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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三地：政策市下中央地方角力 因念

TMT早期投資受關注 VC角力「超級天使」

http://news.imeigu.com/a/1321410374519.html

近期，中國VC/PE投資市場全面降溫，金融信息資訊服務機構ChinaVenture投中集團近期發佈數據顯示，繼第三季度投資規模增速放緩之 後，10月份創投投資活躍度達今年最低點。其中，TMT行業投資規模於今年第二季度達到歷史最高點後，三季度開始大幅下滑。而投資業界也從對泡沫的擔憂轉 變為對如何調整投資策略的討論，日前召開的2011年ChinaVenture投中集團北京投資年會上，轉向早期投資成為投資人共識。

對於未來投資生態，多為投資人表達了對天使投資人的關注，近年來崛起的「超級天使」顯示出較為明顯的VC化趨勢，而創投機構在向早期甚至極早期投資轉變的過程中，與天使投資人的競爭與合作關係，將深刻影響未來創投市場格局。

TMT投資規模下滑 創投探索極早期投資

近期，金融信息資訊服務機構ChinaVenture投中集團發佈的10月份VC/PE投資市場統計數據顯示，今年10月份國內共披露創業投資 (VC)案例26起，投資金額4.01億美元，環比分別減少27.8%和10.0%，投資活躍度達到今年以來最低點。從行業分佈來看，以互聯網為主的 TMT領域投資的減少，是近期VC/PE投資降溫的主要原因。

根據ChinaVenture投中集團旗下金融數據產品CVSource統計，從2010年第四季度開始，TMT行業(互聯網、IT及電信增值)投 資規模出現明顯增長，並於今年第二季度達到最高峰，披露135起案例、投資總額達34.50億美元。進入2011年下半年，TMT投資活躍度則有所下降， 披露投資金額也大幅下降，而第四季度至今僅披露23起案例，投資規模3.21億美元。

圖1 2010Q1-2011Q4中國TMT行業私募股權投資季度投資規模

從單筆投資規模來看，從2010年下半年開始，TMT行業平均單筆投資規模逐漸增長，並於今年的第二季度達到2592萬美元的最高水平，其後，平均 單筆投資規模又逐漸下降，第三季度及第四季度至今，平均單筆投資分別為1659和1396萬美元。這一現象源於多個因素，包括上市企業股價下滑導致的一級 市場企業估值回歸、IPO退出渠道受阻後投資者謹慎的投資策略，以及投資者向早期、細分行業深度挖掘過程中投資規模的自然下降等。

圖2 2010Q1-2011Q4中國TMT行業私募股權投資平均單筆投資規模

對投資機構而言，私募股權投資市場的整體「降溫」狀態下，投資策略的調整已成為業界共識，在ChinaVenture投中集團近期召開投資年會上， 多數投資機構都表示將加強早期及細分領域的投資，比如德同資本、紅杉資本、凱鵬華盈，以及本土的同創偉業、深創投等。而對於一些專注於TMT中早期投資的 美元基金，則開始向更具「天使」色彩的極早期投資探索。11月4日晚，凱鵬華盈(KPCB)北京辦公室的創業週末活動正式啟動，KPCB管理合夥人周煒親 自主持。這項創業週末活動成為KPCB接觸極早期項目的重要途徑，並將以種子基金投資其中意的項目，而據周煒介紹，其投資的規模基本上在幾十萬美元左右。

目前，激烈的行業競爭以及成熟市場格局下創投價值的回歸驅動，迫使VC機構開始向早期甚至種子期投資推進，以獲取更好的項目和更優惠的投資價格。而這一路徑，則與近年來崛起的「超級天使」投資有所重合。

「超級天使」迅速崛起 挑戰VC早期投資

不過，對於VC機構進行的極早期投資探索，「天使投資人」是創投機構必須面對的——可能是合作夥伴，也可能是競爭對手。在此前ChinaVenture投中集團投資年會的討論中，創投人也屢次提到「超級天使」的崛起對未來創投格局的影響。

天使投資人(Angel Investor)概念起源於美國，用以描述為種子期或初創期公司提供資金的投資人。天使投資是個人投資行為，是用個人資金進行投資，這是跟VC基金投資 的本質區別。近年來，中國TMT行業的快速發展激發了大量新興創業者，「創業投資」也為更多人熟悉和認可，因此，眾多已完成財富積累的高淨值個人加入天使 投資行列。目前，一些TMT領域優秀的創業企業，如凡客誠品、小米科技、拉手網等，背後都有天使投資人的身影，薛蠻子、雷軍、周鴻禕、蔡文勝、徐小平…… 這些活躍天使投資人已成為創業生態中重要的組成部分。

除了投資人，機構型「天使」也表現活躍，一種是依託發起人濃厚產業背景的項目孵化機構，比如創新工場和聯想旗下的聯想之星，這類機構除了項目孵化，也會對進行一些種子期投資;另一種就則是專業從事天使投資的創投機構，如泰山天使、險峰華興等。

天使投資的興起與中國創投市場的發展態勢緊密相關，隨著2009年創業板推出以及之後整個VC/PE投資市場的活躍，出現了VC投資PE化的現象， 大量創投資本追逐成長期投資，因此也為早期投資預留了更多的投資空間。在此背景下，天使投資人得以活躍，彌補了早期投資的不足，而另一方面，這些天使本身 也產生一定的VC化趨勢。

VC化的突出表現就是天使投資的基金化，目前，創新工場已具有明顯的創投色彩，相繼募集完成美元基金及人民幣基金;天使投資人方面，徐小平創辦了真 格天使基金，蔡文勝成立「創業園」，周鴻禕則聯合其他投資人設立「免費軟件起飛計劃」，近期，雷軍也成立了天使投資基金順為基金。在此趨勢下，業界也開始 稱這些天使投資人為「超級天使」。

表1 中國TMT領域活躍天使投資人

此前，硅谷已經經歷過一輪「超級天使」的崛起，初期是一些各具特長的天使投資人組成投資聯盟，以做到優勢互補，後期則是募集資金，做天使基金。這些 天使機構和天使基金即被稱為超級天使(Super-Angel)，硅谷超級天使的出現打亂了VC投資的格局，甚至有些超級天使跳過了VC，直接對接PE機 構或者投資銀行。

在中國，之前幾年間創投機構VC中後期及成長期投資的關注，使得超級天使獲得發展空間，兩者之間也能夠順暢銜接。但隨著創投機構像早期投資的轉移，之前相對平衡的投資生態也面臨挑戰。

