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變」：高管離職公告高達17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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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
在創業板高市盈率的發行上市的背後，「高管辭職」始終是瀰散在市場上空的陰霾，但是在套現慾望的驅使下，「高管離職潮」從2010年開始就沒有間斷過，有些公司甚至因為部分高管的離職而使得管理層顯得「捉襟見肘」。
9月20日，天源迪科（300047）發佈「關於董事長代行董秘職責的公告」，因副總經理魏麗代行董秘職責已滿三個月，董事長陳友不得不親自出馬代行董秘職責，而這一切皆源自6月15日原董秘於天巡的離職。
這並非個案，在過去的近兩年時間，大多數創業板上市公司都經歷了「高管離職」帶來的影響。在巨額收益的誘惑面前，創業板高管離職套現屬於情理之中，在人性趨利的本能下做出這種行為無可厚非，但是在道德無法約束與評判的情況下，如何約束或引導高管離職值得深思。
辭職公告超170份
對於創業板高管們離職的追溯還要到2010年初。
2010年1月21日，銀江股份（300020）發佈「關於副總經理辭職的公告：章笠中因其個人原因辭去公司副總經理職務。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創業板高管離職潮變得愈演愈烈。
本報記者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創業板公告顯示，截至2011年9月30日，創業板高管離職公告超過了170份，其中2010年全年僅有不到50份，而2011年前三季度就已經超過120份。
上海一位基金經理戲言，按照今年創業板高管的離職速度，突破150份也不是沒有可能，「那就相當於超過去年的兩倍了，要知道，創業板上市公司也不過267家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今年剛上市的公司持股高管開始加大了離職的速度。
2011年9月6日，雅本化學（300261）成功登陸創業板，8天後，董事汪新芽於9月14日辭職，其離職速度創下了創業板高管上市後離職最快紀錄。
雅本化學招股說明書顯示，汪新芽不僅是董事長蔡彤的配偶，而且通過100%控股蘇州大盈投資諮詢有限公司間接持有雅本化學1027.83萬股。
對於公司實際控制人之一的汪新芽「閃電」離職，雅本化學的解釋是「不會影響公司正常生產經營，其股份鎖定期36個月不變。」但是實際控制人在上市8天就離職的消息對上市公司影響還是很大，自9月14日至今，雅本化學股價已經跌去30%左右。
俗話說，「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正常流動無可厚非，但是上市不久高管就「閃電」離職就顯得有點不正常，和汪新芽一樣行為者大有人在。
今 年6月8日上市的富瑞特裝（300228）副總經理陳海濤6月26日離職，此時離公司上市僅18天，其持有富瑞特裝7.8萬股；3月29日上市的長海股份 （300196）副總經理兼董秘徐江峰5月6日提出離職，離公司上市不到一個半月，他持有12萬股；億通科技（30211）5月5日上市，兩個月後的7月 8日，持有78萬股的董事會秘書兼財務總監楊淑蘭辭職。9月20日，東方電熱（300217）財務總監趙親正離職，其持有14.2萬股，按照目前東方電熱 的30元左右股價推算，這批股權價值400萬元以上。
東方電熱對其離職的解釋是「不會影響公司相關工作的正常進行」，「在公司聘任新的財務總監之前，暫由總經理譚偉全面負責財務工作。」
但是和雅本化學一樣，東方電熱股價或多或少受到財務總監離職的影響，自9月20日至今，其股價跌幅近10%。
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董登新認為，高管的穩定是判斷上市公司是否具有成長性的重要標準，上市公司應該保證其主要團隊的高管在3年內無頻繁的變動，如果高管很輕易地套現走人，無疑將加大中小股民持股的成本和風險。
通天的「職業董秘」
「相較中小板公司，創業板公司對高管團隊穩定要求更高。」上述基金經理坦言，基於創業板長遠發展的考慮，用制度來約束「創業板高管的股份管理」就顯得十分必要。
記者梳理了上述170份創業板高管離職的情況，大致可以分為兩種：真離職與假離職。
所謂真離職，即上市公司高管辭職後，不在原上市公司及原上市公司子公司有任何職位，徹底與原公司斷絕工作關係；假離職則是上市公司高管「辭職」後，仍在原上市公司工作，只不過職位變為普通職位，或到上市公司子公司任職。
「有 人分析過，現在提出辭職的有些創業板高管，可能當初就是為了獲得股權而加盟企業的，他們可能也確實為企業做了點事情，但從一開始就沒有長期幹下去的打算， 只是為了低成本拿到股票，然後上市套現。」申銀萬國證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師桂浩明認為，創業板這類高管的存在，對於企業的持續發展是很不利的。
不過，上述基金經理告訴記者，市場上確實有些擅長於資本運作的「通天人物」，打著幫助企業上市的旗號進入擬上市公司，並且獲得股權，在企業完成上市後就提交辭呈，例如「職業董秘」，「該如何制約這種行為，管理層需要認真研究。」
離開、回來、再離開、再回來……創業板上市步伐的加速，也給一些擅於離職的「董秘」市場化價值應運而生。
一般來說，創業板公司高管獲取股權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初始投資人，他們出資建立了公司，既是股東也是經營者；另一種是職業經理人，例如董秘或財務總監，為了吸引及保留這些核心人才，創業板企業家一般都會授予其一定比例的股權。
根據記者統計顯示，267家創業板公司中超過兩成的持股「職業董秘」曾經有過上市公司的董秘和證券事務從業經驗，而且他們大多數在創業板公司上市前一年進入公司，並獲得一定股權激勵。
例如，華力創通（300045）董秘吳夢冰，此前做過昆百大、北斗星通董秘；中瑞思創（300078）董秘陳武軍此前是華東醫藥（000963）證券事務代表……
江蘇一位券商投行人士9月29日向記者坦言，之所以會出現如此眾多的職業董秘，「主要還是這些人具有相當廣泛的人脈，他們熟悉整個IPO流程，知道哪些環節需要做哪些事情。甚至，他們可以和券商談保薦費用。在會裡，他們也有人脈，可以打通很多環節。」
對於此前只知道做實業的民營企業家來說，與其培養自己的董秘，不如舶來一個職業董秘，「雙方各取所需，企業想上市，他們想賺錢，一拍即合。」上述投行人士坦言，「職業董秘」進企業之前都和企業家談好了退出時間，「一般都是上市2個月之內就離開。」
制度約束的思考
創業板高管「藉故」離職現在幾乎可以與「套現」畫上等號，雖然高官們辭職理由普遍是「因個人原因」，但是高管們辭職之後的大量股票減持事件已經將「醉翁之意不在酒」表露無遺。
為了控制創業板高管們離職潮湧，深圳證券交易所在去年11月頒佈了《關於進一步規範創業板上市公司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買賣本公司股票行為的通知》，以此來約束高管離職行為。
