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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資產解凍”騙局：受騙人家庭關系疏離，部分文化程度高

一名法院工作人員翻查各種虛假的“民族資產”單據、文件（南方人物周刊/圖）

“女兒試過各種方式把母親加入的詐騙群退掉。母親又氣又惱，堅決不許，最後說，我不交錢，你讓我留著群，我就看看，就看看……”

姚星又和母親大吵了一架，這次，是因為母親執意想去天安門“領錢”。

“你不要管我、我們斷絕母女關系算了。”電話被掛斷了。母親帶著哭腔，但“決絕，擲地有聲”。姚星也早哭了，心里想，這個瘋女人，現在全世界都不要我了。肝疼得厲害。

“想殺了那些人，你妹的。”事情過去一年了，她念叨的時候依然咬牙切齒。她不知道“那些人”是誰，但她知道，他們操縱設置了一個拙劣的騙局，披著的外衣叫“民族大業”“民族資產解凍”。

她是在一次和母親的通話後猛然意識到不對勁的。兩年前，她接到母親的電話，母親讓她把自己的身份證號、電話、銀行卡號發來。她問用途，母親支支吾吾，只說“是好事情，但要先瞞著你”。姚星覺得不對勁，母親只有小學文化，社會經驗相對單純，她至今記得2002年，母親帶她去火車站時，輕易被人以“這是假鈔我幫你去銀行驗證”的伎倆騙走了兩百塊。

姚星最後通過母親的微信頭像摸清了事件的來龍去脈。那是一個“很醜的頭像”，以紅色作底，與此同時，母親的聊天背景圖換成了綠底。姚星開玩笑地問：“你怎麽換了個這麽醜的頭像？”母親說，群規定的。姚星留了個心眼，就上網查，什麽組織會要求人把頭像、聊天背景換成這樣？

接下來看到的詞，讓她痛恨至今。順藤摸瓜，她繼續搜關鍵詞，百度、知乎，每一個問答平臺顯示的問題都正中她心病：“急！民族資產解凍是不是騙局！”“求助！如何讓家人相信‘民族資產解凍’是騙局？”“民族資產扶貧扶助款是真的嗎？是不是傳銷？”

每個問題下都能找到一群焦慮的子女：

“我給我公公說中央臺曝光了，他說他看過，還說那是國家宏觀調控，不能什麽人都領。我都不想再跟他說什麽了。感覺無可救藥，我都想聯系精神衛生中心了。

“我媽媽最近陷入這里面和我說馬上就能拿錢，我要怎麽說服她？我把知乎上的鏈接發給她她就發火，說以後什麽事都不會和我們商量，我真的好擔心。

“還在麽？現在我媽也是身陷騙局，怎麽勸都沒用！”

無人報案

安徽省淮南市公安局刑警王輝第一次遇到這樣的案子。根據騰訊轉交過來的用戶舉報的線索，明明部分受害者名單擺在眼前，他們卻卡在了第一步立案上——不僅沒有人主動報案，更難以置信的是，哪怕是微信群被用戶舉報後查封、專案組一個個給轄區內受騙者打電話，受害人也都一口咬定，沒聽說、沒參與、沒受騙。

第一輪嘗試失敗，專案組檢討了自己的工作方式，改電話聯絡為當面約談。底牌也亮得晚了，先不提騙局，只稱公安局有事相找。還是吃了幾個閉門羹，但這次事情有了轉機：唯一一名願意配合工作的受騙者向標，在2016年7月，冒著大雨從兩小時車程外的壽縣趕了過來。

向標不是來報案的，至少他本意並非如此。他只覺得，配合公安工作，這是他作為一個老黨員的義務。62歲的人，走起路來腰板挺正、前傾，頗有股雄赳赳的氣勢，說完爽朗大笑。

聽公安局辦案人員說明約談來意後，他掏出手機，毫不掩飾地向警員展示信息：屏幕一直往下滑，每屏都是各種各樣的群，“武當山北京慈善總群”“民族大業”“精準扶貧項目”，不一而足，手機震動不止——王輝嘆為觀止，“我估計能有一兩百個（群）。”

