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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白宮變“高盛朋友圈”，華爾街將笑到最後？

關於候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的話尤為犀利——“我們要看特朗普做什麽，而不是聽他說什麽。”

那個在大選時抨擊華爾街投行的特朗普真的變了。隨著特朗普內閣成員不斷浮出水面，各界紛紛感嘆：這不就等於是把高盛管理層搬來了嗎?

12月13日，特朗普任命高盛總裁兼COO科恩(Gary Cohn)為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這也是白宮中對經濟決策最具影響力的職位。當然，“高盛幫”的實力遠不止於此——候任美國財長努姆欽(Steven Mnuchin)曾為高盛高管，總統首席戰略專家和高級顧問班農(Stephen Bannon)、副財長的熱門人選斯卡拉姆齊(Anthony Scaramucci)都曾為高盛銀行家。

特朗普政府的“高盛幫”。制圖：張逸俊

其實，除了美國政壇，放眼整個歐美監管層，“高盛幫”也用一只手都數不過來——美聯儲12個地方聯儲約有三分之一的主席曾是高盛銀行家;英國央行行長卡尼(MarkCarney)和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MarioDraghi)都曾在高盛任職。

中國的金融人才一般是因為各種原因離開政府機構或監管層，到市場中去。據不完全統計，2013年以來已有36位中國“一行三會”官員“離職下海”，涵蓋處長到副部級等各級別的官員，以司級和處級幹部居多。反觀歐美國家，眾多投行高管最終反而向美聯儲等監管層邁進。

當然，不乏有人質疑“高盛幫”從業界到政界和監管層的這種“旋轉門”。“這其實就是個傳統，一個‘校友圈’，”擁有20年華爾街交易經驗的投行交易員馮磊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高盛的行事風格相對其他投行更加‘大膽’一些，他們也的確招募了最優秀的金融人才，可以說是培養政界人才的‘黃埔軍校’。”

某歐系投行人士此前也對記者表示，歐美投行高管對職業生涯後半段的考量標準往往並不是金錢，而是個人理想抱負。“美國沒有級別之限，來去自由。業界高管後期會有興趣到政府部門，加大對政策的影響力。”

特朗普身邊的“高盛幫”

近一個月來，坊間不乏對特朗普“選將”決策的揶揄——“特朗普競選時對華爾街十分不客氣，而且還將高盛作為例子單獨列出：在11月初的競選宣傳片中，特朗普指責華爾街的金融巨頭，片中赫然出現了高盛CEO布蘭克費恩(Lloyd Blankfein)的頭像。”

然而，如今特朗普的“畫風”已經完全逆轉。

先說候任財長姆努欽。他的“高盛情結”從出生前便已註定。其父從1957年便在高盛任職，並在華爾街度過了其整個職業生涯，他也率先見證並踐行了“大宗交易”機制(block trading，多為針對機構客戶的一筆數額較大的證券買賣)。同時，姆努欽的哥哥也曾在高盛工作。

上世紀80年代，畢業於耶魯大學的姆努欽在所羅門兄弟公司以培訓生身份開始其職業生涯。1985年，他進入高盛工作並為之服務了17年，在1999年成為高盛首席信息官。2002年，姆努欽從高盛離職，兩年後創立了名為都恩資本(Dune Capital)的對沖基金。他於今年5月加入特朗普競選團隊，擔任財政主管。

盡管他從沒在政界工作，但姆努欽在競選期間迅速為特朗普籌集了大量資金，作為未來財政部長，其首要任務之一可能是幫助特朗普實施稅收新政。

其實，在特朗普當選總統時，媒體便曝出摩根大通CEO戴蒙(Jamie Dimon)可能被提名為財長的消息。早在7年前就有媒體指出他有當財長的潛力，只是戴蒙本人對此並不“感冒”。

另一項引起市場轟動的任命便是科恩，梳理一下歷史便不難發現，科恩將成為繼魯賓(Robert Rubin)和弗里德曼(Stephen Friedman)之後，第三位“出身”高盛主管的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

科恩生於1960年，自小在俄亥俄州長大，其父親是一名電工，之後轉行為地產開發商。科恩於1990年加入高盛，1994年成為高盛合夥人，2006年起擔任布蘭克費恩的副手。

至於加入特朗普團隊的原因，有外媒報道稱，布蘭克費恩自2006年就穩坐高盛CEO的位置，也讓科恩等高管難以看到進一步晉升的機會。盡管高層的穩定有助於高盛度過危機時期並執行戰略變革，但是也帶來了人才瓶頸。

高盛的紐約總部沒有顯眼的標誌或銘牌，十分低調

“並不是說高盛的人才總是最好的，但是高盛比其他任何機構更能使得其人才‘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逐漸地他們不論對於私營還是公共部門都變得不可或缺。”馮磊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監管層的“高盛幫”