《通 知》要求，上述高管人員在首次公開發行股票上市之日起6個月內（含第6個月）申報離職的，自申報離職之日起18個月內不得轉讓其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在 首次公開發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第7個月至第12個月之間（含第7個月、第12個月）申報離職的，自申報離職之日起12個月內不得轉讓其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
但是，從實際情況來看，這並沒有能夠遏制住創業板高管的離職。
「18個月又如何，很多離職董秘早就安排好了下一家企業。」一位離職董秘日前向記者透露，他去了一家擬上市公司，而這是他還在上一家企業IPO期間就已經談好的，「給30萬股權，上市後就退出。」
按 照這位董秘的邏輯，在第一家企業IPO期間，他獲得股權並去尋找下一家企業，上市後離職，即使這批股權有18個月鎖定期，但是他已經有了新企業接收，並再 次獲得新一批股權，等到第二家企業IPO上市也需要1-2年時間，其正好利用這個時間延續職業生涯並「無憂無慮」地等待上一批股權解禁套現……
如此循環，週而復始，就使得越來越多創業板高管離職潮事件的上演。
河 北農業大學經貿學院教授趙邦宏提出了「虛擬股票激勵」想法：「虛擬股票的激勵對象可以享受紅利和股價升值收益，但沒有股票的所有權和表決權，不能轉讓和出 售，在離開公司時自動失效。針對創業板上市公司高管辭職套現問題，如果仍派送真實股票激勵高管無疑促進了其套現獲利的可能，而虛擬股票激勵則在起到股權激 勵效果的同時又可以有效防止高管套現。」
但是，上述投行人士認為，如果設立虛擬股票激勵也存在很多問題，「例如法律效力、高管是否願意等等，我估計『職業董秘』肯定是不願意的。」
趙 邦宏教授同時提出了「約束機制」，即針對高管辭職套現這一現象必須採取硬性規定阻止其短期行為，一旦高管違約就要付出高於其套現獲利的代價。企業可以根據 自身的發展情況與高管建立違約責任書，通過硬性的股東賠償機制約束高管是最直接、有效的途徑之一。同時完善人力資本競爭市場，使有過違約歷史的高管在人力 資本市場上失去競爭力。
在桂浩明看來，創業板「人事變動」劇烈反映出創業板市場不夠成熟，社會的創業機制不夠完善，以及創業板風險與收益不對稱等深層次問題，而這些問題都需要有關方面花更多時間與精力來研究解決。「是到了對其加以總結，推動其更趨完善的時候了。」
「權衡」：創業板高管與PE的巧妙周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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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板IPO之路充滿曲折而極富戲劇性，作為「雙刃劍」的PE與高管之間既相互謀利又相互制衡，對於權益互相博弈成為兩者在某一時間段內的「囚徒困境」。
WIND數據顯示，267家創業板上市公司中，有超過160家背後呈現PE機構的身影。這些投資機構多在企業擴張期進入，形成了高效的回報。
「對 賭，或者回購，都是PE與創業板老總們博弈的結果，而我們的籌碼是能夠優化他們的股權結構，同時在IPO之路上提供更多的人脈、資金、經驗等方面的支 持。」上海一家創投公司負責人昨日告訴記者，PE與企業家之間就是一場博弈，「雙方各取所需，但是在利益最大化問題上，雙方都希望能夠博得更多一點。」
人人想吃「唐僧肉」
9月30日，東方日昇（300118）發佈公告：深圳市創新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下稱深創投）減持115.3506萬股，減持數量佔公司總股本的 0.33%。深創投減持的時間段為9月21日至9月29日，減持均價為每股16.94元，合計套現1954萬元。
減持後，深創投尚持有1737.4094萬股。按照東方日昇昨日收盤價15.32元計算，深創投持有的股票市值尚價值2.66億元，相對於2008年8月5000多萬元的投入成本，三年之後的獲利達到了近5倍。
資料顯示，深創投是2002年10月正式成立，目前平均年投資回報率（IRR）為36%。
創 業板的高回報超出了當初PE的預期，上述創投負責人坦言，雖然之前曾投過中小板上，但創業板「輕資產、高成長」的特性使公司上市的整體規模相對中小板要求 降低，上市時間縮短，這大大加快了投資資金的回籠，「何況回報率很高，幾乎人人想吃這塊『唐僧肉』，所以PE如雨後春筍一般在今年突然增多。」
江蘇一家本土PE副總昨日向記者感嘆，創業板批准之前，PE僅有鼎暉資本、英聯資本、弘毅投資、新天域資本等幾家，「創業板一開，滿大街都是夾著皮包拉資金找項目的PE經理人，穿拖鞋的都有了。」
記者注意到，這僅僅是深創投諸多投資回報中的一個，如同上述創投負責人所說「如今創業板成了唐僧肉，誰都想來吃一口。」
在目前的創投機構當中，深創投以16家創業板的成績領跑；中科招商、同創偉業、創東方、達晨創投、東方富海、復星集團等緊隨其後。
同時，一些美元基金、券商直投等等都開始現身創業板，例如中比基金、紅杉資本、智基創投、英特爾、軟銀賽富、國信弘盛、平安財智、海通開元、金石投資等。
在上海一位基金經理眼中，PE泡沫依然存在，而這種泡沫又通過PE轉嫁到創業板公司上，「我一個朋友做了近10年的PE，他告訴我，以前去企業談都是5倍、6倍的，現在低於10倍你都不好意思開口，很多都搶到15倍、18倍。」
記者瞭解到，隨著緊縮政策愈加明顯，以及炒房、炒礦等投資形式日益受限之後，股權投資成為各方資本持有者日益關注的投資形式。
從上海、北京、天津出現的競爭性優惠政策，到各地巨型產業基金的興起；從銀行、證券業的高歌猛進，到草根PE的遍地開花，一度被視為PE發展障礙的審核、融資和退出難題，都在無形中被逐漸消解和淡化，顯示了這一新生行業極強的生命力和適應性。
從 創業板開閘至今，深創投依然是最大贏家，它投資的網宿科技、中科電氣、中青寶、鼎龍股份、三維絲、當升科技、數字政通、樂視網、東方日昇、新國都、信維通 信、晨光生物、滕邦國際、鐵漢生態、翰宇藥業、洲明科技16家均已上市，而擬上市公司則更多，這些投資給深創投帶來了豐厚的回報。
回購協議不能少
上 述的創投負責人告訴記者，PE與企業之間的博弈是資本融資領域永恆的話題，PE選擇企業需要權衡的因素很多，「包括成長性、盈利能力、團隊能力、風險控制 等等，而對企業來說，一定是希望以最小的成本獲得最合適的PE。PE能否獲得更高的回報，更多取決於和公司高管的博弈，例如回購、對賭、補償的協議，深創 投更擅長此術。」
以東方日昇為例， 2008年8月10日，深創投、麥瑞投資、科生投資、匯金立方、中物創投、陳漫、楊增榮等共同向東方日昇注資1.5億元，佔增值完成後新公司15%的股份，其中深創投出資4500萬元，佔股比例為4.5%。
但 是由於200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東方日昇未能完成《寧海縣日昇電器有限公司增資擴股投資補充合同書》中2008年度預測的淨利潤。2009年4月26 日，東方日昇按照前述合同書約定的補償標準，將公司創始人林海峰持有的8.753%公司股權以每股1元的價格按比例分別受讓與前述各股東。
這樣，深創投所持股份比例分別增加到7.126%，截至東方日昇上市發行前，深創投持有其926.38萬股。隨後，東方日昇在2010年年報中宣佈「10轉10派5元」的高送配方案，深創投持股數也增至1852.76萬股。
「這 都是博弈的結果，PE在投企業的時候也會考慮風險控制，一旦企業達不到盈利增長要求，就必須按照協議進行補償或回購。」上述PE副總坦言，這是行業內的規 矩，「有企業家曾反問我，如果我盈利達不到標準，你要求我補償。如果我盈利超出標準，是不是PE應該給予獎勵。我說這是不可能的，企業盈利是其應有的責 任，我們作為投資人是來追求回報的，不可能反向獎勵。」
