量也增加到1萬噸；2011年更是高達7.48億美元，突破1.22萬噸。

儘管德國的進口總量1.2萬噸，比韓國進口量2.14萬噸要少一些，但仍處於快速增長階段。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多晶硅價一降再降，且中國多晶硅公司大約八成都已停產或者半停產。如果海外多晶硅公司不斷擴產且價格打到谷底，那麼中國公司就沒有活路了。」一位在國內西南地區生產多晶硅的公司高層向記者介紹。

而據第一創業研究所的統計數據，今年7月我國多晶硅四大廠商的價格為19.5美元/公斤，相比去年上半年時較高的60美元/公斤，已下滑了三分之二之多。

「今年7月各廠的接單情況還不錯，但歐洲電價政策變化後，價格還可能下降。」第一創業研究所研究員何本虎在一份多晶硅分析報告中指出。從今年5月1 日起，德國開始引入電價補貼逐月遞減政策，取代原來每年調降一次電價補貼的做法。2012年8月開始，比利時的部分地區上網電價也將下降57%，且付款期 限減半到10年。

歐洲地區的光伏市場不景氣，將會倒逼我國下游的組件公司用更低的價格在歐洲市場競爭。如果國際進口的多晶硅也趁勢衝擊國內，並保持超低價，那麼我國多晶硅公司將全面陷入「停產」僵局。

有多晶硅項目的樂山電力（600644.SH）宣佈，上半年營收同比下降40%，為6.93億元。分析稱，公司多晶硅業務因價格暴跌導致生產線停產 技改，收入減少了4.5億元以上，成為公司收入下降的主要因素。而國內多晶硅第一大公司保利協鑫則發出了3.3億元虧損的盈利預警。這也是其注入多晶硅業 務3年多以來的首次預警。

夾縫求生

但對利益群體更大的我國光伏組件企業而言，其上游廠商的這場歐洲戰役，也令他們左右為難。

7月下旬，德國光伏巨頭SolarWorld欲對中國發起反傾銷申訴，指控中國製造商傾銷光伏組件，歐盟將在45天內給予答覆，歐盟若介入調查且徵稅，那麼對中國光伏組件企業將是致命打擊。

去年，我國出口到歐盟的光伏組件總額約200億美元。以阿特斯太陽能為例，其出口到歐洲的產品，在2011年佔公司總額的64%；而尚德電力在今年一季度時，其歐洲市場佔全球比重的44%，其次為美國（34%）。

保利協鑫前述高管稱，公司（提請商務部對歐洲多晶硅企業展開「雙反」調查），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也是希望歐盟不要對中國光伏組件採取制裁措施。「大家如果都提出申訴，結果就是兩敗俱傷。」

一位光伏組件廠（上海）的負責人對記者感慨道：公司很擔心歐洲對中國組件企業「雙反」，公司約80%的產品是出口歐洲，由於年收入不到2億元人民 幣，如果要徵稅，那麼依據此前美國對中國光伏企業「雙反」的經驗，小企業被裁定的稅率肯定最高；但同時，就中國商務部對歐盟的多晶硅公司實行「雙反」措施 的做法，他持有保留意見。

「雖然中國多晶硅對歐『雙反』措施，會對沖歐盟對中國組件的『雙反』；但我們期待多晶硅原料能豐富一些，來自中韓美及歐洲各地，這樣才有可比性和挑 選餘地。最好的方式是，國外的多晶硅價格保持穩定不要太低，以免影響到國內同行的業績；而歐洲那邊也不要對中國組件公司做制裁，大家都以和為貴。」

一場三敗俱傷的借殼交易始末

　　一場借殼未果的資本交易，令蘇州大方及鄭州大方的創始人李榮生陷入長達三年的刑事官司，並喪失了企業控制權。復盤事件的前因後果，這完全是一場商業利益糾紛引發的災難。
　 　2009年，李榮生為解決發展資金和VC退出的需求，開始謀劃企業上市之旅，並在VC方余秋池的介紹下，引入資本中介汪曉峰境外代持公司股權，以規避 「十號文」的限制。然而，從中看到空手套白狼機會的汪曉峰卻假戲真做，低價將鄭州大方收入囊中，並在上市估值過程中，刻意將李榮生實際控制、利潤高的蘇州 大方壓低，而將自己控制、利潤低的鄭州大方估高，意欲獲得上市公司控股權。不滿這一結果的李榮生中止雙方合作，並私自將鄭州大方子公司鄭州和聲變更為蘇州 大方持有，雙方徹底翻臉。在汪曉峰方舉報下，李榮生被控以合同詐騙罪，失去兩年零三個月的人身自由，蘇州大方也由此陷入困境，業務在控股權被寶鋼蘇冶收購 後才重回軌道。
　　雖然此案以檢方撤訴告終，李榮生重獲自由，但其這段經歷所凸顯的多重意蘊，卻引人深思。一方面，在資本困局下，不熟悉資本市場 遊戲規則的民營企業家為求發展，不得不與各類貪婪的機構博弈，作出種種無奈選擇，蘇州大方最終傍國企得生存的結局，更深層次地反映了中國民企的窘境。另一 方面，李榮生身上摺射出了中國企業家的典型性格。由於法律意識淡薄，在利益受損之後，他們常常無視市場規則，或選擇以草莽方式維權，或借道德、民族產業的 名義做文章，最終導致多輸局面。遵守契約與法律，仍是中國企業家的必修課。
　　2012年7月18日，身陷囹圄兩年多的蘇州大方創始人李榮生重獲清白，他因借殼上市糾紛而招致的合同詐騙案，以檢察院的撤訴告終。
　 　「原本法院要判無罪的，現在是檢察院撤訴。」李榮生接受《新財富》採訪時說，這也是他在案發以來第一次親自接受媒體的採訪。在此案中，雖說李榮生遭遇巨 大損失，幾乎喪失了自己一手創立起來的企業，但看上去心態還不錯，「我們現在只想在這個案子結束以後爭取一個比較好的環境，不會去糾纏其他的一些事情 了」。
　　一場借殼上市的糾紛，是如何一步步演變成一樁刑事案件的？產業精英在面對資本玩家時，又該吸取哪些教訓？探尋蘇州大方遭遇「資本劫」的來龍去脈，可以發現，這實際上是一場商業利益糾紛引發的災難。

