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肥受騙 麥玲玲踢爆蠱惑磅

美網站投資騙局圈錢24億 20多萬國人受騙

1919年，意大利裔投機商查爾斯·龐齊在美國策劃出著名的「龐氏騙局」，將新投資者資金作為快速盈利付給最初投資人，7個月吸收3萬名投資者 1500萬美金，騙局持續一年，人們方如夢初醒。2010年，同樣在美國，一家名為紅通的網站創立。2011年5月，依託該網站的美商紅通Hootoot 商務公司在中國導演新「龐氏騙局」。以龐某為首的傳銷團夥，依託「紅通660」網站，以純資本投資為名，空手套白狼，發展人員進行傳銷犯罪活動，涉及全國 25個省份20餘萬人，涉案金額高達24億元。

日前，徐州新沂市公安局經過4個月偵查，一舉破獲這起公安部掛牌督辦的「紅通」網絡特大傳銷案。截至目前，新沂警方已抓獲涉案人員14人，逮捕11人，上網追逃3人。經公安部發起集群戰役抓獲200餘人。紅通網站在國內的網絡骨幹基本被一網打盡。

通訊員 王彪 何計翠 揚子晚報記者 於英傑

A 新「龐氏騙局」

「純資本」運作，其實就是搞傳銷

今年4月7日，新沂市公安局網絡警察大隊發現，當地有上百人註冊「紅通660」網站會員，該網站宣揚紅通致富之道及相關操作流程，極力推薦投資該網站名為 「古泉」的電子股。研判發現，紅通網站並無實質經營活動，只以註冊會員方式發展下線，會員通過推薦下線購買電子股進行「純資本」運作，以從事網絡傳銷活 動。

4月9日，新沂市公安局成立專案組，對紅通網站立案偵查。同時，組織技術人員打入紅通網站內部，詳細獲取經營模式及相關操作流程。為免打草驚蛇，專案組先 期秘密偵查。4月下旬，紅通網站在新沂境內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史某進入警方視線。偵查人員查獲史某在當地某汽車銷售公司上班，將他抓獲。經審查，史某系「新 沂紅通第一人」，在紅通網站註冊短短半年，發展下線數百人，通過發展會員、出賣虛擬產品等，非法獲利100多萬元。

「紅通網絡傳銷，就是『龐氏騙局』翻新版。」新沂市公安局網警大隊大隊長王文彤告訴記者，就是利用新投資人的錢，來向老投資者支付利息和短期回報，以製造特別賺錢的假象進而騙取更多投資。

B 「C計劃」

吸收會員20餘萬吸金24億

「低門檻、高收入、小投資、大回報」，「一次投資、終身受益」，「扶助弱勢群體、共建和諧家園、匯聚天下商機、鑄就財富神話」，打開紅通網站，就可看到類似宣傳。然而，這一切不過是施騙者藉以吸金的「花衣」。

專案組偵查發現，紅通網站由云某(現居美國)於2011年上半年創立於美國，另有2至3名網絡工程師，境內一人叫謝某。創建伊始，云某先後推出紅通A計 劃、B計劃，即以購買該網站廣告位為幌子，通過介紹他人註冊會員繳納註冊費，推薦人可從中獲得提成。但兩個計劃都鮮有人問津。

2012年1月，不甘寂寞的云某再推紅通「C計劃」(加入資格從660元至12540元不等)，由龐某負責解釋，境外工程師負責具體編程，境內工程師謝某 負責完成程序對接。「C計劃」打出時下流行的「云廣告」、「高科技」幌子，並以投資該網站「只漲不跌」的「古泉」電子股獲取高額收益為誘餌，用會員註冊費 和購買「古泉」的資金，來支付上線獎金和「古泉」提成等，從而給人造成快速賺大錢的假象。

「『C計劃』推出短短3個多月，全國累計註冊會員暴增至20餘萬人，涉案資金24億元。」辦案民警陳波介紹。

C 拔除毒瘤

全國收網，大批傳銷骨幹落網

偵查中，民警獲取紅通網站主要負責人「龐總」、「成功導師」、「淘寶」、「胡老大」等的QQ號碼及手機號碼。結合前期掌握線索，在上級技術支持下，最終摸清「龐總」真名龐某，「淘寶」真名金某，「成功導師」系郜某夫妻等信息。

5月3日，專案組多路出擊，同時行動，對該案主要犯罪嫌疑人實施抓捕。當日，國內紅通網站創立人之一龐某在河南濮陽落網，郜某夫妻和金某亦相繼歸案。

為防止網站關閉，專案組爭分奪秒蒐集固定電子證據。以註冊會員中發展下線較多的為目標，偵查員在5萬多人數據中鎖定200多人。同一時間，警方對掌握的其他犯罪嫌疑人進行抓捕。

5月10日，紅通網站境內工程師謝某在深圳歸案。

7月，公安部將該案掛牌督辦，發起集群戰役，在全國各地對該團夥的其餘150名骨幹分子收網，拔除了紅通網站在國內的根基。

在紅通網絡傳銷中，下線術語名叫「站街」，可謂生動形象。辦案民警說，到最後，90%的後註冊會員只能「靠邊站」，他們投入的資金都被團夥及上線佔用。

■新聞名詞

龐氏騙局

龐氏騙局是一種最古老和最常見的投資詐騙，很多非法的傳銷集團就是用這一招聚斂錢財的，這種騙術是一個名叫查爾斯·龐齊的投機商人「發明」的。龐氏騙局在中國又稱「拆東牆補西牆」、「空手套白狼」。

查爾斯·龐齊(Charles Ponzi)是一位生活在19、20世紀的意大利裔投機商，1903年移民到美國，1919年他開始策劃一個陰謀，騙人向一個事實上子虛烏有的企業投資， 許諾投資者將在三個月內得到40%的利潤回報，然後，狡猾的龐齊把新投資者的錢作為快速盈利付給最初投資的人，以誘使更多的人上當。由於前期投資的人回報 豐厚，龐齊成功地在七個月內吸引了三萬名投資者，收到約1500萬美元「投資」。其後，龐齊過起了奢侈的生活。這場陰謀持續了一年之久，才讓被利益沖昏頭 腦的人們清醒過來，後人稱之為「龐氏騙局」。

