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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為中興為形象而戰

http://magazine.caing.com/chargeFullNews.jsp?id=100256683&time=2011-05-08&cl=115&page=all

　　他們是對手，無人不知。但當4月28日，華為技術有限公司（下稱華為）在德國、法國和匈牙利提起對中興通訊（000063.SZ/00763.HK，下稱中興）的專利和商標侵權訴訟時，仍令人意外。

中興和華為公司總部均位於深圳，雙方在國內外市場的競爭與碰撞無處不在。上圖為深圳中興通訊生產車間。（張勇/CFP）下圖為深圳華為總部。（Forbes Conrad/Bloomberg/CFP）

　　他們都來自中國，是兩家最領先的通信設備商，幾乎在所有業務領域直接對抗。由於有主管部門協調，此次訴訟前，華為和中興並未發生過公開衝突。

　　而這場「中華大戰」爆發的時機微妙。4月1日，全球最大的電信設備製造商愛立信宣佈在英國、意大利和德國發起對中興的專利訴訟。

　　中興隨即回擊。除了積極在歐洲應訴，還在中國提出了對愛立信的專利侵權反訴。

　　未想四日後，同城對手華為即出手。當晚，中興公關總經理王建平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華為此次預謀已久，是想借愛立信起訴中興之機，使中興腹背受敵，阻止其在歐洲的發展。他直接指責華為的做法是「別有用心的小人之舉」。焦灼之情溢於言表。

　　一日後，身為國企的中興展開反擊，在國內反訴華為，指控華為侵犯其第四代移動通信系統（LTE）若干重要專利。

　　不過，目前均積極進軍國際市場的中興和華為，不會為宿怨而妄動。這場看似針鋒相對的「中華大戰」，正凸顯了走向國際的中國企業面臨的新挑戰。生存之道將有別於國門之內，虛虛實實的「中華大戰」遲早都將爆發。

專利纏鬥

　　華為在宣佈起訴中興的公開聲明中稱，中興在數據卡產品上使用了與華為的「旋轉頭」專利相同的設計；中興還將華為在歐盟註冊的一個商標印在了自己的產品中。

　　在與財新《新世紀》記者的討論中，多位業內人士都表示，華為所指稱的專利和商標侵權，並不涉及到產品的核心競爭力。其中，商標權一事更屬細枝末節。

　　被指侵權的商標是華為在一項歐盟認證RoHS的標識基礎上，另加簡單的圖形設計而成，表達的意義依然是產品符合RoHS認證。中興出於何種目的刻意盜用此商標令人費解，因為其中並無多少商業利益。

　　在被訴之後，中興直接向歐盟提請撤銷華為的此項商標註冊，中興在申請材料中還認為，自己早在2008年底即使用了此標識，當時華為尚未註冊此商標。而在華為2009年7月提出商標權主張之後，中興已經另行啟用標識。

　　針對「旋轉頭」專利，中興一方面向歐洲法院提出華為專利無效訴訟，一方面在中國向國家知識產權局提起了華為的「旋轉頭」同族專利（在多國申請的基於同一技術內容的專利）無效程序。在起訴材料中，中興稱自己的「旋轉頭」專利申請早於華為約一年。

　　相比於同華為在非核心專利上的訴訟糾纏，中興與愛立信的訴訟對公司的影響可能更為直接。愛立信的指控包括中興在GSM和WCDMA（分別為2G 和3G通信技術）上的專利侵權，一旦訴訟失利，中興的產品，特別是其著力發展的手機終端將在歐洲市場遇到麻煩，近期的良好發展勢頭可能被遏制。

　　愛立信首席知識產權官卡希姆-阿法拉赫（Kasim Alfalahi）對英國《金融時報》表示，該公司和中興通訊就簽訂一項專利許可協議的商談至少已進行了四年，但中興拒絕簽字。一位愛立信中國區高管也曾 向財新《新世紀》記者透露，提起訴訟是因為與中興的談判實在無法進行下去：「這方面我們比較欣賞華為，按規則辦事，用專利就付錢。」

　　華為媒體負責人在提起訴訟後也向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就訴訟涉及的問題，之前已與中興談了很久，選擇起訴「是反覆斟酌之後才決定的」。