　　緣起香港上市設想
　　1984年，李榮生以8000元資金設立了鄭州市大方實業有限公司（下稱鄭州大方），成為國內第一家以橋樑施工機械租賃為經營模式的公司，承接各種道路（特別是鐵路）基建工程的施工。到2009年，該公司已擁有各類架橋機、門式起重機、動力平板運輸車100多台套。
　　2005年12月，李榮生南下成立蘇州大方特種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蘇州大方），註冊資金1.11億元，蘇州大方隨即成為各種施工機械設備的生產基地。2008年，蘇州大方更是通過投標獲得了全國90%液壓平板車的合同，成為高速高架鐵路設備行業的龍頭企業。
　　2008年，蘇州大方的營業額達到3.65億元，淨利潤超過3500萬元，鄭州大方的營業額則為1970萬元。李榮生原本預計，如果一切順利的話，2009年兩家企業的總營收將達10億元、利潤將達1億元。
　 　根據此時鄭州大方及蘇州大方的股權結構，鄭州大方由李榮生持股74%，其餘由其管理層持有；蘇州大方原本由李榮生全資擁有，後獎勵了職業經理人部分股 權，同時，由於2008年5月本土風險投資商（VC）匯富東方投資蘇州大方1億元，獲得蘇州大方18.02%股權，李榮生持股比例降低至74%（圖1）。

　　
　　「匯富東方一個億的資金進來以後，對我們企業的幫助確實很大。那時候我們正處於發展的轉型期，由於經濟危機的原因，老的業務在下滑，所以就想著向高鐵設備方向轉型，而他們提供的資金正好就幫助我們完成了轉型，幾個月時間就扭轉了頹勢，而且發展得更好了。」
　　VC的入股，加速了李榮生走向資本市場的步伐。作為財務投資者的VC，投資企業的目的在於獲利退出，而上市退出無疑是首選。據李榮生透露，匯富東方入股時雙方有約定，三年內企業要實現上市，否則創始人要從VC處回購股權。
　 　2009年3月，在匯富東方的推動下，李榮生將旗下兩家企業到香港借殼上市列入計劃。據李榮生稱，由於自己對資本市場知之甚少，同時也不想承擔上市成功 與否的責任，便將整個上市事項委託給了匯富東方的執行董事余秋池全程操作。「上市的事情交給他們負責，我只負責經營這塊，在經營業績方面配合他們，這樣上 市成功與否我就不擔責了，免得他們說上不了市是我的責任。」「另外，關於上市的事情，他們跟我說什麼我也聽不太懂，就說這事就全交給你們了，因為我覺得他 跟我們的利益是綁在一起的。」
　　然而，令他未曾想到的是，他的資本噩夢也從此開始????……
　　假手第三方搭建境外架構
　　基於李榮生的委託，余秋池及其團隊成員劉激揚包辦了大方上市進程的制定。李榮生則支付了1000萬元給余秋池，用於相關的上市運作。在此過程中，為了順利實現跨境重組，二人引進了一位境外中間人—汪曉峰，他成為日後與李榮生交鋒的另一位主角。
　　汪曉峰，畢業於中央財經大學，獲美國喬治城大學MBA學位，曾短暫就職於深圳市創新科技投資有限公司，上世紀末入籍加拿大，後轉赴香港，曾任新鴻基執行董事，後任在香港上市的證券投資基金國盛投資（01227.HK）主席。
　 　有報導稱，汪曉峰在國內證券界口碑不佳。2005年3月，他曾短暫接任瀕於崩盤的金信信託的董事長，並在操刀金信信託的重組時，上演了一出「蘇格蘭銀行 投資金信信託」的鬧劇。汪曉峰當時宣稱，蘇格蘭銀行旗下的泛盈投資將入股金信信託，投資金額達5億元。但最終的真相是，所謂的蘇格蘭泛盈投資是汪曉峰自己 在境外註冊的一家公司，跟蘇格蘭銀行沒有任何關係。這場騙局很快被戳穿，汪曉峰因此至今被限制入境，但這位「資本達人」仍遊走於香港資本市場。
　　余秋池、劉激揚聯手汪曉峰一起制定了蘇州大方及鄭州大方在香港借殼上市的方案，並選定了保興發展（01141.HK）作為殼公司。
　　中國企業的境外上市，通常以「紅籌架構」的方式進行，即境內企業的創始人在境外設立離岸公司，然後通過離岸公司將境內的企業全資收購，再以離岸公司作為主體申請於境外某交易所掛牌上市。
　 　為了搭建蘇州大方及鄭州大方的紅籌上市架構，2009年5-6月間，汪曉峰在境外設立了一系列殼公司，這些公司最終由汪曉峰全資控股（圖2）。之所以要 借汪曉峰這個第三方來搭建境外架構，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因商務部發佈的《關於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的規定》（商務部2006年第10號文件，俗稱「十 號文」）第11條的「關聯併購」限制，李榮生不便於親自在境外設立殼公司並返程收購境內權益。

　　跨境收購鄭州大方
　　此後，余秋池及汪曉峰開始聯合正式實施跨境重組，首先是完成對鄭州大方的跨境收購（圖3）。

　　第一步：在收購鄭州大方之前，為了簡化跨境收購操作，先將蘇州大方全資持有的特種機械製造企業—鄭州和聲轉移到了鄭州大方名下。即，鄭州大方以1000萬元現金代價，收購蘇州大方全資持有的鄭州和聲（鄭州大方最終並未向蘇州大方支付該1000萬收購款項）。
　 　第二步：汪曉峰間接全資控制的中股投（BVI），以1865萬元的價格、按淨資產評估的口徑收購李榮生所持有的鄭州大方74%股權（該筆收購款汪曉峰至 今沒有支付給李榮生）；之後，中股投（BVI）再單方面向鄭州大方增資3781萬元，令其在鄭州大方的持股比例上升至89.6%。
　　按照李榮生 的說法，中股投（BVI）收購鄭州大方並非真正意義上的收購，原本只是說由汪曉峰代墊資金、完成股權跨境轉移之後，要把股權歸還給李榮生（本質上是左手倒 右手的行為，為了降低稅負才會按淨資產口徑來評估）。李榮生表示：「本來是說要簽一個代持協議的，但是他說香港不能代持。」而實際上，香港法律是承認代持 股權的。雖然原因無從考究，但雙方沒有簽訂代持協議，卻為日後的糾紛埋下了伏筆。

