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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訪“長征”一詞誕生地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9948

草坪上有3塊被稱為“結盟石”的石頭,81年了,仍保留著原來的樣子。81年前,劉伯承與果基約達等人就是在這幾塊石頭上談話彜海湖泊。(陳之琰/圖)

“《中國工農紅軍布告》不僅使一個偉大的詞語誕生,更是當時中國共產黨民族政策的集中體現。”在冕寧大大小小的紅色紀念館中,講解員總會一次次地背誦這份在當時給彜人帶來不小震動的布告。

已在西昌城內定居的阿木還是常常會回到他出生的那個西河村——那個西蜀涼山彜族自治州北部冕寧縣的腹地,那個坐落在安寧河畔的小小村落。

這些日子午睡後醒來,阿木會經常擦擦客廳里外婆的遺照:極具彜族特色的黑色纏頭帕之下,是一張滿臉褶皺的笑顏。阿木從小由外婆帶大,久而久之,老人家口中常常說起的當地故事,便成了故鄉對這個彜族青年最大的牽絆。

“冕寧自古就是兵家必爭之地,諸葛亮‘七擒孟獲’的故事也發生在這里。”阿木撫了撫相片,“但是,在那麽多小孩最愛聽的戰爭故事里,外婆最喜歡講的,還是紅軍的故事。你知道嗎?這里可是‘萬里長征’的誕生地哦!”

(農健/圖)

紅軍布告提“長征”

“眾所周知,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率紅軍主力五個軍團及中央、軍委機關和部隊共八萬六千人,分別自江西瑞金地區出發,由此開始了二萬五千里長征。但其實,直到1935年5月紅軍進入四川大涼山之前,都還沒有‘長征’一詞。”在冕寧縣紅軍長征紀念館內的一張布告複制圖前,解說員的一席話引起了參觀者們的註意。

從20世紀30年代起(直到80年代),在國民黨的語匯中,一直將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誣稱為“西竄”。

1934年,中央紅軍因第五次反圍剿軍事失敗而被迫轉移,最初的目標是和紅二、六軍團會合。

一直到1935年夏,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會師,才出現“西征”一詞。與此同時,陳雲到達莫斯科,寫了介紹紅軍長征的文章,用的也是“西征”的說法,並通過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巴黎創辦的刊物,傳到了中國。當紅軍入川之後,“長征”一詞才正式提出。

“我們現在所說的‘長征’一詞,正是出現在1935年5月21日的冕寧城。此後,紅軍於1935年12月到達陜北,毛澤東在報告中首先對‘長征’一詞作全面的政治解釋,說‘長征是宣傳隊,是宣言書,是播種機,是以我們的勝利和敵人的失敗而告結束’。從此,‘長征’一詞進入史冊。”解說員一邊說,一邊念起了那張開啟“長征”一詞歷史的《中國工農紅軍布告》。在里頭,朱德這樣寫道——“紅軍萬里長征,所向勢如破竹”。

然而,雖然到1935年5月紅軍入川時,長征已從“事實”形成為“概念”,但西行之初就存在的危機並未消減半分。

當時,國民黨在西昌成立了“防共委員會”,各縣成立了分會,展開大規模反共宣傳。大街小巷貼滿反共標語、宣傳畫,城門口還貼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署名的懸賞緝拿毛澤東、朱德等12名紅軍領導人的大幅鉛印布告。到處加緊修築的碉堡和瘋狂搜索地下共產黨員的特務,將整個川西渲染成一片白色恐怖地區。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軍委繼續北進的計劃也遭遇阻隔。那時候,紅軍要想渡過大渡河有兩條路可選,一條是當時的大路——從瀘沽東面翻越小相嶺,經越西縣城到大樹堡,由此渡過大渡河,便可直逼雅安,威脅成都;另一條小路是崎嶇難走的羊腸山路——從瀘沽北面到冕寧縣城,然後通過拖烏彜族聚居區到達大渡河邊的安順場。

冕寧地處川西南交通要道,為古“南方絲綢之路”的一段,是甘、青、川通滇乃至東南亞的咽喉要地。漢代武帝年間,司馬相如“橋孫水,以通邛筰”;唐代,冕寧是吐蕃、南詔地方政權與唐廷逐鹿的戰場;元世祖忽必烈南征大理,明朝藍玉移師討伐月魯帖木兒都途經此地。尤其是太平天國時期,身經百戰的驍將翼王石達開率兵西進就覆滅於此。

由於布防阻截紅軍的國民黨軍隊已洞悉紅軍從大路渡河的計劃,並計劃使紅軍變成“第二個石達開”。1935年5月21日18時,中央軍委向全軍發出“萬萬火急”的電令,在瀘沽改道分兵:以主力第1、第5軍團、軍委縱隊、第3軍團改經冕寧、大橋、拖烏、筲箕灣、安順場渡口北進;以第5團按原計劃大路北進,吸引、迷惑並鉗制大道正面之敵。