　　中興則否認自己拒絕與愛立信簽署協議。在對兩樁訴訟的回應中，中興均表達了同樣的態度：各大通信設備企業在專利領域均需謀求交叉授權，專利競爭不應成為主要的競爭手段。

　　事實上，作為中國科技公司的代表，華為和中興都已越來越多地彰顯自己在專利領域的實力。不論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的國際新專利申請統計中，還是中國國內新專利數量上，這兩家公司都已連續多年排在最前列。

　　但華為、中興以及愛立信在行業核心專利上均非領先者。以LTE領域的基本專利為例，根據歐洲電信標準研究所（ETSI）的專利和知識產權數據， 截至2010年11月30日，愛立信和華為分別佔有LTE基本專利的8%份額，中興則手握7%，三家公司與諾基亞和三星一起居於第二陣營。

　　在專利份額較為平均的形勢下，廠商間圍繞專利的合作與糾紛不可避免，由專利的交叉授權問題引發多宗訴訟，亦在情理之中。

碰撞無處不在

　　「訴訟說明雙方在歐洲市場的利益邊界開始交叉並產生衝突了。」牛津大學技術管理與發展中心主任傅曉嵐在接受財新《新世紀》記者採訪時說。她分析 稱，走向國際市場的中國公司更有可能在一個細分市場中競爭，且定位同質化現象嚴重。「這些企業技術發展的階段，文化背景以及思路十分類似。」

　　對於這兩家總部同樣位於深圳的公司來說，「同城對手」是雙方高管在公開場合一直避諱的話題。但在實際業務中，雙方的碰撞隨處可見。只是在國內外市場，結果不盡相同。

　　在中國市場上，分屬國企的中興和民企華為，在和數家國際設備商的競爭中獲得成長。如近年來在3G設備競標中，雙方在價格和技術上競相出招，最直接的結果卻是壓縮了其他競爭對手的份額，雙方均獲利匪淺。

　　海外市場則有所不同。一位不願具名的分析師向財新《新世紀》記者分析稱，在發展中國家市場如非洲、印度和拉美，由於歐美對手缺位或者與中國企業存在明顯差異化，華為和中興在產品和公司特質上的相似之處體現得更為明顯，往往可以相互取代，形成一對一的競爭態勢。

　　華為和中興數位曾駐海外的員工，分別向財新《新世紀》記者講述過雙方數年來的激烈競爭，他們的描述基本相同：許多條件較為艱苦的市場基本只有華為和中興在爭奪，如果一方在某國的大訂單競爭中獲勝，另一方的整個負責團隊就會在內部被申斥，很多情況下會被調離甚至降職。

　　「但在大多數海外市場，華為做得早一些，中興大多採取跟隨戰略。」Gartner電信運營商首席分析師田穎說。在一些市場，華為打開局面後，中興即可憑藉相似的競爭優勢殺入。對於海外起步晚、實力相對較弱的中興，這可謂合乎規則地利用對手。

　　此次捲入訴訟的數據卡，正是華為受困於中興跟隨戰略的一個例子。華為數據卡產品在歐洲僅用一年的時間就迅速做大，直至佔據約70%的市場。但隨 後，中興數據卡產品以低端戰略進入歐洲市場，迅速取得發展，並大大加速了產品價格的下跌。市場份額和價格的齊齊慘跌迫使比利時廠商Option於2010 年向歐盟提起對中國廠商的反傾銷調查。該調查在華為與Option合作並收購其子公司後撤銷，中興則坐享其成。

　　「華為已從市場侵入者變為市場佔有者，而中興卻是未來潛在的侵入者。」長江證券分析師靳雪翔在5月3日發佈的一份報告中這樣解釋華為對中興的起訴，他認為，曾當過「侵入者」的華為，對中興的警惕性比之前尤甚。

　　一位華為核心高管曾向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在核心網領域，中興還談不上與華為競爭，但在終端業務上，「華為做得還不如中興」。兩家公司均對終端業務寄予厚望，並且大力建設自有品牌，品牌的主要定位也都是中低端智能手機，雙方的競爭仍在加溫。

