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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務之急非救市

　　這反映出投資者對這類政策的成效十分懷疑。這帶出另一個問題，刺激政策在何種情況下才能發揮最大的功用，以及這些政策需要一個怎樣的社會環境來配合？

　　不論是財政或金融的刺激政策，對挽救一場經濟危機的作用遠大於推動經濟持續增長。在上個世紀30年代大蕭條和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時，市場蔓 延的緊張情緒導致了一些極端行為，如銀行間因害怕對方出現擠兌而不願互相貸款。基於現代經濟基本以信貸來支撐，資金鏈一旦斷裂，經濟便會急速下滑。在危急 關頭，央行以寬鬆的金融政策來扮演「最後貸款人」是至關重要的。危機同時，大家擔憂經濟前景不願投資或消費，政府加大公共消費和投資可穩定當前經濟，還可 穩定市場信心，促進民間消費和投資。

　　但發達國家的經驗大都表明，刺激政策只在短期有效，畢竟一劑止痛藥不能根治病源。當危機過去後，一國經濟能增長多快主要由當地的各種要素（勞動 力、土地、生產力增長速度）決定。政府的政策干預反而愈來愈失效，上個世紀70年代美國的滯脹和90年代日本的經濟困局便是證明。現今的中國，期待政府以 持續的積極財政/金融政策將經濟增長保持在指定的目標是不切實際的。

　　另一個影響政策效果的因素是當前的社會環境。很大程度上，無論政府花再多錢對推動經濟都有限，關鍵在於民間投資和消費；而決定民間投資和消費的 主要因素是否有一個清楚的社會論述讓大家對前景有更清楚和樂觀的看法。在2008、2009年，中國經濟在全球金融風暴中能最早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民 眾對「中國模式」的堅定信念，以及對政府在政策制定和執行上的高度信任。因此，「4萬億」刺激方案甫一推出，市場便積極跟進，甚至後來民間和地方政府的投 資力度遠大於中央政府。以經濟學的術語來說，當時的政策乘數效率是十分高的。實際上，當時不單國人振奮，大部分的海外人士也對「中國模式」推崇備至。

　　然而，過去這一兩年來，隨著高鐵事故、房地產泡沫蔓延、地方政府債務危機及對重慶模式反思等問題的湧現，國內民眾對這種以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模 式的可持續性的質疑，在不斷增長。銀行對政府融資平台的貸款意願已過謹慎，工業投資和居民消費的增長速度開始放慢。這都不啻為市場對「中國模式」的「不信 任票」，因此寬鬆的財政、金融政策所能起到的作用便大打折扣。類似情況也發生在美國， 2008年底-2009年初美聯儲推出第一輪量化寬鬆（QE）時，市場普遍歡迎，此輪QE對阻止經濟急促下滑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到了QEⅡ，除了推高新興 市場的通脹和房價外，對美國經濟的貢獻已十分有限，因為政府無力安撫居民對經濟前景的憂慮。

　　中國的當務之急，並非是政府再拿出多宏大的救市方案，因為在長期經濟前景和結構調整不明朗時，刺激經濟政策的成果將十分有限——那時僅由政府花錢，企業和居民不願跟進。

　　現在亟待解決的是要重新建立一套關於中國的經濟社會論述，讓投資者重拾信心。此過程中，需要推動很多經濟、社會改革，包括重新定義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功能，保障農民在土地流轉中的利益，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和依法保護民營企業，以及打破利益集團對主要行業的壟斷等。■

政策接踵而至，草根P2P當務之急是融資

註：《關於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業務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下稱“意見稿”）、《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規定》（下稱“規定”）

銀行托管看似美好 實則嚴苛

長期以來，為了達到資金隔離的目的，P2P平臺多數都引入了第三方支付機構做資金托管。然而，一些規模較小、資金背景較弱的第三方支付機構也貿然進入托管領域，給不少P2P平臺帶來了極大的潛在風險。一是系統風險，這部分支付機構不具備托管資質，無從判定其托管流程的合規性；二是經營風險，這些小規模的支付機構資金能力十分有限，一家倒閉將殃及多家P2P平臺。部分支付機構在資金托管上暴露出來的能力不足，限制了第三方支付行業托管業務的發展，更是一定程度上促使了銀行存管的進入。而隨著互聯網金融監管新規的發布，我們也能預見P2P行業將從第三方支付托管時代走向銀行托管時代。

但是，P2P行業亂象叢生，平臺質量良莠不齊，銀行進入並非易事。尤其是銀行作為公信力極強的傳統金融機構，一旦介入P2P行業，一方面為相關平臺進行隱性信用背書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如果平臺出現重大風險，甚至跑路，必將影響銀行聲譽。因此銀行在平臺的選擇上顯得尤為謹慎，條件也頗為嚴苛。此前坊間流傳的一份《民生銀行P2P網絡交易平臺托管準入標準》就列出了十余條標準，諸如平臺實繳註冊資本不低於5000萬；平臺應有政府、國企、上市公司、國資、知名風投機構背景等。銀行的意思昭然若揭，大膽猜想一下，銀行托管系統開放之後，先進去的P2P平臺，要麽有背景、要麽不差錢。

銀行托管之前 草根平臺要先認“爹”

所謂的草根平臺，並不是說體量草根，而是指背景。除開國資系、上市公司系等身份高貴的大平臺，剩下的都可以稱作草根平臺。全國2000多家P2P平臺里，約有80%是草根平臺，難道這些平臺都要死在銀行托管的高門檻下了嗎？也未必。從監管明確銀行存管概念到銀行全面開放托管系統，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的準備和沈澱。這一段時間，是草根平臺最後的機會；而透過融資傍上幹爹則是最直接的辦法。

按規模大小可將草根平臺劃分為三類，其中，當前尋求融資對於規模極小、入場較晚的新平臺意義不大；而對於那些體量大、規模成熟、正處於發展期的平臺而言，融資是催生平臺“質變”的一劑猛藥。

第一類是白手起家、如今體量巨大的平臺，參考紅嶺創投。但是隨著監管的明確，光有體量還不行，資本和背景才是正道。想必老周也深知這一點，資本運作的動作越來越大，倘若能成功布局資本市場，銀行托管的門檻自然能消失。