VC拓展投資產業鏈 早期投資將迎多元時代

對於早期投資的創投機構，與「超級天使」的關係不得不面臨另種選擇：競爭或是合作。

一般而言，天使投資作為VC投資的先鋒，是VC機構的重要項目來源。在ChinaVenture投中集團投資年會的討論中，啟明創投合夥人鄺子平特 別強調了這一點，此前，啟明創投已經有幾個項目與天使投資人合作，比如凡客誠品，雷軍在2007年投資凡客誠品，2008年時啟明與其他幾家創投機構共同 進入，隨後，啟明創投又跟隨雷軍投資了小米科技。鄺子平稱，緊隨天使投資的好處是 「公司管理層得以完善，公司內部的建制也比起過去看項目好得多。」

但另一方面，天使投資的出現，也對創投機構的成本帶來一定影響。事實上，天使投資除了為VC機構增加一個可靠的項目來源，給VC更大的刺激則在於天使投資與VC投資價格的巨大差異——天使投資或許只比創投機構早進一步半年或一年，但企業估值卻能在短期內增長數倍。

而目前「超級天使」投資的專業化、規模化，更是與創投機構的早期投資形成直接競爭。而在這個層面，除了天使基金規模相對較小之外，創投機構的優勢並 不明顯。天使投資人往往具有深厚的產業背景及行業人脈，因此在項目來源方面具有先天優勢，而旗下基金的成立，則使得其投資鏈延伸至VC階段，創投機構的接 盤亦非必然選擇。比如創新工場旗下擁有美元及人民幣兩支基金，總規模達3億美元以上，其資金實力完全能夠支撐創業企業進入Growth融資甚至Pre- IPO階段。

因此，對極早期投資的探索成為創投機構應對超級天使競爭的選擇之一，KPCB的「創業週末」即是VC產業鏈前移的重要探索，而聯想旗下的聯想之星創業聯盟，也成為聯想投資、弘毅投資所組成的投資鏈的有益補充。

ChinaVenture投中集團分析認為，從創業者角度而言，天使投資與VC投資的相互滲透，提供了更多的融資選擇，有利於改善創業環境。但對於 投資者而言，這一投資格局的變遷，對其原有的投資策略造成衝擊，加大了其投資風險。未來，不同投資階段之間的界限將更加模糊，投資者之間的競爭與合作關係 將長期共存，因此投資市場格局也將發生重要轉變，隨著天使投資人、創投機構以及戰略投資者的更多介入，早期投資市場格局將更為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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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如何角力“經濟憲法”新預算法十年四審塵埃落定

幾處不起眼的細節，在有“經濟憲法”之稱的預算法修訂過程中，來回拉鋸，背後是事關宏旨的部委權力與利益之爭。

一群學者持續兩年的鼓與呼，在其間發揮了不小的作用。他們，還只是投身參與到預算法修訂進程中的眾多學者、智庫和各方人士的縮影。

長達十年的預算法修法之路終於塵埃落定。

2014年8月31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表決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修改預算法的決定》。預算法修訂啟動於2004年，其間兩度成立起草小組，歷經三屆人大，啟動四次審議，在中國立法史上並不多見。上一次歷經四審才通過的是2014年4月頒布的新環保法。

翌日新華社發布的決定全文顯示，新預算法對現行預算法的修改多達82處，在全口徑預算、預算公開、轉移支付、預算審查制度、地方債等方面有諸多亮點，但最引人關註的莫過於新預算法對現行法“央行國庫”的保留和對財政專戶的限制，顛覆了之前二審稿、三審稿中新提出的表述。

2012年6月，預算法修正案二審稿公布後，人們發現現行法第48條第2款“中央國庫業務由中國人民銀行經理，地方國庫業務依照國務院的有關規定辦理”被刪去，而增加了“國庫管理的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規定”。此外二審稿還增加了“依法設立財政專戶”，與“國庫單一賬戶體系”的概念。

幾處類似的不起眼細節，在預算法修訂過程中來回拉鋸，背後卻是事關宏旨的部委權力與利益之爭。學界普遍認為，主導二審稿起草工作的財政部，企圖取消央行的國庫經理權，回歸財政國庫體制（參見南方周末2013年8月29日“三屆人大，十年修法，預算法考驗中國”與“‘經濟憲法’里的明爭與暗鬥”兩文）。盡管輿論反彈強烈，在今年4月的預算法修訂三審稿中，對此問題依然模糊保留了二審稿的表述。

與此同時，盡管事關現代預算制度核心，在“人大對預算的審查監督權”方面，爭議和反複並不強烈。根據新預算法，預算草案得以提前交至人大財經委員會進行初步審查，問責制度也有所強化。但外界多有期冀的“設立預算專門委員會”，則未能入法。

無論如何，拉鋸總算結束了。而在最後的4個月內，這部法律中的重要條款如何從幾成定局到神奇逆轉，水面下的高層運作過程外界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一群學者持續兩年的鼓與呼——集會研討、向上投書、公開呼籲，在其間發揮了不小的作用。為此，南方周末記錄下這樣一群學者不曾為外人知道的努力。

微群里的好消息

微群里平日不大活躍，但這條消息像一顆投向水潭的石子，激起一片歡呼和掌聲，“央行國庫成了，財政專戶成了一半，相當不容易。”

2014年8月11日下午5點08分，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會長劉劍文在一個微群里發出了一條微信：從權威渠道得知，預算法修改最新稿關於國庫問題回到現行稿規定，由央行經理國庫。財政專戶改為由法律規定或國務院批準設立。對此，劉按捺不住興奮之情，隨即給眾人發來喜訊。

同一天，還召開了一個與預算法四審相關的立法研討會。這次座談會由組織預算法修訂的人大法工委召集，與會人士來自銀行系統、財政系統、農業部、郵政總局等預算法利益相關方和學者代表共四十余人。事後一位不願具名的參會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在那次會上他第一次見到上述法條。

微群里平日不大活躍，但這條消息像一顆投向水潭的石子，激起一片歡呼和掌聲。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科首席教授李煒光寫道，“央行國庫成了，財政專戶成了一半，相當不容易。”

8月24日下午，在天津財經大學的辦公室內，李煒光摘下眼鏡盯著手機回想了好半天，“‘成了一半’是什麽意思呢？我表達沒這麽差呀！當時實在太高興所以詞不達意。”而因為表達能力強，李煒光曾數次被推舉為相關會議的主持人。

