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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拍賣陽光化

　2012年2月8日，全國法院深化司法拍賣改革工作會議召開，「人民法院訴訟資產網」開啟。今後，全國法院的涉訟資產拍賣信息將全部在該網上公開，司法拍賣也將逐漸在網上進行。

　　司法拍賣是法院通過委託拍賣機構強制拍賣被執行財產，並以拍賣價款清償被執行人的債務的一項重要執行措施，處於權利兌現、利益交割的關鍵環節， 屬於各方利益競相追逐、各種潛規則滋生交錯的敏感區域。近年來，司法拍賣成為司法腐敗案件滋生的重災區，多名法院院長、副院長、執行局局長、庭長以及法官 落馬，都與司法拍賣有關。

　　法院系統也在刮骨療傷，不斷「自我革命」。最高人民法院從2004年開始，出台了四個有關的文件，圍繞著法院的拍賣負責部門、拍賣機構的選定方 式以及拍賣平台等問題上著手。地方法院也有創新，比如北京高院規定委託拍賣的部門不參與案件的審理和執行，辦案人員不參與委託拍賣，使審判權、執行權和委 託拍賣權相分離。上海高院將全市司法委託拍賣工作實行集中委託、統一管理。重慶高院則在2009年4月施行了《關於司法拍賣工作的規定》，將所有涉訟資產 的司法拍賣全部納入重慶聯合產權交易所；2010年12月，該院又啟用了司法拍賣互聯網競價系統，在司法拍賣網上發佈信息、網上報名、網上競價交易。

　　通過陽光拍賣，能否扼住司法拍賣中的權力尋租？財新記者專訪了主管這項工作的最高法院副院長蘇澤林。蘇澤林於2004年6月開始，擔任最高法院副院長，並任審判員、審判委員會委員、二級大法官。

改革緊迫性

　　司法判決生效後，由法院指定拍賣機構對資產進行拍賣，監督機制的缺乏和法院的決定權力集中，使得法院工作人員往往能夠與拍賣機構以及某些意向受讓方形成利益集團，通過圍標、串標等方式破壞公平競價，損害債權人和債務人雙方的利益。

　　財新記者：目前的法院強制拍賣制度是如何變遷的？

　　蘇澤林：作為執行措施的強制拍賣制度，是在1991年《民事訴訟法》正式頒佈時確立的，到現在已整整20年。在此期間，司法拍賣制度的發展大體經歷了四個階段。

　　一是以1998年施行的《關於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為標誌，司法拍賣正式成為訴訟資產處置的主要形式，並從法院自行組織拍賣步入委託拍賣機構拍賣的階段；

　　二是以2005年起實施的《關於人民法院民事執行中拍賣、變賣財產的規定》為標誌，司法拍賣從隨意指定拍賣機構步入嚴格規範拍賣機構選定程序的階段；

　　三是以2009年起實施的《關於人民法院委託評估、拍賣和變賣工作的若干規定》為標誌，司法拍賣的對外委託全面轉由法院的司法技術輔助部門負責，委託拍賣工作正式與審判、執行部門分離；

　　四是以今年1月起實施的《關於人民法院委託評估、拍賣工作的若干規定》和這次全國法院深化司法拍賣改革工作會議為標誌，司法拍賣改革開始以建立統一的交易場所和網絡平台作為重要方面，強化對拍賣過程的有效監督控制成為改革發展的首要任務。

　　財新記者：您如何看待近年來司法拍賣領域頻發的腐敗案件？

　　蘇澤林：我們應當清醒地認識到，司法拍賣領域的制度缺陷和管理漏洞仍然存在。各種利益群體試圖在司法拍賣環 節獲取法外收益的努力沒有停止，「權力尋租」空間仍然存在，出現腐敗的風險仍然很大。在遏制圍標、串標和黑惡勢力控場方面，我們的手段不夠有效。因人為操 控導致成交價縮水、成交率降低的現象仍有發生。

　　如何讓權力尋租在司法拍賣領域無所遁形，讓當事人權益在司法拍賣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實現，讓司法公正在拍賣領域全面彰顯，是一項艱巨任務。尤其是在法外利益獲得者攻擊改革的時候，必須拿出一往無前的勇氣，堅決打破來自人情世故的干擾，個人得失的影響，困難問題的阻撓。

　　伴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涉訟資產處置已不僅僅限於當事人合法權益實現範疇，還成為整個產權交易體系健全與發展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我們必須認識到改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加快頂層設計，從更高的定位來審視司法拍賣工作。

陽光平台

　　司法拍賣工作中，不得向拍賣機構和當事人收取任何費用；法院以及拍賣機構工作人員及其近親屬均不得參與競買或委託他人代為競買。

　　財新記者：在司法拍賣中引入產權交易市場體系，您如何看待這種探索？

　　蘇澤林：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涉訟資產處置總量在我們國家的產權交易體系中所佔的比重越來越大，每年涉訟資產拍賣的交易總量達幾千億元。推進司法拍賣改革，不僅是司法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健全完善產權交易平台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根除司法拍賣領域腐敗問題的同時，必須改變在涉訟資產處置中由各地法院單打獨鬥的局面，把全國法院的涉訟資產拍賣聚合起來。通過發揮涉訟資產處置的規模效應，在引領交易市場體系發展、促進各類市場要素有序流通方面發揮應有的作用。

　　近年來，全國各地法院進行了大膽探索。特別是重慶，從2009年4月起就全面啟動了包括引入第三方交易平台、以電子競價代替現場競價為主要內容的司法拍賣改革，有效堵住了滋生腐敗的漏洞，大幅提高了涉訟資產成交變現率。

