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在
中國對外經濟交往迅猛發展的洪流中，菲律賓並不起眼。中菲雙邊貿易額2011年僅322.54億美元，中國對菲投資增長雖快，也才達到6億美元。馬尼拉沒
有可稱得上是風景的「中國倒爺」或「中國製造」，但這裡同樣不乏中國故事。因為黃岩島事件，南方週末記者進入菲律賓，有機會聽在這裡堅持的中國企業講述他
們的酸甜苦辣。
對那些與地方官員有關係的工程項目，掮客公司都會講到明面：「有一次一個中國公司不配合，省長直接掏出槍來放在桌子上」。
「革命稅」稅額一般是項目總額的半個點到1個點之間。眼睛要先被蒙上，被帶上車後四處轉幾個小時，才拉到山裡跟新人民軍的人談判，談好了再想辦法把錢送過去。
來菲律賓十年，周昊從沒像這兩個月那麼關心過時局。
周昊是湖南路橋建設集團公司菲律賓分公司經理，雖然菲律賓的普通人給他的印象一直是善良、順從，但他還是向總公司提交了一份危機處理預案，他叮囑公司裡的中國同事：原則上不要跟菲律賓人討論黃岩島問題。
一旦中菲關係惡化，員工人身安全、公司的資金安全……都是他需要擔心的問題。不過，和南方週末記者聊天時，他似乎最擔心的是，當地政府會藉機找茬——查稅。周昊覺得，對於一個動輒施工數月的外國工程公司來說，一定能被找到很多問題的。
自2006年中國機械工業集團、中興通訊先後折戟菲律賓之後——前者承建北呂宋鐵路一段32公里的工程，被菲地方法院判令停工，工程一拖十年；後者投標菲通訊網絡升級工程被指行賄，最終合同被取消，中國企業菲律賓的步伐歷經浮沉。
在菲律賓，領導人的更替、各政治勢力錯綜複雜的關係、武裝組織、相比當地經濟水平超前的法律……都會成為中國企業的困擾。於是，一群國企成為了中國企業在菲律賓市場上的排頭兵和堅持者。既有中字打頭的中國銀行、中國有色集團等央企，也有湖南路橋、河南水電等省屬國企。
2012年5月，困擾因素又增加了一個「黃岩島」。在最緊張的時候，中國駐菲使館發佈了《關於做好中資機構近期安全保衛工作的緊急通知》。通知中特別強調，「遇遊行示威，要繞道而行，不要圍觀。」
對此，周昊的反應是，菲律賓人分得很清楚。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偶爾和當地人說起黃岩島，對方都認為那是政府之間該討論的事兒，跟普通人沒關係。周昊公司的生意受到的影響似乎不大，這幾天，他正為一個新的工程項目投標仔細研究價格。
和南方週末記者會面時，他的手機不時響起。很快，招標現場的同事傳來消息：公司中標，拿到一個八千萬人民幣的項目。「你們該請人家吃飯就吃飯啊」。他用普通話對在現場的同事交待完，馬上又用湖南話向國內報告：「哈哈，我們這個價格算得很準啊！」
「花錢保個平安算了」
2002年周昊剛到菲律賓那會兒，對這個國家基礎設施之差印象深刻，這讓他覺得，企業在菲律賓肯定大有可為。
跟他觀點相似的，還有比他早來十幾年的中建菲律賓公司總經理傅玉成，他眼裡的菲律賓市場是「有事可幹、有利可圖」。中建是最早來菲律賓的中資企業之一，1984年便開始在當地經營，到現在已經累計做了四十多個項目，金額達三億多美元。
然而，中國企業的起步並不容易。
周昊回憶說，因為很難開拓自己的關係網，隸屬於湖南省國資委的湖南路橋公司，只好跟著央企中建：中建負責投標，湖南路橋則吃下部分分包項目。
在阿羅約政府時期，中國企業最大的阻礙是那些潛規則。比如，在正式投標之前，掮客公司私下運作成為常態。「他們會把所有要投標的公司找來，告訴他們 這次的標底是多少，中標公司是誰，其他公司也會出價，其實就是做做樣子而已」。雖然沒有直接參與投標，但周昊知道每次中標的價格總會比標底高出10%以 上，好讓其中各個環節的人吃回扣，「光中間商就要拿走3%的提成」。
