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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賈樟柯

2011-3-31  NM




大國崛起,遍地傳奇,賈樟柯卻始 終對準卑微的人。

他拍縣城小偷的窘態,拍文工團江湖賣藝輾轉回到原處的蒼涼,拍工人子弟朝生暮死的生活,拍千里尋親的故事,拍一段五十年老舊工廠的記憶,人事隨拆遷而飄 零。

他把無可奈何,拍成平民史詩,拿下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也成為盧卡諾國際電影節最年輕的終身成就獎得主。

「變革中身不由己的人的狀態,始終是我的關注。」

他電影中的人物,帶點茫然,受時代牽制,現實的他,總以行動還擊。

從幫派走進電影世界、從被禁拍片到替上海市世博拍紀錄片、從山西縣城走到世界、從獨立藝術片到億萬製作,賈樟柯依然游刃有餘。

「命運的法則高高在上,但個人來說,不能被動,要積極回饋。」

賈樟柯外形溫厚,說話近乎委婉,讓人一眼看不出骨子裡的烈性。年輕的他,總是把事情做得很盡:踏新買的單車,翻山過道,越三十公里看那象徵外面世界的鐵 路;動用所知的美麗詞彙和意境,一晚完成三十首情詩送給女孩。能喝一斤白酒,抽三包煙,平常混的,是幫派。

現年四十,回到三十年前山西汾陽縣城馬路,沙塵過處,你會看見他和一群街童在虛擲光陰。「我大量的青少年時間,都是在縣城的十字路口度過,在那兒,我們看 世界,同時看女孩。」

那個世界,有裁縫、廚子、母親辦公的糖業煙酒公司,三教九流,都有名有姓。新華書店出售的電單車和女郎新年掛曆,讓他看見城市;十字街頭的大哥,是他的英 雄。「街上有很多幫派,我很崇拜那些大哥,和他們在一起,就覺得很有力。」

「我個子比較矮,戰鬥力非常弱,經常被打得蠻厲害的,但我就是愛打,這是性格,我覺得男孩子就該這樣。」

他還從二樓躍下。

那年他十六歲,用他借用杜琪峯的話,已是學校的話事人。某日誤踏其他幫派地盤,其中一個向他搦戰單挑,結果反被打。「回到學校,突然來了很多人,拿着木棍 和刀,來砍我。我跑,他們追,一個長鏡頭,跑到宿舍二樓,就跳了下去。」長鏡頭後,可能是逆光、慢鏡,然後着地。「他們沒有一個敢跳下來,我逃了。當時很 痛,但荒謬的是,一跳成名啊。」

逼近當下

當時文革剛結束,百廢待興,流連大街上的人,從七、八歲到二十來歲,沒有正事幹、沒有娛樂,人也不流動,就那麼呆在那裡,和時間拉扯。賈樟柯當時也寫詩, 但壓不過暴力的一面,直到八九年,那股憋住已久的創作慾望,才真正找到出口。

「天安門學運是一段非常暴力的時間,但是它讓我變得非常不暴力。」

「是挫折感吧。你覺得大學生的主張都是好的,突然被滅掉。」

「那時候覺得不平,你怎麼去對抗那麼大的暴力?你發現在街上打架沒用,打什麼架啊。你需要的是表達,把心裡的話說出來。」

賈樟柯自言,自己的暴力都被那段幫派日子透支掉,他變得斯文,刻意約束自己,告別街頭,每日埋首寫作,「經常伴隨着眼淚。」當時正值女朋友考上大學,兩人 沒說分手,也沒留下其他的話。「當你意識到分開的時候,其實已經分開很久了。」

賈樟柯的成名作是《小武》、《站台》、《任逍遙》,合稱故鄉三部曲,都在山西拍攝,部分更在老家汾陽縣城取景。他拍縣城,因為在電影中,他看不見縣城。

九三年考進北京電影學院,在北京,他發現「農民」是罵人的話,另一方面,他也發現了汾陽。「當你離開故鄉,才能確定自己的故鄉。」

朋友從山西坐十四個小時火車到北京找他,只為同桌午飯。「這就是踏破千山萬水的情義。」

做廣告的北京朋友請他吃飯,九六年,花了七百多元。「我覺得難受,因為剛接到老家來的電話,同學的父親要動手術,手術費就是七百元,但他們家拿不出。」

縣城上一代有口難言的愛,他也看得明白。「有個大哥,喜歡一個女生,不知道怎麼表達,每天攔着她,推推攘攘的,直到多年以後,那姐姐結婚了,才恍然:他是 不是喜歡我?」

每次提起縣城回憶,或雀躍或低眉,他總是非常投入。某次中央電視台採訪他,記者一直追問他到北京後,如何克服自卑感。「我說我不用,我沒有自卑,他不信, 說從縣城到北京就要自卑,後來我們就吵起來。」