　　2011年7月，重慶市法院系統又通過指導研發「訴訟資產網」並完善功能模塊，實現了司法拍賣互聯網交易，競買人足不出戶、輕點鼠標就能參與拍賣。

　　此後，南京、杭州、廣州、長春和北京等地的類似改革也已快速推開，並取得了很大成效。全國各地的探索與實踐積累了寶貴經驗，為全面推進司法拍賣改革奠定了良好基礎。

　　財新記者：全國層面的改革，怎麼推進？

　　蘇澤林：最關鍵的，就是在全國法院系統建立統一的交易場所和網絡平台，這樣可以起到三個作用。

　　第一，有助於擴大拍賣信息的公開程度。信息不公開、出口不通暢，會為暗箱操作、低估賤賣埋下隱患。統一的交易場所和網絡平台，可以統一信息發佈口徑，提高信息發佈廣度。進而提高拍賣成交率、增值率，實現涉訟標的物價值最大化。

　　第二，有助於落實對競買人信息的保密要求。個別拍賣機構故意洩露競買人信息，為利益團體圍標、串標或者採取非法手段打壓、排擠其他意向競買人提 供可乘之機。統一的交易場所和平台，有助於嚴格落實保密責任，消除保密管理死角，從而有效消除圍標、串標和職業控場等「亂象」。

　　第三，有助於強化對拍賣過程的全程監控。通過統一的交易場所和平台，可以實現對拍賣公告、報名等節點的嚴格把關，對拍賣的現場競價、交付等重點 環節的監控，確保拍賣合法進行不出問題。也有助於我們以拍賣宗數、成交率、增值率、平均競買人數等指標進行綜合動態監控，準確把握拍賣工作效果。

陽光操作

　　「人民法院訴訟資產網」由最高法院負責總體組織管理，各高級法院負責各自子網站的組織管理，網 站擁有拍賣信息發佈、網上競買報名、拍賣機構隨機選定、網上電子競價、網上結算等功能，不僅為全國法院司法拍賣信息公開提供了全天候平台，也為競買人提供 足不出戶就能參加競買的服務。

　　財新記者：我們注意到，目前「訴訟資產網」已經出現了各地法院涉訴的資產拍賣信息。接下來的工作目標和安排是什麼？

　　蘇澤林：這個網站所設計的各項功能，對深化司法拍賣改革具有示範引領作用。要統一思想，迅速把全國法院的司法拍賣信息發佈全部納入「人民法院訴訟資產網」，並依託這個網站為競買人提供網上報名、網上競買甚至網上遠程結算等服務，使它真正成為全國法院統一的司法拍賣網絡平台。

　　具體來說，要著力做好六個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統一拍賣信息發佈。要用「人民法院訴訟資產網」這個平台，有效聚合全國法院的司法拍賣信息，以規模效應吸引更多關注，確保所有司法拍賣信息都能在這個網站看到，確保在這個網站看到的司法拍賣信息都是真實全面權威的。

　　具體而言，對外發佈司法拍賣信息公告，「人民法院訴訟資產網」是必選方式，在其他紙質媒體上可同步發。網上發佈的信息應儘可能詳盡，包括完整的 評估報告、明確的地理位置標識、完整的拍賣標的全景及特寫圖片，以及關於拍賣標的的詳細文字介紹，拍賣的最終結果也要及時公佈。

　　二是要統一交易場所建設。在「人民法院訴訟資產網」基礎上，還要抓緊推進交易場所的確定和建設。

　　各地要因地制宜，避免重複建設，充分利用具有良好信譽和功能完善的現有交易機構。

　　法院在與拍賣機構分工協作、各司其職的同時，也要對拍賣活動全過程實行有效監督。只有這樣，交易場所才能成為法院與拍賣機構之間的隔離帶，切斷法官與拍賣機構間的利益關聯，防止腐敗發生。

　　三是要統一競買報名制度。競買人信息保密直接關係拍賣結果的公正性。各地法院應依託「人民法院訴訟資產網」上的「競買人報名系統」，嚴格落實保密責任。

　　其中尤其要注意兩個環節：一是保證金賬戶管理環節，嚴格限制拍賣前的保證金賬戶查詢行為；二是對標的物查看過程的規範與限制，安排不同時間、不同人員陪同競買人查看標的物，保證競買人查看標的物不見面、不碰頭。

　　四是要統一拍賣競價方式。以電子競價代替擊槌成交，已是大勢所趨。以互聯網為依託的電子競價系統，實現了意向受讓方分離、受讓方與場外人員分 離，給予了競買人獨立調整競價策略的決策空間，更有利於促成充分競價，發現資產價值。而且整個報價過程均有實時監控並全程公開顯示，完全置於陽光之下，可 以確保競價更加公平，交易更加公正。

　　五是要統一拍賣機構管理。首先要嚴格規範拍賣機構的選定程序，全面推行隨機搖號選定拍賣機構的制度，切斷法官與拍賣機構間的利益鏈條，杜絕違規行為。各地法院可以將選定拍賣機構的過程，全程公開曬在網上。

　　其次是建立違規拍賣懲戒制度，凡曾在司法拍賣過程中發生以不正當手段取得拍賣業務、操縱競價或惡意串通、洩露競買人信息等違規情形的，要堅決清除。

　　六是要逐步實現網上交易的統一。司法拍賣的「網上結算」系統建成後，一個完整的互聯網上拍賣交易體系就可以形成。

　　當然，目前還需要在制度設計層面多做研究，在確保交易安全的前提下，依託互聯網上交易結算系統完成涉訟資產的全部拍賣交易過程。

近年來部分涉司法拍賣腐敗案

　　2004年

　　湖南高院原院長吳振漢案：在一起執行案中，將拍賣深圳大世界商業城的業務外包給一家拍賣公司，其兒子吳劍雄參與拍賣，佣金雙方分成。

　　2006年

　　深圳中院執行窩案：原副院長裴洪泉、執行二處處長李慧利、民七庭庭長張庭華、民四庭庭長蔡曉玲、法官廖昭輝，為廣東省拍賣業事務有限公司謀取利益，收受賄賂。

　　2007年

　　天津高院破產腐敗案：原天津高院民二庭原副庭長孫偉民、審判員秦立軍、田長友、天津一中院經濟庭審判員王躍有，在一起破產案中，在立案、指定清算、拍賣機構等環節，對相關單位給予關照，從而收受賄賂。

