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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在線:雷曼執笠非洲小國心凉 李華華


2008-12-24  AppleDaily


 

雷 曼倒閉,累慘香港嘅迷債苦主,但遠在非洲嘅旅遊天堂,塞席爾共和國(Seychelles)總統米歇爾(James Michel)就十分高興,仲喺9月寫咗封電郵畀雷曼倫敦嘅賓架。因為呢個人口只有八萬二嘅小島,兩年前就係俾雷曼嘅賓架游說,以超高利息借錢,搞到債務 纏國,要周圍問人科水。

害旅遊天堂孭重債

據彭博報道,封電郵最精警一句係話:「我是一個無神論者,但如今我知道真的有神。」 即係多得上帝主持公義!米歇爾咁嬲,據講係因為雷曼融資3.08億美金畀塞席爾,利息竟高達24厘,搞到小國巨債纏身。哥大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施蒂格利茨 教授話,華爾街券商冇考慮佢哋嘅還款能力,簡直係「高息冷血融資」。塞席爾早兩個月已要求12%(約2000名)公務員辭職,又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申請2600萬美金,仲爭取喺1月時攞到非洲開發銀行嘅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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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在線:非洲騷亂中聯石化失茅台 李華華


2009-02-10  AppleDaily


 

非洲馬達加斯加爆發騷亂,總統逃離首都,政權變天,連地球另一邊嘅香港都感受到餘震。話說喺馬達加斯加有石油業務嘅中聯石化(346),佢哋駐當地辦事處都受到破壞同搶劫。

辦事處被劫

據 中聯石化講,當晚有人趁亂劫掠總統府附近商業區店舖,佢哋駐當地嘅辦事處被人撬開鐵門、打爛玻璃窗,4部電腦同3000幾蚊美金被人搶走,啲賊仲連幾箱茅 台都唔放過!好彩嘅係,咁啱嗰晚辦公室冇人,所以員工都平安大吉,算係不幸之中嘅大幸。大家最擔心嘅,係中聯石化業務有冇受騷亂影響?公司就話,辦事處只 係負責接待工程技術人員,企業總部位於當地3113油田所屬區內,所以對相關工程冇實質影響喎。大家可能會問,騷亂有冇影響到佢哋股價?咁啱得咁蹺,噚日 中聯石化停牌,所以唔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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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矿业败走刚果 非洲投资买矿风险不可控 ‎

http://www.21cbh.com/HTML/2010-9-8/1NMDAwMDE5NjQ1Ng.html

紫金矿业最终还是放弃了对刚果(金)铜钴矿项目的收购。

9月7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鉴于收购协议已于8月31日到期,而收购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尚未全部满足,协议各方其后亦未就新的延期协议达成一致意见,公司决定不再延长本交易。

紫金矿业副总裁蓝福生9月7日对本报记者表示,公告中所称的“先决条件尚未全部满足”是指该项收购未获得刚果(金)方面的有效批准。

记者问到将来刚果(金)如果有其他项目,紫金矿业会不会考虑投资,蓝福生淡淡笑了一下说,“看情况吧”。

记者进一步追问,在经历了刚果(金)这个项目,今后投资非洲矿产会考虑哪些因素,蓝福生表示,“因素很多,但具体的不方便说。”

紫金矿业该收购的一波三折,蓝福生的欲言又止,让人不禁要问,紫金矿业的遭遇是个案还是典型?投资刚果(金)矿产的水到底有多深?

一波三折的收购协议

5月7日,紫金矿业宣布将与中非发展基金联合收购Copperbelt所持有的Platmin全部已发行股份及Copperbelt集团内部应收账款,获得Deziwa 铜钴矿项目及Ecaille C铜钴矿项目的控股权,收购总花费约为2.84亿美元。

5月10日,美国之声(VOA)援引刚果(金)矿业部长的幕僚长Alexis Mikandji Penge的话称,该项联合收购协议,“违反有关规定,在刚果(金)没有效力。”

根据紫金矿业5月7日的公告,该项收购协议合同截止日为7月30日。8月3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将截止日延长至8月31日。当时已有业内人士推测,紫金矿业90%在打退堂鼓,但蓝福生当时矢口否认。

8月24日,中非发展基金总裁迟建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该项目已经有很大进展,中非发展基金的代表团刚刚和刚果(金)政府进行过接触,刚果(金)政府已明确表示欢迎中国企业到刚果(金)投资。

9月1日,蓝福生对记者表示,仍然在等刚果(金)政府的批准,具体事宜由被收购方来操作。

9月7日,紫金矿业即发出了放弃收购的公告。

两难的境地

在刚果(金)闯荡多年的浙江嘉利珂钴镍材料公司副总经理徐天江告诉记者,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买矿处在一种两难的境地:风险很大,但机会又很诱人。

徐天江曾试着谈过很多刚果(金)铜钴矿项目,后来发现风险不可控,最终不得不放弃直接投资。“那边的投资完全是失控状态,竞争非常残酷。”徐天江如此评价刚果(金)矿产投资。

他举例,美国自由港迈克墨伦铜金矿公司(Freeport-McMoRan Copper & Gold Inc.)在刚果(金)投资了一个项目,预计投资约9亿美元,但后来追加到18亿美元才把项目建成投产。而该公司是全球市值最大的铜贸易商。

而据外媒报道,近期加拿大第一量子矿业公司(First Quantum)已被迫放弃刚果(金)Frontier铜矿项目,该公司1500名工人也被迫离开了Frontier矿区。

“我们现在的做法是与有实力的国际大公司进行战略合作,采购其矿产品。”徐天江说,“用这种方式可以大幅度降低风险。”

在刚果(金)铜钴矿领域活跃的大公司主要是欧美矿业巨头,包括瑞士嘉能可国际公司、美国自由港迈克墨伦铜金矿公司、欧亚自然资源公司(ENRC)等。

徐天江认为,中国企业最终还是需要走买矿权这条路,大企业在这方面可能会比较容易成功,但肯定不可避免会有很多艰难险阻,而这也需要国家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对民营企业的支持。

“就我所知,中国企业在刚果(金)铜钴矿的投资还没有成功的案例。”徐天江说。


紫金 礦業 敗走 剛果 非洲 投資 買礦 風險 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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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夺非洲大油田 中海油50亿美元竞价遇阻

http://www.21cbh.com/HTML/2010-11-4/zMMDAwMDIwNDUzMw.html

中海油海外收购案再起波折。

《华尔街日报》11月3日报道,中海油与加纳国家石油公司联手收购美国科斯摩斯能源公司在加纳Jubilee油田开发项目上所持有的股份一事又存变数,来自加纳国家石油公司内部人士透出的消息称,此次收购遭到了美国科斯摩斯能源公司的阻力。

而就在半个月前,外媒还援引三位不愿公开姓名的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在Jubilee油田的股权争夺战中,三家公司已经签订了相关协议,中海油联手加纳国家石油公司出价50亿美元击败世界第一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这一竞价比埃克森美孚高出了10亿美元。

据本报记者获得的消息,中海油与加纳国家石油公司联手收购遭拒的原因可能是美国科斯摩斯能源公司认为其50亿美元的报价不够高。

“加纳国家石油公司和中海油竞标失败,价格因素是主要原因,科斯摩斯要进行风险套利,才能使得股东利益最大化。”一名正在加纳进行能源学术访问的中方人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科斯摩斯能源公司与美国阿纳达科石油公司拥有相同股份,而后者对其股权转让的评估价格为67.5亿美元,超过中海油的50亿美元报价。

针对是否因竞价问题导致收购受阻,记者致电中海油相关人士,对方拒绝对此发表评论。

进退两难的科斯摩斯

科斯摩斯能源公司总部设在达拉斯,主要业务分布在非洲,尤其在西部非洲拥有多处油气区块开发权。

据 知情人士透露,美国科斯摩斯公司是一家风险勘探公司,大部分股权掌握在私募股权投资公司黑石集团和华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Warburg Pincus LLC)手中,公司规模并不算大,实现股权变现以符合其大股东的风险套利原则。为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其经常将找到的石油资源进行风险套利,再将新的资金 投入到后续的风险勘探中,具有较强的风险投资风格。

2007年发现Jubilee油田后,科斯摩斯有意出售其在Jubilee油田持有的23.49%权益,随后,世界第一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向其发出了竞购意向,并率先与科斯摩斯签署了排他性协议。

在科斯摩斯发出股权出售消息后,法国道达尔、BP、中石化、雪佛龙、瑞典石油集团等石油巨头也都闻风而来。加纳能源部官员披露,有超过50个石油公司对科斯摩斯的Jubilee油田股权转让感兴趣。

上述在加纳进行能源学术访问的中方人士向告诉记者,虽然世界各大石油公司都竞相而来,但由于科斯摩斯是美国公司,其大股东与埃克森美孚又有着特殊的利益关系,才导致其他石油公司都无法参与,而这也正是埃克森美孚能率先与科斯摩斯签订排他性转让协议的原因所在。

但科斯摩斯与埃克森美孚的协议并没有征得加纳政府的同意,其擅自决定出售Jubilee油田的股权也招来了加纳政府与加纳国家石油公司的坚决反对,尤其是加纳政府2009年上台的新执政党国家民主大会党。随后,加纳国家石油公司计划引入新的战略伙伴合作开发。

被迫之下,科斯摩斯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最终于今年8月宣布放弃将Jubilee油田的股权转让给埃克森美孚。

“在这场竞购风波中,加纳国家石油公司的态度对中美能源博弈的结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崔守军对本报记者说。

加纳1984年《石油法案》(PNDCL 84)规定,加纳石油资源的勘探开发由加纳国家石油公司全权负责,同时规定外国石油公司在加纳勘探开发石油时,须与加纳国家石油公司一起成立股份公司,加纳国家石油公司享有股权附带权益。

可见,加纳国家石油公司具有“双重”身份,既有投资权益,又是管理机构。2007年加纳发现大规模油气资源后,加纳国家石油公司就一直试图通过谈判以增大其在Jubilee油田的持股比例。

中海油仍有胜算可能

虽然此次中海油海外收购遭遇阶段性阻力,但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中海油成功斩获Jubilee油田股权依旧是大概率事件。

据本报记者了解,加纳是个多党制国家,两大政党——国家民主大会党和新爱国党轮流坐庄,新爱国党与美国关系亲密,国家民主大会党则跟中国关系友好。

在2008年的选举中,国家民主大会党只以微弱优势击败新爱国党获胜,能否经营好国内的油气资源,是其确保顺利执政的重要筹码。

上述在加纳访问的中方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目前加纳政府正在加紧制定新的石油开发法案,而据加纳媒体报道,加纳政府还计划在今年年底成立全新部门,以对开始商业化生产的Jubilee油田进行监管,以确保油田能给加纳带来最大的收益。

与加纳国内围绕Jubilee油田展开的白热化谈判相比,中加双边的合作也将是促进中海油顺利收购的主推力之一。

今年9月,加纳新政府总统Mills访华,中国领导人承诺向加纳提供巨额援助,其中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100.4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国家发展银行提供30亿美元用于油气资源开发。同时,加纳能源部长也曾承诺,中国石油公司将会参与加纳油气的项目开发。

“科斯摩斯不擅长经营开发,埃克森美孚又无奈出局,考虑到中加双边关系的发展趋势和中国政府的巨额发展援助,个人很看好中加能源的合作前景。”崔守军对记者说。

同时,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中海油与加纳国家石油公司联合竞标失败的消息对外披露,可能是在给科斯摩斯施压,以迫使其出售股权。

“科斯摩斯已经慢慢失去主动权了。”某证券公司首席分析师对记者说。


爭奪 非洲 大油 中海 50 美元 競價 遇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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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淘金启示录

http://magazine.caing.com/chargeFullNews.jsp?id=100206503&time=2010-12-11&cl=115&page=all

中钢在南非19年,经历了获取审批、人员流失、国企高管更迭动荡,以及市场低迷、部落冲突和南非投资政策转向等重重考验,为正在蜂拥而至的中国企业揭示机会与陷阱
《新世纪》周刊 特派记者 陈竹 发自约翰内斯堡

 

  在19年里的大半时间里,中钢在南非思考的都是如何生存,这种情况,直到近一两年才有些改变。

  约翰内斯堡市中心向北15公里,远离为治安和HIV(艾滋病)所困扰的拥挤街区,建筑越来越分散和欧美化。跨国公司通常会在开满紫楹花的山顿 (Sandton)商业区里选择一栋两三层高的办公楼,几家公司共享,以分摊安保支出。一圈圈三米来高、架着高压电铁丝网的外墙,将企业园区和街道阻隔开 来。

  在一群矮小分散的西式建筑里,17层高的中钢大厦,披着蓝色的外墙玻璃,矗立在Rivonia和Grayston街口,显得突兀而豪气。

  这栋楼由南非本土开发商艾居地产(Edge Properties)建造,2009年甫一落成就被中钢以5亿兰特(按2009年3月汇率,约合3.33亿元人民币)买下。平时,这座大楼颇为冷清—— 中钢集团派驻非洲的中方员工仅有19人,大多居住靠近矿山、距约翰内斯堡市向北约三小时车程的林波波省省会波罗瓜尼市(Polokwane),一些楼层已 对外出租。对中钢集团来说,这栋楼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功用,直到最近才有了些变化。

  随着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11月中旬南非之行,中钢大厦楼里不时闪现来自国资委、国家发改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中非发展基金等机构的高层人士身影。此前,南非中国工商会也在中钢大厦挂牌。国内兄弟企业赴非开拓,也倾向于将办公楼租在中钢大厦。

  从最早的南非铬矿基地开始,中钢在南非19年磨练,俨然成为中国资源类国企中在南非投资规模最大、根基最深的企业。最近五年,中钢以南非为大本 营,在非洲加快布点——2006年进入加蓬,2008年进入津巴布韦和喀麦隆,目前在非洲共有十家公司,投资额总计10亿美元,账面总资产89亿元人民 币,产能90万吨铬铁。加上国内铬铁生产能力,中钢已是仅次于Xstrata的全球第二大铬铁生产商,年产能约130万吨。

  “我个人认为非洲盈利性在全球属于前列,利润还是很好的。”来到南非整整十年的张素伟站在一张两米宽的南非资源地图前,笑得谦和而自信。37岁 的他有三张名片——中钢非洲代表处总代表、中钢南非铬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中钢南非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实际上,他身兼中钢在非洲五家公司的 总经理职位——除了开采铬矿,生产铬铁,中钢开始将目光投向南非丰富的锰矿、铀矿和煤炭资源。

  在张素伟看来,中钢已经站稳脚跟,熟悉了游戏规则,新的课题,是如何在资源国家主义情绪高涨的全球大环境下与社区共生共赢,如何在铬铁主业稳定 发展的前提下抓住机遇搞好多元化,如何在集团资产负债率高达90%的逆境中获得事业成长所需的资金,并通过有限的激励机制留住人才。

借力外交开路

吉佩定一听说中钢要投资南非铬矿,十分高兴,认为经济往来是政治建交的第一步

  1991年,44岁的董志雄作为中国冶金进出口总公司副总经理,第一次踏上南非。那时中非两国政府尚未正式建交,之所以冶金部总工程师吴溪淳组 团前往,是因为听说南非有个铁合金项目的合作机会。中国的铬铁缺口,那时就已显现——按照国际惯例,一个国家不锈钢的产量是其钢产量的4%,但当时全国钢 产量1000万吨,不锈钢产量却只有30万吨,缺的正是镍、铬。

  “当时的想法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家用电器增加,不锈钢需求也会增大,所以一定要出去找资源。”董志雄对本刊记者回忆说。

  1992年,董志雄再赴南非,这次是直奔位于南非北部林波波省的Dilokong矿。日本三井财团和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的代表们热心地为他当向 导。两家日本企业之所以愿意牵线搭桥,是他们对南非铬矿又爱又怕——看好品质,但也担心投资风险,因而很愿意拉一家大型中资企业进来。

  Dilokong矿位于布什维尔德杂岩体地区(Bushveld Igneous Complex)的东部。这里以矿产丰富而闻名,铂族金属(PGM)储量全球第一,铬矿储量也占全球储量的70%。仅Dilokong一处,就有5000 多万吨的铬矿储量,是中国国内铬矿储量的整整5倍。

  董志雄清楚记得,当考察团的车子开入矿山,黑人矿工们喊着“我要工作”的口号围上来,排成两队转圈,以示欢迎。这让他看到了希望。而在上一次访问时,董志雄留下的总体印象是,种族隔离制度之下的南非对来自中国投资商并不欢迎。

  这是由于Dilokong矿情况特殊。在南非历史上,白人政府自1975年开始将多数黑人移居到分散于边陲地带的十个黑人家园,发展一些边缘性 矿业,Dilokong矿就是其中之一,它的主要用途是培训黑人矿工。由于当时铬铁缺乏市场渠道,矿山的技术、管理水平又落后,连年亏损,成为十足的累 赘,董事会才想到招商引资。

  董志雄将信息带回北京,很快获得冶金部的重视。1993年2月,适逢中国冶金进出口总公司和中国钢铁炉料总公司、中国国际钢铁投资公司、中国冶 金钢材加工公司联合组建中国钢铁工贸集团公司(中钢集团的前身),董志雄升任总经理助理。他向国家计委递交预可行研究报告,1994年提交可行性报告,期 待着项目尽快做成。

  可现实相当复杂。由于中国和南非尚未正式建交,审批程序很慢。最重要的是,那时还没有多少人深刻意识到海外能源资源对中国长远利益的重要性。一些审批部门的领导认为,中国外汇储备不足,与其花外汇去海外收购,给别人安排就业,不如先利用国内资源。

  万难之中,这个交易得到了中国外交部的大力支持。由于非国大党在1994年大选前拿了台湾1100万美元的助选经费,曼德拉当选总统后,在是否 与台湾断交问题上举棋不定。1994年6月,外交部将非洲司司长吉佩定派到南非,担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驻比勒陀利亚研究中心主任。这个研究中心主要任务 就是做南非各界工作,推动两国早日建交。吉佩定当时正在四处寻找突破口,一听说中钢要投资南非铬矿,十分高兴,认为经济往来是政治建交的第一步。在吉佩定 和外交部的推动下,国内其他审批部门也加快了进度。

  1996年11月,中钢集团子公司EAMI(East Asia Metallurgical Investment Co. Ltd)与当时的南非林波波省北方省发展公司(NPDC,现名LimDev)成立合资公司亚洲南非金属有限公司(即中钢南非铬业有限公司的前身,下称 ASA),其中EAMI占股60%,LimDev占股40%。1997年初,合营企业在南非正式注册成立。

  一度有意参与投资的日本企业在最后一刻掉了链子。按照最初约定,三井财团可以参股9%。“对方提出要回国请示总部,最后日本公司总部认为南非政局动荡,风险太大,没有批下来。”董志雄回忆说。

  董志雄又开始四处筹钱。按照规划,ASA首期投资2600万美元,国内筹2000万美元,剩下600万美元在南非当地筹集。董志雄一度一筹莫展,最后,中钢通过中信实业银行转贷国家储备外汇,利率是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ibor)加1.75%。

  “这么高的利率,又很快遭遇亚洲金融危机,中钢集团的财务天天催我要钱。压力很大,七上八下,一会儿觉着能成,一会儿又觉着不成。有时也会自觉委屈,怎么为国家做事就得不到支持呢?”董志雄回忆说。

  2002年,ASA第一个铬铁电炉投产,企业终于开始有利润,合作伙伴LimDev舒展愁眉;当初临阵脱逃的日本人也回来了,丸红株式会社提出要出高价入股,但中钢拒绝了——只卖产品,不卖股份。

  “以前,我一直拿日本人当老师,认为他们在海外矿业投资方面严谨,有经验,但这次我们赢了,他不敢做的我们做了,而且做得还不错。”这是董志雄职业生涯最为自豪的一个章节。

大扩张冲动

中信实业银行有阵子天天上门催贷,把总裁白葆华的门踢得咚咚作响

  在海外做资源项目开拓的人,不免有个隐忧——生养“孩子”时充满艰辛,压力独自承受,而等“孩子”长成,羽翼丰满,自己却要退居二线。2003年,董志雄就面临这样的尴尬。

  这一年,ASA开始修建第二座电炉,中钢集团总裁白葆华宣布退休,56岁的董志雄不得不让道于新一代领导班子。当年12月,浙江绍兴人黄天文从五矿集团空降至中钢集团,担任总裁。董志雄则由分管海外的副总调为全面分管经营的第一副总。

  “这有些明升暗降的意思,因为国内生产并非董所长,新的部门不熟悉也不大指挥得动。”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内部人士如此评价。

  董志雄1999年就在中钢内部提出,南非ASA、澳大利亚恰那铁矿只是开始,中钢要将海外事业当做核心业务。无奈时机不好,他的提议石沉大海。

  实际上,直至2003年,中钢大部分子公司都处于亏损状态;集团全年销售收入130亿元,利润只有2亿元。有人回忆说,中信实业银行有阵子天天上门催贷,把总裁白葆华的门踢得咚咚作响。2002年左右,中钢高层甚至有人建议,卖了海外资产,专心做国内业务。

  黄天文来后,彻底否定了这个思路。一方面他大力“削藩”重组,力图清除多年计划经济遗留的体制积弊,改变中钢二级单位业务范围重叠,多头对外, 自相竞争格局。2004年开始,黄以歇业、关闭、划转、挂牌等多种方式,先后对48家子公司进行了处置和改革,消化处理历史潜亏几十亿元,并在原有基础 上,合并组建了14家专业公司。

  同时,黄天文通过一系列并购重组,在国内外齐头并进,迅速把中钢“做强做大”。尤其是2006年以后,国资委提出要在2010年前将央企数目从155家调整和重组至80家至100家。做不到行业前三名,国资委就要给找“婆家”。中钢压力颇大。

  2005年8月至2007年12月,中钢集团先后重组了西安冶金机械有限公司、洛阳耐火材料集团有限公司、衡阳有色冶金机械制造总厂、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邢台机械轧辊集团有限公司、吉林新冶设备有限公司和吉林铁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在海外,黄天文将海外办事处改组为海外控股公司,提出三年内实现国内、海外销售收入各占一半。2005年7月,黄天文将40岁出头的蒋宏提至副总,分管中钢海外业务。

