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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特刊】會有更多中國人拿到諾貝爾科學獎嗎？

（農健/圖）

目前在中國本土已經出現了一些諾貝爾獎級別的研究成果，因此毫無疑問，自屠呦呦獲獎之後，會有更多的中國人拿到自然科學類的諾貝爾獎，問題只是在於“誰”“什麽時候”，以及“是否能夠常態化”。——南瓜回答

2016年有一名華人科學家與諾貝爾獎擦肩而過。他是張首晟，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早幾年，人們就看好他在拓撲絕緣體方面的貢獻，認為他很有希望獲得諾貝爾獎。2016年的諾貝爾物理獎頒給了幾位在相同方向上做出開創性工作的科學家；在以往獲得的其他物理獎項中，他們也有人與張首晟共同獲獎，但此次張首晟沒有進入諾獎的獲獎名單。

一些物理學家認為，張首晟在未來仍然有機會獲獎，因為拓撲絕緣體的故事並沒有完結。他們同時認為清華大學教授薛其坤也足以獲得諾獎，因為他用實驗證實的量子反常霍爾效應，正是物理學家們尋找了一百多年的物理效應。

2013年量子反常霍爾效應發現時，楊振寧立即說這是“從中國的實驗室里頭第一次做出來了，發表出來了諾貝爾獎級的物理學的論文”。早在2001年，楊振寧曾預言中國科學家會在20年內獲得諾獎，到2010年的時候，他更新了說法，說10年內就會出現。

物理學的各個領域中，中國的高能物理研究是非常被看好的一個領域。這個領域的特點是，要做出新的發現，幾乎總是依賴於實驗設備的創新。各國建造的越來越強大的粒子加速器即是例證。

位於廣東省的大亞灣核電站，為中國的高能物理學家帶來了機會，他們2012年在這里發現了新的中微子震蕩模式。中微子是一種十分神秘的粒子，關於它的研究已經多次獲得了諾貝爾獎，最近一次是在2015年。在大亞灣，是否會有更多中微子的秘密被揭示？研究人員認為，在未來的一二十年里，這完全是可以預期的事情。

不久之前，還有一名中國的科學家被列入了諾獎的熱門人選。他是分子生物學的臨床應用專家盧煜明。盧教授在香港出生長大，曾到英國留學，在香港回歸時返回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學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至今。他的標誌性論文發表於1997年，為無創產前胎兒基因檢測做出了開創性的工作。從Google Scholar的數據來看，他當年的那篇論文到今天已經被同行引用了超過2200次。被認為有諾貝爾獎風向標地位的湯森路透“引文桂冠獎”，在2016年將盧煜明列入榜單，把他放在了化學領域。

諾貝爾獎在評選時看重的是一項研究打開了一個新的領域。從這個意義上講，盧煜明發現在母體血液中存在胎兒的遊離DNA，這確實為產前檢查打開了一扇門，並且在今天已經在全球獲得了廣泛的應用。

另一方面，如果說盧教授的研究足以獲得諾貝爾獎的話，那麽我們不能排除中國生物學家的其他一些工作的獲獎可能。像湯森路透那樣把“高被引”作為一個指標來看，比盧煜明的引用數多兩倍以上的研究也是存在的。當然，對科研的價值來講，引用數不是唯一的評價指標。

國內一些現在看起來足夠“標新立異”的研究可能還需要更多的時間來檢驗。比如，在2013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評選委員會邀請南京大學張辰宇教授去斯德哥爾摩做了一次報告，內容是關於張辰宇所發現的微小RNA（microRNA）的跨界調控。這是一項極具爭議的研究結果，同行對它的評價非常分化，懷疑者感到難以置信，支持者則認為是諾獎級別。不管怎樣，被諾獎評選委員會邀請去作報告，在中國科學家中仍是一件罕見的事情。

毫無疑問，自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獎後，會有更多的中國人拿到自然科學類的諾貝爾獎，問題只是在於“誰”“什麽時候”，以及“是否能夠常態化”。

湯森路透從2002年開始預測諾獎得主，在命中的案例中，從被點名到拿獎間隔時間最長的是物理學家中村修二：他2002年即入選引文桂冠獎，到2014年拿獎。12年的時間其實不算很長，如果我們能看到中國科學家獲得引文桂冠，那麽這會是一個好的信號——也許離獲諾獎就不遠了。

當然，獲得引文桂冠也是需要時間的。如果從取得獲獎成果那天算起的話，中村修二的藍光LED是在1993年做出來的。這其實仍然算是快的，只過了二十多年就獲得諾獎。有人統計過，一項研究成果獲得諾獎往往需要三十四年的時間。這樣說來，中國科學家近幾年中做出來的新發現，如果最終能摘得諾獎的話，也仍然需要相當的耐心。

也許更重要的問題，不在於前面押寶一樣提到的幾位熱門人選是否以及在何時獲獎，而是中國是否會源源不斷地出現這樣的人。這樣才有可能讓獲諾獎變得常態化。

中國雄心勃勃的“青年千人計劃”，到2015年已經引進了2000人，他們主要是35歲左右的優秀“海歸”人才。可以看到，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失望情緒在華人留學生中蔓延，這可能讓更多猶豫是否回國的年輕人堅定回國的信念。

如果我們寄希望於這些歸國的年輕人在十年、二十年，或者三十年後做出真正重大的科研成果，那麽可能需要解決科研評價標準功利化的問題。這其實不是中國獨有的問題，而是世界範圍內科學界都在變得更為功利，以至於有不少諾獎得主說若是在今天的環境下，他們是萬無可能做出獲獎工作的。可能相比之下，這個問題在當今中國顯得尤為突出。英國的諾獎得主理查德·羅伯茨（Richard Roberts）曾說，“獲得諾貝爾獎的首要法則就是——不要期望，想都不要想自己會獲得諾貝爾獎。”

另一個有趣的問題是，有人提出，儒家文化影響了科學創新，中庸之道不太允許標新立異。那些新近歸國或剛剛打定主意歸國的年輕科學家，在一個東方環境中會有怎樣的遭遇，取得怎樣的成績，確實是有待觀察的問題。

為什麽中國牛人那麽多，獲諾獎的本土科學家那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