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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安徽和浙江是省級食藥改革里最早提“三合一”，當時出於什麽考慮？

徐恒秋：安徽全面鋪開做市場局，所以影響比較大。其實這個“三合一”也是學的。深圳早就有，上海浦東也在試點。2014年春節剛過，一位省政府領導就帶隊去深圳考察。當時大家都覺得深圳模式不太適合安徽。但後來不知為什麽，還是按市場局推開了。

南方周末：你在這種情況下接手食藥監管工作，是不是很難？

徐恒秋：一開始總覺得這樣弱化了食品藥品監管。當時最難的是對食品安全監管的認識不一致。大家都在疑惑，改革到底能不能起作用？改了是不是監管能力更差？基層機構能不能聽指揮？但在無力回天的情況下，我只能想怎麽加強食品安全監管。現在一年多了，回過頭想想，任何事情都是一分為二的，有弊也有利。

南方周末：你看到了哪些好處？

徐恒秋：如果光靠我們食藥系統，很難在鄉鎮一級的基層建監管所，但其實基層原有的工商所已經很完備了。“三合一”之後，我們機構有了，房子有了，隊伍也有了，人可能還多一些。不過，監管能力還有待提高，需要教育、培訓、改造。我們要主動讓“三合一”之後的部門認同我們，致力於食藥監管。

南方周末：但基層也反映，過去安徽最小的縣級食藥局行政事業編制也有二十多人，現在成立市場局，一般食品藥品只設兩個股，不到十個人。鄉鎮市場監管所沒有增加人員，只是增加了食品藥品和質量監督職能，監管會不會力不從心？

徐恒秋：縣里人少了，但我們鄉鎮基層的“腿”多了，總體的監管人數沒有減少。食藥監以前基層都沒有人，現在一部分人做執法工作，底下有稽查隊、執法隊，連鄉鎮所都是我們的人員，工商來的同誌也做食藥的工作。

南方周末：怎麽調動工商部門的人主動做食藥工作的積極性？

徐恒秋：我們主要是因勢利導，努力改造基層所隊伍。

“三合一”後，基層部門其實也很迷茫，沒爹沒娘的感覺，不知道該誰管。我們主動關心他們。先是掛牌，我們所有的基層所都加掛了食藥局的牌子。2014年9月底，國務院辦公廳來了一個通知，“可加掛”食品藥品監管局的牌子。我們一看到就趕緊開始加掛，市局都很希望推動這項工作，三天後合肥市的縣局就掛牌了。全省各縣區市場監管局、鄉鎮、街道（社區）市場監管所都加掛了食品藥品監管局牌子。之後就統一服裝，銅陵市就推得很好，因為市場局是沒有制服的。大家都穿上食藥局的制服，歸屬感就強了很多，形式上我們是一家人了。

南方周末：光有形式也不行，實質上有什麽改變嗎？

徐恒秋：隊伍建設非常重要，光有制度沒有人才也是空的。國家2014年撥了1500萬的培訓費，我們全部用在了內部培訓上，覆蓋了全省140多個縣（區）、培訓基層新進人員萬余人。

我相信，這支隊伍通過兩三年的改造、培訓、磨合、協調，應該會成為很有力的隊伍，這需要有一個過程。

南方周末：磨合期間有什麽新問題嗎？

徐恒秋：還是存在一些問題的。一是現有的監管機制還很不完善。尤其是基層監管機構，盡管加掛了食品藥品監管機構牌子，但實質性運轉沒有完全到位；一些鄉鎮、街道還存在監管的空白。二是監管力量不適應。食品藥品監管是專業執法。基層機構職能調整後，普遍存在人手少、劃轉來的人員年齡偏大、專業技能不足，“不願幹、不會幹、不敢幹”的問題較為突出。不過也不要緊，我們逐漸會淘汰年齡大的，等再進人之後就好了。到時候一定要嚴格限制專業。三是擔當意識不夠。隨著簡政放權的不斷深入，責任和風險也隨之下放。一些地方事權下放時，存在超範圍放權，既違法又使得基層監管機構無力承接，監管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受到質疑。

南方周末：過去您一直在衛生部門，來食藥監這段時間正好趕上了食藥改革，最大的感受是什麽？

徐恒秋：食藥監我來了一年零七個月了。可以說對食品藥品監管的認識在不斷深化，思路也在不斷清晰。

我們作為典型的執法監督部門，首當其沖的任務便是要依法行政。相關法律法規必須要健全，新修訂的食品安全法馬上就要正式出臺了，藥品管理法也在修改的過程中，國家食藥總局也出臺了十多項規章制度。

