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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談京津冀協同發展，公共服務一體化是關鍵

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從2014年2月26日首次提出到實施推動，已跨過三年光陰。

北京市統計局日前發布的數據顯示，從經濟增長看，2016年，京津冀三地地區生產總值合計74612.6億元，占全國的10%。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近日在考察北京時強調：“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北京城市規劃建設的‘牛鼻子’，在這個問題上要進一步統一思想，圍繞遷得出去、落得下來，研究制定配套政策，形成有效的激勵引導機制。”

如今，放眼京東，城市副中心行政辦公區建築群初具規模；京南，新機場在2019年投運後為京津冀三地再添一翼；京北，北京冬奧會籌辦如火如荼；而津、冀承接非首都功能亦正在加速。

圍繞三地協同發展與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熱點話題，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長趙弘接受了第一財經記者的專訪。

第一財經：《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中提到2017年是近期目標年。按照3年工作目標，哪些目標已經實現？

趙弘：交通協同、生態環保、產業合作這三個領域作為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重點領域，已經取得實質性進展。

從交通方面看，除了京唐城際、京濱城際外，廊涿城際、首都機場到北京新機場城際鐵路聯絡線等4條城際鐵路建設已經啟動。京津冀三地的產業合作正在深入，比如北京生物醫藥產業園落戶河北滄州，這一產業園從北京遷到滄州後，藥批文號等部分管轄權仍屬北京，實現異地監管。在生態環境方面，三地也在大氣汙染、水汙染等方面實現了聯防聯控，三地一盤棋。

第一財經：對於三地協同發展下一步的工作而言，你認為重點和難點問題還有哪些？

趙弘：重點和難點應該在於非首都功能疏解地的條件建設。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京津冀三地的發展階段有差異，收入水平、公共服務水平、醫療養老等方面差距比較明顯。這導致了部分產業疏解面臨人才跳槽的壓力比較大。

具體而言，疏解地的條件建設至少應該包括三個部分：第一位就是快速軌道交通體系；其次是涉及教育、醫療等領域的公共服務短板要補上；再次是要解決制度銜接問題，讓市場力量與政府力量形成合力。

第一財經：習近平在這次調研中強調，“城市規劃在城市發展中起著重要引領作用總體規劃經法定程序批準後就具有法定效力，要堅決維護規劃的嚴肅性和權威性”。而北京確立了“一主、一副、兩軸、多點”的城鎮空間結構，現在這一空間結構的建設處於怎樣的階段？

趙弘：過去北京城市規劃的最大問題在於空間結構沒有實現優化布局、單中心格局沒有打破。而“一副”的提出是重要突破點，並且上升為國家戰略來推動這一規劃。

當前副中心的建設有目共睹，我認為未來應該在“多點”上持續發力。

“多點”包含了兩個層次：首先是副中心本身周邊的區域聯動開發、統一規劃、組團式發展，這需要前瞻性地規劃，特別是需要建成軌道交通主導下的快速交通體系，使副中心能走一條可持續城市發展的道路；其次是北京中心城市的周邊區域，建成若幹個新城、微中心的開發和建設，真正形成多點支撐、功能分散又高效聯系的大都市圈。

目前看，規劃的實施機制建設還有探討的空間。換言之，規劃中提出了很多安排和要求，如何實現規劃落地在條件建設上需要進一步發力。

比如，從北京交通結構看，中心城區地鐵密度不足，缺乏中心城區到達周邊區域的市郊鐵路，軌道交通供給不能滿足大規模、快速化、低碳化的交通出行需求，出現供給側與需求側“錯配”；從京津冀區域看，城際鐵路建設滯後，難以滿足城市間交通需求，特別是不能滿足北京與周邊區域的交通聯系，還沒有建立起符合大都市圈發展需求的、以軌道交通為主導的交通供給結構。

第一財經：《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提出：沿京滬、京廣、京九、京承、京張、京秦等方向鐵路通道，選擇若幹個中小城市，高起點、高標準建設若幹定位明確、特色鮮明、職住合一、規模適度、專業化發展的 “微中心 ”。這一“微中心”在大都市圈中扮演怎樣的角色？

趙弘： 從國際上看，倫敦、東京等國際大都市為解決城市規模擴大與運行效率的矛盾，將某些功能分散布局到中心城外圍的某些區域，形成所謂的新城、衛星城、微中心等。

大都市圈要建立分層級的軌道交通體系：市內15公里內以地鐵為主；15~30公里以地面快速軌道交通為主；而在大都市圈範圍內，也就是約100公里內的衛星城、新城和微中心，必須有一站式、大容量、低票價的市郊鐵路為支撐，並與地鐵網絡保持聯系，與中心城建立一小時通勤圈，與中心城區建立有機高效的聯動。

第一財經：“微中心”和市郊鐵路建設起來之後，會不會造成周邊居民還是通過軌道交通回北京上班，北京依然無法達到疏解的目的？

趙弘：一方面這就要強調“微中心”要保障城市功能比較健全，對承接中心城的人口和城市功能疏解具有較強的吸引力，相對獨立，強調產城融合、職住一體；另一方面，也要保持中心城區適度的建設強度和承載能力。

以倫敦的米爾頓·凱恩斯新城為例，居民中三分之二是在當地就業，剩余三分之一是去中心城區就業；而另一方面，在凱恩斯新城的就業人數中，三分之二來自當地，三分之一來自中心城市和周邊區域。這是一個就業的雙向過程，也是一個逐漸實現職住平衡的過程。

第一財經：京津冀協同發展的中期目標到2020年，北京“大城市病”等突出問題將得到緩解。這一緩解應該具備哪些標誌或者特征？

趙弘：我認為，應該具備以下特征：首先空間上分散化、多中心的格局初步形成，空間格局和人口分布進一步優化；其次初步建立以軌道交通為主導的軌道交通體系，交通壓力減輕；從生態環境看，區域環境壓力減輕；以及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思維、推進機制建立起來，形成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