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賓單方面向海牙國際仲裁庭提起的南海仲裁案可能在近期做出最後裁決。
12日，外交部條約法律司司長徐宏向中外媒體闡釋了菲律賓所提南海仲裁案所涉國際法問題，強調有關仲裁庭不具任何法律效力，對這個案件沒有管轄權，無權作出裁決。徐宏指出，首先，提請仲裁的有關事項如果超出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就不能采用強制仲裁。菲律賓提請仲裁的實質是南海部分島礁的領土主權問題，已經超出了公約的適用範圍，因此不能提起強制仲裁，仲裁庭也沒有管轄權。其次，如果有關爭端涉及海域劃界、歷史性海灣或所有權、軍事活動或執法活動等，《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締約國有權聲明不接受強制仲裁。
各方都非常關註南海仲裁案的仲裁結果，以及仲裁結果對未來南海問題走向的影響。為此，《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了南京大學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執行主任、南京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朱鋒教授。朱鋒認為，南海問題的緊張將是長期化的。
在他看來，南海爭議最複雜的一面，就是已經從單純的南海主權聲索國之間的海洋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的爭議，因為大國的插手和幹預，蛻變成了亞太地區最為緊張的地緣戰略博弈的焦點。
朱鋒強調，南海問題的本質，已經遠遠超越了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的爭執，變成了兩種歷史性力量的碰撞。這兩種歷史性力量，一是美國從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在西太平洋長久享有的、不受挑戰的海空優勢;二是中國立誌成為“海洋強國”的戰略進程。
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是成立於2012年10月的綜合研究南海問題的高端智庫，同時也是南海國際交流對話平臺、涉海事務高端人才培養基地。
仲裁涉及15項訴訟分為三類
第一財經日報：如果接下來海牙國際仲裁庭宣布對所謂“南海仲裁案”的仲裁結果，這對下一步南海問題的解決會有哪些影響?
朱鋒：南海仲裁案中，菲律賓向海牙國際仲裁庭一共提出了15項訴訟請求。這15項訴訟請求可以分為三類：一是強烈挑戰中國在南海的海洋權利主張及其法律依據，請求裁定中國的南海斷續線及“歷史性權利”主張非法。二是要求仲裁庭澄清和確認中方實控島礁，或中國有主權訴求的島礁究竟是“島”還是“礁”。菲方認為黃巖島為巖礁，美濟礁、仁愛礁、渚碧礁、南薰礁和西門礁(包括東門礁)、赤瓜礁、華陽礁和永暑礁為低潮高地，這些海洋地物都無法擁有200海里專屬經濟區;而黃巖島、渚碧礁、仁愛礁等都在菲律賓專屬經濟區內，中國在黃巖島有12海里領海，但不得阻止菲律賓漁民捕魚，中國在菲律賓專屬經濟區內的渚碧礁進行人工島礁建設則為“非法”;三是指控中國在南沙的活動侵害了菲律賓正常的海洋權益，請求裁定中國在黃巖島和南沙群島部分島礁及相關海域的活動非法。
仲裁庭的裁決還沒有出來，但很可能在實體事項裁決中做出不利於中國的判決：一是中國的南海斷續線和歷史性權利主張缺乏國際海洋法依據;二是美濟礁和仁愛礁是菲律賓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的一部分，中國不得主張權利;其他中國所占有的南海島礁都不產生專屬經濟區或大陸架;三是在黃巖島問題上要求中國停止“非法幹涉”菲律賓對本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資源享有和行使主權權利，停止阻止菲律賓漁民在黃巖島的捕魚行動;四是中國在美濟礁的島礁建設活動“違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相關條款及保護、保全海洋環境的義務，並構成“非法侵占行為”;五是中國旨在阻止菲律賓補給占領仁愛礁的“馬德雷山號”廢棄軍艦船員的活動，“非法激化了爭端”。
如果海牙國際仲裁庭真的做出以上裁決，很顯然將對中國的南海權益和維權行動帶來沖擊。
第一，南海斷續線和歷史性權利主張的合法性將遭到挑戰。中國一直主張對南海諸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但南沙大部分島礁被他國長期非法侵占，導致中國始終難以宣布南沙群島的領土領水的基點基線，南海斷續線在捍衛我國南海島礁主權和海洋權益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一旦仲裁庭裁定中國僅能獲得《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主張的海洋權益，或者，中國的南海歷史性主權與海洋權益要求必須“與公約相一致”，就等於基本否定了中國在南沙群島的島礁主權與附近海域的海洋權益主張。