  澳大利亚的铁矿项目被当做重中之重。中钢2008年9月以大约13亿澳元收购中西部公司,今年4月又与澳大利亚新兴矿商Brockman Resources Limited签署谅解备忘录,计划未来五年内每年向其购买1000万吨铁矿石。

  在南非,铬矿和铬铁项目的扩张也在展开。中钢2007年决定在ASA增加33亿兰特(约4.4亿美元)投资扩建铬矿项目,包括新建年产24万吨 铬铁的封闭式电炉和两条各年产54万吨铬原矿的新斜井。这年5月,中钢还支付1亿-1.2亿美元,收购全球第二大炉料级铬铁生产商Samancor的 Tubatse铬矿和铬铁冶炼厂的50%股权,双方组建中钢-萨曼可铬业有限公司(Tubatse Chrome Minerals Pty Ltd),该公司由Tweefontein铬矿山和五台炉料级铬铁炉组成,铬铁年产能28万吨。

  黄的海外扩张战略得到中钢驻南非管理团队的欢迎。最实惠的变化是,工资终于涨了,事业前途不那么晦暗了。这些人私下半开玩笑地说,当初被调到南 非,一是因为英语能力和工作阅历,二是因为“好说话”,愿意听从组织安排。他们原以为趁着年轻锻炼几年就能回国,但由于中钢近些年海外摊子铺得太快太大, 驻外人才严重短缺,人出来了就回不去,自嘲“不定期徒刑”。

  2005年,ASA常务副总刘伟和妻子在波罗瓜尼市的家中被三个黑人持枪抢劫,受到惊吓,再次提出调回申请,但最终还是被领导劝留。他们在南非 待得时间长了,也隐隐担心回国之后不能适应,或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毕竟他们最宝贵的工作阅历和人际关系都在非洲,只有集团的非洲业务越走越宽,他们的个人 前途才有希望。

渐入佳境

中钢集团内部,也有声音批评黄天文激进、好大喜功,但在南非,中钢运气不错,把握住了几个关键时机

  2006年,作为ASA总经理候选者,张素伟的简历摆上黄天文的案头。

  在此之前,中钢南非事业部在短短十年里经历了三任总经理。第一任总经理张力行,1993年就投入ASA的前期筹建。1997年一场车祸中,张被 撞断肋骨,回国休养,后被集团派驻俄罗斯所任首席代表。1998年,杨效平接班。四年间,杨迫于工作压力屡屡失眠,又深感投入与回报不呈正比,适逢 2002年酒泉钢铁赴南非谋求开拓,杨被对方以高薪和期权激励挖走。这一年,销售经理罗宏生接手总经理之职,但不过五年,他也被竞争对手Xstrata以 高薪带走。

  张素伟属于中钢在海外一线一手培养起来的高管。在同事们看来,张能吃苦、有想法,也很有耐性。1997年,中钢前身中国冶金进出口总公司去东北 大学“选秀”,从采矿冶炼等专业的3000名毕业生选出十人,作为集团未来管理人才来培养。此后13年里,十人中七人中途跳槽去外企或私企,留下的仅有三 人,张素伟是其中之一。

  即使在同事们最为困惑的时段里,张素伟也目标明确,为未来可能敞开的机会做准备。2000年,他被集团派到南非,先是在杨效平的指导下做市场, 然后接任财务部经理,负责ASA的外汇操作、财务预算、决算、税务、成本控制以及现金流管理。那时ASA还没扩张,工作并不太忙,张用了三年时间拿下南非 本地会计本科学位,又用了一年多时间取得英国国际执业注册会计师资格,并成为ASA乃至整个中钢集团惟一具有签署会计师报告资格的高管。

  33岁的张素伟之外,似乎很难再找到一个同时拥有冶炼采矿、管理、国际贸易和注会背景的复合型人才来接替罗宏生。

  张素伟和黄天文,虽然一是内蒙古包头出生的北方人,一是绍兴长大的南方人,但都属于外表谦和,看上去没什么棱角,却软中有硬、坚持己见的人。他 们都看好海外业务前景,工作思路上,他们有时也不谋而合。在集团,黄天文要求每个子公司都要主业清晰,“卖钢笔的你就不要卖茶杯”。在南非,张素伟也提出 “搞矿就专心搞矿,不要搞你不懂、不擅长的东西”。

  张对基础建设十分敏感,一听说南非哪里要建铁路,他都会亲自去看看。“一旦运力提上去,周边资源的价格肯定翻番,甚至上十上百倍地增长。”但他 不同意一些同事想在南非自建铁路的看法。“一是南非铁路国有,这一块没有完全放开;二来,即使放开了,投入很大,风险很大,你又不太懂,有这个时间,不如 多拉一船矿。不懂的就是不懂,别装懂,害人害己。”张素伟说。

  张素伟执行力很强。他甫一上任,就配合黄天文“做大做强”的思路,为ASA铬铁厂的进一步扩产做准备——计划再建两个电炉,将ASA的铬铁产能从当时的每年12.8万吨增加到每年36.5万吨。

  中钢集团内部,也有声音批评黄天文激进、好大喜功,但在南非,中钢运气不错,把握住了几个关键时机。

  据行业人士介绍,中钢最初创建ASA时,国内不锈钢行业处于发展初期,用不了ASA生产的炉料级铬铁,而必须用高碳铬铁。但高碳铬铁在全球分布 很少,仅有津巴布韦、印度、土耳其和哈萨克斯坦等地供应,而且量少价高。但2006年以来,随着不锈钢炼钢工艺的不断改进,尤其是2008年、2009年 炉外精炼两步法普及后,炉料级铬铁可直接用于装炉,ASA产品的市场销路愈发看好。据芬兰钢材产商Ruukki集团首席执行官Danko Koncar预测,中国不锈钢产量将从目前的1000万吨提高至1500万吨,这意味着,中国对铬的需求量将提高50%。

  谈起这个话题,张素伟满脸都是兴奋。他认为,纵观全球,铬的需求看中国,铬的供应看南非。而南非的铬铁供应,瓶颈不在于储量,而在于支持电炉正 常运行的电力。南非的电力紧缺已持续了好几年。南非全国能源管理委员会今年3月宣布,南非电价将于4月1日开始的2010-2011年度上涨 24.8%,2011-2012年度上涨25.8%,2012-2013年度上涨25.9%。

  最让中钢铬铁厂商们头疼的还不是电价上涨——考虑到南非在全球铬矿铬铁供应方面的相对垄断地位,电力成本的上升并不会折损企业的相对竞争力——而是想增加产能却发现根本无电可用。垄断着南非95%以上的发电能力和供电系统EskoM2008年就提出,南非铬铁企业需要削减至少10%的产量。

  令张素伟庆幸的是,他在Eskom出台限制政策前,就通过预付款方式,促使Eskom提前签署合同,锁定了未来新炉的供电量。Eskom后来还因此事被其他供电客户告上法庭,追悔莫及。

  “2013年前南非不会建新的炉子,这也意味着在此以前南非不会产生新的铬铁产能。我们就等着2011年至2013大挣一笔了!”张素伟得意地说。

  资源矿产行业因为价格和汇率的变幻莫测而不可避免地充满投机性。作为这场游戏的前沿参与者之一,张素伟发现自己时常在焦虑和兴奋的边缘徘徊。全 球金融危机最困难的时候,别的铬铁生产商都在减产,ASA却在按照集团部署筹备扩产。企业资金流吃紧,短期市场前景又不看好。“当时不能减产,因为一旦减 产,成本就要攀升,所以我们拼足马力生产。”张素伟回忆说。

  为了将产品推销出去,他亲自出马,游说国内的囤货商趁市场低价将货接走。

  神经终于在数月的紧绷之后松弛,最后结局皆大欢喜——被说服的国内囤货商们拉走了货,并在市场行情转好后大赚一笔;ASA是2008年整个南非没有减产的铬铁生产企业,别人都在赔钱,ASA反而赚了。

  这件事给林波波省省长玛蒂尔(Cassel Mathale)留下很深印象,此后中国企业来访,他总是格外热心。“我最关心的是就业,在别人都减产裁员时,ASA没有,这让我相信,我们的未来是与中 国息息相关的。和中国合作,能更好帮助我们抵御经济波动。”玛蒂尔在11月10日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说。

退居幕后的智慧

在涉及地方利益的问题上,中方投资者亲自出面,不仅无助于问题解决,反而会将局面搅得更糟

  中钢最早进入南非时,根据政府法规,即使行使了收购,中钢也只拥有地下铬矿的开采权,若要在地面上建起铬铁厂,必须先通过厂址所在地Maroga部落的群众投票表决,获得酋长签字后方能生效。

  当时,中国人出面无论如何也无法获得酋长签字,最终还是求助于林波波省分管矿业的省执委会成员(MEC,相当于副省长)Thaba Mufamadi。Mufamadi通过工会和南非共产党向酋长施加重重压力,中钢才拿到签字。

  事隔多年,刘伟不久前从负责ASA社区工作的阿道夫·穆亚(Adolf Munyai)那里听说,当年迟迟不肯在用地协议上签字的老酋长,也就是现任酋长的父亲,两年前被部落里的反对派点火活活烧死。“因为分钱意见不一。有钱 的地方就有你死我活,这种事在这儿司空见惯。”刘伟愕然,穆亚却不大当回事。

  同其他有过长期殖民史的非洲国家一样,南非有着健全的法律法规,执行情况却另当别论。尤其是在经济不发达的前“黑人家园”地区,政党、工会和社区势力复杂交织,利益争斗的激烈程度往往超出外来投资者的想象。

  张素伟也是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而且他发现,在涉及地方利益的问题上,中方投资者亲自出面,不仅无助于问题解决,反而会将局面搅得更糟。所 以,2007年为铬铁厂扩产新征用地的时候,张把前台交给ASA的本土管理者,自己和中方同事躲到离群众表决大会不远的地方。这一次,酋长没有“狮子大开 口”,273人投票,只有两票反对。

  中钢在整个非洲地区都采用属地化的管理模式——员工总数7000人,来自国内的仅19人,比例约为0.3%。在ASA,张有两套高管团队,中方 团队包括负责综合事务的刘伟与分管项目和生产技术的两位副总;当地团队包括首席运营官霍曼·史密斯(Herman Smith)、社区事务经理阿道夫·穆亚、冶炼厂经理利奥·埃拉斯莫斯(Leon Erasmus)和人力资源经理埃莫塞·汉德尔森(Emsie Henderson)。

  通常,张素伟坐镇约翰内斯堡的总部大厦,三位中方高管驻扎在距离矿区一个半小时车程的波罗瓜尼市。他们都是每隔一两周才去一次矿区,矿区和铬铁厂的日常生产监管都交给当地团队。

  张素伟的原则是,只有市场和财务直接向他汇报,通过成本控制间接管理生产,其他方面都充分授权。“有些方面我们确实管不了。”张素伟说,“我在中钢内部经验交流会上也这样讲,一定要管你能管的,做你能做的。”

  充分授权,让穆亚工作得格外有干劲。44岁的穆亚是ASA核心管理团队中惟一的黑人。他曾在林波波省立公司LimDev工作过18年,2005 年跳槽至ASA。最初起点不高,负责一个边缘项目,但他尽职尽责,处理社区事务时圆滑老道,深得中方赏识,很快荣升为主管社区关系的高级企业经理,在矿区 的地位仅次于首席运营官史密斯。

  实际上,即使是深谙地方政治的穆亚也不主张企业过多牵涉社区利益分配。据他介绍,根据2007年ASA和社区新签的用地协议,ASA每月会支付7.5万兰特至社区的信托账户,具体数字会根据PPI浮动。付了账便不再过问,由社区信托的董事会自行决定钱的使用用途。

  董事会通常有十来人,包括酋长,也包括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ANC)、民主联盟(DA)、人民大会党(COPE)、南非共产党等政党的基层代 表。这些董事们常常政见不一,对金钱分配及其用途的看法大相径庭。冲突似乎不可避免。老酋长被烧死后,他的儿子一度不敢回社区。直到去年ASA帮他建了房 子,这才搬回来住。

  有时,也会有社区群众跑到ASA,抱怨信托账户里的钱分配不公,穆亚就会耸耸肩——他想不到更好的办法。

化解BEE股改难题

BEE公司的股东代表们将在ASA董事会中占有一席之地,未来磨合是否顺利,还很难预见

  去年8月和10月,ASA的3号炉和4号炉陆续投产,摆在张素伟面前最紧迫的议程,就是按照“黑人经济振兴法案”(下称BEE法案)的要求进行股改。

  南非在1994年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政府提出BEE法案,希望能加大政策倾斜力度,鼓励黑人发展中小型企业,积极参与国家大型企业的发展,并对各企业黑人持股比例、参与管理程度和接受技能培训等设定硬性目标,以期全面提高黑人融入经济的程度。

  这一法案2003年由南非国会审议通过,2004年正式执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是要求在南非境内所有公司必须将其股份按25%股份加一票否决权的最低比例出售给“黑人”及“历史上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人群。

  省立企业LimDev不算BEE企业,这就意味着,即使这部分股份由两个股东同比例稀释,中钢也要至少拿出16%,即中钢在ASA中的股比将缩水至44%,失去对ASA的绝对控股权。

  北京总部的意见是,控股权问题不能妥协。“是否有控股要求,这和企业的定位和战略有关。铬矿最好要控股。风险这么大,如果管理和销售说了又不算,为什么往里投?比如我说今年想卖中国5万吨,他说不行,你就会很难受。”张素伟解释说。

  顶着压力,张素伟和同事们动用起在南非的各种关系,咨询求助。愿意帮助中钢的人中,有一位南非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南非前总统姆贝基(Thabo Mbeki)的弟弟小姆贝基(Moeletsi Mbeki),此人也是吉佩定的朋友。

  小姆贝基是BEE法案的公开抨击者,直指BEE法案是“白人主导的公司向ANC精英示好的手段”,结果是“让一批黑人政客迅速致富,无利于南非 经济的繁荣,也不会真正受益于广大贫民”。他发现,根据法案条款,向BEE企业转让股权的应该是“矿权的所有者”,而Dilokong矿的所有权在林波波 省,而非中钢或者ASA。

  张素伟立即将这个观点转达给林波波省省长。或许是被说服,又或许是太想挽留和吸引中钢和潜在的中国投资者,玛蒂尔省长在2006年12月的一场 谈判中答应,保持中钢在ASA中60%的股份不变,省立公司LimDev愿意从自己40%的股份中拿出30%,其中5%给Maroga社区,25%给 BEE公司。

  这个消息让张素伟和他的同事们欣喜万分。“这样一来,我们既保证了控股权,又保证了企业能够在南非法律更改的情况下和平过渡,解决了公司长远发展的战略问题。”张素伟说:“我们对政府卖给谁没有要求,惟一的要求就是符合BEE法。”

  然而,林波波省政府究竟将股份给谁,在今年年初也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据南非当地报纸《星期日时报》(Sunday Times)独家披露,林波波省已从43家BEE竞标财团中选出5家,作为这25%股权的潜在接手人。这五家财团的背后不乏声名显赫的人物。譬 如,Tunache投资公司的主要股东包括南非2010年世界杯组委会主席欧文·科扎(Irvin Khoza)和南非国家振兴基金(National Empowerment Fund)董事长罗尼·恩图利(Ronnie Ntuli)。

  其他四家财团——Rebone矿业财团、Kalapeng矿业资源公司、Moribo资源、Dilokong财团——的背景尚不清晰,但据《星 期日时报》报道,由南非副总统卡莱马·莫特兰蒂(Kgalema Motlanthe)之子 Kgomotso Isaac Motlanthe执掌的Buena Vista贸易公司,出现在上述一家财团的股东名单里。

  另据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南非当地知情人士向本刊记者透露,财团的个别股东是林波波省官员的亲戚。

  实际上,早在这五家BEE财团初步敲定前,各方利益就围绕这30%股权展开龙争虎斗。南非政坛争议人物、非国大青年联盟的领导人马勒玛 (Julius Malema),就曾是竞标财团之一Nkgape矿业投资公司的创始股东。据当地媒体报道,马勒玛出生于林波波省,有很强的政治根基,曾被祖马总统和玛蒂 尔省长称赞为“南非未来的领袖”。马勒玛参与ASA股权受让一事被媒体曝光后,他被迫退出Nkgape矿业投资公司,后来频繁发表呼吁南非政府实行矿产资 源国有化的言论。

  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玛蒂尔省长证实,五家BEE公司已安排就绪,但不愿过多透露这几家公司的信息。“现在关键是钱从哪里来。经济转账(economic transaction)还需要一定时间。我们正在就此做讨论。” 玛蒂尔省长说。

  张素伟也透露,矿业并非小本生意,股权投资常常涉及上10亿级的金额,BEE公司难以掏出这么多现金;这些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也会涉及一系列 难题。而且,即便股权变更落实了,上述BEE公司的股东代表们将在ASA董事会中占有一席之地,未来磨合是否顺畅,还很难预见。

下一步机会

中钢已经走过了这段摸索期,积累了一定经验和人脉,开始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机会

  随着ASA扩产和BEE股权分配都告一段落,无论是冲在一线的张素伟,还是北京总部的集团决策者,都意识到,现在是给中钢南非制订下一个5年甚至20年战略规划的时候了。

  最近几年,包括紫金矿业在内的一家家国内矿企来南非淘金,像19年前的中钢那样,它们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商业环境中摸着石头过河,有一个项目做一 个项目,想的全是如何生存。张素伟认为,中钢已经走过了这段摸索期,积累了一定经验和人脉,开始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机会。现在的任务,不是按部就班,而是站 在新的台阶上,进行多元化开拓——在铬矿资源上,中钢在南非的占有量已接近获取能力的极限,但铀、锰、煤等资源,却有相当多的机会和市场空间。

  中钢集团是中广核和中核集团外,惟一获国家能源局批准从事海外核电用铀矿开发的国企。此前,中钢集团曾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签署铀矿开发项目,参 与开发南澳的Crocker Well铀矿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一处铀矿。南非的铀资源知名度虽不及邻国纳米比亚,但储量也位居全球第五。中钢和中广核、中国核电都在南非积极寻找机会。

  煤炭也是张素伟十分看好的方向。南非煤炭品质好,煤层浅,很多地方开采成本不到20美元一吨,而市场价却在60美元,中间有很大的潜在利润空 间。而且,张素伟考虑到,为解决电荒难题,南非各地政府正推动建设一批新电厂,预计会在2014年至2016年间投产。倘若现在掐准新电厂的位置,周边拿 矿,五年后出矿,一定赚得盆满钵满。

  无论要抓住哪个机遇,首先面临的就是资金问题。据中钢内部人士介绍,ASA早在五年前就考虑过在约翰内斯堡上市,意在一箭三雕——既在当地资本 市场募集资金,又树立企业品牌,还通过管理层持股、股权激励的方式避免高管再度被挖。但2007年春节后,中钢集团开始启动整体上市计划,ASA只得服从 整体一盘棋。

  现在,要从集团筹钱也难上加难。中钢本身就是几十家分公司拼成的大摊子,加之最近五年国内外的收购整合,战线越拉越长,债务负担日益沉重,不少子公司还都嗷嗷待哺。

  2008年10月至今年8月,媒体渐次曝光了中钢与山西民企山西中宇钢铁有限公司之间高达40亿元的财务黑洞。2009年末,中钢的资产负债率 达到90.7%,国资委公开要求中钢加强公司财务管理,确保资金流安全,加快应收预付款的回收速度,控制带息负债规模,降低资产负债率。

   站在保障能源安全的角度,国家近年来的确支持企业走出去拿资源,但与此同时,银行会在进行贷款审批时明确要求,拿到的资源应有相当比例拉回国内。这对于完全走市场化道路的ASA来说,不大切合实际。

  2008年之前,ASA几乎没有一吨铬铁销往国内,而是出口至日本、美洲和欧洲市场,这是因为国外市场的价格平均比国内高13%至15%。导致国内铬铁价格低的最重要原因,是中国人力、生产成本低,可以直接从土耳其、哈萨克斯坦等地进口铬矿,回国冶炼。

  南非至中国的海运距离很远,无论是运矿还是运铁都不划算。金融危机之后,ASA开始保留20%产量给国内客户,这也是从企业长远利益考虑——一旦西方市场风吹草动,就可以重回国内市场。

  在张素伟看来,除非是发生国内资源短缺或战乱,企业才有必要无条件牺牲商业利益维护国家利益。而在国际贸易秩序正常运转的情况下,企业首先要生 存,要盈利。“只有生存才能发展。我们(中钢南非)资产再大5倍,就是世界铬铁行业老大,那时才谈得上话语权。五年前,你年产10万吨,中国随便一个小厂 都比你多,谈什么支持国家?”张素伟反问。

  张素伟时常会被着急和惋惜的情绪所困扰。一些早几年无人关注、被他视作收购对象的资源,现在成为热抢的对象。来自香港、澳大利亚和韩国的矿业公司,在收购方面越来越激进。

  “如果我们再不去争,就没有了。”张素伟说。他觉得如果现在还像以前那样,执著于手头眼前的小项目,不仅对企业贡献意义不大,也会延误时机。对 于中钢这个号称“不产一吨钢”、充满贸易色彩的公司来说,最佳的策略是“金融与实业相结合”,“背靠一些基金,通过资本运作尽快把架子搭起来,较大规模地 进行收购,包装以后卖出”。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无论是中非发展基金、中投还是逐渐兴起的各类私募基金,都对在非洲的项目充满兴趣。

  中非发展基金一位副总11月26日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说,在非洲进行矿业投资,进去越早的越主动,而企业能在非洲留下来,一要有战略,二 要有经验,三要有感情,三者缺一不可。正是出于对中钢在非洲的认可,中非发展基金2007年成立后的第一批投资,就包括中钢在津巴布韦总投资1.35亿美 元的铬矿项目。今年11月初,中投总经理高西庆访问南非,能源资源项目亦是考察重点之一。

  据张素伟介绍,截至目前,中钢在ASA项目上的总投入大约3.5亿美元,而中钢非洲业务平均年利润8亿兰特(约合8亿元人民币),市场行情好的时候能达到10多亿元。

  本文为作者参加南非金山大学新闻学院“中国-非洲记者培训考察项目”完成的调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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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最大鐵礦爭奪:漢龍買礦起底

 http://epaper.21cbh.com/html/2011-08/08/content_4640.htm?div=-1

  本報記者 文靜 重慶報導

    就在中鋁和力拓合資開發的鐵礦項目夢斷幾內亞後,民營企業漢龍集團開始整裝進入西非的鐵礦石開發。

    7月15日,漢龍集團子公司漢龍礦業向澳大利亞上市公司Sundance Resource(下稱SDL)提出全資要約收購,收購總金額約15億美金。SDL公司擁有位於喀麥隆的穆巴拉鐵礦項目絕對控制權。

    7月27日,漢龍礦業向本報記者獨家透露:由於該鐵礦處於世界第三大未開發鐵礦區,後續開發所需資金非常龐大,漢龍集團不排除引入其他中方合作夥伴,共同開發此項目的可能。

    除了後續資金尚需上百億美金的投入,記者多方採訪獲知,中國企業入駐西非,尚面臨礦業政策、法律、財務等多方面的風險。漢龍礦業坦承,公司面臨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

    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國企業在非洲投資的區域比例已達到83%,直接投資項目高於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平均覆蓋率。在非洲國家大使館推出的投資項目中,80%以上都跟礦產資源投資有關。非洲國家成為中小企業投資首選。

    然而,最近非洲局勢一系列的突變,讓不少投資非洲的企業吃了大虧,尤其是非洲國家政局不穩定帶來的風險極高,甚至可能連基本的勘探權、開採權都無法得到保證。

    自2007年以來,65%的中國企業海外投資仍然虧損,盲目擴張、缺乏明確定位是重要因素之一。在中鋁和力拓在幾內亞合資的西芒杜鐵礦項目面臨採礦權歸屬爭議,中鋁進退兩難後,新入者漢龍集團能否跳好獨角舞還是合作開發成功?