盡管避開敵軍鋒芒,但想要順利達到安順場渡河,困難才剛剛開始。人們當年普遍把經彜族區的小路視為畏途,軍隊,尤其是漢人軍隊要通過這一地區是很不容易的。

在陳雲的《隨軍西行見聞錄》中,他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況:安寧河兩旁均系高山峻嶺,東為大涼山,西為雅礱江流域之高山。這兩旁高山都住彜家,漢人只居於沿安寧河之大道上,且每家築有碉樓,因彜漢民族沖突甚烈,彜家時常下山攻擊漢人村落……由冕寧西北五十里之大橋而至安順場,須經過彜民所居之高山,歷時兩日半,這是紅軍當時之一大困難也。

彜海結盟紀念地成了熱鬧的紅色景點。(陳之琰/圖)

“一切彜漢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彜族和漢族沒啥大區別啦!”阿木所居住的西河村二組是90%的村民為彜族的少數民族村落。行走其中,除了房屋上繪制的彜族圖案和村中心那個會在每年火把節熱鬧起來的大會堂,其他格局則和全國各地的“新農村”鮮有差別。

2013年,由村委會牽頭對整個村落進行改造,請來了清華大學土木建築工程專家規劃設計出“彜家新寨”。168戶村民根據自己的需求,在政府補貼的基礎上自籌資金,住進了大小不同的新彜寨。

“我們這個大家族里大多數人都去城里工作,留在村里的大伯就和鄰居幾戶一起種起了黃金梨,搞水果產業嘛!”從阿木家的客廳向前院望去,能看到陽光下,停著的兩輛寶馬轎車,屋內家具、電器一應俱全,“現在我們的日子,已經和外婆故事里的那些很不一樣了。”

彼時,為了解決“紅軍當時之一大困難”——彜漢矛盾,才有了誕生“長征”一詞的那份布告——

中國工農紅軍,解放弱小民族;

一切彜漢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軍閥,壓迫彜人太毒;

苛捐雜稅重重,又複妄加殺戮。

紅軍萬里長征,所向勢如破竹;

今已來到川西,尊重彜人風俗。

軍紀十分嚴明,不動一絲一粟;

糧食公平購買,價錢交付十足。

凡我彜人群眾,切莫懷疑畏縮;

趕快團結起來,共把軍閥驅逐。

設立彜人政府,彜族管理彜族;

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

希望努力宣傳,將此廣播西蜀。

“《中國工農紅軍布告》不僅使一個偉大的詞語誕生,更是當時中國共產黨民族政策的集中體現。”在冕寧大大小小的紅色紀念館中,講解員總會一次次地背誦這份在當時給彜人帶來不小震動的布告。

從清朝統治到紅軍到達川西之前,這里的少數民族家族都被要求遵循一種名為“坐質換班”的制度。清代同治年間,貴州提督周達武用兵涼山後,要求當時投誠的黑彜家支要派一頭人到縣府當人質,並且每年一換。一旦該家支周邊地區其他民族遭到擄掠,則懲罰“坐質者”。這種對少數民族的統治手段一直延續到紅軍入川之時。

正因如此,當紅軍“設立彜人政府,彜族管理彜族”的政策出現在當時的彜人面前,難免仍有懷疑。

“先遣隊於(1935年)5月21日占領了冕寧……守敵已經逃跑,監獄里關了不少彜族首領。”在聶榮臻的回憶中,雖然紅軍到達之後釋放了他們,但由於長期的民族隔閡,這些彜族頭人對“紅軍是個什麽樣的隊伍,執行的是什麽樣的政策,全不了解,所以並沒有真心對我們”。

這種情況的轉變則發生在1935年5月22日,彜海之畔。

最近,由於正逢紀念長征勝利80周年,G5京昆高速雅西段彜海出口旁羊坪山的高山湖泊成了最熱門的照相地。除了周邊來避暑的百姓,全國各地的學習團來了,來這里舉行入團、入黨儀式的年輕人來了,不遠處西昌衛星發射基地的官兵們也來了。懷著不同心情的參觀者們都會聚集在一個用鐵柵欄圍住的草坪邊,那里正是劉伯承與彜族果基家支首果基約達(即小葉丹)舉行結盟儀式的地方。

“這還是當年的石頭?”“沒錯!當年劉伯承坐在右邊,果基約達坐在中間。”草坪上有3塊被稱為“結盟石”的石頭,81年了,仍保留著原來的樣子。彜族人民口耳相傳,81年前,劉伯承與果基約達等人就是在這幾塊石頭上談話的。

當年,為了順利通過彜區,紅軍一方面通過布告宣傳,另一方面,以劉伯承、聶榮臻帶領的先遣1團也找來彜族向導,緩步挺進彜族聚居區。

1935年5月22日淩晨,紅軍先遣1團翻過峨瓦山進入果基家支彜區。屢次受到彜族武裝埋伏的紅軍堅持“沒有命令不能向少數民族武裝開槍”,並用漢語和彜語不斷向彜民喊話:“紅軍與國民黨‘官軍’不同,希望彜民同紅軍聯合起來!”“打倒漢官!打倒壓迫人民的劉文輝!”