　　在這樣的競爭壓力下，雙方都極易催生敵對意識。「他們一直鬥得很厲害。」一位曾任中國聯通海外機構高管多年的人士向財新《新世紀》記者回憶說，雙方的員工在各自的客戶面前「都會說對方的壞話」，有時甚至是捕風捉影地指控。

　　在華為發起訴訟之後，中興發佈新聞稿，稱公司「不會畏懼任何來自背面的尋釁，惟有反擊迎戰。」先發制人的華為則沉默以對。

形象之戰

　　《南方都市報》5月4日報導稱，工信部在華為起訴前和起訴後都曾約見華為高層，試圖協調解決雙方糾紛，但華為起訴的決心相當堅定。

　　「通過法務渠道解決問題也是國際通行做法。」一位華為媒體負責人如此回覆財新《新世紀》記者對華為態度的詢問。

　　截至記者發稿時，深圳市政府和中央相關部門都沒有對事件發佈任何正式表態，這場訴訟很有可能依程序一直進行下去。

　　傅曉嵐認為，此次訴訟從另一個層面表明，向全球化轉型的中國企業在成長到一定階段開始脫離「國籍」概念，用商業利益考慮問題。「這至少是一個成熟的標誌。」

　　與訴訟本身相比，這更接近「中華大戰」發起方華為的預想。華為的另一位媒體負責人語藏玄機：「你看看國外媒體怎麼報導的就明白了。」

　　易觀國際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於揚認為，華為此次訴訟正是意在美國市場。他表示，訴訟可以透出兩個信號，其一，中國通信設備企業並非政府主導下的「鐵板一塊」；其二，華為這樣的企業越來越強調對知識產權和專利的尊重和保護，並依法行事。

　　這兩點無疑能為華為爭取美國監管者的信任加碼。他指出，華為在歐美仍然存在進入困難的問題，反對聲主要來自政治層面。華為在下一步發展必須解決好這個問題。

　　另一方面，華為似乎也想借訴訟和中興劃清界限。在近年業界和輿論的語境中，無論是美國市場遇阻還是印度市場遭禁，華為和中興依然是被捆綁在一起的「中國廠商」，並被國際市場貼上「政府支持企業」，「低成本」「低價格」「技術跟隨者」的標籤。

　　華為很可能在期待，對中興的訴訟能成為自己鬆綁的契機，以更明確地傳遞企業個性化的形象。「說實話，我接觸下來，這兩家企業的區別還是不小 的。」一位不願具名的中興通訊股票分析師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華為在現代企業管理和適應國際市場方面已經非常成熟了，中興在這方面還有差距。說直 接點，華為比較『洋』，中興比較『土』。」

　　不過，如果中興在這場訴訟中有好的表現，也將為自己的國際企業形象加分，有利於在國際市場的進一步拓展。

　　實際上，進入美國和歐洲市場時遭遇非商業阻力，在這點上，中興和華為堪稱難兄難弟。

為利潤而戰 艾薩 Isaac Sofaer

因愛而戰 翁山蘇姬

為窮人而戰的古巴“硬漢”走了，卡斯特羅傳奇永訣

當地時間11月26日淩晨，85歲的古巴領導人勞爾·卡斯特羅在午夜時分通過電視宣布菲德爾·卡斯特羅逝世後，哈瓦那的歡笑樂舞戛然而止——這一夜古巴無眠。

許多派對緊急叫停，原本車水馬龍的街道頓時空無一人。睡夢中的人們被家人叫醒。

“失去菲德爾就像沒了爸爸，沒了導師，沒了革命的明燈。”42歲烘焙師父羅德里格斯(Michel Rodriguez)當時還在店里，從收音機聽到了卡斯特羅去世的消息。

極富傳奇色彩的古巴革命領袖菲德爾·卡斯特羅於當地時間2016年11月25日晚10時許逝世，享年90歲。

菲德爾·卡斯特羅被認為是“20世紀革命的活化石”，“最後一位世界革命領袖”。在與切·格瓦拉一同領導拉美及亞非大陸火熱的革命，和約翰·肯尼迪與赫魯曉夫在古巴危機中短兵相接，又在被美國制裁了近半個世紀後看著在美古斷交那年出生的美國總統奧巴馬訪問古巴，推動美古複交。