貝恩投資（亞洲）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竺稼說，企業在選擇PE的時候首先要瞭解PE的想法，比如PE對選擇的企業有哪些標準。
一般來說，PE投資企業的標準有三個方面：一是要有一個長期看法，看企業有沒有長期的發展潛力；二是非常看重企業的現金流；三是在所投資的企業內部， 需要跟其他股東建立長期合作關係。
上 述PE副總炎炎，自己投資前會考慮能否與企業的管理層有一個長期的合作關係，如何找到一個有效的機制，實現利益的一致性是至關重要的，「這需要和管理層進 行博弈，有些企業不願意補償，很強勢，那麼我們看其是否近期有上會報材料的可能，如果半年內有這種可能，我們也就會放棄補償。」
在他看來，這是企業博弈得勝的一種結果，但是「對賭協議可以不簽，回購一定要簽，否則PE是不會同意的。即使再牛的PE也會要求企業簽署回購協議，畢竟萬一有風險，企業回購還是可以抵消一部分成本的。」
難改的「囚徒困境」
在記者採訪中瞭解到，部分強勢的PE甚至能夠影響企業管理層的發展路徑。
這 一點，上述基金經理深有體會：「一般有PE股東的創業板都會有高送配，這是PE進入時候就有的協議，否則他們不會注資進入企業。雖然現在PE如麻，但是關 係深厚能夠和會裡熟悉的PE還是不多，因此為了上市，很多企業還是願意接受PE的一些苛刻條件，諸如高送配、超募資金投向等等。」
對此，上述PE副總坦言，業內的確有這種現象，「主要是為減持做準備。超募資金投向，一般也是關聯利益方，這是企業必須承受的，因為你沒有和PE博弈的籌碼。」
在 企業與PE的博弈中，浙江一家擬上市公司董秘告訴記者，企業一定要先設法拿到一個合同條款。「拿到合同條款，企業的融資就有保證。一是可以要求PE表明他 們的態度。一般而言，優質的PE給了合同條款後，不會反悔，除非他們發現企業騙了他。二是，合同條款可以讓PE和企業盡快談判，避免浪費幾個月的時間做盡 職調查和最終簽約。那麼PE一般都藉機要求增加對賭籌碼，如加大回購或者補償條件，這時候企業就要學會博弈，例如可以表示自己在和幾家PE談，或者以企業 上市前景『動之以情、曉之以理』。」
上述PE副總坦言，對於PE來說，即使影響企業發展路徑，最多也就是上市當年或上市之後一年，「這是PE博弈的底線，例如我們會要求上市第一年達到一個業績標準，這樣有利於PE的12個月解禁期後減持。」
對 短期利益的追求和缺乏信任是造成「囚徒困境」的兩個重要原因，創業板高回報雖然能改變博弈的結果，卻未能改變「囚徒困境」的成因。 個人最佳選擇，並非團體最佳選擇，這種「囚徒困境」博弈在創業板IPO之路上還將繼續頻繁上演，PE與創業板高管在謀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卻並非能達到 最佳效果。
操縱高管套現
http://www.capitalweek.com.cn/article_12998.html
【《證券市場週刊》記者 白蘭】5.73億元。這個數字是凱迪電力控股公司的財務總監陳義生創造出來的，他拋售了手上大量的凱迪電力股票，一舉成為2011年11月份之前的股市「套現狀元」。
高管減持已經成為繼IPO、增發圈錢之後，儼然成了「二次圈錢」。上市公司一方面利好頻出，拉升股價；一方面公司高管和大股東明裡暗裡高位減持，精準套現。於是，大批跟進的散戶最終被套牢，公司高管「二次圈錢」後勝利逃亡。
一手信息在握 高管高位套現
據數據統計，2011年前10個月，滬深兩市「大小非」減持次數共計601次，套現金額高達611.7億元，較2010年全年增長了1.6%，高管套現137億元。
陳義生除了是凱迪電力控股股東武漢凱迪控股投資有限公司的財務總監，還是凱迪電力的董事。凱迪電力的董事會高層在5月的股東會上，大肆為公司旗下生物質板塊造勢，隨後股價從15元飆升到25元以上，陳義生在6月1日和10日通過兩筆大宗交易套現。
一邊釋放利好衛星，一邊控股股東的財務總監瘋狂減持，陳義生套現可謂「二次圈錢」的典範。
高 管通過發佈利好刺激股價，然後高位減持套現者絕非少數。海寧皮城自3月中旬以來連發利好公告，大肆宣傳皮革城五期項目建設致使股價上揚，5月20日公司高 管集體減持套現3933萬元北斗星通在9月6日導航產業基地開工典禮上稱，將打造一流的衛星導航技術和產品研發平台，二級市場隨即做出反應，股價大幅上 升，四天之後公司5名高管在股價連翻5倍後同時減持，套現9384萬元。
有人通過利好高位套現，有人自知利空套現後還要讓機構抬轎子。
乾照光電在10月20日發佈公告稱，公司股東、高管葉孫義先生基於對公司未來發展的信心，自2011年10月20日至2012年12月31日不以任何方式轉讓或出售所持公司股份，如違反此承諾，將所得全部上繳上市公司。
葉孫義身為乾照光電的董秘，早在9月8日就以每股30.03的價格套現了6006萬元。在乾照光電發佈公告後6天，就發佈了業績下滑的公告。隨後兩個月，股價下跌30%以上。到時以中郵基金、平安信託為首的機構在三季度進場為葉孫義抬轎子，承擔被忽悠的苦果。
審批製成圈錢溫床 香港成例可禁市場失當
高管掌握一手信息，在高位套現無異於「二次圈錢」。
「目前的發行制度距離完全的市場化還有較長的距離。監管者在人為地將股票變成稀缺 資源的同時，又大力強調『詢價機制』，在行政干預之下強行推動所謂的『市場化』，這種矛盾本身就會助長市場投機行為。」 一位證券研究工作者認為，有些公司可以通過包裝順利上市，為什麼？因為信息不透明，人為因素太多。上市公司的二次圈錢也是這個道理。市場的作用得不到發 揮，糾錯機制失靈，投資者的利益也就難以得到真正的保護。
儘管我國的《證券法》、《公司法》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辦法》對上市公司的信 息披露和高管減持作出了明確規定，但對通過釋放利好消息來支撐股價，吸引更多的投資者，而自身卻選擇高位套現的行為卻沒有相關的規定予以處罰。同時，知情 人士表示，「證監會內部有接近八成的人都在做監察工作，而專門做處罰的則很少。而類似這樣的行為其本身很難以法規去界定，基本只能停留在道德譴責的層 面。」
審核制度的缺陷為二次圈錢提供了「溫床」，現在股票資源稀缺，投資者只能聽信上市公司的說法，即便他們散佈的是虛假信息，只能被動接 受。所以，就出現了上市公司發佈信息拉升股價，高管們肆無忌憚地高位套現圈錢，股民只能被動抬轎子虧錢，這場圈錢熱更加凸顯出了現行制度的硬傷。
在中國香港，有專門的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市場失當行為者面臨的是監禁和巨額賠償金。上市公司肩負著建立資本市場誠信機制的責任，更需要樹立與投資者共同承擔風險的觀念意識。而針對中小散戶的利益維護，必要時可以引入集體訴訟制度。
騰訊高管：與Facebook洽談成立合資公司未果
http://news.imeigu.com/a/1325726709023.html
本報訊 （記者陽淼）騰訊昨日披露，其最重頭的基礎產品QQ客戶端的開放平台Q+已經達到千萬用戶的級別，即將推出3.0新版本。同時，為了扶持中小應用開發者，騰訊開放平台將對月收入10萬以下的應用免收分成費用。
騰 訊即時通訊產品線負責人殷宇昨日表示，為扶持中小應用開發者，騰訊將調整開放平台分成策略：月收入10萬元以下，騰訊不參與分成，所有收入歸開發者；月收 入10萬元-100萬元之間，騰訊拿30%，開發者拿70%；月收入100萬元-1000萬元之間，騰訊和開發者各拿50%。殷宇告訴記者，該政策將在今 年正式施行。