第二類是即將步入快速擴張階段的中型平臺。這類平臺大多已經擁有萬以上的用戶，億元級的成交量，以及成熟的業務規模，前期為布局市場下了很大的功夫，也具備一定的市場份額。如果被銀行托管拒之門外，那將是毀滅性的打擊。以我們多贏金融來說，目前已經啟動A輪融資，正在跟風投及上市企業洽談。我們希望在監管細則正式出臺之前，完成資金銀行托管的接入，為邁入一流平臺打下堅實的基礎。其實，P2P行業的洗牌已經開始，對於跟多贏金融差不多規模的平臺而言，引入融資是現階段快速擴張的關鍵，一方面平臺可以透過融資來尋求背景支持，積極滿足銀行托管標準；另一方面，銀行托管成本會比此前的第三方支付托管高出不少，引入資金可以一定程度上緩解平臺資金壓力。

第三類是剛剛進入、尚在起步的小平臺。P2P行業經過近幾年的迅猛發展，到現在的資本密集進入，互聯網巨頭的異軍突起，行業格局基本形成。對於剛剛進入的草根平臺來說，已經不是最好的時候了，能否在殘酷的洗牌中存活下來都是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這類新草根，一缺背景，二缺錢。想融資吧，奈何平臺體量小，規模不成熟，數據入不了風投的眼。不融資吧，連風投背景都搭不上，接入銀行托管更是難上加難。況且，新草根平臺連用戶基數都非常小，獲客已經是難事了，還要面臨日趨激烈的競爭環境、應對嚴苛的監管細則，即便融資也只是茍延殘喘而已。

版權聲明：本文作者多贏楊勇，文章僅代表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i黑馬觀點與立場，如需轉載請聯系微信號zzyyanan。

瑞房當務之急減債（六）

組建全國高新技術園區信用聯盟是當務之急

2014年6月，國務院發布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明確指出，2020年要基本建成以信用信息資源共享為基礎的覆蓋全社會的征信系統。時至今日，全國好多地方在信用體系建設、金融創新方面都進行了有益嘗試，但或多或少都遇到了各種各樣的問題。如何有效構建園區信用體系、如何發揮企業信用價值以獲得更多融資支持，如何創新發展信用金融，這些都是各園區未來亟待解決的問題，也是成立全國高新技術園區信用聯盟(以下簡稱“信用聯盟”)的初衷。

2013年，“信用張江”模式誕生。棱鏡征信團隊與張江高科技園區管理委員會下屬張江企業信用促進中心開展合作，嘗試將互聯網征信應用於園區信用體系建設。張江高科技園區是中小科技企業的集聚地，一些科技企業盡管發展迅速、發展潛力巨大，擁有先進的技術和知識產權，但是沒有現金流和抵押資產，很難從銀行等金融機構獲得貸款。很多金融機構都察覺到自身的信用評價體系並不適用科技企業的審貸，但是一時間又無法做出改革。

“信用張江”模式是基於互聯網征信的園區信用體系解決方案，項目分四期開發實施：利用大數據技術采集挖掘數據、對接園區各部門，建立園區企業信用數據庫；構建科技企業信用評估模型，對企業的信用、成長性和創新能力等進行綜合性評估；搭建信用融資平臺，由政府擔保資金兜底，幫助科技企業對接金融機構；設立園區信用風險指數，實時監控園區企業風險。

這是一種跨界的創新與嘗試。事實證明，互聯網征信與園區信用體系的結合，有效彌補了園區信用信息不足，規範了園區企業的信用管理，能夠對園區企業資源形成有效篩選。征信企業的大數據專家、風控建模專家專門研發建立了針對科技企業的信用評估模型，能夠根據不同行業特性對企業的成長性、創新能力和信用做出評估。報告的科學性和可信性獲得金融機構認可，成功架起了園區信用體系與金融機構風控體系聯動的橋梁，開創了信用融資模式，順利幫助園區企業解決了融資難題。

截至目前，“信用張江”模式已成功幫助500家園區企業實現信用融資，累計獲得銀行機構融資金額約50億元，獲得擔保機構擔保金額約12億元，券商機構推薦“新三板”掛牌企業38家。

事實上，目前全國的高新技術園區的信用體系建設推進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困難：數據對接難，各部門、機構之間難以打破藩籬，信息的缺失從基礎上影響了信用體系建設；缺少適合園區企業的信用評估方式，難以構建有效信用體系；園區金融資源有限，如何對接更廣範圍的金融資源等等。

而在“信用張江“的實踐中，互聯網征信成功突破了這些困難，極大地推動了園區信用體系的建設。基於互聯網征信的“信用張江”模式，獲得了業界的肯定，給各園區信用體系建設提供了良好借鑒。

同時，更多的園區開始意識到只有在最廣泛範圍內建立統一的園區信用體系，才能使互聯網征信發揮最大的價值。各園區紛紛提議構建信用建設戰略合作聯盟：通過跨區域共同推進信用體系建設，以聯盟成員信用體系建設為試點，先在聯盟內部複制推廣成熟的信用體系建設模式，通過以點帶面、點面結合的方式，繼而在在全國高新園區甚至全國範圍內推廣建設。全國高新技術園區信用聯盟由此應運而生。

信用聯盟成立初設定的業務範圍共有6項：引導並幫助聯盟成員開展信用體系建設；推進各園區信用信息的交換和共享；建立統一的聯盟信用信息平臺並制定相關的標準；構建聯盟授信激勵和失信懲戒機制；促進政策支持；創新聯盟信用金融產品，緩解科技型中小企業融資難題等。

信用聯盟將致力打造全國最大的企業信用信息共享平臺，鼓勵各園區、各組織充分參與企業信用信息共建、共享。信用聯盟成員將以“信用”建設為共同目標，共建信息互通的獎懲機制，共建園區信用服務的統一標準，為創新創業打造最良好的社會信用體系。(作者為全國高新技術園區信用聯盟常務副秘書長)

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貨幣政策不宜過度放松 推動供給側改革乃當務之急

“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近日就經濟增長、匯率目標、貨幣政策等熱點話題進行了討論，並對下半年經濟形勢給出了預判和政策建議。

不少經濟學家認為，下半年達到GDP增速6.7%左右問題不大，但政策的支持方式和支持力度則應謹慎考量，尤其是貨幣政策不可過度寬松，年內或可降準1-2次，而降息應當慎之又慎。經濟學家們認為，有效推進供給側改革是當務之急。

“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由各金融機構的首席經濟學家組成，國務院參事夏斌擔任論壇主席。

6.5%的GDP增長目標是否合理?