極具諷刺意味的是，過了富豪癮後，1920年8月，龐齊破產了。1949年，龐齊在巴西的一個慈善堂去世。死去時，這個「龐氏騙局」的發明者身無分文。

「龐齊騙局」如今成為一個專門名詞，意思是指用後來的「投資者」的錢，給前面的「投資者」以回報。

股民如何受騙？ 張化橋

e租寶非法集資500多億90萬人受騙 95%以上項目是假的

e租寶非法集資500多億90萬人受騙 95%以上項目是假的

新華社 2016-01-31 22:34:00

一年半內非法吸收資金500多億元，受害投資人遍布全國31個省市區……1月14日，備受關註的“e租寶”平臺的21名涉案人員被北京檢察機關批準逮捕。

還在相信負離子空氣凈化器除PM2.5？小心受騙上當

據上海市消保委網站公布的負離子發生器比較試驗結果：號稱可凈化空氣的15款發生器，顆粒物潔凈空氣量均不達標示效果。而據室內環境及微生物汙染控制專家表示，人工發生的負離子，除去的灰塵仍在室內，單純采用負離子技術的負離子發生器產品並不屬於真正意義上的空氣凈化器。

隨著綠色環保理念的深入人心，各種具有空氣凈化功能的電器紛紛進入市場。許多負離子發生器宣稱具有去除PM2.5、凈化空氣功能，此類商品因其售價低、體積小、耗電少，受到年輕消費者的青睞。

對此，近期上海市消保委對上海流通領域銷售的負離子發生器開展了比較試驗。本次試驗購買了15件負離子發生器樣品，價格從88元至689元不等。這15件樣品在銷售網頁上均宣稱，可凈化空氣，去除粉塵、PM2.5、煙霧等顆粒物。其中11件樣品的外包裝或說明書上宣稱為空氣凈化器或凈化器，其余4件樣品在外包裝或說明書上明示具有空氣凈化功能。有4件樣品在網頁或外包裝上註明了商品的適用面積，分別為(3-5)平方米、(8-12)平方米、12平方米、(16-24)平方米。

本次測試的15件樣品凈化原理以負離子發生技術中電暈放電法為主，該方法為在電極上外加高壓直流電源，此類技術在產生空氣負離子的同時，可能伴生臭氧，如果過量將可能危害人身健康。根據GB 4706.45-2008《家用和類似用途電器的安全 空氣凈化器的特殊要求》的規定，此類商品電離裝置產生的臭氧濃度不得超過5×10-6%。測試結果表明，15件樣品產生的臭氧濃度均符合國家標準的要求。

此外，本次試驗參照GB/T 18801-2015《空氣凈化器》中“顆粒物潔凈空氣量”的測試方法，結果顯示，15件樣品顆粒物潔凈空氣量均小於10立方米/小時，適用面積均小於（0.7～1.2）平方米。

針對測試結果，室內環境及微生物汙染控制方面專家、同濟大學教授李振海介紹，負離子廣義上是指空氣負離子，即帶上負電荷的單個氣體分子(氧氣)或多分子團(包括水汽等)。市場在售電器宣傳負離子發生量動輒數百萬個的，指的是人工發生的空氣負離子。

李振海表示，負離子凈化空氣中的顆粒物(如PM2.5、粉塵)，被商家大肆宣傳，其原理是通過顆粒物在電暈電場電子轟擊或氧負離子電荷遷移作用下帶上電荷，帶電的顆粒由於庫倫力的作用，凝並成大顆粒沈降或被吸附於墻壁、地面、床單、衣物、桌面等室內的裸露表面，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空氣中顆粒物濃度。但被去除的空氣中的灰塵依舊存在於室內，當然也存在被重新揚起，形成二次汙染的可能，而將汙染物集中收集是空氣凈化器的基本特質，因此不會存在這樣的問題。消費者需要正確認識空氣負離子對室內空氣中顆粒物等汙染物的有限的輔助凈化能力，和它去除汙染物的原理，單純采用負離子技術的負離子發生器產品並不屬於真正意義上的空氣凈化器。

附：上海消保委本次負離子空氣凈化器比較試驗結果

“民族資產解凍”騙局：受騙人家庭關系疏離，部分文化程度高

一名法院工作人員翻查各種虛假的“民族資產”單據、文件（南方人物周刊/圖）

“女兒試過各種方式把母親加入的詐騙群退掉。母親又氣又惱，堅決不許，最後說，我不交錢，你讓我留著群，我就看看，就看看……”

姚星又和母親大吵了一架，這次，是因為母親執意想去天安門“領錢”。

“你不要管我、我們斷絕母女關系算了。”電話被掛斷了。母親帶著哭腔，但“決絕，擲地有聲”。姚星也早哭了，心里想，這個瘋女人，現在全世界都不要我了。肝疼得厲害。

“想殺了那些人，你妹的。”事情過去一年了，她念叨的時候依然咬牙切齒。她不知道“那些人”是誰，但她知道，他們操縱設置了一個拙劣的騙局，披著的外衣叫“民族大業”“民族資產解凍”。

她是在一次和母親的通話後猛然意識到不對勁的。兩年前，她接到母親的電話，母親讓她把自己的身份證號、電話、銀行卡號發來。她問用途，母親支支吾吾，只說“是好事情，但要先瞞著你”。姚星覺得不對勁，母親只有小學文化，社會經驗相對單純，她至今記得2002年，母親帶她去火車站時，輕易被人以“這是假鈔我幫你去銀行驗證”的伎倆騙走了兩百塊。

姚星最後通過母親的微信頭像摸清了事件的來龍去脈。那是一個“很醜的頭像”，以紅色作底，與此同時，母親的聊天背景圖換成了綠底。姚星開玩笑地問：“你怎麽換了個這麽醜的頭像？”母親說，群規定的。姚星留了個心眼，就上網查，什麽組織會要求人把頭像、聊天背景換成這樣？

接下來看到的詞，讓她痛恨至今。順藤摸瓜，她繼續搜關鍵詞，百度、知乎，每一個問答平臺顯示的問題都正中她心病：“急！民族資產解凍是不是騙局！”“求助！如何讓家人相信‘民族資產解凍’是騙局？”“民族資產扶貧扶助款是真的嗎？是不是傳銷？”

每個問題下都能找到一群焦慮的子女：

“我給我公公說中央臺曝光了，他說他看過，還說那是國家宏觀調控，不能什麽人都領。我都不想再跟他說什麽了。感覺無可救藥，我都想聯系精神衛生中心了。

“我媽媽最近陷入這里面和我說馬上就能拿錢，我要怎麽說服她？我把知乎上的鏈接發給她她就發火，說以後什麽事都不會和我們商量，我真的好擔心。

“還在麽？現在我媽也是身陷騙局，怎麽勸都沒用！”

無人報案

安徽省淮南市公安局刑警王輝第一次遇到這樣的案子。根據騰訊轉交過來的用戶舉報的線索，明明部分受害者名單擺在眼前，他們卻卡在了第一步立案上——不僅沒有人主動報案，更難以置信的是，哪怕是微信群被用戶舉報後查封、專案組一個個給轄區內受騙者打電話，受害人也都一口咬定，沒聽說、沒參與、沒受騙。