在決定騰訊最重要的產品QQ以Q+的形式開放之後，從2011年7月份上線封測，到推出3.0版，騰訊Q+在短短6個月時間 裡，已經完成了三次大版本更新。殷宇昨日披露，Q+目前已達千萬級用戶量，用戶量為QQ用戶總量2%左右。目前，該平台上已經有接近一萬款精品App，匯 聚了400餘家開發者。所有App均採用在線運行方式，無需下載安裝，並可以在QQ好友間快速推送分享。
騰訊聯席CTO熊明華向記者透露，在開放平台方面，騰訊曾經與Facebook進行過接洽，雙方的討論已經進展到成立合資公司層面，但最後因種種原因未能合作成功。騰訊的Qzone平台團隊也曾赴硅谷向Facebook取經。
(責任編輯：胡濤)
建銀國際前高管涉案內幕交易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1-07/100346640.html
2011年的最後一天，建行（600939.SH/00939.HK）前投行部處長、建銀國際（控股）前CFO張傳斌，在建行總行人力資源部被 公安部經偵部門的人員帶走。同日被帶走的，還有建銀國際中國公司一位張姓負責人。原因涉及建銀國際在幫助企業借殼上市過程中，個人涉嫌存在內幕交易行為。
2012年1月4日晚間，在財新網獨家報導此事後，建行在官網發表聲明，稱「我行子公司建銀國際前員工張傳斌因個人原因涉嫌違規，目前正接受公安機關調查，進一步原因尚在調查之中」。
建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下稱建銀國際）是建行全資子公司，成立於2004年1月，是建行在香港設立的綜合經營平台，從事財務顧問、境外股票 發行保薦和承銷、債務融資安排、證券經紀、客戶資產管理和直接投資等業務。據建行2011年年報披露，2010年建銀國際實現收入23.78億元，淨利潤 12.77億元，總資產197.07億元，較上年增長44.31%，淨資產86.47億元，較上年增長22.28%。
據接近審計署和建行的兩位知情人士向財新《新世紀》透露，2011年上半年，審計署在審計建行時發現了建銀國際經營中的一些問題，其中涉及有關 高管涉嫌重組ST黑化（601779.SH）時的內幕交易案。審計署隨即向國務院總理遞交了審計專報，獲高層批示，公安部遂介入調查。
張傳斌本人於同年8月被免去建銀國際CFO一職，調回總行協助調查，掛在人力資源部，沒有安排具體工作。
2012年元旦當日，建行及建銀國際有十餘人被緊急請去「喝咖啡」。這一現象發生在張傳斌被帶走次日，還是法定節假日，顯然頗不尋常。建銀國際一位前高管稱，眾人只是一般性地協助瞭解情況，不清楚是否有具體指向。
也有業內人士認為，張傳斌是此案的「替罪羊」；更大的可能是，這個案件才剛剛揭幕。
夭折的併購案
張傳斌被調查，是因涉嫌在幫助一家外資背景的石化行業「龍頭企業」借殼上市過程中，私人參與投資，可能存在不當獲利。同日被帶走的張姓負責人，正是該項目的具體經辦人。
ST黑化是一家1998年在上交所上市的石化企業，實際控制人是中國化工集團。
2010年7月下旬，ST黑化因重大事宜申請停牌。8月4日，公告稱，將有重大資產重組事宜，繼續停牌。
希望借殼ST黑化的是廈門翔鷺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翔鷺石化），該公司號稱為PTA（精對苯二甲酸）行業的龍頭公司。
就在ST黑化停牌和宣佈將重大資產重組的不到一週裡，建銀國際「突擊入股」翔鷺石化。8月2日、3日，ST黑化的重組方，翔鷺石化的原股東之一 GoldForest與建銀國際分別簽署《股權轉讓協議》和《股權轉讓協議之補充協議》，GoldForest將其所持有的翔鷺石化12%股權即 4.008億股轉讓給建銀國際（中國），受讓價格約5.39億元，相當於每股1.35元。
重組預案顯示，建銀國際（中國）為被併方翔鷺石化的第四大股東，法人代表正是張傳斌，註冊資本5000萬美元，經營範圍包括商務諮詢、投資諮詢、市場營銷策劃及投資管理。建銀國際（中國）是建銀國際的全資子公司。
翔鷺石化成立於1998年，是一家註冊於福建廈門的大型台商投資企業。經多次股權變更，在ST黑化重組前，翔鷺石化共有四大股東，除建銀國際（中國），翔鷺化纖持股45%為第一大股東，第二大股東Xianglu BVI和第三大股東 Kingland BVI 分別持有其23.65%和 19.35%的股份。
2010年12月31日，ST黑化發佈重大資產置換及以新增股份換股吸收合併翔鷺石化暨關聯交易預案公告，股票復牌。
由於有石化行業龍頭公司的借殼，ST黑化連續拉出15個漲停板，股價從停牌前的5.2元/股一度飆升至14.8元/股。
不過，上述項目最終以失敗告終。2012年1月4日，也即建行多人被約談後的第一個交易日，ST黑化發佈公告稱，鑑於重組的外部審批環節較多， 週期較長，受國內外宏觀經濟變化的影響，加之行業的競爭不斷加劇，翔鷺石化未來幾年經營業績穩定性存在較大不確定性，公司將終止資產重組。
內幕交易案
「張傳斌涉嫌內幕交易接受調查，純屬其個人行為。」建銀國際前高管1月5日晚間向致電的財新《新世紀》記者解釋稱，該項目是建銀國際與信託公司 合作發行的信託計劃，屬於信託公司的私募股權投資，投資於非上市公司的股權，是投資銀行業務的創新產品，建銀國際充當的是財務顧問的角色。
據此理解，建銀國際公開持有的12％的股份為有關信託計劃所投資。
目前尚不清楚張傳斌等是否購買了建銀國際自己發售的信託計劃，還是個人直接買入ST黑化盈利。
據接近建行的知情人士透露，上述投資為張傳斌等人帶來2000萬元左右的浮盈。
業內人士分析認為，建銀國際內部人員自行認購了建銀國際發行的信託計劃，是極有可能的，此前內部可能沒有將之當作違規行為。在PE投資中，管理人跟投是普遍現象。但在突擊入股即將借殼上市的翔鷺石化一案中，此舉被認為存在利益衝突，引發爭議也是必然。
張傳斌生於1970年，於1991年參加工作，1996年起先後在建行北京分行，總行國際部、機構部等多個部門供職。2006年建行投行部成立之後，張傳斌於同年9月加入投行部，2009年底被派駐香港，出任建銀國際的首席財務官。
建銀國際前高管人士稱，張傳斌具體如何從事內幕交易，有待公安機關進一步調查。
他亦解釋稱，借殼上市亦有鎖定期，即便有收益也是未來的事，審計部門將尚未實現的投資誤會成了「盈利」。因重組最終失敗，他認為這個項目應被視為「一個有風險的投資」。
風險提示
據接近審計署的知情人士透露，2011年上半年審計建行和建銀國際時，發現了諸多問題，其中包括將公募理財產品轉到私募投資渠道的現象，審計署當時即對建行進行了充分的風險提示，「相關負責人員表示壓力很大。」
在建行體系內，建銀國際長期隸屬投資銀行部管理，投資銀行部同時下轄財富管理業務。雖然建銀國際迄今並未獲得境內的證券公司牌照，但實際與銀行理財產品巨額資金池之間建立了通道，想像空間很大。
建銀國際人士在此前接受財新《新世紀》記者採訪時介紹，這樣的架構設計，是希望將建銀國際業務和內地投資銀行業務對接，建立商業銀行業務和投資銀行業務、境內業務及境外業務的有效聯動。
但在此案發生後，據前述建銀國際前高管稱，建銀國際（控股）已和建行投行部「沒有關係」。
建銀國際成立數年間現進取，為中國企業海外上市提供包括IPO、Pre-IPO股權融資等在內的綜合業務，亦通過與信託公司合作等方式發行了大量理財產品，投資設立了數家產業投資基金，從事私募股權投資業務。
有熟悉建銀國際的人士透露，建銀國際發展勢頭不錯，但「發展速度可能已超出了內部管理水平，有失控傾向」。「建銀國際這兩年收益波動比較大，也說明其業務不太穩定。」
