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賈樟柯

2011-3-31 NM

大國崛起，遍地傳奇，賈樟柯卻始終對準卑微的人。

他拍縣城小偷的窘態，拍文工團江湖賣藝輾轉回到原處的蒼涼，拍工人子弟朝生暮死的生活，拍千里尋親的故事，拍一段五十年老舊工廠的記憶，人事隨拆遷而飄零。

他把無可奈何，拍成平民史詩，拿下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也成為盧卡諾國際電影節最年輕的終身成就獎得主。

「變革中身不由己的人的狀態，始終是我的關注。」

他電影中的人物，帶點茫然，受時代牽制，現實的他，總以行動還擊。

從幫派走進電影世界、從被禁拍片到替上海市世博拍紀錄片、從山西縣城走到世界、從獨立藝術片到億萬製作，賈樟柯依然游刃有餘。

「命運的法則高高在上，但個人來說，不能被動，要積極回饋。」

賈樟柯外形溫厚，說話近乎委婉，讓人一眼看不出骨子裡的烈性。年輕的他，總是把事情做得很盡：踏新買的單車，翻山過道，越三十公里看那象徵外面世界的鐵路；動用所知的美麗詞彙和意境，一晚完成三十首情詩送給女孩。能喝一斤白酒，抽三包煙，平常混的，是幫派。

現年四十，回到三十年前山西汾陽縣城馬路，沙塵過處，你會看見他和一群街童在虛擲光陰。「我大量的青少年時間，都是在縣城的十字路口度過，在那兒，我們看世界，同時看女孩。」

那個世界，有裁縫、廚子、母親辦公的糖業煙酒公司，三教九流，都有名有姓。新華書店出售的電單車和女郎新年掛曆，讓他看見城市；十字街頭的大哥，是他的英雄。「街上有很多幫派，我很崇拜那些大哥，和他們在一起，就覺得很有力。」

「我個子比較矮，戰鬥力非常弱，經常被打得蠻厲害的，但我就是愛打，這是性格，我覺得男孩子就該這樣。」

他還從二樓躍下。

那年他十六歲，用他借用杜琪峯的話，已是學校的話事人。某日誤踏其他幫派地盤，其中一個向他搦戰單挑，結果反被打。「回到學校，突然來了很多人，拿着木棍和刀，來砍我。我跑，他們追，一個長鏡頭，跑到宿舍二樓，就跳了下去。」長鏡頭後，可能是逆光、慢鏡，然後着地。「他們沒有一個敢跳下來，我逃了。當時很痛，但荒謬的是，一跳成名啊。」

逼近當下

當時文革剛結束，百廢待興，流連大街上的人，從七、八歲到二十來歲，沒有正事幹、沒有娛樂，人也不流動，就那麼呆在那裡，和時間拉扯。賈樟柯當時也寫詩，但壓不過暴力的一面，直到八九年，那股憋住已久的創作慾望，才真正找到出口。

「天安門學運是一段非常暴力的時間，但是它讓我變得非常不暴力。」

「是挫折感吧。你覺得大學生的主張都是好的，突然被滅掉。」

「那時候覺得不平，你怎麼去對抗那麼大的暴力？你發現在街上打架沒用，打什麼架啊。你需要的是表達，把心裡的話說出來。」

賈樟柯自言，自己的暴力都被那段幫派日子透支掉，他變得斯文，刻意約束自己，告別街頭，每日埋首寫作，「經常伴隨着眼淚。」當時正值女朋友考上大學，兩人沒說分手，也沒留下其他的話。「當你意識到分開的時候，其實已經分開很久了。」

賈樟柯的成名作是《小武》、《站台》、《任逍遙》，合稱故鄉三部曲，都在山西拍攝，部分更在老家汾陽縣城取景。他拍縣城，因為在電影中，他看不見縣城。

九三年考進北京電影學院，在北京，他發現「農民」是罵人的話，另一方面，他也發現了汾陽。「當你離開故鄉，才能確定自己的故鄉。」

朋友從山西坐十四個小時火車到北京找他，只為同桌午飯。「這就是踏破千山萬水的情義。」

做廣告的北京朋友請他吃飯，九六年，花了七百多元。「我覺得難受，因為剛接到老家來的電話，同學的父親要動手術，手術費就是七百元，但他們家拿不出。」

縣城上一代有口難言的愛，他也看得明白。「有個大哥，喜歡一個女生，不知道怎麼表達，每天攔着她，推推攘攘的，直到多年以後，那姐姐結婚了，才恍然：他是不是喜歡我？」

每次提起縣城回憶，或雀躍或低眉，他總是非常投入。某次中央電視台採訪他，記者一直追問他到北京後，如何克服自卑感。「我說我不用，我沒有自卑，他不信，說從縣城到北京就要自卑，後來我們就吵起來。」