第一輪嘗試失敗，專案組檢討了自己的工作方式，改電話聯絡為當面約談。底牌也亮得晚了，先不提騙局，只稱公安局有事相找。還是吃了幾個閉門羹，但這次事情有了轉機：唯一一名願意配合工作的受騙者向標，在2016年7月，冒著大雨從兩小時車程外的壽縣趕了過來。

向標不是來報案的，至少他本意並非如此。他只覺得，配合公安工作，這是他作為一個老黨員的義務。62歲的人，走起路來腰板挺正、前傾，頗有股雄赳赳的氣勢，說完爽朗大笑。

聽公安局辦案人員說明約談來意後，他掏出手機，毫不掩飾地向警員展示信息：屏幕一直往下滑，每屏都是各種各樣的群，“武當山北京慈善總群”“民族大業”“精準扶貧項目”，不一而足，手機震動不止——王輝嘆為觀止，“我估計能有一兩百個（群）。”

屢屢碰壁的專案組警員們內心竊喜：這個向標，幾乎是有問必答。他一五一十列舉著自己參與過的所謂民族大業項目：從2016年4月起到8月，他已經買了單價3600元的“巨龍國際項目”一份，1100元的“三民城項目”一份，2800元的“西安慈善會議項目”一份，單價139元的“精準扶貧項目”46份，單價55元的“亞投行註冊費”68份……前前後後，僅就梳理清楚的部分，他至少投了兩萬五千余元。

（南方人物周刊/圖）

在公安局的受案登記表上，這兩萬五千元是向標的“損失”；但在向標看來，這是為解凍“五千年來列祖列宗存放在海外48個國家的官家資產”貢獻的力量，而希冀通過民族資產解凍獲得“上面”承諾的巨額物質回報（比如“巨龍國際公司”承諾給一千萬、豪車海景房、美國綠卡、坐飛機一元錢等），不過是順帶的、不重要的小目的。他對時事政治和當下流行的新概念尤為敏感和熱情，每個詞都能在意料不到的地方隨機組合起來。

他喜歡這種緊跟國家形勢、心系民族命運的感覺，這撐起了他對自我精神境界的要求和信心。最開始，他因偶然點進一個鏈接接觸到所謂“民族大業”，只覺得“怪好玩的”，“平時在單位、朋友圈，沒有這些話題。這些話題很特殊。在單位就是工作嘛，同事們每天都在聊臨床，對什麽是民族大業都不太懂。而在那個圈子里有那麽多事情，就感覺很好玩。參與‘民族大業’這些人，大部分都是很有夢想、不甘落後的人，都想跟著國家的形勢走。”

“你覺得那些是真的嗎？”

“真的假的我倒不知道。那時候有空就看看信息，我認為他們做的是正事，因為他們在群里宣導的都是正義的理念和正能量，說只有愛國人士才能參加民族大業。我的性格和一般人不一樣。我一個人在工作的時候，走千家串萬戶，如果工作沒完成，我寧願不赴約，連飯都不吃，也要把工作完成。實際上，我是2014年退休被返聘過來的，我的領導認為我很認真、負責任。”

“我們是有夢想的人”

向標的家在炎劉鎮上，在壽縣這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級貧困縣里，炎劉鎮尚屬於經濟稍好的。鎮上的中心小道坑窪，小貨車開過沙塵漫天，折進小巷里方耳清目明，是農村常見的帶院落的灰色水泥平房，院里種著樹、有幾方菜畦，玉蘭花香一陣一陣。

房子是老舊了些，但任何人走進向家的客廳，都不可能不註意到掛滿三墻的紅色錦旗。農村一層的主屋本來就高，向標把錦旗從高到低足足掛了三排，全是“妙手回春”“醫術高明”“在世華佗”之類的溢美之詞。除了老黨員，向標另一個反複掛在嘴邊的身份是“中醫世家第四代傳人”。他特地用塑料硬卡片制成的名片上，背面印著一行黑色大字，“專治精神病、神經病、精神分裂、頸椎病、不孕不育、怪病癥”。

向標家門兩側的偏房里，住著他的病人。每次住一名，以精神病人居多，通常是患者家屬找上門來的，四處求醫問藥碰運氣的過程中，特意來擁有祖傳秘方的“神仙”這兒碰碰運氣。向標對自己的醫術很有信心，在他口中，“精神病院治不好，在我這兒治好了”的病例比比皆是，邊說邊有意識地扭頭揮臂，讓人再次註意他身後的滿屋子錦旗。“大部分都要中西醫結合，中藥、西藥、針灸、刺血，關鍵看是什麽病癥。”

赤腳醫生在農村並不少見，向標不過是其中之一。青年時期，他來到安徽靠行醫謀生，自稱“沒有沒治好的”，外面送個美稱“神仙”，十多年後就從鄉下搬來了炎劉鎮。等到1995年上了衛校，拿畢業證辦到行醫執業許可證後，他成為街道衛生服務站的工作人員。

向標說著自己如何“為人民服務”：“我幫助了64個拄雙拐的殘疾人，12個精神殘疾人，17個……”

“你怎麽幫助他們的？是不收他們醫療費嗎？”

“不是，就是我知道這些人在我們鎮上屬於家庭非常貧困的，原來在合肥、六安、淮安精神病院的。一個家庭出現一個精神分裂患者，會導致一個家族的貧困。我不光給他們治，還拿錢幫他們投資民族大業的項目。”

向標自己的家境並沒有好到哪里去。盡管家有菜園、基本生活開支極低，但從2005年前妻因癌癥去世，加上兒子屢次創業失敗，向標家至今已經背上了一百多萬的債務，有銀行貸款，有求助於親戚朋友的借款，有朋友幫忙在擔保公司借的二三十萬。憑借在街道衛生服務站的本職工作和行醫收入，他每年能賺到十來萬，在一個貧困縣的小鎮上，這收入算相當高了；但他沒有用於還債：“還給他們，我這個錢就沒了。我拿錢來生錢。這是個理財方式。”

三個孩子都在外地，平時偶爾通電話，對父親的“民族大業”有知情的有不知情的，但父親對自己的財政有絕對的自主權。這兩年，向標找到了個全力支持他的賢內助，小衛。小衛是1986年生人，和向標整整差了31歲。她對這個年齡足以做她父親的人充滿了崇拜，兩人第一次偶然認識時，她用“偉大”稱贊向標的醫生職業。“你看像我們這樣的，就接觸不到什麽優秀的人。向老師身邊，就都是優秀的人。”