有風控條線的銀行高管解釋稱，各中資銀行對分行的境外債券投資管理相對嚴格，但相關控股子公司的投資則由其自主決策，相關投資不經總行批准和授權，特別是一些銀行對股權投資的管理並未納入風險管理體系。
至於原因，前述人士稱，很多PE投資缺乏合理的價值評估標準，很難管理。而且PE投資總有一定的失敗概率，失敗的項目怎麼估量，是否要追究責任，是個難題，「不太好管」。
獲利20倍 華晨中國高管財富路
http://www.eeo.com.cn/2012/0203/220131.shtml
經濟觀察報 記者 楊小林 1月27日，正值龍年正月初五，祁玉民選擇在這一天再度出手——以8.399元港幣的價格減持122.4萬股的華晨中國（01114.HK）股票，當下套現1028萬元港幣。實際上，這已經是祁玉民在半個月時間裡的第三次出手。
而在此前的兩次果斷出手中，祁玉民分別減持225萬和102.6萬股，合共327.6萬股，套現約2974萬元港幣，拋售合計450萬股（佔所持股權數一半），套現近4000萬元港幣。
華晨中國大股東為華晨集團（華晨汽車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後者持股華晨中國45.26%，而華晨集團為遼寧省國資下屬公司。祁玉民的職務是華晨集團的董事長及華晨中國行政總裁。
1月18日，當管理層集體沽貨套現的消息傳來，機構和散戶紛紛跟進，華晨中國一舉躍升為當日第九大賣出股，賣出金額也大增至1.6億元港幣（賣出佔成交比例約25%）。與此同時，股價也急挫近9%，收市時僅報收7.9元港幣。
當然，引起機構和投資者普遍關注的，是因為祁玉民「不是一個人在戰鬥」。
來自港交所的高管持股變動數據顯示，僅在1月11日至13日這三天內，華晨中國主席吳小安、行政總裁祁玉民及非執行董事雷曉陽申報，集體減持562萬股，共套現5108萬元港幣，每股平均作價介乎9.05元至9.18元港幣。
華晨集團相關人士上週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確認了上述高管的減持交易，不過該人士以拋售股票是「純個人行為」拒絕置評。
在虧損的中華轎車業務早在兩年前就被剝離出上市公司，且近兩年旗下兩大主力業務——華晨寶馬和金盃客車均大幅增長的背景下，沒有任何利空預期的華晨中國為何突遭董事高管集體「拋售」，資本市場一時迷霧重重。
億萬身家
根據聯交所《證券披露權益》顯示，由於套現時華晨中國股價大多處於9元左右的高位，董事會主席吳小安分三次賣出合計225萬股，套現2043萬元港 幣；而行政總裁祁玉民同樣分三次賣出合計450萬股，套現近4000萬元港幣。按此價格估算，吳小安或祁玉民一旦全部變現手中股權，億萬身家亦屬情理之 中。
那麼，祁玉民等高管的股權從何來呢？據華晨中國2008年年報顯示，華晨中國於2008年11月11日通過了一項新購股權計劃。按照此計劃，自 2008年12月12日起，董事會主席吳小安及行政總裁祁玉民被分別授予1000萬股及900萬股認購權，而另外三位董事何國華、王世平及雷曉陽亦各獲授 300萬股，期限十年，而當時訂下行使價為0.438元。
根據當時的董事會報告，認購權是根據布萊克—斯克爾斯期權定價模式計算，認購權授出日（2008年12月22日）的收市價為0.41港元，同時，相關公告中給出的預期波幅「按五年及十年期分別為50.91%和50.96%」。
然而，此後發生的一系列運作讓華晨中國利潤飆升，2009年6月30日，華晨中國股價即報收0.9港元，增幅近100%。至今年1月，華晨中國收市價達到9元左右，股權價值攀升了近20倍。
不過，記者在連續查閱公司2008-2010三年年報時則發現，除了董事會主席吳小安在2010年行權認購500萬股外，截至2010年12月31 日，包括祁玉民和王世平等其他四位高管均未行權。而2011年9月更新的上市公司高管持股信息則顯示，截至6月30日，除因退休辭任公司執行董事的何國華 外，包括吳小安在內的其餘四人，均出現在董事高管持股名單之列。
1月16日，華晨中國發佈的一則公告透露，公司因一項購股權計劃行使而發行150萬股，令公司發行股份數量由50.177億股增加至50.192億 股。事實上，華晨中國自去年6月29日至今已有9次因認股權行使而發行2250萬股，其中僅在1月6日和13日這兩天就分別發行600萬股和50萬股。
雖然在相關的公告中並未披露，究竟是因何人行使購股權計劃導致發行股份增加，但從歷次行權當中「每股發行價」為0.438元的認購價不難看出，這些行權人與華晨中國2008年啟動的針對董事高管的認購權「激勵計劃」關係密切。
「這個我不能跟你說，也不好跟你說。」記者注意到，在所有被授予認購權的五位華晨高管中，除了中途辭任執行董事離場的何國華外，其餘三位高管均或多 或少參與了此次套現行動，只有華晨集團副總裁、華晨中國執行董事王世平「按兵不動」，不過他在上週接受記者電話採訪時表現得異常謹慎。
記者注意到，類似的股權認購激勵措施，在一汽、上汽、東風和長安等其他國有性質的汽車集團的現任高管中並不多見。民族證券汽車行業資深分析師曹鶴告 訴記者，雖然像祁玉民這樣的華晨高管套現的數額比較大，但從前期股權認購計劃均報批國資和證監部門來看，這樣操作並不存在違規嫌疑。
「由於認購股權的激勵方式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管理層持股，這個問題上央企可能比地方國企更加敏感。」一位熟悉國有企業股權激勵的第三方諮詢人士告訴記 者，在上市公司授予現任高管股權認購上，地方國企比央企具備更多可操作的空間。「按照分級管理中央和地方兩級國企的原則，國務院國資委對地方國資委管理地 方國企只有指導權，而沒有實際管理權。」
例如，2008年國務院國資委出台的「關於規範國有企業職工持股、投資的意見」中，就明確禁止管理層向下級子公司持股。而在同年發佈的《關於規範國 有控股上市公司實施股權激勵有關問題的補充通知》（徵求意見稿）則要求，境內上市公司及境外H股公司股權激勵收益原則上不得超過薪酬40%。
「但這些條僅適用央企而不是所有國企，實際上，各地國資委在相關規定上相差較大，總體原則是除符合國務院國資委的框架外，具體如何操作仍由地方國資委定奪。」上述諮詢人士表示，除了國務院國資委給「管理層持股」畫出了明確的政策紅線外，地方國資委並沒有類似的紅線。
何以暴增20倍
3年的時間裡，華晨中國的股價何以暴增20倍以上呢？
接近華晨高層的知情人士告訴記者，華晨中國股價近兩年得到大幅提振，主要得益於兩大利好：第一當屬2009年剝離長期虧損的中華轎車，改由大股東華晨集團接手；第二則是與寶馬合營業務持續擴大，包括國產寶馬銷量激增、新產品導入加快以及產能迅速擴張。
記者在查閱華晨中國最近數年的股價走勢發現，自2004年中到2009年上半年，由於長期受累旗下虧損的中華轎車業務，華晨中國的股價曾多年徘徊在2元上下，直到2009年底華晨宣佈徹底剝離中華轎車業務，股價才開始一路上揚，並在去年7、8月一度沖上10元大關。
當時，在華晨中國的主營業務中，華晨寶馬、輕型客車兩大項目業績較好，而自主品牌的中華轎車項目則連年虧損。2009年4月，吳小安在對股東的致辭中，也明確表示因中華轎車項目銷量下跌，導致整個公司毛利潤下降。
於是，華晨中國在2009年做出將中華轎車項目出售給華晨集團的決定。此舉，實際上是將包袱甩給了國有大股東。這樣，上市公司華晨中國就獲得了良好 的財務報表。2009年底，在資產總額下降的情況下，華晨中國的稅前利潤，由2008年的2.59億元暴增至27億元，每股盈利從0.02元增加到 0.36元。
在此過程中，華晨集團也嘗到了資產運作的甜頭。2009年5月，華晨集團增購了價值5億元的華晨中國股份，到了12月份，華晨中國宣佈將最大虧損源 ——中華轎車業務剝離出售給華晨集團，這樣華晨中國股價大幅上漲，華晨集團借此配售了約10%的股份，成功套現11.3億元（港幣）。這個運作也可以理解 為是靠炒自己的股票賺錢。