　　以「協議控制」模式合併蘇州大方
　　汪曉峰控制的中股投（BVI）在完成對鄭州大方的收購之後，接著計劃實施對蘇州大方的跨境整合（圖4），其計劃包括四步走。

　　第一步：李榮生與匯富東方簽署協議，李榮生按雙方商定的價格，收購匯富東方所持蘇州大方18.02%的股權。這個收購並非意味著匯富東方真正意義上的退出，而是由李榮生暫時代為持有（該股權轉讓最終未實施）。
　　第二步：李榮生（包含匯富東方）及蘇州大方的其他高管，分別在境外接手汪曉峰設立的殼公司榮生資本（BVI）、時發環球（BVI）（該步驟最終未實施）。
　 　第三步：由BVI公司鼎優全資設立的蘇州鼎優，和蘇州大方建立起「協議控制」架構，即，雙方及蘇州大方的現股東簽訂系列控制協議，包括《業務合作框架協 議》、《獨家技術支持與技術服務合同》、《獨家管理及諮詢服務合同》、《不競爭協議》，並簽署《股權質押協議》進行擔保，簽署《股權託管協議》以加強控 制。通過這一系列控制協議，蘇州大方的利潤順利轉移到了蘇州鼎優，蘇州大方也成為會計意義上蘇州鼎優的全資子公司。這個步驟實現後，蘇州大方的原股東則間 接通過蘇州鼎優，順利實現了蘇州大方在「協議控制」下的收益分配權（該步驟最終被終止）。
　　對於蘇州大方的處理，之所以沒有採取權益收購而採取 「協議控制」的模式，是因為蘇州大方的主營業務屬於外商限制投資的領域，作為外商投資企業的蘇州鼎優無法實施完全的股權收購。此外，蘇州大方於2009年 5月4日改製為股份公司，其股份鎖定期有12個月。故以上協議控制之目的，應該還包括規避鎖定期限制。
　　第四步：中國建設重工（BVI）以換股方式全資收購鼎優（BVI），成為整個蘇州大方及鄭州大方體系的最終控股公司（該步驟最終未實施）。
　　至此，整個紅籌架構搭建完成（圖5左上側），只剩借殼上市最後一步的換股交易。

　　「蒙在鼓裡」的借殼股權分配方案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整個跨境重組過程中，汪曉峰作為第三方扮演著如此重要的角色，而李榮生除了在計劃上市之前的2009年4月與汪曉峰見過一面，整個籌劃上市過程中兩人皆未見過面，直到2009年7月底為上市路演之時，才在新加坡見了第二次面。

　　李榮生事後回顧稱，他與汪曉峰之間的溝通，始終都是通過余秋池及劉激楊中間傳話，和交易有關的法律文件也皆由余、劉負責，而自己太相信他們兩人了，他們叫簽什麼文件就簽什麼文件，「很多英文的協議還看不懂」。
　 　原本，公司的上市事項由蘇州大方副總經理楊暉負責，但李榮生表示，余秋池及劉激揚總是跳過楊暉，一些關鍵性的文件簽署都只找自己，並囑咐說要保密，不能 讓下面的員工知道詳情；而由於自己對香港資本市場沒有絲毫瞭解，因此對其中的問題並未警覺。在他的設想中，不管上市方案怎麼做，只要確保未來上市以後自己 是控股股東就行，其他細節不必知道太細。
　　2009年7月底，李榮生被通知前往新加坡向投資者進行全球路演，那時候他都還沒看到最終的借殼上市方案。直到8月初從新加坡回到香港，在承銷商摩根士丹利的會議室，李榮生才從汪曉峰手上拿到最終的借殼方案，以及該方案下各股東的股權比例。
　 　最後的借殼方案如下：保興發展設立一間全資子公司WDL（BVI），以20億港元的對價（通過現金+股票+換股票據的方式支付），全資收購中國建設重工 （BVI）；交易完成之後，中國建設重工（BVI）的股東成為保興發展的股東，蘇州大方及鄭州大方最終實現借殼上市；同時，保興發展向港交所申請更名為中 國建設重工（圖5）。
　　此方案顯示的股權分配詳情是：借殼上市後，李榮生及高管層持有上市公司1.85%的股權，其餘皆為可換股票據；而且，即 使這部分票據全部轉股，李榮生在上市公司所持的股權比例也僅有19.99%，低於第一大股東汪曉峰的26.15%。這與李榮生設想的「自己是上市公司的控 股股東」相去甚遠。

　　股權分配方案背後的估值分歧
　　獲悉這樣一個股權比例之後，李榮生當即在摩根士丹利的會議室表態說，不同意這個股權分配方案。摩根士丹利的人有些驚詫，他們一直以為，股權分配方案是幾大股東早已經協商好了。
　　於是事件陷入了相互推諉的狀態：李榮生認為，這是汪曉峰單方面制定的方案，從來就沒跟他協商過；而汪曉峰則表示，以為余秋池方面早就把方案給李榮生看過了，李榮生並無異議。
　　蘇州大方財務總監齊威對《新財富》記者說：「汪曉峰為了在摩根士丹利面前裝作我們之間沒有分歧的樣子，就請我們吃了個飯，讓我們去跟大摩說，我們的分歧已經解決了。」於是，李榮生向摩根士丹利表示：「我們中間的矛盾已經基本化解了，不存在什麼大的問題。」
「　 　吃完飯以後，我們下午就開始談判。談判的時候汪曉峰先說，他覺得30%的股權都還嫌少。他這樣一說的話，你說我還有啥說的？」原本希望通過談判提高自己 的股權比例、降低汪曉峰股權比例的李榮生，自知再談無益，索性拍拍袖子，起身從香港回蘇州了，他決定「不再跟他們玩了」。
　　2009年8月8日，李榮生向汪曉峰發出了關於上市方案的《中止通知》。拿到通知的汪曉峰立刻致電李榮生，要求他再次前往香港協商，並說只要來香港，什麼條件都能談。8月11日，李榮生派出了楊暉、齊威和蘇州大方人力資源總監杜海云，前往香港再次與汪曉峰談判。
　　李榮生方面一直很疑惑的是，為什麼借殼之後第一大股東不是李榮生，而是原先商定作為「中介人」的汪曉峰？汪曉峰究竟又付出了什麼，使得其最終獲得26.15%的股權？
　 　根據李榮生方面提供的、據稱是與汪曉峰談判的秘密錄音，在當時的談判現場，汪曉峰解釋了股權分配的詳情：蘇州大方及鄭州大方的整體估值合計是20億港元 （即上市公司保興發展支付的收購對價），其中5億港元是現金支付，剩餘15億港元是股票+換股票據支付。5億港元現金中，4億港元要支付給上市公司的殼控 制人孫粗洪（1億港元是殼的價格、3億港元是要求從上市公司帶走的現金），另外1億港元要作為此次借殼運作的相關費用支付給相關人士（包括當初汪曉峰從投 資人處募集來的、由中股投向鄭州大方增資的3781萬元，折合4200餘萬港元）。
　　剩餘的15億股票及換股票據（佔上市公司總股本的 46.14%），才歸蘇州大方及鄭州大方股東所有。其中，鄭州大方估值8.5億港元（對應的股份比例是26.15%），蘇州大方估值6.5億港元（對應的 股份比例是19.99%）。由於此前汪曉峰通過中股投（BVI）已經收購了鄭州大方，因而視作鄭州大方由他擁有，其對應估值的26.15%股份便歸他所有 了；而李榮生還擁有蘇州大方，因而，蘇州大方對應估值的19.99%股份就歸了李榮生團隊。
　　李榮生之前的打算僅僅是讓汪曉峰提供一筆過橋資金收購鄭州大方，並且相關股權由汪曉峰代持，然而，由於雙方沒有代持協議，鄭州大方被汪曉峰據為己有。
　 　而雙方更大的分歧還在於鄭州大方與蘇州大方之間的估值差異。在當時的談判現場，蘇州大方副總楊暉明確提出，對蘇州大方的估值完全不合理—這家淨資產 2.09億元、淨利潤3574萬元的企業，估值僅為6.5億港元；而鄭州大方，淨資產僅有2346萬元、淨利潤僅86萬元，估值卻高達8.5億港元。在同 一個交易體系中，蘇州大方的市盈率估值為16倍，鄭州大方的市盈率估值則高達867倍；蘇州大方的市淨率估值為2.73倍，鄭州大方的市淨率估值則高達 31.78倍。
　　對於楊暉的異議，汪曉峰表現得非常不滿：「你不要這麼算，楊暉，我告訴你，如果這麼算，我會跟你急，這個評估怎麼評，是我說了算。」在當時的談判錄音中，汪曉峰至少重複表達了4次「評估我說了算」的意思。
　　2009年8月11日的談判沒有達成任何實質性的共識，李榮生派出的談判代表無功而返。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2009年8月12日，汪曉峰在明知李榮生已發出《中止通知》並且雙方談判未果的情況下，依然透過保興發展在港交所發佈了蘇州大方及鄭州大方借殼上市的公告。