2009年北京朝陽法院，一位99歲的老人被控冒充國民黨元老李烈鈞解凍13兆民族資產，詐騙70萬余元。（南方人物周刊/圖）

小衛所指的“優秀的人”，正是民族大業群里的人：“因為他們都是城里面的人嘛，然後呢，他們懂得又多，一般都是做過什麽的，公司里面的退休工人啊，或者是村里的書記啊。最起碼他們比普通人接觸的東西要多一點。”小衛在農村長大，上面有個哥哥，家里不富裕，從小是乖乖女、學習認真，但對數學、物理不大開竅。高中畢業，沒考上大學的她為了減輕家里負擔，開始去小賣鋪打工，一年後去美容院上班。雖然學到了些人體經絡、養生、美容的知識，但推銷護膚品的要求讓她覺得很無聊、不適合自己：“因為做美容，除了懂手法，還要會說，性格要好。我不會說。我喜歡靜，不愛天天講那麽多話。”

那麽，“普通人指的是哪些人？”

“沒有理想，整天只知道吃喝玩，然後打麻將。你看隔壁，吃完飯就打麻將去了。但是我們接觸的人，不是這樣的人，我們是有夢想的人。所以我們接觸的人，在精神和物質上都是有追求有思想的，我們是有相同價值觀的人。”

王輝始終百思不得其解：他原以為，就像所有電視劇、法制新聞里演的那樣，那個冒著大雨來到公安局的七月天，會是向標幡然醒悟的開始，畢竟走之前，穿著警服的王輝還拍著向標的肩膀告誡說，這些是騙局，以後要多加小心；沒想到，向標轉頭回家，就在群里買了新的民族大業項目。

王輝和同事們哭笑不得。向標成為了他們辦案故事里的神奇人物之一， “這個人，腦袋是不是有毛病？”

理財迷思

為這事，向標上了央視焦點訪談。那時候，淮南市公安局已經將“巨龍國際公司”“三民城”的詐騙團夥基本打盡，詐騙金額逾兩億元、潛逃泰國的詐騙頭目李保財也被捉拿歸案。公安專案組節假無休，加班加點整理案卷起訴，76卷證據、文件、口供筆錄，堆得比人高；詐騙團夥為“民族資產解凍”偽造的金條、銀行文件、龍袍、印章、寶箱，光是運費就花了幾千塊，看得專案組警員們氣不打一處來：“怎麽這麽拙劣的東西也有人信？”

總之，騙局事實清楚，向標為“民族大業”投入的錢，最後不過成了李保財在泰國購置十余套別墅豪宅、揮霍享樂的贓款。央視播出的節目錄像里，向標和他的女朋友小衛卻還是深信不疑：

“民族大業是真的。這是國家的宏觀調控。國家表面上打擊，暗地里在考驗我們。”

這些話是他們從群里看到的。小衛把半張臉藏在電腦屏幕下，眼也不擡地回應著央視記者的疑問：“不知道。我就是信。要悟。”

又一個多月過去，這次，他們倆的態度動搖了些。王輝聽說，焦點訪談播出後，向標羞得不行，覺得鄰居們都知道了，笑話他。這次一上來，他就主動澄清：“上次焦點訪談來，我覺得我自己說得不太嚴謹。”哪里不嚴謹？對民族資產的表述不嚴謹。說著又重申了一遍：“應該說是五千年來列祖列宗存放在海外48個國家的官家資產。雖然存放在國外，但是那些是我們中國的錢。現在我們要這些錢是天經地義的。要報聯合國批複，如果近幾年要不回來，那就又要再過20年。現在民族大業、民族資產結束了，以後不存在什麽民族資產了，因為那些人全部都被封了。”

“誰跟你說的？”

“群里講的，說是這些存放在海外的列祖列宗的資產解凍不了，幾年內要不回來，又要等20年以後。比方說，我是群主，我們幾個都是好朋友，我告訴你，你告訴他，你們又各自建群傳播這些信息，反正都覺得是‘傳播正能量’。”

“所以是群主說的嗎？”

“也不全是，還有項目的上級領導人。”

“項目的上級領導人是誰？”

“我們不知道。”

“不知道就信？”

以前用“要悟”來回應的小衛，這次放軟了語氣：“現在吧，你們又是公安又是媒體老來跟我們說，搞得我心里也不是很確定到底該不該信了。但你們就是不信，我們就是信，有什麽辦法呢？我們價值觀不一樣。”

向標也有了點不好意思：“我現在回想起來都覺得可笑。可能一開始也不全信，但群里老說，看得多了，就覺得應該是真的。”但過了會兒，他的口徑可能又會變成：“民族大業應該是真的，只是我們運氣不好，這次被那個李總裁騙了。”

“民族大業”泡湯，向標把還債的希望寄托在兩件事上，一是兒子的創業，二是“雲數貿”（另一規模較大的傳銷組織，通常以非法入股融資，發展下線）。從2012年開始，向標陸續往“雲數貿”里投了十幾二十萬，2016年10月開始，開始嘗試“五行幣”，又投了五千。“這幾年又多背了十來萬的債。”

“現在賺到錢了嗎？”“沒有。”

“萬一實現不了呢？”“我相信雲數貿會實現的。”

“為什麽如此肯定？”“雲數貿在全國都有，還做到外國去了，專門在泰國建旅館的，在中國大陸搞得轟轟烈烈。它們就是要和日本占股百分之七八十的天貓、京東抗衡。它怎麽可能失敗呢？”

無論拉家常時多麽正常、乃至熱心腸，只要聊到類似的騙局項目，和向標、小衛的對話，總是輕易地滑入一個邏輯無效的死循環。他們拒絕討論事實與細節的真偽，拒絕辨別信息的來源，拒絕觸碰半點“我可能錯了”的假設，以不變應萬變地用“我就是知道”“我不知道但我就是信”兩個邏輯來回應對方的一切質疑。跳出了民族大業的坑，卻跳不出量子眼鏡、量子電飯鍋投資，跳不出五行幣、維卡幣、雲數貿、330農場遊戲、郵卡幣……

“萬一是真的呢？”

“容易被騙的人大概有幾個共性。第一，不是很富裕、但也不是太窮，手頭上有點閑錢，又還有賺更多錢的需求；第二，有一定文化程度，但沒有批判思辨的能力。”

周濤穿著囚服背心，左手被銬在桌上，坐在鐵欄里邊，鎮定且有條理地說出了這番分析。在去年8月前，周濤大概從來沒想到，擁有師範院校的在職碩士學歷、做了十多年中學教師的自己，有一天竟會以詐騙嫌疑從犯的身份被關在看守所，等待法律的審判。

牢獄之災是退場的警鈴，但事實是，被卷入騙局的人里，絕大多數人的反思停留在為其帶來損失的直接事件上，幾乎不具備舉一反三的能力。在采訪到的數名受害人和詐騙犯中，只有詐騙頭目李保財和中學教師周濤，真正意識到了各類騙局“舊瓶裝新酒”的本質。農村出身的李保財只上到小學四年級，13歲就開始到外省打工，社會經驗極其豐富、為人油滑，但用最樸素的方式道出應對萬宗騙局不變的核心：“要你拿錢的都不要信唄！”