    1.單一大股東成收購優勢

    繼漢龍集團提出全資要約收購後,收購雙方正在進行新一輪的談判。

    7月18日,漢龍礦業提出以每股50澳分的價格以現金支付方式收購SDL,出價比SDL過去一個月以來的交易量加權平均股價高出45%。但這家在澳大利亞上市的礦產公司仍表示,這一價格不足以滿足其股東的要求。

    但漢龍方面對完成此次收購充滿信心。在這一輪談判中,漢龍礦業董事總經理肖輝表示,考慮到盡職調查的情況,每股0.5澳元的出價“不會有太大變化”。價格每增加0.01澳元,總價將增加3000萬澳元。

    目前,中國和澳大利亞政府方面的相關程序正在進行。7月21日,喀麥隆總統保羅·比亞在北京進行國事訪問期間,會見漢龍集團董事局主席劉漢時也表示,喀麥隆政府會為項目的開發提供一切需要的支持與​​幫助。

    SDL早在1993年在澳大利亞上市,是澳大利亞第11大鐵礦石生產商。記者從該公司網站獲悉,其在澳大利亞和西非共有220名僱員,其擁有位於非洲喀麥隆的穆巴拉鐵礦的絕對控股權。穆巴拉鐵礦含有4.84億噸富鐵礦和23.2億噸一般鐵礦,項目總成本預計為20000億非郎。

    根據預期,穆巴拉鐵礦的年產量將達到3500萬噸,但需要在喀麥隆建造一條鐵路和開發一個深水港。為此,2010年,SDL委託中信證券協助其為西非穆巴拉鐵礦石項目及相關基礎設施進行借貸和股權融資。

    此前,SDL跟世界幾家大的鋼鐵企業進行了談判,比如印度的塔塔、米塔爾,韓國的POSCO(浦項製鐵)等。

    國內鋼企中,武鋼和河北鋼鐵集團都向SDL搖過橄欖枝。

    2010年國際礦業大會期間,武鋼國際資源開發投資公司有關負責人透露,武鋼將採取與中鋁類似的辦法,成立一個中方聯合體,包括金融機構、基建承包商、鋼廠、貿易商等,共同開發位於非洲喀麥隆的一處鐵礦。中建集團已表示願意加入該聯合體。 

    武鋼對穆巴拉鐵礦的濃厚興趣表明,非洲是武鋼尋找海外資源的另一重點基地。從2007年起,武鋼就開始跟踪研究穆巴拉項目。此前,武鋼在非洲取得的第一個權益礦是利比里亞中利聯鐵礦項目。

    不過,由於項目尚處於前期論證階段,武鋼開發穆巴拉的合作方案一直未確定。

    和一線鋼鐵競爭對手相比,河北鋼鐵集團在海外資源收購上明顯落伍。去年8月,河北鋼鐵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王義芳在集團總部會見了SDL公司董事長喬治·瓊斯一行,明確表達了要與其西非鐵礦石項目展開合作的意向。但雙方一直沒有開展具體合作。

    2009年6月的一場意外事故,卻給漢龍集團創造了一次機會。

    當時,SDL管理層包括董事長及公司最大股東肯·塔波特(Ken Talbot,澳大利亞昆士蘭州首富)在內一行7個人,在從喀麥隆首都去礦區的路上,乘坐的小型飛機失事,全部遇難。

    早在2008年,長期在海外從事併購業務的肖輝就購買過SDL的股票,隨後,因看好穆巴拉鐵礦,一直和SDL有所接觸。他迅速了解到,塔波特家族的信託管理基金有意出售手頭16.1%的SDL股權。 

    2011年3月18日,塔波特家族與漢龍礦業簽訂協議,同意出售手中持有的SDL股權。漢龍礦業在一個月之內完成了付款,同時從二級市場購買了接近3%的股份,加上塔波特的股份,最終獲得SDL約18.6%的股份,共計投資2.4億美元。

    漢龍礦業一舉成為SDL最大股東。“在後來和數家礦業公司的競爭中,我們在收購上有了無法比擬的優勢。”7月27日,漢龍礦業回复給本報記者的郵件中稱。

    和此前鋼企只投資鐵礦石項目的方案不同,漢龍礦業是全資收購SDL。對此,漢龍礦業給記者的回復稱,這是一次非常難得的機會進入國際鐵礦石​​領域的前列。如果此次收購成功,漢龍將向全球第五大鐵礦石供應商邁出堅實的一步。同時,對中國的相關產業來說,也是一次難得的機會。

    2.資金渠道組合

    漢龍已經為此項收購準備了至少四大資金渠道。同時不排除與國內企業合資開發的可能。

    那麼,收購SDL公司及開發礦產項目的錢從哪裡來?

    除了這次要約收購SDL公司的15億美金,該項目要完成兩階段的開發,尚需78億美元。

    穆巴拉鐵礦項目預計2014年開始生產,產量高達每年5000萬噸,居世界第五。開發分兩步走:第一步每年3500萬噸赤鐵礦,為期10年。年產量高達3500萬噸,隨著進一步的開發,年產量可達5000萬噸,資本投資47億美元。第二步每年生產5000萬噸高品位的鐵英石精礦砂,為期15年。資本投資31億美元。

    如果從2009年算起,漢龍集團先後多次收購澳大利亞鉬礦、澳大利亞鈾礦,以及這次拿下非洲大鐵礦,面臨著上百億美元的資本需求。

    漢龍集團成立於1997年,擁有全資及控股企業30多家,資產360億元,年銷售額160億人民幣。營業範圍涉及礦業、能源、醫藥、高科技、食品、化工、基礎設施建設、旅遊業及房地產業。

    “漢龍完成此次收購在資金上不存在困難。”漢龍礦業有關人士稱,收購資金主要來源於四個方面,集團內部的業務結構調整可以提供一部分資金,國家政策性銀行的支持,漢龍在香港擁有一個10億美金的私募基金也可以提供資金支持,還有海外金融機構的融資。

    在內部結構調整上,包括漢龍集團和漢龍集團董事局主席劉漢的堂兄劉滄龍所在的宏達集團,在資金上均可隨時調配。

    漢龍集團擁有兩家上市公司金路集團和宏達股份。近年來,兩家上市公司多次通過大股東減持股份,為礦業開發鋪金讓路。早在2009年11月25日,漢龍集團旗下的漢龍實業就賣出金路集團股票套現,不惜出讓第一大股東之位,由宏達集團接手。

    宏達集團也在助漢龍集團一臂之力,旗下公司宏達實業也在減持股票。7月2日,宏達股份發佈公告稱,公司第一大股東宏達實業繼6月29日減持公司股份後,於6月30日又通過上海證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統累計減持公司股份2000萬股,占公司總股本的1.94%。

    然而,這些數億元的套現只是漢龍集團收購項目自籌中的一部分。和銀行的捆綁則是劉漢海外之路的另外一盤棋。

    繼2010年3月,中國進出口銀行和漢龍集團簽訂境外投資借款合同,為其收購澳大利亞MOL公司56.6%的股權項目進行融資後,同年底,中國進出口銀行又向漢龍集團提供了價值15億美元的授信。

    這筆授信是否專項用於此次SDL公司的股權收購?

    7月23日,中國進出口銀行成都分行公司業務二處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該行和漢龍集團簽署的只是一個戰略合作協議,但並不表示15億美元將全部到位,要看項目的情況。況且,該筆授信並不是針對SDL公司的收購項目。

    和中國進出口銀行的大筆授信承諾相比,國家開發銀行對漢龍集團的支持則更直接——項目貸款。

    有媒體披露,國開行已在漢龍集團對SDL的股權投資中提供了一筆約2億美元“內保外貸”形式的貸款。而在此前,國開行已經對漢龍集團收購澳大利亞MOL公司56.6%股權和對GMO公司投資中,提供了2.5億美元貸款。

    2010年,漢龍集團和澳大利亞第四大鈦棒公司MolyMinesLtd合資建設年產能1000萬噸的鈦棒項目,漢龍方面為項目提供5億美元的融資。國開行再次伸出援手,漢龍集團共獲得中國境內銀行4.46億美元的貸款。國開行的一位高級代表還會同漢龍集團高管,共赴澳大利亞佩斯完成財務上的事務。

    表面上是存貸關係,但漢龍集團和國開行的關係遠非這麼簡單。

    今年3月,四川巴中國開村鎮銀行出資人大會召開,該銀行以國家開發銀行為主發起人,包括漢龍集團在內的6家非金融企業共同出資籌建。

    對於投資銀行,杉杉董事長趙永剛曾說:“你擁有銀行,那你就等於說是銀行的股東,換句話說是銀行的老闆。別的企業問銀行借款,而你是銀行的老闆,你自然形象會很好。”

    記者註意到,巴中國開村鎮銀行董事長、國開行四川省分行副行長楊小魯曾出任綿陽市副市長,負責國開行支持綿陽科技城建設的綜合協調、職業教育園區及國防軍工企業內遷工業園區的規劃、融資等。而註冊地在綿陽的漢龍集團在當地投資了多個項目。

    儘管銀企“關係”良好,但漢龍集團不得不承認,自籌和銀行貸款只能滿足股權收購,鐵礦的開發所需資金量的確大得多。

    “對於未來的開發,漢龍是開放的。”劉漢說,在穆巴拉鐵礦的項目中,漢龍“只求所在,不求所有”。最重要的是要掌握在中國企業的手中,然後再看具體怎麼合作。

    非洲最大鐵礦爭奪: 漢龍買礦起底

    3.何方神聖?

    按照漢龍的初步設想,公司要成為金、鉛鋅、稀土、大理石、鐵、煤、鉀等礦產中的一種或幾種的行業龍頭,而目前劉漢正瞄準鐵礦。

    如果上述項目成功實施,漢龍無疑成就了國內企業,尤其是大型央企趨之若鶩但少有斬獲的奇蹟。漢龍到底是何方神聖?

    “做礦的。”一提起漢龍集團,四川省工商聯的有關負責人的回答簡單乾脆。

    在綿陽,劉漢是當地政府官員眼裡的紅人。地震期間,位於北川的五所“劉漢希望小學”不倒,讓綿陽政府深感自豪。早在2003年,綿陽市經委官員就曾掰著指頭細數漢龍的“功德”: 墊資9000萬元修建了位於綿廣(綿陽到廣元)高速公路入口處的迎賓大道,出資4000萬元修建了公益性大橋——漢龍大橋…… 

    “2008胡潤慈善榜”系列——時年43歲的劉漢就以1.27億元的捐贈,成為川渝最慷慨、最年輕的慈善家。

    在資本市場,劉漢被稱為隱藏幕後的資本高手,有“西南德漏”之稱。劉漢家族曾控製過三家上市公司,西藏珠峰摩托車工業公司、金路集團和宏達股份,實際控製過四川天風證券,還曾出現在中國最大期貨公司的增資中。

    劉漢還被傳言涉黑。1997年,他曾被期貨行家買兇槍擊。如今,僱凶殺人者和兇手早被繩之以法。但劉漢本人一直鮮在媒體前露面。

    本報記者多次致電漢龍集團宣傳部,相關負責人均以其不接受采訪婉拒。

    據記者了解,和中國大多草根富豪步步打拼搭建實業帝國,再騰挪運作資本大戲不同,劉漢逆向而行,貿易起家,期貨成名。

    網上風傳劉漢以1000元創業,始做綠豆生意。但劉漢的簡歷表明,從1990年到1991年,他曾從廣漢特油供應站的一名副經理到經理。

    “我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在廣漢做貿易,主要就是建材和成品油。經過數年打拼,才有了原始積累。” 劉漢曾對四川一媒體記者回憶,1994年,中國鋼材現貨市場低迷。期貨市場的鋼材被暴炒,價格直升至3500元/噸。但現實中的鋼材價格卻只有2800元/噸,銷售不出。成鋼、重鋼的庫存產品堆積如山。

    劉漢集中所有資金,和成鋼、重鋼廠簽下了旁人看來近乎瘋狂的合同——以比市場價高200元/噸的價格收購鋼材廠庫存產品,然後拿到期貨市場沽空。成鋼約4萬噸的鋼材,被劉漢一網打盡。一進一出,劉漢大獲豐收,斬獲近億元,從此躋身億元富豪之列。

    有人說劉漢有如此“財技”,是從金融界朋友處獲得炒期貨的終南捷徑,一戰成名。這可從後來劉漢轉戰中期公司可以看出。

    2003-2003年,劉漢曾藉中期公司增資擴股機會,以宏達集團和宏達化工的名義入股在中國期貨界具有標杆地位的中國國際期貨經紀有限公司。但宏達集團很快劃走到賬才一天的1億元資金,並於2006年將其持有的全部中期公司股權作價轉手,從中牟利。

    同樣是做期貨,10來年前的那起槍擊案據說與其他期貨大鱷有關,劉漢曾躲過一劫。

    鋼材期貨對賭成功,劉漢很快從虛到實。1997年,劉漢在綿陽成立了漢龍集團,開始向實業進軍。起步伊始,漢龍集團選擇的基本都是與期貨有關的大宗商品行業,如PVC,後來擴展到電信、交通、旅遊、房地產、生物醫藥、白酒等。

    從2001年始,劉漢進入水電行業。當時,全國電力過剩,也沒有民營企業涉足大中型水電站開發建設先例。劉漢5年內在四川省累計投資52億元,修建完成總裝機容量約為100萬千瓦的多家水電站。

    當時,劉漢也留了一手。電站都建在自己的高耗能企業附近,即使出現電力過剩,企業也可以自我消化。

    從水電開發上嚐到甜頭,劉漢開始強化實業,弱化投資,從投資性企業向實業企業過渡。2003年,漢龍集團出讓了投資控股的天風證券。近年來,劉漢攜手劉滄龍在金路集團、宏達股份上減持股份,除了資金套現,也頗有淡出資本市場之意。

    劉漢套出的錢流向何處?

    礦業成了新的蓄水池。劉氏兄弟拿礦,四川眾多民營企業少有能敵。早在2003年,劉漢參股的宏達股份出資參股鉛鋅儲量位居亞洲第一、世界第四的雲南蘭坪鉛鋅礦。

    如今,海外礦山成為劉漢的重中之重。

    8月5日,四川另一在澳大利亞斬獲頗豐的民企泰豐集團有關負責人告訴本報記者,前不久,在四川省發改委的一次座談會上,漢龍集團的一位副總裁就公開介紹了非洲穆巴拉鐵礦的情況,當時項目還在談判中,但漢龍已預測到後期開發資金在50億美金以上。

    他說,前幾年,劉漢靠房地產也賺了不少錢,幾十億元的人民幣現金是有的。除了自籌以外,漢龍集團憑藉和政府的良好關係,資金上很大程度依賴於國家開發銀行和進出口銀行的支持。

    此外,據本報記者了解,近年來,漢龍集團不光在海外完成了10來起大大小小的併購,還在國內拿好礦:他擁有四川阿壩州松潘縣東北寨金礦的探礦權和採礦權,擁有位於雅安寶興縣三宗大理石礦山和400畝的加工廠區,礦山礦區面積1.6平方公里,礦石儲量2200萬立方米。

    按照漢龍的初步設想,公司要成為金、鉛鋅、稀土、大理石、鐵、煤、鉀、鋰等礦產中的一種或幾種的行業龍頭,而目前劉漢正瞄準鐵礦。

    “漢龍集團定位是做世界級的資源供應商。”劉漢曾在多個場合說。

    為何漢龍集團能拿下非洲大礦,而國企反而不力?

    中國能源網首席信息官韓曉平認為,一些國有企業在利益和企業之間不能很好協調,海外收購自然會碰到很多阻力,因為人家會對國有企業有很多防範。

    有資料顯示,目前,僅四川全省已有17家公司正在辦理境外開發礦產資源的項目,2008年全省的境外投資累計投資總額近10億美元,其中民營企業境外投資總額占到了七成。

    4.項目風險

    業內人士還提醒漢龍集團應注意法律風險和政策風險。

    不過,“現在說漢龍很成功還言之過早。”漢龍集團對此早有判斷。

    “對該礦業公司實行全部股權收購,而不是受讓控股權,這說明投資者相當看好它的高盈利,回報越高,風險越大。”在非洲有鋁土礦投資的民企有關負責人說。

    該負責人分析,要么對這個行業瞭如指掌,要么孤注一擲,否則,海外礦業收購很難拿下100%的股權,因為這對資金需求量太大。但投資型的人才往往膽子大,靠敏銳性。

    但對做實業的人來說,浸淫的時間越長,越謹慎。他表示,其所在的公司決策者,求穩是原則,公司負債率不能超過60%,哪怕項目再好都不碰。在海外,中國企業普遍面臨很多淘金機會,如金礦、煤礦的開發。只要論證後有一兩個地方存在風險,最終都會選擇放棄。

    除了項目本身,基礎設施的投入不可小視。

    今年6月,中鋼集團在西澳大利亞的鐵礦石項目暫緩,緣於項目對應的港口和鐵路工程進度太過緩慢。上述非洲投資人士稱,該公司同樣看重這一點。有的國家鋁土礦占到全球的1/3,但沒有任何基礎設施配套,企業介入後前期投入大,這直接影響到投資回報期,比如長達10-20年,對民企很不划算。

    漢龍集團公開消息稱,穆巴拉鐵礦周邊鐵路基礎設施健全,礦山坐落在離港口478公里處,從礦區到碼頭的運輸週期為28小時。項目與中國海灣工程有限責任公司和中國鐵路建築工程總公司簽署了諒解備忘錄,單次的海港裝卸能力可達5000萬噸一年、港口被設計成可容納總載重噸數為30萬的大型裝礦船。

    一旦兩國政府獲批,SDL公司將完全攬入漢龍集團懷中。由此漢龍集團認為,他們將獲得項目的完整控制權,包括周邊港口和鐵路的投資權。 

    但值得一提的是,不少銀行對貸款有明確的附加條件,不得用於基礎設施建設,只能用於項目本身等。

    業內人士還提醒漢龍集團應注意法律風險和政策風險。非洲國家發展不均衡,但法律相對完善,有的國家和地區對環保要求相當高。

    7月28日,中國社科院西亞非洲研究所研究員李智彪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還提到,目前不少非洲國家正出台新的礦業法,同一國家不同地區,對境外投資者投資比例的限制和投資領域的開放程度都不盡相同。在非洲投資還有一個特殊情況是,儘管非洲有相關的法律,但通過最高領導人往往可以談新的條件。另外,中國公司在用工上一定要遵循法律,要簽合同。

    事實上,在西非開拓市場的還有其他中國企業的身影。此前,中鐵物資以1.678億英鎊的價格認購非洲礦業公司12.5%​​的股權,參與塞拉利昂鐵礦石開發項目;去年7月,中鋁與力拓簽約,雙方聯手開發幾內亞西芒杜鐵礦項目,寶鋼也有意加入。但合作很快面臨著開發週期長、資金投入巨大的壓力等難題。目前,該礦區又因採礦權和勘探權面積不相符合引發爭議。

    採訪中,不少人士認為,在西非開拓鐵礦石資源的不確定性因素還有很多,很多項目包括喀麥隆項目要真正投產還需要很長時間,這都將推高中國企業在當地的開採成本。

    “在鐵礦石談判中,想要藉助西非鐵礦石資源打破三大鐵礦石供應商對市場的壟斷,在短期內還沒有可能。”業內人士稱。

非洲 最大 鐵礦 爭奪 漢龍 龍買 買礦 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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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基非洲掘金路

http://magazine.caixin.cn/2011-10-14/100314112_all.html

他是一個性格開朗的香港生意人,上嘴唇的鬍子像把牙刷。他同時擁有很多化名,據他的朋友們說,他喜歡女人和跑車。她是一個結了婚的婦女,年齡已不小,喜歡跟朋友和生意夥伴們說,她曾給鄧小平當過翻譯。

  徐京華(又名Sam Pa)和他的生意夥伴羅方紅(Lo Fong Hung),兩人八年前開始向中國出售石油和礦產品。儘管當時他們資金不多,也缺乏石油生意經驗,但不要緊,因為他們抓住了時機,且有「政府高層關係」。

  他們2003年在香港成立中國國際基金(China International Fund,下稱中基公司)時,中國才剛剛選擇非洲作為石油的來源地之一。當時,具有豐富石油儲藏的安哥拉剛結束了長達27年的內戰,迫切需要重建基礎設 施。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願意向其發放貸款,除非安哥拉國家石油公司(Sonangol,下稱安石油)能理清賬目,公佈審計報告,且安政府能嚴厲整頓腐 敗。