屢屢碰壁的專案組警員們內心竊喜：這個向標，幾乎是有問必答。他一五一十列舉著自己參與過的所謂民族大業項目：從2016年4月起到8月，他已經買了單價3600元的“巨龍國際項目”一份，1100元的“三民城項目”一份，2800元的“西安慈善會議項目”一份，單價139元的“精準扶貧項目”46份，單價55元的“亞投行註冊費”68份……前前後後，僅就梳理清楚的部分，他至少投了兩萬五千余元。

（南方人物周刊/圖）

在公安局的受案登記表上，這兩萬五千元是向標的“損失”；但在向標看來，這是為解凍“五千年來列祖列宗存放在海外48個國家的官家資產”貢獻的力量，而希冀通過民族資產解凍獲得“上面”承諾的巨額物質回報（比如“巨龍國際公司”承諾給一千萬、豪車海景房、美國綠卡、坐飛機一元錢等），不過是順帶的、不重要的小目的。他對時事政治和當下流行的新概念尤為敏感和熱情，每個詞都能在意料不到的地方隨機組合起來。

他喜歡這種緊跟國家形勢、心系民族命運的感覺，這撐起了他對自我精神境界的要求和信心。最開始，他因偶然點進一個鏈接接觸到所謂“民族大業”，只覺得“怪好玩的”，“平時在單位、朋友圈，沒有這些話題。這些話題很特殊。在單位就是工作嘛，同事們每天都在聊臨床，對什麽是民族大業都不太懂。而在那個圈子里有那麽多事情，就感覺很好玩。參與‘民族大業’這些人，大部分都是很有夢想、不甘落後的人，都想跟著國家的形勢走。”

“你覺得那些是真的嗎？”

“真的假的我倒不知道。那時候有空就看看信息，我認為他們做的是正事，因為他們在群里宣導的都是正義的理念和正能量，說只有愛國人士才能參加民族大業。我的性格和一般人不一樣。我一個人在工作的時候，走千家串萬戶，如果工作沒完成，我寧願不赴約，連飯都不吃，也要把工作完成。實際上，我是2014年退休被返聘過來的，我的領導認為我很認真、負責任。”

“我們是有夢想的人”

向標的家在炎劉鎮上，在壽縣這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級貧困縣里，炎劉鎮尚屬於經濟稍好的。鎮上的中心小道坑窪，小貨車開過沙塵漫天，折進小巷里方耳清目明，是農村常見的帶院落的灰色水泥平房，院里種著樹、有幾方菜畦，玉蘭花香一陣一陣。

房子是老舊了些，但任何人走進向家的客廳，都不可能不註意到掛滿三墻的紅色錦旗。農村一層的主屋本來就高，向標把錦旗從高到低足足掛了三排，全是“妙手回春”“醫術高明”“在世華佗”之類的溢美之詞。除了老黨員，向標另一個反複掛在嘴邊的身份是“中醫世家第四代傳人”。他特地用塑料硬卡片制成的名片上，背面印著一行黑色大字，“專治精神病、神經病、精神分裂、頸椎病、不孕不育、怪病癥”。

向標家門兩側的偏房里，住著他的病人。每次住一名，以精神病人居多，通常是患者家屬找上門來的，四處求醫問藥碰運氣的過程中，特意來擁有祖傳秘方的“神仙”這兒碰碰運氣。向標對自己的醫術很有信心，在他口中，“精神病院治不好，在我這兒治好了”的病例比比皆是，邊說邊有意識地扭頭揮臂，讓人再次註意他身後的滿屋子錦旗。“大部分都要中西醫結合，中藥、西藥、針灸、刺血，關鍵看是什麽病癥。”

赤腳醫生在農村並不少見，向標不過是其中之一。青年時期，他來到安徽靠行醫謀生，自稱“沒有沒治好的”，外面送個美稱“神仙”，十多年後就從鄉下搬來了炎劉鎮。等到1995年上了衛校，拿畢業證辦到行醫執業許可證後，他成為街道衛生服務站的工作人員。

向標說著自己如何“為人民服務”：“我幫助了64個拄雙拐的殘疾人，12個精神殘疾人，17個……”

“你怎麽幫助他們的？是不收他們醫療費嗎？”

