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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領」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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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當看到陽光穿透云層,如同聚光燈一般打在海面上時,丁磊的內心掀起從未有過的波瀾:就是這裡了。

找地、簽合同,一個星期內,丁磊完成了36年人生中最富戲劇性的一個角色轉換:從上海的一位高級白領變身為洱海邊的一位新居民。

吸引丁磊的,是大理洱海邊一個名叫雙廊的村子。就在丁磊決定遷到此地前,這個面積不到8平方公里的小村莊,靠海的閒置土地幾乎被「瓜分一空」。而租下這些土地的,無一例外都是像丁磊一樣的外地人。

他們有的在此建客棧,有的在這裡做一些小生意。就在中國精英們紛紛移民海外時,他們卻選擇了一種另類的方式:「歸隱」山水間。

離開大都市

再次返回上海的丁磊開始前所未有地輕鬆:離婚,辭職,賣房,「就像一件理所當然之事」。

在過去的十年間,丁磊順風順水,房地產做了八年,位至高管之列;後轉做金融,公司正籌備上市。他的妻子是上海某知名房地產公司的副總。在外人眼中,他們是不折不扣的「成功人士」:有房有車,有事業有圈子。

然而,光鮮外表下,痛苦只有自己知道。丁磊和妻子每天睡覺不到6個小時,手機不敢關,應酬不能拒。兩人忙到連交流的時間都沒有。由於是同行,生活和工作經常絞在一起。裂痕終於在2009年出現,兩人鬧到不可開交。

「生活中出現了反推力,要麼反抗,要麼妥協。」在過去的日子,丁磊通常採取的是妥協,因為這樣「省時間」,但這一次,他突然發現,眼前的一切,都不是他想要的生活,為什麼要繼續妥協?

人生遭遇黑暗,卻找不到出口。丁磊的姐姐建議他去大理看看。就在幾個月前,她剛到大理看望兩位朋友——由上海遷居雙廊的自由藝術家沈見華夫婦。

在上海時,沈的妻子秋秋在一家外企工作,壓力巨大,身體一直處於亞健康狀態。輾轉多家醫院,卻找不到病症。有一次,秋秋從一本雜誌上看到,一對台灣 夫婦,因為孩子常年生病,四處求醫,但始終不見好轉,夫妻倆最後選擇了放棄台北的生活,到鄉村住了下來,一段時間後,孩子的病奇蹟般好了。秋秋決定效仿。 考察過幾個地方後,他們最後選擇了大理雙廊,租了一處面朝洱海的院子,取名「白居」。

生活由此發生180度轉彎,他們不必穿著考究的服飾去上班,更不用在擁擠的地鐵裡用盡全力爭取一個可以容納雙腳的位置。這裡有的是陽光、海水,秋秋的身體漸有好轉,而他們的女兒鶯鶯,也比任何時候都快樂。

丁磊的姐姐看到這一切後,回去如同「中毒」一般,不停地和丁磊念叨。

一個月後,丁磊也踏上了去大理的路。一住半個多月,每天四處走走,遠眺對面的大理古城,他對比上海和雙廊完全不同的生活,明白姐姐為何「中毒」。終於,對田園自由生活的嚮往戰勝了一切,來不及返回上海處理「後事」,他就先在洱海邊租了一個院子。

再次返回上海的丁磊開始前所未有地輕鬆:離婚,辭職,賣房,「一切都好像理所當然」。

「搶佔」漁村

其中有一個家庭,人都沒來過大理,家當就直接打包過來了。快遞公司電話問:東西到了放哪?答:先放你們倉庫,等我來後找定住處了再來取。

最近幾年來,丁磊的故事在雙廊、麗江、香格里拉等任何一個宜居之地,俯拾皆是。故事各有不同,但情節卻很相似:在大城市,他們大多擁有一份不錯的工 作和收入,過得頗為體面,可以被稱為「高級白領」或「金領」;但糟糕的交通、擁擠的住房、污濁的空氣、不安全的食物、複雜的人際關係讓他們充滿厭倦。之 後,他們或是旅遊,或看望朋友過程中意外地發現了一處景色怡人之地,便留下不走了。