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員徐世澄認為：“卡斯特羅的逝世，對古巴的革命事業無疑是一個重大損失。對於整個拉丁美洲左翼運動也是一個重大損失。”

革命者的一生

聽到卡斯特羅去世的消息時，20歲的洗車工迪亞茲(Marco Antonio Diez)參加完派對正要回家。“我回家搖醒大家，跟他們說：‘菲德爾死了。’我媽非常驚訝。”

82歲老婦門德斯(Aurora Mendez)說：“我能說什麽，卡斯特羅比我的命還重要，我一直希望比他早死。”她回想起卡斯特羅1959年革命前生活困頓的往事，“菲德爾總是一馬當先，為了被踐踏的人們、為了窮人而戰。”

卡斯特羅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

1926年8月13日，卡斯特羅生於古巴奧爾金省比蘭鎮，1950年畢業於哈瓦那大學法律專業，獲法學博士學位，曾做過律師。1949年，卡斯特羅加入古巴人民黨。1953年7月，卡斯特羅領導發動反對巴蒂斯塔獨裁政權的武裝起義，攻打蒙卡達兵營，失敗後被捕，並在法庭上發表了著名的自我辯護詞《歷史將宣判我無罪》。1955年，他流亡美國、墨西哥，在墨期間創建“七·二六運動”。

1956年，卡斯特羅回到古巴，創建起義軍和根據地。同年1月，他率領起義軍推翻巴蒂斯塔獨裁政權，成立革命政府，出任政府總理(後改稱部長會議主席)和武裝部隊總司令。1962年起，卡斯特羅擔任古巴社會主義革命統一黨第一書記。1965年該黨改名為古巴共產黨後，他擔任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卡斯特羅1976年起任國務委員會主席。

2006年7月27日，卡斯特羅因腸胃出血接受手術，當月31日把權力暫時移交給他的弟弟、古巴國務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勞爾·卡斯特羅。2008年，勞爾·卡斯特羅當選古巴國務委員會主席和部長會議主席，此後卡斯特羅極少公開露面。

2016年4月19日是卡斯特羅生前最後一次公開露面，卡斯特羅出席古巴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式並發表講話。當時，他已經有很濃的道別的情感，“這也許是我最後一次在這里發言”，但仍然堅持“古巴共產黨的思想將長存”。

古巴對內改革的機遇期

菲德爾·卡斯特羅的去世標誌著一個時代的落幕，也標誌著後卡斯特羅時代的正式開始。但實際上，在十年前，後卡斯特羅時代的過渡期就已經開始了。

《外交政策》高級研究員泰德(Ted Piccone)認為，卡斯特羅去世後古巴最大的問題是，在古巴共產黨的領導層中，最忠於卡斯特羅的派系是否會繼續在減緩或阻礙經濟政治改革中發揮巨大的影響。事實上，他們的影響力已經充分地展現在4月的黨代會上，也就是奧巴馬歷史性訪問古巴後的短短一個月，一系列溫和且漸進的改革被加以阻撓，革命派保持了強壓狀態，並壓制了黨內爭論。此後，改革進程停滯，一部分是由於政府打擊新興私營部門增長的決定，還有一部分原因是經濟臨近衰退。

後卡斯特羅時代的古巴在社會管理方面將面對諸多挑戰。根據劍橋大學《拉美研究》期刊的觀點，勞爾領導下的古巴黨和政府開始了四項變革：改組上層決策機制;將古巴經濟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靠攏;放松社會管制，傾聽更多社會上的聲音;並逐步摸索由第一代革命領導人有計劃地向下一代領導人接班。

泰德認為，在未來的幾周內，要著重觀察勞爾和他的支持者是否會實施甚至加速勞爾在2008~2009年推出的改革進程。因為一開始，公開的哀悼紀念活動，以及民眾對卡斯特羅的家長式統治的感情可能有助於統一群眾，加強黨的控制力。但在這個短暫的階段之後，卡斯特羅的去世呈現出數十年難遇的機會，將古巴轉向一條用正統觀點看待是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即允許古巴人民在能夠影響他們的決策中發出更大的聲音。