“不是，就是我知道這些人在我們鎮上屬於家庭非常貧困的，原來在合肥、六安、淮安精神病院的。一個家庭出現一個精神分裂患者，會導致一個家族的貧困。我不光給他們治，還拿錢幫他們投資民族大業的項目。”

向標自己的家境並沒有好到哪里去。盡管家有菜園、基本生活開支極低，但從2005年前妻因癌癥去世，加上兒子屢次創業失敗，向標家至今已經背上了一百多萬的債務，有銀行貸款，有求助於親戚朋友的借款，有朋友幫忙在擔保公司借的二三十萬。憑借在街道衛生服務站的本職工作和行醫收入，他每年能賺到十來萬，在一個貧困縣的小鎮上，這收入算相當高了；但他沒有用於還債：“還給他們，我這個錢就沒了。我拿錢來生錢。這是個理財方式。”

三個孩子都在外地，平時偶爾通電話，對父親的“民族大業”有知情的有不知情的，但父親對自己的財政有絕對的自主權。這兩年，向標找到了個全力支持他的賢內助，小衛。小衛是1986年生人，和向標整整差了31歲。她對這個年齡足以做她父親的人充滿了崇拜，兩人第一次偶然認識時，她用“偉大”稱贊向標的醫生職業。“你看像我們這樣的，就接觸不到什麽優秀的人。向老師身邊，就都是優秀的人。”

2009年北京朝陽法院，一位99歲的老人被控冒充國民黨元老李烈鈞解凍13兆民族資產，詐騙70萬余元。（南方人物周刊/圖）

小衛所指的“優秀的人”，正是民族大業群里的人：“因為他們都是城里面的人嘛，然後呢，他們懂得又多，一般都是做過什麽的，公司里面的退休工人啊，或者是村里的書記啊。最起碼他們比普通人接觸的東西要多一點。”小衛在農村長大，上面有個哥哥，家里不富裕，從小是乖乖女、學習認真，但對數學、物理不大開竅。高中畢業，沒考上大學的她為了減輕家里負擔，開始去小賣鋪打工，一年後去美容院上班。雖然學到了些人體經絡、養生、美容的知識，但推銷護膚品的要求讓她覺得很無聊、不適合自己：“因為做美容，除了懂手法，還要會說，性格要好。我不會說。我喜歡靜，不愛天天講那麽多話。”

那麽，“普通人指的是哪些人？”

“沒有理想，整天只知道吃喝玩，然後打麻將。你看隔壁，吃完飯就打麻將去了。但是我們接觸的人，不是這樣的人，我們是有夢想的人。所以我們接觸的人，在精神和物質上都是有追求有思想的，我們是有相同價值觀的人。”

王輝始終百思不得其解：他原以為，就像所有電視劇、法制新聞里演的那樣，那個冒著大雨來到公安局的七月天，會是向標幡然醒悟的開始，畢竟走之前，穿著警服的王輝還拍著向標的肩膀告誡說，這些是騙局，以後要多加小心；沒想到，向標轉頭回家，就在群里買了新的民族大業項目。

王輝和同事們哭笑不得。向標成為了他們辦案故事里的神奇人物之一， “這個人，腦袋是不是有毛病？”

理財迷思

為這事，向標上了央視焦點訪談。那時候，淮南市公安局已經將“巨龍國際公司”“三民城”的詐騙團夥基本打盡，詐騙金額逾兩億元、潛逃泰國的詐騙頭目李保財也被捉拿歸案。公安專案組節假無休，加班加點整理案卷起訴，76卷證據、文件、口供筆錄，堆得比人高；詐騙團夥為“民族資產解凍”偽造的金條、銀行文件、龍袍、印章、寶箱，光是運費就花了幾千塊，看得專案組警員們氣不打一處來：“怎麽這麽拙劣的東西也有人信？”

總之，騙局事實清楚，向標為“民族大業”投入的錢，最後不過成了李保財在泰國購置十余套別墅豪宅、揮霍享樂的贓款。央視播出的節目錄像里，向標和他的女朋友小衛卻還是深信不疑：

“民族大業是真的。這是國家的宏觀調控。國家表面上打擊，暗地里在考驗我們。”

這些話是他們從群里看到的。小衛把半張臉藏在電腦屏幕下，眼也不擡地回應著央視記者的疑問：“不知道。我就是信。要悟。”