事後考證，此處的“成了一半”是指，微群里的幾位學者的建議是“除非法律、行政法規允許或者人大常委會批準”，政府不能在國庫單一賬戶之外設立財政專戶，而四審稿中，財政專戶須由“國務院”而非“人大常委會”批準。

這是微群里的八位學者第一次獲知此結果。兩個多月前，他們齊聚北京，共同商討出五條預算法修訂的專家建議，其中最後一條就是關於國庫和財政專戶問題。兩年前，他們中的大多數也在上海召開相同主題的研討會，也提了五條建議，其中第三條也是關於國庫問題。兩次的主張，都是維持央行國庫經理地位。

他們的理由很簡單：中國的人大對財政的管控權力很弱，多一個制衡和監管的力量，對避免財政部門一家獨大，是有必要的。

8月11日之前，他們對於結果毫無把握。今年6月，李煒光對上述五條建議的預期是，“哪怕只成了一條，就算沒白忙活。”結果真的“成了一條”時，他對南方周末記者坦承，“這算是意外收獲。”

兩次會議的發起人，複旦大學經濟思想與經濟史研究所所長韋森教授8月12日在微群留言說，“首先應該感謝劉老師的上傳（學者建議），如果最後結果如此，我們當慶賀，畢竟中國預算制度的改革有我們大家的貢獻。”

兩年前他曾在上海會議結束時動情陳詞，“即使沒人聽，我們說給上海灘聽，即使一條不接受，我們今天的會議全部的價值，留在未來。”另一位參會者，中央財經大學財經研究院院長王雍君教授則預言，“它（指會議）有可能載入史冊，有可能一事無成。”

微群中八教授的另外四位是：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財政學教授、全國政協委員蔣洪，中國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教授，武漢大學稅法研究中心主任熊偉教授，和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全國人大代表葉青。

最終說服高層保留央行國庫經理權的一個重要理由，也還是學者們秉持的那個核心理念，“多一層央行的監督有什麽不好呢？”劉劍文與人大法工委等政府相關部門多有聯絡，他自認為修法過程中學者起了很大作用，“中央高層還是比較重視和關註學者的意見建議”。

韋森則和央行、人大財經委等方面人士保持溝通，四審之前，他也得到反饋：“最近的高層會議討論了預算法問題，會上說，預算法是一個重要法律，綜合考慮專家的意見，央行國庫保持原狀。”

從2012年6月預算法二審稿公開向社會征求意見以來，以八位專家為代表的許多學者、民間智庫多次召開研討會，提建議，發表文章、聯名信，接受采訪，意圖阻止預算法修訂過程中的倒退，使人大具有預算監督實權，防止政府內部沒有制衡。

即便在預算法三審前後，種種跡象表明財政部與央行已就國庫爭議達成一定妥協，民間學者仍在堅持發聲，以期局勢的真正明朗化。

他們的堅持多大程度上左右了結果不得而知，但至少贏得了尊敬，著名經濟學家王則柯近日在微博中贊譽道，“平均來說，法學界對於我國社會進步的貢獻，明顯高於經濟學界；在經濟學界里面，財稅學者對於我國社會進步的貢獻，又明顯高於其他的經濟學者。”

三審稿依然難以令人滿意

接近三分之一的委員在發言中提及了財政專戶和國庫問題。“本質不是國庫的管理問題，而是是否要建立權力制衡的機制問題。”

2014年4月21日至24日，預算法修正案草案卡著最後期限，在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上進行了三審。此時距離2012年6月的二審已時隔1年又10個月，按照立法法，法律草案經過兩年沒有再次審議的將成為廢案，終止審議。但三審後並未提起表決通過，據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參會的人大常委會委員對三審稿提出了諸多修改意見。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尹中卿在會上說，“這次提請審議的三審稿，還沒有完全達到三年來大家對預算法修改的期待……仔細看下來，預算法修正案三審稿還難以令人滿意。”

接近三分之一的委員在發言中提及了財政專戶和國庫問題。一位委員認為有些財政專戶甚至成了部門的“小金庫”，助長了財政管理上的權力尋租，可能滋生腐敗。因此建議將修改稿的55條第二款修改為，“依照國務院的規定在國庫下設立財政專戶”。

至於國庫庫款支配和國庫業務經理的權限，他認為應由不同機構分別行使，不宜由財政部門在行使庫款支配權的同時經理國庫業務，“讓國家財政的錢多一點監督有什麽不好呢？”

“這個問題的本質不是國庫的管理問題，而是是否要建立權力制衡的機制問題……由人民銀行經理國庫是財政公開透明、防止內部腐敗的重要舉措。”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吳曉靈當時發言認為。

還有多位委員談及，三審稿中人大對預算的審查監督權的落實，較之二審稿有一些進步，但仍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韋森與李煒光等學者看到三審稿後也不滿意。三審稿並未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學者們大多是在4月下旬人大常委會三審之後，通過媒體才拿到三審稿。

在他們看來，三審稿對二審稿的主要進步，在於立法宗旨層面，第一次明確預算法立法宗旨是“為了規範政府收支行為，強化預算約束，加強對預算的管理和監督，建立健全全面規範、公開透明的預算制度”；但在具體執行層面，人大的預算監督審查權仍被虛置。

學者們認為，預算法作為一部“限權法”的核心條款在於兩方面，一是在現有框架下盡量加強人大對財政部門預算的監督；二是央行通過國庫經理權監督財政部門。“三審稿看來是外部監督不接受，有限的內部監督也不想接受，那就是倒退了。”李煒光說，“這也是專家一定要堅持出來說話，不能妥協的原因。”

只是這一次，情況有所不同。

還要不要堅持

為此李煒光一開始還挺糾結，他並不願意站在某個部委的立場參與此事，“墨家思想”使他改了主意，“既然部委之爭難免，咱要看誰有道理，誰是弱勢者。”

出乎學者們意料的是，三審稿雖然在國庫問題上基本沿用了二審稿說法，但央行這次沒有主動聯系學者。

在二審稿出來之後，王雍君、李煒光、施正文等學者們最早曾被央行找去開會座談國庫問題。一位與會者回憶，他參加的那次會上央行兩位局長在座，“說央行國庫局都快名存實亡了。”