古巴還是古巴

徐世澄認為：“卡斯特羅的逝世，對古巴的革命事業無疑是一個重大損失。對於整個拉丁美洲左翼運動也是一個重大損失。”

卡斯特羅是拉美革命的標誌性人物，拉美左翼力量失去了一面旗幟。過去一兩年，拉美左翼式微，右派人物當選阿根廷總統，今年巴西總統羅塞夫被彈劾下臺。

巧合的是，卡斯特羅的去世同時也處於古巴所謂的敵人美國政治變動的關鍵時刻。即將就任的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曾經是一位終止古巴禁運的支持者，但在美國大選最後幾星期的競選活動中，特朗普呼籲轉變對古巴的外交關系。《經濟學人》稱，特朗普的商人本能是否會促使他對古巴的政策再次翻轉仍有待觀察。而勞爾則通過宣布軍事演習5天來回應特朗普的勝選。

在卡斯特羅去世後，特朗普發表聲明稱：“今天，世界見證了一位獨裁者的離世。”

泰德等美國智囊認為，華盛頓方面發出了錯誤的信號，他們試圖利用卡斯特羅的死亡加緊對古巴的禁運，而這可能會使得黨內卡斯特羅左翼勢力更加團結。而美國也將重複同樣的錯誤——在冷戰結束後，卡斯特羅政權忙於應對蘇聯補貼的終結時，美國的決策者們曾試圖迫使卡斯特羅政權倒臺，但最終失敗了。美國這種敵對的應對方法很可能會促使古巴方面在困難時期轉向俄羅斯或中國。

泰德建議，華盛頓方面應該認真考慮古巴不斷變化的情境。泰德認為，維持一個更加穩定、獨立和開放的古巴，符合美國國家利益。

但古巴的改變未必會像外界期待的那麽徹底深刻。

中國社科院拉美研究所副所長江時學認為，古巴不會因卡斯特羅的離去變成另一個古巴。

勞爾此前表示，他將於2018年辭去主席職位，他推出米格爾·迪亞斯·卡內爾作為他的繼任者，卡內爾現年56歲，曾擔任教育部長。

勞爾與米格爾·迪亞斯·卡內爾（右）

菲德爾·卡斯特羅的去世恰逢一個微妙的時點，再度給古巴未來的走向增加了不確定性。拉美大宗商品和能源輸出國經濟困難，曾經革命盛行的熱土開始變得現實並向“右”發展，與美國複交一年多的古巴似乎有了微弱的改革與開放的氣息，但遭受著美國的貿易禁運，盡管奧巴馬已經努力推出了一些政治意味濃重的禁運松綁政策。更不確定的是，奧巴馬努力打造的複交古巴的外交遺產能否在特朗普任內得以延續。目前看，特朗普對古巴和卡斯特羅並不“感冒”，更談不上尊敬。

給中國送牛蛙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26日向古巴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國務委員會主席兼部長會議主席勞爾·卡斯特羅致唁電，代表中國共產黨、政府、人民並以個人名義，對菲德爾·卡斯特羅同誌逝世表示最沈痛的哀悼，向其家屬致以最誠摯的慰問。

習近平在唁電中表示，“菲德爾·卡斯特羅同誌是古巴共產黨和古巴社會主義事業的締造者，是古巴人民的偉大領袖。”“卡斯特羅同誌是古巴共產黨和古巴社會主義事業的締造者，生前致力於中古友好，密切關註和高度評價中國發展進程，在他親自關心和支持下，古巴成為第一個同新中國建交的拉美國家。建交56年來，中古關系長足發展，各領域務實合作成果豐碩，兩國人民友誼與日俱增，這都與菲德爾·卡斯特羅同誌的關懷和心血密不可分。”

卡斯特羅與從毛澤東、周恩來以來的中國多代領導人都有密切交往。上世紀60年代，古巴成為南美洲首個與新中國建交的國家，當時中國國家主席毛澤東對卡斯特羅敢於同美國直接叫板的革命運動精神高度評價。