又一個多月過去，這次，他們倆的態度動搖了些。王輝聽說，焦點訪談播出後，向標羞得不行，覺得鄰居們都知道了，笑話他。這次一上來，他就主動澄清：“上次焦點訪談來，我覺得我自己說得不太嚴謹。”哪里不嚴謹？對民族資產的表述不嚴謹。說著又重申了一遍：“應該說是五千年來列祖列宗存放在海外48個國家的官家資產。雖然存放在國外，但是那些是我們中國的錢。現在我們要這些錢是天經地義的。要報聯合國批複，如果近幾年要不回來，那就又要再過20年。現在民族大業、民族資產結束了，以後不存在什麽民族資產了，因為那些人全部都被封了。”

“誰跟你說的？”

“群里講的，說是這些存放在海外的列祖列宗的資產解凍不了，幾年內要不回來，又要等20年以後。比方說，我是群主，我們幾個都是好朋友，我告訴你，你告訴他，你們又各自建群傳播這些信息，反正都覺得是‘傳播正能量’。”

“所以是群主說的嗎？”

“也不全是，還有項目的上級領導人。”

“項目的上級領導人是誰？”

“我們不知道。”

“不知道就信？”

以前用“要悟”來回應的小衛，這次放軟了語氣：“現在吧，你們又是公安又是媒體老來跟我們說，搞得我心里也不是很確定到底該不該信了。但你們就是不信，我們就是信，有什麽辦法呢？我們價值觀不一樣。”

向標也有了點不好意思：“我現在回想起來都覺得可笑。可能一開始也不全信，但群里老說，看得多了，就覺得應該是真的。”但過了會兒，他的口徑可能又會變成：“民族大業應該是真的，只是我們運氣不好，這次被那個李總裁騙了。”

“民族大業”泡湯，向標把還債的希望寄托在兩件事上，一是兒子的創業，二是“雲數貿”（另一規模較大的傳銷組織，通常以非法入股融資，發展下線）。從2012年開始，向標陸續往“雲數貿”里投了十幾二十萬，2016年10月開始，開始嘗試“五行幣”，又投了五千。“這幾年又多背了十來萬的債。”

“現在賺到錢了嗎？”“沒有。”

“萬一實現不了呢？”“我相信雲數貿會實現的。”

“為什麽如此肯定？”“雲數貿在全國都有，還做到外國去了，專門在泰國建旅館的，在中國大陸搞得轟轟烈烈。它們就是要和日本占股百分之七八十的天貓、京東抗衡。它怎麽可能失敗呢？”

無論拉家常時多麽正常、乃至熱心腸，只要聊到類似的騙局項目，和向標、小衛的對話，總是輕易地滑入一個邏輯無效的死循環。他們拒絕討論事實與細節的真偽，拒絕辨別信息的來源，拒絕觸碰半點“我可能錯了”的假設，以不變應萬變地用“我就是知道”“我不知道但我就是信”兩個邏輯來回應對方的一切質疑。跳出了民族大業的坑，卻跳不出量子眼鏡、量子電飯鍋投資，跳不出五行幣、維卡幣、雲數貿、330農場遊戲、郵卡幣……

“萬一是真的呢？”

“容易被騙的人大概有幾個共性。第一，不是很富裕、但也不是太窮，手頭上有點閑錢，又還有賺更多錢的需求；第二，有一定文化程度，但沒有批判思辨的能力。”

周濤穿著囚服背心，左手被銬在桌上，坐在鐵欄里邊，鎮定且有條理地說出了這番分析。在去年8月前，周濤大概從來沒想到，擁有師範院校的在職碩士學歷、做了十多年中學教師的自己，有一天竟會以詐騙嫌疑從犯的身份被關在看守所，等待法律的審判。

牢獄之災是退場的警鈴，但事實是，被卷入騙局的人里，絕大多數人的反思停留在為其帶來損失的直接事件上，幾乎不具備舉一反三的能力。在采訪到的數名受害人和詐騙犯中，只有詐騙頭目李保財和中學教師周濤，真正意識到了各類騙局“舊瓶裝新酒”的本質。農村出身的李保財只上到小學四年級，13歲就開始到外省打工，社會經驗極其豐富、為人油滑，但用最樸素的方式道出應對萬宗騙局不變的核心：“要你拿錢的都不要信唄！”

