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整個世界都面臨著貿易戰的風險。隨著西方發現置身於貿易戰中的可能性不斷增加，我們有必要來回顧一下二次世界大戰留給我們的經驗與教訓。
當前，許多經濟與安全領域內的混亂現狀主要歸結於2008年全球範圍內發生的金融危機。傳統經濟政策的弊端在危機中被不斷放大，這場危機及其後續還加速了從太平洋到亞太地區的再平衡。當然，還激起了西方民眾在政治領域內的不滿與反建制運動的興起。
與此相似，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也對當時傳統的經濟思維產生了巨大變革。各種記載顯示，當時的政策制定者也不斷呼籲，不要重蹈危機的覆轍，盡快設計出新的措施去克服各國經濟存在已久的不適。
隨後，各國經濟在理論與機制上的重建還要歸功於一位傑出人物——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MaynardKeynes）。他在1936年出版了《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這本名著。凱恩斯還主導了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這場會議通過建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重建了戰後全球範圍內的貨幣秩序。
根據凱恩斯傳記的作者，同為經濟學家的羅伊·哈羅德（RoyHarrod）的說法，凱恩斯在布雷頓森林會議期間享受了上帝般的待遇。不過，一些與凱恩斯同時代的經濟學家，比如英國經濟學家瓊·羅賓遜（JoanRobinson）就常常質疑，盡管凱恩斯引入了新的經濟秩序，但是他是否真的值得享有那麽多的優待。
畢竟，促使凱恩斯主義產生巨大影響的真實原因在於，以消費、投資與儲蓄的綜合計算方式對英美軍隊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軍事規劃貢獻巨大。當國民收入保持穩定後，政府才能夠更好地利用資源，將部分民用生產力投入軍事目的，削減通脹產生的壓力，維持消費，防止內亂。
二次大戰後，當面對不斷高企的家庭消費時，同樣的工具有助於經濟秩序的恢複。但問題在於，當二次大戰後短期的經濟奇跡不再，用於經濟革新的方式是戰時的產物，顯然無法反映和平時期的經濟特點。與日俱增的安全問題以及國內國外穩定的需求，迫使各國政策制定者只能尋求新的方式挑戰傳統的經濟失序。
那個時代的迷局對於當前有著重要的意義。如今，許多經濟學家都在抱怨，金融危機沒有促使各國認真反思傳統經濟學的局限性。凱恩斯時代一去不返。如今，對於經濟與金融問題的考量都局限於本身，專家、學者很少會關註由此附帶的安全問題或者國內與國際目標間的互動。
不過，就好像在兩次大戰期間，當前現實的安全威脅會促使各國政策制定者反思所需要的經濟假設。盡管2008年的金融危機沒有促成全面的判斷，但自2016年以來，三大對西方世界秩序的挑戰將承擔這一重任。
第一個挑戰是既有的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威脅，這將對地緣政治產生深遠影響，尤其是那些水資源短缺的地區以及正經歷海平面上升的熱帶國家與沿海城市。當然，基於耕種季的延長，以及極地區域的礦產、碳氫化合物和其他資源將變得唾手可得，一些國家也會從氣候變暖中受益匪淺。
最終，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減少對於公共利益而言是件好事。但如果沒有一個統一的國際機制來補償那些處於氣候變暖第一線的國家與地區，那麽，每個國家在降低溫室氣體排放方面的利益權衡將截然不同。
第二個挑戰是人工智能以及其對於勞動力市場可預見的影響。人工智能，不僅對於就業會產生威脅，對於安全同樣如此，因為它將使國家慣用的一些保衛民眾、擊退侵略的技術失效。由此，不難理解，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國家早已在人工智能與其他大數據領域開展競爭。但是，隨著競爭的開展，這些國家將置身於一場危險與不穩定的博弈中，畢竟任何一種技術變革都會從根本上改變傳統的政治生態。
第三個挑戰便是以區塊鏈為代表的分布式分類技術驅導的貨幣領域變革，這一變革預示了創建一種非國家實體背書的貨幣前景。自布雷頓森林體系以來，貨幣主導已成為權力的一部分，對美國而言尤其如此。但是，另類的貨幣模式將為政府與非國家行為體提供掌握權力或者超越現有權力架構的全新方式。以比特幣為代表的數字加密貨幣已對當前的市場秩序產生了沖擊，假以時日，可能會改變現代工業社會賴以生存的金融關系。在新的地緣政治時代，中國、俄羅斯、印度以及其他將此視為機遇的國家將以其自身的方式重塑全球化的未來。他們所設想的未來，可能與20世紀的模式截然不同。
在反思經濟與安全問題時，我們需要在有關未來社會和政治安排的框架內探索創新方式。人類的想象力與創造力不僅要適用於新技術，同時也要適用於主導這些新技術的系統。
一個最可期的前景便是政府與跨國企業不再掌控所有信息。挑戰，也能通過基於合作的普遍接受的方案而化解，而不是相互競爭導致兩敗俱傷。
（作者系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及國際事務教授、國際治理創新中心高級研究員。記者潘寅茹翻譯。版權：辛迪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