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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戶籍城鎮化率比較：浙江、福建本地人最不愛城鎮戶口？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城鎮化速度將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城鎮化發展也將轉向規模擴張和質量提升並重。加快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成為城鎮化的最重要任務。

那麽近年來，我國的戶籍城鎮化率進程是怎麽樣的呢?各地區的戶籍城鎮化又存在哪些差異?《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通過對近年來各省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的走勢、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的比較，力圖呈現出各地城鎮化進程的一些差異特點和發展潛力所在。

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提升緩慢

近日，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組織編寫的《國家新型城鎮化報告2015》(下稱《報告》)在北京發布。報告顯示，去年我國城鎮化率達到56.1%，但是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僅為39.9%，兩者之間存在著16.2個百分點的差距。

不僅如此，與2010年數據相比，可以看出，十二五期間，盡管我國的城鎮化發展如火如荼，但真正反映城鎮化質量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提升的幅度仍小於常住人口城鎮化率。

根據2011年4月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2010年中國居住城鎮的人口接近6.66億人，城鎮化率達到49.68%，全國已有近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鎮。到2015年，這一數據達到了56.1%，5年間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提高了6.42個百分點。

在戶籍城鎮化率方面，根據《報告》，2010年這一數據是34.17%，到2015年，這一數據達到了39.9%，5年間提升了5.73個百分點，比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提升幅度低了0.7個百分點。

報告分析，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提高不快，一方面是由於跨省、跨地區轉移人口尚未出臺統一的政策安排，外來人口特別是跨省市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展緩慢。一些人口流入較多、農民工落戶意願較強的地區還沒有制定具體的戶籍改革方案;一些地方對制定相關配套政策方面重視不夠;一些地方制定具體落戶條件時對本地人寬、對外來人口嚴。部分地區雖然降低了落戶和外來人口享有公共服務的門檻，但是農業轉移人口進城落戶仍然存在“玻璃門”的現象。另一方面，農村相關權益保障機制不健全，農民對進城落戶擔憂仍然存在，落戶的積極性不高。

《報告》指出，新型城鎮化要取得實質性進展，必須理順人、地、錢之間的關系。目前涉及人的戶籍制度改革進展相對較快，但涉及地和錢的改革進展相對滯後。人口轉移與土地、資金要素保障不匹配，導致地方缺乏動力承擔市民化成本，城鎮化合理用地需求得不到有效滿足。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戶籍人口城鎮化需要錢，相應的教育、醫療、養老以及保障房等所有的公共產品供給都要投入很多。地方政府在缺錢的情況下，對城市建設更為熱衷，而對與民生緊密相關的公共產品供給積極性不高。“戶口不是問題，戶口後面的各種公共服務的供給，才是最大的問題。”

另一方面，無論是四大一線城市還是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都設置了較高的落戶門檻。評論指出，這些門檻將龐大進城人口中的“合格”部分切割走，篩掉了“戶籍城鎮化”的主要對象。戶籍城鎮化的主要實現區間被壓縮到了三四線城市和城鄉結合部。

但是，與此相反，就業和多樣化發展機會最多的地區，恰恰是戶籍人口控制最嚴的地區，這些一二線城市吸引了大量的外來人口。而放開戶口準入、能最大程度消化“戶籍城鎮化率”任務的地方，卻是機會稀薄、吸引力弱化的地帶，這些地方自身的城鎮戶籍人口還在外流，即便放開落戶，也沒有多少人願意去。這也正是戶籍城鎮化提高緩慢的最大原因所在。

各省戶籍人口城鎮率：上海居首、貴州最低

具體到各省份，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存在較大差異。

關於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的新計算方法，有關部門還在深入研究。但近期來自貴州省統計局的一篇《對當前貴州常住人口、戶籍人口城鎮化的對比分析》，根據學術界常用方法，暫用戶籍非農業人口代表戶籍城鎮人口，用非農業人口比重代表戶籍城鎮化率，披露了全國各省戶籍人口的比率數據。

根據貴州省統計局發布的這篇文章顯示，2014年，有16個省份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超過了全國平均水平，最高的上海達到了90.32%，而最低的貴州只有16.4%，兩者之間相差約76個百分點!

具體來看，上海、北京和天津三大直轄市的戶籍城鎮化率位列前三。其中，上海市唯一一個超過了九成的省份，也是全國唯一一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低於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的省份。2014年上海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89.60%，比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低了0.72個百分點。

北京緊隨上海之後，位列第二，這一比例達到了81.74%，是唯一位於80%到90%區間的省份。在北京之後，是天津和江蘇兩個位列60%到70%區間的省份。

其中，江蘇這一比例達到了60.14%，是直轄市以外唯一一個超過60%的省。值得註意的是2010年2014年這4年間，江蘇提升了9.37個百分點， 一舉超越了遼寧、廣東，位居全國第四。第一經濟大省廣東以54.32%的比例位居全國第五。