不只是政壇，歐美監管層的眾多官員皆出自高盛這個“黃埔軍校”;事實證明，他們的工作成果可圈可點。

例如美聯儲FOMC(公開市場委員會)共有12個投票席位，其中“二把手”紐約聯儲主席杜德利(William Dudley)曾為高盛服務十余年，擔任高盛合夥人及常務董事;此外，2015年3月起任費城聯儲主席的哈克(Patrick Harker)也是高盛多個信托項目的受托人。到2017年，FOMC投票委員中有四分之一出自高盛系。

一直以來，外界都曾揣測高盛和美聯儲之間的“旋轉門”。

不過，達拉斯聯儲主席卡普蘭(Robert Kaplan)曾笑著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眾多地方聯儲官員也都是純經濟學者出身。例如耶倫和聖路易斯聯儲主席布拉德(James Bullard)，以及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早年也在斯坦福、普林斯頓等高校任教，之後才進入美聯儲。”

卡普蘭曾在高盛投行部工作了22年。相較於純學者，自稱“非經濟學者”的卡普蘭似乎更樂於也更擅長與市場溝通。

值得註意的是，卡尼在高盛工作長達13年之久，作為加拿大籍經濟學家，卡尼於2013年7月成為了英國央行318年歷史上首位“洋掌舵”。

此前，卡尼擔任加拿大央行行長。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他領導的加拿大央行在減輕經濟危機對該國的沖擊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英國前財政大臣奧斯本花費了長達9個月的時間，才說服卡尼接受英國央行行長一職。在英國脫歐後，卡尼果斷在今年8月的議息會議上宣布降息25個基點，為7年來首次調整銀行利率，並擴大資產購買規模至4350億英鎊。如今，英國脫歐的負面沖擊似乎已經趨緩。

再看歐元區，人稱“超級馬里奧”的德拉吉也曾任高盛前副總裁。1990年，德拉吉在意大利財政部任高官，主持了面臨破產的意大利國營企業的私有化工作，改革了財政部內部結構，成功地使意大利在1999年首批進入歐元區。如今，擔任歐洲央行行長的他縱使被各類“黑天鵝”纏身，但仍在“用盡一切手段”完成使通脹接近2%的法定使命。

“旋轉門”之辯

面對如今“高盛幫”的這派盛景，不乏觀點指出——“特朗普上臺，高盛政府(Government Sachs)再度浮現。難道這就是傳說中的‘政權會有更叠，但華爾街權力依舊’?”

針對“旋轉門”的爭議，某美資投行人士對記者表示：“當你看到前任領導都去了政府工作，‘校友網絡’自然形成，你也會更大膽放心地轉投那里工作。”但也不可否認，高盛挑選的人才都是拔尖的，摩根大通的戴蒙當年也拿到過高盛的錄取通知書。

令各界擔心的是，“高盛政府”的出現是否會令華爾街“去監管”(de-regulation)過度，“華爾街又要變成大賭場”，導致金融危機再現。

特朗普認為，金融危機後的各類監管束縛了銀行業的盈利空間。他的顧問斯卡拉姆齊曾直面質問美國總統奧巴馬：什麽時候才會停止抨擊華爾街。

2000年，布什政府廢除了1933年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有關條款，結束了美國長達66年之久的金融分業經營的歷史。其結果是商業銀行開始同時大規模從事投行活動，如花旗和摩根大通等。然而，越來越多的商業銀行加入到衍生品的盛宴當中，自營業務也不斷膨脹，監管的放松疊加房地產泡沫的破裂，最終金融危機難以避免。

為了避免重蹈覆轍，2009年奧巴馬政府提出了“多德-弗蘭克”法案，“沃克爾規則”則是其中最嚴厲的法規之一：一是禁止商業銀行從事高風險的自營交易，將商業銀行業務和其他業務分隔開來;二是反對商業銀行擁有對沖基金和私人股權基金，限制衍生品交易;三是對金融機構的規模施以嚴格限制。近年來，眾多被束縛手腳的華爾街大行也頻頻叫苦。如今，金融界正密切關註特朗普對於“去監管”的具體態度。

“旋轉門”當然有弊也有利，作為“市場玩家”的銀行家，進駐政府和監管層後，可能更了解市場運作的邏輯。

曾任職於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上海高級金融學院金融學教授嚴弘對第一財經記者總結道：“美國業界高管去美聯儲都是做高層的，而美聯儲部門主管以下則以學者居多，以前地方聯儲主席大都也是學者，例如現任美聯儲主席耶倫(曾任舊金山聯儲主席);業界高管去SEC，則一般是部門主管。”

至於上文中提到的卡普蘭，他對記者表示：“(之前)一直希望做公共服務，且全球金融市場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在商界的經驗能為監管層提供不同的視角和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