  中基公司於2005年宣佈給安哥拉政府29億美元貸款,用於其國內基礎設施重建,並與安石油在香港註冊了合資公司——安中石油公司(China Sonangol,下稱安中石油),成為從安哥拉向中國銷售石油的中間商。此後,安哥拉成為中國進口石油的重要來源。

  在隨後的幾年裡,中基公司陸續獲得了安哥拉十幾個石油區塊的權益,獲得了在津巴布韋開採鑽石的許可,還在幾內亞取得了一份利潤誘人的採礦合同。2008年,中基公司收購了美國金融界曾經最富盛名的地標建築——華爾街23號。

  今天,以中基公司為核心,一個60多家企業的跨國網絡已然成型,這些企業位於投資環境寬鬆的新加坡和香港,以及百慕大、英屬維爾京群島和開曼群島等離岸天堂。

  中基公司在非洲引進了一種新的經營模式:一傢俬營的香港公司從中國國有銀行獲得貸款,提供給非洲國家修建基礎設施。作為交換,這家香港公司再從非洲獲得石油和礦產品,並且賣到中國。

飛遍非洲

中基公司在一些非洲國家政權搖搖欲墜、面臨國際譴責的時候進入

  在過去的幾年裡,徐京華和羅方紅乘著豪華私人飛機飛遍了非洲,向安哥拉、津巴布韋、幾內亞和馬達加斯加承諾,提供建設價值達180億美元的基礎設施。

  但是,這其中另有隱情。中基公司及其關聯公司在拿到開採權後——常常是非洲最豐饒的礦產資源的開採權,承諾用於建設基礎設施的資金卻未見蹤影。礦產交易的收益被中基公司及其關聯公司投資到其他地方,脫離了非洲的法律和資源國公民的監督。

  在安哥拉,中基公司承諾建設三條鐵路、一個新的國際機場和20萬套保障房。但是問題很快暴露,進展有限。

  本為預計要成為非洲最大機場、中基公司援助標誌的安哥拉新國際機場,在宣佈開工五年後依然沒有完成。安哥拉著名調查記者莫拉伊斯 (Rafael MArques de Morais)在3月報導說,機場只建設了很小一部分基礎。莫拉伊斯最近在電子郵件裡回覆記者詢問時說,情況至今沒有多少改變。

  中基公司往往在一國政權搖搖欲墜、面臨國際社會譴責時進入有關國家:2008年,在幾內亞一名軍官把執政黨趕下台之後;2009年,在津巴布韋的穆加貝政權受到動搖時;2010年,在馬達加斯加一場軍事政變後的幾個星期。

  針對每一個國家,中基公司在香港或新加坡註冊成立一個「開發公司」,公司由安中石油和當地政府合資。新公司會取得在這些國家的礦業開採權,同時還負責管理由安中石油提供貸款興建的基礎設施項目。

  中基公司的做法,引起了國際社會關注。「這是自然資源爭奪之中的一張新面孔。非洲國家的精英和亞洲企業家們正使用複雜的離岸工具簽訂開採自然資 源的合約,為自己分得一杯羹。正如以前西方掠奪非洲一樣,現在還是普通的非洲人民蒙受損失。」國際反腐敗監督機構全球見證(Global Witness)的分析師朱迪斯·波爾特尼(Judith Poultney)指出。他所在的機構,曾深入調查過中基公司及其他在非洲的自然資源大交易。

中國關係

嫁接中國資金與非洲石油

  中基公司與中國政府關係很受關注。其公司高層與非洲官員的高調會面,總給人以他們有中國政府在背後支持的印象。不過,中國外交部多次重申,中國政府與中基公司沒有關係;外交部還曾在2009年發表公告,稱中基公司是一傢俬人企業,與中國政府無關。

  但中基公司能從國有的中國銀行獲得貸款,並向國有的中石化下屬公司銷售石油。安中石油2006年在香港的一份抵押貸款申報文件顯示,該公司在與中石化的合資公司安中石化國際公司(Sonangol Sinopec International ,下稱SSI)中持有45%股份。

  2004年,SSI獲得安哥拉18號石油區塊50%的權益,成為第一家在安哥拉擁有石油區塊權益的中國公司。這部分權益此前屬於殼牌。

  兩年後,在安哥拉石油塊區競標中,SSI因其破紀錄的高競標價,一躍成為媒體的頭條。

  安石油2011年礦業開採許可圖顯示,安中石油和SSI擁有安哥拉境內八個油塊區的開採許可。EIU(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3月發佈的報告稱,安中石油又收購了另外四個有開採許可的公司當中10%至15%的股份。(參見財新《新世紀》記者採寫的相關報導「起家安哥拉」)

  安中石油在2005年到2008年間還從安哥拉購買石油,且每年向中石化一下屬公司出售至少1500萬桶原油。

  安中石油在香港抵押借款披露的文件顯示,上述石油銷售合同被用於為安石油獲得20億美元銀團貸款。文件還顯示,中國銀行2006年撥付了一筆貸款給中基公司和另一家它的關聯公司,貸款以石油合同作保。

中基公司關係網

徐京華實際控制中基公司,但台前則是羅方紅

  2004年4月4日,徐京華和羅方紅作為嘉賓,出現在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主持的《你好總統》的電視節目上。在節目中,查韋斯總統在歌中頌揚羅:「她是那麼富有個人魅力,她是一名中國將軍的女兒,她現在是一家跨國企業的老闆。」

  羅方紅的丈夫王翔飛,在中國一些頗具影響力的國有企業中擔任過董事,目前是中基公司多家子公司的董事會成員。

  在成立中基公司之前,羅方紅只在香港創辦了一家名為大礎有限公司(Deltop Limited)的企業。

  2003年,她幫助成立了創輝國際發展有限公司(New Bright International,下稱創輝國際),後者間接控股中基公司,位於整個中基公司集團架構中最高端。如今,她在中基公司全球60多家相關的公司中擁有董事席位。

  徐京華祖籍香港,在上世紀80年代,他以「Ghiu Ka Leung」這個名字註冊了幾家公司,其中一家公司顯示他的辦公地點離天安門廣場不遠,那棟樓當時還是比利時駐中國大使館所在。

  徐京華當年的一位香港生意夥伴說,在上世紀80年代,徐曾帶領一家公司與中國做設備貿易;到了90年代,他嘗試與洪森當政的柬埔寨作生意,但以負債告終。

  根據香港的法庭記錄,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期,徐京華多次被人起訴破產、拖欠債務和稅收滯納,被起訴次數超過15次。

  徐在香港的一位老朋友說,他離開柬埔寨之後,到了澳門,並經人介紹進入葡萄牙銀行和商業圈子。

  到2004年的時候,他和在安哥拉工作的葡萄牙籍銀行家海爾德·巴塔格里亞 (Helder Bataglia)建立了合夥關係。巴塔格里亞創立的Escom集團,主要在安哥拉和剛果涉足石油、採礦和房地產行業。

  2004年春天,徐京華和巴塔格里亞前往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拜見總統查韋斯。

  在那次訪問中,查韋斯公開宣佈巴塔格里亞的Escom集團和中基公司的母公司北亞國際發展有限公司(Beiya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下稱北亞國際)將攜手合作,共同在委內瑞拉開發「移動通信、國家電視台、衛星電視台和社會保障住房建設」項目。不過,他們的合作關係最終以失敗告吹。

  徐京華的女友馮婉筠(Veronica Fung)持有創輝國際70%的股份,同時擔任23家中基公司關聯公司的董事。

  北亞國際成立於2003年,創輝國際持股70%,哈爾濱一家鐵路建設公司北亞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持股30%。後來,北亞國際更名為大遠國際發展有限公司(下稱大遠國際),並獲持中基公司的99%股份。

  7月以來,記者通過電話和郵件等多種方式試圖聯繫徐京華和中基公司董事會成員,但沒得到回應。

在非洲擴張

「所有的投資者都被嚇跑了,而這群人留了下來,簽署合約」

  中基公司在安哥拉的關係網,使之較輕易地進入幾內亞、馬達加斯加和津巴布韋。

  2008年,幾內亞的一些反對派軍官推翻了政府。新政權外交孤立,急需資金。中基公司找到資深的投資銀行家、時任幾內亞礦業部長馬哈茂德·蒂亞姆 (Mahmoud Thiam),表示願意以「特殊朋友」的身份,給幾內亞提供急需的財政支持。但蒂亞姆最初對中基公司充滿懷疑。

  「新政府剛上台,尤其是毫無執政經驗的新政府上台的時候,就會出現一種經久不衰的現象:世界上每一個騙子都要來炫耀一下。世界上每一個騙子都會 給予最大的承諾,承諾他們能給予數十億美元的貸款信用。」他在紐約的一次訪談中說。一週之後,中基公司特意安排了安石油的CEO文森特(Manuel Vicente)飛往幾內亞首都科納克里,試圖說服蒂亞姆。

  六個月內,蒂亞姆就簽署了他所謂的「世紀合同」。在2009年10月10日的新聞發佈會上,他宣佈中基公司將會在幾內亞投資60億到90億美元。中基公司被授權開發幾內亞的三塊大油田;作為回報,中基公司將幫助當地政府修建基礎設施項目。

  而就在簽字儀式前的12天,幾內亞發生了近代歷史上最為血腥的事件之一。9月28日,民眾以和平的方式抗議軍政府領導人,結果幾內亞軍隊朝民眾開槍,導致150人喪生。成百上千的婦女遭到了強姦,1200多名遊行示威者受傷。國際社會以實施制裁作為反應。

  「所有的投資者都被嚇跑了,而這群人留了下來,簽署合約。」當時的反對派、現任幾內亞中央銀行的副行長巴爾德(Abdoulaye Yero Baldé)這樣評價道:「很難說這份合同對幾內亞來說意味著什麼。」

  大屠殺之後一個月,中基公司從香港的中國銀行賬戶上撥付了1億美元給幾內亞中央銀行,作為其承諾在幾內亞修建基礎設施的預付款。在一次訪談中,蒂亞姆還說他曾經因為需要「緊急預算支援」而挪用了5000萬美元,因為當時政府缺少現金。

  2009年10月21日,中基公司貸款330萬美元給幾內亞政府,讓他們審計中基公司的競爭對手——俄羅斯鋁業公司(RusAl,下稱俄羅斯鋁業)。後者是世界上最大的鋁業公司,擁有安中石油覬覦已久的幾內亞採礦特許權。

  這份貸款合同由蒂亞姆簽署,合同中特別指出,如果幾內亞政府從俄羅斯鋁業公司追回錢款,中基公司可以獲得1.8%的提成。當問到為什麼安中石油願意出資贊助此次的審計,蒂亞姆回答道:「這是我們惟一能拿到錢的地方。」

  維基解密最近披露一份2010年2月26日來自駐科納克里的美國大使館的電報稱,在使館政治參贊與西方礦業公司主管的會面中,力拓駐幾內亞代表 說蒂亞姆通過「推銷中基公司」,以及和總統緊密配合,「以確保那些給政府高官和國家民主暨發展委員會(CNDD)的同僚提供了回扣的交易,能在整個過渡期 間有所保障」,他「個人從中拿了不少好處」。

  蒂亞姆在被問及對此如何回應時表示,「大使引述的那些礦業公司的管理者,我正在與他們抗爭,重新確立和增強幾內亞的權利。這些觀點完全是無稽之談。」

  2010年12月,蒂亞姆和中基公司的代表飛赴馬達加斯加,同當地政府談判。該國政權在2009年3月剛經歷更迭,而蒂亞姆是時任礦業部長的朋友,中基公司則對當地儲量預計高達9.75億桶的茲莫羅(Tsimoro)油田感興趣。

  中基公司進入馬達加斯加不久,當地政府即核准對在茲莫羅油田持有股份的一家總部位於美國得克薩斯州的油企進行審計。

  首輪審計由基德律師事務所(Gide Loyrette Nouel)負責進行,這家公司在幾內亞曾審計過安中石油的另一個競爭對手;中國石化一下屬公司派代表很快進行了第二輪審計。

  今年1月,馬達加斯加財政部長宣佈,該國政府與中基公司合資,成立馬達加斯加發展有限公司(Madagascar Development Corporatio ,MDC,下稱馬發展)。馬發展註冊於新加坡,在馬達加斯加享有優先於其他任何公司的石油和礦藏開採權。

  不過,這項合資看起來躊躇不前。儘管馬發展招募了一些工人,但是什麼也還沒有建起來。

  與此同時,在幾內亞,中基公司與幾年後通過民主選舉上台的政府關係顯得並不確定。9月初,路透社引述新任礦業部長的話稱,與中基公司的合同被推翻。不過,幾內亞總統阿爾法·孔戴(Alpha Conde)在此後不久訪問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時表示,「我們還沒有檢查合同,我不知道我們怎麼就能推翻了它。」

  在津巴布韋,安中石油和中基公司照搬了以前在幾內亞和馬達加斯加的模式:在津巴布韋正經歷著政局紛亂、通脹橫行和一場導致約4000人死亡的霍 亂時,他們承諾將幫助「重建基礎設施」。中基公司有意投資的領域包括黃金和鉑金的提純,油氣開採,燃料和住宅開發。但是,與在其他地方一樣,合約詳情鮮為 人知。

  中基公司也在新加坡註冊成立了一個合資企業中津發展有限公司(Sino-Zim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SZDC,下稱中津發展)。新加坡方面的材料顯示,這家公司由兩家註冊於英屬維爾京群島的公司全資擁有。另有一家同名為中津發展的公司註冊地在津巴布韋,羅方紅和徐京華的女友馮婉筠是這家公司的董事。

  中津發展在爭議頗多的馬蘭吉礦場擁有開採權。按照國際反腐敗監管機構全球見證的說法,在那裡,「國家暴力和法律地位模糊、運作不透明的合資企業相結合,非洲民族同盟-愛國陣線正在試圖以此攥奪國家的鑽石財富」。

收購曼哈頓

購買華爾街地標

  中基公司的野心很快在紐約展露。2008年末,安中石油以1.5億美元從AFI美國公司(Africa Israel USA)手中買下了JP摩根大廈。據一位前AFI美國公司的高管透露,這個價格明顯高於當時JP摩根大廈的估值,而安中石油甚至沒到現場勘察就簽下了合約。

  幾個月後,中基公司又開始商購另外一個標誌性的建築:時報廣場附近的原紐約時報辦公樓。

  AFI美國公司是以色列鑽石商人列瓦耶夫 (Lev Leviev)擁有的一家地產公司。2007年,早年生活在烏茲別克的列瓦耶夫以5.25億美元購買了JP摩根大廈,出價高於前主人2004年買價3倍之多,引起轟動。

  當時,列瓦耶夫在安哥拉已經有生意。他希望安中石油在收購價外,另添2500萬美元以便讓他修整大廈。

  2009年,AFI美國公司派出一隊人馬奔赴香港與安中石油談判。這場為期兩天的談判,從一座賓館55樓的晚宴開始。當時在場的一位商人回憶說,中基公司的主管人員們一邊討論著時代廣場的收購項目,一邊伸手越過餐盤旁羅列的手機,取用小面包。

  「他們穿的就像大街上普通的人一樣。」當時在場的一位前AFI美國公司的高管回憶說,「一個戴著鑽石頭飾,一個穿著女式多兜褲。看起來很隨意。」

  第二天,安中石油的代表同列瓦耶夫會面。徐京華簽署了一份承諾函(commitment letter),同意付給列瓦耶夫額外的2500萬美元。但這個協議始終未執行。

  「那個協議跟簽在廁紙上的沒什麼區別。」這位高管說。

  作者勞拉·瑞娜·莫瑞(Laura Rena Murray)、白修·莫瑞謝(Beth Morrissey)、西曼蘇·奧吉哈(Himanshu Ojha)、帕特里克·馬丁-曼納德( Patrick Martin-Menard)來自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Stabile調查新聞中心。馬丁-曼納德從幾內亞、何佩珊 (Pei Shan Hoe)從幾內亞和香港、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Stabile2011班學員從紐約對此文亦有貢獻

中基 非洲 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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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非洲投矿风险调查 海外投资“步步惊心”

http://www.21cbh.com/HTML/2011-12-2/yNMDY5XzM4NTMyNA.html

中国海外投矿,恰逢最佳时机?

11月底,国际会计和咨询公司安永报告称,全球采矿和金属行业估值水平自10月初以来大大降低,尤其 是一些规模较小而项目已完成可行性论证的矿产项目正处于等候投资以进入开发生产阶段,期间存在“价值”收购机遇,而在全球资本供应紧缩的前提下,中国企业 或可凭借资金优势获取廉价资产。

“至少,当前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的矿产项目成功案例还不算多。”一位在非洲投资多座矿场的企业家透露。

长期以来,由于在境外国家物流运输、基建投资“话语权”相对弱势,及矿场开采管理过程时常遭遇“意外事故”,中国企业海外投矿潮涌背后,是每个环节依然“步步惊心”,和国际投行借机赚取丰厚回报的套利大戏。

投矿失利吃暗亏

南非开普省kalahari锰矿带,锰矿储量约占世界总量的83%,年产能约占全球产能的19%,基本是高锰低铁的富锰矿。中国锰业有限公司(下称“中国锰业”)持有的南非MKhulu锰矿项目50%股权,正座落在这片锰矿区。

上 述锰矿项目报告资料显示,该项目是当前全球开发潜力最大的锰矿之一。更重要的是其拿矿价格优势,或许符合安永的“价值收购”标准——相比2010年3月澳 洲锰矿开发大型公司OHM在kalahari锰矿带所投资的Ipishi项目锰矿资源量单价高达2.76美元/吨,中国锰业同年7月得到MKhulu锰矿 项目勘矿权所对应的锰矿资源量单价仅有0.5-0.6美元/吨。

然而,南非MKhulu锰矿项目50%股权,却花落法国锰矿开发巨头埃赫曼集团(Eramet)。

记者独家获悉,近期,中国锰业与埃赫曼集团签订一纸股权转让协议,将旗下与南非BEE团体合资的MKhulu合作项目50%股权转让给后者,成交额约2.5亿美元。而中国锰业则是专门为该项目设立的壳公司,其公司运作团队来自多家在南非投资锰矿、铁矿石矿场的中国投资家。

“2.5亿美元只是预估价,法国方面会花费2-3年时间给MKhulu锰矿项目做全面的钻井勘探,测量实际的锰矿储量并调高相应股权收购对价,目前他们认为实际勘探量会高于当前报告的锰资源控制量。”中国锰业董事高华斌向记者透露。

而他最初的构想,是吸引中国大型企业参与上述锰矿项目的开采开发。

去年8月,在南非总统祖马率商贸团访华期间,中国锰业曾与南非商贸团签订一份投资开发该项目的协议,当时国内锰矿巨头——广西大锰锰业公司陪同列席。

“当 时广西大锰初步决定投资。”一位了解交易内情的人士透露,只是恰逢当时广西大锰与中信资源合资发起的国内最大锰矿企业——中信大锰正启动香港联交所 IPO。按照相关规定,公司对外投资项目已递交港交所,新的矿产投资项目协议只能等待中信大锰IPO后再签订,然而中信大锰香港IPO却产生意外的同业竞 争冲突。

由于香港联交所对上市公司股东与子公司同业竞争的规避条款,如果广西大锰决定收购MKhulu项目,将与子公司中信大锰形成锰矿资源的同业竞争,这是港交所不允许的。

上述合作搁浅后,中国锰业又与包括中国铝业、中信大锰、中冶集团等多家国内大型金属冶炼公司洽谈合作。

“有 些合作细节已接近完成,但涉及到出资环节时,对方希望能够等到该矿完成开采可研报告后,再决定是否投资。”上述知情人士透露,由于MKhulu锰矿项目仅 完成矿场以往资料真实性论证,及地下矿物大致储量的钻井推测勘探报告,仍需要2000万-3000万美元进一步完成大规模的钻井勘探与开采可行性论证,对 国有企业而言,项目勘探过程仍可能存在投资潜在风险。

“在非洲,勘探过程出现意外变故,导致投矿失利的故事并不少。”该人士续称,其中最 离奇的是,此前有家国内大型金属开采公司在非洲一国家投资约3000万美元,花费3年时间完成当地大型铜矿的勘探工作,但当时正巧遇到这个国家执政党换 届,新政府认为前政府给出的上述铜矿开采是“无效的”,便收回原先铜矿开采权。

不过,少数国有企业在Mkhulu锰矿合作方面却另辟蹊径,直接通过自身渠道向该项目外方股东寻求合作勘矿的模式。

“一方面国有企业希望能买到项目控股权,以确保在开采过程自身有绝对管理决策权,另一方面通过直接与外方股东打交道,能避开合作开发锰矿过程所出现的法律纠纷问题。”一家国有大型金属开采企业海外投资部主管透露。

自2002年南非出台新的矿业投资法,要求当地BEE团体(即当地黑人社团组织)必须在矿产合资公司占股比例不能低于25%,且拥有一票决策权,及公司高层管理职位必须安排当地黑人员工等。

然而,此前中国公司前往南非投资矿场,基本采取控股收购方式,吃过“暗亏”。

记 者了解到,此前一家国内大型钢铁集团在南非投资一家铁矿石场的100%股权,由于不符合新矿业投资法,被勒令停工以引进BEE团体作为公司新股东,导致铁 矿石项目开采工期一再拖延,最终只好采取“能更快见到产量”的斜井开采法,结果事与愿违,矿石产量反而一再下降,目前仍处于扭亏经营阶段。

“除非是政府支持的海外大型矿产勘探工程,多数国有企业会等到非洲矿产项目开采可研究报告,明确矿场储量、开采方式合理性、投资回报率及运营风险的真实可靠性后,才决定是否出钱投资。”他透露。

遭卖家哄抬价格

而在多数非洲矿场卖家眼里,国有企业海外投矿的集体“往后看”,却造就他们玩起哄抬卖价的把戏。

随着中国企业海外投矿潮涌,少数非洲矿产项目外方股东先通过中间机构邀请数家中国企业竞标手里的矿场采矿权,再以竞争激烈为由,提出比矿产实际估值高出10%-20%的价格。