根據已解密的外交部檔案，當時卡斯特羅經常光顧中國大使館，與當時的中國駐古巴大使申健就兩國文化科技商貿農業合作交談，同時非常喜歡燒得一手好菜的中國大廚。卡斯特羅酷愛的名菜是松花蛋和糖醋魚，非常喜愛桂花酒不說，用起筷子來也是得心應手。

更讓人難以想到的是，至今是湘菜中的經典菜肴牛蛙曾是菲德爾·卡斯特羅贈送給中國的特殊國禮。1962年6月5日，200對共400只古巴牛蛙被裝入十幾只白鐵皮運輸箱，在牛蛙小組的護送下，登上了從哈瓦那機場起飛的航班，6月10日抵達北京，後轉運到全國不同的水產院校和水產養殖點。

因戰而戰

“戰爭的主要行為就是破壞，不一定是破壞人類的生命，而是破壞人類勞動的果實。戰爭是把一切物質粉碎的方法，使之傾入地層或沈入海底，否則這些物資將會被用來改善群眾的物質生活。在物質生活不斷改善下的群眾，是會變的很有智慧的。”— 喬治•奧威爾《1984》

美國的儲蓄赤字和貿易逆差。就在最初的關稅提案進入60天審查評論期的時候，特朗普再次加碼，要求國會考慮對華征收額外的1000億美元關稅。除了譴責大國沙文主義的措辭，中國專家們還指出美國的儲蓄赤字是貿易不平衡的癥結所在。的確，我們觀察到美國的儲蓄率與美國貿易赤字一起在不斷惡化（圖表一）。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美國可以承擔巨額經常賬戶赤字。而這些貿易赤字由其它國家來出資彌補。這些出資的國家在20世紀80年代曾是日本，而今天是中國。

正如任何深諳國際經濟學的人所知道的，解決這種不平衡的最好辦法，是中國繼續引導經濟向國內消費發展，同時開放廣闊的中國市場，並加速人民幣國際化。在所有的這些方面，中國確實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朗普的批評顯然是被誤導了，否則這些爭議肯定是別有用心的。

圖表一: 美國的貿易赤字對應的是長期以來美國儲蓄率下降

20世紀80年代美日貿易爭端。如今，美國強硬派的言辭讓人們回想起了美國日本在80年代中期不斷升級的貿易爭端。在此期間，美國社會輿論對日本的抨擊升級，並被廣受尊重。1985年7月，西奧多•懷特（Theodore White）在《紐約時報》的一篇極其具有社會影響力的文章中寫道，冷酷無情的日本經濟巨人試圖通過不公平的經濟手段，通過對美國的去工業化來贏得“太平洋戰爭”。與此同時，Karel G. van Wolferen寫道，日本人是通過“對抗性貿易”來“系統地破壞西方工業”。

1985年9月的《廣場協議》啟動了日元對美元超過60%的升值，但也未能阻止日本出口的大潮。這個因素加強了美國人對日本貿易保護的懷疑，即日本市場存在隱藏和持續的貿易壁壘，導致美國對日本貿易優勢做出更強勢的反應。

1987年3月，富士通企圖收購飛兆半導體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 Corp.）。盡管Fairchild已經由法國的Schlumberger所控制，這筆交易卻仍然由於商業競爭和國家安全原因而被美國阻止。 還記得最近Broadcom被禁止收購高通（Qualcomm）嗎？

1987年4月，里根下令了對日本進行二戰後的第一次貿易制裁，後來又出臺了一項綜合性的貿易法案，要求賠償並在2至5年內禁止從東芝公司進口的業務。在1987年秋天的時候，里根的這個禁令將被大幅削減、甚至完全被取消的情形已經很明顯了。然而，對於已經忍受了連續數月波動的美國股市來說，這個消息來得已經太晚了。在1987年10月的美國股市“黑色星期一”崩盤前的一段時期里，美日雙方的敵對情緒都已經被點燃。