為此李煒光一開始還挺糾結，他並不願意站在某個部委的立場參與此事。但聽完座談會、看完央行給的材料之後，“墨家思想”使他改了主意。墨家思想是源於中國東周時期的一派古代哲學，主張墨者應該為了民之福祉，冒著危險而奔走。

“既然部委之爭難免，咱要看誰有道理，誰是弱勢者。這個事上央行明顯弱勢。”李煒光說，“財政部如果自己搞一個國庫，它的權力將大過發改委。”

作為一名制度經濟學家，李煒光的好友韋森離預算這一專業領域較遠，但他是個熱心腸，曾經因為讀到“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中的“稅收法定”四個字而興奮得“夜里都跳起來”。為了解預算，他還專門去美國考察了國會和預算撥款委員會。

也是在二審稿出來後的2012年7月25日，韋森在上海召集21位專家召開預算法修正案二審專題研討會，李煒光向韋森推薦了相識多年的王雍君和施正文。

專業研究預算問題的王雍君在這次會上向與會者系統地闡釋了取消央行國庫和財政專戶納入單一賬戶體系，這背後的利害關系。

研討會之前，韋森已閱讀過王雍君撰寫的相關文章，“國庫管理是個很細分的專業領域，我們中的很多人雖然關註預算改革，但也看不出這部分條文細節調整的深意，好在王雍君專註這個領域，他發現了問題，並率先公開提出。”

而曾在財政部條法司從事財稅立法和政策研究工作的施正文，則在會上詳解了二審稿對人大權力的弱化和虛置。他直言二審稿是一次沒有產生規範、不解決問題的“小改”，“按照預算法，財政部門想怎麽幹，人大沒辦法去監督它，那麽我們立這樣的法幹什麽？”

會後21位與會專家學者聯署了《對預算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審議稿）的五點修改意見》，提交至全國人大常委會。

同期，劉劍文和天則經濟研究所也在北京召集了兩場預算法研討會，專家學者們的修法建議通過媒體獲得公開傳播，並遞交到了人大。

學者們嘗試著各種發聲的渠道。今年7月，韋森還與北京一位著名智囊經濟學家深聊預算至半夜，並托其向高層轉交一篇自己關於預算的7000字長文，同時囑咐其轉述：“管好一個國家，先要管好預算。美國1776年建國到1921年一百多年，賬也沒有管對。在這之後美國有了管理預算的法律和機構，才成為一個現代國家。我們現在建國才六十多年，還不晚，我們可以通過推動預算改革，來推動國家治理的現代化。”

民間和學界的強烈反應，客觀上至少改變了預算法修法工作的節奏。一位學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由於預工委組織起草的二審稿被指有被財政部主導之嫌，國務院法制局後來介入修法，因此三審稿直到今年4月才過審。

三審之後，幾位學者從各自的渠道獲知，在中間人的斡旋之下，財政部與央行已經達成妥協，雙方都各讓了一步：國庫依然設在央行，財政部支持國庫集中支付；但在立法層面，三審稿仍然維持二審稿的處理。

葉青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據他所知當時財政部和央行都有所讓步，並同意雙方根本性的分歧交由高層決定。

韋森得到的反饋是，“現在央行和財政部關系好了。”眾所周知，2013年中央政府換屆後走馬上任的財政部長樓繼偉，和央行行長周小川，是曾在一起合作研究中國經濟改革的老熟人。

商量之後，韋森與李煒光決定不管部門之間的博弈，學者們獨立起草一個“理想中的預算法”。但與眾人商議之後覺得“目前不現實”，決定還是在三審稿基礎上提修改意見。當時並不知道何時會四審，學者們決定盡早開會。

分歧中的最大公約數

長達10個小時的會議共討論了四十多條三審稿條文，僅達成五條共識。大家推舉熊偉執筆整理起草一份材料，原因是，“向上報的材料用詞要精準，需要一個有法學基礎的人起草。”李煒光說。

6月14日，北京多雲轉雷陣雨，八位學者在北京朝陽公園東南角的郡王府飯店召開“預算法修法研討會”，閉門會議開了一整天。

八位參會者中，年紀最大的蔣洪已67歲，最年輕的熊偉才43歲。劉劍文、施正文和熊偉是財稅法學家，王雍君是預算專家，蔣洪、李煒光是財稅學專家，韋森是制度經濟學家，葉青則是活躍在媒體上的學者型官員。除劉劍文和熊偉外，其他六位都是2012年上海研討會的參會者。熊偉被李煒光戲謔為財稅法學界的帥哥。

“我們這八個人在一起是有道理的，各取所長相互彌補，誰還缺不了誰。”李煒光說，“我的主要貢獻就是把這幾個人給攢一塊兒。”

但八位學術背景、關註點、思維方式各異的學者在一起開會，爭議和分歧是必然的。八位學者事先把新老預算法條文做成PPT，從早上8點開始逐條討論。“主要是爭論，修改意見不大。”韋森說。

分歧主要集中於三個方面，一是熊偉等學者認為，預算法應該是一部比較純粹的規範政府財政支出的法律，不該它管的不應該納入進來。比如稅、費等財政收入，都是依據稅法或相關法規征收，不應該納入，“難道說人大否決了預算政府就不收稅了嗎？”其次，熊偉認為分稅制、轉移支付、地方債等不涉及預算，而屬於上下級政府關系的問題，也不應納入預算法。

但其他大部分學者認為一部全面、完整的預算法，是現今中國防止政府隨意花錢、收錢所需要的，且中國沒有其他法律來規範政府間收入劃分、財政轉移支付和公債等財政行為。

此外，法學家更看重法律條文之間的呼應、銜接、執行效力和用詞的精準。而財經專家更重視理念、立法宗旨層面的超前，而不願糾結於個別詞句的斟酌。

“八個人之間對幾乎每一條都有爭議，都有分歧，到最後條文都沒有討論完。”熊偉回憶說。

由於分歧頗多，大家商定按“最大公約數”規則，凡有分歧而無法達成共識的建議，一律不以八名學者聯名修法建議書的方式提出，留作個人意見表達。

長達10個小時的會議共討論了四十多條三審稿條文，僅達成五條共識。大家推舉熊偉執筆整理起草一份材料，原因是，“向上報的材料用詞要精準，需要一個有法學基礎的人起草。”李煒光說。

“我們是為國為民”

“基本算是百分之七八十的勝利，已經是目前可能達到的比較理想的結果。”