　　2008年

　　廣東高院原執行局局長楊賢才系列腐敗案：在中誠廣場執行案等數起執行案中，收受賄賂。

　　2009年

　　重慶高院原副院長張弢、執行局原局長烏小青腐敗案：在案件執行中，與拍賣行、律師相互勾結，從中尋租受賄。

　　資料來源：財新記者整理

司法拍賣效率低、腐敗多：上淘寶——法院搞網拍，冷落拍賣行

法院：司法拍賣增值率、成交率「兩低」背後是低估賤賣、縮水貶值、暗箱操作和司法腐敗，必須「從制度上源頭上切斷少數法院工作人員、不良拍賣企業以及競買人的灰色利益鏈條」。

拍賣協會：預備就淘寶司法拍賣的主體違法和程序違法問題撰寫意見書；推出自己的「網絡拍賣平台」；著手起草《網絡拍賣規程》，以「規範電子商務行為對拍賣業的侵蝕」。

吉林遼源人王建軍此前想也不敢想，自己會大老遠從浙江買輛車回家。方法很簡單：上淘寶。

因為兩輛車，法院和淘寶這兩個看似不搭界的機構，聯繫在一起。

2012年7月9日上午10點到次日晚上10點，浙江寧波的北侖區人民法院和鄞州區人民法院，分別將一輛寶馬730轎車和三菱歐藍德送上了淘寶網。經過整整36個小時掛拍，68個回合競價，兩輛車最終分別被吉林遼源和寧波本地的網友拍走。

法院對此歡欣鼓舞，拍賣業老闆們卻叫苦連天。作為改革方向，產權所交易、網上競拍、電子競價等已在各地試行的拍賣形式登堂入室，傳統拍賣業的領地一步步失守。

1991年頒佈的民事訴訟法正式確立法院的強制拍賣權，當時仍以法院自行拍賣為主，1997年拍賣法生效，專業拍賣公司相繼成立，「委託拍賣」則成為原則和主流。

不過，在委託拍賣中，法官和拍賣行有較大的尋租空間，極易產生腐敗。近年落馬的諸多司法官員，包括原最高院副院長黃松有、原湖南高院院長吳振漢、原重慶高院副院長張弢等人，都曾涉及司法拍賣違規行為。據中國青年報援引的數據顯示，全國70%落馬的法官與司法拍賣有關。

最後十秒決勝負

一輛「寶馬7」，19萬起拍，33萬出頭搶回，「咋說呢，值！」

這是王建軍頭一次參與司法拍賣。兩個星期前，他從網上看到消息：甩賣價啊！

這輛黑色寶馬WBAHN730轎車登記6年，起拍價為19.99萬元，而同款新車目前報價約90萬元。網友直呼「奇聞」。王建軍開了一個二手車評估網站，算是「行內人」，他的心理估價是35萬。

開拍前14天，淘寶開出了此次拍賣的頁面，為「展示期」。根據浙江省高院公佈的數據，開拍前圍觀人數已超過30萬人。相較於傳統的舉錘拍賣，這是一個天文般的數字。

意向客戶還可以親赴現場驗車。北侖區法院相關工作人員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看車的人很多，登記客戶也有8人，其中不乏來自溫州紹興等地的外地人。

7月9日上午10點，競拍開始。醒目的36小時倒計時出現在淘寶「司法拍賣」頁面上。「拍賣流程」顯示，整個拍賣分為六個步驟：項目公告、付保證金報名、參與競拍、支付餘款、結算交付。相比普通拍賣，最大的區別在於這些步驟均在網上完成。

與傳統拍賣一樣，競拍人需繳納保證金才能參與競拍。寶馬車保證金為5萬元，增價幅度1000元；歐藍德保證金為1萬元，不限增價幅度。為避免信息洩露，保證金一律由競拍人通過支付寶劃付。只要經過身份登記、認證並繳納保證金，意向買家還可以在拍賣過程中隨時進場。

「所有流程都由系統自動操作。」阿里巴巴集團公關部負責此次拍賣監控的田心介紹說，包括身份認證、保證金繳納、競價在內的環節，人工無法介入，並不存在一個法院和淘寶的可視「後台」。

長期研究民事訴訟的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譚秋桂認為，傳統拍賣行拍賣至少存在兩大問題：一是信息傳播能力有限，而多大程度上公開，直接決定參與競拍的人數和覆蓋範圍，影響到拍賣結果。二是行業內滋生的潛規則積重難返，法院和權屬人難以監督，一直是司法拍賣的頑症。

發生在拍賣環節中的司法腐敗，常見行為，是法院暗箱操作，指定評估機構或拍賣機構，分別謀取評估費回扣和拍賣佣金回扣，或者收受賄賂，故意壓低估價及成交價，為預定的買受人謀取暴利。

但在譚秋桂看來，司法官員的腐敗還不是傳統司法拍賣方式的最重要毒瘤，「場內勾結串標才是」。

開拍短短一個小時，兩輛車共獲得50多輪競價。開拍後僅10秒，寶馬車便率先獲得第一次報價，20.09萬元。9秒鐘後，寶馬獲得第二次報價，加價2000元。歐藍德也在開拍後第28秒鐘獲得首次報價，5.1萬元。