　　隱藏在二級市場的秘密
　　在雙方在股份比例並未達成一致的情況下，為什麼汪曉峰不顧潛在法律風險，依然急於發佈借殼交易的公告？
　 　背後的真相可能是，汪曉峰、余秋池聯手在二級市場對保興發展進行了大規模的潛伏性入股，以期借殼成功後獲得暴利，儘管二人此舉可能構成內幕交易而被香港 證監會指控。在運作借殼上市的過程中，保興發展的股價由2009年3月12日的最低每股0.089港元拉升到7月20日停牌時的1.34港元/股，翻了 15倍。如果借殼上市方案擱淺，意味著股價急轉直下，二人潛伏入股的大量資金會就此打水漂。
　　在蘇州大方提供的李榮生等人與余秋池、汪曉峰的兩 份談判錄音中，余與汪皆在談話中表示自己在二級市場進行了操作。其中，余秋池提到：「在二級市場上我們的投入近2個億，汪先生在二級市場也大約是2個億的 資金投入。」汪曉峰的說法則是：「整個二級市場是5億港幣，這個東西全在裡面還沒出來。紙上富貴，說死全死。這裡面不是我一個人的錢，也不是老余一個人的 錢，是很多朋友的錢，所以我們壓力大在這裡。那天我跟老李電話，說著說著我眼淚都快出來了。這裡邊至少有二三十個大戶，都是很多年的朋友，如果出事的話， 我們真的沒法交代。」
　　按照余秋池的說法，二人之所以大規模進入二級市場，是為了控制投票權以讓借殼上市的交易能夠獲得投票通過，因為「原大股東孫粗洪在這次投票中是必須迴避的」。
　　2009年8月17日，保興發展獲知李榮生對上市分配方案有異議並可能隨時終止上市進程後，進行了預提示公告。於是，余秋池再次約李榮生協商，以圖妥善善後。
　 　根據李榮生方面提供的談判錄音，余秋池提出的方案是：表面上前進、實際上撤退。即在明的層面，整個借殼計劃繼續進行，但可以設法拖延一下時間，並且要給 參與的中介各方一個合理的說法；在暗的層面，汪曉峰設法解除可能存在的法律風險，同時二級市場的資金也全面撤退；待一切妥善了結之後，再宣告整個借殼計劃 中止，所有交易回到原點。余秋池在錄音中提到：「我們現在要做的一個配合工作，就是戰術問題，大家坐下來協商著往後退，回到原點，就是分階段的戰術配 合。」
　　余秋池要求李榮生配合的時間點是，三方的合作維繫到當年9月底。「二級市場到9月底能不能退得下來還是個未知數，本身我們手上控制的股 票已經是一個很大的比例。」「汪先生也是在講，本來沒想幹這檔事，我們鼓動他來做，不能說到了這個年紀去惹一大堆的法律糾紛。而且這個糾紛一旦起來，不可 能（蘇州大方）公司就沒事。」
　　對於是否該配合余秋池及汪曉峰把這齣戲演完，以求各方都能善始善終，李榮生表示心裡沒有底，他認為自己無法控制其中的風險，因為此前他與汪曉峰達成的口頭協議後來就變卦了。於是，李榮生最終還是決定不做這種配合。
　　至此，三方談判徹底破裂。
　 　2009年8月24日，汪曉峰與保興發展簽署了《終止契據》，保興發展據此發佈了終止交易的公告。隨著借殼事項的擱淺，保興發展的股票價格急轉直下，從 最高的每股1.34港元跌到0.385港元，基本回到重組前的價位。如果余秋池、汪曉峰果真在二級市場買入保興發展，二人將不無損失。