回到武漢後，熊偉花了兩天時間寫出了長達七八千字的初稿。商量之後，2014年6月底，2700多字的《<預算法修正案（草案三審稿）>的修改建議》得以定稿。

這五條建議是：進一步完善預算法的立法宗旨；增加規定政府預算活動的目標；強化人大預算審查監督，設立預算專門委員會；落實財政透明度原則，健全政府財務管理；明確央行國庫的職能，從嚴格限制財政專戶制度的設立到逐步取消財政專戶。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設立預算專門委員會”這一條大家一拍即合地寫進了建議書中，“其實已經超出預算法修訂的範疇，我們都覺得做不到。”韋森說，但劉劍文、施正文等人認為，做不到不妨提，為將來中國建立現代預算制度、做實人大做鋪墊。

以這份稿件為藍本，劉劍文等人修改之後，中國法學會以《要報》的方式遞到了中共中央辦公廳、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等部門。中國法學會是部級機構，其會長是原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副書記王樂泉。

此外，學者們也盡可能通過各種私人關系，輾轉向上傳遞。

最終在9月1日新華社公布的新預算法修改決定中，上述五條的具體建議僅有最後一條得以入法。

韋森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幾位學者最看重的三點修法意見：人大設立專門的預算監督機構；保留央行國庫；預算法建立真正問責機制。現在看來第一點沒有實現，第二點完全落實，第三點做到一點點，“基本算是百分之七八十的勝利，已經是目前可能達到的比較理想的結果，我們可以喝酒慶功了。”

“我們不是為了央行，我們是為國為民。”韋森感慨道。蔣洪說，“要真正監督權力，不能單純依靠政府內部的自我約束，必須倚靠社會、公眾、人大的外部力量。”

“其實正因為人大監督權力需要加強，才需要制定這樣一部面面俱到的預算法。”熊偉打比方說，“一個內功高強的人要想制敵，輕輕一推你就倒了。如果本身很羸弱，招式再多也無濟於事。”

八位學者只是投身參與到預算法修訂進程中的眾多學者、智庫和各方人士的縮影。同道中人有的更願意做幕後英雄，有的卻偏好通過媒體高調造勢，而非訴諸體制內的上書通道。

體制內渠道是學者們眼里更穩妥的渠道，比如，上海財經大學一群財政領域學者組成課題組，從2008年起，持續以課題組名義上書全國人大遞交修法建議和各種相關問題研究成果，四審前，他們抓緊最後時間提交了最新的一份。“當時恰好人大換屆，前一屆人大沒有按計劃完成預算法修訂，在這個背景下，我們成立課題組，就是為了參與到預算法修訂，在其中發揮學者價值，課題的學術成果本身倒是其次。”課題組成員之一的上海財經大學教授劉小兵說，接下來課題組還會繼續以這樣的方式參與預算法實施條例的制定。

記者出身的龔成鈺屬於後一類，他創立的財稅智庫天和經濟研究所在三審稿出來之後，花了兩個月時間，用電子郵件的方式征集到132位學者專家的55條修法建議。7月28日，天和在北京召開財稅論壇，蔣洪、劉劍文、李煒光、王雍君、葉青、熊偉等數十位學者參會，會上天和公開發布了“百名學者修訂預算法對照表”。

“在傳統思維上，我這種方式可能有待商榷，但為什麽我要這麽做？因為今天互聯網技術正顛覆一切，公開透明是趨勢，公民有知情權。”龔成鈺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我就覺得這是一件正確的、有價值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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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夜Hibor走高 離岸人民幣暗中角力？

暫別了英國退歐公投引發的全球匯市大風大浪，7月6月以來，連續五個交易日在岸人民幣對美元即期匯率徘徊在6.70附近，但始終未曾越線，這一走勢引發業內猜測，在美元強勢攻勢下，6.70或許正是當下央行心中的均衡匯率。

7月13日，隔夜人民幣香港銀行同業拆息(Hibor)突然大幅上調至2月份以來新高，打破了平靜幾日的匯市。香港某外匯交易員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表示，Hibor升高意味著離岸市場人民幣流動性緊張，這可能與四大行近日集中賣出美元、買入人民幣，從而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有關。

與此同時，離岸人民幣出現明顯反彈勢頭，盤中一度飆升超過200個基點，對美元匯率反超在岸人民幣即期匯率，出現匯差倒掛現象。在未知的全球經濟前景以及最近公布的國內經濟數據影響下，市場普遍預計，中長期人民幣匯率仍將明顯承壓。

離岸人民幣流動性吃緊

7月13日，香港財資市場公會發布數據顯示，隔夜人民幣香港銀行同業拆息(Hibor)急升2.46個百分點至4.83%，創2月份以來最高水平，一星期Hibor利率也上升1.39個百分點至3.97%。

這一變動不禁令人回想起今年1月份，在離岸市場人民幣出現較大波動時，隔夜Hibor利率曾一度連續從4%飆升至13.4%，最後在1月12日飆升至66.815%這一驚人高位，成為自2013年有報價以來歷史新高，與此同時其他期限利率亦飆升至歷史最高位。

而轉眼到了3月31日，隔夜Hibor利率又突然跌至負3.7250%，成為有記錄以來首次跌至負值。Hibor利率的變化，標誌著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從“錢荒”到“過剩”，此後市場對於Hibor的異常變動格外關註。

13日Hibor明顯走高，最直觀地體現出離岸市場上人民幣流動性再次出現緊張趨勢。但對於造成人民幣短缺的原因，業內人士分析稱，一方面可能由於投資者在離岸市場買入人民幣並至在岸市場進行套利造成，亦或是中資銀行在香港買入人民幣拋售美元導致離岸流動性緊張。

在流動性緊張的情況下，人民幣匯率通常會獲得上漲動力。從市場來看，13日離岸市場人民幣(CNH)對美元在早8點時突然從6.7017飆漲至6.6789，一小時內上漲超過200個基點，漲幅達0.26%，成為自6月29日以來最大單日漲幅。

人民幣在離岸市場快速升值令在岸與離岸匯率一度出現近100個基點的“倒掛”現象，但隨後離岸人民幣匯率有所下跌，兩岸價差迅速收窄。

截至17:30，離岸人民幣(CNH)對美元報6.6959，微升0.01%，結束連續5個交易日的頹勢，並且從經濟學家及交易員普遍認為的短期支撐位——6.70水平反彈。