家住羊坪子的果基約達通曉漢語,紅軍途經的喇嘛房、白沙溝等村堡是其叔伯兄弟的領地。他意識到紅軍與以往的漢族官兵行事不同,便前去與紅軍談判。

“今天在後面打你們的不是我,是羅洪家。”在彜海邊,果基約達鞠躬向劉伯承行禮。劉伯承則坐在大石頭上,向他重申紅軍北上的宗旨和共產黨的民族平等政策。

雙方經過談判後講和不打,果基約達提出要與劉伯承結為兄弟,劉伯承也欣然同意。隨即,果基約達叫人找來一只雞,沒有酒,劉伯承便從彜海中舀來水,以水代酒,殺雞滴血於碗中,將血酒分為兩碗——

“我劉伯承同果基約達今天在海子邊結義為兄弟,如有反複,天誅地滅!”

“我果基約達同劉司令員結為弟兄,願同生共死,如有反悔,和這只雞一樣死!”

當晚,紅軍送給果基約達一面書有“中國夷民紅軍沽雞支隊”的紅旗和部分槍支。此後,果基約達派彜族青年為紅軍帶路,使得紅軍一路順利通過彜區,趕到安順場渡口。

涼山大變樣

這幾年,安寧河流過冕寧縣中央的地方,逐步建起了以紅色文化為主題的廣場和植物環繞的臨河走廊。每天傍晚,在巨大紅色領袖雕塑的註視下,當地的人們總會和著彜族的音樂,翩翩起舞。

一位冕寧當地的官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與這幾年涼山最為人熟知的“最悲傷作文”、艾滋孤兒等同步發生的一些事少有人提及:國家在2010年~2013年間,僅在涼山10個扶貧項目中就投入了83.65億元人民幣,當地在2007~2012年這5年來累計投入276.5億元改善民生。具體到冕寧縣,圍繞著國家大力扶持農村產業化發展,先後共投入產業化項目資金1470萬元,誕生了“瀘寧雞”、油橄欖、葡萄、有機優質桃等一批特色產業。

在阿木家生活的西河村,彜族的百姓自己探索,發展起了“綠色無公害”水果生產基地、梅花鹿、野豬特種養殖基地,甚至還通過互聯網銷往各地。而西河村的嘗試也正在慢慢向全縣推廣。

“前幾年,這樣整齊、幹凈的房子我們都不敢想象。改造前,很多少數民族村民和自己養的牲畜混居,更別提什麽發展致富了。”西河村村主任說,“自從我們自費到周邊漢族聚居的新農村去學習經驗,去嘗試改變,才有了今天的西河村。”

紅色廣場一頭的紀念館中,每當有參觀者走過“中國夷民紅軍沽雞支隊”旗幟的複制品,穿著彜族傳統服飾的解說員就會說起“彜海結盟”之後的故事——

紅軍通過後,這支少數民族支隊在果基約達的帶領下,聯合其他家族,與國民黨軍隊鬥爭了五年多。1941年,果基約達被當地軍閥鄧秀廷殺害。被捕前,他對妻子和弟弟說:“紅軍一定會回來的,劉伯承我信得過,他絕不會騙我,萬一我死了,你們一定要保護好這面旗幟,將來交給他。”

於是,果基約達的妻子將這面隊旗縫在自己穿的彜族百褶裙內,終日穿在身上,到1950年,這面旗幟才重新回到時任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的手中。

如今,果基約達的後人已經到了第三代、第四代,孫子沈建國從深山里的西昌衛星發射基地轉業到地方,成了涼山州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普通公務員。輪到值班的日子,他就會掛上工作牌,端坐在州政務中心的窗口接待辦事的老百姓。

有同事曾對沈建國說:“你有小葉丹孫子的身份,應該上個臺階啊!”可沈建國覺得:“在什麽崗位不重要,我應該像顆螺絲釘一樣去發揮作用。”他就像在涼山生活的很多彜民一樣,在81年沒有終止的結盟誓言之中,經歷著涼山的發展變化。

阿木的外婆於2014年去世,那時他們全家已經住進了改造後的新房。“外婆最後的那幾年好像就是在等待新家造好的一刻。苦了一輩子,但離開的時候,她是幸福、快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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