「北京就應該是這樣的,好像北京有外國電影,是因為有電影學校,是因為權力在調節,不是城市在調節。只要你是中國人,權力是怎麼運作的,你都清楚。」

賈樟柯從沒在體制中工作過,但制度變更,影響他身邊的人。那些到工廠打工的中學同學,在他大學畢業前便下崗了,又回到渾身是勁但無事可做的狀態。九六年尾 回汾陽縣城,賈樟柯發現老家拆遷在即,當時大規模拆遷還未成風,還不是社會問題,還未有熱烈討論,但拆遷和記憶的關係,他還是抓到了。「街拆了,人就散, 人散了,我最喜歡的生活不在了,再聚起來,也不一樣了,只為懷舊,不真實了。」

趕在拆遷前,他拍了第一部長片《小武》。那些下崗故友,啟發他寫了一個關於工廠的劇本,觸發了日後的《二十四城記》。「我不會覺得他們寒酸,但對周遭人的 存在,你會有惻隱之心,因為真的很困難。」

流氓博弈

從第一條短片《小山回家》開始,賈樟柯便在海外順風順水,叫好叫座,但在國內,卻經歷漫長掙扎。當海外評論讚揚他拍出中國當代庶民面貌時,同鄉卻罵他「汾 陽逆子」。「有絕大部分人不喜歡,覺得我不愛家鄉,把汾陽拍得男盜女娼,說這個人是罪人。我一開始很痛苦,久了,也是一個經驗。」

老百姓希望在他的電影裡看見汾陽的悠久歷史、純樸民風,審查部門亦然。《小武》之後,賈樟柯被無限期禁止在國內拍攝電影。「連後期製作公司,也收到文件和 我的照片,說不許和這個人合作。」而當時「舉報」他的,是某第五代導演的文學策劃。

賈樟柯沒有聽教聽話,在解禁前拍了兩部電影。「我覺得我一身正氣,沒有錯,錯的是他們。」「如何秘密地拍攝?」記者問。「說是在拍廣告啊,這個不能告訴 你,要不別的導演不能用。」

二○○四年,當局推動電影產業化,他可以「明目張膽」地拍,但是否能夠公演,還得過審查部門。和當局長期交手,他摸索出一套游說方法。像《三峽好人》,當 時被指否定三峽工程。「我說這是一套環保電影,表明了我們要珍惜家園。」到《二十四城記》,談了半年,最終他挾持科技:「現在數碼化了,我拷一個硬盤,就 可以到處放,你的海關,管不了我的。」

「這需要耐心、智慧,還有一點點的流氓精神。但最重要,還是一身正氣。」這讓我想起,他提及他混幫派的時候,最擅長調停糾紛。二○○五年,賈樟柯首部電影 在內地公映,這時他已拍了

十年。

賈樟柯在公眾前亦敢言,對中國商業電影的批評,總是不留情面。他曾經刻意安排《三峽好人》與《滿城盡帶黃金甲》於同一天首映,以示抵制中國大片。

他在今年香港國際電影節主講大師班,有人問他,如果他來拍被譽為史上最乾淨愛情故事《山楂樹之戀》(張藝謀去年執導的片子),會有什麼不同。他說:「會有 性吧。」他認為,中國商業電影的問題,是遠離真實。「在商業電影世界,真實的中國人生存經驗,仍然不是太多,當然有一些,比如像馮小剛的電影,一直跟社會 有互動,但是大量製作,除了娛樂以外,指涉不了中國人真實的世界。」

商業潛行

賈樟柯拍藝術片、紀錄片,但和其他獨立電影導演不同,他的海外賣片成績好,其中一個為人熟悉的出資者,是北野武。早於一九九九年,他存摺已有五百萬。他第 一部片,只有兩萬資金,到最新正在籌備的商業電影《在清朝》,投資近億。

賈迷不擔心他沒錢,反而擔心他有太多贊助,創作受左右。《二十四城記》被指為樓盤廣告,但卻是當年唯一入選康城影展競賽單元的華語電影。《海上傳奇》是配 合上海世博拍成的官方紀錄片,放映前賈迷質疑他歌頌大國崛起。放映後,輪到另一些人寫投訴信,因為他們看見受訪者中,有資本家、民權鬥士、文革受害者的後 人。「這壞導演又讓牛鬼蛇神、反動派說話了。」

今年香港國際電影節首映了他監製及有份導演的新片《語路》,電影原來的計劃,是威士忌酒商找他拍廣告,後來他反建議,「能不能拍電影,能不能不植入酒?以 精神對接產品的精神。」最後他拍十二位內地知名人士的奮鬥心路,正當國內熱烈討論應否禁止廣告植入電影,他宣告:「這是電影植入廣告的電影。」不過,電影 中不斷出現受訪者的「走路」場面,也讓賈迷質疑,這是品牌在電影的另一種植入。

這電影,是他看見富士康連環跳後想到的。「以前有跳樓,可能是因為談戀愛不開心,像富士康連環跳,我們以前沒有見過。」他說,自己人生經驗多了,稍微鎮定 了一些,但為社會不公平的躁動還在。「現實在我面前,仍然是焦慮的、矛盾的,很多人仍然是被動和沒有尊嚴,你家的房子突然被拆,司法不公正下的冤案,社會 不公正下的貧富懸殊。」他拍電影,仍然為抒發、為一個更公義的社會。「把這些生活拍下來,就是改變的努力。讓人們知道,讓官員不安,讓富有的人捐錢出來。 要相信自己做的,實際上在改變一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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