2014年西安，一名婦女假冒清朝公主，利用“解凍資產”騙局詐騙了572萬元，警方將她刑拘後清點假鈔和假金條。（南方人物周刊/圖）

如果說小學文化水平的李保財尚是憑借樸素的認識能力，周濤則是極少數真正具有分析能力的人。周濤的犯案級別不高，最開始甚至也是受騙者，後來因為發展了些下線被卷進案件，算組織里的低層。可惜的是，他的理性邏輯顯然太過姍姍來遲，一旦心存僥幸一步步滑進深坑，最後多半會騎虎難下。

周濤有三個孩子，都在讀書上學的年紀，夫妻兩人都在中學執教，是最普通的工薪家庭。家里尚可溫飽，但養三個孩子，隨著未來教育支出的增加，壓力不是沒有。“民族資產”等其他騙局項目的初始投入都偏小，幾百甚至幾十塊的都有，又承諾了巨額回報，他想，反正這麽點小錢，哪怕是假的損失也不大，就當丟了也不可惜，於是雜七雜八地投了不少。沒有一個讓他賺回錢，每到承諾的日子，群里就會出現各種延宕日期的意外。他沒有群里其他人那麽狂熱，只是將信將疑，又抱著僥幸想，那就再等等唄，萬一是真的呢？

直到去年6月初，他被一個叫“黃龍”的人加好友，對方和他聊“民族大業”的事情，順勢把“三民城”項目推薦給了他。這次，對方告訴他：“如果三民城項目沒有成功，其他你之前報的項目都成功不了，都拿不到錢。”

這句話是他的最後一根稻草。後來回想，那時候，他有種一切都得到了解釋的感覺。“破釜沈舟吧，最後一次了。”

於是，他交了三民城項目的1100元，拿到“三民城證”和“團證”兩本證件，對方承諾，2016年9月1日《慈善法》頒布後就會發放善款，加入三民城的人可以享受很高的待遇。當然，作為一個有理性有文化的人，他其實不大相信。但1100元尚可承受，若真能換來那些經濟回報，倒也不是不值得賭一把。

更何況，他在群里看到了那麽多人，甚至有大學教授。“大學教授總該是聰明、有文化的吧？群里那麽多比我聰明的人都信，我有什麽理由相信自己比他們更聰明呢？”

大約兩周後，黃龍邀請他去莆田仙遊縣三民城項目考察。周濤半信半疑，以沒有錢推脫，沒想到對方爽快地給他打了2000元路費。6月中旬，他來到仙遊縣，黃龍帶他去了當地一所民居，把他介紹給一名據稱是“三民城項目負責人”的老人。老人家里墻上貼著好多他看不懂的字，也拿出了很多和“民族資產”相關的文件、物證。

周濤其實還是不太信。但最大的吸引力來自黃龍的承諾，“這個項目做了以後可以衣食無憂。”

“我還是挺想賺錢的，然後抱著一絲僥幸心理就做了。”

“什麽樣的僥幸心理？”警員曾這樣問他。

“當時心情很複雜，很糾結，覺得可能不是真的，但是還希望是真的。並且後來做了以後，發展得很快，越做越大，報名的人越來越多，到人真的多起來以後，我有點身不由己的感覺了，不論真假都只能做下去了。”

總結怎樣的人容易被這種騙局迷惑時，他給出了開頭的答案。我追問，“為什麽是‘一定’文化程度？”

“很有文化的不會信，但完全沒文化的，他也聽不懂這些項目在說什麽。而且，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往往有種自負，不是自信，是自負自滿，他們不相信自己是錯的。”

說到這，周濤低頭、語氣驟輕：“我之前，也有點自負吧。別人說什麽我都聽不進去，覺得自己才是對的。”

“浪潮”

7月中旬，周濤第二次來到莆田。這次，全國各地來考察“三民城”的人匯聚一堂。豪華的酒店會議廳，真實鮮活、各行各業的人，“融洽信任”的氣氛，“三民城”組織展示的種種物證，“上層領導”的現身……現實世界中看得見、摸得著的一切，比微信群更叫人信服。

刑警宋秀鳳也曾親眼見過所謂“民族資產解凍”項目組織的會議。去年8月，廣西南寧，專案組已經事先布置好警力，準備趁著會議將“巨龍國際”詐騙團夥一網打盡。會議在當地一家裝潢豪華的酒店召開，一兩百號人身著統一的紅色上衣，隊列排得整整齊齊，偶爾有集體敬禮、喊口號的儀式。臺上擺著一排“寶箱”，放著偽造的“民族資產解凍”物證——假金條，偽造的國庫或銀行憑證，蓋有假冒國務院公章的文件，拙劣PS出來的李保財與國家領導人的合照……所有人分小組排隊上前參觀。在這里，李保財被吹成了一個神話式的神秘領袖：他聲稱是國民黨將領李烈鈞的兒子，真實年齡已經80歲，但仍保持著37歲的容顏。

“跟邪教一樣，非常虔誠。”宋秀鳳回憶，“組織形式和傳銷類似，但他們不限制人身自由，也有少數幾個好像不太相信，中途離場走掉的，也沒人管。”

由於擔心發生大規模騷亂，他們一直蹲守到會議結束，才對主要詐騙嫌疑人逐個實施抓捕。她和同事在賓館電梯里將其中一名女性詐騙犯逮住時，問該嫌疑人在團夥中是幹什麽的，對方張口就說：“看庫的。”

“什麽庫？”

“西南地庫。”

真被洗腦還是假被洗腦？有時連警員們也說不清。向標也深以為他在群里上交的所有錢最終都會流入國庫，甚至在破案後面對公安人員“如果贓款被追回返還給你，你要不要”的問詢時，依舊大義凜然地說“如果是進入了國庫的，我不會收”。

他女朋友小衛卻在他走後，嗤之以鼻地輕笑了一聲：“怎麽可能不要呢。”

廣西南寧、北海等地都曾曝出過類似新聞，甚至一整個村子都基本被熟人關系圈拉入傳銷或詐騙組織的事，也並不罕見。“巨龍國際”的頭目李保財在追溯自己走上詐騙的歷程時，把責任歸咎於20歲開始的酗酒賭博和“環境不好”。他操著粵語口音：“廣西那個地方你也知道，2008、2009年那會兒，廣場上很多搞傳銷的啦，談資本運作，談開發。發下財這樣子。反正很泛濫。”

當時他30歲，已經在社會上混了17年，換過不少營生，在餐廳洗盤子、擦皮鞋、掏糞便里的蟲子賣給養魚販、賣西瓜、開養生會所，從最開始的正經勞動賺錢，慢慢涉足遊走在法律邊緣的灰色行業。2009年左右，他在火車站旁邊和人閑聊，認識了一小撮聊傳銷的人，漸漸混在一起。