對那些與地方官員有關係的工程項目，掮客公司都會講到明面：省長或者國會議員已經說了這個項目必須給誰，如果投標的公司不配合就會有麻煩。「有一次 一個中國公司不配合，省長直接掏出槍來放在桌子上」。傅玉成向南方週末記者講起往事難免唏噓，「遇到這種情況，你不可能不讓」。
即使項目拿下了，能否順利開工也是個問題，拆遷在菲律賓是個令人頭痛的事。菲律賓土地私有，道路兩旁的房屋屬個人，負責拆遷的菲律賓公造部要想讓他 們換個地方住，必須按照程序一步一步來。周昊的公司剛開始做項目時，就因為一個貧民窟死活拆不掉，讓建了一半的橋停工了一年多。貧民窟的產權即便不在個 人，政府也要給他們巨額賠償人家才肯搬走。因為收買窮人選票的成本最低，沒有人會冒著失掉選票的風險得罪他們。
在菲律賓，政府進行城市基礎設施改造十分困難，大刀闊斧地修路搭橋基本行不通。於是，中國企業的項目大多只是做些路面拓寬與改建的皮毛工程。
在正式開工之後，中國企業馬上要應付應接不暇的政府官員。「地方的省長、市長、議員，不管相不相關，你一定要給他們好處。」一位中資公司老闆說，他們控制著資源，企業要想獲得各種批文必須花錢，否則他們就會來找麻煩。
稅務部門會定期上門。最簡單的一招，「稅務局年審之後不給你完稅清單和證明，之後又可以隨時查你。你還得塞錢」。上述中資公司老闆說。
不得不上繳的革命稅
2010年，阿羅約卸任後，當地政府亮出了反腐的大旗。前任總統阿羅約被起訴，罪名是操縱選舉和收受賄賂。於是，4年前的中興投標行賄一事被再次翻出。
這兩年反腐，在周昊眼裡，似乎有些效果：違標現象少多了，「至少拿項目非常乾淨，沒有人逼你了」。這當然不只得益於新政府的反腐舉措，更因為世界銀行貸款的一個項目。
按照菲律賓法律規定，外國企業不能直接投標菲律賓的國內項目，只有那些有貸款來自外國的項目的才行，比如，世界銀行的貸款項目。對大部分中國企業來說，參與外資項目是沒有辦法的選擇，但總比沒有好，於是世行的項目成為中國公司的香餑餑。
2003年，世行下設的廉潔局經調查發現，一些公司在菲律賓全國道路改善和管理計劃的項目投標中存在合約違規現象，投標人串通，造成不公平競爭，構成欺詐行為。
此事一直發酵到2006，世界銀行為了繼續深入調查，中止了在菲律賓一切貸款項目，其副作用是大批工程公司無事可做，周昊的湖南路橋公司從2005年完成一個項目後，整整四年時間沒有一個項目。
2009年1月，世界銀行宣佈對數家公司進行制裁。
由於沒上黑名單，周昊的公司在世行重新貸款給菲律賓時，反而可以獨立競標，他們很快就中了一個價值1.5億人民幣的大項目——馬尼拉的公路改造。
項目招標正常之後，中國企業賺到的錢也並不多。菲律賓每人每天法定最低工資折合人民幣60多塊，勞動力成本比中國低，但工作效率不高。一位中資企業老闆感覺，「菲律賓人工作起來很細緻，一環扣一環，但他們做不了創造性的工作，三個菲律賓人才能抵得上一個中國工人」。
菲律賓的電費很貴，一度電大約1.8元人民幣。當地資源豐富，但能滿足要求的並不多，所以中國企業在菲律賓施工時的材料主要靠進口，平均成本比中國國內高出15%-30%，在勞動力成本上的節餘也就扯平了。總體上看，中國企業能保證4%-5%的利潤就已屬可觀。
中國企業是菲律賓承包市場上的主要的外來力量。歐美公司的管理和人工成本很高，在這個市場上基本絕跡。菲律賓也有日本企業，但他們只做日本投資的項目。
從2010年開始，政府部門向中國企業要錢的少了，但其他武裝組織並沒有放過中資企業。在馬尼拉地區以外做項目時，中資企業面臨的最常見風險就是被新人民軍索要「革命稅」。
「寓軍於民」的新人民軍，是菲律賓和美國黑名單上的恐怖組織。但在不得不與其打過交道的中國企業看來，其行事還算規矩。事實上，中資企業僱用的許多 菲律賓僱員很可能就是他們的人。一般的程序是，他們會先讓手下把項目負責人的姓名、辦公地點、項目金額一一打聽清楚，然後把一封有當地指揮官簽字的正式信 件，派人偷偷送到項目辦公室。