聰明錢在出貨離場。市場情緒仍然顯示風險和回報不匹配。貿易戰爭或不戰，市場繼續受到高波動性的困擾。其實，當關於1000億美元額外關稅的消息傳出時，美國主要股指下跌了約1%。但在交易日中，就業數據公布後，市場的暴跌加深。非農就業人數遠低於預期，而申請失業救濟的人數則更高。ISM服務業指數連續第二個月下跌，但ISM價格指數明顯高於預期，並已逼近8年高點。也就是說，在通脹壓力開始上升的同時，經濟增長的領先指標開始下降。這對股票等成長型資產來說並不是一個有利的前景。

我們觀察到，在最近的劇烈波動之後，美國市場繼續徘徊在歷史高位附近。盡管如此，聰明錢似乎在大量的出貨離場（圖表二）。聰明錢在歷史上是一個可靠的市場運行領先指標。歷史上，當聰明錢離場的情況與我們最近觀察到的情況類似或更嚴重的時候，美國市場回調往往會深，如圖表二所示。

圖表二：聰明錢的倉位和市場指數運行極端背離

我們特有的市場情緒指標已跌破中性位置，但從歷史看來，其極端程度還未達到至少可以產生一個安全的可交易反彈。這樣的情況表明，市場仍在弱弱地希望一切都會好起來。因此，我們仍然不會試圖去接飛刀，或者被技術反彈而引誘，直到一切充分演繹，水落石出。

我們的情緒指標盡管不是完美的，但是它有著良好的歷史紀錄。例如，它在2007年10月上證綜指突破6000點，以及2015年6月上證綜合指數超過5000點的時候準確地指出了市場泡沫的峰值 的時這是近代史上中國最大的兩個股市泡沫。

在市場危機期間，市場之間的相關性很快就會趨同。因此，尤其在拐點的時候，我們的市場情緒指標反映了全球市場的狀況。在我們2018-01-30的題為《狗年:2017年的領悟》的報告中，我們預警了三天後即將到來的市場暴跌。我們建議等待短期市場的過激情緒消散之後才會考慮重新建立市場頭寸。

爭端的升級將從根本上改變全球經濟增長的前景，而全球經濟增長現在似乎已經逐步見頂，並將提高通脹壓力。如果這樣一個最壞的情況出現，所有的所有的投資布局都將功虧一簣。

圖表三：市場情緒繼續回落，但是風險和回報仍然不匹配

在貿易戰中如何共贏。在特朗普當選總統和他的競選綱領營銷之後，輿論對特朗普和里根總統之間有過一些比較。盡管80年代里根與日本進行了一場貿易戰爭，但他與當時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Yasuhiro Nakasone）建立了個人友誼，盡管這種個人情誼不足以對抗雙方高層政府內部強烈的敵對情緒。

美國和日本之間的貿易爭端從20世紀80年代一直持續到90年代初。它逐漸從保護美國國內市場不被日本出口所侵蝕，轉向美國公司對日本市場更深更多的準入。美國後來采取的協調措施在日本國內遭遇的阻力比早先的貿易限制方式要小。歷史經驗似乎預示著這次中美貿易爭端很難很快無害地結束，但是最終應該會產生一個共贏的結果。

當別無選擇的時候，中國可能會被迫選擇減持美國國債，或貶值人民幣。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近十年後，全球經濟仍處於脆弱的複蘇狀態。人民幣貶值或將再次釋放對全球經濟的通縮壓力。一些市場專家認為，市場能夠經受住這樣的沖擊。2015年8月和2016年初人民幣的匯改，以及2016年年中之後，中國美國國債的持倉量減少了價值2000億美元，約占總持有量的15%。當時在這些情景下，市場暴跌，各國的主要股指都遠遠跌破了200天均線，美聯儲也被迫放緩加息縮表的節奏。

到目前為止，特朗普表現出了典型的西方邊緣策略，傾向於與對手形成一種單一的、孤註一擲的沖突。然而，中國處理沖突的理念強調微妙的含蓄和相對優勢的逐步積累。對於中國人來說，沖突很少是一場決定性的戰役，而更多的是一場持久戰。正如孫子在《孫子兵法》中所寫的那樣，“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作者：洪灝，交銀國際董事總經理兼首席策略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