今年3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2016年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是國內生產總值增長6.5%-7%。目前多家機構預測二季度GDP增速為6.7%，與一季度持平。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認為，我國經濟不僅處於“三期疊加”的特殊階段，同時還表現出“三性疊加”的特點，即在經濟運行中，周期性因素、結構性因素和外生性因素相互交織、相互影響和共同作用。盡管如此，從2016年上半年的情況來看，隨著前期財政、投資、房地產和貨幣等系列組合政策效應逐步顯現，周期性和結構性問題已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出現了物價反彈、房地產投資增速回升、基建投資保持平穩、全社會用電量增長等一系列企穩回暖跡象。

渣打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丁爽表示，考慮到我國和其他國家相比還有較大的政策空間，估計達標問題不大，但這並不表示我們是樂觀派。因為目前看到的並不是經濟內生的增長水平，如果政策維持中性，經濟增長可能跌落到6%以下。換言之，在外需持續低迷的情況下，實現增長目標需要政策的支持。但相信今年的宏觀政策可以提供足夠的支持，且PMI新訂單、新開工項目計劃總投資、投資到位資金、購地面積等前瞻性指標顯示經濟可能在下半年溫和加速。

海通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表示，要在穩增長和促改革之間尋找到平衡點，估計下半年GDP增速維持在6.5%左右，全年6.6%。

但也有經濟學家認為，GDP增長目標應該重新考量。瑞銀證券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汪濤說，在全球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能維持相對於發達國家和全球經濟高3-4個百分點的增速已屬不易，沒有必要再加碼。何況穩增長的主要目的是保民生，應以整體經濟的穩定和可持續發展為主。5.5%-6%的年均增速與6.5%並沒有太大差距，雖然達成人均GDP翻番的目標可能晚兩年實現，但並不意味著我國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對實現中長期目標也沒有明顯影響。

野村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趙揚也建議下調GDP 增長目標。放棄不必要的信貸寬松，避免進一步吹大房地產泡沫和長期金融風險。

財新首席經濟學家沈明高更是提議，改GDP增長目標為人均收入增長目標，這樣政策選項和資源配置重點將完全不同，穩增長主要靠加杠桿、靠投資，而直接以人均收入增長和人民福祉為目標，則需要重點考慮就業、減稅負、完善社保體系。

貨幣政策不可過度寬松

5月廣義貨幣(M2)余額146.17萬億元，同比增長11.8%，社會融資存量亦回到13%以內。丁爽指出，13%的貨幣和社會融資總額增長目標相當於7%-8%的名義GDP增長，顯得相當寬松。一季度貨幣政策的寬松程度超出預期，近期轉向更加穩健。

連平認為，貨幣政策穩健中性，兼顧降杠桿、控泡沫和穩匯率等多重目標。鑒於下半年國內外環境仍將錯綜複雜，如物價水平局部上漲過快、銀行體系流動性相對寬裕、市場利率水平低位運行、人民幣存在階段性貶值壓力、美聯儲加息存在較大不確定性等，未來一段時間貨幣政策應保持穩健中性，通過加強窗口指導，合理定向調控，確保信貸增速處在合理水平。

反過來說，貨幣政策如果過度寬松，可能吹大房地產等資產價格泡沫，不僅會帶來短期市場波動，還將增加中長期風險隱患。若進一步向松方向大幅調整，還可能加劇資本流出和本幣貶值壓力。

對於外界普遍關註的降準、降息，連平建議年內可降準1-2次，僅限於對沖外匯占款減少所帶來的流動性不足。降息更應當謹慎。除非有嚴重負面沖擊，否則不宜進一步調低基準利率。

李迅雷也認為，中國需要真正穩健的貨幣環境，不能持續放水。美國里根時代的供給改革之所以成功，離不開沃克爾收緊貨幣、提高利率、降低通脹，使得落後的產業真正被淘汰。而超發貨幣的代價將是通脹上升、房價上漲，去產能再度延後。但現在從全球來看，央行都沈迷在貨幣放水中不可自拔，化身為經濟增長的使者。因此未來到底貨幣放不放水，要長痛還是短痛，是一個選擇。

持同樣觀點的還有崔歷。他表示，鑒於經濟中已有的高杠桿率，房地產走勢和潛在的通脹風險，短期不宜進一步放松貨幣政策。

違約增加 債務風險仍可控

今年以來，債券市場違約案例明顯增加。據統計，截止到6月末，國內債券市場今年已經發生18家發行主體債券違約事件，這已經超過2015年全年的違約量。標準普爾近期發布報告稱，下半年，中國境內債券市場上的違約情況可能繼續增加。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認為，債市違約打破了剛性兌付，積極的方面是，促進了債券市場向信用風險定價的市場化方向演進，同時降低了企業的杠桿率。但消極的影響也值得高度關註，因為這種不經過債權人同意的單邊違約行動，已呈現出一種越來越令人擔憂的惡意逃廢債苗頭，並可能誘發系統性風險。

魯政委建議，第一，完善《破產法》，允許債權人對債務人(企業)主動申請的破產重組具有否決權，依法有效保護債權人的合法權益;第二，盡快明確“去產能”白名單，穩定市場預期，避免金融機構一刀切地停止融資，誘發鋼鐵、煤炭等行業的全行業性的再融資斷檔。

崔歷認為，盡管部分行業存在產能過剩的情況，不過下遊需求大致穩定，基建投資保持強勁，地產投資有望在下半年見頂之前繼續複蘇，會支持下遊需求，為商品價格提供一定支撐，並減低相關企業大面積違約的風險。

崔歷分析，企業的債務問題主要有兩方面，第一是企業日益普遍的流動性風險，第二是高杠桿與虧損企業債務問題擴散的長尾風險。解決流動性問題應實行更為廣泛的債務重組，債轉股可以是方式之一。減低長尾風險最重要的是讓虧損企業破產，不良資產退出，而不是讓不良債權繼續在金融體系中循環。值得註意的是，債轉股不應作為解決這部分債務風險的主要手段。

朱海斌建議，關於企業債務問題應盡早形成明確的解決思路，通過市場化的手段逐步消化債務風險。目前的債務問題主要是結構性的問題，一方面企業債務嚴重性遠遠大於政府債務和家庭部門債務，另一方面企業債務又集中於國有企業和產能過剩行業。整體上政府有足夠的資源處理債務問題，但要防止結構性債務問題的非均衡分布可能導致的區域性和行業性金融風險。建議銀行可以在未來兩三年停止利潤上交和派息，以留存利潤加快註銷不良貸款和補充信貸增長下的資本金充足率問題。