　　歷時三年的刑事官司
　　伴隨蘇州大方和鄭州大方境外上市的終止，李榮生與汪曉峰隨即由合作者轉為訴訟對手。
　 　經過前述的系列跨境重組，從法律上來說，鄭州大方的大股東已經不是李榮生了，而是汪曉峰。2009年8月25日，汪曉峰以取代李榮生持有鄭州大方 89.6%的股權為由，委派代表楊全興替換李榮生，出任鄭州大方的法定代表人。而李榮生為了儘可能多保住自己剩下的資產，在此之前的8月24日，迅速將原 已轉讓給鄭州大方的鄭州和聲轉回蘇州大方全資持有，並完成了工商變更。
　　汪曉峰不願就此善罷甘休，遂通過代理人向鄭州警方舉報李榮生合同詐騙。 9月8日，李榮生也向鄭州警方報案，稱被汪曉峰詐騙。隨後，鄭州警方依據汪曉峰的舉報立案偵查。9月28日，蘇州大方的銀行賬戶被凍結。10月15日，李 榮生在廣州白雲機場被鄭州公安拘留。一場歷時近三年的刑事官司就此開始，2010年2月10日，鄭州市檢察院以涉嫌合同詐騙罪為由，向鄭州市中級法院對李 榮生提起公訴。3月12日，該案在鄭州中院公開審理。
　　在庭審中，公訴方向李榮生主要提出三項指控。
　　第一項指控：李榮生在2009年3月將鄭州和聲股權轉讓給了鄭州大方（參見圖3步驟①），在上市合作破裂後又違反公司法組織流程，擅自將股權轉回了蘇州大方，因而鄭州大方屬虛增資產1000萬元。
　 　對此，李榮生的辯護律師認為，鄭州大方的資產評估報告中，已經載明鄭州大方對鄭州和聲的1000萬長期股權投資，同時列明了應付蘇州大方1000萬元， 因此不存在虛增資產問題，而後來鄭州和聲被轉回給蘇州大方，也沒有對鄭州大方資產產生任何影響。李榮生也表示，鄭州和聲當時是為了上市才放到鄭州大方下 面，鄭州大方又沒有為此支付對價，上市不成必然要轉回蘇州大方。
第二項指控：鄭州大方在獲得汪曉峰3781萬元的增資款後（參見圖3步驟②），李榮生隨即分筆將資金轉入了蘇州大方用作流動資金，屬於抽逃資金。
　 　辯護律師則指，增資款驗資完成後，增資款即成為鄭州大方的法人財產，鄭州大方是以貨款的方式將其中的3770萬元支付給了蘇州大方。在實際情況中，鄭州 大方就對蘇州大方有大量應付款，截至2009年7月30日，鄭州大方應付蘇州大方貨款就達1.2億元，因此，該款項轉移行為是兩家公司之間的正常交易行 為。
　　第三項指控：李榮生與汪曉峰約定，鄭州大方在簽訂增資協議之前，沒有任何有關該公司的股權、資產或業務引起的懸而未決的訴訟，但李榮生隱瞞了鄭州大方與鄭州橋樑機械有限公司（下稱「鄭州橋機」）的訴訟事項。
　 　鄭州橋機原本也屬鄭州大方子公司，鄭州大方以12.78畝土地及廠房作為出資,佔鄭州橋機公司76%股份。2003年李榮生引進技術人才張志華，後來鄭 州橋機從鄭州大方脫離出去，張志華成為大股東。但由於歷史原因，鄭州大方作為出資的12.78畝土地使用權無法轉到鄭州橋機名下。鄭州橋　　機為了確認上 述土地資產，對鄭州大方提起了訴訟。
　　辯護律師認為，上述土地一直由鄭州橋機使用，且鄭州大方在做資產評估時，也未將該土地列入評估範圍，並不對鄭州大方的資產和業務造成影響，因此並不屬於李榮生、汪曉峰雙方約定的需要披露的範疇。
　　整體而言，李榮生的辯護律師認為，雙方糾紛的起因是對上市方案的利益分配存在嚴重分歧而導致合作破裂，各方應當面對和承擔的是民事責任，李榮生的目的本是上市，並沒有詐騙汪曉峰入資的主觀故意，因而不能將合作破裂之後的經濟糾紛追溯歸責為刑法上的合同詐騙罪。
　　2010年10月，該案第二次開庭審理，2012年4月第三次開庭審理，但始終沒有當庭宣判。直到2012年7月18日檢察院決定撤訴，此案正式劃上句號。

　　寶鋼入局解圍
　　李榮生被立案審查後，蘇州大方由他的弟弟李榮才接手管理。然而，由於銀行賬戶被鄭 州法院凍結，銀行信貸中斷，資金匱乏之下，企業接到訂單卻無法生產，蘇州大方陷入了癱瘓狀態。作為蘇州市的高新技術企業，李榮生及蘇州大方的情況引起了蘇 州市政府的關注，在其介入下，銀行給蘇州大方設立了一個臨時賬號，以維持企業運營的資金往來。
　　兩個月後，寶鋼集團旗下寶鋼蘇冶向蘇州大方伸出 了援手。寶鋼蘇冶給銀行許下非書面的承諾，表示將入駐蘇州大方，因而，銀行方面沒有對蘇州大方採取要求提前還貸等措施。2009年底，雙方簽訂聯營框架協 議，寶鋼蘇冶出資金和採購，蘇州大方負責生產、管理、技術、銷售等方面，雙方共同完成訂單，利潤共享。
　　但是，這種聯合經營的方式不是長久之 計，寶鋼方面開始醞釀收購蘇州大方的部分股權。2010年下半年，寶鋼方面聘請中介對蘇州大方進行了資產評估。然而，李榮生與寶鋼蘇冶之間的股權收購進程 緩慢，直到2011年4月27日，雙方才正式簽署股權轉讓協議。李榮才表示：「當初雙方是想等刑事案件出結果，而刑事案件沒有定論導致談判一拖再拖，直到 2011年上半年刑事案件一審還是未出結果，只能加快與寶鋼的合作進程。」
　　寶鋼方面提出的方案是，由李榮生先行回購匯富東方所持有的18.02%股權，之後再轉讓51%的股權給寶鋼蘇冶。蘇州大方最終的股權格局是：寶鋼蘇冶控股51%，李榮生持股41.02%，高管持股7.98%。
　　匯富東方是否願意出讓其所持股權，成為整個收購的關鍵。如果匯富東方選擇不接受李榮生的股權收購，則寶鋼進不來，蘇州大方或許最終垮掉，那麼，匯富東方當初投入的1億元將血本無歸。如果匯富東方選擇退出，至少可以收回部分投資。
　 　最終，匯富東方同意了寶鋼的方案，拿錢走人。但是，李榮生完全無錢支付收購匯富東方所持18.02%股權的款項。於是，寶鋼先替李榮生向匯富東方支付了 8500萬元，使得李榮生得以完成回購，這遠遠低於匯富東方最初1億元的投資額。這一事件涉及的各方，無論李榮生、汪曉峰，還是余秋池掌控的匯富東方，可 謂三敗俱傷。
　　未了的尾聲
　　在真相完全清晰之後，再去復盤事件的前因後果會發現，這完全是一場利益糾紛引發的災難，其核心或在於一個「貪」字。
　 　在跨境重組鄭州大方的過程中，汪曉峰利用雙方未簽訂股權代持協議的漏洞，弄假成真低價將鄭州大方收入自己囊中，此為「一貪」；上市估值過程中，其刻意將 利潤高的蘇州大方估低，而將利潤低的鄭州大方估高，進而佔有上市公司大比例股份，此為「二貪」；在操作借殼上市方案的過程中，又事先在二級市場潛伏性入 股，以期借助借殼交易推動股價暴漲獲得超額暴利，此為「三貪」。汪曉峰的「貪」，導致了整個上市計劃的終止，自己的投入也顆粒無收。
　　作為匯富 東方掌控者的余秋池，原本僅僅是蘇州大方的投資人，其最大利益在於促成企業上市，從而套現獲利。但其在借殼上市的操作過程中，卻未能平衡創業者與資本方的 利益；在獲悉汪曉峰在二級市場潛伏入股之後，他也在二級市場投入巨資，以期額外「再賺一票」。余秋池的「貪」，最終使自己進退維谷，得不償失。
　 　在這場資本較量中，沒有任何人是贏家，其中代價最為慘重的是李榮生。首先，李本人遭遇了兩年零三個月牢獄之災；其次，作為核心企業的蘇州大方元氣大傷， 從2009年預計年營業額超過10億元，到「2012年全年預計可能只有3億元」；其三，失去了鄭州大方的股權；其四，蘇州大方控股權也易手了。
　 　那麼，事件中，李榮生是否無妄受災？根據資深投行人士與律師的分析，其亦非完全無咎，一方面，李榮生雖然不懂資本市場遊戲規則，但在借殼事件中或也並非 全被「蒙在鼓裡」；另一方面，在利益受損之後，其輕率轉移鄭州和聲資產，不僅授人以柄，更有違法之嫌（詳見後文）。其中教訓，頗值得其他企業家記取。
　 　李榮生的經歷，也再次折射出資本困局下中國民營企業家所面臨的重重風險。對於李榮生這樣的企業家而言，要獲取企業發展的資金，除了難以企及的銀行貸款， 只有求助於PE、VC等機構，並從此背負盈利重壓，為上市狂奔。而由於企業家對資本市場遊戲規則的陌生，在上市的定價等過程中，其不僅可能受制於中介，如 噹噹網般付出不甘心的融資成本，更可能如李榮生般遇人不淑，失去企業與自由。
　　不過，即使上市征途中會遭遇種種磨難，對於企業家而言，上市仍是 最好的出路。除了融資上的便利，作為公眾公司，企業在控制人遭遇非常情況後的運營也更有保證。設若蘇州大方是上市公司，李榮生的入獄或也不會導致蘇州大方 陷入困境，正如黃光裕、黃宏生、張文中的入獄並未影響國美、創維、物美的運營。
　　如今，劫後餘生的李榮生心態平和。據他透露，他將跟汪曉峰談 判，把鄭州大方的股權收回來，並將汪曉峰之前所支付的3781萬元歸還給他，徹底完成鄭州大方企業股權的「還原」。「像鄭州大方這個企業，汪曉峰是不願意 接手的，他會拿走錢，這個我們商量著辦。找一個合適的辦法，他退出，這個事就算完事了。這個事情能夠做到和解是最好的，企業嘛，和氣生財。」
　　對於所失去的一切，他也處之淡然。他對《新財富》說：「現在寶鋼是拿了（蘇州大方）51%控股權，我是覺得只要對企業有利，損失這個控股權也沒有什麼不好的。跟國有企業打交道，今後我就不再擔心像這種騙局了，這反倒還是個好事。」
　　蘇州大方傍國企求生存的結局，或是李榮生的出路，卻體現了民企的窘境。未來的發展中，蘇州大方能走出新路徑麼？■C