他們中的有些人,遷居的想法由來已久。來自北京的陳陣即是其一。早在幾年前,他就厭倦了北京的生活,一直在尋找一個新的棲息地。

還有一些人,則完全為了孩子而「移民」。來自上海的尹鐵宏有一個6歲的兒子,從小在家學習,隨著兒子一天天長大,小區裡的議論也越來越多,「為啥不 讓孩子去學校呢?」「這樣會不會耽誤孩子的前途啊?」當小區裡其他小孩都去上學後,兒子也愈發孤單。無奈中,尹鐵宏在網上訴說自己的苦惱,沒想到響應者 眾。他建了一個「在家上學」QQ群,短短三個月,群裡就聚了五百多個家長。

深入討論之後,大家提出,可以換個城市生活,讓這些在家上學的孩子們都聚到一起,這樣就不用擔心孩子沒有集體生活。半個月前,以尹為首的十多個家庭全部遷到了大理,而更多的家長,正在過來的路上。

其中有一個家庭,人都沒來過大理,家當就直接打包過來了。快遞公司電話問:東西到了放哪?答:先放你們倉庫,等我來後找定住處了再來取。

丁磊和陳陣移居的雙廊,最早不過是一個封閉的漁村。2000年左右,著名舞蹈藝術家楊麗萍在小島的盡頭,建了一棟房子。隨後,畫家趙青、《落葉歸根》導演張揚等紛紛落戶,從2009年開始,島上開始熱鬧起來。

最早在雙廊建客棧的是來自廣州的建築設計師林燦,這同樣源於一次旅遊的際遇。據雙廊村村委會主任趙八旬介紹,短短的三年時間,雙廊的客棧,已經建好和正在建的,超過了八十多家,而這些客棧店老闆中,除了他自己,沒有一個是本地人。

眼下,雙廊就如同一個大工地,隨處可見拔地而起的水泥立柱和鋪路的小卡車。林燦剛進來時,一個院子的租金不過8000元/年,而今翻了十多倍,漲到了八九萬。

新來者依然絡繹不絕,他們的腳步,開始往周邊的挖色、青山村擴展。在其中的一個村子,一位廣東老闆一口氣拿下了七個望海的院子,而後,經不住朋友的「央求」,又將這些院子「分」了出去。

「是我們捨棄了北上廣」

開的雖是咖啡館,上的卻是行政班:上午9點開門,下午5點就打烊,週日還休息。CICI說,這麼早關門,是因為要回家給老公和孩子做飯,「最好的時光要留給家人」。

有人將這些「新移民」歸為「逃離北上廣」一族。「這麼說也沒錯。」一年之後,在洱海邊的客棧裡,丁磊呷了一口普洱茶,慢悠悠地說,「不過,是我們捨棄了北上廣,而不是北上廣捨棄了我們。」

當然,相比到二三線城市安家的一群人,這些人大多事業有成,無論是資金還是人脈,都要更強大一些。

丁磊在決定移民時,就開始重新謀劃自己的未來。他的第一興趣仍然是做酒店,他給客棧取名「七間房」,即總共7間房,自己和家人住兩間,剩下的對外營業。

從租地到建房,丁磊投入近300萬,在他的構想中,以後要將之做成一個連鎖品牌,專在類似於雙廊這樣的地方開店,為此他們還專門成立了一個酒店管理公司。

像丁磊一樣,以客棧為家,同時也以客棧養家者不在少數。而要在這樣的地方建一個客棧,少說也要一二百萬,城市裡的普通工薪階層顯然難以承受。

不過,對自由生活的嚮往,並不因經濟條件的好壞而有什麼不同。新移民們也各有各的活法。

一對「80後」的戀人——阿成和巴團在雙廊開了間甜品店,阿成曾是銀行項目經理,巴團曾是中學教師。2011年7月他們雙雙辭職來了雙廊。他們的甜品店更像是一門業餘生意。顧客少的時候,兩人就劃著房東的船,在洱海上曬太陽。

來自廣東的宋夏豔則在大理古城開了家蔬菜館,專做素菜。三十多歲的宋畢業於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和尹鐵宏一樣,為了教在家上學的女兒,一年前移居大理。現在,她的藝名——「蔬菜媽媽」比真名要知名得多。

同聲傳譯高手CICI在大理洋人街上開了一家名為墨龍的咖啡館,一次最多只能夠裝12個人——她開的雖是咖啡館,但上的卻是行政班:上午9點開門,下午5點就打烊,週日還休息。CICI說,這麼早關門,是因為要回家給老公和孩子做飯,「最好的時光要留給家人」。