「革命稅」稅額一般是項目總額的半個點到1個點之間。接到信的企業必須主動聯繫新人民軍，他們會再次約好接頭方式。周昊的一個同事就曾經跟新人民軍的人見過面：眼睛要先被蒙上，被帶上車後四處轉幾個小時，才拉到山裡跟新人民軍的人談判，談好了再想辦法把錢送過去。
不給武裝組織交錢的後果通常都很嚴重。中國水電、青島建工等公司在南部棉蘭老島施工時，都被不知名的武裝組織炸過設備。相比較來說，新人民軍還算客氣，「至少不會殺人，拿了錢後還會發個完稅證明」。
中國企業的憂慮
中建眼下正做著菲律賓大學和菲律賓衛生部的兩個項目，金額分別為五六百萬和三百萬美元，這對中建來說顯然都不夠大——他們本來承接工程的門檻是一千 萬美元。此外，中建還要面臨其他的風險，按照菲律賓法律，儘管已註冊為當地公司，中建名義上只能持有25%的股份，必須要借人頭才能組成當地公司，但項目 賺錢了，那些人也會索要他的份額。傅玉成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由於面臨諸多不確定性，加上市場前景不被看好，中建的想法也是逐漸收縮，慢慢減少在菲律賓的投入。菲律賓承包商市場越來越成為中國省屬國企的天下。
這些省屬國企的經營狀況也是喜憂參半。菲律賓政治分肥嚴重，導致政府口袋裡空空如也，有一種說法是：菲律賓這塊肥肉，大家族分，官員分，就是政府沒錢。
政府沒錢就很難加大基礎建設投入。阿基諾三世上台後想了個辦法，提出公私合作夥伴計劃（PPP）。該計劃頗似BOT項目，「建設－經營－轉讓」一攬 子的「交鑰匙」項目。2011年4月，菲律賓財政部長塞薩爾·普里斯馬率領多名高官赴京滬兩地訪問，大力推介阿基諾三世的公私合作夥伴計劃（PPP）計 劃，但中國企業應者寥寥。
中國企業最希望的方式還是：投標、幹活、拿錢，他們不希望先期就投入大批資金，靠幾十年的苦心經營賺取利潤。中資企業的顧慮並非空穴來風，在埃斯特 拉達政府時期，法蘭克福機場營建公司（Fraport）與菲律賓航站樓營建公司（PIATCo）達成協議，共同建造馬尼拉三號航站樓，然而到2004年阿 羅約上台，菲政府就翻臉不認人，以建造合約中有很多違規條款為由終止了該合約。
馬來西亞一家公司還曾經做過一個高速路改造的項目，協議規定完工後靠收取過路費盈利。工程完工後，馬來西亞公司發覺通行費太低，要求政府提價。政府 那邊答應了，但一些民間組織不同意，他們便把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去。因為法律規定在審理過程中要維持原有價格，高速路雖然最終提價成功，馬來西亞公司還 是損失了一大筆錢。
菲律賓政府還特別期待外國公司到菲律賓開礦，但其實在菲律賓採礦風險最大，不光前期要投入幾十億資金，開採之後能不能運出去，還要受制於地方和菲律賓政府，有極大的不確定性。
對於周昊來說，好消息是今年世界銀行的項目明顯增多。一般觀點認為，世界銀行由美國人控制，世行向菲律賓提供貸款與否，一定意義上體現了美國人對菲律賓的政策。
黃岩島事件沒有影響周昊競標成功那個八千萬人民幣的項目，但對於6月8日就要在菲律賓北部開工的新項目，他卻顧慮重重。那個項目在「煽動以武力對抗 中國」的參議長恩裡萊的家鄉——菲律賓最北端的卡加延省，恩裡萊和他當眾議員的兒子完全控制了那個省。在中菲關係起伏不定時，周昊每天都跟當地的同事聯 繫，就怕當地政府找公司麻煩。
另一個惡果是，周昊公司從國內引進的一批設備到馬尼拉港口二十多天了，一直不讓發貨。「我今天還要問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