兩敗俱傷的葛洛斯

外交部：打貿易戰沒有贏家 只能是兩敗俱傷

外交部網站消息，1月23日，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主持例行記者會。有關“特朗普總統強調的‘美國優先’政策是否會引發中美貿易戰”的問題，華春瑩表示，中美經貿關系本質上是互利共贏的。40多年來，中美雙邊經貿合作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

華春瑩

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的報告顯示，2015年美中雙邊貿易和雙向投資為美國創造了約260萬個就業崗位，為美經濟增長貢獻了2160億美元，相當於美國內生產總值的1.2%。該委員會也認為美中雙邊貿易增加了美國內就業，提高了美國民眾生活水平，保障了美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優勢地位，呼籲美新政府加強對華經貿關系。

“打貿易戰、搞對抗沒有贏家，只能是兩敗俱傷，並殃及各方。”華春瑩說。

以下為全文：

2017年1月23日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主持例行記者會

問：據報道，岡比亞前總統賈梅已抵達赤道幾內亞。聯合國、非盟、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發表聯合聲明稱，將與岡新總統巴羅合作。西非國家聯合軍隊也已進入岡比亞境內，以確保巴羅安全返岡就職。中方對當前岡比亞局勢有何評論?

答：我們高興地看到，在西共體、非盟和國際社會共同努力下，岡比亞危機得到和平解決，中方對此表示歡迎。我們希望在巴羅總統領導下，岡比亞有關各方以國家和人民利益為重，共同維護國家和平穩定，致力於國家發展振興。

問：第一，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上周五發表就職演說，其中多次提到“美國優先”的執政宗旨，被認為會對包括中美關系在內的國際關系造成影響。中方對特朗普的就職演說有何評論?認為這對中國會有什麽影響?第二，有媒體註意到《人民日報》上周日用一整版討論資本主義制度的劣根性和危機，有評論將此與特朗普總統就職聯系在一起，認為是中國釋放的信號，表明特朗普當選及其他西方危機更凸顯出中國的制度優越性。中方對這種評論有何回應?

答：我註意到特朗普總統在就職演講中主要闡述國內政策，所以對他的演講的評論最好還是要問美國民眾。

對於中方而言，我們倡導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國與國之間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沒有誰能獨善其身。中方願同各方一道，攜手努力、共同擔當，同舟共濟、共渡難關，為解決當前世界面臨的問題、促進共同發展繁榮作出努力。

至於你提到的美國新政府政策是否會對中國產生影響，我想你是問中國的內外政策。我願告訴你，中國將繼續執行符合中國國情的內外政策。

關於《人民日報》有關文章和評論觀點，我不作評論。

問：特朗普總統強調的“美國優先”政策是否會引發中美貿易戰?中方是否準備應對這種可能性?

答：關於特朗普總統就職演講有關內容，我剛才回答CNN記者提問時已經作了評論。

關於中美經貿關系問題。中美經貿關系本質上是互利共贏的。40多年來，中美雙邊經貿合作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我們註意到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的報告顯示，2015年美中雙邊貿易和雙向投資為美國創造了約260萬個就業崗位，為美經濟增長貢獻了2160億美元，相當於美國內生產總值的1.2%。該委員會也認為美中雙邊貿易增加了美國內就業，提高了美國民眾生活水平，保障了美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優勢地位，呼籲美新政府加強對華經貿關系。打貿易戰、搞對抗沒有贏家，只能是兩敗俱傷，並殃及各方。

中美雙方應該共同努力，拓展經貿領域的務實合作，並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努力營造公平貿易環境，妥善處理經貿摩擦，維護中美經貿關系持續健康穩定發展。

問：第一，有報道稱近期菲律賓政府代表團訪華，與中方簽訂了30個合作項目協議。你能否介紹有關情況?雙方是否將談及南海問題?第二，中美領導人將什麽時候會晤?中方有沒有時間表?是否有計劃派代表或特使與美新政府進行溝通?