我們也針對本省制度空白，2014年出臺了十幾項制度。其中，吹哨人制度（鼓勵企業內部人士舉報）是我們受益最多的制度。

南方周末：上海福喜事件之後，好像大家都在談論吹哨人制度？

徐恒秋：福喜事件是2014年7月20日發生的，我們吹哨人制度是在6月30日建立的。上午開會宣布實施，下午就接到舉報。就在前幾天，合肥一個縣里又有企業員工打電話來，說企業回收過期肉，重新加工出售。我們接到消息後，省局和市局都一起過去，結果屬實，這就很嚴重了，立馬移交公安。到目前，已經收到十多起針對性強的舉報，查處了一批案件。

南方周末：通過舉報查處，你對監管企業有哪些新的認識？

徐恒秋：以前一些同誌覺得企業是我們的服務對象，甚至是把企業當成自己的孩子，把他們摟著抱著呵護著，生怕企業受委屈。我來了之後堅決強調，監管部門和企業是監督和被監督的關系，企業的生與死掌握在他們自己手里。企業在市場上活得好，靠的是他們的質量和安全。監管部門決不能同違法企業沆瀣一氣，要杜絕各種不正當的地方保護和貓鼠遊戲。我們監督他們把好的產品生產出來，這才是對企業最好的服務。

南方周末：您之前在衛生部門主導改革，食藥改革和醫改比，哪個更難？

徐恒秋：食藥改革相對簡單。食品安全是社會治理，不會觸動很多人的利益。現在只要把心態放正，依法行政，理順監管和被監管的關系，保證公眾利益就行。如果不理順這個關系，就是給我們一個單獨的機構也很難。食藥改革走到現在，是考慮怎麽進一步完善的問題。

南方周末：改革後，原來管不好的食品比如豆芽，現在能管好嗎？

徐恒秋：所有地方都在為豆芽扯皮，我們不想扯了，就管起來。蚌埠的豆芽就管得特別好。我們出臺了《關於進一步加強食品生產小作坊監管工作的指導意見》，提出了普遍建檔、目錄管理、開辦報告等措施，全面加強食品生產小作坊監管。

南方周末：2013年8月，新華社報道安徽蕭縣病死豬案，當時多個監管部門說，病死豬肉問題原因在於“職能重疊、部門打架”，表示“等今年底機構改革了就好了”。食藥改革進展緩慢是不是造成了當時的監管真空？現在改革完成了，豬肉問題怎麽監管，病死豬回流餐桌能否杜絕？

徐恒秋：病死豬肉的監管主要由農委負責。在以前，商務部門和農業部門監管有交叉。現在，只要進入市場，就是我們的責任，我們也不會推卸責任。蕭縣病死豬事件發生在黑作坊里，機構改革之後，我們加強市場監管的頻次和力度，所有的黑作坊都會取締。

南方周末：2014年10月，全國遊泳錦標賽16名運動員疑似食物中毒，最後為什麽沒聽見下文？

徐恒秋：我們後來把樣品送去疾控中心檢測，也是模棱兩可的結論，沒法判斷。這不是檢測設備的問題，可能還是檢測能力的原因。作為專業性、技術性的監管行業，現在技術支撐還不到位，一些監管技術、裝備、手段還跟不上，也影響了監管的準確性和時效性。

南方周末：改革這一年多，食藥監管水平提高了嗎？

徐恒秋：在省局這塊，我們是明顯看到成效了。至於基層，如果說這麽短時間就提高了，那是睜眼說瞎話。新的監管體制運行還處於磨合期，一些地方監管體系尚不健全，監管責任不落實，監管經費不到位，地方保護主義時有發生。“三合一”以後基層監管就弱化了嗎？這個話不能這麽說。如果弱化了，那是地方政府的不重視，需要把地方政府的責任壓實。

南方周末：怎麽落實地方負責？

徐恒秋：為了讓地方政府重視，2015年1月，安徽省政府與各市簽訂年度食品藥品安全目標責任書。16個市的市長立下“軍令狀”，各地要將食品藥品安全納入政府目標管理績效考核體系。只要地方政府的責任意識起來了，他絕對知道這是掉烏紗帽的事。責任狀一簽，就把基層的責任夯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