“有些外方股东甚至将中国外汇管制作为提价理由,要求中方买家提价约10%,作为后者结汇美元付款流

程可能拖延的补偿额。”一位曾在非洲投资数座矿场的企业家透露。

而多数中国企业只得以投资审批流程待批为由,以避免某个时间段集中报价,引发价格战。

但对中国锰业而言,中国企业的拖延术却等不起——在明年初MKhulu矿部分农场采矿权发放前,他们急需找到一位战略投资者,先完成年锰矿产量100万吨/年的规划,这意味着他们在矿山建设期间需要募集约6亿美元作为开采费用。

“相比中国企业需要拿到开采可行报告才进入投资审批流程,埃赫曼的决策效率很高。”上述知情人士透露,毕竟埃赫曼此前曾有意参与上述锰矿项目勘探权的竞标,对项目开采前景了解相当深入。

而 埃赫曼的报价,同样具有优势——除了2.5亿美元报价,它还允许中国锰业仍持有3%的股权与25%锰矿销售权,并承担2000万-3000万美元开采可行 性报告勘探费用。“但埃赫曼也有自己的算盘,他和BEE团体同意把锰矿25%销售权让给中国合作方,等于打通了产品销往中国市场的通道。”他指出。

记者了解到,这是很多企业乐意的。“在非洲,投资开采矿场的不确定性风险因素相当多。一不小心就容易陷入当地劳动法或矿业法的法律纠纷,往往导致矿场开采进度被推延,甚至阶段性停产。”高华斌透露。

基建投资“短板”

尽管股权转让尘埃落定,但如何让该锰矿销往中国市场,高华斌发现自己需要做很多“功课”。

在南非,由于少数主要铁路运输线被必和必拓等国际大型矿业巨头“控制”,多数中国企业投资开采的矿产品,只能选择公路运输。目前锰矿在南非公路货运的成本约为700兰特/吨,而铁路运输只需350-400兰特/吨,物流成本约占南非采矿总成本的50%。

“这意味着,由于物流成本高涨,中国企业开采的矿产在非洲市场是难有绝对价格优势的。”高华斌透露,“如果矿产价格下跌,最先遭受投资损失的是中国企业。”

类似现象,同样出现在非洲其他地区——由于非洲多数国家铁路、公路运力不足,物流资源正变成“稀缺资源”。

但是,中国企业要在非洲投矿过程增加基建投资方面的话语权,绝非易事。这让高华斌一度希望能吸引更多国内企业参与南非铁路升级改造的投资。

去年他数次回国造访在南非投矿的中国企业与投资银行,介绍南非铁路部门新近推出的PPP合作模式,即引进私人资本与国有资本合作升级改造当地铁路线,从中分享矿产品铁路运力“支持”与投资分红。

“感 兴趣的中国企业相当多,但在讨论如何出资环节,企业家还是会显得很谨慎。”他透露,目前中国多数企业非洲投矿能承受的基建项目投入成本,主要集中在短途铁 路项目建设,目的是将矿产品从矿区运到主干铁路网或邻近港口;涉及整个矿场区域整体铁路升级改造,由于投资额或远远超过非洲矿场投资总额度,中国企业家感 觉“资金压力很大”。

参与非洲铁路、港口等基建投资,不确定性风险不比在非洲投矿少。除了当地环保与交通规划政策随时能“叫停”铁路或港 口建设,早已圈进大片土地的国际大型矿产公司同样设置种种障碍——如果中国企业所建设的铁路要通过它们拥有矿产区域“地权”(即地表的土地产权),他们就 会漫天要价“逼”中国企业购买地权。

“对国际矿业公司而言,这也是竞争手段。”他强调说。在非洲,个别国际矿产大公司即使出现闲置铁路运力,也都不愿卖给中国企业运送矿产品,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开采的矿产品拥有良好销路与更高成交价格。

目前,中国锰业已投资数千万兰特投建一座铁路装运站。

为了避开运力不足难题,多数中国企业采取的补救措施是,直接在非洲矿区附近兴建冶炼厂及相关配套设施。然而,这意味着又是一笔高额的非洲投矿投入,其融资之旅未必一帆风顺。

11月24日,由PMG矿业有限公司和中国锰业合作投资的AMG Metal公司同南非Coega工业园区签订协议,将兴建锰合金冶炼厂、炼焦厂和发电厂等,完善锰合金冶炼的多个配套项目。

“预计总投资额约4亿美元。”高华斌透露。目前除了中国锰业花费数百万美元做前期建厂的可行调研,剩余资金将主要通过寻找战略投资者、银行贷款与基金投资方式筹集。

知情人士透露,其间中国锰业已和中非发展基金、国家开发银行对MKhulu锰矿产业链开发募资规划有过沟通。

只 是,其贷款融资成本并不低。一位熟悉中非基金运作模式的人士透露,通常中非基金对投资5000万美元以下的海外矿产项目审批速度相对较快,但要求矿场运作 方先出让15%-30%矿场股权,并承诺“3-5年后股权回购,或找到新战略投资者接手上述股权”,以实现年回报率15%-20%的投资预期。

“引进中非基金等产业投资者,对吸引国内银行项目贷款有很大的帮助。”他强调说,如果一个非洲矿产项目能得到中非基金与国开行的资金投入,其他国内商业银行对这类项目的贷款审批也会更宽松,贷款比例可能超过项目总投资额的50%,而贷款利率则在10%-15%不等。

投行的“套利游戏”

对投行而言,非洲投矿潮中蕴藏的“赚钱机会”正变得越来越多。

“中国企业非洲投矿走到哪里,我们就会跟到哪里。”一位欧洲银行(中国)投行部项目负责人张威(化名)自豪地说。

尽管他每年总有两个多月呆在非洲,专门为中国企业投资当地矿产项目提供融资安排,类似MKhulu锰矿也是他眼里的理想合作伙伴,但他仍然时常“埋怨”这家欧洲银行的“脚步”还是太慢。

去年9月起,花旗银行先后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尼日利亚和阿尔及利亚设立“中国企业海外服务处”,每个海外服务处都会派驻来自中国的客户经理,为在非洲拓展业务的中国企业提供外汇交易、套期保值、企业资金管理及海外矿产投资的融资服务等。

“从去年9月起,花旗银行来自中国企业海外业务收入增长近30%。”花旗银行(中国)企业银行中国区总经理张之皓向记者表示,每个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出现的资金难题正是新商机。

在张威眼里,所谓新商机,蕴藏着投行自身的套利游戏。尤其在中国企业非洲投矿期间遭遇开采融资难题期间。

在 拿到中国企业海外矿产项目银行级开采可研报告后,他通常给中国企业提供两份融资方案,一是开采项目的纯债权融资,但年利息要达到25%-30%;另一种则 是结构性开采融资方案,除了贷款利率能降至7%-8%,投行还会附加特殊条款,主要包括三类:一是投行有权利按矿-开采进度或不同阶段,将上述债权贷款转 化成股权,最终达到成为最大股东之一(通常大型矿产项目持股比例在30%-50%,小型项目则是10%-15%),便于他们在矿产项目管理决策拥有足够话 语权,以实现矿产项目IPO获利;二是投行有权分享矿产项目的部分销售权;三是投行要求从每吨矿石销售利润分享一定比例的分成。

“但在比较两种开采融资方案优劣时,我们通常偏向给中国企业推荐结构性开采融资方案。”张威透露,在非洲,投行“拿到”某些矿产项目销售权,不愁找不到买家。

究 其原因,中国企业在非洲投矿期间时常遇到“意外事故”,如自己在勘矿期间不够严谨,最终发现实际矿产品位和勘矿报告不一致;或在矿场开采管理期间“不小 心”违反当地环保法、矿业法或劳动法,引发纠纷进而导致采矿进度中断。最终多数中国企业为了完成原先海外投矿的产能规划,只能从周边矿场高价收购矿源。

“中国企业通常会比市场价高出20%-30%的价格收购周边的矿产品,以掩饰海外投矿的某种失误。”张威透露,而投行只要将矿场销售权“转手”,至少赚进约15%的价差收益。有时运气好时,遇到急需购矿弥补产能不足的,价差收益会超过20%。

“投资银行在中国企业非洲投矿过程中的角色,绝不仅仅是财务投资者与融资方。”张威透露。

中國 企業 非洲 投礦 風險 調查 海外 投資 步步 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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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戰非洲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1-13/100348416_all.html#page2

「五年前我是家裡惟一有手機的,現在全家,包括我兩個孩子、老父親全都用手機。」埃塞俄比亞國家電信公司(ETC,下稱埃電信)納惹若斯(Nazereth)區域負責人Getachew在他的辦公桌前興奮地說,「你知道這都是為什麼嗎?中國,中國!」

  與大多數非洲國家不同,埃塞俄比亞電信行業完全不開放,全國只有一家運營商,即埃電信, 所有電信投資都屬政府投資。五年前,中興通訊(000063.SZ,下稱中興)獨家獲得埃電信全網承建工程時,埃塞俄比亞只有50萬-70萬移動用戶,約 佔全國人口不到百分之一。截至2010年底,埃塞俄比亞所有網絡都已基本實現商用,埃電信GSM網絡容量五年內淨增19倍;移動用戶總數則達到1200 萬,增長了20倍。

  埃塞俄比亞不是非洲惟一一個電信業爆炸式增長的國家。國際電信研究機構Informa Teleco的最新市場數據顯示,非洲在2011年二季度超過了西歐市場,三季度超過了北美市場,現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移動通信市場,僅次於亞太。 Informams&Media中東和非洲研究部負責人Mattew Reed在接受財新《新世紀》採訪時預測說,非洲電信業的高增長還將持續,至2016年,移動用戶數將超過10億。這意味著未來三五年,非洲移動用戶增長將接近翻番。

  這並非偶然現象。英國《經濟學人》在一篇報導中指出,過去十年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十個國家有六個來自非洲,其中八年非洲的經濟增長速度超過了東 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則預測,2011年非洲的經濟增長率為6%,2012年也將接近6%,基本和亞洲持平。《經濟學人》分析認為,非洲增長的 原因是人口紅利、商品貿易的繁榮以及對新技術的追求。當前仍在蔓延的全球經濟危機,似乎對非洲大陸毫無影響。

  中國企業奔向非洲的淘金運動方興未艾。其中,華為和中興這兩家中國電信設備商在非洲的崛起尤為引人注目。經過五六年的拚殺,華為公司已成為中東 北非地區市場份額最大的通信設備供應商,取代了過去愛立信、西門子等西方運營商的地位;在南非,華為也佔據第二的位置,僅次於愛立信。在電信最為開放的尼 日利亞,華為和中興幾乎壟斷了當地90%的市場份額。在非洲人口最多的幾大市場,如尼日利亞、埃及、南非、埃塞俄比亞等國,中國企業都已明顯超過其他傳統 歐美優勢企業。很多人相信,未來的非洲電信市場,將是兩家中國企業的天下。

  2011年末,財新《新世紀》記者赴南非、埃塞俄比亞及、尼日利亞等非洲國家進行了為期近一個月的採訪。從採訪來看,華為、中興打下非洲市場, 靠的是低價的產品、靈活優質的服務和堅持不懈的長期投入,但最關鍵的還是龐大的來自中國政策性銀行和准政策性銀行的資金支持。多家非洲運營商管理層在接受 財新《新世紀》記者採訪時表示,中國的銀行能夠提供財務融資支持,是其選擇中國企業的首要原因。

  自2004年以來,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等國有銀行陸續向華為、中興提供了巨額出口信貸。據公開資料統計,過去六年,僅國開行就為華 為、中興提供了高達450億美元的出口貸款額度。這些年實際貸出多少?2010年年中,華為副總裁胡厚崑在公開信中稱華為的客戶共使用了國開行的100億 美元額度(約合700億元人民幣),2011年6月,華為負責對外事務的副總裁普拉默(Bill Plummer)披露,華為的客戶從國開行實際貸出29.9億美元(約合200億元人民幣)。

  這些貸款發揮的作用有多大,引起的爭議就有多大。對於仍在貧困線掙扎的埃塞俄比亞、尼日利亞等非洲國家而言,政府雖然有盡快發展電信業的強烈願 望,但依靠本國財政收入完成巨額的電信基礎設施投資並不現實,攜巨額資金而來的華為、中興因此備受青睞。高財務槓桿支撐,加上自身強有力的執行能力,華 為、中興得以發動非洲電信市場的引擎。但這一貸款規模的迅速擴大也引起了競爭對手的抱怨,特別是在2009年國開行決定給華為300億美元的出口貸款額度 之後,批評者開始將中國企業的成功歸結為中國政府財務支持的結果。2011年6月15日,美國進出口銀行總裁霍赫貝格(Fred Hochberg)就直言,華為增長如此迅速的原因之一是它從國家開發銀行獲得了300億美元信貸額度的支持,這使得華為可以給顧客提供比競爭者更優厚的 資費條件。

  無論是出口買方貸款,還是出口賣方貸款,雖然幫助促成了華為、中興在非洲的很多業務,但隨之而來的償付風險不容小視。這些貸款由中國的銀行提供 給購買華為、中興設備的用戶,而這些用戶的支付能力最終取決於當地電信市場的實際增長。現在,這一風險正在相關銀行和產業鏈上數以百計的中小企業間互相傳 遞,討債已成為華為、中興分包商們的一項重要工作。

從零開始

  五年之前的埃塞爾比亞,電信設備商們仍處於「春秋戰國」的混戰狀態,愛立信、諾基亞、西門子、朗訊、中興、華為等公司都悉數殺到,爭奪的卻是小 得可憐的蛋糕——只有不到70萬移動用戶。「那時一張SIM卡在黑市可以炒到最高100美元,還不含通話費和15%的稅,而且即便有錢也不一定能買到。」 中興通訊埃塞俄比亞分公司技術中心總監張金寶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說。

  固網安裝就更為「金貴」。直到中興的埃塞俄比亞項目第一期正式建成之前,整個國家能享受到固網寬帶的用戶只有約1400戶,都是大客戶、大企業;資費昂貴,比如申請512k寬帶接入,初裝費高達1.2萬美元(以當時比爾兌美元匯率8:1 計算,合9萬人民幣左右——編者注),月租金3000美元(合2萬元人民幣)。更重要的是,申請人必須通過通信部長審批才能辦理。

  貴源於稀缺。2005年,渴望改變現狀的埃塞俄比亞政府提出建設覆蓋全國的骨幹網、GSM、CDMA等計劃,由埃電信(ETC)在全球範圍內展開網絡供應商招標,包括愛立信、諾基亞、西門子、朗訊、華為、中興在內的全球主要電信廠商都參與了投標。

  埃電信最大的難題是沒錢。埃塞俄比亞2006年與中興簽署框架協議時GDP僅為151億美元左右,是非洲收入墊底的國家。同時,埃塞俄比亞嚴重缺乏外匯。三家中國廠商中興、華為、中國通信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均在此次招標中入圍,最終是獲得國開行融資支持的中興拔得頭籌。

  據埃塞俄比亞通信部多個部門負責人回憶,中興當時能獲得項目,除了對中興實力本身有一定認可,其主要優越條件有三:國開行的優惠出口賣方信貸; 價格足夠低;願意分享技術和培訓大量本地通信人才。埃塞俄比亞最好的大學亞的斯亞貝巴大學長期沒有通信專業,IT及電子政務司司長稱,「我們最終的目標是 要有自己的中興或華為,就像中國一樣,我認為這最多需十年。」

  據財新《新世紀》記者瞭解,國開行為埃塞俄比亞項目提供了15億美元賣方信貸,貸款根據三期項目進展分期執行,中興與埃電信、國開行三方簽署了 長達13年的還款協議,屬於中長期貸款,其中前三年免息。所謂賣方信貸,即由出口方銀行直接向出口商(即賣方,此處為中興)提供貸款,再由出口商與進口商 (此處為埃電信)另外簽署還款合同。

  2006年11月8日,埃電信與中興簽署了獨家供貨商項目協議。整個項目由中興為埃電信提供一攬子解決方案,分三期執行。執行過程猶如開荒。第 一期工程分成兩階段,第一階段至2007年4月,第二階段至2007年9月11日,後者也是埃塞俄比亞進入21世紀千禧新年之日(埃塞俄比亞歷2000年 1月1日),重點解決首都及周圍13個城市緊急擴容,包括新建2259公里光纜,覆蓋新增13個大城市,被稱為埃塞俄比亞的「千禧年計劃」。

  此外,埃電信與中興之間還有基於上述一攬子設備供應和解決方案的「工程實施協議」,包括工程安裝、土建、光纜工程等項目,2007年簽署的這部分合同金額約合5億美元。

  第二階段工程通常情況下至少需要一年半到兩年,但為了按要求趕在千禧年前完成,從簽合同到完成交付,中興一共只用了五個月時間。埃塞俄比亞通信部通信司司長Balcha Reba 稱,「中興的建設速度和效率之高令人意外」。

  中興埃塞俄比亞公司總經理張延猛在接受財新《新世紀》記者專訪時透露, 2006年前埃塞俄比亞電信發展缺乏統一規劃,全球各大設備廠商都有參與,訂單分配依賴關係。「誰關係好就給誰,今天給你,明天給他,換來換去,這也帶來了質量的極不穩定以及發展緩慢。」

  一切都是從零起步。「以前運營商一般都有規劃,作為設備供應商,中興只要按運營商意見做就行了,埃塞俄比亞整個國家都沒有規劃,我們只有從頭做起。」當時負責整個項目的中興通訊埃塞俄比亞分公司技術中心總監張金寶說。

爭議「金融之手」

  中興仰仗國開行貸款獲得的埃電信工程,是中國電信設備商進軍非洲市場融資模式的縮影。這種模式在其它行業和其它國家都不鮮見,令人吃驚的是這一融資規模在近年的膨脹速度。

  國家開發銀行黨委委員、中非基金會董事長趙建平在2009年的一次大會上總結國開行對非業務時,強調要對華為與中興的在非項目「重點支持」。 2004年11月,國開行與華為簽署了第一期高達100億美元的信用額度。當時剛從IT泡沫中走出的華為正實施戰略轉型,以非洲市場為切入點迅速搶灘海 外。2005年,華為的海外收入首次超過了國內收入。

  借助強大的金融支持,華為、中興很快擴張到了非洲大部分國家。2006年1月20日,中國進出口銀行為突尼斯國家電信公司提供了5000萬元人 民幣的優惠貸款,用於移動智能網絡的投資,承擔這一項目的正是華為。中國進出口銀行的貸款也是突尼斯電信選擇華為的重要條件,貸款主要用於採購華為的設備 和工程服務等。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由於西方電信企業銀根抽緊,融資能力更增添了中國電信設備商的競爭砝碼。這一年華為的海外收入突破170億美元,佔收 入總比達到75%的歷史最高點。與此同時,來自國開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的信貸支持也達到了新的高峰。2009年,華為與國開行第一期五年100億美元的授 信協議結束,新的五年信用額度提高到了300億美元的規模。同年3月20日,國開行與中興簽署150億美元《開發性金融合作協議》,主要也是為了滿足購買 中興公司設備及相關技術服務的海外客戶的融資需求。5月,中國進出口銀行與中興簽署《戰略合作協議》,為中興提供100億美元的買方貸款額度。

  這進一步推動了中國企業在非洲的腳步。2010年12月,中興獲得尼日利亞國家公共安全通信系統項目4億美元訂單,隨後,尼日利亞與中國進出口銀行簽署了9億美元貸款協定。

  據《國際融資》雜誌報導,截至2010年1月底,國開行對華為和中興的貸款承諾額分別達174億美元和140億美元,貸款餘額佔兩家企業「走出去」項目融資額的68%和50%。

  2011年11月,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宣傳部部長劉云山訪埃期間,專程視察了由中興與埃電信合作建設的埃塞俄比亞全國通信網項目進展情況,稱讚該項目是「中非企業合作的典範」。

  然而,這一「合作典範」實際上遭遇了國內外諸多爭議,爭議的核心集中於這些中國政策性銀行提供的出口貸款是否為有違公平競爭的「關係貸款」(Tied loans)。

  華為、中興的競爭對手阿爾卡特-朗訊的歐洲、中東和非洲業務總裁,阿道夫·赫爾南德斯(Adolfo Hernandez)曾公開抱怨,「出口信貸項目哪裡都有,來自中國的出口信貸與眾不同,是因為它們的規模都很大。」

  對於外界關於華為依靠政府資金贏得市場的批評,華為負責對外事務的副總裁普拉默(Bill Plummer) 在2011年年中向路透社回應稱,從2005年至今,華為全球銷售額超過1100億美元,而實際從國開行客戶信貸中獲益的業務,僅佔總業務額的很小一部 分。普拉默透露,自2005年以來,華為客戶共使用了國開行提供的42.5億美元出口信貸,以支持全球範圍內的35個項目。其中,實際貸出的數額僅有 29.9億美元。他因此表示,「300億美元信貸額度推動華為全球發展的說法是根本不正確的。」

  「這(合作模式)對中埃企業可以說是好事,穩定及和諧的政府關係,本就是兩國企業投資、交流和貿易的基礎,卻總有人覺得這背後有什麼特殊目的。」中國駐埃大使館經商處參贊錢兆剛對財新《新世紀》記者稱。

  在非洲幾國的採訪中,不少本地的運營商、電信企業和研究者都對財新《新世紀》記者提到,他們知道中國政府的「走出去戰略」,越來越多來自不同行業的中國企業正在得益於這一戰略的支持,而電信業是核心投資領域。

  「中國投資和北京的優惠政策大部分時候都受政府歡迎,非洲政府也迫切想要經濟快速增長。但在普通人中間,中國投資並不那麼受歡迎,像很多學院人 士、非盈利組織、民間團體的人和商人,就批評他們對整個非洲大陸的社會和商業環境帶來了巨大衝擊。」南非Stellenbosch大學中國問題研究中心研 究員道烏達(Daouda Cisse)說,中國投資使得本地市場的競爭加劇,很多本土企業因此倒閉。

  道烏達認為,最近幾年,中國公司已極大改變了西方電信公司和本地電信公司壟斷的局面 。但在尼日利亞、肯尼亞、塞內加爾等國,很多ICT(IT、通信、電子等技術領域的統稱)企業都對中興、華為這樣的中國公司抱怨有加。例如,肯尼亞的電信運營商就抱怨稱,中國公司總是能贏得招標,主要是因為政府關係的干預,包括為了贏得政府性招標改採取的金融「滲透」。