大概是少時混社會的警惕，從最開始，他就沒讓任何人知道自己的真名——他父母是沒什麽文化的貧苦農民，自從他離家打工後便不大管了，兩個哥哥各自在外打工不常聯系，除了一群酒肉朋友外也沒有真正的好友，結了婚但七天里有五天在酗酒，脾氣暴躁，兩個年幼的孩子出生時他都不在、記不住生日、取名和自己無關……可信任的社會關系幾乎是零。

不久，這撮四人的小團隊以“中華十七梅花同盟會解凍資產委員會”的名義開始了“民族大業”的行騙——之所以選擇“民族資產解凍”，是因為團隊中有人對此騙局已有幾十年經驗、又容易操作上手。但據李保財自己的描述，“沒什麽人信”，並且就在第二年，三名同夥被逮捕，只有他因沒用真名而逃脫。

當年由於涉案金額較小，同夥入獄一兩年後即被釋放，但對“叛徒”李保財耿耿於懷。盡管如此，詐騙在他們看來，依然是來錢又多又快、永遠有人上當、也最熟悉的賺錢手段。2015年，同夥冰釋前嫌，再把李保財約出來喝茶，重啟“民族大業”。最開始的進展依舊緩慢，直到在發展下線過程中，遇到了具有傳銷組織經驗的得力幹將，把傳銷中發展下線、凝聚組織向心力的模式帶進了“民族大業”騙局……

“巨龍”的發展速度，從此一日千里。“我哪曉得會搞那麽大的嘛。唉，真的是，捅破天了。”鐵欄里面的李保財肥肉滿身，每聊幾句就開始掰扯手銬。

不幸與不甘

看守所里，哭得最慘的是46歲的肖思。盡管已消瘦到顴骨突出，但還是看得出她五官的清秀。被誇時，她顯然楞了一下，又羞赧：“我已經老了。”

年輕時，她的生活確實令人艷羨：嫁了在當地公安局工作的老公，有個會跳芭蕾和民族舞、每次都考全校前三名、考上北京某大學的聰明女兒。但少有人知，這光鮮背後的家庭關系已然支離破碎——

“你丈夫平時不會跟你說，註意預防怎樣的騙局嗎？”

“不會。他工作太忙了，每天6點就出門上班，總是零點以後很晚很晚才回來，我都睡著了，平時根本沒機會交流。”

“女兒呢？你和女兒說過嗎，她勸過嗎？”

“她不知道。上大學後，大概一兩個月給我打一次電話吧，也就是聊聊最近吃什麽、過得好不好，我自己經濟上的事情不跟她說。我也怕打擾她，她很優秀的，不是我做母親的偏心，她是真的很優秀的孩子，也很忙，有時候打電話過去，在圖書館不方便講話啦、在忙什麽社團活動啦，我不忍心占她太多時間。她和爸爸比較親，可能說得多點。”

夫妻關系名存實亡，經濟也各自獨立、互不幹涉。最開始，兩人好過。二十多歲時，肖思因事故傷了脊椎、行動不便，丈夫也曾徹夜陪伴治療，但逐漸敵不過時間對感情的淡化。肖思從衛校中專畢業，後來在煙草公司負責財會工作，婚後也自己兼職做些直銷生意，比如去公園推銷賣蟲草。隨著年齡漸長，經濟的不安全感也與日俱增——自己的養老金夠不夠？女兒以後還要成家買房，自己能不能出份力？

2016年西安，兩名男子打著投資開發民族資產的名義，號稱成立大中華海外投資銀行，詐騙他人錢財100萬元

肖思便上網查“理財”，搜索結果跳出來往下翻，維卡幣之類的進入了她的視野。她不信任銀行，這是很多年前一次意外形成的執念——當時，她剛把三百塊存進存折，第二天就被盜取了。網上這些理財方式，看起來倒頭頭是道，承諾的獲利也叫她蠢蠢欲動。

她不清楚真假，確實也曾搜索過。但搜到的結果眾說紛紜好壞參半，她也不知該信哪個。思來想去，她下了決心，舍不得孩子套不著狼，理財嘛，不是風險越大收益越高嘛，哪還有不承擔風險的？

之所以參加“巨龍國際”的“民族資產解凍項目”，也是類似的心理：“雖然我當時不相信，但看見有很多人都參加了這個巨龍國際項目，我就抱著賭一次的心理也交了3500。”由於表達能力出眾、當地人脈廣、有一定組織能力，還有處理公司財務的經驗，她在南寧的大會上被李保財看中，納入公司管理高層負責財務賬目工作，並被李冒用身份證，以她的名義註冊了“彩龍”公司。

和中學教師周濤一樣，騙局只會是個向下的滑坡，一旦邁出將信將疑的第一步，哪怕之後徹底明白這就是騙局，也很難擺脫“身不由己”的處境和纏身的欲望。去年5月開始，她甚至大膽到與李保財的團隊分裂，不再把收上來的會員費上交，自己帶小團隊單幹（與此同時，李保財則稱她為“叛徒”“害人精”），短短一個多月，四千多單、每單3600元，總金額約1400余萬。她平生第一次見這麽多錢，被沖昏了頭腦，害怕又興奮，瘋狂購物、買車買房，重新拾起七八年前打麻將的愛好，輸了幾十萬……

東窗事發後，她抽抽搭搭地抹著眼淚，眼眶全紅：“我理想的生活，就是在家看看書、種種菜，前段時間我還和女兒說，我想去學鋼琴……我不該貪心的，現在我什麽都沒了……這次丈夫一定會和我離婚的，我身體又不好，我會死在這里面……”

然而，聽說自己投了39萬的維卡幣也是一個騙局後，她吃驚地睜大了眼睛：“不會吧？”

每個悲劇背後都有一個疏離的家庭

北大副教授張昕專門研究老年心理學，他曾在知乎上寫專欄文章、開線上講座，其中有一篇名字就叫《爸！讓你別給騙子匯錢，你怎麽就不聽呢？》。這也是和姚星一樣的受騙者家屬最糾結的問題——不管他們如何使盡招數證明那是騙局，神秘的“組織”似乎早就教了他們的父母一套應對方式：親人不支持？很正常，多少人妻離子散，做大業的人必然是孤獨的！看到負面新聞？偉大的名人某某某最開始也被人詆毀！群里誰傳播負能量誰就要被踢出去。公安局打擊？是國家的宏觀調控，只有意誌堅定、經受住考驗的人才能贏得勝利，這是大浪淘金！