在三大直轄市和廣東、江蘇兩個沿海經濟大省後，來自東北的三個省份也位居全十，遼寧、黑龍江和吉林分列第六、七、九位。

“這主要是歷史原因。”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東北的工業化進程較早，建國後我國的一系列大項目都放在東北，所以當時東北的工業化、基礎設施、城鎮化在全國最高。“這些大項目都是大國企，能解決人才、工人的落戶，工業化程度高，帶來城鎮化程度也很高。”

不過這三省4年間提升的幅度都不大，分別只有0.7、0.76和1.42個百分點，落後於全國水平。“在計劃經濟時代，這些大項目促進了東北經濟的發展。但在市場經濟時代，這也導致了機制體制等一系列問題。目前東北的城鎮化率雖然高，但年輕人、青壯年外流比較厲害。”丁長發說。

此外，2010年到2014年，有6個省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出現了下降，其中有4個為中部省份，分別是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這四個省份與沿海的長三角和珠三角兩個三角洲聯系十分緊密，大量的人口流向這兩個三角洲，包括不少城鎮人口和大學畢業生也遷往沿海發達城市。

與之相比，一些省份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大幅提高，比如青海由30.09%提高到47.95%，提升了17.86個百分點，提升幅度位居全國第一。西南的雲南提升了12.58個百分點。江蘇提升了9.37個百分點，提升幅度位居全國第三，沿海省份第一。此外，重慶(7.14)和廣西(6.81)兩個西部省份提升幅度分列四、五位。

浙江福建人最不愛落戶城市？

與三大直轄市和廣東、江蘇等地相比，東南沿海的兩個經濟發達省份浙江和福建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則明顯偏低，兩省的這一數值均低於全國平均水平，位居全國中下遊。其中，福建這一數值為34.26%，位居全國第18位;浙江這一數值為32.52，位列全國第21位。

不僅如此，4年間，兩省這一數值提升的幅度也都比較小，福建4年間提升了0.31個百分點，浙江提升了1.58個百分點。兩省提升幅度均小於全國平均水平。

相比之下，在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方面，浙江達到了64.87%、福建61.8%，兩省均位居全國上遊。從各省份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差距對比來看，浙江和福建成為差距最大的兩個省份。其中浙江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落後於常住人口城鎮化率32.35個百分點，這一差距位居全國第一;福建兩者差距27.54個百分點，居全國第二。也就是說，這兩個省大量的人口已經居住在城市里，但戶籍都還在農村。

值得註意的是，浙江和福建兩省的所有地市人均GDP均超過全國平均水平，是全國區域發展最為均衡的兩個省份。為何這兩個省份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這麽低?是這兩個省份的人都不愛落戶城市嗎?

在丁長發看來，這一現象與兩省的產業、經濟結構有關。廣東和江蘇外企眾多，國企也不少。而山東、東北等地國企占比更大。相比之下，浙江和福建國企占比最少，更多是以草根的民營經濟為主，大多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對技術和資本要求不高，這些企業在解決落戶、社保等方面很少涉及。

另一方面，作為區域發展較為均衡的省份，浙江、福建的鄉鎮經濟發達，不少地方農村口比城鎮戶口更具吸引力。在浙江湖州，2015年啟動戶籍改革之後，從城鎮到農村的戶口遷移，比農民進城落戶要多很多。在溫州，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希望將戶口遷回原籍。

來自福建泉州的陳先生大學06年畢業後在泉州市區一家金融企業上班，4年前為了生二胎特地將戶口遷回泉州農村。“戶口放在農村，孩子讀書啥的也沒多大影響。放回農村還可以有一些分紅。”陳先生說，他家族的大部分人都在各地做生意，也都在城市里買了房子，孩子在城市里讀書，但大部分人戶口都還在農村。

“人都是理性的。如果遷到城鎮獲得的福利和收益還沒農村戶口多，那自然就沒有吸引力”，丁長發對第一財經記者說，人們是否落戶城市，關鍵在於背後的含金量。每個人都會根據成本與收益比來決定是否落戶城市。浙江、福建等地的一些發達農村戶口之所以更有吸引力，是因為這些地方有土地、山林等要素資源值錢，所以一些地方出現了“逆城市化”的現象。

在此前4月國家發改委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國家發改委規劃司司長徐林認為，隨著農村各種條件改善的程度越來越好，特別是城鄉差距越來越小，會有不少農民不願意落戶到城市，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農民在土地產權上有特殊的權利，有農村承包地的承包權，有農村宅基地的權利。“所以很多農民會自己做出判斷，如果覺得他在農村的產權給他帶來的好處比他進城之後政府賦予他的福利和好處更有吸引力的話，他可能會選擇不落戶。”

“但是這種現象主要發生在離城市或者城鎮比較近的地區，而在偏遠地區的農民，那個地方的宅基地不值錢，承包地掙到的錢是很有限的，即便是完全自己種，種糧食一畝地就一年幾百塊錢的收入，和城市打工一年幾千塊錢的收入相比是差很多的。”徐林說。

表1 各省份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變化

表2 2014年各省份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差距對比

(數據來源：貴州省統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