第二，中國在南海的維權執法和島礁建設行動的合法性將面臨嚴峻形勢。中國在南海的島礁建設是改善守島戰士和群眾生活的必要措施，也是中國增強南海海洋權益保障的重要舉措。更重要的是，擴大後的南海島礁可以為區域內各國共同的生態、環境保護、減災防災、南海科考、人道主義救援等諸多問題提供公共產品。而且，菲律賓、越南等國在近20年的時間內，一直沒有停止過在南海非法占領島礁的填海造島工程。菲律賓此次訴中國的仲裁案中，就將美濟礁和仁愛礁列入菲律賓專屬經濟區範圍內的低潮高地。
南海爭議今天最複雜的一面，就是已經從單純的南海主權聲索國之間的海洋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的爭議，因為大國的插手和幹預，蛻變成為亞太地區最為緊張的地緣戰略博弈的焦點地區。
第三，仲裁案的裁決結果，將會被南海主權爭議國和西方國家大肆用來鼓吹所謂各國應該遵守的“國際規則”，從而利用仲裁判決作為指責中國“不遵守，或違背”國際規則的口實，乘機在南海問題上“妖魔化”中國。美國、日本等國利用南海主權爭議，鞏固軍事同盟體系，擴大對東盟國家的援助與安全夥伴合作，打壓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地緣經濟影響力，營造有利於美日等國的南海問題上的地緣政治“陣營化”趨勢，試圖大舉限制和削弱中國在南海及周邊地區的外交與戰略存在。南海仲裁案的裁決結果，將給這些國家提供所謂的“法律牌”，在南海爭議上力圖迫使中國從戰略和外交兩個方面采取“退縮政策”。
打好“外交戰”、“法理戰”和“輿論戰”
日報：中國應該如何在雙多邊外交及國際輿論上應對南海仲裁案的仲裁結果?
朱鋒：中國應對南海仲裁案，必須從法理鬥爭、外交鬥爭和國際輿論鬥爭這三個方面入手。應對南海仲裁案，就是要打好“外交戰”、“法理戰”和“輿論戰”。
從外交戰的角度來說，我們需要團結和動員支持、理解中國南海政策的國家，向國際社會表明我們的主張。中國在解決南海爭議問題上力主雙邊對話與磋商的方式，並不孤立、更不“自閉”，我們的觀點和主張擁有足夠多的國際支持的聲音。近兩個月來，我們利用外交出訪、雙邊國際會議和個體國家發表聲明等場合，例如中國和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的雙邊對話;中國外長王毅訪問東盟三國，建設性地向國際社會明確傳遞中方在應對南海仲裁案問題上的立場;聯合理解和支持中國的國家發出“共同聲音”，向國際社會展示了“中國力量”。圍繞著南海仲裁案而掀起的這波“外交戰”，我們是被迫的、防禦型的、反擊性的。看看美國白宮、國務院和五角大樓在不同的國內國際場合針對南海問題對中國的“扣帽子”、“打棍子”，看看日本安倍政府處心積慮地在各種雙邊和多邊國際場合夾帶私貨、大談南海問題，在維護南海權益問題上中國是被逼得不得不在外交上挺身而出、有所作為。
“法理戰”則更需要中國動員自己的政府機構、智庫和高等院校的研究團體，在南海仲裁案問題上條分縷析，提出我們自己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如何適用南海主權爭議的科學、嚴肅和客觀的立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是管轄和規範國際海洋權益的“最高法典”，中國一直是《公約》談判、簽字到生效最積極的支持力量之一，也是《公約》原則最堅定的執行者之一。解決海洋權益爭議的國際司法仲裁程序，是公約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完全理解。但問題是，海洋仲裁庭宣布對菲律賓所提南海仲裁案的恪守理性管轄權和主體問題的審議過程，是有瑕疵的。
《公約》究竟如何適用於南海爭議的解決，重要的是依據公約的法律精神，而不是簡單的法律技術。進一步來說，南海的主權爭議有著重要的歷史背景和沿革，海牙仲裁庭的裁決不能無視南海主權爭議背後的歷史因素。在這樣的背景下，南海仲裁案應該有助於《國際海洋法公約》內涵的與時俱進，有助於國際海洋法主體的更新與發展。我們反對僵硬、簡單地在仲裁案中機械性地使用《公約》原則。打好南海仲裁案的“法理戰”，就是中國需要在國際海洋法演進的現實進程中傳遞明確的“中國聲音”。
南海仲裁案的應對同時又是一場必要的國際“輿論戰”。國際社會絕大多數國家、機構和人民對南海主權爭議的歷史由來並不清楚，對於中國南海權益主張更是一知半解。而其他南海主權聲索國例如越南和菲律賓，這20年來一直不遺余力地在拉攏、遊說國際媒體特別是西方國家的智庫和研究機構，不斷向世界灌輸它們的南海主權主張的歷史依據，不斷向國際社會哭訴中國如何“以大欺小”。這些南海主權的競爭性聲索國的國際公關和媒體攻勢不僅比中國早，而且恰逢中國力量壯大、世界對中國的未來難免產生疑慮和不安的敏感時刻。因此，明明是中國的南海島礁長期被其他東南亞國家非法侵占，國際輿論卻反而常常同情這些國家。再加上西方勢力為了制衡中國，刻意渲染和誇大中國在南海維權與維穩行動的所謂“攻擊性”。
需要清晰、持久和理性的南海戰略
日報：中國在九段線內的歷史性權利主張，在當前的國際關系和國際法環境下遇到了哪些挑戰?