2014年西安，一名婦女假冒清朝公主，利用“解凍資產”騙局詐騙了572萬元，警方將她刑拘後清點假鈔和假金條。（南方人物周刊/圖）

如果說小學文化水平的李保財尚是憑借樸素的認識能力，周濤則是極少數真正具有分析能力的人。周濤的犯案級別不高，最開始甚至也是受騙者，後來因為發展了些下線被卷進案件，算組織里的低層。可惜的是，他的理性邏輯顯然太過姍姍來遲，一旦心存僥幸一步步滑進深坑，最後多半會騎虎難下。

周濤有三個孩子，都在讀書上學的年紀，夫妻兩人都在中學執教，是最普通的工薪家庭。家里尚可溫飽，但養三個孩子，隨著未來教育支出的增加，壓力不是沒有。“民族資產”等其他騙局項目的初始投入都偏小，幾百甚至幾十塊的都有，又承諾了巨額回報，他想，反正這麽點小錢，哪怕是假的損失也不大，就當丟了也不可惜，於是雜七雜八地投了不少。沒有一個讓他賺回錢，每到承諾的日子，群里就會出現各種延宕日期的意外。他沒有群里其他人那麽狂熱，只是將信將疑，又抱著僥幸想，那就再等等唄，萬一是真的呢？

直到去年6月初，他被一個叫“黃龍”的人加好友，對方和他聊“民族大業”的事情，順勢把“三民城”項目推薦給了他。這次，對方告訴他：“如果三民城項目沒有成功，其他你之前報的項目都成功不了，都拿不到錢。”

這句話是他的最後一根稻草。後來回想，那時候，他有種一切都得到了解釋的感覺。“破釜沈舟吧，最後一次了。”

於是，他交了三民城項目的1100元，拿到“三民城證”和“團證”兩本證件，對方承諾，2016年9月1日《慈善法》頒布後就會發放善款，加入三民城的人可以享受很高的待遇。當然，作為一個有理性有文化的人，他其實不大相信。但1100元尚可承受，若真能換來那些經濟回報，倒也不是不值得賭一把。

更何況，他在群里看到了那麽多人，甚至有大學教授。“大學教授總該是聰明、有文化的吧？群里那麽多比我聰明的人都信，我有什麽理由相信自己比他們更聰明呢？”

大約兩周後，黃龍邀請他去莆田仙遊縣三民城項目考察。周濤半信半疑，以沒有錢推脫，沒想到對方爽快地給他打了2000元路費。6月中旬，他來到仙遊縣，黃龍帶他去了當地一所民居，把他介紹給一名據稱是“三民城項目負責人”的老人。老人家里墻上貼著好多他看不懂的字，也拿出了很多和“民族資產”相關的文件、物證。

周濤其實還是不太信。但最大的吸引力來自黃龍的承諾，“這個項目做了以後可以衣食無憂。”

“我還是挺想賺錢的，然後抱著一絲僥幸心理就做了。”

“什麽樣的僥幸心理？”警員曾這樣問他。

“當時心情很複雜，很糾結，覺得可能不是真的，但是還希望是真的。並且後來做了以後，發展得很快，越做越大，報名的人越來越多，到人真的多起來以後，我有點身不由己的感覺了，不論真假都只能做下去了。”

總結怎樣的人容易被這種騙局迷惑時，他給出了開頭的答案。我追問，“為什麽是‘一定’文化程度？”

“很有文化的不會信，但完全沒文化的，他也聽不懂這些項目在說什麽。而且，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往往有種自負，不是自信，是自負自滿，他們不相信自己是錯的。”

說到這，周濤低頭、語氣驟輕：“我之前，也有點自負吧。別人說什麽我都聽不進去，覺得自己才是對的。”

“浪潮”

7月中旬，周濤第二次來到莆田。這次，全國各地來考察“三民城”的人匯聚一堂。豪華的酒店會議廳，真實鮮活、各行各業的人，“融洽信任”的氣氛，“三民城”組織展示的種種物證，“上層領導”的現身……現實世界中看得見、摸得著的一切，比微信群更叫人信服。