「為了將中華轎車業務從華晨中國剝離，準備了長達大半年的時間。」如果從華晨中國2009年10月宣佈因重大交易停牌開始推算，祁玉民至少早在 2009年上半年，就開始悄然運作中華轎車業務的剝離。而華晨集團增持華晨中國發生在5月份。那時，吳小安等5位高管的股權激勵計劃早已通過。
除了剝離虧損中華，做大華晨寶馬業務，也大大提升了華晨中國的盈利，推動股價持續上揚。一方面，華晨與寶馬達成技術上合作協議，並敲定中長期擴產和新產品計劃；另一方面，華晨中國通過資本運作，斥資3000萬元增持華晨寶馬1%股權。
康宏證券及資產管理董事黃敏碩認為，憑藉與寶馬汽車的合營項目，華晨中國業績成功脫穎而出，僅去年上半年純利增加84.7%，至9.41億元。去年 國產寶馬銷量首破10萬輛，增幅同比超過五成，預計盈利增幅同樣可觀。「公司仍處高增長期，估值可較同業有一定溢價，不妨伺機吸納。」
從三年前華晨高管獲贈華晨中國股票的認購權，到集團斥資5億元大手筆增持華晨中國，秘密運作中華轎車剝離，再到華晨集團配售華晨中國10%股權，以及隨後增持華晨寶馬，擴產、推出新品，這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資本動作，客觀上推動了華晨中國股價一漲再漲。
在記者採訪時，仍有持華晨中國股票的華晨集團內部人士在私下裡透露，集團高層對華晨中國股價的未來預期，實際上遠高於目前資本市場的實際表現。
但也悲觀的猜測， 「這可能意味著管理層認為該股股價近期已經見頂。」瑞信在一份分析報告中稱，未來3、4年內高檔汽車產能料將大幅提高300%以上，而且高檔車需求增長放 緩的程度將超過預期，因為受地產價格下降和股市疲軟影響，財富效應減弱，因此華晨中國可能面臨收益下行和估值萎縮風險。
中華轎車的未來
不過，這一系列資本運作的展開，在成就以寶馬為核心利潤來源的華晨中國的同時，並沒有從根本上改善華晨集團旗下另外兩家上市公司——ST金盃（600609）和申華控股（600653）的業績報表。而被剝離出去的中華轎車項目，則面臨長期依賴集團輸血的尷尬。
在1月19召開的集團2012年工作會議上，憑藉著華晨寶馬的出色表現，祁玉民公佈了華晨2011年業績——實現銷售收入867.3億元，同比增長 27.7%，預計實現利稅125億元，同比增長76%（按上市公司全口徑計算，預計實現利稅151.4億元，同比增長63%）。
在經營質量以及具體到各自版塊業務上，華晨並沒有實質性改觀。而旗下三家上市公司當中，除了依託寶馬合資版塊的華晨中國勢頭不錯，ST金盃和申華控股都未能在業績上取得實質性突破。
ST金盃在上月底發佈的業績預減公告稱，預計公司2011年度歸屬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與上年同期相比下降50%以上。數據顯示，2010年ST金 盃淨利潤為2.8億元，其中扣除債務重組利得1.63億元，以及股權投資收益2241萬元這兩項外，公司主營業務尚不足1億元。
而上述公告的發布則意味著，如果沒有進一步的債務重組或股權收益，ST金盃2011年公司淨利潤可能只有1億元左右。公告對利潤大幅縮減的解釋是，2011年整體車市增速放緩，原材料和人力成本大幅提升。
雖然申華控股在營業額上貢獻了145.7億元，表現相當給力，但據華晨內部人士透露，申華控股的利潤大頭主要來自非整車類業務，例如地產等其他業務。至此，祁玉民此前計劃打造的四大融資平台（三大上市公司+政府和銀行），也因為其中兩大上市公司股價下行無法發力。
儘管祁玉民在各種公開場合均明確表態，華晨不差錢。但持續虧損的中華轎車項目，仍處於投資期的專用車項目以及華晨寶馬二期擴產項目，都需要華晨拿出真金白銀來投入。其中，僅要滋養連續多年虧損的中華轎車項目，就足以讓集團背上沉重的包袱。
1月12日，因遲遲打不開中華轎車銷路，華晨銷售公司再度換帥，劉宏接替沈毅擔綱銷售老總一職，而後者在被「削權」後，僅保留了上海申華控股常務副總裁一職。
而據接近華晨集團高層的知情人士披露，得益於合資公司華晨寶馬以及集團其他非整車類業務的強勁增長，華晨集團去年的實際盈利表現要遠高於對外公佈的數字，可能為祁玉民利用集團旗下上市公司平台進行下一輪資本運作，積蓄更大的能量。
有證券分析人士預計，「如果（華晨）要繼續新一輪資本運作，除了勢頭正勁的華晨中國外，ST金盃和申華控股顯然都不是理想的融資平台。」
（本報記者 陳旭、康怡亦有貢獻）
Celartem高管被捕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3-09/100366139_all.html
38歲的Celartem公司社長池田修經常往返於美國、中國和日本的分公司。3月 3日，池田修從美國飛回日本參加次日的工作例會。例會後的3月6日，東京地方檢察廳特別搜查部（下稱特搜部）以涉嫌違反金融商品交易法逮捕了池田修。一同 被捕的還有公司董事藤本秀一和原董事宮永浩明。
Celartem Technology在日本大阪證券交易所上市（代碼4330，下稱Celartem）。原本從事圖像處理軟件業務的Celartem公司與中國本無交 集，在2009年瀕臨退市之際，一系列收購安排後置入中國公司業務，變身為具有智能電網訂單的中國概念股，股價一飛衝天，從2009年2月的4480日元 （約359.59元人民幣，下同）最高漲至149900日元（約12032.14元），上漲近33倍。（詳見本刊 2010年第35期報導「Celartem智能電網之謎 」）
後來Celartem公司因涉嫌借殼上市和虛假中國業務備受市場質疑。此次高管被捕暴露了Celartem公司危機。按大阪交易所規定，違規借 殼的Celartem可能有退市風險，而名為子公司，疑為實際控制者的北京誠信能環科技有限公司（下稱誠信能環）又將面臨何種局面？
「目前誠信能環經營一切正常。」Celartem公司董事長兼誠信能環董事長於文革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如是稱。但一位知情人士卻對財新記者表 示，誠信能環之前與Celartem合作，是為了進入日本市場，方便在節能、智能電網方面與日本企業合作，「目前看來有些得不償失」。
高管被捕
Celartem公司高管的被捕與置入中資業務緊密相連。
Celartem於2001年12月在大阪證券交易所的Hercules市場（相當於創業板）上市。它以圖像處理技術為賣點，當時被稱作「IT 風投明星」。然而上市後Celartem連續七年財務赤字，股價不斷暴跌。到2009年2月，Celartem市值跌至市場規定的最低標準，股價僅 4480日元（約359.59元人民幣），瀕於退市。
於是，時任Celartem董事的池田修通過曾經的同事日籍華人宮永浩明介紹，向Celartem引入了兩位中國投資者——趙廣隆和莊瑩。 2009年6月1日，兩家在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的基金公司Wealth Chime Industrial（下稱WCI）和New Light Group（下稱NLG）分別投資6000萬日元（約481.76萬元人民幣），收購Celartem共16.62％股權。WCI的所有者為趙廣隆，莊瑩 則擁有NLG。與誠信能環董事長於文革一樣，趙廣隆、莊瑩曾任職北京電力系統。據公開資料，莊瑩在2009年6月曾以誠信能環副總裁頭銜在北京環境論壇上 演講。