李迅雷則認為債市風險可控，相信決策層會進一步提高國家治理能力，以應對風險敞口的暴露。市場的短期風險會被不斷化解。

有效推進供給側改革是當務之急

隨著中央經濟工作會議2015年12月21日在北京落下帷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熱門詞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了2016年經濟工作的五大任務：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多名經濟學家認為，有效推進供給側改革是破解中國當下經濟問題的當務之急。

長江養老保險首席經濟學家俞平康表示，在推進“三去一降”時不能猶豫，不能為短期經濟增長而犧牲長期利益，“有效的加法”是引導資源流向高效的生產部門，服務於未被滿足的需求。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結構改革的初衷。

光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徐高也認為，供給側做減法是危險的。收入分配格局不變，產能過剩(也是投資過剩)的源頭就沒有消除，去產能來平衡經濟結構就不會成功。供給側改革的關鍵應該是調節部門間的收入分配格局，通過“還富於民”來增加居民的收入和消費。這可以通過大規模減稅來進行。

匯豐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屈宏斌強調，各項改革，包括去產能、清除低效國有僵屍企業等力度還需增強。建議加大減政放權的力度，明確政府和市場各自的定位，降低對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投資的“隱性”幹預;提高地方政府積極性，尤其應當為地方政府官員提供合適的激勵機制;在低效企業破產、清算中產生的壞賬，要及時、盡早發現和認可;幫助企業盡快實現人員的優化配置，在精簡過剩產能行業從業人員的同時，加大在安置下崗職工的社會保障、轉崗培訓、再就業、自主創業的財政力度。

邵宇則建議，設立一支10萬億量級的補短板基金，或稱公共服務均等化基金，投向教育、醫療、就業、文化等公共服務領域，兼顧公共住房、舊城改造、智慧城市等。通過對公共服務的投資，帶來新的生產力和新的需求。朱海斌也認為改革中的加法不足，導致做減法也困難重重，建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關註如何在短期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如成立一個特別基金專門用於城鎮化和戶籍改革中社會保障體系的均等化和完善。

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保持基本穩定

今年以來，人民幣中間價已累計貶值逾2%。近期，受英國脫歐外溢效應、全球經濟波動性增加等多種因素的影響，近日人民幣中間價連續下調，在岸和離岸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走低。但總體來看，人民幣匯率仍在按照“前日收盤匯率+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動”的既有機制正常運行，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匯率保持基本穩定，市場預期平穩。

建銀國際董事、總經理兼宏觀研究主管崔歷認為，美聯儲主席耶倫最新的發言暗示，鑒於美國國內經濟增長不確定性加劇，投資前景越來越悲觀，美聯儲轉向更加鴿派的立場。建銀國際一直認為，美元在此次周期中已經見頂，美元指數將維持區間震蕩。英國退歐後，預計發達國家央行轉為更為寬松的政策，美聯儲加息可能推至七月以後。全球持續低息將進一步減少資本外流的壓力，並支持我們關於長期人民幣匯率較為堅挺的預測。

摩根大通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斌稱，春節後人民幣匯率預期和資本外流大為改善，與央行改善與市場溝通及其與中間價定價機制的一致性有直接關系。鑒於英國脫歐後美元升值的可能性加大，朱海斌建議在目前的匯率機制下維持一籃子匯率的基本穩定，並對美元適度貶值，為國內經濟結構調整和貨幣政策實施提供空間。同時應該做好主要貨幣匯率大幅波動，尤其是美元大幅升值(盡管可能性並不大)的應對方案。

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表示，在動蕩環境下，應采取有效措施強化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實際上，退歐對中國中長期來看未必全是負面效果，反而增強了中國對英國和歐盟雙方各自的議價能力，有利於中英自由貿易投資貨幣協議和中德自由貿易投資協議的達成。因此，應當分別加快與英國和與德國自貿區協議的談判，重點加強市場經濟地位方面的磋商，增加中歐、中英的貨幣互換額度，等待G20首腦杭州峰會的機會窗口再度打開，在對外利益布局上掌握更多主動權。

金墉連任世行行長 當務之急是維護機構穩定

毫無懸念，世界銀行(下稱“世行”)正式宣布了金墉連任行長至2022年的消息。

美國當地時間27日，世行在聲明中宣稱，世行執行董事一致同意金墉繼續連任世行行長，其第二任期將於2017年7月1日開始，且“世行執董認可金墉在世行行長第一任期內的領導力與願景，同時也認可他在管理方面所取得的進展”。

在金墉與世行執董會的會談中，金墉為連任期間的任務定下了三大長期目標：首先，通過鼓勵私人部門投資基礎設施促進經濟增長;其次，投資包括教育、醫療和技能在內的人力資本，用以支持國家在未來經濟中的競爭力;第三，保護全球經濟免受下行風險威脅。

此前，由於金墉在任期內進行大刀闊斧卻極具爭議性的改革，令其在世行內部面臨“領導力危機”。此次金墉在與世行執董會的會談中也表示，當務之急是維持機構穩定和加深與員工的接觸，他並表示，期待“與世行員工、合作夥伴和成員國共同努力建立一個更加包容和沒有貧困的世界”。

業績獲得執行董事力挺

在獲得世行執行董事會批準第二個五年任期後，金墉發表聲明稱：“我對榮幸地獲得連任這一偉大機構的負責人感到謙卑，我感謝執董會給予我這個機會在成功基礎上再接再厲。”

“2012年我加入世行時，我工作的起點就是為機構設定了兩個雄心勃勃的新目標：到2030年消除極端貧困，促進共享繁榮——即促進各發展中國家底層40%人口的收入增長。為了實現這些目標，世行必須加快步伐，更加大膽，更加靈活，重新定位。”金墉說。

金墉表示，未來全球仍然面臨氣候變化、流行性疾病等重大挑戰，世行需要與夥伴更加密切地合作，繼續找到創新方式以更有效地動用發展資源。

在聲明中，世行則用了很大篇幅力挺金墉2012年以來擔任世行行長的成績。

世行執行董事表示，金墉在任上四年中成績斐然，在第一年就得到了利益攸關者對於世行兩項重要目標的背書：在2030年結束極端貧窮，並推廣共享式繁榮。這意味著推動增強發展中國家底層40%人群的收入。隨後，世行通過面向最貧困國家的國際開發協會(IDA)籌款，並得到了破紀錄的520億美元資金。