  中國電信設備商的海外競標路徑大致可概括為:先參與技術競標,以進入運營商客戶的「短名單 」,繼而參與具體項目的商務競標。其中決定性的因素就是價格,以及設備供應商能否提供相應的融資服務,即出口信貸。基於融資支撐的超低價格的終端產品和服務,造就了中國公司極強的奪標能力。

  「最典型的就是來自中國政府給予中國企業的關係貸款。非洲國家政府或國有運營商,只有購買中國電信設備和服務,才能獲得貸款。 隨著近幾年中國經濟的強大,歐美金融危機影響,來自中方的貸款成了一個極為有利的『招牌』。」道烏達評價稱。

  南非運營商CELL-C開普敦項目經理Ted Zakrzewski對財新《新世紀》記者直言,金融融資渠道和協議,是中國企業的最大優勢,也是運營商選擇中國企業的第一因素。

  這種貸款在歐洲市場已經遭遇嚴厲的審查。2010年1月,華為支付2700萬歐元(約合3940萬美元)與比利時公司Option就歐盟反傾銷調查達成和解。

  Option在控訴中援引,國開行2009年9月給華為授信300億美元,但華為2009年的收入也不過220億美元;國開行在2009年3月 給了中興150億美元的授信,也超過了當年中興88億美元的收入。「這種形式的金融支持不可能在市場上取得。這些帶有政策性的優惠,正是中國企業能夠在價 格上更勝一籌的重要原因。」Option稱。

  不過,中國的兩家金融機構(中國進出口銀行及國開行)的國際業務部門人士對財新《新世紀》記者一致解釋稱,它們對華為和中興的海外項目貸款利 率,一般是按照國際定價方法即倫敦銀行間拆借利率(libor)上下浮動,浮動比例視具體項目定,都是正常價格範圍的競爭,同國內銀行間貸款利率的競爭是 一樣的。

  中國進出口銀行國際業務部人士說,中國是WTO成員國,不允許有違反WTO公平競爭原則的行為,否則就會遭到歐美國家的申訴。歐盟貿易專員Karel De Gucht曾發表聲明稱,如果有一家歐盟公司向歐盟委員會提出理由充足的控訴,則該委員會就會對中國的出口信貸政策向世界貿易組織(WTO)提起申訴。但截至目前,並沒有產生一件成功的申訴案例。

  各國均有政策性金融支持進出口貿易的例子。官方或半官方的出口信貸機構是各國開展國際貿易競爭的主要金融工具,比如,美國進出口銀行、英國出口 信貸擔保局、日本開發銀行等,他們大都通過買方信貸的方式提供優惠貸款支持本國出口商。特別是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由於商業銀行收緊貸款並提高風險意識而不 願開展出口融資業務,官方或半官方的出口信貸機構更顯活躍。比如,在2011財年,美國進出口銀行在中國業務的新融資授權額度增加了5.68億美元,比 2010年增長36%,主要就用於對中國出口的融資服務。「這和國開行貸款支持印度運營商採購華為產品,有什麼不同?」一位中資銀行人士辯解稱。

  「信貸額度都是虛的,主要看發放的實際信貸,這一點國外並不瞭解。」中行國際結算部一位人士向財新《新世紀》記者透露,中興、華為也是中行十幾 年的老客戶。在他看來,國外的質疑是沒有道理的。「以前中國企業買外國產品,包括美國、日本、歐洲,國外也都提供很多優惠買方信貸,價格很便宜;還是因為 國外的產品沒競爭力,性價比不高,所以找理由指責中國。」不過,他亦坦言,在海外業務方面,中行的確沒有進出口銀行和國開行有優勢,因為中行是上市銀行, 對利潤要求高;國開行和進出口銀行都不是上市銀行,對利潤要求不高,特別是屬於政策性銀行的進出口銀行,「這兩家機構歷史上就負有國家支持企業走出去的戰 略任務,和商業銀行分工不同。」

  對於這類貸款的性質,中國進出口銀行行長李若谷曾在接受財新《新世紀》記者專訪時有過解釋。李若谷認為,進出口銀行對非洲的很多項目貸款,既非 優惠的政策性貸款也非商業性貸款。如有的非洲國家,進出口銀行給其提供的貸款並非優惠貸款,是按照保本微利原則,在libor基礎上上浮200個基點、 300個基點。「這算不算商業性業務?當然不算!因為外國商業銀行根本不給它貸款。如果它自己發債,可能需要在libor基礎上上浮1500個基點。而且 這種項目往往沒有進入市場的資格,根本發不了債。」

  「政治」因素又進一步放大了對於融資的爭議 。中興、華為都有專門的軍用「專網」部門與非洲多國政府合作。接近華為的知情人士向財新《新世紀》記者透露,華為確實承擔了埃及等國的軍網建設。華為在伊朗的發展則更具爭議,《華爾街日報》曾批評其為政府提供手機定位追蹤。伊朗的聯合反對核子伊朗組織(United Against Nuclear Iran)也曾指責華為「幫助這個非法發展核武器計劃並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加強和鞏固其政權」。2011年12月,華為主動宣佈限制在伊朗的業務。

  來自國有政策性銀行或前政策性銀行的融資幫助華為撬開了非洲市場,但當華為轉戰美國時,這卻變成了華為有「政治和軍事目的」的例證,使其至今遲遲難以進入美國市場。

「中國狼」來了

  僅僅是金融支持並不能保證中國電信設備商在非洲一帆風順。非洲這個令人充滿想像的大市場,相比美國、歐洲等成熟市場,規則並不完善,這給了華為、中興的「狼性」淋漓盡致發揮的空間。

  「從最早的貝爾交換機到貝爾實驗室,中國企業已經過了崇拜、景仰西方先進電信技術的階段,開始有了自己在國際上的一席之地。」中興南非公司董事長蔣云潔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說。

  中國企業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進入非洲,但直到2005年後才有了比較快的發展。華為和中興徹底打破了之前愛立信、諾西、朗訊等在非洲的佈局,除了融資優勢之外,與所有傳統競爭方式一樣,價格仍舊是中國企業最大的核心競爭力。

  華為最早祭出了低價戰略,其報價一般比愛立信、諾西低至少5%-15%;比華為晚兩三年來到非洲的中興進來後,進一步把降價幅度打到30%-40%。「在大的運營商中,愛立信、華為已經形成某種意義的價格聯盟,中興進入,又打破價格聯盟,形成了新的市場格局。」 中興南非二處負責人范虎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說。

  一家中國企業的終端銷售經理說,「有時候,我明知道我們不可能中標,但是也要報出低價去讓對手難受一下。」

  財新《新世紀》記者在非洲各地聽到的幾則軼事,可以佐證非洲市場競爭的狂野。

  一家中國企業的客戶經理陪同客戶準備參加展會,客戶突然被拉上了一輛停在路邊的小車,客戶經理想要跟上車,卻被踹倒在地,眼看客戶和小車揚長而去;

  一家中國企業的人力資源主管,因為被競爭對手在非洲某國挖走太多人才,直接把對方的人力資源主管綁架揍了一頓;

  中興南非二處的負責人范虎回憶說,有一次碰到有人直接要從他們的車上搶走客戶,他逼急了大吼一聲,「誰再敢動,老子把他給幹了。」范虎身高近1.8米,又高又壯。

  中國電信設備商就此打下大片江山。在南非,前三大運營商Vodacom、MTN和CELL-C的採購中,中國電信設備商已佔據大半市場份額 。華為是Vodacom和MTN僅次於愛立信的第二大供應商。華為南非負責人對財新《新世紀》記者介紹,其在Vodacom的無線份額已基本與愛立信齊平。中興則在Cell-C中佔有近80%份額,幾乎取代了原有的供應商諾西。

  華為、中興不僅在基礎設備領域大展拳腳。 道烏達說,華為和中興都是電信設備製造商,但其在非洲無處不在。除了電信設備,他們還是網絡供應商、終端供應商、互聯網服務提供商等。

  以手機終端為例,據非洲移動通訊諮詢機構Mobilethink Analytice 調查,中國手機已佔據非洲運營商市場的25%,僅次於諾基亞,位列第二位。中興和華為幾乎壟斷全球數據卡市場,兩者採購量大致各佔一半,在非洲也不例外。

  「如果說在電信設備領域,中興、華為的最大競爭對手還是諾西、愛立信、朗訊等歐美廠商,那麼他們無孔不入的競爭,則受到很多本地公司排斥與抵制。」道烏達說。

  令中國企業尷尬的是,Mobilethink的研究還發現,無效的國際移動設備識別碼(International Mobile Equipment Identity,IMEI)給非洲電信運營商帶來了嚴重問題,這與來自中國的低價「山寨機」有關,至少三分之一的中國手機設備的IMEI無效。

  IMEI與每台手機一一對應,具有惟一性。沒有IMEI的手機一般只能打電話、發短信,不能上網。中國國內有很多手機沒有IMEI,多被稱為「山寨機」。

  「我們甚至發現有一個運營商的網絡中,12%的移動設備都使用無效IMEI。隨著手機數量的巨增,這個問題將日益增加。預計到2013年,該運營商網內移動設備將有15%識別碼是無效的。」Mobilethink的研究稱。

  運營商不得不花費額外的投入,敦促客戶更換移動設備,以便應用能產生更多收益的移動數據業務,畢竟移動互聯網數據業務已成運營商新的增長點。

  除了和國際同行激烈角逐,同時躋身非洲市場第一陣營的華為和中興——這兩家中資公司之間的競爭更為慘烈。埃電信通信部私營企業處負責人Birtukan Girnna在接受財新《新世紀》記者採訪時形容,「在非洲,可以說有人的地方就有中興與華為的競爭。」

  「中興是華為的頭號敵人」「掐死同行比打敗老外更重要」「中興與華為同質化高,互補性低,難以合作」,一份華為參與的市場分析報告裡如此描述。

   「未來非洲市場會是兩家中國公司加一家西方公司,即愛立信、華為和中興,諾西下滑趨勢明顯;也有人認為可能華為與中興最後只會剩下一家,而另外兩家是歐洲 廠商,但我堅持前者。因為運營商首要考慮的是自己的存活,他們也面臨價格和用戶覆蓋率的競爭,而很多西方公司不願意去的邊遠地區,中國企業卻願意去並能夠 做得好。」南非CELL-C主管工程運營的副總裁Dennis Abella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這一觀點也得到了多位運營商高層的認同。

  非洲跨國運營商MTN的戰略已很明確,就是「2+1」,即兩個中方公司,1個西方公司,愛立信的地位仍無法動搖,諾西、阿朗則下滑趨勢明顯。

  曾在華為和中興都工作過的一名南非籍供應商高管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他認為未來三年將是決定性的三年。「中興一定能超過諾西,華為超過愛立信也在咫尺之遙,未來五年會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格局。」

  在財新《新世紀》記者所到的國家,兩家中國企業的激烈爭奪都是當地運營商們津津樂道之事。南非Stellenbosch大學中國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道烏達認為,定製化服務和低價競爭是中國企業的主要競爭策略,兩家中國企業的競爭策略同質化,有如近身肉搏。

  華為看上去比中興更早意識到競爭重點。「中興還在關注政府關係時,華為已經主攻MTN這樣大的跨國運營商,成為他們的合作夥伴。」中興南非一位高層坦言,「價格談判時,最關鍵的是判斷,判斷錯了就會出局,客戶就把單子給華為了。」

  尼日利亞是華為與中興競爭最激烈的地區之一。中國駐尼大使館經商處曾勸阻中興與華為坐下來好好談談,怎麼一起對抗西方廠商。中國機電商會更不得 不組織兩家企業座談,並設定了一個規則:兩家企業只要誰被抓住了惡性競爭,就會被扣分;滿分12分,分數扣完了,機電商會就取消企業參與海外市場的競標資 格,這個打分還會影響企業獲得銀行貸款的資質。

  眼下,埃電信正在進行第四期招標。對於錢兆剛參贊而言,他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組織中興與華為協商,「雙方千萬別打價格戰」。

慘烈生態鏈

  非洲有著與中國截然不同的電信業運營體制。中國運營商一般只採購設備,基站等工程建設都靠自己,自己做不了的才會對外招標;而非洲運營商並不尋找單純的設備廠商,往往還將鐵塔、基站、土建等整個工程實施環節一併打包招標 。

  「越窮的地方,供應商需要包辦的事情越多。」中興埃塞俄比亞公司阿瓦撒區域總工程師陳橋芳說。但很多包辦的項目並非中興、華為擅長,他們多與中 通服等其他分包企業合作。圍繞在華為、中興身邊的各種分包商多達上百家,數千人。在非洲電信市場,中資公司構成了一條以華為、中興為核心,分包商為底層的 生態鏈。

  接近尼日利亞使館的人員透露,中資公司在當地水、電、路的競爭同樣激烈。「在尼日利亞,中字頭的水、土建等工程公司為了完成指標和任務互相內鬥,拚命搶單,可用慘烈來形容。」

  一位來自江蘇的分包商稱,在非洲越偏遠的地方,越容易遇到中國人,一問都是干通信的。一個供應商區域經理下面三四十人的團隊,有一半以上來自分包商。

  中興埃塞俄比亞公司總經理張延猛對記者說,埃塞俄比亞的地形複雜,基礎設施建設極度滯後,導致施工難度很大,工期又緊張,本來需要五到七年建完 的工程要求兩到三年完成。「所有人始終處於衝刺狀態,很多一線的工程人員,動用過直升飛機上山,也騎過驢上山,還在國防部軍隊持槍保護下施工。」

  「雨季的時候,路不通。幾十噸重的鐵塔,都只能靠人扛、驢馱。在北部做光纜鋪設,常出交通事故。剛做好,水泥車翻了。這些難度大的基礎工作,很多只能靠分包商去做。」張延猛說。

  分包商有的是直接分包,有的則是中興或華為從分包商處租賃國內工程師、督導,有的則是相關設備轉包。對分包商的管理是個難題。

  以埃塞俄比亞項目為例,為了按期完成任務,中興對分包商進行競標管理。每一兩年,分包商就要進行一次認證,沒有通信資格認證不能干。有通信資質也必須定期更換。光施工就有五六家分包商。最底層的分包商壓力最大。

  在埃塞俄比亞德賽地區,有一個太陽能分包企業的員工負責做基礎裝備安裝和調試。由於施工地區偏遠,他自帶乾糧,在工地上一住三個月,「彈盡糧 絕」,三個月後,德賽地區總部派施工隊過來,同時送來一批方便麵,這個員工抱著方便麵大哭起來,猶如馮小剛電影《甲方乙方》中那個在鄉下苦守的城裡人。埃 塞俄比亞的第三期工程中,幾乎全是這樣的邊遠地區。

  分包商又常因不瞭解當地情況而蒙受損失。一家深圳分包商曾因僱傭一本地代理,結果付了10萬美元後,代理拿著錢就跑了。

  分包商常依附於中興、華為這樣的大企業,沒有自主獨立性。被租用的分包商員工,雖與設備供應商的工作人員在一個團隊,卻無法享受同樣的福利。

  據張延猛透露,整個埃塞俄比亞國家電信與中興合作的三期項目期間,為完成項目,有大約20多名中方人員因公殉職,加上埃電信方,殉職人員達四五十名,其中中方殉職人員主要來自分包商。對去世的員工,中興按照公司的賠償規定進行了賠付和安撫。

  中興、華為及其分包商的員工越來越呈年輕化趨勢,平均年齡不到30歲,80%以上為80後。華為、中興的高速擴張,並不與其自身財力和人力匹配,財力靠國有銀行的出口貸款可暫時解決,人力卻非一時之功。華為、中興近年來也在國內各大高校大打人才戰 。

  財新《新世紀》記者在非洲遇到的最年輕的從業者徐優軍,出生於1991年,是一家來自陝西的分包商負責微波調試的工程師,他在實習階段就被外派。中國公司看中的正是他們的激情、衝勁和無負擔。 據財新《新世紀》記者瞭解,中興、華為的海外人才培養路徑,往往是先派往非洲鍛鍊幾年,再從非洲轉往歐美。

  「我沒有想到他們都這麼年輕,像孩子一樣,我們之前打交道的項目經理都有40歲左右了,而中國企業的項目經理才20多歲。」Cell-c開普敦項目總監說。他認為,中國企業都很年輕,而惟一不能用錢買的東西,就是從年輕變成熟的過程,買不到的是經驗 。

  CELL-c多位管理者在接受財新《新世紀》記者採訪時,都明確提到中國企業在語言溝通上的障礙,雖然中國人足夠勤奮,但其國際電信人才的成長速度,仍難以跟上中國企業在非洲的擴張速度。

風險在眼前

   「我今天早上出門踩了一坨狗屎,我實在太開心了。」小文抖著腳,得意地展示他今天的「好運」。小文是江蘇一家電信設計院的新人,他所在的公司主要面向中興和華為,在非洲承接分包工程。

  小文剛來到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不到一星期,他的主要任務就是找中興討債,順便尋找新的分包項目。連碰了幾天釘子後,他寄望於今天踩了狗屎後能交上好運。

  最近,單位領導聽說中興總部給埃塞俄比亞分公司撥來了25億元支持款,趕緊將小文派過來,但他們也只是中興諸多債主中的一家,債主們少的被欠了幾十萬,多的上千萬。他已被告知,中興可能得先償還大債主,還顧不上他們這些小債主,因為這些支持款還遠遠不夠中興支付欠款。

  由於中興在與埃電信的合作中收款進展不順,中興的分包商已經嘗盡苦頭。項目已經實施,但收款進度卻遠比合同約定的慢很多。埃塞俄比亞實在太窮了,分公司不得不向中興深圳總部求援。

  與大多數非洲國家一樣,中興利用的是中國政策性銀行和正向商業銀行轉型的國開行的「出口貸款」幫助埃電信進行融資,且在埃電信要求下,他們選擇的是風險更高的「出口賣方貸款」。

  出口貸款分賣方信貸和買方信貸,兩者都是由出口銀行提供信貸,為進口商(即中資企業的外方客戶)提供融資便利,從而支持出口商擴展國際市場。區 別在於,賣方信貸要由出口商與貸款客戶另外簽署還款合同。這樣出口商需要承擔所有貸款的中間費用及風險。而買方信貸則由出口銀行直接貸款給進口商(即設備 或服務購買方),或者進口方銀行。這樣還款主體為買方,賣方或進口方銀行一般承擔相關連帶責任及擔保。兩者風險都比較高,但賣方信貸較買方信貸更高。

  據少量參與了中興埃塞俄比亞項目的南非標準銀行一位內部人士透露,埃塞俄比亞項目的風險確實很大,他們在其中只做了兩三千萬美元的預付款貸款。賣方貸款具體怎麼風險定價,還要看貸款結構。

  據中行人士介紹,國際上95%以上都是買方信貸。由於賣方信貸要求出口商來還款,風險更高,因此先進入非洲的華為很少做賣方信貸。而後進者中興不畏風險。

  五年前,比華為晚到一步的中興,即憑藉風險更高的賣方信貸爭取到了埃塞俄比亞全網獨家承建的資格,但執行狀況遠比預期複雜和艱辛。

  由於埃塞俄比亞的外匯儲備不足,在埃塞俄比亞政府的要求下,中興與埃電信的工程實施合同按照本地貨幣簽署,可是從2007年至今,埃塞俄比亞本 地貨幣兌美元匯率從8:1降到18:1,導致中興現金流和利潤受到了很大影響。與埃電信結款不順利,進一步影響了中興與產業鏈上其他分包商的結賬。

  「我們的分包合同有的按美元簽,固定匯率、貨幣貶值原則上不會影響我們,但是中興受到了影響,所以它肯定不會按原有方案付款給我們。為了後續合作,我們也不敢強求,只能協調。」一家承接中興工程的分包商表示。

  中興埃塞俄比亞公司總經理張延猛坦承,中興現在比埃電信更關注網絡質量、用戶AUPR值和覆蓋率,因為這直接關係到埃電信的還款能力,從而影響到中興的營收及還貸能力。

  據財新《新世紀》記者瞭解,根據協議,埃電信項目由國開行提供的15億美元賣方信貸屬於中長期貸款,前三年免息。但四年過去,埃電信返還的本金 大概只有1億多美元。對此,張延猛表示,「還款信用還算不錯,比預想的要好一點,給埃塞俄比亞創造的外匯收入也有增加。但是,作為賣方信貸,所有的風險都 由中興來承擔,壓力當然是有的。」

  「現在不要看利潤,我們主要看未來的成長性,中國企業也不要想到埃塞俄比亞來賺快錢,因為我們是窮國。」通信部負責IT產業的電子政務司司長Mesfin Belachew坦言。

  現在,埃塞俄比亞已遇到市場瓶頸,中興在埃塞俄比亞的巨額出口貸款的還款風險就在眼前。

  2008年,審計署曾對國開行對華為所作的「應收賬款轉為貸款」風險做過提示。《第一財經日報》曾引述這份審計報告稱,「對於華為公司來說,採 用『應收賬款轉讓』的方式融資,雖然從銀行獲得了融資(即使其仍然承擔壞賬回購風險),但它在報表上不體現為債務,而是銷售收入。這樣做,一方面增加了現 金資產,另一方面減少了負債,實際上降低了企業的資產負債率。」

  根據華為財務報告,2006年其資產負債率為66%。如果不是採取「應收賬款轉讓」方式,華為的資產負債率必然更高。資產負債率的降低,又有利於其通過「信用貸款」方式,從其他銀行再次獲得融資。

  「但這會給銀行帶來風險,首先,對貸款企業的信用風險依賴較大,信貸合同本身的信用保證不足。其中,最直接的風險來自還款人,即還款人無還款能力或者原有的還款能力劣變,致使貸款銀行部分或全部貸款無法獲得清償。」上述審計署報告稱。

  前述南非標準銀行人士則認為,應收賬款轉讓貸款等類似業務是可以做,但風險水平要視具體的貸款結構,比如有無擔保、有沒有中信保的保險等。

  由於通信投資涉及到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和科技投入,需要大量資金,在電信產業領域的「出口貸款」,尤其是由出口賣方提供的買方貸款並不罕見,在 經濟欠發達的發展中國家就更為普遍,愛立信也曾通過瑞典出口金融企業提供過大量出口貸款。但中國企業的融資近年來之所以引發越來越多的爭議,一是因為貸款 規模急劇攀升,2009年後國開行對中興、華為的授信額度達到創紀錄的450億美元,與之伴隨的正是中國企業在海外的大規模擴張;二是相對於華為、中興在 非洲的高風險低價擴張,這些貸款資金並沒有足夠的風險補償,企業是否拿得過於便宜?