五個月後，Celartem公司以15億日元（約1.2億元人民幣）代價收購北京誠信能環，同時向WCI增發新股。交易完成後，WCI擁有 Celartem49.56％股權，NLG的股權則被稀釋到4.56％。在宣佈收購的當天，2009年11月13日，Celartem股價收於18300 日元（約1471.79元人民幣），較2009年年初已上漲300％。
Celartem公司的股價突然上漲，引起了日本證券市場監管機構證券交易和監督委員會（下稱證交會）的注意。證交會認為，這是以提升股價為目的的不正當行為，同時懷疑中國企業也有可能參與不正當行為，因此於2011年6月開始對Celartem進行強制性調查。
證交會對Celartem公司進行了搜查及傳喚員工。後來，證交會在調查Celartem賬戶時發現，2009年11月Celartem增資 時，來自WCI基金的資金其實沒有到達Celartem。「他們把資金存入Celartem的賬戶後，再把它還給WCI」，一位跟蹤此案的日本人士稱。
同時，證交會和特搜部還認為，Celartem公司的一系列中資業務注入的背後，實際上是誠信能環收購和控制了Celartem公司，從而使誠 信能環不經過日本上市手續，在日本證券市場借殼上市。這一判斷的依據之一是，在收購誠信能環後，誠信能環董事長於文革、總經理王暉以及董事蔡靜偉宣佈就任 Celartem董事，Celartem的全職董事有六位，除上述三位，宮永浩明也是董事。
由於WCI和NLG兩家股東合併股權已經達到54.12％，實質上，Celartem相當於已被中方控股收購。
退市危機
Celartem公司被強制調查之後，在2月27日發佈公告，承認公司因涉嫌違反金融商品交易法，被證券交易和監督委員會搜索、扣押，但公告同時否認公司被中國企業控制，稱中國公司是「子公司」並已予以「適當的監督」。
在3月6日公司高管被捕後，Celartem依然重申：「我們認為，本公司董事等人士並沒有做出違反金融商品交易法的行為。」「其實這些事情都 是宮永浩明在主導，他是Celartem公司的財務總監，有許多環節操作不規範。Celartem在管理上的信息不對稱，使宮永浩明有了進行財務造假的可 乘之機。」一位和Celartem關係緊密的人士向財新記者透露，宮永浩明在香港等地買賣Celartem股票，但股價一直上不去。
宮永浩明原籍浙江，中文名查浩明，精通日語，熟悉日本法律和資本操作。2006年9月，宮永浩明加入中國博奇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東京交易所代碼：1412）任高級副總裁、駐日代表。2009年宮永浩明擔任Celartem董事和首席財務官。
Celartem公司董事長於文革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稱，由於宮永浩明工作上有問題，公司已於2010年9月底罷免其職務。於文革還辯解稱，「我是Celartem公司董事長，但由於對日本法律並不是很熟悉以及語言溝通的問題，我並沒有擔任法人董事長。」
至於管理問題，於文革透露，公司在日本、中國和美國幾個分部都是各自運營，每月僅有一次視頻會議溝通。
Celartem公司高管被捕後，大阪證券交易所隨即宣佈，Celartem存在退市風險，將根據今後審查的結果來判斷是否滿足摘牌的條件，目前已將Celartem股票列入「監理（審查中）名單」。
據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197條2項，用不正當行為交易股票，可判「十年以下徒刑以及3000萬日元（約234.18萬元）以下罰款」。另據 197條1項，如在有價證券報告書等上有虛偽記載，可判罰「十年以下徒刑或1000萬日元（約78.06萬元人民幣）以下罰款」。
日本Umegae法律事務所律師二宮誠行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稱，不排除以上兩項刑罰都符合的可能。「從過去的案例來看，個人徒刑輕則兩三年，重則七八年。同時罰沒非法所得。」
作為法人的Celartem公司也將立案。根據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207條1項，Celartem公司可能遭受7億日元（約5464萬元人民幣）以下的罰款。
至於中方企業是否會受到處罰，二宮誠行表示，如果中方企業相當於共犯，理論上可能受到（日方的）處罰。
於文革對財新記者則表示，「增資是否到位，我不太清楚。這些都是日本方面人員負責。我們負責中方的手續和報批。中方的所有手續都合法。」他表示，Celartem公司高管被逮捕不會影響北京誠信能環的運營。
據於文革介紹，目前公司正在實施北京市朝陽區的北京像素智能用電小區項目。2010年7月Celartem即對外宣佈承接這一項目，促成了其股 價階段性大漲。但據財新記者瞭解，北京像素小區的可研報告及估算實際上在2011年10月才交付給朝陽供電公司。日本資本市場已對案件作出反應。3月6 日，Celartem公司股票跌至3345日元（約261.10元人民幣），比引入中資業務之前還低。
日本記者田原真司對此文亦有貢獻
知音傳媒十年上市路：資產結構 高管持股成絆腳石
http://capital.cyzone.cn/article/226605/
「(目前上報的上市材料中)公司高管都沒有股份，因為國家政策不允許。」3月29日，一位接近湖北知音傳媒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知音傳媒」)的人士說。
此前證監會披露的信息顯示，知音傳媒擬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目前正處於初審之中。若成行，其將成為國內期刊第一股。
知音傳媒上市保薦人為長江證券，會計事務所為眾環海華會計師事務所。在歷經資產剝離和高管持股、退股和引進戰略投資者等波折後，知音傳媒終於開始向資本市場邁進。
高管持股方案被否
以3萬元和一輛板車起家，歷經27年耕耘，知音傳媒一舉成為國內期刊界老大。高管持股，始終是其IPO繞不過的坎。
2011初，知音傳媒董事長胡勳璧曾公開表示，隨著公司實際控制人知音集團改制工作的全面完成，下一步將向證監會上報上市材料，力爭當年底在A股實現上市。
然而，這項被知音集團當作重中之重的工作，卻未能在當年如期完成。
「本來計劃在去年就完成登陸A股的計劃，被拖到了今年，這個殼其實就卡在高管人員持股問題未獲批所致」。一位知音內部中層管理人員透露。
記者手頭掌握的一份高管持股計劃書顯示：按照知音傳媒當初的設計，高管持股人員確定為中高層的13個管理人員(自然人)，他們共同持有湖北知音文化
投資有限公司3.633%股權。在管理構架上，知音集團控股知音文化，知音文化和其他戰略投資者共同持股知音傳媒。管理層通過持有大股東知音文化的股份，
從而間接持有擬上市公司知音傳媒股份。
據記者瞭解，當時設計的知音集團管理層在知音文化持股具體比例為：胡勳璧0.6485%，雷一大0.454%，周未水0.386%，關前
0.318%，陳遠祥0.318%，錢鈞0.318%，柯洪斌0.2225%，李靖0.2225%，陳昕0.15575%，王應鯤0.15575%，王玉
主0.15575%，高英雄0.15575%，郝培文(知音主編)0.1225%。
資料顯示，上述高管中，除了集團公司高管外，其他相關人員分別為《知音漫客》、《新週報》、《知音》雜誌等多位採編體系高管。
上海一家證券公司投行總監稱，如果上述方案一旦通過，則意味著知音傳媒將首開國內傳媒上市公司管理層激勵先河，具標本意義，「這也是業界對知音IPO抱以熱切期待的原因」。