刑警宋秀鳳也曾親眼見過所謂“民族資產解凍”項目組織的會議。去年8月，廣西南寧，專案組已經事先布置好警力，準備趁著會議將“巨龍國際”詐騙團夥一網打盡。會議在當地一家裝潢豪華的酒店召開，一兩百號人身著統一的紅色上衣，隊列排得整整齊齊，偶爾有集體敬禮、喊口號的儀式。臺上擺著一排“寶箱”，放著偽造的“民族資產解凍”物證——假金條，偽造的國庫或銀行憑證，蓋有假冒國務院公章的文件，拙劣PS出來的李保財與國家領導人的合照……所有人分小組排隊上前參觀。在這里，李保財被吹成了一個神話式的神秘領袖：他聲稱是國民黨將領李烈鈞的兒子，真實年齡已經80歲，但仍保持著37歲的容顏。

“跟邪教一樣，非常虔誠。”宋秀鳳回憶，“組織形式和傳銷類似，但他們不限制人身自由，也有少數幾個好像不太相信，中途離場走掉的，也沒人管。”

由於擔心發生大規模騷亂，他們一直蹲守到會議結束，才對主要詐騙嫌疑人逐個實施抓捕。她和同事在賓館電梯里將其中一名女性詐騙犯逮住時，問該嫌疑人在團夥中是幹什麽的，對方張口就說：“看庫的。”

“什麽庫？”

“西南地庫。”

真被洗腦還是假被洗腦？有時連警員們也說不清。向標也深以為他在群里上交的所有錢最終都會流入國庫，甚至在破案後面對公安人員“如果贓款被追回返還給你，你要不要”的問詢時，依舊大義凜然地說“如果是進入了國庫的，我不會收”。

他女朋友小衛卻在他走後，嗤之以鼻地輕笑了一聲：“怎麽可能不要呢。”

廣西南寧、北海等地都曾曝出過類似新聞，甚至一整個村子都基本被熟人關系圈拉入傳銷或詐騙組織的事，也並不罕見。“巨龍國際”的頭目李保財在追溯自己走上詐騙的歷程時，把責任歸咎於20歲開始的酗酒賭博和“環境不好”。他操著粵語口音：“廣西那個地方你也知道，2008、2009年那會兒，廣場上很多搞傳銷的啦，談資本運作，談開發。發下財這樣子。反正很泛濫。”

當時他30歲，已經在社會上混了17年，換過不少營生，在餐廳洗盤子、擦皮鞋、掏糞便里的蟲子賣給養魚販、賣西瓜、開養生會所，從最開始的正經勞動賺錢，慢慢涉足遊走在法律邊緣的灰色行業。2009年左右，他在火車站旁邊和人閑聊，認識了一小撮聊傳銷的人，漸漸混在一起。

大概是少時混社會的警惕，從最開始，他就沒讓任何人知道自己的真名——他父母是沒什麽文化的貧苦農民，自從他離家打工後便不大管了，兩個哥哥各自在外打工不常聯系，除了一群酒肉朋友外也沒有真正的好友，結了婚但七天里有五天在酗酒，脾氣暴躁，兩個年幼的孩子出生時他都不在、記不住生日、取名和自己無關……可信任的社會關系幾乎是零。

不久，這撮四人的小團隊以“中華十七梅花同盟會解凍資產委員會”的名義開始了“民族大業”的行騙——之所以選擇“民族資產解凍”，是因為團隊中有人對此騙局已有幾十年經驗、又容易操作上手。但據李保財自己的描述，“沒什麽人信”，並且就在第二年，三名同夥被逮捕，只有他因沒用真名而逃脫。

當年由於涉案金額較小，同夥入獄一兩年後即被釋放，但對“叛徒”李保財耿耿於懷。盡管如此，詐騙在他們看來，依然是來錢又多又快、永遠有人上當、也最熟悉的賺錢手段。2015年，同夥冰釋前嫌，再把李保財約出來喝茶，重啟“民族大業”。最開始的進展依舊緩慢，直到在發展下線過程中，遇到了具有傳銷組織經驗的得力幹將，把傳銷中發展下線、凝聚組織向心力的模式帶進了“民族大業”騙局……