如果在拍賣行，這樣的輪番競價會迅速拉高氣氛，老到的買家腹中有數，卻也難免被裹挾叫價。但另外一種屢見不鮮的情形是，拍賣行、拍賣師與買方串標不叫價，導致流拍。

第一次流拍後，降價80％進入第二次拍賣。動產可以拍兩次，不動產可以拍三次，如果都流拍的話，就進入變賣環節。流拍和變賣意味著拍賣物的貶值。

在此次淘寶的司法拍賣會，未有跡象表明出現了上面提及的操縱現場、非理性競價等問題。

第一個小時的「戰鬥」鳴金收兵後，躲在電腦後的競拍人，仍然可以在剩下的35個小時內深思熟慮，然後再有條不紊地出價。寶馬車從開拍到成交，總共 53次報價，其中，46次發生在7月9日10點至11點之間，此後頁面未見刷新，直到7月10日上午10點左右，才又出現一次報價。

在截止前一個小時，拍賣迎來第二輪高潮，甚至出現纏鬥。最後半小時，王建軍把電腦重啟了一遍，清除垃圾文件，關掉其餘頁面，同時開啟四個寶馬車的競 拍頁面，不停刷新，志在必得。他與另外一位競拍人叫板4輪，出價7次，「落錘」的時間是7月10日21點59分49秒，距離此次活動結束僅11秒。備受矚 目的那輛「寶馬7」，最終成交價為330900元，溢價率高達65.5%。

「直接推上互聯網」

這樣的局面讓兩家基層法院興奮不已，也讓浙江省高院看到了前景。

「被省外競拍人拍走，這個沒想到。」北侖區法院法官王宇之前很擔心冷場。拍賣那兩天，她一有時間就刷新競價頁面，「還是網絡有力量」。

在以往的司法拍賣中，流拍現象十分突出。據重慶高院的統計，在拍賣改革前，僅2005年至2008年，重慶每年約三千餘宗涉訟司法拍賣案例 中，90%左右的標的物要多次流拍，拍賣額平均縮水30%左右。此次網絡拍賣試點的寧波北侖法院，在2011年通過委託拍賣行拍賣的12輛汽車中，多次流 拍就有4輛，一次流拍1輛。

「如何提高成交率是司法拍賣一直以來的改革目標。」北侖區法院辦公室主任李瑛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2012年1月，浙江省高院院長齊奇在全省法院院長工作會議上提出，應該讓司法拍賣陽光化。參會的一位法院院長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當時齊奇提到重慶的產權交易所模式，認為浙江還應該做得更透明，更徹底，要一步到位，「直接推上互聯網」。

院長的話馬上化為行動。1月12日，浙江省高院一行人前往阿里巴巴集團參觀。春節後，馬云帶隊又赴浙江省高院拜會了齊奇，並就司法拍賣上網一事進行了討論。雙方協商的結果，是借助淘寶網的現有渠道，開設「司法拍賣」平台。此時，淘寶網的「拍賣會」模式已積累了相當經驗。

據相關人士透露，考慮到這一嘗試面臨的輿論壓力和不確定性，浙江省高院決定繞開省會杭州，選擇一到兩家案源充足、結案率高、控制力強的非省會基層法院進行先行試點。最後敲定寧波市鄞州區人民法院和北侖區人民法院。

鄞州區和北侖區都是浙江的經濟強區（縣），訴訟資產豐富。鄞州區法院2011和2012年分別獲得全國優秀法院和全國模範法院榮譽，是浙江法院系統的「排頭兵」；北侖區法院在全國首創司法鑑定節點監管機制，曾受到齊奇點頭肯定。

選擇較好的基層法院和最易出讓的汽車，經過多輪平台預演和測試，可見浙江省高院對此項改革志在必得。

此次試水成功，浙江省高院相關負責人終於表態：將逐步擴大試點法院範圍，目前已確定全省19家基層法院作為網上司法拍賣試點法院，將選擇一些適合網上拍賣的標的物進行網上拍賣。

拋棄傳統拍賣業？

在浙江之前，各地推進的司法拍賣改革主要依託產權交易所和訴訟資產網，通過線上線下分離拍賣主體，以杜絕腐敗和非法串拍。

此次消息一經發佈，便吸引全國目光。輿論除了好評，也有質疑。最主要的批評意見認為，按照現行拍賣法，產權所和網絡都不具有拍賣資質，缺失經過認定的合法「拍賣人」。

南方週末記者注意到，2012年1月1日，最高法《關於人民法院委託評估、拍賣工作的若干規定》正式實施，首次給網絡拍賣「正名」。其中第四條明確規定：法院委託的拍賣活動應在有關管理部門確定的統一交易場所或網絡平台上進行，另有規定的除外。

上述文件，其實早在2010年8月16日就由最高法院審委會通過。而2009年8月24日最高法院審委會通過的《關於人民法院委託評估、拍賣和變賣工作的若干規定》則沒有網絡拍賣的內容。

形勢巨變，僅一年。

拍賣行集中的浙江老闆們，對此次淘寶拍賣提出強烈抗議。

據南方都市報報導，在此次拍賣開始的前晚，浙江省拍賣行業協會的副會長單位和決策層，召開了一次「過冬大會」，預備就淘寶司法拍賣的主體違法和程序 違法問題，撰寫一份意見書。據統計，近兩年中國傳統拍賣行業的成交額呈現下降趨勢，2012年一季度甚至出現同比下降五成的局面。

「浙江省高院的做法，我有些意見。」中國拍賣行業協會秘書長李衛東說，任何行業都有害群之馬，拍賣行業也不例外，但至少拍賣法和最高法相關規定白紙黑字，拍賣行有法可依，依法辦事。

李衛東表示，中拍協也推出了自己的「網絡拍賣平台」，目前中拍協受商務部委託，正著手起草《網絡拍賣規程》，以規範電子商務行為對拍賣業的侵蝕，「我們現在正在研究確定網絡拍賣的標準」，「我們不排斥網絡拍賣，只是想規範它」。