近日，IDA首次獲得穆迪和標準普爾授予的Aaa/AAA(穩定)公共信用等級。信用評級將使IDA能通過資本市場籌資，資助世界上77個最貧困國家開展各種改變生活的投資項目，包括提供清潔水源和能源、為難民創造機會、應對自然災害及公共衛生危機等。

同時，管理層也提升了世行面向中等收入國家的國際複興開發銀行(IBRD)的貸款能力。作為金融可持續性的一個重要里程碑，2018財年IDRD的貸款收益在近十年來將首次超過管理費用。此外，世行集團進行了支出審查，降低管理成本4億美元，並將部分結余投入支持兩大目標的世行業務。執董們對此次支出審查進展順利表示滿意，使機構得以加大對各國的支持力度，專註於更快速地取得成果。

世行執行董事還對埃博拉疫情暴發時，世行在財政支持方面的迅速反應表示非常滿意，並指出2016年5月成立的流行病緊急狀態融資貸款基金將在2017年初正式運營。此外世行執行董事還贊揚了金墉領導世行在氣候變化議題方面的作為。

當務之急是加深與員工的接觸

自2012年上任以來，金墉一直在思考世行在新的歷史境遇下轉型的問題，並在內部進行了大範圍的改革，令世行從傳統業務向更偏向應對緊急性突發事件的方向，比如應對埃博拉病毒等方向轉型。這也令他成為了世行內部極具爭議性的角色。

8月10日，世行員工協會致信執行董事會，表示世行正面臨領導力危機，希望結束目前美國籍行長“世襲”的狀態。

“世界已經改變，我們應當隨之進行改變，除非我們改變遊戲規則，世行現在面臨著成為國際舞臺上一個時代錯誤的現實可能性。”世行員工協會在信中指出，從1944布雷頓森林體系創建以來，世行一直在美國籍行長的領導之下，現在是時候改變了。

世行員工協會主張由一個“可信的搜索委員會在國際上招募候選者，並組織具有透明度的面試和選拔”。

信件還援引此前內部員工調查的數據稱，在過去兩年中，世行員工士氣低落：受調查員工中僅有1/3能夠理解管理層團隊領導的方向，“認同管理層創造了開放和信任文化的受調查員工就更少了”。

在危機顯現後，金墉得到了美國的支持。包括一系列甄選流程也立誌在為其再次當選掃清障礙。

此次，金墉在與世行執董會的會談中也表示，當務之急是維持機構穩定和加深與員工的接觸。他並在談話中他贊揚了世行高素質、專業員工的敬業精神。

金墉1959年生於韓國首爾，5歲隨家人移居美國，為哈佛大學博士，曾任哈佛大學醫學教授、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顧問、達特茅斯學院校長等。2012年，金墉獲得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名，成為世行行長候選人，並最終當選世行行長。他的本屆任期將於明年6月30日結束。

根據世行章程，世行行長在執董會指導下開展世行的日常業務。行長對機構、官員和員工負責，受制於執董會的總體管控。行長在履行其職責時，完全對世行而非任何其他權威承擔義務。同時，行長還擔任國際複興開發銀行和國際開發協會執行董事會的主席。行長也是IDA和多邊投資擔保機構董事會主席及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管理委員會主席。

安倍又雙叒表達日本“入常”意願：安理會改革是當務之急

19日據共同社消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今日在日本加入聯合國60周年紀念研討會上，再次表現出使日本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意願。

安倍稱，“安理會改革是當務之急，我認為日本應作為常任理事國進一步發揮作用”。

這並非安倍首次表達關於日本希望“入常”的言論。

2014年9月25日，安倍晉三在聯合國大會上強調稱，日本自1956年加入聯合國以來，在聯合國的各項事務中做出了巨大貢獻，日本“不管是過去、現在抑或將來，一直都是(國際社會)積極和平主義的推動者”，並稱，聯合國需要改革，日本希望加入聯合國常任理事國。

2015年3月16日，安倍在東京的聯合國大學總部發表演講時又強調，日本希望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今年9月23日，據中新網報道，安倍就聯合國安理會改革稱：“這是當務之急。有必要調整目前的結構，強化功能。日本下決心作為一個對亞太地區和平與穩定負責任的國家發揮作用。”

據了解，1980年日本首次公開提出將“入常”納入其成為“國際大國”的戰略目標。2000年，時任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與同樣謀求提升國際地位的德國、巴西、印度組成“四國聯盟”，打算以抱團的方式闖關。

之後，四國還提議將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由5個增至11個、非常任理事國由10個增至14個到15個。目前，安倍政府正試圖拉攏包括非洲在內的多國，希望實現這一目標。

品質和假冒仍是網購投訴熱點 “正品”保障成電商發展當務之急

每經記者 張斯 每經編輯 魏文藝

今年“3·15國際消費者權益日”的主題是“品質消費、美好生活”。而隨著新消費群體和消費趨勢的出現，提升商品質量、進行渠道升級或將成為網絡購物下一階段的發展方向。

3月15日，唯品會在正品電商發展論壇上發布“正”行動以及“正品鑒定官素人計劃”，希望通過多方聯手共建正品電商生態。同時，《賦能美好生活·2018中國正品電商白皮書》（以下簡稱白皮書）也在本次論壇上首發。

《每日經濟新聞》註意到，據全國消協組織受理投訴情況統計，以網絡購物為主體的遠程購物的投訴量在服務投訴中依然位居首位。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了“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推進消費升級，發展消費新業態新模式”的要求。對此行業認為，對於電商平臺而言，正品、品質以及圍繞用戶體驗提升的精細化運作，將成為新時代電商再提升的主要方向。

消費者投訴電商三大問題

艾瑞咨詢最新統計數據顯示，2017中國網絡購物市場交易規模預計約為6.1萬億元，同比增長29.6%，呈現出增速回升態勢。不過，盡管經過十多年的發展，網購市場基礎建設已趨成熟，但網絡售假仍是各大電商亟待解決的痛點。

根據全國消協組織受理投訴情況統計，2017年全國消協組織共受理消費者投訴726840件，解決552398件，投訴解決率76%。在具體服務投訴中，以網絡購物為主體的遠程購物的投訴量在服務投訴中依然位居首位。