（7月13日香港離岸人民幣對美元即期匯率）

“6.7關口可能成為近期人民幣對美元的阻力位。”某外匯分析師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

但在岸市場，13日人民幣對美元即期匯率卻由前兩日的小幅回升轉為快速走低，再次逼近6.70關口。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報6.6891，較上交易日6.6950小幅上調了59個基點。開盤後，人民幣對美元即期匯率曾快速升值日內高位，6.6802，但在午盤後跌幅突然擴大，截至16:30收盤，報6.6922，較上一交易日收盤價6.6850下跌72個基點。夜盤開始後，人民幣即期匯率雖然有所回升但仍在低位徘徊。

（7月13日在岸人民幣對美元即期匯率）

從6月23日起，央行開始連續多日下調人民幣中間價，從6.5658到昨日的6.6950，貶去近1300點。業內認為，近期英國退歐余波，年中集中購匯以及潛在的通脹壓力是貶值的重要原因。興業研究宏觀分析師表示，短期內人民幣繼續面臨考驗，6.70附近是央行希望暫時得以控制的關口，人民幣保持震蕩或適當回調。

值得註意的是，7月8日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公布最新數據顯示，CFETS人民幣指數再次刷新7月1日創下的歷史新低。7月1日時，CFETS人民幣指數按周跌0.41點至94.88，而7月8日，該指數周跌幅擴大至0.63，報94.25。

此外，值得註意的是，94.25這一最新數值較2015年12月31日100.94的水平，貶值6.6%。令市場人士擔憂的是，如果人民幣繼續目前走勢，到今年底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或下跌超過10%。

對於人民幣匯率指數持續走低的原因，7月6日央行曾轉發中國貨幣網特約評論員文章分析稱，市場供求變化以及英國退歐引發的全球避險情緒大幅升溫導致6月份人民幣對美元收盤匯率較中間價大多偏向貶值方向，也令人民幣匯率指數小幅貶值。“為保持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相對穩定，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存在一定貶值要求。”

但文章仍強調，在國際匯市劇烈波動的背景下，人民幣匯率波幅遠小於其他貨幣，總體上對一籃子貨幣匯率保持了基本穩定，市場預期仍較為平穩。

人民幣仍將走低?

近日，備受關註的6月份外貿及進出口數據等陸續公布，在一定程度上為市場判斷人民幣接下來匯率走勢提供了一定依據。

13日最新公布的進出口數據顯示，以美元計價6月份進口下降8.4%，出口下降4.8%，降幅雙雙擴大，延續了較為疲軟的勢頭。

招商銀行資產管理部高級分析師劉東亮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分析稱，進口跌幅由5月份的下降0.4%大幅擴大至8.4%，但與此同時5、6月份大宗商品價格並未出現大幅下跌，這意味著內需短暫企穩後再次出現惡化勢頭，與2季度後國內經濟動能減弱相吻合，“預示下半年經濟動能不會有太多期待”。

此外，考慮到歐日經濟依然低迷，英國退歐仍將繼續發酵，劉東亮預計，下半年中國外貿環境並不會好於上半年，預計下半年進出口繼續維持跌多漲少的局面，對經濟增長難以產生拉動作用。

“進出口數據低迷對人民幣匯率難以視為利好”劉東亮認為，但從目前人民幣中間價與美元指數保持較好的互動關系來看，這一關系尚看不到打破的局面，因此未來匯率走勢更多受制於美元強弱的影響，中國主動貶值或升值的可能性都不大，考慮到美元處於強勢周期，下半年人民幣有逐步跌向6.80的的風險。

另一方面，7月7日央行發布的6月外匯儲備則較上月增加134.26億美元，反映資金外流壓力減小,對於人民幣匯率企穩帶來一定積極作用。

但資深外匯人士韓會師認為，對6月外匯儲備數據的回升仍需保持警惕，一方面因為英國退歐的影響可能會出現滯後，導致6月的結售匯數據並沒有對此做出及時反映。另一方面，境內結售匯市場對於英國退歐導致人民幣快速貶值這一趨勢是否會延續下去有較強觀望情緒，因此6月下旬最後幾個交易日並未出現嚴重的結售匯逆差，這也成為6月外匯儲備下滑壓力較小的重要原因。

近10億代償引燃戰火 中科雲網兩大金主背後角力

一方出資近10億元代償債務，卻始終未露真容，一方拿出超過5億元救命錢，卻明確謀求控制權。昔時夥伴的決裂，正在將中科雲網(002306.SZ)引向不同金主的角力。

中科雲網的亂局，是一場奇怪的爭鬥。2017年1月中旬開始，中科雲網實際控制人孟凱，向其曾經的生意夥伴王禹皓步步緊逼。追溯中科雲網的紛爭，交鋒的孟凱、王禹皓，似乎更多只是臺前的配角，真正的決鬥者，是其背後各自不同的利益方，這可能正是中科雲網今日亂局的根由。

追溯中科雲網的現狀，根由似乎早在2015年底就已埋下。由股東權利委托人倒戈相向的王禹皓，2015年進入中科雲網後，引入資金方陸鎮林，為孟凱中科雲網償還近10億元債務，並參與該公司重組，但不巧的是，中科雲網重組失敗。一個多月後，新的“金主”陳繼進入，意欲取得中科雲網控制權。然而，對於陸鎮林代償的巨額債務的後續處理，卻至今未有詳細說明。

沈默的前金主

孟凱、王禹皓、陳繼之間的糾葛和纏鬥春節後進一步升級，2月8日晚間，深交所連夜下發關註函，八問中科雲網。截至2月13日，由於各方意見不同，中科雲網未能在規定期間完成回複，僅就新一屆董事、監事提名，克州湘鄂情債權轉讓進行了回複。

對於陳繼參與重組、股東權利委托等問題，孟凱未做出回複。孟凱與中科雲網現任董事長王禹皓交惡，並引發公司“內亂”，至今仍然雲遮霧罩。2015年7月，為了解決自身十余億元債務，孟凱引入王禹皓為中科雲網董事長。當年11月初，孟凱以王禹皓授權代表， 引入陸鎮林控制的嶽陽中湘實業有限公司(下稱“中湘實業”)作為金主，為中科雲網、孟凱共計代償約9.33億元債務，不過中科雲網、孟凱均未披露陸鎮林代償債務的前提、交換條件。