委託拍賣是國內司法拍賣的主要形式。據拍賣行內人士稱，法院委託拍賣一直是拍賣公司的主要收入來源，全行業平均佔比20％，廣州上海等地的平均水平高達40%，甚至出現一些以司法拍賣為生的拍賣公司。

這樣人氣不旺的拍賣方式延續了20年，並完成了大部分訴訟資產轉賣。據中拍協的統計，僅2005-2011年的7年間，拍賣行就實現司法拍賣金額5348.7億元，平均每年執行金額近800億元。

在最高法看來，這卻不是一組值得稱道的數字。2012年2月召開的全國法院深化司法拍賣改革工作會議上，最高人民法院兩名副院長明確指出，中國司法 拍賣增值率、成交率「兩低」現象突出，背後是低估賤賣、縮水貶值、暗箱操作和司法腐敗，必須「從制度上源頭上切斷少數法院工作人員、不良拍賣企業以及競買 人的灰色利益鏈條」。

這次會議特別選擇在重慶召開。從2004年起，重慶在全國率先將涉訟產權打包進入重慶產權交易市場進行拍賣，並在2009年全部實現由「電子競價」 取代「擊槌成交」。產權所交易有效杜絕了黑箱串拍，但卻不能有效解決信息集散問題。於是在2010年12月，重慶啟用司法拍賣互聯網競價系統，邁出了網拍 的步伐。

產權所交易、電子競價和網上拍賣隨後在南京、杭州、廣州、長春、北京、西安、合肥等地陸續鋪開。依託重慶互聯網競價平台，最高法也於2012年2月8日開通了「人民法院訴訟資產網」，逐步實現訴訟資產網上公示和競拍。

在譚秋桂看來，建立一個統一的拍賣平台，是司法拍賣「消毒」的方向之一，雖然大一統平台會增加意向競拍人的信息篩選難度，但至少「程序可以由法院控制」。

據重慶高院統計，2009年4月至2012年1月，全市法院共實施司法拍賣1396宗，總成交率和平均增值率分別達到81.3%和13.6%，與改革前的成交率不到20%、成交價平均縮水30%，形成鮮明對比。並且，此間沒有出現一例因司法拍賣違法違紀的行為。

譚秋桂還有更「激進」的設想。他曾多次赴日本、美國、德國等地考察司法拍賣，都界定為公法行為，由法院自己組織拍賣，幾乎沒見過「委託拍賣」。這種做法的好處在於，可以避免中介尋租，並有效界定責任和權屬關係，「民事訴訟法修訂，就應該把『委託』兩字拿掉」。

（王建軍為化名）

中牟公車拍賣「前傳」

因為是治理超編，各單位上繳的都是最差的車，「讓他們把好車交上來，顯然不現實」。

烈日之下，兩輛舊面包車，停留在中牟縣委大院不遠的一個停車場。雖經一番清洗打扮，但車頭油漆斑駁脫落，露出內裡的塑料材質。

它們正是不久前中牟縣拍賣掉的43輛超編公車中的兩輛。因為這43輛公車的總拍賣價僅39.11萬元，且被官方稱為實現國有資產增值率達53.2%，一時受到輿論熱烈關注，驚嘆「公車賣出白菜價」。

中牟縣官員很委屈。2012年7月25日，一位中牟幹部對南方週末記者抱怨：「網上說就算賣廢鐵也不止賣這點錢，可是這面包車裡面都是塑料的，連廢鐵都算不上。」據南方週末記者瞭解，因嫌拍價過高，且其中一輛車有十多個違章記錄未消，這兩輛面包車一直未被競拍者取走。

媒體的質疑，源自中牟官方的一篇宣傳稿。2012年7月13日，負責此次超編車收繳的中牟縣紀檢委領導幹部廉潔自律辦公室主任師永濤和同事、縣紀委 宣教室主任洪瑋琨，聯合署名在媒體上發佈了上述「工作成果」。師永濤對南方週末記者說，由於報導中沒有寫清拍賣的43輛車的車況、車型等信息，結果造成誤 解。負責此次拍賣的中牟縣國資局局長張寶蘭，委屈得大哭數次。

在媒體的諸多質疑中，一個被忽略的細節是：和溫州在「史上最徹底車改」中直接拍賣各單位的大部分公車不同，此次中牟縣拍賣的43輛公車，不是超標公車，而是公務用車專項治理中由各單位上交的超編公車。

河南省三門峽市一名負責國有資產交易的官員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超編車和超標車是兩個概念，超標車都是好車，而各單位在上交超編車時，盡撿破車交，好多都是拖過來的，破爛不堪。」

在媒體「狂轟濫炸」之下，中牟縣公佈了43輛超編車的車況、車型等信息，主要涉及昌河等面包車共26輛，桑塔納等轎車15輛，尼桑皮卡等小貨車共2輛。這些車輛基本使用年限在10年上下，「平均油耗較高、維修費用較高」。

河南省工商局也派出了調查組。調查結果稱，中牟縣此次拍賣沒有違法違紀問題，一切都是按程序來的。

南方週末記者在中牟縣調查發現，中牟此次公車拍賣風波背後，有著諸多涉及公車治理而不能說的「秘密」。這些現實的「秘密」，決定了公車治理仍然任重道遠。

被忽略的「超編車治理」

中牟此次拍賣超編公車的一個重要背景，是河南全省自2011年4月開始的公車治理，主要治理超編車、超標車、公車私用等問題。治理行動開始後，整個河南省停止了公車購買。

中牟縣紀委官員對南方週末記者說，超編車中牟之前沒有抓過，因而成為這一次治理的重點。

師永濤介紹，過去公車管理只定標準不定編制，經濟條件好一些的單位，只要不超標，買的車就多，經濟條件差的買得就少一些。2011年年底，河南全省各級黨政機關共自查登記實有公務用車113778輛。