白皮書內容顯示，在遠程購物中，消費者投訴的對象主要涉及電商平臺、以微商為代表的個人網絡商家和電視購物等。其中電商平臺被投訴的有三大問題：一是商品服務、質量不合格和假冒產品問題；二是消費者個人信息遭泄露；三是網上支付安全難保障。

艾瑞咨詢華南區總經理伍毅然對包括《每日經濟新聞》在內媒體表示，“正品”已成為電商當務之急的發力點。過去，中國網絡購物市場發端於低價模式，但隨著消費者收入水平提高、觀念改變，對網購渠道的商品品質提出了更高要求，電商平臺成為消費升級的主陣地。因此，正視商品質量問題，重塑網購市場信任度成為電商市場下一階段的重要發展方向。

值得註意的是，去年6月唯品會對其品牌定位進行了升級，從“一家專門做特賣的網站”，升級為“全球精選，正品特賣”，背後則暗示了在消費升級之下，其對電商發展下一階段的戰略方向。

唯品會副總裁黃紅英表示，將正品鑒定的話語權交給擁有“火眼金睛”的消費者，掀起一場自下而上的正品鑒定浪潮，利於形成正品消費的價值認同和文化認同，激活整個電商乃至整個社會的正品意識。

正品保障不再獨屬奢侈品

隨著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改善，消費者越來越重視生活品質和健康，正品保障不再獨屬奢侈品，而正在逐漸變成大眾消費者的普遍需求。

“電商只有一種‘護身符’，那就是做正品、走正道。唯品會選擇在3·15這個特殊時間發布正品新行動，不僅是要表達自己的決心、信心，更希望通過多方聯手共建正品電商生態。”黃紅英對包括《每日經濟新聞》在內媒體表示。

據悉，唯品會本次發布的六大“正”行動，是在此前“品控九條”“正品十重保障”基礎上的再提升。其中在質檢體系方面，唯品會花費近一年時間、投資超過一億元布局了完整的檢驗體系。

事實上，在加碼堅持正品電商建設之路上，電商巨頭們早就開始了自我優化。目前，天貓國際已經構建起從源頭開始的全流程正品保障體系，全程監管，最大限度保證消費者權益。京東則直接與眾多供應商和品牌直接對接，從源頭杜絕假貨，並通過自建物流實現從原產地到消費者的全程物流信息追溯。而唯品會采用的則是“全球直采+商品全檢+物流追溯+線上線下聯動+保險+售後”的保障體系。

在伍毅然看來，中國消費者的購物決策已經傾向產品的品質和安全，長期以來排名第一的價格因素已經易主。因此，隨著時代的發展，在平臺自治和正品電商基礎設施建設上投入越早和越多的平臺，將會在正品電商時代脫穎而出。

資管新規細則已在路上 當務之急是消化存量

資管新規落地已數個交易日，和半年前征求意見稿出臺時一度引發市場恐慌情緒不同，這次不論是債市還是股市，都沒有產生多少沖擊。

不過，有機構人士認為，不應低估資管新規的影響，表面上較原來征求意見稿有所放松，但實際帶來的影響才剛剛開始。總的來說，資管新規大原則——“去杠桿、去剛兌、去通道”的監管態度在正式稿中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

第一財經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目前銀行內部對於理財產品的估值、到期時間超過過渡期的存量理財產品的處置等細節問題尚不明確。一位接近監管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稱，目前銀行理財產品的存量那麽大，如何解決存量這個“堰塞湖”才是難點，也是關鍵，監管機構已經要求金融機構向監管部門報分年處置計劃。“目前發的只是指導意見，後續細則都得在過渡期內陸續推出。”

某國有大行資管部副總經理亦稱，資管新規更多是框架性的制度安排，銀保監會下一步將出臺關於銀行理財、保險資管以及新規過渡期期間的細則。

實際影響不容小覷

資管新規出臺後的最近兩個交易日，A股和H股市場的金融板塊未跌反漲，債券市場方面總體保持穩定。海通策略認為，資管新規正式落地，相比征求意見稿的變化如過渡期延長、產品凈值計價方法調整等，整體更溫和，意在維持必要的流動性。“投資者對股市資金供求關系的擔憂有望緩解”，並且“資管新規出臺有助資金流入股市”。

不過，資管新規的改動絕不僅僅是上述放松的條款。從大的原則來看，資管新規的大原則也就是“去杠桿、去剛兌、去通道”的監管態度，在正式稿中有所強化。不僅如此，還有一些重要的條款較之征求意見稿有所收緊。

中金固收認為，資管新規落地，表面上規定較原來征求意見稿有所放松，但實際上資管新規帶來的影響才剛剛開始。如對於非標的定義上就比原來更為嚴格，標準化債權的定義當中，第5條“在銀行間市場、證券交易所市場等經國務院同意設立的交易市場交易”，比原來“金融監督管理部門批準的交易市場”要更為嚴格。

中金固收稱，這也意味著銀登中心和北金所掛牌的債權計劃可能無法被認定為標準化債券而列入“非標”，這會使非標的體量進一步上升，加大金融機構處理非標資產的難度。

此外，這次資管新規也明確了銀行理財投資債券類產品不可能采用攤余成本法，除非是期限匹配，在期限錯配情況下是不可能用原來成本計價的方式投資債券的。“這也斷了銀行理財通過定開型產品繞開約束，依然采用成本計價或者攤余成本法投資債券的念想。”中金固收在報告中稱。

中金固收還認為，市場對於資管新規會帶來的影響存在低估或者顯得偏樂觀。雖然資管新規好像比原來征求意見稿寬松，但從我們與銀行理財的溝通交流來看，已經針對資管新規規定開始努力轉型的銀行寥寥無幾。換言之，銀行理財都還沒開始行動，也無從見得最終的沖擊很小，因為沖擊還沒開始反映。

相關細則正在出臺

按照要求，新規已經於5月2日正式落地實施。第一財經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目前銀行內部還在解讀，其中部分條款討論下來還有不同理解，如理財產品估值問題等。

根據資管新規要求，金融資產堅持公允價值計量原則，鼓勵使用市值計量。某股份制商業銀行資產管理部相關負責人對第一財經記者稱，如果按照企業會計準則，公允價值不只包含市值估值。所以未來是否滿足企業會計準則的前提下，還可以采用其他估值方式，銀行內部正在進行討論。

他認為，資管新規對於估值的描述比征求意見稿更加細致突出，征求意見稿相對比較籠統，征求意見稿當時表示將另外出臺細則對估值進行明確，但此次資管新規落地後，則不再出臺相關細則而是比照會計準則，目前銀行正在和財務部門溝通學習各類資產的估值方法。