不過，儘管有湖北省主要領導鼎力支持，知音傳媒完全是市場化媒體、系管理層從小做大等優勢，其高管持股方案，仍未得到國家有關部門批准，「擔心這個口子一開，申請特批的會越來越多。」
由此，知音傳媒2011年上市之路擱淺。
2011年12月9日-12月19日，湖北華中文化產權交易所的一項項目編號為HC1112090003的《湖北知音傳媒集團有限公司收購湖北知音
文化投資有限公司3.633%股權公示》顯示，根據湖北省財政廳鄂財教復字[2011]1212號文件要求，湖北知音傳媒集團有限公司按原價收購胡勳璧等
13位自然人持有的湖北知音文化投資有限公司3.633%股權，並按銀行同期存款利率(一年定期)進行補償。據該項公示現實，此次收購的價格為
2116.9萬元。
據湖北華中文化產權交易所相關工作人員介紹，按照證監會「不允許文化企業高管持股」的要求，去年底，知音傳媒集團委託該所發了此項公示，並通過場外資金結算的方式將這筆資金退回相關持股個人。
清障後，知音傳媒上市驟然提速。
從動議到正式向證券監管部門報送材料，知音的上市之路歷經10多年。「知音上市可以說是『醒得早，起得遲』」。一接近知音集團高層的知情人士告訴記者，
知音傳媒控股股東知音集團前身是《知音》雜誌社，該雜誌創辦於1985年1月，發展至今，知音集團已發展成為一家下屬9刊2報，1個網站和1所學院的集團公司。其中其核心期刊《知音》雜誌最高月發行量達600餘萬份，居世界綜合性期刊排名第5位、國內雜誌排名第2位。
在國內原創期刊類雜誌市場下滑之時，知音集團旗下另一核心期刊《知音漫客》異軍突起，月發行量達到520萬冊，一舉成為「中國第一，世界第三」的漫畫雜誌，僅次於日本的《週刊少年Jump》和《週刊少年Magazine》。
2006年8月， 湖北知音傳媒集團獲批組建。 公開資料顯示，截至去年底，知音集團總資產達到7.92億元、淨資產6.42億元，年經營收入3.59億元，淨利潤0.77億元。
從上世紀90年代萌生上市意向，到2005 年前後正式啟動上市工作，知音的上市之路可謂一波三折。2006年知音集團止步港股上市。
在短暫休整後，知音集團調頭轉向國內，剝離旗下武漢信息傳播職業技術學院等非主業資產，引進湖北省內的福星集團及黃鶴樓投資等戰略投資者，成立知音傳媒，接受上市輔導。
據知情人士透露，知音集團旗下雖然刊物眾多，但能帶來較大利潤的刊物並不多，除了《知音》雜誌、《新週報》和《知音漫客》三大核心期刊外，其他期刊
要麼處於年盈利數萬元到幾十萬元的微利狀態，要麼處在虧損狀態。另有消息稱，《知音》雜誌的銷量在近幾年也呈現下滑，目前月銷量維持在300萬-400萬
份左右。
不過，知音動漫則開始發力。2011年，知音動漫公司(主要業務為知音漫客系列)實現產值5.8億元，盈利近7000萬，較上年同期增長275%。
【天下遠見】歐美股東大會：拿再多錢的高管也是僱員
http://www.infzm.com/content/77037
每年的四五月份，眾多歐美上市公司召開股東年度大會扎堆。各大公司的管理層在大會前莫不「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精心準備，努力證明
自己在過去一年裡如何增進了每一個股東的利益，如果過去乏善可陳，那就要把重點放在承諾改革和未來將如何讓股東滿意上，這樣，一則才能維繫和穩定股東和投
資者們的信心，二則高管薪酬方案才有可能被股東接受。
如今，經濟危機持續深化、流年不利，平日裡一言九鼎的高管們要做到這一點可就難了，股東不滿意，就不會太給高管面子。畢竟管理層理論上是股東利益的執行者，你為我服務不力，我是小股東、進不了董事會照樣能給你難堪，股東大會上不見不散哈。
是的，在各大公司的官方網站上，無一例外都有設計精美的「投資者關係」（investor
relations）欄目，提前數月發佈召開股東年度大會的日程。所有的大會相關材料、議程及財務數據，也可以輕而易舉地在該欄目上下載。只要你持有公司
的股票，哪怕只是一股，你就有資格提交申請，獲得參加股東大會的門票，並在現場或通過網上系統行使自己的投票權，對大會上的議題表明態度。
熱門的上市公司股權大多非常分散，這意味著小投資者和個人股東，也有機會對大會造成影響。而且，多數大公司都會在網上現場直播自己的股東大會，有什麼風吹草動，也很容易吸引媒體及輿論的興趣。因此有些團體也會借這個舞台表現自己。
比如十幾個代表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年輕人，通過購買一點摩根士丹利的股票，得以出現在2012年5月15日的股東大會上，大唱反對貪婪金融家的論調。大摩的CEO James P.Gorman對此見怪不怪，淡然對記者說「還不夠刺激」。
投票通過高管薪酬報告，是股東大會的必要議題。這個提案一般都能順利通過，但是若是公司表現令股東失望，陰溝裡翻船的也不乏其人。在2012年4月
27日巴克萊銀行的股東大會上，高管薪酬報告被股東們投了31.5%的反對票，使得CEO Bob
Diamond1700萬鎊的收入可能不保。該公司的員工分紅三倍於股票分紅的情況，也被媒體廣為詬病。
當然，最慘的還是花旗的CEO Vikram S.
Pandit。在2012年4月17日的花旗股東大會上，薪酬報告的反對率是55%，花旗集團主席Richard
D.Parsons只得當即表示董事會將認真對待股東們的意見。可憐見花旗的CEO連拿了兩年1美元年薪，公司的表現也有所改善，仍沒能平息股東的怨氣。
自金融危機以來花旗股價下跌逾8成，季度每股分紅僅1美分。
無怪乎匯豐銀行在2012年5月25日的股東大會前，先於5月17日開了個投資者互動日（investor
day），大肆宣傳公司的成本削減及業務拓展計劃，並承諾將35%的利潤用於股份分紅。雖然Pirc（一家英國的投資者服務公司）在會前提議反對匯豐的薪
酬報告，CEO Stuart Gulliver 720萬英鎊的薪酬仍然獲得了股東大會上近90%的支持率。
除了投票，中小股東還有其他方式表達自己的聲音。比如在股東大會上發言提問，比如提起議案。關於提問方式，各公司規定不同，最多也只是要求事先提交審核，確保沒有不當內容（比如人身攻擊）。
提起議題的門檻也不算太高。以英國的公司法為例，取得5%以上參會股東的同意，即可提起議題。在5月2日的百事集團股東大會上，由於達到了提案要
求，某人權組織在股東大會上正兒八經的作了一個抗議瓶裝水公司危害用水權的演講。不管台下的集團總裁Indra
Nooyi女士對這番言論作何感想，也只能乖乖聽完發言，並禮貌性的表示作為印度女性，水的議題頗能引起自己的興趣。
如果你看不懂上市公司發佈的數據，或不知道作為股東的權利怎麼辦？沒關係，有的是投資者諮詢和教育的機構和網站，教你怎樣不在大公司面前吃了虧去。
當然，從市場中摸爬滾打出來的上市公司們，也非常懂得不能得罪股東和公眾的道理，所有你應該知道的公開資料和常見問題的解答，都能在公司官方網站上輕鬆查找到，並有專門的投資者諮詢熱線面向公眾。
歐美的上市公司們如此小心認真履行義務，未必出於企業社會責任感，也不單是因為監管嚴格。道理簡單明了：高管拿的薪酬再多，也是僱員；股東出的本金再少，也是老闆。僱員能「哄」人繼續當老闆，「哄」更多的人來當老闆，才能製造對僱員更高的需求，僱員的收入才有保障。
【點評者說】是的，僱員不管拿錢多，還是拿錢少，要提高自己收入，無非兩端：一是一個儘量自由的勞動力市場，換工作、另謀高就的交易費用儘可能低，二是增加市場對你的需求，就是要有更多的人當老闆開廠開公司，老闆之間的競爭會推高僱員的工資，舍此之外，無非歪門邪道和零和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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