“巨龍”的發展速度，從此一日千里。“我哪曉得會搞那麽大的嘛。唉，真的是，捅破天了。”鐵欄里面的李保財肥肉滿身，每聊幾句就開始掰扯手銬。

不幸與不甘

看守所里，哭得最慘的是46歲的肖思。盡管已消瘦到顴骨突出，但還是看得出她五官的清秀。被誇時，她顯然楞了一下，又羞赧：“我已經老了。”

年輕時，她的生活確實令人艷羨：嫁了在當地公安局工作的老公，有個會跳芭蕾和民族舞、每次都考全校前三名、考上北京某大學的聰明女兒。但少有人知，這光鮮背後的家庭關系已然支離破碎——

“你丈夫平時不會跟你說，註意預防怎樣的騙局嗎？”

“不會。他工作太忙了，每天6點就出門上班，總是零點以後很晚很晚才回來，我都睡著了，平時根本沒機會交流。”

“女兒呢？你和女兒說過嗎，她勸過嗎？”

“她不知道。上大學後，大概一兩個月給我打一次電話吧，也就是聊聊最近吃什麽、過得好不好，我自己經濟上的事情不跟她說。我也怕打擾她，她很優秀的，不是我做母親的偏心，她是真的很優秀的孩子，也很忙，有時候打電話過去，在圖書館不方便講話啦、在忙什麽社團活動啦，我不忍心占她太多時間。她和爸爸比較親，可能說得多點。”

夫妻關系名存實亡，經濟也各自獨立、互不幹涉。最開始，兩人好過。二十多歲時，肖思因事故傷了脊椎、行動不便，丈夫也曾徹夜陪伴治療，但逐漸敵不過時間對感情的淡化。肖思從衛校中專畢業，後來在煙草公司負責財會工作，婚後也自己兼職做些直銷生意，比如去公園推銷賣蟲草。隨著年齡漸長，經濟的不安全感也與日俱增——自己的養老金夠不夠？女兒以後還要成家買房，自己能不能出份力？

2016年西安，兩名男子打著投資開發民族資產的名義，號稱成立大中華海外投資銀行，詐騙他人錢財100萬元

肖思便上網查“理財”，搜索結果跳出來往下翻，維卡幣之類的進入了她的視野。她不信任銀行，這是很多年前一次意外形成的執念——當時，她剛把三百塊存進存折，第二天就被盜取了。網上這些理財方式，看起來倒頭頭是道，承諾的獲利也叫她蠢蠢欲動。

她不清楚真假，確實也曾搜索過。但搜到的結果眾說紛紜好壞參半，她也不知該信哪個。思來想去，她下了決心，舍不得孩子套不著狼，理財嘛，不是風險越大收益越高嘛，哪還有不承擔風險的？

之所以參加“巨龍國際”的“民族資產解凍項目”，也是類似的心理：“雖然我當時不相信，但看見有很多人都參加了這個巨龍國際項目，我就抱著賭一次的心理也交了3500。”由於表達能力出眾、當地人脈廣、有一定組織能力，還有處理公司財務的經驗，她在南寧的大會上被李保財看中，納入公司管理高層負責財務賬目工作，並被李冒用身份證，以她的名義註冊了“彩龍”公司。

和中學教師周濤一樣，騙局只會是個向下的滑坡，一旦邁出將信將疑的第一步，哪怕之後徹底明白這就是騙局，也很難擺脫“身不由己”的處境和纏身的欲望。去年5月開始，她甚至大膽到與李保財的團隊分裂，不再把收上來的會員費上交，自己帶小團隊單幹（與此同時，李保財則稱她為“叛徒”“害人精”），短短一個多月，四千多單、每單3600元，總金額約1400余萬。她平生第一次見這麽多錢，被沖昏了頭腦，害怕又興奮，瘋狂購物、買車買房，重新拾起七八年前打麻將的愛好，輸了幾十萬……

東窗事發後，她抽抽搭搭地抹著眼淚，眼眶全紅：“我理想的生活，就是在家看看書、種種菜，前段時間我還和女兒說，我想去學鋼琴……我不該貪心的，現在我什麽都沒了……這次丈夫一定會和我離婚的，我身體又不好，我會死在這里面……”