  當然,國開行與中國進出口銀行並非上市公司,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商業銀行,對於這些貸款項目的考量自有其準則。而對華為和中興而言,與當前收益 相比,他們更看重的或許是非洲市場的未來。但這個未來面臨著諸多挑戰。首先是盈利。AdaptiveMobile首席運營官Gareth Maclachla認為,非洲市場還在走向成熟,對移動運營商來說,最大的問題是如何繼續在遊戲中保持領頭羊的位置。非洲運營商語音通信的ARPU值不斷 下降,運營商不得不降價,這更擠壓了運營商的利潤空間。

  非洲大多數國家電信實行開放政策,南非有五家運營商,尼日利亞有十幾家。坦桑尼亞只有4000萬人口,卻有八家運營商,有的投資者拿到牌照想賣卻賣不掉,很多運營商已經暴露出了支付風險,嚴重威脅著供應商的營收。

  蔣云潔分析認為,目前非洲大部分地區2G市場已經飽和,3G還不成熟,現在正處於通信市場的調整期。具備價格優勢的中國電信設備商因此成了受益者,但長遠來看,必然會受到市場增長的制約。

  最近幾年非洲市場的爆發性增長,主要來源於新建網絡工程的市場機會,下一階段,隨著新技術的發展,以及運營商的成本考慮,將會更多採用共建共享和遠程基站等模式,這意味著整體施工工程的需求會急劇下降。

  「在非洲近幾年的發展中,供應商的純設備利潤估計只佔30%左右,70%是整體工程實施帶來的利潤,但這種需求在下一階段將明顯萎縮。」蔣云潔坦言。

電信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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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如何保障在非洲的利益

http://www.eeo.com.cn/2012/0202/220112.shtml

經濟觀察網 陶短房/文 1月28日和1月31日,短短4天裡,非洲大地上接連傳出兩起中國員工被劫持事件,引起全球性關注,更讓還沉浸在新年氛圍中的中國人心情不快。

1月28日劫持事件的發生地是蘇丹南科爾多凡州,位於蘇丹首都喀土穆以南620多公里的阿巴西亞鎮附近,被劫持的是中水電七局蘇丹南科爾多瓦州公路項目中國員工,事發時工地上共47名中國員工,其中29名被武裝分子劫持,17名避開劫持後獲救,1人頭部中彈。

1月31日的劫持事件,發生在埃及西奈半島上、西奈省省會艾爾阿里什以南萊赫豐區(Lehfen)通往水泥廠的路上,被劫持的25名中國員工系萊赫豐水泥廠工作人員,劫持者為當地貝都因人,屬於斯瓦爾克部落。經埃及行政當局調解,目前全部25名中國員工已平安獲釋。

這兩次綁架中國員工事件共同的特點,是劫持者並非刻意針對中國目標。

蘇丹南科爾多凡綁架事件的實施者係蘇丹人民解放運動(北方局)(SPLM-N),該組織原為南蘇丹現執政黨蘇丹人民解放運動內的分支,主要由 SPLM內原籍蘇丹北方的人士組成,南蘇丹獨立後,他們因宗教、地域等關係無法成為南蘇丹國民,被迫改組為「北方局」,又因拒絕放下武器而成為活躍於青尼 羅河州和南科爾多瓦州等地的反政府武裝。他們綁架中國人質的目的,按其發言人公開的表態,系政府軍不斷圍剿而「臨時起意」,利用中國人質作自保的擋箭牌, 潛在目的則可能包括通過此事擴大政治影響,引起國際關注,使自己的處境和政治訴求得到外界瞭解、承認,甚至引發有利於己的國際干預,也不排除另有「換取經 費」等經濟目的。為避免惹禍上身,該組織秘書長亞西爾-阿爾曼和發言人羅迪先後對中外媒體表示「無意反華」、「人質安全」,並稱「安全形勢允許時」將釋放 中國人質。

西奈半島綁架事件的原因更為複雜:斯瓦爾克部落中有部分成員因2004年10月7日塔巴希爾頓酒店連環爆炸案(34死105傷)被警方以「涉嫌恐怖 襲擊同謀」為由拘捕,其中5人被拘押至今,據稱穆巴拉克下台後,新當局曾許諾早日釋放這些被拘押者,但遲遲不見下文,甚至無人關注,據當地媒體報導,這些 綁架者散發傳單,提出「釋放族人」和「停止向以色列輸送天然氣」兩項要求。當地調解人稱,綁架中國人質的目的,是試圖用以和警方討價還價,交換被拘捕的族 人,並向國際社會發出「不平之鳴」。

中國商務部的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在海外有81.2萬員工工作,2012年可能翻番,此外,非金融領域對外投資2011年高達600億美元,同 比上升1.8%,這些當然會帶來更多的海外經營風險。對非洲而言,中國是最大的貿易夥伴和最重要的投資者,2000多家中國企業在非洲從事經營活動,中非 貿易總額已高達1500-1600億美元,頻繁而豐富的經貿交往,和大量人員、項目的存在,令中國人出現在「危機鏡頭」前的概率大增,而非洲恰是個機遇 多、風險也大的地方,部族、宗教、政治、經濟、城鄉、貧富,各種矛盾錯綜複雜,交織纏繞,即便在此長期經營的法、英、土耳其、黎巴嫩等國企業、工作人員和 遊客,也常被捲入無妄之災,原本是「後來者」,來勢卻又如此兇猛,分佈如此之廣、密度如此之大、頻率如此之高的中國人,自然也很容易「不小心踏入他人是非 中」。

在非洲和其它海外地區經營的中國企業、個人有許多特殊習慣,如現金積累多、習慣大量僱用本國職員、喜歡封閉式管理、遇到不測慣於用錢解決、喜歡走上 層路線,等等,這些都讓中國企業、員工容易成為各種針對性襲擊的目標,並陷入矛盾核心,且一旦發生意外,往往就是人數多、影響大的惡性事件。近年來,中國 企業、個人對有針對性的襲擊、綁架等危險警惕性提高,防範意識增強,去年的幾次大規模撤僑行動更有聲有色,但4天內接連發生的兩次「殃及池魚」卻提了另外 一個醒:當你不可避免地頻繁出現在一些高位場合時,即使你不去自找麻煩,麻煩有時也會自動找上你。

一旦碰上這種情況該怎麼辦?

一、知彼知己,百戰不殆

瞭解事件背景、綁匪動機、具體要求是十分重要的,否則便無法判明人質的危險程度,並據此作出最適合、最有利於保障人質安全的選項。

二、多方依靠,主動介入

非洲是個部族的社會,也是個「關係」的社會,在很多時候通過諸如部族、宗教、地方上的關係斡旋、搭橋或試探,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此次埃及人質事 件迅速和平解決,和當地部落上層人士從中周旋有關。必須特別指出的是,這種「走關係」應通過多渠道,且儘可能減少「中間人」,否則很容易出現「兩頭吃」或 「拷貝走樣」的後果,不僅會白花冤枉錢(在尼日利亞等地曾有綁匪明明未提贖金,中間人卻獅子大開口,結果綁匪「免費」放人苦主卻以為花錢贖回,被中間人平 白「咬了一口」的事例),有時還會耽誤營救,危及人質安全(有些「中間人」根本沒有「關係」,只為訛一筆錢跑路)。鑑於此,使領館和企業等有關方面積極、 主動、全面的介入是必要的,且越早越好,越全面、直接越好。

三、謹慎依靠當地政府、官員和軍警

中國在非洲大多數國家並無武裝力量存在,個別駐有中國維和部隊或警察的國家,也只能在聯合國框架內採取行動,在很多時候,必須依靠當地政府、官員和 軍警的力量,進行和平或武裝營救。此次埃及人質解救過程中,當局就發揮了應有的作用。但這種依靠必須「多長個心眼」,有時中國人的遇難實際上是地方和當局 間矛盾所拖累,求助當局介入反倒令問題更難處理;也有時當局出於這樣或那樣的目的,刻意曲解問題成因,或採用有利於自己、卻不利於人質安全的方法解決問 題,如為避免矛盾公開化、國際化,或避免國際干預而草率行動,最終導致綁匪和人質玉石俱焚等,中方有關部門應明確「人質安全第一」的立場,充分發揮中國在 非洲的影響力,敦促有關當局避免採取可能激化矛盾的單方面行動。

華人 如何 保障 非洲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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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小油廠 一粒芝麻非洲鍍金記

2012-12-31  TCW
 
 

 

在彰化濱海、盛產蚵仔的芳苑鄉,隱身一個世界亞軍。

冷清的斗苑路上,一輛輛從製油廠中開出的四十呎、三十五噸卡車,稍顯熱鬧。每天從這裡生產出的芝麻油,超過百萬噸,被送到美國頂級食品公司Roland、日本知名超市大黑天的架上,以及中國頂級火鍋連鎖商家海底撈的廚房。

這是富味鄉的生產基地,其芝麻油全球銷量第二大(僅次於馬來西亞商嘉里公司)、台灣產量第一大、台灣外銷產量第一大。十一月二十六日,它以三十六元登上興櫃,截稿前(十二月二十五日)收盤價四十一元,與上市櫃共二十五檔食品股股價比較,比它高的只有五家。

就在它登上興櫃時,董事長陳文南人正在非洲衣索比亞首都阿的斯阿貝巴市(Addis Ababa)鄰近鄉下,找尋芝麻。

為了直徑不到○.一公分的芝麻,他飛行十六小時,甚至今年七月在布吉納法索申請成立分公司,帶給該國超過兩百萬歐元(約合新台幣七千六百六十萬元)契作訂單。這動作宣示著,這家成立二十九年的小公司,切入上游原料端,進而築起垂直整合生產、製造的競爭門檻。

「整合一粒芝麻的全球資源,讓芝麻價值發揮到最大,是賺錢的秘訣,」創造台灣第一個土豆(花生)油品牌的主惠實業公司董事長吳武雄觀察。

克服生存危機花生油小廠被迫轉做麻油

二十九年前,陳文南從父親陳百川手中接下家族小油廠,如今它的內銷營收約十一億二千萬元,直逼大廠金蘭醬油。法人預估,富味鄉今年兩岸合併營收可望達新台幣二十四億元;每股盈餘(EPS)近四元,比福壽實業高一倍。

芝麻加工,是個「小池塘」,產量是花生的十分之一、黃豆的百分之一,但富味鄉卻靠著它拿下世界亞軍,關鍵在於:從危機中看見機會。

公司生存是第一個危機。彰化北港、芳苑,是昔日花生油聚落,最盛時地方油廠多達兩百餘家,包括前身是建發製油廠的富味鄉。當時,花生才是主角,芝麻製油的可能性跟它的身影一樣小。

但一九八○年代起了變化。黃豆成本較花生低,能取得黃豆配額的製油廠橫掃市場定價權,再加上工資提升與年輕一代不喜歡吃等因素,花生油銷量逐年遞減,衝擊著小油廠的生存。「要不等著式微、要不轉型活命,」陳文南說。

不甘心父親辛勤一生的油廠遭淘汰,讀書期間就在家族企業幫忙的他發現,有些進口商經常兜售進口芝麻,只要殺價,進口商都願意出售。這讓他意識到,當時還沒人留意的進口芝麻,利潤比花生油好。

而且在當時,政府管制花生進口,但對芝麻進口則無限制,特別針對外銷還有全額退稅優惠。「進口成本壓低,而出口成本也低,兩邊相乘下產生利潤,」看見機會的陳文南決定,切入別人不願意或沒看到的芝麻油領域,同時要轉型外銷。

克服品質危機赴衣索比亞契作穩定香味

只是,要跨進別人不願走的路,無法掌握的產量與品質就是風險。在台灣,芝麻種植不到全部豆類的一%;進口芝麻,雖能透過盤商取得低價優勢,品質卻不能控制在自己手上。

富味鄉副總經理林秀蓉分析,儘管能夠用數據控制芝麻的酸價(AV,游離脂肪酸占油脂脂肪酸比率的對應值,是油品劣變、酸敗的間接指標)、水分比例,「但香味、口感和氣味無法數據化,因為土地水分和酸鹼度對芝麻品質影響很大。」

好幾次,老客戶就抱怨:「麻油都不香!」深諳品質是經營根本,讓他決定親自飛到芝麻最大生產區的非洲,與產地打交道,第一手調度全球約三百二十萬噸貨源,且拿到具有競爭優勢的價格。

這一戰,花了二十九年才攻下。「治安是問題,法語隔閡也是問題,找到願意契作且穩定的小農又是另一個挑戰。?種植地在鄉下中的鄉下,這一趟去先是曼谷轉機、搭乘小飛機到地方城鎮,接著坐卡車才到產地Humera(衣索比亞小鎮)。路,是車子走過才壓出來的,原先並不存在。」他形容。

透過貿易商就好了,何必大費周章?今年二月之前,富味鄉都是透過貿易商採購芝麻,但為縮小貨源供給不定的因素,陳文南寧願先砸資本和人力,換取在兩岸擴大產能的籌碼。

從父親手中接下油廠二十九年,除了二○○六年上海擴廠、購併,當年虧損人民幣一百萬元,其餘年度都有賺錢。二○○二年起導入ERP、KPI管理,七年後發生綜效,也讓富味鄉從過去EPS約在○.四四元低谷徘徊,躍升到兩元多。

挑戰未來成長籌資跨足生技、力拚中國

緊接著,陳文南開始築起第二道成長引擎,拉大競爭距離。為了「玩」透一粒芝麻,四年前,他聘請前台大教授李敏雄擔任新創立生技公司研發總監,至今已開發出芝麻素和芝麻胜肽等生技用品;從榨油到最後的麻粕,都變成商機。

「接軌資本市場,是完成父親臨終前的遺願,」赴非洲二十四天後回國接受本刊專訪的陳文南說。上市籌資是為了培植生技公司,擴大產品線,並擴張中國市場;是否能將「最小玩到極致」的本領複製,正挑戰這家公司的轉型能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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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黃金收購非洲巴裡克黃金股權失敗 巴裡克大跌20%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262

全球最大黃金生產商加拿大巴裡克黃金公司(巴裡克)8日稱,已終止與中國黃金集團(中國黃金)商談旗下非洲巴裡克黃金公司(非洲巴裡克)股權收購交易。這起長達四個多月的談判無果而終,消息傳出後非洲巴裡克股價大跌近20%。

去年8月,巴裡克透露與中國黃金開始初步協商,欲將其所持73.9%的非洲巴裡克股份部分出售。
 
同年10月,金融時報報導知情人士稱,中國黃金興趣濃厚,可能全面收購巴裡克所持的非洲巴裡克股份,已經耗時幾週對此項收購進行了盡職調查,接近發出正式收購要約。
 
如達成交易,它將成為中國在非洲最大的礦業交易之一。
 
路透報導認為,此次收購股權失敗意味著中國成為越來越難協調的談判對手。
 
報導指出,2012年中國企業掀起一輪黃金礦業投資高潮。過去六個月裡,除中國黃金有意收購非洲巴裡克外,其他的中國投資集中於澳大利亞。
 
去年9月,中潤資源投資股份有限公司達成協議,以8500萬澳元收購澳大利亞金礦商Noble Mineral Resources42%的股權.
 
同年,山東黃金集團收購了澳大利亞Focus Minerals 51%的股權,另一家澳大利亞金礦公司Norton Gold Fields成為了紫金礦業集團的控股公司。
 
對於此次中國黃金為何收購失敗,《衛報》報導認為,巴裡克的聲明暗示,價格可能是一個原因。
 
巴裡克首席執行官Jamie Sokalsky在8日的聲明中稱:
 
我們以謹慎又自律的方式接近這個機會。我們只選擇給巴裡克創造價值、且價值令巴裡克滿意的機會。
 
巴裡克還表示,為瞭解決盈利下降、成本上升問題,將評估旗下投資價值。
 
非洲巴裡克當日另行聲明稱,與中國黃金進行的談判導致公司前景遲遲不明,同時明顯增加了額外的工作。
 
該公司董事會已經要求管理層進行業務評估,以此幫助主要位於坦桑尼亞的項目增加回報。雖然放棄談判,但母公司巴裡克將給予支持。
 
非洲巴裡克2010年在倫敦獨立上市以來業績表現不及預期,計劃將2012年全年股息維持在2011年的水平,仍為6700萬美元。
 
公司首席執行官Greg Hawkins稱
 
中國黃金與巴裡克的商談沒有達成交易,但談判過程已經再次凸顯了非洲巴裡克投資組合根本的長期價值,以及進入非洲黃金市場大規模生產的機會有多麼稀少。
 
雖然Hawkins沒有顯得失望,但股東並不開心。談判失敗消息公佈當日,北京時間8日22:46分,非洲巴裡克股價下跌19.35%至每股358.1便士。
 
中國 黃金 收購 非洲 巴裡克 巴裡 股權 失敗 大跌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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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劍經商」在非洲 ——中國人在非洲安全攻略

http://www.infzm.com/content/85257

對任何國家而言,保護海外公民都是個難題,對於不願當超級大國、希望在國際上保持低調形象的中國來說,這或許更難。

2013年1月,有兩則消息在不到一週之內傳入國人耳中。

1月12日,中鐵十八局4名中方員工在蘇丹北達爾富爾州首府法希爾附近遭綁架。目前,搜救工作正在進行中,其他中方人員已撤至安全營地。

馬里反政府武裝近日發動新的軍事攻勢,致使馬里局勢動盪,中國駐馬里使館開始盡全力為中國公民提供相關保護。

中國人在非洲怎麼了?

非洲痛與傷

2012年6月的一天,埃塞俄比亞一處中國工地,十幾名壯實的黑人青年手持步槍,整齊列隊射擊,槍聲響處,遠方目標應聲而倒。中方經理從身後走來,與帶隊的黑人青年親切握手,然後簽約。

這是一場中國公司聘請當地保安力量的儀式,當地保安公司要拉出隊伍來給中國朋友看看實力。第二天,保安隊正式上班執勤。來的五六個保安身材不一,年齡各異,遠非昨天那些壯實的漢子,而手拿的槍支也只是破舊的樣子貨——廣告過後,真實的情景原來如此。

中方經理苦笑——至少,他們與當地可能圖謀不軌的人語言相通,甚至有可能間接相識,有事時可以發揮點作用。

據不完全統計,2007年以來,類似蘇丹綁架這樣的事件有13起,其中7起發生在非洲,遇襲的多是石油、工程建設、礦業公司的外派人員。

前駐盧旺達經濟商務參贊王勤曾在非洲幾個國家工作多年。他說:「一般在非洲的中國公司都僱用當地持槍保安,尤其在安全程度相對差一些的國家,比如尼日利亞、盧旺達、剛果(金)、剛果(布)等,都有當地人開辦的保安公司。」

非洲,已經是中國第二大工程、勞務承包市場和第四大海外投資目的地。數萬中國工人在非洲四處紮根,參與建設和生活,領域涉及電力、通信、交通、港口等。

在非洲,有中國商人可以從南到北認識這國司令那國情報局長,可以乘坐軍用飛機跑生意,也有中國商人被普通劫匪拿槍逼著交出多年辛苦所得,還有中國人被自己同胞開設的娛樂場所敲詐勒索甚至綁票撕票。

外交部領事保護工作視野中,最常見的6類需要提供保護情況是:出入過境受阻、被扣押、發生意外事故、家人在外失蹤、家屬國外亡故、犯罪分子侵害。

在非洲這片神奇的大陸上,無徵兆陣發的群體性華人受侵害現象讓人揪心,摻雜著中非雙方都存在的法律和管理不完備、致富渴望、文化衝突和利益糾葛。

2012年10月11日,在加納淘金者中,16歲的中國陳姓少年在加納軍警的槍下斃命。兩天的執法行動中,加納警方一共逮捕了一百多名涉嫌非法淘金的中國公民。這些人絕大多數沒有在加納的合法居留許可和工作簽證。

2012年8月25日在安哥拉,37名中國籍犯罪嫌疑人被公安部通過包機押解回國。他們涉嫌對中國公民進行綁架、搶劫、敲詐勒索、拐騙婦女強迫賣淫等違法犯罪活動。

內戰後開始十年重建的安哥拉,有近30萬中國公民隨著各種機會而來,懷揣夢想的淘金者、冒險家、大小國企,以及規避本土和歐美激烈競爭的「蟄伏者」向非洲集中。其中魚龍混雜,家族勢力、同鄉會等發展如當年上海灘的青紅幫。

橫行一時的「福清幫」囂張之時,安哥拉首都的華人商店每天在警察吃午飯的時間都不敢開門。一年中,幫派針對中國人下手的綁架案竟達20起,綁架成功率高達百分之百,被綁人質被百般折磨,身澆汽油、毆打、挖坑活埋、在野外被蚊蟲叮咬等,重傷死亡事件不斷出現,單人贖金最高達到50萬美元。

「摸著石頭過河」

如同在國內跨省打工一樣,一些中國人來非洲淘金,並未考慮太多跨國法律因素,甚至根本無此概念。

不同的安全環境、不同的法律制度、不同的華人群體、不同的利益訴求,使得中國人在非洲的安全狀況變得十分複雜。

顯然,看上去簡單的違法開採、非洲居留工作事件,牽扯著太多複雜因素。問題並不能靠任何一方堅守死板的法律條文解決。

目前,公安部已向我在美國、泰國、土耳其、吉爾吉斯斯坦等19個國家的駐外使領館派駐了30名警務聯絡官。但在非洲,只有南非有警務聯絡官。

保護海外公民安全,中國還是個新手,中國應對利比亞危機的一「撤」了之模式,不是長久之計。解決之道,在於切實深入非洲社會,增強與當地各派、各人群的認同與信任。

中國應對此類挑戰的方針,遵循了那句歷久彌新的實用主義格言——「摸著石頭過河」。

對於正在經歷全球化的中國,保護海外公民的問題將變得更加緊迫和複雜。

2012年11月6日,前一年在湄公河上殺害13名中國船員的糯康一夥在昆明被判死刑。與在安哥拉的黑幫被抓捕回國一樣,中國通過國際合作懲治了真兇。

但實際上,糯康與安哥拉「福清幫」伏法都只是個案。

對任何國家而言,保護海外公民都是個難題,但對於不情願當超級大國、希望在國際上保持低調形象的中國來說,這或許更難。

以民族心態看待,「中國人都是好人,外國人都是壞人」的思路不可取;以受害者心態看待,「中國人走到哪裡都受欺侮,怎麼也沒人出面管」的思路不可取;以暴發者心態看待,「現在中國有實力了,不管是什麼原因,只要中國人受欺侮就得狠狠打」的思路也不可取。

「持劍經商」?