“新規相比原來的征求意見稿有所寬松，例如封閉式產品可以采用攤余成本法估值，這樣可以承接做的較長期的非標資產。就估值而言，資管新規多了一些靈活性。以前市值估值法，有一些非標資產是沒有市場價格的，攤余成本則可以較為平穩地的接續。”上述國有大行資管副總經理稱。

其次，在非標資產的認定方面，雖然資管新規列了五個標準，但前述股份制商業銀行資管負責人指出，銀行理解還存在不一致的地方，有待銀行理財主要監管部門銀保監會後續是否出臺細則，還是繼續延用銀保監會關於非標資產界定和報送規則要求。

此外，新規延長過渡期至2020年，但在新規發布之前，各家銀行發的部分老的產品，其到期日在過渡期結束後，這些產品後續如何處理？金融機構與客戶之間的合同，還受到合同法約束，不能隨意終止合同等，諸如此類的問題將如何解決？

前述國有大行資管部副總經理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老的預期收益型產品投資的項目期限比較長，一般都是非標資產。按照資管新規繼續有效，資管新規允許其自然到期。但截止日如果超過2020年過渡期，什麽產品對接目前監管不是很明確，如果是以凈值型產品對接，可能有一定市值壓力，有些不一定能對接。

“哪敢現在不讓銀行發產品？那該有多少企業和在建項目出現資金鏈斷裂問題。”前述接近監管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稱，目前銀行理財產品的存量那麽大，如何解決存量這個“堰塞湖”才是難點和關鍵，目前發的只是指導意見，後續細則都得在過渡期內陸續推出。

該監管人士強調，三年內存量規模必須逐年壓降。具體辦法是：自然到期一部分，回表一部分，按新規發一部分，比如發行三年的產品，但可以有預期收益率等，剩余的“尾巴”可以全部回表，三年過渡期結束，存量也就差不多了。他同時透露，監管機構已經要求金融機構向監管部門報分年處置計劃。

針對上述問題，目前市場正期待有更進一步的針對過渡期的實施細則出臺。

上述國有大行資產管理部副總經理指出，銀保監會下一步會出關於銀行理財、保險資管的具體細則。新規過渡期期間的細則，銀保監會會出臺相關細則。“資管新規更多是框架性的制度安排，銀保監會對銀行理財的監管細則將對新規進行更具體的解釋，不會有大變動，都是按照一個體系下來。”

今年3月，原銀監會創新部主任李文紅在一個發布會上稱，關於銀行理財業務，銀監會一直高度重視理財業務風險和監管問題，不斷完善銀行理財業務監管框架。一是持續推進制度建設，陸續發布實施了一系列監管規定，逐步形成理財業務監管框架。近期，根據資管新規的總體要求，銀監會對現行監管規則進行了系統梳理，研究借鑒國內外監管實踐，起草了銀行理財業務監管辦法，擬作為配套細則適時發布實施。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曾剛對第一財經記者稱，資管新規是原則性的規定，需要等銀保監會的銀行理財細則出臺看。中金固收亦認為，最為重磅的資管新規落地之後，金融監管政策最密集出臺的階段應該已經告一段落。力度更大，範圍更廣，影響更為深遠的監管政策繼續出臺的概率不高，未來出臺的金融監管政策可能都是局部的修補，更多的在於過去系列政策的執行和落實。

耒陽公務員工資延遲發放背後：開源節流是財政困難地區當務之急

近期湖南省東南部一個百萬級人口的耒（lěi）陽市，因多年財政困難累積導致5月延遲發放公務員工資而受到市場關註。目前當地財政局已經籌措資金將工資發放到位。

多位財稅專家對第一財經分析，公務員工資發不出折射出當地財政極度困難。耒陽市財政困難正是因為當地主體財源煤炭經濟持續萎縮而致。從全國來看耒陽拖欠工資並非個案，但也談不上普遍。

專家們建議，財政困難地區當務之急是“開源節流”，依法確保稅費應收盡收，大幅削減不合理支出，做好保障公務員工資這類基本民生支出。而長期來看需要當地經濟轉型升級，擺脫過度依賴的能源等單一產業，實現多元化發展。另外中央與省、省與市縣的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也急需改革，適當讓中央和省承擔更多的支出責任，減輕縣級財政支出壓力。

收支矛盾是耒陽財政壓力來源

隨著近些年經濟增速放緩，全國財政收入告別高增長，進入中低速增長的新常態。而一些欠發達地區財政收入更是下滑明顯。

6月初，多位網友在紅網百姓呼聲欄目中留言詢問5月份工資何時發。6月5日當地官方在欄目中用一份《關於耒陽市5月份在職幹部職工工資延遲發放事項的說明》（下稱《說明》）給出回複。耒陽市財政局一位人士向第一財經證實了這份《說明》是官方發布。

《說明》解釋，由於耒陽市主體財源煤炭經濟持續萎縮，造成市本級財政年年短收。而工資、重點民生項目等剛性支出逐年增長，本級財政入不敷出的現象逐年加深。目前耒陽市國庫的庫存資金嚴重不足，市委、市政府根據庫存資金情況，首先保障離退休人員離退休費的按時發放。在職幹部職工的工資發放資金尚有較大缺口。

“發不出工資反映出當地財政非常困難，這可是當地公務員等米下鍋的錢。而這背後也反映出耒陽過度依賴煤炭單一產業，當煤炭市場不好，財政收入受到影響就大。”中國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不過當地財政局一位人士告訴記者，經過當地努力，6月8日已經將工資全部發放到位。

受煤炭產能增長、進口增加等多因素影響，2012年中國煤炭價格開始逐步下跌，隨著2016年煤炭去產能政策，煤炭價格才有所上漲。素有“能源之鄉”的耒陽煤炭資源豐富，可采儲量達5.6億噸，是全國百強產煤市（縣）之一。受2012年來煤價疲軟的影響，當地過度依賴煤炭稅費的財政收入受此影響明顯。

根據近些年的耒陽市預算報告，2012年當地財政收入增長後勁不足，2013年收入增速出現下滑，2014年財政短收嚴重，2015年當地國庫資金缺口加大，資金調度日益艱難。2016年當地國庫資金嚴重短缺，資金調度異常艱難，本級實際可支配財力已不足以支付人員工資福利等支出。

