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計劃和有組織的扶貧工作開始於改革開放階段，從1978年開始到2018年，中國扶貧工作走過了40個年頭，在如此長時段的扶貧開發歷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扶貧開發道路，這也為世界減貧事業貢獻了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這40年的扶貧工作實踐，我們大致可以將其劃分為四個階段。
中國40年扶貧工作的四個階段
1.體制改革扶貧階段。
從1978年到1985年的這個階段，官方稱之為體制改革扶貧階段，在本階段並沒有專門的扶貧工作計劃和扶貧工作機構，而扶貧與減貧工作主要依賴體制改革，改革的目標是放松甚或解除對農民的各種限制，為農村人口獲取財富提供更加廣闊的空間。具體看，通過土地制度改革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從而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村生產力得到解放。與此同時，工業的發展為農業生產提供了必要的生產資料，農業產出獲得極大提升。除去土地制度和農業經營體制改革，農產品價格逐步放開，各地鄉鎮企業迅速發展，這些都為貧困人口的脫貧提供了難得的改革紅利。農村生產力的發展也為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市和其他產業的轉移提供了前提和基礎。
從1978年到1985年，中國貧困人口從2億多人下降到1億多人，農民人均純收入在這段時期內增長了2.6倍，年均減貧人口超過1000萬人。
2.大規模扶貧開發階段。
從1986年到2000年，我們稱之為大規模農村開發扶貧階段。經過改革開放一段時間後，東部區域獲得了率先發展，而受各種條件的限制，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越發突出。體制改革紅利的作用衰減，農民增收的幅度開始放緩。貧困現象出現了從以往的普遍存在到區域性集中凸顯的轉變。
為此，1986年，國家成立了專門的扶貧工作機構，同時制定相應的政策和資金，以變革以往單純依靠體制改革推動扶貧的思路。從此，有計劃、有組織和大規模的扶貧開發就正式開啟了序幕。同年，國家確定了592個國家貧困縣，1994年制定並實施了《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在本階段，除了繼續擴大農村人口獲得財富的空間，尤其是通過社會流動獲得社會財富的空間外，政府則直接使用財政與行政管理手段對減貧與發展進行幹預，比如設立貧困地區發展專業資金、劃定國家貧困縣和集中連片貧困區等。開發式扶貧仍采用區域瞄準的方式，其並不對準具體個人，而事實證明，這種以區域為開發單位的扶貧瞄準與減貧工作取得了相當成效。
本階段年均減貧人口超過700萬人，到2000年底基本實現了《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中規定的基本解決貧困人口溫飽問題的目標。到了2000年，即使提高了貧困線的標準，中國貧困人口也縮減為3000萬人。
3.經濟發展、扶貧攻堅與社會扶貧共治的扶貧階段。
2000年以後，中國扶貧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2000年，中央制定並頒布了《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如綱要所強調的那樣，這10年的中國扶貧致力於改善貧困地區基本生產生活條件，鞏固溫飽成果，提高貧困人口的生活質量與綜合素質，繼續加強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為全面小康建設提供堅實保障。
與之前的兩個階段相同，貧困人口仍然不斷下降，但與此前不同的是，農民收入的增加主要依賴於非農收入的增加。為了強化減貧成效，針對農村人口的改革紅利繼續釋放，農業稅費改革和多樣化的財政轉移支付（兩免一補、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新型農村養老保險、種糧補貼、農村低保）等，都為貧困人口脫貧提供了強大動力。
隨著區域性扶貧瞄準工作的不斷實施，因貧困群體中不同個體能力稟賦的差異，貧困人口分享扶貧利益的情況出現了顯著的分化。因此，扶貧瞄準從原來的區域性瞄準下沈到以貧困村瞄準為主。全國共確定了約15萬個貧困村，將整村推進、產業發展和勞動力轉移作為扶貧工作的重點。
與政府在扶貧工作中的主體與主導作用相對應，政府也開始引導更多的社會組織和社會力量參與扶貧工作，這不僅是中國特色扶貧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中國扶貧工作獲得成效的重要經驗。各類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以多種方式參與扶貧工作，顯現了深厚的發展潛力，逐步推動形成了社會大扶貧的格局。
到2010年末，中國農村貧困人口為2688萬，貧困發生率為2.8%。該階段的扶貧工作不僅鞏固了此前的扶貧工作成果，還為國民經濟的發展和城鄉及區域發展差距的縮減貢獻了力量。
4.精準扶貧階段。