答：關於第一個問題，去年10月杜特爾特總統成功訪華，中菲關系實現全面改善，兩國合作進入新階段。近期，菲方多個領域部長代表團來華同中方商談經貿、基礎設施及能源等領域開展務實合作，充分體現了中菲兩國不斷增強的互信和日益深化的合作關系。中方支持杜特爾特總統領導菲律賓人民建設國家、發展經濟的努力，願積極參與和支持菲律賓的經濟社會建設，全面開展務實合作，實現共同發展。至於你提到的具體合作項目情況，請向中方主管部門咨詢。

關於第二個問題，中美保持高層交往對推動兩國關系健康穩定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目前我沒有具體消息可以發布。

追問：雙方是否將談及南海問題?

答：我剛才說了，專業領域部長代表團訪華主要是探討中菲在經貿、基礎設施及能源等領域開展務實合作。

至於南海問題，前不久，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劉振民訪問菲律賓舉行外交磋商時談到了這個問題，雙方達成了廣泛共識，有關消息我們已經發布，而且也在這個場合介紹過了。

問：中方是否與特朗普總統的團隊進行接觸，以推動實現在未來幾周或幾個月中美兩國領導人會晤?

答：我剛才已經說了，中美保持高層交往對推動兩國關系健康穩定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我目前沒有具體消息可以發布。之前我們也介紹過，特朗普先生當選總統後，中方與他的團隊保持接觸與溝通。

問：據報道，日本APA酒店社長元谷外誌雄稱不會撤掉所擺放的右翼書籍，並稱幾個月後人們就會忘記發生什麽事情。日外相岸田文雄也稱，過度聚焦於2000年日中歷史中的一個時期來看待恐怕是不行的。中方對此作何回應?

答：關於APA酒店有關問題上周我已表明中方立場。我願重申，忘記歷史意味著背叛，否認罪責意味著重犯。日本一小撮人越是急於將歷史罪行“清零”，越激發“重啟”這段記憶。這些人的倒行逆施已經引起了中國民眾的強烈憤慨。

日本政府不應該以所謂“言論自由”為借口推卸責任，更不應以所謂“過度聚焦歷史”的說法誤導民眾。我們敦促日方認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切實負起責任，妥善處理有關問題，避免給中日關系帶來新的幹擾。

問：有消息稱，習近平主席向美國總統特朗普發去了賀電，你能否介紹賀電有關內容?

答：習近平主席已向美國總統特朗普發去賀電，祝賀他正式就任美國總統。

問：據報道，羅馬教皇方濟各昨天接受西班牙媒體采訪時表示，當收到邀請時願意訪華。中方是否願邀請其訪華?

答：對於中梵關系，中方的立場是一貫的、明確的。中方對中梵改善關系抱有誠意，並為此作出了不懈努力。雙方保持暢通、有效的接觸對話渠道。我們願與梵方共同努力，相向而行，推動建設性對話和雙方關系改善進程不斷取得新進展。

問：中方對特朗普就任後的中美關系有何期待?對美新政府在臺灣及南海等領土問題上有什麽要求和期待?

答：歷史和現實都證明，中美關系健康穩定發展，符合中美兩國和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於亞太地區和世界的和平、穩定、發展。中美之間擁有廣泛而重要的共同利益，同時也存在一些分歧。雙方應該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以建設性方式處理和管控分歧，防止其幹擾兩國關系大局。我們願與美國新政府共同努力，秉持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原則，推動中美關系健康穩定向前發展。

你提到領土問題，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中方在涉及到自身主權和領土問題上的堅定立場。我們希望與美方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以建設性的方式處理和管控分歧，防止其幹擾兩國關系的大局。

關於臺灣問題，我想強調，一個中國原則是中美關系發展的政治基礎。美國任何一屆政府都有義務信守美歷屆兩黨政府作出的明確承諾，繼續奉行一個中國政策、遵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原則，把美臺關系嚴格限制在非官方範疇。

問：鑒於特朗普總統否認氣候變化的真實性，中方是否認為還可能與美方在氣候變化問題上開展合作?

答：我們註意到白宮發表的聲明中提到美國國內能源政策調整問題，對於這個我不作評論。

關於氣候變化問題，我想說的是，氣候變化是全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巴黎協定》是全球氣候治理進程的里程碑，凝聚了國際社會最廣泛的共識，指明了綠色低碳發展的大方向，成果來之不易。各國都應順應潮流、抓住機遇，采取積極行動，共同推動協定的實施，為子孫後代營造美好的未來。中方將堅定不移實施應對氣候變化國內政策和行動，推動多邊進程，促進國際合作。中方願與包括美國新政府在內的各方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繼續開展對話和務實合作。

中國駐美大使：中美合作是唯一正確選擇 “貿易戰”兩敗俱傷

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24日在中國駐美使館舉行記者會，就中美關系、中美貿易前景、美國退出TPP、臺灣問題、南海問題等回答了記者的提問。

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資料圖）

崔天凱表示，美國新一屆政府剛剛履職，內外政策正陸續出臺。他表示，中美兩國政府始終保持著接觸和溝通，習近平主席與特朗普總統在特當選不久就已通過一次電話，希望兩國高層之間的交往能夠保持下去。

展望2017年的中美關系，崔天凱表示，中美合作的大方向不能也不應改變，中美合作是唯一正確的選擇，這符合兩國人民的長遠利益和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

崔天凱表示，過去這些年，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兩國朝著建立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關系的方向不斷前進，取得了很多成果。他說，希望在新的一年里，中美關系可以朝著這個方向越走越好，越走越遠，希望兩國在經濟、貿易、金融、能源、安全、基礎設施以及國際與地區問題上的合作持續加深，並不斷開拓新的合作領域。他表示，只要雙方都著眼於長遠利益和共同利益，中美關系就可以健康穩定地向前發展。

對於中美貿易前景，崔天凱表示，美國如果重視中國這一市場，希望在中國市場上有更大的發展，就應該同中國發展強勁穩定的經貿關系。中國不希望看到“貿易戰”的發生，那只會兩敗俱傷，並會對世界經濟產生破壞性影響。

近期有觀點認為，“如果美國不制定貿易規則，中國就會制定”;另有觀點認為，“美國不再搞TPP，中國搞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RCEP)就會搶占先機”。