相比大中城市,大理的生活成本要低很多。沈見華曾算過一筆賬,在上海,他們一家三口,一個月的開支在12000元,而到了大理,直接去掉了一個零。陳陣剛到雙廊時,一天的生活費更是不超過25元。

「在大城市,我們是生存,到這裡,是生活。」陳陣說,既然能夠選擇這樣的生活方式,賺錢就不再是目的。正因為如此,對這些外來戶而言,租房還是買房,似乎已經不再是一件那麼緊迫的事。幾個月前,剛剛賣掉上海房子搬來大理的作家許崧,現在的選擇就是租房。

還有一些人,則乾脆將大城市中的住房出租,再在大理租了個新房,僅差價就夠自己生活。

參觀並融入別人的生活

新的平衡正在建立,而生活,也似乎在這裡回到最本質之處。

與「逃離北上廣」話題相對應,坊間也曾有過關於「逃回北上廣」的討論。事實上對於大理和雙廊村裡的「新移民」而言,這一現象同樣存在。對突然慢下來的生活,也有人在嘗鮮之後開始不適應,轉而又返回大城市的。

那些留下來的人對此見怪不怪,當地流行著一句話:這裡不能選擇什麼人來,但能選擇什麼人留下來。「在城市裡,別人的喜怒哀樂酸甜苦辣咸和我全無關 係,即使是好奇,出於禮貌和心防,也只可遠遠觀望,」丁磊說,「但到了這裡之後,我可以參觀別人的生活,有著相似心路歷程的移民們也很容易就成了朋友。」

現在的丁磊也和雙廊村民一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沒事的時候,就在二樓平台上看云,看山,看洱海。他笑言,前三十年缺的覺,現在開始慢慢往回補。

事實上,因為有網絡,丁磊並非與世隔絕,相反,他還是微博上的活躍分子。那些選擇入住其客棧的客人,大多是在微博上同氣相投的,連訂房也可以在微博上私信完成。

陳陣則用自己獨特的方式辦起教育來。他的妻子最初答應和他一起離開北京,有一個條件,就是要他解決兒子的上學問題。他們在北京住的是國際公寓,小區 內都是外國小孩,放學之後的主要任務就是玩,而他的兒子上的是北京最好的小學之一,每天回家,卻有做不完的作業。8歲時,兒子說,真想從窗戶跳下去,夫妻 倆嚇了一大跳。自此之後,陳陣決定與傳統教育決裂,讓兒子在家上學。

到了大理,陳陣打算複製美國夏山學校的模式——孩子想學就學,想玩就玩,因材施教——創辦一個私塾,一方面解決自己孩子的教育問題,另一方面,也幫 助那些移民家庭解決教育問題。陳陣將學堂選址在蒼山半腰,面朝洱海,背靠樹林,取名「蒼山學堂」。現在,學堂已經有5名學生,4個老師。他計劃再招收6名 10歲以上的學生,從明年開始,環球遊學。

最近,雙廊的客棧老闆們正準備聯合起來,搞一個自導自演的話劇社,「都三四十歲的人了,很難想像吧?」巴圖說,以前在學校怕丟人,在社會也怕丟人,到了這裡,怕什麼?「丟人也沒人認識。」

「蔬菜媽媽」則正準備組織一個「共生社區」——將那些專門為孩子教育而移居大理的家庭聯合起來,相互扶持,共同教育孩子等。

而與本地人之間,新移民們相處得也頗為融洽。沈見華不但收了老鄰居的兒子做學生,而且正在做一個農民畫社,將當地50-70多歲的老奶奶們組織到一起畫畫。同時正在和村裡合辦一份完全公益的鄉村畫報,記錄雙廊的生活。

新移民的到來,也在某種程度上改善著當地人的生活。一些漁民開始上岸,開飯館、跑出租車,或者直接在客棧打工,收入來源比以前多了許多。

新的平衡正在建立,而生活,也似乎在這裡回到最本質之處。滄海一粟的店主林燦在廣州時,整天忙於工地和圖紙之間,雖然每天都可以看到女兒,卻總是心 不在焉。他忘了孩子是什麼時候學會叫爸爸,什麼時候長出第一顆牙。搬到大理之後,他有了更多的時間和女兒相處,有一天早上醒來,女兒問他:「洱海的水是從 哪裡來的?沒有水之前是否可以在上面走路?第一條魚又是怎麼來的?」

「這真是我最愜意最幸福的時刻。」他在博客中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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