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以“精準扶貧”為核心的扶貧開發戰略思想，2015年精準扶貧戰略正式在全國開始實施。精準扶貧戰略的核心是要實現四個精準，即精準識別、精準施策、精準管理和精準考核，改變過去扶貧工作“大水漫灌”和“撒胡椒面兒”的做法，也避免扶貧資源分配中的精英俘獲，從而確保扶貧資源能夠精準地與貧困個體對接，幫扶措施能夠切實有效，確保扶貧利益能夠落實在扶貧對象身上。2015年，中國做出了“打贏扶貧攻堅戰”的決定，明確提出到2020年實現現行標準下貧困人口的全部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區域性整體貧困問題得到解決。
在精準扶貧工作中，我們提出了“五個一批”的工程，分別是發展生產脫貧一批、異地搬遷脫貧一批、生態補償脫貧一批、教育扶貧脫貧一批和社會兜底脫貧一批，即針對不同貧困個體的不同致貧原因形成有針對性的扶貧舉措，從而做到“真扶貧”和“扶真貧”。
在精準扶貧階段，以精準扶貧為中心，扶貧工作為貧困人口貧困村實施了建檔立卡，大量扶貧幹部和扶貧工作隊被派駐進村，一系列精準扶貧政策接連出臺，扶貧工作的政策與體制紅利仍在持續釋放。經過幾年的實踐，精準扶貧戰略已經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到2017年底，新貧困線下中國貧困人口為3046萬人，2012年以來年均減少貧困人口超過1000萬。
精準扶貧戰略的出臺是經濟發展減貧效應遞減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時期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內在規定，只有更加精準的扶貧工作才能克服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才能更好地回應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向往。精準扶貧是實現小康社會建設的重要保障，同時也是提升國家貧困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
中國特色扶貧開發道路
經過40年的扶貧工作實踐，中國已經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扶貧開發道路，對於這條道路的基本經驗，習近平總書記有過準確的總結：一是堅持改革開放，保持經濟快速增長，為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發展出臺優惠政策；二是堅持政府的主導作用，把扶貧開發納入國家總體規劃，開展針對性大規模的扶貧行動；三是堅持開發式扶貧，把發展作為脫貧的根本手段，扶貧且扶誌，調動扶貧對象的積極性與主動性；四是堅持動員全社會參與扶貧工作，發揮中國的體制優勢，形成政府、市場與社會共同參與的多元扶貧治理格局；五是堅持普惠政策與特惠政策相結合，基礎設施建設與政策制度建設並重。
有學者將中國特色扶貧開發道路的經驗概括為六個“堅持”，即：堅持根據中國國情不斷建立完善扶貧戰略政策體系；堅持開發式扶貧方針；堅持政府主導層次分明的扶貧戰略；堅持實施少數民族地區扶貧攻堅戰略；堅持實施區域性扶貧戰略；堅持實施開放共享的扶貧戰略。
中國農村的扶貧工作具有典型的階段性特征，中國扶貧的經驗就是根據階段性貧困特征來制定相應的扶貧工作方案。中國扶貧工作以貧困人口脫貧為目標，以開發式扶貧為手段，以激發貧困群體內生動力為根本，綜合實施有產業扶貧、易地搬遷、教育培訓、健康、科技、基礎設施等多種模式的扶貧工作，最終讓中國扶貧經驗與方案具備了可複制、可學習和易推廣的特征，中國減貧經驗成為中國經驗走出去的代表。
在筆者看來，以經濟發展為基本依托，中國扶貧工作在過去的40年當中，始終堅持做到了結構與行動雙重結合的扶貧，所謂的結構角度的扶貧，主要是破除對貧困不利的各種政策、制度和環境約束，通過釋放改革紅利，讓貧困地區和貧困群體獲得更良好的體制與結構性位置，進而避免陷入結構性貧困陷阱；而與此同時，扶貧工作註重對貧困村村幹部的培訓和貧困個體能力與素質的提升，從而在區域和個體層次上提升其擺脫貧困的內生動力，以自身的行動來改變貧困的處境，因此才有了扶貧先扶誌、扶貧要扶智的倡導。以政府主導的扶貧工作，最終還是要通過與貧困個體進行銜接與轉化後，才能產生扶貧成效。因此，從行動與結構這一對關系中同時著手做好扶貧工作，才使得中國扶貧開發形成了特色鮮明的道路和經驗。
未來展望
盡管中國已經形成了獨具特色且成效顯著的扶貧開發道路，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扶貧工作就可以一勞永逸。在新時代，中國扶貧仍面臨多方面的挑戰：隨著貧困的轉型，中國扶貧工作也需要做好相應調整；隨著深度貧困地區貧困問題的凸顯，原有的扶貧戰略仍顯力不從心；隨著貧困人口分布的進一步分散，貧困治理的難度也越發上升；隨著貧困結構性特征的不斷凸顯，如何防止貧困固化並做好流動性貧困的治理，仍是難題。
即使我們在2020年順利實現了現行標準下貧困人口的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但在相對貧困的意義上，我們仍需做好扶貧工作的長遠規劃。當前，中央已經就後2020年的扶貧工作政策展開調研與討論，而這也是中國扶貧工作的優秀品格，也是體現中國共產黨領導扶貧工作政治優勢與社會主義制度體制優勢的又一次體現。不久之後，我們的扶貧工作將取得階段性的勝利，但是扶貧工作的艱巨性、長期性、階段性與複雜性等內在特征，均要求我們在持續的扶貧實踐中要不斷推動扶貧工作的創新與發展，讓中國扶貧道路成為國際減貧道路上的耀眼明星，為全球減貧事業繼續做出新的貢獻。
（作者系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