姚星特別後悔四年前開始教母親用智能手機。在她看來，一切禍根都從此而起：“網上那麽多亂七八糟的信息，她看到什麽都信。要是每天轉點雞湯也就算了，誰想到她會迷上什麽民族大業啊？”

姚星和母親相差近40歲。50年代出生的人對教育的理解，無非是讓孩子吃飽穿暖上學，精神世界、情緒心理的深入交流幾乎是零——印象里，她第一次來月經，母親知道後也只“哦”了一聲。她生活在一個關系複雜的重組家庭，本來與母親共同生活的時間也不多，而母親退休後，無疑是過著空巢的生活，吃飯、看電視劇，“非常空虛”，也幾乎不和女兒分享自己的世界。

在張昕看來，也許這不能全怪母親太過單純：“隨著年齡的不斷增長，人的各項能力是在走下坡路的。從退化的角度說，老年人是一個全腦的退化，尤其是前額葉的萎縮。前額葉與人類的邏輯思維、執行控制能力等相關，是人類相較於其他動物而言，比較獨特的、後進化出的腦區。心理學上有個說法，叫‘後進化、先退化’，也就是說，其他一些比較古老的腦區，退化的速度會相對慢一些，比如說負責情緒處理的腦區。”

人類衰老過程中大腦退化的生理必然，加上時日不多的心理緊迫感、社會角色的轉變，讓老年人的認知決策有了自己的特點。在研究老年人信任感的來源時，張昕意識到，許多老年人是按照親疏遠近來區分信任誰、不信任誰的。而騙子一旦已經進入老年人最核心的親密感圈子，甚至取代了家人、子女的地位，此時再想讓他糾正之前的觀念，基本是亡羊補牢——因為衰老也伴隨著思維固化傾向的增加，和記憶力的衰退，他們對已經獲得自己信任的騙子或組織，總會選擇性地記好不記壞。

“如果你說，我的家人被騙了，我該怎麽辦呢？我經常跟他們說，你要問你自己，在他們被騙之前，你幹什麽去了？第一，你有沒有每周至少打一兩個電話給你的父母或者爺爺奶奶？第二，你在跟父母或爺爺奶奶交流的過程中，有沒有盡到一個良好的傾聽者的角色？還是在他們說的時候你很不耐煩，說好了好了我知道了。騙子時不時幫老年人買個菜、去超市買個東西，他付出這麽多目的是什麽？還不是為了以後有更大的收獲。這是一個值得年輕人去思考的問題，你有沒有盡到這樣一個責任？”

在聽過那麽多爭吵、絕望和無力的故事後，張昕家故事的借鑒意義顯得尤為珍貴：他父親對爺爺的高質量陪伴時間非常多，而爺爺雖然有時候也會被各色名目的保健品推銷和騙局吸引，但總會在做決定之前，先問問兒子，“你幫我看看這個是怎麽回事、靠不靠譜。”他對兒子的信任度，遠在陌生的騙子之上。

相較之下，水深火熱中的姚星，自從發現母親的“民族大業”，就開始了與母親的手機攻防戰。理工科的女兒試過各種方式，想強制把母親加入的群退掉。母親又氣又惱，堅決不許，最後說，我不交錢，你讓我留著群，我就看看，就看看……

“我就看看，我就看看……”重複著母親的話，姚星的語氣，也漸漸低了。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培訓貸”調查：受騙者先被洗腦 維權或困難重重

記者　趙麗 實習生　戴夢嵐

“求職少年李文星之死”引起社會各界對打擊傳銷的重視。近日,四部門聯合發文要求專項整治以“招聘、介紹工作”為名的傳銷活動。

然而,《法制日報》記者調查發現,在“招聘、介紹工作”背後,不只有傳銷騙局,還有一類專為大學生挖好的陷阱——“培訓貸”。

所謂“培訓貸”,就是培訓企業與信貸機構合作,由剛畢業的大學生以個人名義向信貸機構貸款作為“培訓費”,“培訓費”直接打入企業賬戶,大學生無需出錢就能接受“培訓”。部分信貸機構為了牟取高額利潤,可能存在放寬對貸款人資質、身份的核實,進而誘導大學生進行分期貸款。

信貸機構將“培訓費”打給企業,這一過程雖然標明了利息,但貸款過程中還有高額的“咨詢費”“服務費”等,這些錢都由大學生個人承擔。此外,一旦大學生接受“培訓”,信貸機構放了款,這些大學生剛剛畢業尚未就業就已背負了貸款。

招聘機構積極推銷“培訓貸”

8月15日,《法制日報》記者在某大型信息平臺App上搜索“計算機”領域的招聘職位,發現中青才智教育投資(北京)有限公司招聘多個IT技術崗位,記者與其招聘人員互加了微信。

這家公司招聘人員的微信名稱顯示為“中關村軟件園杜老師”。

據“杜老師”介紹,這家公司是“國家事業單位,政府主辦,是軟件園的管理單位”,並且“是全國獨一無二的國家級的大學生就業實訓平臺,由國家發改委投資建設,是中關村軟件園重要的配套工程,為國家級工程教育實踐中心”。

記者質疑說:“公司名稱看起來不是國家的事業單位。”“杜老師”隨即改口:“我們公司的全稱叫做北京中青中關村軟件園人才基地,我們是園區的管理單位。”“杜老師”繼續對記者說:“我們實訓完繼續在園區內企業就職。”

記者隨後在“中關村軟件園人才平臺網站”上找到一份《關於以中關村軟件園名義發布的實習生、實訓生招聘信息的說明》,文中提到“未以任何名義或授權其他機構在互聯網上發布‘實習生’‘實訓生’‘就業實訓生’等招聘”。

記者將這份“說明”發給“中關村軟件園杜老師”,“杜老師”隨後答複:“我們原單位名稱叫北京中關村軟件園人才基地,2010年人才基地擴大了規模,現在的人才基地叫中青中關村軟件園人才基地……現在的中青中關村軟件人才基地、辦公地點仍在原來園區的九號樓(人才基地原址),工作人員80%以上還是原來的班底,承接了中關村軟件園人才基地之前的所有工作。”

記者隨後在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查詢“中青才智教育投資(北京)有限公司”,發現該公司被工商部門列入“經營異常名錄”,且許可經營範圍中並沒有“教育培訓”這一項。

至於“杜老師”所說該公司是軟件園的管理單位,記者進一步核實發現,中關村軟件園由北京中關村軟件園發展有限責任公司設立和管理,中青才智教育投資(北京)有限公司並不是園區的管理單位。

即使質疑不斷,但“杜老師”仍然給《法制日報》記者發來一份宣傳材料,上面顯示培訓需要交“實訓費用”,分為兩種方式,可任選一種付款方式。一種付款方式為一次性付費17800元,第二種則是就業後付費19800元,也就是正式工作兩個月後在一年內分期支付,工作之前不用支付任何費用,同時實訓期間享受1500元的現金生活補助。不過,在培訓期間要交住宿費每月300元至450元,生活費自理。