2017年當地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約22億元，比上一年減少近5億元，降幅達到18%。其中，2017年當地煤炭相關稅費收入較2012年減少10億元。2018年也不樂觀，截至2018年5月31日，當地財政收入累計完成約8億元，同比下降約15%。在這一背景下，今年5月當地公務員工資出現延遲發放問題。

一方面耒陽市財政收入困難加劇，近些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維持在20多億水平，但另一方面剛性支出卻逐年增長。

比如，按照上級文件要求等，2012年至2015年連續四年提高當地幹部職工待遇，僅2014年就增加了1.2億元支出。2017年12月份當地還落實了財政供養人員津貼補貼人均每月300元的提標政策。

另外當地財政對居民醫保、養老、公共衛生的補助標準不斷提高。比如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基礎養老金最低標準從2013年每人每月55元提高到2017年的85元。教育、扶貧、三農、城鄉基礎設施等領域也是當地財政支出重點領域。

耒陽財政收入不增甚至下滑，但剛性支出逐年增長，最終導致了入不敷出，財政國庫資金嚴重短缺，最終公務員工資不能按時發放。

為了解決工資延遲發放問題，耒陽市財政局稱，當地爭取省財政廳調度轉移支付資金，並督促收入征管部門加快收入入庫的進度，盡快籌措足夠的資金，爭取在最短的時間內將在職幹部職工的工資發放到位。最終6月8日將工資全部發放到位。

根本改變需改善當地經濟結構

國家行政學院馮俏彬教授告訴第一財經，像耒陽這種發不出工資的地方這些年也有發生，但並不普遍。這些財政困難的地方也多是資源性、能源型城市，產業比較單一。

“近些年經濟增速下滑帶來財政收入增速下滑，而剛性支出不減，這對一些資源性城市影響大，全國一些地方也出現了像耒陽這種發不出工資的情況。”江西財經大學財稅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李春根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財政部下屬的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2017年地方財政經濟運行調研總報告》曾指出，隨著經濟增速和財政收入增速的放緩，財政收支缺口增大。特別是基本公共服務支出呈剛性增長態勢，加之應對環境修複治理、人口老齡化、城鎮化以及“補短板”等都需要增加財政支出，一些地方收支矛盾已經十分尖銳，尤其是縣級財政壓力更大，一些縣區保工資發放都成了難題，財政運行風險上升。

如吉林省2016年各縣市“三保”支出（保工資、保運轉、保民生）占縣（市）全部財力的比重為43.9%，占可用財力的比重達到63.5%，甚至出現個別縣市可用財力難以足額保障“三保”支出的情況。

財科院調研組2016年調研時發現，山西省縣級財政供養人員工資和津補貼支出壓力很大，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改革帶來的財政增支壓力巨大，踩煤塌陷區生態環境修複和治理支出困難比較重。2016年上半年山西省有兩個縣工資發不了。被調研的已發工資的兩個縣告訴調研人員，工資發放很大程度上靠專項撥款。

其實早在2010年，為了解決縣級財力困難，財政部建立和完善了縣級基本財力基本保障機制，來實現縣級政府“保工資、保運轉、保民生”。其中，中央層面通過逐年加大對縣級基本財力保障的支持力度。2010年中央下達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獎補資金475億元，2018年這一數字預算數約為2463億元。這既為各地彌補縣級基本財力缺口提供了有力支撐，也調動了縣級政府發展縣域經濟、提供公共服務和改善民生的積極性。

碰到工資發放難，耒陽市公開表示會尋求湖南省省級財力支持，但最終仍需依靠自身。

上述耒陽市財政局人士告訴第一財經，之後將加大稅收征管，確保收入上來。堅持過苦日子，應該可以挺過難關。

耒陽市近些年一直在加強稅收征管。按照當地的預算報告，年初就將收入目標分配到單位和人，做到“千斤重擔大家挑，人人頭上有目標”。集中力量加大所得稅、土地增值稅、土地使用稅、城建稅等稅種的征管力度，創新建築安裝、預拌混凝土、房地產、現代服務業等行業的稅收征管手段。比如強化建築安裝和房地產稅收管理，去年前八個月兩大行業共查補稅款2521萬元。2018年當地提出強力推動依法治稅，做大財政收入蛋糕。自我加壓，力爭多收。

施正文表示，地方財力減少跟稅費征管也有關系，一些地方經濟好時，稅收征管比較松，反之則緊。其實應該嚴格按照法律征管，由於稅收跟經濟增長並不完全同步，因此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經濟波動對財政收入的影響。

強化征管雖然能短期內帶來收入上漲，但馮俏彬說，根本上“需要改變當地經濟結構，擺脫過多依賴煤炭產業，實現多元化發展”。

當地官員早已意識到，原來依靠資源性產業“一煤獨大”的局面必須改變，尋找可接替、多元化、可持續發展的新興產業是必經之路。2008年，耒陽市獲批全國第二批資源枯竭型城市經濟轉型試點城市，正推動煤炭產業從“小煤炭”向“大煤企”轉型，延長產業鏈、拓寬產業幅、提高附加值。並大力發展機械裝備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健康、節能環保、農產品深加工等新興產業。

江西財經大學財稅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李春根建議，財政困難地方也要加大盤活財政存量資金的力度，並大力壓縮一般性支出。

近些年耒陽市壓縮“三公”經費力度越來越大。繼2015年、2016年和2017年當地“三公”經費預算降幅分別約為5%、10%和21%。2018年當地還將繼續壓縮“三公經費”等一般性行政開支，切實降低行政運行成本。

施正文表示，目前基層政府財力不足，但支出責任過大。當前應該盡快推動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改革，適度增加中央和省級政府的事權和支出責任，明確中央與地方共同事權的具體支出責任比例，適當減輕基層支出壓力。

今年2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基本公共服務領域中央與地方共同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方案》，明確了教育、養老、醫療等八大類18個事項的央地權責，規範相關保障標準和分擔比例，有利於增強政策的穩定性，更好地兜牢民生底線。

施正文建議，財政困難地區也應加強預算管理，保證公務員工資發放。上級財政可以建立預算救濟調節制度，幫助短期困難的地區渡過難關。包括省級財政部門、本級政府和本級人大應該評估當地財政困難程度，找出問題並給出應對方案。

也有財稅專家建議，繼續完善縣級基本財力基本保障機制，進一步加大對財力困難地區的支持。另外加快地方稅體系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