朱鋒：中國在九段線內的歷史性權利主張有著深刻和清晰的歷史依據。中國不僅是南海沿岸國中最早明確宣布南海島礁主權的國家。南海九段線是中國在南海擁有島礁及鄰近水域海洋權益的歷史見證。九段線內水域並非中國的領海，也不是中國可以享受排他管轄權的專屬經濟區，但中國享有九段線內水域的歷史性權利。
現有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對於“歷史性權利”的規定和論述相對比較含糊。《公約》明確規定的兩種情景，要麽是“歷史性水域”——其性質相當於領海，要麽是“歷史性海灣”——其性質相當於擴大的毗鄰區或專屬經濟區。但什麽是“歷史性權利”?就是在和其他國家的專屬經濟區有重疊的部分享有適當的捕魚權、航行權，或者資源權。?今天的《公約》對此規定得並不清晰，也缺乏國際司法實踐的支撐。但《公約》的法律精神承認“歷史性權利”，這是毋庸置疑的。
日報：中國在南海的訴求是什麽?如何降低外界對中國將南海“軍事化”、影響“航行自由”的憂慮?
朱鋒：中國在南海的訴求是多層次的：一是我們的南海海洋權益和領土主權需要堅定地維護和發展，二是我們的海洋經濟和海洋通道安全需要紮實與有效地推進，三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需要增強與南海沿岸國以及通過南海與印度洋沿岸國的經濟交流與合作，“海上互聯互通”需要穩健與建設性地逐步得以延伸;四是在中國的國家安全建設中南海區域承擔著重要的責任和使命，需要戰略性地得到保障和落實。
南海的島礁建設，是我們落實上述南海建設和規劃任務的重要環節，穩健地守護中國的南海權益是實現上述目標的基礎。雖然我們的手段是和平的、目標是共贏的，中國的南海行動和努力仍然會引起美國、日本及其他一些周邊國家的焦慮和不安。
降低其他國家的顧慮，我們需要清晰、持久和理性的南海戰略。這一戰略不僅僅是著眼於南海的主權與海洋權益爭議和解決，更需要為中國未來持續、和平與合作性地經略好南海、管理好南海、開發好南海提供必要的戰略保障。同時，南海也是中國整體周邊外交和周邊安全努力的一部分，中國可持續的和平與繁榮需要跨過南海爭議這一道“坎”。
為此，有三個方面的工作需要考慮：
首先，中國需要明確目前南海島礁主權與海洋爭議的基本訴求，將傳統歷史性主權主張的模糊的一面盡快澄清。美國對中國南海政策的擔心和西方媒體對中國南海維權行動的指責，一個經常用的理由是中國想要控制南海85%的水域，就是九段線包括的水域，這在國際輿論上有很強的煽動力。這確實需要我們客觀、務實地加以應對。
其次，島礁建設是否涉及“軍事化”，需要“談”。我們不僅要和東盟國家談，也要和美國、日本等國“談”。
第三，我們需要有針對東盟國家南海關註更有針對性的政策和措施。
日報：中國一直希望雙邊解決南海問題，但目前不僅南海地區相關國家(菲律賓、越南)共同應對中國，美、日甚至印度都參與到了南海問題中。對於不同相關方，中國應該如何應對?是否要改變此前解決南海問題的思路?
朱鋒：對於不同國家的南海關註，我們確實需要區別對待。但總體上來說，我們需要有更加清晰、合理和著眼於長遠的南海政策與戰略。中國解決南海問題的思路，需要適時調整。
南海問題說到底，是外交、安全與戰略問題。一個國家只有先有了可靠、有效的外交、安全與戰略的選擇，才能真正在充滿競爭的國際關系系統中，堅定和合理地維護和發展自己的島礁主權與海洋權益。中國解決南海問題的思路調整，並不意味著我們簡單退縮和讓步。說到底，我們需要明確我們要“爭什麽”和“舍什麽”的問題。
日報：在你看來，南海問題的本質是什麽?
朱鋒：南海問題的本質，已經遠遠超越了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的爭執，變成了兩種歷史性力量的碰撞。這兩種歷史性力量，一是美國從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在西太平洋長久享有的、不受挑戰的海空優勢;二是中國立誌成為“海洋強國”的戰略進程。南海問題，現在已經很清晰地變成了這兩種歷史性力量交匯和碰撞的爆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