他說，根據中央文件，公車數量與各單位的行政和直屬事業編制數量直接相關。目前，中央文件初步制定的標準是15-20人的單位允許保留一台公車。此次公車治理中，按照這個標準，中牟縣各單位核定了各自的行政事業編制人數，按照人數確定車輛數量。

經過清理，中牟縣確認收繳了超編車43輛，最舊的兩輛車要算1997年購買的一輛紅旗轎車和一輛普通桑塔納轎車，車齡有15年；最新的，也是2007年購買的面包車，使用已5年。交車單位，則有縣財政局、審計局、黃店鎮等縣直機關和鄉鎮等部門。

中牟縣監察局副局長朱馬濤對南方週末記者介紹，按上述標準，連縣委書記和縣長都分別算入了縣委辦和縣政府辦的行政事業編制數。交車時，縣政府辦上交了兩輛超編車。

因過去沒有限制公車數量，一些經濟狀況較好的單位，超編車較多。同時擔任中牟縣財政局副局長的張寶蘭說，該局包括下轄的19個縣鎮財政所共有公車43輛，因超編上交了4輛：一輛桑塔納2000、3輛長安和昌河面包車。

師永濤說，外界可能都覺得，公車就是領導坐的車，肯定都是好車，但在中牟確實有很多基層幹部坐的就是破舊的面包車。因為是治理超編，各單位上繳的都是最差的車，「讓他們把好車交上來，顯然不現實」。

中牟縣審計局辦公室副主任張欣介紹，該局局領導8人，全局有公車4輛，一輛北京現代，平時局長用得多一些，另一輛是前任局長在任時買的桑塔納2000，另還有一輛普通桑塔納和一輛面包車。桑塔納2000買得最早、車況最差，就上交了。

中牟官員認為，只交差車不交好車，並不違背中央此次公車治理的12字原則：總量減少、降低費用、管理規範。中牟縣監察局副局長朱馬濤介紹，經估算，中牟縣財政每年要為43輛公車支出近100萬元的養車費用。賣掉後，財政每年可省100萬。

但即便是差車，師永濤收得也並不順利。那些瀕臨報廢的面包車，大多是基層公務員們乘坐，這些車上繳後，一批辦事員會無車可用。

「車上交後，普通辦事員用車的問題，由各單位領導自己內部處理，我們只管收車。」師永濤說，現在越來越多公務員買了私家車，出去辦事沒有公車就開自 己的車、燒自己的油。在中牟縣委縣政府大院內，大樓背後的停車場，專門是給機關公務員私家車停放的。南方週末記者發現，公務員停車場停滿了各類車。其中， 不乏寶馬等豪車。

交車過程也不順利。師永濤說，幾乎沒有哪個單位是很痛快就把車上交給紀委的。領導要求，能解釋的儘量解釋，解釋不通的不多說，必須限期交車。

南方週末記者從中牟縣紀委和審計局獲得信息稱，縣審計局上繳了一輛車，過程頗費周折。在縣紀委確定審計局必須上繳一輛車後，審計局局長陳贊枝多次打 電話給縣紀委書記張永憲和負責具體事務的師永濤稱，該局人多車少審計任務重，希望不交。該局紀檢組長也多次打電話求情，試圖留下該車。遭拒絕後，該局又提 出派職工以個人名義競拍，拍下該車繼續使用。

「後來，這個車的現場競拍價超出了審計局的心理價，他們放棄了。」師永濤說。

縣領導公車不在治理之列

中牟縣用什麼標準確認各單位的車是否超編？

中牟縣紀委副書記韓明欣和縣監察局副局長朱馬濤口徑一致：上級下發的文件上，註明了「機密」，不能說。師永濤則透露，原則上是15-20人保留一輛車。而縣財政局一名官員稱，其獲得的標準是13人保留一輛車。

此前既然沒有公車編制方面的限制，那中牟縣究竟有多少公車呢？朱馬濤再次表示，「這也是機密，不能說。」

不過，公車總數這個被中牟縣視為機密的數據，在河南省紀委眼裡並不機密。

2011年11月，河南省召開了全省黨政機關公務用車問題專項治理工作會議。會議透露，河南全省各級黨政機關共自查登記實有公務用車113778 輛，其中越野車4227輛；通過審查核實發現違規車輛共26876輛，其中超編車25025輛，超標車644輛，違規借車1079輛，其他違規問題車輛 128輛。

另一個不能說的秘密，是競拍者的身份。師永濤介紹，43輛車最後被18人拍走。按照相關法規，這18人的具體身份也不能說。拍賣現場，競拍者大多來自外地，有鄭州市區的，有鄰近縣市安陽、新密的，也有部分競拍者來自中牟縣。

此外，中牟縣此次拍賣的公車，多為基層幹部坐的破舊公車，顯然並不涉及縣領導的公務用車。

中牟縣紀委、監察局官員反覆強調，在中牟縣沒有領導專用車，車輛都是按工作需要安排。這一說法，在中牟縣縣委大院的車庫裡，很難被證實。走進縣委大 院，迎面是一塊停車的指示牌。該指示牌明確標示，「縣領導公務用車」停在縣委縣政府大樓一樓停車場，大樓右側才是機關公務車停車場。將縣領導公務車與普通 的機關公務車分開，在地方上並不多見。

中牟縣機關事務管理局工作人員透露，縣領導公務車車庫主要是四大家領導的車，縣委、縣政府的車位面對面，縣人大和縣政協的車庫面對面。7月23日至25日，南方週末記者連續三天在縣領導公務車停車場注意到，裡面約有50個車位，基本停滿。

中牟縣領導公務車車庫裡，最打眼的是兩輛陸地巡洋艦霸道車。該縣機關事務局一名工作人員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這兩輛車是書記和縣長的用車。

「書記和縣長，都是雙保險，一輛大車一輛小車。大車就是你看到的那兩輛越野車，書記的小車是廣州本田，縣長的小車是帕薩特。」該工作人員稱，兩位領導平時主要用小車，越野車用得很少，只在下鄉或天氣不好的時候用。這一說法，得到了中牟縣其他官員的證實。