記者表示培訓費用太高,一下拿不出這麽多錢。“杜老師”說:“這是屬於就業貸款,無需任何抵押和擔保,這個費用是由國家正規的銀行先為你支付的。”

記者表示1500元補貼交完三個月房租就沒有了,“杜老師”說:“如果實訓期間生活費仍有困難,可以申請生活費貸款。”記者詢問生活費怎麽貸款,學員是自己去銀行網點貸款還是公司幫忙貸款?“杜老師”表示這是軟件園幫忙辦的。

記者問辦貸款需要提交哪些材料,“杜老師”稱自己也不清楚,“好像只要身份證就可以”。

記者了解到,去銀行貸款一般都需要貸款人本人前往。

隨後,“杜老師”要求記者將畢業證、學位證、學信網的照片發給他,他審核通過了才可通知前往辦公地點。

“洗腦”後推出貸款培訓建議

“去年,我畢業找工作時就遇到一個‘培訓貸’騙局。打著名企的幌子,實際上是個培訓機構,有專人一對一洗腦,不斷貶低你的專業、貶低你的職業規劃,在你心灰意冷的時候開始吹捧他們的培訓,兜售他們的職業規劃,讓你參加他們的所謂量身打造的職業培訓,當然還有不菲的培訓費。如果你說沒有錢交培訓費,他們就說可以簽個協議,培訓結束當你工作時從工資里扣除。”來自河南,目前在北京從事快遞行業的周小泉說,“我現在幹快遞就是為了多掙錢快點還錢。這些人非常可惡,他們就是利用一些家境貧困的畢業生急於找工作補貼家用的心理實施詐騙。”

據周小泉介紹,培訓公司想方設法進入大學校園,或通過問卷調查,或開設講座,或以招聘為由,用嚴厲的詞語攻破學生的心理防線,讓學生懷疑自己的能力,並順勢建議參加培訓。在這個過程中,培訓機構甚至會提前雇傭好“水軍”,在貼吧、問答平臺上刷好感,以防大學生一時懷疑上網搜索。有的培訓機構甚至在公司顯眼位置粘貼某些知名企業的標識,讓參與面試、培訓的人產生聯想,並借此“營造”公司的良好形象。

當學生想參加培訓卻因資金不足而猶豫不決時,培訓機構就會順勢提議通過貸款平臺貸款交培訓費用,或者用各種虛假條件誘騙大學生申請貸款。十多名被騙大學生告訴記者,在貸款過程中,幾乎全部是培訓機構一手包辦,沒有貸款平臺的工作人員在場,只需一通電話或簡單簽字就完成了貸款過程。針對五花八門的崗位要求,培訓課程的價格也參差不齊,學費通常是1萬至兩萬元,而貸款利率普遍在10%以上。

此外,有被騙的大學生告訴記者,如果想要中途退出培訓,還需要向培訓公司交學費20%的“違約金”,有的“違約金”甚至高達培訓費用的40%。

一名受騙大學生告訴記者,被告知中途退出需交“違約金”後,他算了一下賬,由於自己已經學了大半,退出培訓交的“違約金”比培訓費還要多,“退的時候,培訓費按天算,但是還要算上5000元‘違約金’,有的學員以曝光企業為條件才獲得了退款,但仍交了一筆‘違約金’。然而,即便退出培訓,學員仍背負著每月向貸款機構還錢的負擔”。

受騙者維權或困難重重

那麽,受騙的學員是否可以起訴?

北京律師周雲表示,學員與借貸機構的借貸條款是合法有效的,學生的貸款需要依約償還；至於學生交給培訓機構的學費,可以以違約為由起訴,比如,有的培訓機構並無辦學資質、承諾的畢業後薪金水準未達到等。

“這種‘培訓貸’可能涉及合同詐騙行為。單從民事角度看,這是典型的教育培訓合同糾紛,參加培訓者要想取回已交納的培訓費,要麽解除合同,要麽撤銷合同。根據合同法規定,可撤銷合同主要有因重大誤解訂立的合同,訂立時顯失公平的合同。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的合同。合同的解除,主要涉及約定解除和法定解除。”周雲向記者介紹說,申請解除合同需要註意幾點,“在簽訂合同過程中,培訓提供方是否有欺詐行為；其次,在合同簽訂階段,培訓提供方是否有誇大宣傳,構成重大誤解”。

在周雲看來,申請確認合同無效的主要焦點在於,“就設立培訓的架構而言,是否取得培訓教學資格、是否有辦學許可證”。“但是,參加培訓者是不是沒有一點責任呢?不是的。‘培訓貸’主要涉及的是剛畢業的學生,他們在簽約時已成年,屬於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若不存在導致合同無效的條件,則應按過錯承擔相應的責任”。

不過,在一位不願具名的業內人士看來,此類維權困難重重。

“騙取消費貸款方法,通常是騙貸人和商家、服務提供商串通分成,比如曾經有媒體曝光過的‘醫美貸’,或者商家欺騙申請人貸款,後者不知道自己貸款了。‘培訓貸’的流程看起來似乎很正常,申請人也知道自己申請貸款,不少學生也確實完成了課程。”上述業內人士對記者說,目前所說的培訓行業騙貸主要是招轉環節的加入讓很多原本並不想去培訓的人選擇參加培訓,讓這些人有被欺騙的感覺,尤其是在最後的培訓結果不滿意時,這種欺騙感尤其強烈。

為什麽陷入“培訓貸”不好維權?《法制日報》記者調查多日發現,“培訓貸”幾乎都發生在IT業培訓,而非其他行業領域。上述業內人士解釋說,IT“培訓貸”不同於其他的貸款,在各個流程上是沒有問題的,也就是在法律上幾乎是沒有什麽可以起訴的點,因此在貸款之後沒有很好的辦法進行維權。最近騙貸風波不斷在網絡上出現,就是因為很多人沒有辦法訴諸法律。

“即便是急需資金周轉,大學生本身也不具備貸款的資格。從自身的經濟基礎到抵抗風險的能力,大學生都不符合借貸的條件。所以,倘若有培訓機構或借貸平臺要求或允許大學生借貸,這個機構平臺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問題,不符合正常的工作程序和要求。”在江蘇銀行從事貸款業務的江雪對《法制日報》記者說,貸款不是想貸就能貸的。就個人而言,只有穩定的經濟基礎、具備還款能力,在遇上一定的資金壓力時,才能考慮可承擔範圍之內的貸款,以緩解當前困境。所以,對於沒有穩定收入來源、缺乏風險管控能力的大學生而言,除助學貸這一類貸款外,應該遠離消費性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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