然而，聽說自己投了39萬的維卡幣也是一個騙局後，她吃驚地睜大了眼睛：“不會吧？”

每個悲劇背後都有一個疏離的家庭

北大副教授張昕專門研究老年心理學，他曾在知乎上寫專欄文章、開線上講座，其中有一篇名字就叫《爸！讓你別給騙子匯錢，你怎麽就不聽呢？》。這也是和姚星一樣的受騙者家屬最糾結的問題——不管他們如何使盡招數證明那是騙局，神秘的“組織”似乎早就教了他們的父母一套應對方式：親人不支持？很正常，多少人妻離子散，做大業的人必然是孤獨的！看到負面新聞？偉大的名人某某某最開始也被人詆毀！群里誰傳播負能量誰就要被踢出去。公安局打擊？是國家的宏觀調控，只有意誌堅定、經受住考驗的人才能贏得勝利，這是大浪淘金！

姚星特別後悔四年前開始教母親用智能手機。在她看來，一切禍根都從此而起：“網上那麽多亂七八糟的信息，她看到什麽都信。要是每天轉點雞湯也就算了，誰想到她會迷上什麽民族大業啊？”

姚星和母親相差近40歲。50年代出生的人對教育的理解，無非是讓孩子吃飽穿暖上學，精神世界、情緒心理的深入交流幾乎是零——印象里，她第一次來月經，母親知道後也只“哦”了一聲。她生活在一個關系複雜的重組家庭，本來與母親共同生活的時間也不多，而母親退休後，無疑是過著空巢的生活，吃飯、看電視劇，“非常空虛”，也幾乎不和女兒分享自己的世界。

在張昕看來，也許這不能全怪母親太過單純：“隨著年齡的不斷增長，人的各項能力是在走下坡路的。從退化的角度說，老年人是一個全腦的退化，尤其是前額葉的萎縮。前額葉與人類的邏輯思維、執行控制能力等相關，是人類相較於其他動物而言，比較獨特的、後進化出的腦區。心理學上有個說法，叫‘後進化、先退化’，也就是說，其他一些比較古老的腦區，退化的速度會相對慢一些，比如說負責情緒處理的腦區。”

人類衰老過程中大腦退化的生理必然，加上時日不多的心理緊迫感、社會角色的轉變，讓老年人的認知決策有了自己的特點。在研究老年人信任感的來源時，張昕意識到，許多老年人是按照親疏遠近來區分信任誰、不信任誰的。而騙子一旦已經進入老年人最核心的親密感圈子，甚至取代了家人、子女的地位，此時再想讓他糾正之前的觀念，基本是亡羊補牢——因為衰老也伴隨著思維固化傾向的增加，和記憶力的衰退，他們對已經獲得自己信任的騙子或組織，總會選擇性地記好不記壞。

“如果你說，我的家人被騙了，我該怎麽辦呢？我經常跟他們說，你要問你自己，在他們被騙之前，你幹什麽去了？第一，你有沒有每周至少打一兩個電話給你的父母或者爺爺奶奶？第二，你在跟父母或爺爺奶奶交流的過程中，有沒有盡到一個良好的傾聽者的角色？還是在他們說的時候你很不耐煩，說好了好了我知道了。騙子時不時幫老年人買個菜、去超市買個東西，他付出這麽多目的是什麽？還不是為了以後有更大的收獲。這是一個值得年輕人去思考的問題，你有沒有盡到這樣一個責任？”

在聽過那麽多爭吵、絕望和無力的故事後，張昕家故事的借鑒意義顯得尤為珍貴：他父親對爺爺的高質量陪伴時間非常多，而爺爺雖然有時候也會被各色名目的保健品推銷和騙局吸引，但總會在做決定之前，先問問兒子，“你幫我看看這個是怎麽回事、靠不靠譜。”他對兒子的信任度，遠在陌生的騙子之上。

相較之下，水深火熱中的姚星，自從發現母親的“民族大業”，就開始了與母親的手機攻防戰。理工科的女兒試過各種方式，想強制把母親加入的群退掉。母親又氣又惱，堅決不許，最後說，我不交錢，你讓我留著群，我就看看，就看看……

“我就看看，我就看看……”重複著母親的話，姚星的語氣，也漸漸低了。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