縣委書記和縣長一個人用兩輛車，但兩車並不在此次超編車治理範圍內。中牟縣監察局副局長朱馬濤對南方週末記者說，「這兩輛車都是防汛車，不是縣領導專車。」這兩輛號稱用於防汛的越野車，一直停在「縣領導公務用車」專用車庫裡。

中牟縣官員認為，中牟縣算是公車治理做得較好的地方。正如中牟縣委常委、紀委書記張永憲說的，「中牟縣的公車治理在鄭州各區縣起步早，力度大，一直是先進。」

直擊忠誠拍賣「潛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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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品拍賣變局

　　左言/文

　　在經歷了2008年的低潮、2009年的反彈、2010年的強勢上漲以及2011年的小幅調整之後，2012年，中國藝術品市場呈現出一派全然不同的場面。

　　藝術品諮詢公司ArtTactic的統計數據顯示，佳士得、蘇富比、保利和嘉德四大拍賣行的中國拍品總成交額，從2011年秋拍的22億美元降至2012年春拍的15億美元，降幅高達32%。來自中國拍賣行業協會的數據同樣描繪了一幅「春寒料峭」的景象。中國前十大拍賣公司春拍的專場數量比上年同期減少37次，成交額下降52.38%。及至秋拍，保利、嘉德、匡時、瀚海四家拍賣行公佈的成交額合計55.27億元，較上年同期降幅再度超過50%（圖1）。蘇富比香港的中國當代藝術秋拍同樣遭遇「黑色星期天」，包括張曉剛、岳敏君、蔡國強在內一眾早前備受追捧的藝術家的作品紛紛流拍。2012年的中國藝術品市場在濃烈的冬意中鳴金收兵。

　　然而，即便行情如斯，也未能澆滅市場參與者深挖中國市場的熱情。2012年，蘇富比與中國歌華有限公司在北京合資成立拍賣行，作為本土領頭羊的保利和嘉德更是先後在香港地區舉辦了中國內地以外的首場拍賣。時值年末，佳士得宣佈與中歐商學院合作，將於2013年5月在內地正式推出藝術品課程「全球藝術品市場：收藏與投資」；來自英國的《藝術新聞報（The Art Newspaper）》也即將於2013年初與現代傳播集團合作推出首期中國版，隨《彭博商業週刊》和雙語雜誌《藝術界》發行。

　　2012年的中國藝術品市場，上演了一出落寞與熱鬧齊飛的戲碼。雖然2013年這個全球最大藝術品市場何去何從不得而知，但無論是行情的回落，還是拍賣行的南下北上，藝術品拍賣的變局已然在醞釀之中。

　　全球最大藝術品市場

　　儘管相對歐美國家而言，中國仍然是全球藝術品市場的新丁，但這絲毫沒有妨礙中國的後來者居上。不僅中國藝術品在國際市場成了香餑餑，懷揣著熱辣辣錢幣的中國買家也在各大拍賣會上備受青睞。在中國需求的提振之下，全球頂極藝術品的價格才得以恢復2008年金融危機前的水平，香港地區得以成為繼紐約和倫敦之後的全球第三大拍賣地。與此同時，中國也用短短數年時間登上了全球第一大藝術品拍賣市場的寶座。

　　藝術品價格網（Artprice.com）的年度報告顯示，以成交金額來衡量，中國早在2010年就已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藝術品拍賣市場。2011年，中國藝術品市場的成交額繼續保持49%的高速增長，增幅是排在第二位的英國的兩倍，而47.9億美元的成交額貢獻了全球市場的41.4%，遙遙領先於美國（圖2）。

　　不僅如此，同樣在2011年，對國際藝術品買家來說「默默無聞」的齊白石和張大千，居然超越了多年雄踞榜首的畢加索，成為了全球年度最「昂貴」的藝術家。除此以外，在習慣於購買本國作品的中國買家的力挺之下，另有四位中國藝術家躋身前十位。

　　雖然2012年中國藝術品市場經歷了較為深度的調整，拍賣場次和成交金額呈現「雙降」，但中國買家的熱情似乎並未同步減弱。2012年上半年，來自大中華地區（中國以及香港、台灣地區）的買家貢獻了佳士得全球成交額的25%，而在2011年，這一比例還僅為16%，2008年更是不足4%。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中國買家開始放眼海外，2012上半年， 在倫敦和紐約登記參拍的亞洲客戶數量上升了31%。借歐美經濟繼續被陰霾籠罩的契機，曾經被視為藝術品市場新貴的中國買家，正在重塑亞洲、歐洲和美國的收藏家圈子。

　　南下北上的拍賣行

　　購買力旺盛的中國買家，不僅成就了全球第一大藝術品市場，更是攜眾人之力一舉把保利國際和嘉德「抬」進了國際舞台。法國拍賣監管機構的調查顯示，目前全球前十大拍賣行中，有半數的總部設在北京，其中保利和嘉德的年拍賣成交額緊隨佳士得和蘇富比兩大拍賣行之後。2011年，保利和嘉德兩大本土拍賣行的年成交額合計233億元，而2008年時僅為31.4億元，三年時間翻了七倍有餘。雖然兩者加總仍稍遜於蘇富比2011年42.4億美元的成交額，但不管是蘇富比和佳士得都已經發展了逾300年，而保利和嘉德則分別成立於2005年和1993年。甚至在中國市場上，保利在當代藝術品拍賣中以近17%的市場佔有率力壓兩大行（附表）。