2015年12月5日，中科雲網以5.3億元的價格，剝離團膳以外的餐飲業務。經過重組之後，中科雲網成為一個“凈殼”。根據2016年4月29日披露的重組預案，中科雲網以18億元收購四川鼎成100%股權，並向長城國融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下稱“長城國融”)、長城(德陽)長信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下稱“長信投資”)、陸鎮林發行股份募集不超過13.39億元配套資金。

但奇怪的是，陸鎮林只認購了募集配套資金的1000萬股，交易完成後持股比例僅為0.71%。而長城國融、長信投資則分別認購1.3億股、1.2億股，合計持股比例達到17.74%。交易完成後，孟凱還將股權委托給長城國融，長城國融可控制股份超過30%，成為控股股東，陸鎮林在重組中卻幾乎退居一旁。

近期接受采訪時，孟凱曾表示，陸鎮林是王禹皓介紹而來，而長城國融等則是陸鎮林找來的。那麽，陸鎮林身為中科雲網、孟凱的“金主”，為何卻在重組中只扮演一個無足輕重的小股東?與此同時，孟凱又為何要將自身股東權利讓渡給並無關系的長城國融?

公開資料顯示，長城國融、長信投資均為股權投資機構。其中，長城國融由長城資產管理有限公司100%持股，長信投資則由北京金盤龍投資中心(下稱“金盤龍”)出資84.79%，剩余部分由長城國融、成都海石股權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稱“成都海石”)分別出資12.38%、0.13%，長城國融、金盤龍為有限合夥人，成都海石為普通合夥人執行事務合夥人。

陸鎮林、中湘實業與長城國融、長信投資及其股東是否存在關聯?根據披露，長信投資的金盤龍、成都海石等兩家股東均由兩名自然人構成，其中金盤龍股東由王萬龍出資99%，王誌雄出資1%;成都海石股東由向飛出資60%，劉子瑜出資40%。而中湘實業的股東，除了陸鎮林外，還有李修傑、陸武惠、陳奇生三名自然人。這意味著，在股東、人員層面，陸鎮林、中湘實業與上述各方均無關聯。

長城國融、長信投資的業務，均包含股權投資、債權投資、資產重組及並購等，均具有私募股權投資機構的性質，長信投資股東金盤龍、成都海石也以股權投資為經營範圍。其中，金盤龍也是一家有限合夥企業，經營範圍包括項目投資、組織文化藝術交流、影視策劃等。

工商資料顯示，以有限合夥人身份出現的北京金盤龍，實際上是長信投資的主要出資方。2016年4月25日，長信投資進行工商登記變更，將註冊資本由2億元增加至8億元，金盤龍一家出資額就達到7億元，占比87.5%。但在工商登記、中科雲網披露信息中，均未披露其資金來源。而在重組預案中，中科雲網亦未說明陸鎮林與長信投資，以及金盤龍、成都海石是否存在關聯。

按照孟凱此前的說法，表明陸鎮林和長城國融方面存在一定關系。那麽，陸鎮林是否充當了重組方的角色?2月14日，中科雲網工作人員對第一財經稱，對公司過往的情況，目前沒有更多信息披露。孟凱則稱“對深交所八問不便多說，但對涉及問題肯定會做出回複”。

金主的角力?

迫於各方壓力，中科雲網於2016年8月宣布終止重組。隨後，孟凱找來陳繼。兩個月後，陳繼進入中科雲網董事會。

孟凱此前對第一財經稱，之所以引入陳繼，是因為到了2015年12月31日，王禹皓只解決了中科雲網4.3億元公司債務，公司成功保殼，但其個人背負的10億元左右的債務卻沒有按約解決。在此情況下，孟凱找來陳繼，出資5.05億元接過其債務。

根據中科雲網此前公告，作為金主，陸鎮林的中湘實業、北京盈聚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共計為中科雲網、孟凱代償了9.33億元的債務，其中中科雲網方面包括3.09億元ST湘鄂債、1.19億元的北京信托借款，合計解禁4.3億元。孟凱個人債務方面，則代償了向中信證券質押1.81億股的5.05億元債務。

由此可見，孟凱所稱王禹皓只為其解決了4.3億元的公司債務問題，與上市公司披露的9.33億元存在出入。然而，中科雲網在1月16日的公告，也對孟凱將股東權利轉移給陳繼提出異議，提及王禹皓的委托期限為孟凱的個人債務全部清償完畢為止。換言之，王禹皓方面也承認，其並未全部解決孟凱的個人債務。

此外，吉艾科技2016年12月底也曾公告，其子公司以1500萬元服務費的代價，出資4億元，為上海高湘提供流動性，獲得以陳繼的關聯方上海高湘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為委托人、中信證券為管理人的定向資管計劃所持有的金融類債權本金4.79億元、利息325萬元的受益權。

那麽，中湘實業為孟凱向中信證券代償的5.05億元債務，是否真的得到解決?資金又流向何處?如今成為一大謎團。對此問題，孟凱始終避而不談，在兩次采訪中均未予以解釋說明。2月14日，中科雲網工作人員稱，對於公司過往事項、協議，目前沒有信息披露。

“如果我和王禹皓站在一條戰線上，面臨的結局是和陳繼鬧翻。”孟凱此前對第一財經稱，“如此一來，陳繼會指控其與王禹皓詐騙，做出的行動就是拍賣孟凱中科雲網股票，其將再次遇到危機。迫於壓力，只能與陳繼談和，商量以法律的手段把王禹皓趕出去。此後的行動，就是配合陳繼的要求，包括取消委托授權、召開股東大會等等，都是陳繼所教。”

如此一來，局面已演變成“金主”之間的對抗，孟凱、王禹皓不過代表不同雙方利益。中科雲網公告顯示，2015年11月、12月，中湘實業為孟凱、中科雲網代償債務時，並未說明陸鎮林方面做出這一決定的前提、交換條件，陸鎮林亦未能與中科雲網發生股權上的聯系。隨著後續重組的失敗，事件關鍵人物對這幾筆代償的後續處理至今未有詳細說明。

家電巨頭角力智能制造

15秒能做什麽?