「北京就應該是這樣的，好像北京有外國電影，是因為有電影學校，是因為權力在調節，不是城市在調節。只要你是中國人，權力是怎麼運作的，你都清楚。」

賈樟柯從沒在體制中工作過，但制度變更，影響他身邊的人。那些到工廠打工的中學同學，在他大學畢業前便下崗了，又回到渾身是勁但無事可做的狀態。九六年尾回汾陽縣城，賈樟柯發現老家拆遷在即，當時大規模拆遷還未成風，還不是社會問題，還未有熱烈討論，但拆遷和記憶的關係，他還是抓到了。「街拆了，人就散，人散了，我最喜歡的生活不在了，再聚起來，也不一樣了，只為懷舊，不真實了。」

趕在拆遷前，他拍了第一部長片《小武》。那些下崗故友，啟發他寫了一個關於工廠的劇本，觸發了日後的《二十四城記》。「我不會覺得他們寒酸，但對周遭人的存在，你會有惻隱之心，因為真的很困難。」

流氓博弈

從第一條短片《小山回家》開始，賈樟柯便在海外順風順水，叫好叫座，但在國內，卻經歷漫長掙扎。當海外評論讚揚他拍出中國當代庶民面貌時，同鄉卻罵他「汾陽逆子」。「有絕大部分人不喜歡，覺得我不愛家鄉，把汾陽拍得男盜女娼，說這個人是罪人。我一開始很痛苦，久了，也是一個經驗。」

老百姓希望在他的電影裡看見汾陽的悠久歷史、純樸民風，審查部門亦然。《小武》之後，賈樟柯被無限期禁止在國內拍攝電影。「連後期製作公司，也收到文件和我的照片，說不許和這個人合作。」而當時「舉報」他的，是某第五代導演的文學策劃。

賈樟柯沒有聽教聽話，在解禁前拍了兩部電影。「我覺得我一身正氣，沒有錯，錯的是他們。」「如何秘密地拍攝？」記者問。「說是在拍廣告啊，這個不能告訴你，要不別的導演不能用。」

二○○四年，當局推動電影產業化，他可以「明目張膽」地拍，但是否能夠公演，還得過審查部門。和當局長期交手，他摸索出一套游說方法。像《三峽好人》，當時被指否定三峽工程。「我說這是一套環保電影，表明了我們要珍惜家園。」到《二十四城記》，談了半年，最終他挾持科技：「現在數碼化了，我拷一個硬盤，就可以到處放，你的海關，管不了我的。」

「這需要耐心、智慧，還有一點點的流氓精神。但最重要，還是一身正氣。」這讓我想起，他提及他混幫派的時候，最擅長調停糾紛。二○○五年，賈樟柯首部電影在內地公映，這時他已拍了

十年。

賈樟柯在公眾前亦敢言，對中國商業電影的批評，總是不留情面。他曾經刻意安排《三峽好人》與《滿城盡帶黃金甲》於同一天首映，以示抵制中國大片。

他在今年香港國際電影節主講大師班，有人問他，如果他來拍被譽為史上最乾淨愛情故事《山楂樹之戀》（張藝謀去年執導的片子），會有什麼不同。他說：「會有性吧。」他認為，中國商業電影的問題，是遠離真實。「在商業電影世界，真實的中國人生存經驗，仍然不是太多，當然有一些，比如像馮小剛的電影，一直跟社會有互動，但是大量製作，除了娛樂以外，指涉不了中國人真實的世界。」

商業潛行

賈樟柯拍藝術片、紀錄片，但和其他獨立電影導演不同，他的海外賣片成績好，其中一個為人熟悉的出資者，是北野武。早於一九九九年，他存摺已有五百萬。他第一部片，只有兩萬資金，到最新正在籌備的商業電影《在清朝》，投資近億。

賈迷不擔心他沒錢，反而擔心他有太多贊助，創作受左右。《二十四城記》被指為樓盤廣告，但卻是當年唯一入選康城影展競賽單元的華語電影。《海上傳奇》是配合上海世博拍成的官方紀錄片，放映前賈迷質疑他歌頌大國崛起。放映後，輪到另一些人寫投訴信，因為他們看見受訪者中，有資本家、民權鬥士、文革受害者的後人。「這壞導演又讓牛鬼蛇神、反動派說話了。」

今年香港國際電影節首映了他監製及有份導演的新片《語路》，電影原來的計劃，是威士忌酒商找他拍廣告，後來他反建議，「能不能拍電影，能不能不植入酒？以精神對接產品的精神。」最後他拍十二位內地知名人士的奮鬥心路，正當國內熱烈討論應否禁止廣告植入電影，他宣告：「這是電影植入廣告的電影。」不過，電影中不斷出現受訪者的「走路」場面，也讓賈迷質疑，這是品牌在電影的另一種植入。

這電影，是他看見富士康連環跳後想到的。「以前有跳樓，可能是因為談戀愛不開心，像富士康連環跳，我們以前沒有見過。」他說，自己人生經驗多了，稍微鎮定了一些，但為社會不公平的躁動還在。「現實在我面前，仍然是焦慮的、矛盾的，很多人仍然是被動和沒有尊嚴，你家的房子突然被拆，司法不公正下的冤案，社會不公正下的貧富懸殊。」他拍電影，仍然為抒發、為一個更公義的社會。「把這些生活拍下來，就是改變的努力。讓人們知道，讓官員不安，讓富有的人捐錢出來。要相信自己做的，實際上在改變一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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