　　在本土市場上積蓄了足夠的能量之後，嘉德和保利都把目光轉向國際市場，分別於2011年和2012年初在紐約設立了辦事處，一方面有利於吸引更多的海外買家，另一方面也希望借此發掘出長期由美國藏家所持有的中國藝術品。除此以外，嘉德的另一個北美辦事處位於加拿大，並在日本、香港和台灣地區都設有區域機構。保利則在美國擁有紐約和舊金山兩個辦事處，澳大利亞亦有兩處。

　　更為重要的是，2012年，作為出擊海外市場的關鍵一步，二者先後在香港地區舉行了內地以外的首場拍賣，並且表現不俗。嘉德於國慶後在香港地區初次亮相，依然主打其擅長的水墨畫和書法，彙集了齊白石、徐悲鴻和李可染等炙手可熱的藝術家的作品，5800萬美元的最終成交額是之前2600萬美元估值的近兩倍。而緊隨其後的保利更勝一籌，香港地區初戰以6700萬美元的成交額告捷。

　　讓國內大客戶勞師動眾地從北京飛到2000公里開外的香港地區，嘉德和保利的盤算不僅僅是讓買家規避高達作品價值35%的稅率，更重要的是以香港地區為跳板，在擴大規模的同時，在國際上贏得更多的信任與聲望—作為全球第三大拍賣舉行地的香港地區，吸引了眾多本地、台灣地區、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甚至遠渡重洋而來的歐美買家，蘇富比香港對集團的收入貢獻從2007年的6.5%躍升至2011年的18.8%（圖3）。正因為如此，雖然嘉德在香港地區的首場拍賣是以普通話進行的，但未來的計劃則是普通話和英語並用，以投國際買家所好，擺足了與蘇富比和佳士得在香港地區同台競爭的架勢。

　　不過，雖然嘉德和保利能在自己專長的中國字畫和古玩上與蘇富比和佳士得一爭高下，但在瓷器、珠寶、紅酒和手錶等領域，中國拍賣行還遠不是兩大行的對手，並且短期內這一局面很難出現明顯改觀。

　　即便如此，面對新生本土力量的挑戰，蘇富比和佳士得還是不敢掉以輕心。2011年春拍期間，佳士得香港首次推出了以普通話授課的藝術品短期培訓課程，以爭取更多的內地買家。由兩大行推出的類似課程除了能夠幫助買家加深對藝術品的認識，還能讓他們知曉如何利用藝術收藏進行金融擔保等內容。

　　為了最大程度上分享中國藝術品市場的繁榮，在中國拍賣行南下的同時，兩大行也推進了北上的進程。儘管外資拍賣行被禁止在中國內地獨立運營，但這依然無法阻擋它們進軍的腳步。

　　佳士得先下一城，在國內授權北京永樂使用其商標，而蘇富比則於2012年9月與國有企業北京歌華藝術有限公司簽署了10年的合作協議，共同組建合資公司—蘇富比投資約120萬美元，獲得合資公司80%的股份。通過成立其在亞洲地區的首家合資公司，蘇富比獲得了進入中國內地市場的渠道，更在保利和嘉德的主場展開正面對決，爭奪客源。不僅如此，首都國際機場旁一個面積達8.3萬平方米的國際文化自由港預計將於2013年底建成，而歌華正是此項目的開發商之一。根據規劃，自由港將實行藝術品交易免稅政策，並成為舉行藝術品拍賣會、非文化遺物私人銷售展覽、巡展和教育活動的平台。

　　眩目的泡沫？

　　拍賣行的南下北上，足以彰顯它們對中國藝術品市場的長期走勢依然滿懷信心。但2012年秋拍寒流的衝擊之下，「泡沫論」又被重新擺上了檯面，2013年的市場是否會見證泡沫的破滅，迎來新的拐點？

　　業內人士指出，引發2012年中國各大拍賣公司的藝術品成交額、成交率下滑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前兩年被哄抬的藝術品市場，積聚了太多風險釋放的需要；二是2012年4月北京海關的查稅風波讓不少買家心有餘悸，暫時遠離了市場。與2011年初的市場高峰相比，行情的兩極分化更為突出，頂級作品依然價高者得，而普通拍品即使調低了估價，也難逃流拍的命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在經歷了高速增長後，中國藝術品市場正在理性回調，在市場過熱前擠出泡沫。 　

　　需要調整的遠不只是藝術品價格和行情走勢，在全球第一大藝術品市場的光環之下，中國的藝術品拍賣交易依然存在著諸多的陰影。第三方監管、市場誠信以及相關規範的集體缺失，導致保真糾紛、估值爭議及結算違約頻發。2012年底發佈的《中國文物藝術品拍賣市場統計年報》顯示，2011年全國文物藝術品千萬元以上成交拍品581件，總額136.25億元。但截至次年4月，完成結算的僅有261件，結算貨款51.5億元—完成結算的尚不及成交的一半。自2006年以來，蘇富比香港已就未完成結算發起了13起訴訟，最近一起涉及的拍品金額高達3410萬港元。

　　除了上述這些「頑疾」，信貸收緊、通脹回落，都有可能讓藝術品買家選擇暫時離場。在中國藝術品市場研究院副院長西沐看來，如果大環境未有改善，2013年中國藝術品市場將不可避免地進入深度調整階段，下行空間可能進一步加大。

　　ArtTactic的調查則相對樂觀。2012年11月的中國當代藝術品市場信心指數比半年前下跌了35%，雖然這是該指數自2009年2月推出以來首度出現負值，但悲觀情緒似乎只是暫時的，未來6個月藝術品買家的樂觀情緒比現下指數高出了44%。

　　不過，即便是最糟糕的情況發生，對頗為年輕的中國藝術品市場來說，也未必是件壞事。在這個原本充溢著藝術氣息、飄散著書香墨寶的世界裡本就不是只有「買」和「漲」 兩種狀態。當大潮退去，不僅能發現誰在裸泳，也許還會出現一眾深刻領悟「掛在牆上的損益表」內涵的藝術品買家，以及一個更為成熟和理性的中國藝術品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