全球最大的微波爐供應商之一的格蘭仕會告訴你，15秒可以將一塊普通的鋼材變成一個完整的電蒸爐腔體。

3月底，第一財經記者在格蘭仕位於中山的生產基地看到，整個生產廠間，工人的身影寥寥無幾，僅有幾名來自意大利的技術人員在一旁操控。工廠負責人介紹稱，這是全球第一條電蒸爐自動化生產線，只需3名技工操作，節省人力達72%，生產速度卻提升16倍。

這只是中國家電企業智能制造的一個側影。隨著人工成本上漲，“機器換人”的劇目在勞動密集型的家電工廠頻頻上演。在此基礎上，“聯網”的智能工廠開始出現，連接用戶、研發、供應鏈、物流資源，可以加快存貨周轉、減少庫存、提升效益。格力、美的、海爾更把智能制造看作新商機。

機器換人

自2014年以來，格蘭仕先後與意大利、德國等裝備制造公司展開深度合作，在微波爐、洗衣機、洗碗機、電蒸爐等生產線自動化方面，投入額相當於過去20年投入的總和。2016年格蘭仕自行開發引進首條微波爐自動化裝配生產線，生產效率比之前提高38.89%。當年，格蘭仕還引進了全自動電蒸爐腔體生產線，生產節拍為每15秒/臺。

2016年10月，格蘭仕與工業機器人巨頭發那科達成戰略合作，共同推進工業機器人及相關自動化、集成化技術在白色家電行業深入應用，現在已經籌建微波爐腔體全自動化焊接生產線。雙方還組建了專業團隊，研究智能化柔性生產線，通過物聯網和大數據等技術改造一體化倉儲物流工程。

格蘭仕微波爐制造公司總經理李豐告訴第一財經記者，2016年格蘭仕整合和優化制造資源配置，持續提高產能和人員效率，2016年平均工效同比提升15.76%，2017年將持續優化生產流程，確保整體效率再提升30%。

不只格蘭仕，過去一直以大規模生產、低成本優勢取勝的中國家電業，面對人工成本上漲的挑戰、消費升級的機遇，各大工廠都在如火如荼地推進“機器換人”戰略。

美的空調計劃四五年內投入40億~50億元，把國內6個生產工廠都改造為智能工廠;海爾建設了八大互聯工廠，其中，順德洗衣機工廠等均已改造完畢，因全流程機器化操作，所以又被稱為“黑燈工廠”;TCL旗下生產液晶面板的華星光電，自動化生產的程度很高;江浙一帶，蘇泊爾的紹興工廠、老板電器的杭州工廠、A.O史密斯的南京工廠均已引入自動化生產線。

定制化生產

機器換人只是第一步，在自動化生產的基礎上建設互聯工廠，才是真正的智能制造。

海爾家電產業集團副總裁、供應鏈總經理陳錄城介紹稱，海爾八大互聯工廠，充分應用用戶大數據和制造大數據。用戶在網上參與創意交互和產品定制，上遊供應鏈資源、下遊物流配送資源也與工廠互聯互通，實現對用戶需求的快速響應。

陳錄城舉例說，針對母嬰人群的需求，海爾提供兒童洗衣機、幹衣機等全套母嬰家電的定制方案。這個過程中，首先要有用戶需求，在網上交互創意以後，產生了滿足用戶需求的產品。然後讓用戶體驗、反饋意見，再轉入到生產制造的環節。生產結束以後，交到用戶家里，並持續進行產品的叠代。目前，這個產品剛剛上市，效果很好。

智能制造的著眼點，不單是降低人工成本，更重在提升產品質量和經營效益。“我們把用戶的需求和生產的數據結合起來”，陳錄城說，比如，有12%的空調用戶數據反映，空調使用過程的噪音怎麽解決。“我們針對這個用戶需求，第一次應用了流數據的技術，把生產過程當中發現的噪音的數據分離出來，用智能檢測的手段把噪音問題徹底解決。”

以膠州空調互聯工廠為例，高精度方面，實現新產品開發100%用戶參與設計，定制占比25%以上；高效率方面，訂單交付周期縮短50%以上，效率提升100%。

美的智能工廠的思路，與海爾殊途同歸。美的空調事業部副總經理烏守保介紹說，美的工廠智能化有五個特征——設備智能化、生產透明化、物流智能化、管理系統化、決策數據化。美的空調事業部廣州南沙智能工廠廠長汪小進補充說，該廠有一個數據室，通過物聯網技術，連接生產設備，通過智能手機實時了解每一個數據點的情況。

根據客戶訂單來生產的“T+3”模式，正在美的旗下的各大工廠推行。烏守保說，由於產業鏈上信息互聯互通，客戶下單後，上遊供應商馬上備料，工廠準備生產，產品下線後立即發貨。這令美的的訂單交付周期縮短50%。

智能制造的新增長點

汽車行業的自動化生產程度已經較高，下一步機器人應用的“藍海”在一般工業領域。

中國是一般工業領域機器人應用的最大單一市場。格力、海爾、美的三大白電巨頭智能生產的經驗一旦沈澱下來，順勢向機器人和自動化領域延伸，便可形成新的增長點。

因此，海爾搭建了COSMO平臺，想把智能制造打造為業務增長點。美的收購全球四大機器人公司之一德國庫卡集團，修築機器人和自動化的“第二跑道”。格力也重金投入，積極研發、制造機器人和數控機床。

2017年2月，海爾自主研發的首個中國版工業互聯網平臺COSMO正式發布並對外提供社會化服務。海爾明確提出，支撐自身轉型的同時，把互聯工廠的模式推廣複制，將智能制造做成一個新的產業，實現市場化運營，未來將帶來收益。

美的副總裁顧炎民表示，中國在一般工業領域的機器人密度，只相當於德國的十分之一，有很大發展空間。同時中國勞動力工資不斷上升，機器人成本不斷下降，機器換人的投資回報期從以前的5年下降到現在的1.6年。全球機器人市場2025年估計將達240億美元產值，中國2018年將占全球機器人市場的38%。

而格力的六軸機器人，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也首次亮相。格力電器董事長兼總裁董明珠表示，未來格力電器將緊密圍繞機器人和精密機床兩大領域進行深入研究，在完成格力自身制造系統轉型升級的同時，為“中國制造2025”提供一批完全自主研發的高端裝備。

高工機器人研究院(GGII)高級分析師盧彰緣認為，機器人在家電行業的應用，近年來增長速度超過30%。美的、海爾、格力、長虹等家電巨頭在機器人領域的布局尤為迅速。GGII調研數據顯示，家電行業的自動化率依然偏低，只有20%左右，機器人的應用大部分還只停留在簡單上下料、搬運碼垛、包裝裝配等領域，這也給巨頭們提供了良好的商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