在當天的記者會上，崔天凱澄清了這兩種觀點均是誤解、誤讀。他表示，中國一貫支持開放、包容性的區域自貿安排，主張加強多邊貿易體系，遵守WTO的規則。崔天凱說，國際貿易規則不是由中國或美國制定的，它是由國際社會共同制定並遵守的，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問題。另外，RCEP不是中國提出的，而是東盟國家首先提出的，中國支持並參與了這一自貿安排，並支持東盟發揮主導作用。

談到臺灣問題時，崔天凱表示，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發展中美關系的政治基礎。這一政治基礎不可動搖、不容談判。過去幾十年來，美國兩黨8任總統始終堅持這一原則。任何對這一政治基礎提出挑戰或制造不確定因素的舉動，在美國國內也會引發強烈的反響。

崔天凱表示，臺灣當局利用美國政府換屆之機做了不少小動作，有的人自以為到美國來見了什麽人，回去就沾沾自喜，這是一種奴才心態。崔天凱說，臺灣當局如果想要避免成為人家的籌碼，那就要回到“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承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臺灣當局如果一定要把自己同13億中國人民進行分割和對立，那值得擔心的事情還在後面。

對於南海問題，崔天凱表示，這一問題從本質上看是領土和海洋權益的爭議，不是地緣戰略的問題，更不是中美之間的問題。他說，南海問題目前正朝著積極的方向發展。南海問題僅是中國與有關國家雙邊關系中的一小部分，對話與協商可以解決有關爭議，沖突與對抗完全可以避免。從目前來看，對話與溝通已經取得了一定進展。

哈羅德·詹姆斯：不要因相互競爭導致兩敗俱傷

如今，整個世界都面臨著貿易戰的風險。隨著西方發現置身於貿易戰中的可能性不斷增加，我們有必要來回顧一下二次世界大戰留給我們的經驗與教訓。

當前，許多經濟與安全領域內的混亂現狀主要歸結於2008年全球範圍內發生的金融危機。傳統經濟政策的弊端在危機中被不斷放大，這場危機及其後續還加速了從太平洋到亞太地區的再平衡。當然，還激起了西方民眾在政治領域內的不滿與反建制運動的興起。

與此相似，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也對當時傳統的經濟思維產生了巨大變革。各種記載顯示，當時的政策制定者也不斷呼籲，不要重蹈危機的覆轍，盡快設計出新的措施去克服各國經濟存在已久的不適。

隨後，各國經濟在理論與機制上的重建還要歸功於一位傑出人物——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MaynardKeynes）。他在1936年出版了《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這本名著。凱恩斯還主導了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這場會議通過建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重建了戰後全球範圍內的貨幣秩序。

根據凱恩斯傳記的作者，同為經濟學家的羅伊·哈羅德（RoyHarrod）的說法，凱恩斯在布雷頓森林會議期間享受了上帝般的待遇。不過，一些與凱恩斯同時代的經濟學家，比如英國經濟學家瓊·羅賓遜（JoanRobinson）就常常質疑，盡管凱恩斯引入了新的經濟秩序，但是他是否真的值得享有那麽多的優待。

畢竟，促使凱恩斯主義產生巨大影響的真實原因在於，以消費、投資與儲蓄的綜合計算方式對英美軍隊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軍事規劃貢獻巨大。當國民收入保持穩定後，政府才能夠更好地利用資源，將部分民用生產力投入軍事目的，削減通脹產生的壓力，維持消費，防止內亂。

二次大戰後，當面對不斷高企的家庭消費時，同樣的工具有助於經濟秩序的恢複。但問題在於，當二次大戰後短期的經濟奇跡不再，用於經濟革新的方式是戰時的產物，顯然無法反映和平時期的經濟特點。與日俱增的安全問題以及國內國外穩定的需求，迫使各國政策制定者只能尋求新的方式挑戰傳統的經濟失序。

那個時代的迷局對於當前有著重要的意義。如今，許多經濟學家都在抱怨，金融危機沒有促使各國認真反思傳統經濟學的局限性。凱恩斯時代一去不返。如今，對於經濟與金融問題的考量都局限於本身，專家、學者很少會關註由此附帶的安全問題或者國內與國際目標間的互動。

不過，就好像在兩次大戰期間，當前現實的安全威脅會促使各國政策制定者反思所需要的經濟假設。盡管2008年的金融危機沒有促成全面的判斷，但自2016年以來，三大對西方世界秩序的挑戰將承擔這一重任。

第一個挑戰是既有的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威脅，這將對地緣政治產生深遠影響，尤其是那些水資源短缺的地區以及正經歷海平面上升的熱帶國家與沿海城市。當然，基於耕種季的延長，以及極地區域的礦產、碳氫化合物和其他資源將變得唾手可得，一些國家也會從氣候變暖中受益匪淺。

最終，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減少對於公共利益而言是件好事。但如果沒有一個統一的國際機制來補償那些處於氣候變暖第一線的國家與地區，那麽，每個國家在降低溫室氣體排放方面的利益權衡將截然不同。

第二個挑戰是人工智能以及其對於勞動力市場可預見的影響。人工智能，不僅對於就業會產生威脅，對於安全同樣如此，因為它將使國家慣用的一些保衛民眾、擊退侵略的技術失效。由此，不難理解，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國家早已在人工智能與其他大數據領域開展競爭。但是，隨著競爭的開展，這些國家將置身於一場危險與不穩定的博弈中，畢竟任何一種技術變革都會從根本上改變傳統的政治生態。

第三個挑戰便是以區塊鏈為代表的分布式分類技術驅導的貨幣領域變革，這一變革預示了創建一種非國家實體背書的貨幣前景。自布雷頓森林體系以來，貨幣主導已成為權力的一部分，對美國而言尤其如此。但是，另類的貨幣模式將為政府與非國家行為體提供掌握權力或者超越現有權力架構的全新方式。以比特幣為代表的數字加密貨幣已對當前的市場秩序產生了沖擊，假以時日，可能會改變現代工業社會賴以生存的金融關系。在新的地緣政治時代，中國、俄羅斯、印度以及其他將此視為機遇的國家將以其自身的方式重塑全球化的未來。他們所設想的未來，可能與20世紀的模式截然不同。

在反思經濟與安全問題時，我們需要在有關未來社會和政治安排的框架內探索創新方式。人類的想象力與創造力不僅要適用於新技術，同時也要適用於主導這些新技術的系統。

一個最可期的前景便是政府與跨國企業不再掌控所有信息。挑戰，也能通過基於合作的普遍接受的方案而化解，而不是相互競爭導致兩敗俱傷。

（作者系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及國際事務教授、國際治理創新中心高級研究員。記者潘寅茹翻譯。版權：辛迪加）

「與泛民硬碰硬兩敗俱傷」政改僵局　陳婉嫻促京釋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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