「像是工人被劫持事件的營救行為,根本不涉及干預主義,中國走到海外國家,對方國就有責任進行保護。」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說。

全球不同的安全環境,給中國人的海外生存帶來不同境遇。各國不同的體制、與中國地理位置的遠近、中國人在不同國度的聚集程度以及各國對中國的認同程度等等,決定了中國應採取不同的對策。

中國與周邊新興力量距離近,可以施加有效的地緣影響,在中國現實的軍力威懾與應急反應機制下,綜合運用政府交往、法律溝通、民間交流、媒體造勢,可以明顯改善中國人在這些國家的安全處境。

然而遙遠的非洲又該如何給予當地中國人持久、全面的保護?這需要更加長遠、全面的戰略籌劃。

中國人在非洲要爭氣、自強,同時加強夠得著、用得上的安全保障力量。一位不願具名的專家指出,僱用當地保安公司、尋找中資海外安保新機制等辦法都亟待探索實行。

利用民間保安機構來保衛本國僑民和駐外企業機構的安全,已是國際通行的做法,但中國在這方面還處於初級階段。目前,中國國內的保安公司仍不健全,規模不大,服務仍以國內為主。

中國在海外沒有成熟的私人安保隊伍,譬如美國黑水保安公司那樣由退伍軍人組成的隊伍。

「安全方面的投入絕不是浪費,因為從以往案例來看,一旦發生安全事件,後期處理事件的花費往往高於預先採取防備措施的成本。」中國駐蘇丹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郝宏社說。

更加長遠和可靠的做法,是通過軟實力建設不斷贏得海外認同,同時儘量做實國際安全合作機制,使儘可能多的國家承擔起保護中國公民的義務,使其認識到中國公民的合法權益必須保護。

中國不想侵犯別國主權,不想替急功近利、以身犯險甚至以身試法者保駕,軍事力量在維護海外中國人安全時,只能非常有節制地使用。

中國人已經走出去,不可能再退回來。中國人走出海外是為了發展,而不像五百年前西方殖民者那樣是為了征服和掠奪。這要求中國人在當地生根發芽,實現從實利到文化的兼容包容,與當地人共生共富共樂。

什麼是最終能維護中國人海外安全的根本對策?對個人來說是需要自尊自重,對國家和機構來說是需要協作統籌,以「巧實力」取勝。

持劍 經商 非洲 中國人 中國 安全 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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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戟贊比亞:中企的非洲淘金夢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2318

路透社今天報導,因安全問題沒有達標,贊比亞政府已收回中國商人徐建學兄弟所擁有的科藍礦業有限公司(Collum Coal Mining Industries ltd,簡稱科藍煤礦)持有的三張牌照,被沒收的煤礦將由政府管理,直到找到合適的投資者。科藍煤礦在贊比亞的糾紛,已經不是頭一次了。

科藍煤礦的70多名中國人都從事管理職位,600多名礦工幾乎全部是贊比亞人。兩者界限分明。煤礦自2003年開工後勞資糾紛不斷,曾多次發生罷工和肢體衝撞。2010年10月15日,因勞資糾紛引發騷亂,兩名監工吳玖華和肖利山端起獵槍,向礦工平射,打傷了11名當地礦工和一名群眾。事發後,吳玖華和肖利山被贊比亞警方拘禁。外交部和中國駐贊比亞使館也被迫介入。2012年08月07日科藍煤礦再次出現勞資糾紛升級事件。數百名當地工人對礦區發起衝擊,造成中國員工一死四傷,其中一人傷勢嚴重,另有兩名當地員工受傷。

科藍煤礦此次遭遇,追溯起來,早有預警。2006年6月,贊比亞當局一度關閉科藍煤炭,稱該公司的工人在沒有防護服或防護靴的情況下,就被送到井下作業。據來自科藍煤礦在贊比亞另一個工程項目的經理介紹,儘管「煤礦的糾紛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員工勞動保護和福利的不足,但主要原因則是與當地利益集團產生的衝突」。贊比亞當地人為了抵抗中國人對贊比亞煤炭資源的控制,採取了激進的做法,就是在科藍煤礦承包的區域內公然進行非法開採。當地的最高行政長官一味縱容當地人的非法行為,結果導致了中方與當地民眾的衝突。(編者按非洲的資源民族主義復興蔓延速度之快之廣,使得在非洲的大部分海外投資者面臨著極高的風險)

嚴格來說,科藍礦業應該不算純粹的中國民企。2003年贊比亞開放礦權,其創始人徐建學在贊比亞當地註冊的公司。其註冊資金也不是來自中國本土。因此中國使館也只能約束「中國公民徐建學」,無法對「贊比亞法人科藍煤礦」加以制約。

固然科藍煤礦在贊比亞的生產管理上有自身的問題。但是,贊比亞的投資環境對中國企業,尤其是私人企業來說困擾不小。

自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對贊比亞的投資由之前的國際援助轉為企業行為。據中國駐贊比亞大使館2009年公佈的清單顯示,中國2009年在贊比亞的投資金額已達880億美元。其中,780億美元來自國企,餘下的100億美元都為私人投資。這些私人投資大多數為國內的私人企業。對於贊比亞這類本身極度缺乏成熟管理制度和約束機制的國家,私人公司所面對的投資風險是極其高的。2011年贊比亞總統大選中,現任總統Michael Sata就是運用「驅逐中國投資者,斷絕與中國關係」等言論吸引了大批贊比亞藍領支持者,從而擊敗前總統Rupiah Banda。2012年7月,贊比亞提高了不同工種的最低工資水平,平均增幅達67%。當地報紙報導,中國駐贊比亞大使警告說,上調最低工資水平威脅到了中國的企業。

與國企相比,中國私企往往只能在收益和附加值低的領域經營,這也造成這些企業無法規避生產風險。為了節省開支,增加收益,私企往往採取低工資,低福利以及提供相對差的工作環境。同時,大部分中國公司對贊比亞法律瞭解不夠,管理方式水土不服也是造成摩擦不斷出現的原因。據贊比亞礦業部下屬礦山安全處首席機械監察員Brighton Kateka說:

「中國人的工作方式在我們看來有點不習慣」,「中方管理人員會因為工人浪費時間而對其進行訓斥,但是我們認為讓工人超負荷工作帶來安全問題。」

折戟 贊比亞 中企 非洲 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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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夢” 的非洲機會

2013-04-01  NCW
 
 

 

中非合作給了中國一個特殊機會,通過中非合作實踐平台來實現塑造新型全

球國際關係的夢想

“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 ,

“任何國家發展同非洲

關係,都應該尊重非洲的尊嚴和自主性” ,這是習近平在坦桑尼亞首都達累斯薩拉姆尼雷爾國際會議中心發表演講時的表態。

習近平向坦桑尼亞總統基奎特轉交了一個閃亮的鑰匙模型,象徵著這座由中國援建的會議中心交付使用。

除了南非,習近平此次非洲之行還包括與中國有傳統友誼的東非國家坦桑尼亞和中部非洲大國剛果。習近平宣佈,將向非洲各國提供200億美元的貸款額度。 “我們都把對方的發展視為自己的機遇。 ”世界銀行報告 《非洲脈搏》預計,撒哈拉以南非洲2012年的 GDP 將增長5.3%,2013年為5.6%。麥肯錫公司的一份報告稱,在過去的十年中,有八個年頭非洲的經濟增長超過了亞洲。在本世紀前十年,全球經濟增速最快的十個經濟體中,有六個來自非洲。擁有10億人口的非洲大陸,已經不是單純的原材料和能源的來源地,逐漸壯大的中產階 級正在創造潛力巨大的產品消費市場。

中國商務部數據顯示,2011年中非雙邊貿易額達1663億美元,創歷史新高。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從2003年的不到1億美元,猛增至2011年的147億美元。自2009年起,中國穩居非洲第一大貿易伙伴和第一大投資來源國地位。

IMF 的諾德告訴財新記者,中國在非洲投資的熱點國家包括安哥拉、加納、剛果等國,熱門領域包括資源、建築、電信等。

非洲各國政府已經看到,與中國交好能夠帶來豐厚的經濟利益,特別是在原來的西方資助者面臨國內經濟問題 之際。用萊索托首相塔巴內(Thomas Thabane)的話來講,歐洲國家似乎正專心處理自己的危機,對非洲的關注有所減少, “歐洲正在給中國讓地方” 。

非洲這塊不斷做大的經濟蛋糕,也恰恰對了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產業升級和轉移的胃口。

林毅夫在2008年初任世行首席經濟學家時建言,面對國內能源、資源(包括環境) 、勞動力等要素成本上漲的不可逆轉趨勢,中國外貿企業向中國西部和非洲轉移,是緩解中國產能過剩、產業升級、發揮比較優勢的有效途徑。這將使中國外向型企業獲得必要的生產要素與產品市場,也能促進和豐富目的國市場競爭和產品選擇,帶動當地經濟增長,創造稅收收入和就業機會。

“新殖民主義” 討論

中非貿易從2000年約110億美元快速增長至2012年的2000億美元,但是雙邊貿易關係中差異性很大。非洲對華出口以石油等資源為主,中國出口非洲的主要是機電、紡織品等製成品。大約有15個出口能源和礦產的非洲國家對華貿易有較大順差,資源不豐富的30多個非洲國家對華貿易則有很大逆差。

中國進口非洲資源的主要模式之一是以資源換貸款。以安哥拉為例,中國向安哥拉提供貸款,幫助其在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開發。安哥拉以資源做擔保,償還貸款。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員蔣姮對財新記者分析, “全世界都不給它錢的時候我們給 安哥拉貸款。 ”中國進口非洲資源都是以市場價甚至是高于市場價購買, “怎麼

能說是掠奪?”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西亞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張春分析,以前西方人對非洲資源開采是resource for nothing(掠奪資源) ,現在中國在非洲是 resource for cash(現金換資源) , “平等的交易。 ”不過,對與中國合作的這種模式,不少非洲人還是有很大擔憂。尼日利亞央行行長薩努西(Lamido Sanusi)近日在《金融時報》撰文,稱“中國從我們這裡拿走初級商品,然後把製成品賣給 我們。這正是當年殖民主義的實質” 。

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發展項目總監、 《龍的禮物》一書作者布羅蒂格姆(Deborah Brautigam)對財新記者表示,薩努西的這篇文章在談到 “新殖民主義”的時候,犯了和許多人一樣的錯誤,即將中國與非洲基於原料出口和成品進口的經濟結構與殖民聯繫起來。

“殖民時期這種模式是強制性的,在後殖民時期這是非洲經濟的一種結構。 ”他表示,說中國在非洲殖民是曲解歷史,但這也是非洲政府的困境。 “它們沒有推動自身經濟結構的轉型,因此它們的經濟仍然是殖民時期的結構,但這不是中國的錯。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亞非所副主任武芳也認為,非洲本身存在經濟發展程度比較低、產業同質化現象嚴重、後加工和中間的產業鏈在短期內無法配套完整等問題。 “它只能受制于目前發展的現狀,對外貿易整體出口的還是初級產品。 ”她建議,要增加對非能源資源類產品的進口,鼓勵中國企業和金融機構多去投資,幫助非洲延長產業鏈,提升產品附加值,增加對非農業和製造業的技術支持,對能力建設或人員培訓予以援助。 “通過這些合作,提升從非洲進口產品的附加值。 ”蔣姮告訴財新記者,在中國對非投資中占較大比重的資源領域,對環境、社會的影響也相對大一些。 “資源開采,除了要獲得法律許可,還有社會許可social license) 。中國企業對此不適應,進去以後才發現還需要另外一個許可在那裡,出現一些問題。 ”

走出去”的中國企業

截至2011年,中國在非洲的企業包括中央國有企業、省屬國有企業、私營企業和合資企業約2000多家。從投資規模上看,80% 來自國有企業,行業集中在能源、礦產、原材料、基礎設施建設和製造業等行業;以數量計算,中小型民營企業占70% 以上,主要分佈于紡織、農業、食品加工、批發零售、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等行業。

整體而言,這些企業有較強的執行能力、工程施工能力、技術能力,為彌補非洲基礎設施投資缺口提供了急需的資金,為當地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做出了貢獻。但在同時,也有企業為取得工程項目賄賂當地政府官員,層層轉包後交付“豆腐渣”工程等現象,以及欠薪和環境破壞引發的勞資和社會矛盾。

還有一些投資者抱著淘金心態,制假販假、游擊作業、違法經營,招致當地居民強烈反彈。

張春認為,在非洲的中國國企有時可能存在 “大而難管”的情況,盡管這些企業會考慮國家的總體外交,但是有時因為規模太大,國家也管不了它;而中小企業純粹是逐利行為,也基本管不了。 “所以說,這兩點導致的就是,雖然我們有官方的政策,有官方的戰略,但在事實上的落實有可能會打折扣。 ”引起非洲人反彈較大的問題之一,是中國人和當地人搶飯碗。這種情況主要出現于民企投資領域,比如做貿易、投資小飯館、開旅行社等。IMF 非洲部副主任諾德則認為,現在許多中國項目已經招募了大量本地人,這是一個受到非洲歡迎的大趨勢。

對於中國企業能否融入非洲,張春分析,這取決于三點。一是所在國發展程度如何,如南非和索馬里就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情況;二是取決于這家公司在這個國家投資的項目是長期的還是短期的,長期項目的話可能會表現很好;三是這家公司是否具有長期的國際經驗。

過去非洲對於中國產品質量有較大質疑,這種情況正在逐漸好轉,但問題依然存在。武芳認為,應引導中國企業多生產高附加值或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建設自己的營銷渠道。 “現在中國在一些國家是以小商品城這種商貿形式出現,應考慮向更高級的業態發展;還應參與跨國、跨區域的基礎設施建設,幫助當地整合市場,提升貿易便利化水平,挖掘更大的市場潛力。 ”

風險評估

2011年,在利比亞爆發推翻卡扎菲政權的戰爭期間,中國被迫撤出3.6萬名人員;在贊比亞和津巴布韋投資的中國礦業公司,發生多起因薪資糾紛而起的罷工事件。2012年1月,25名中國工人在埃及遭貝因都人綁架,29名中國工人在蘇丹遭反政府武裝綁架;2月,中國馬來西亞合資公司高管被南蘇丹驅逐。

政局不穩、投資者的國有企業性質、對非洲資源的獲取、勞資矛盾等問題,使中國企業在非洲運營不得不更加謹慎。但是問題在於,不少中國企業和人員缺乏預警意識,在出事後才尋求保護,出事前很少主動聯繫政府和使館尋 求相關信息。

張春舉例說,2011年中國從利比亞撤僑時,一開始只準備了幾架飛機和專機,以為就可以了,但是突然冒出3.5萬人來, “幾十架飛機可能都裝不完” 。

在非洲的中國企業還缺乏衝突管理工具。世界500強跨國公司在進入高衝突國家時,往往先花一年時間做衝突評估,將衝突歷史、社區關係、利害糾葛理清楚,可以細化到道路曾被堵幾次,張貼的公司廣告有多少次被撕掉,有多少村民會對外來者微笑。中國企業普遍缺乏這一點,可能只有非常零散的幾條經驗。

布羅蒂格姆建言,某種程度上,中國需要改進當地使館的工作能力,從而能夠分析當地局勢。 “中國在當地的外交服務非常有局限,他們沒有足夠的外交官,現有的外交官又沒有太多經驗。

要想更好地幫助本國在非洲的公司,首先就要從中國在當地的使館開始做起。 ”中方對發展中國家的信息亦掌握不足。 “我們長期是大國外交,關注點落到發達國家,但實際上我們有80% 的投資都在發展中國家,研究的力量80% 都在發達國家,非常不匹配。應該大力加強對發展中國家的研究。 ” 蔣姮稱。

非洲機會

在現階段的中非關係中,基建發揮著重要角色。這一點,在金磚峰會上也得到了許多討論。張春認為,未來雙方基建合作還有長期發展的可能,特別是考慮到西方國家已經不開展此類項目。

“中國經驗豐富、具有實力優勢,非洲也有這方面的迫切需要。 ”布魯金斯學會非洲研究學者艾格博(Julius Agbor)認為,非洲現在最需要的是基礎建設,中國大量的投資仍將為非洲帶來機會。

展望中非關係發展大局,艾格博認為,非洲在全球經濟危機中一定程度上表現不錯的原因,在於成功從傳統貿易伙伴歐洲、美國,轉變到中國、印度等新興市場。所以,對於維持未來幾年的成長,非洲必須非常積極地建立特別是與中國的關係。 “中國剛經歷了領導人換屆,在過去,中國領導人將注意力集中在中國國內的經濟增長及問題,但是隨著中國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及經濟強國,隨之的貿易政策、政治戰略意圖也都將改變,對於參與世界的企圖心也更大。 ”艾格博說。

他表示,非洲的領導人必須有這樣的意識來考慮接下來的中非關係,才不至於錯過機會。 “非洲必須要關注中國未來十年的經濟增長軌跡,因為這與非洲的發展也至關重要。尤其中國對非洲國家投資漸增,以及經營的企業與建設,能夠幫助維持非洲的經濟成長。 ”2012年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前40 名,有25個國家來自非洲;過去十年,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前10名中,有6個至7個是非洲國家。劉鴻武預計,未來10年到20年,非洲將替代中國成為新一輪的世界工廠與新興市場的成長平台。

他表示,中非關係是中國在現有的全球對外關係中最有可能、也是最值得用心去經營和塑造的一個領域。 “也就是說,中非合作給了中國這樣一個特殊的機會,通過中非合作實踐平台來實現塑造新型全球國際關係的夢想。 ”本刊記者韓薇、沈乎,研究員舛友雄大,記者林金冰對此文亦有貢獻

中國 非洲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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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E隨筆130706竊聽、摩斯碼與非洲鼓 掌門天地

http://www.tangsbookclub.com/2013/07/06/sense%E9%9A%A8%E7%AD%86130706%E7%AB%8A%E8%81%BD%E3%80%81%E6%91%A9%E6%96%AF%E7%A2%BC%E8%88%87%E9%9D%9E%E6%B4%B2%E9%BC%93/

竊聽、摩斯碼與非洲鼓

執筆人:蟬

近年電影圈興起竊聽主題,德國電影《竊聽者Das Leben der Anderen》,本地電影《竊聽風雲》和《聽風者》皆對竊聽有相當詳盡的描述,其中以《聽風者》最為戲劇化。梁朝偉飾演的阿兵以其天賦的聽力,拆解敵方透過電台發布的秘密訊息。電影將解碼能力描述為天才技能,然而在現實生活中,竊聽又是怎樣的一回事呢?

竊聽
40年代,美國貝爾實驗室Bell Laboratories人才輩出,創造力泉湧。數學家圖靈Alan Turing 曾參與研究安全話音系統” SIGSALY(又稱X系統)。X系統在二戰期間被應用在美國五角大廈與英國戰情室的一條安全語音線路上,令美國總統羅斯福和英國首相邱吉爾可以高枕無憂地通話。

系統將類比analog” 的聲音訊號以高頻率抽樣並「數位化」,再任意進行偽裝,將訊息偽裝成近似收音機雜訊的聲音,並傳至系統的另一端。

二戰期間聯軍曾破獲大量德軍截聽的錄音,德軍錯誤指出該訊號為加密之電報,可見其系統的安全性。

X系統重50噸,佔用40個電話交換機機櫃,並且需要在有空調的房間才能運作,耗電驚人,但安全性甚高,似乎非阿兵聚精會神便可成功竊聽。

長程通訊隨著科技進步不斷變化。

據傳早在西元前十二世紀特洛依戰爭期間,希臘便使用烽火,將訊息傳達到二十英里外的瞭望塔。此外還有旗幟、號角、煙霧和鏡子閃光等傳訊方法。然而早期的方法除有效距離參差不齊外,還共有一個缺點,就是資訊必需只有一個位元 bit”***

位元是由「資訊理論」Information Theory之父夏農Claude Shannon 所創的資訊單位,BitBinary digIT的縮寫,即二元數位,該數位的值只能10

例子一:母親大人問今晚是否回家吃飯,該問題為二元問題Binary question,因答案只能為“回”(1)或“不回”(0)

例子二:女友問今年抑或明年結婚,此問題也是二元問題,答案是“今年”或“明年”,至於哪個是10,此處並無區分。J

摩斯碼
早期的長程通訊由於技術限制,只能傳達二元訊息。***

1841年美國發明家摩斯Samuel Morse 竭力發展一套透過直流電訊迅速表達字母的系統。即後來享負盛名的「摩斯碼」Morse Code**那是一套將文字轉換成一維的電脈衝的系統。

摩斯最初的想法是以英文字彚為基本單位,並以點和空白將之編碼。如。。  。。。  。。。。代表234234是一個字的編碼。可想而知最困難的工作是字典編纂。助手Alfred Vail則負責研發電報機的操作手柄。

後來編碼焦點轉向字母,並使用符號代表字母。經過不斷改進,摩斯編碼成為一個四元系統:即短空、長空、點和線。***

透過字母使用頻率的優化,將最常用的字母如ET用最便捷的編碼表示,使電報操作員少按鍵千百億次。

摩斯碼利用長程電纜,編碼系統和設計優良的電報機,成就長距離和內容豐富的傳送技術。但礙於成本,傳送內容始終偏向簡潔,而且只能依賴字母文字系統才能完成。世上有多達六千餘種沒有文字的語言,這問題怎麼解決呢?

會說話的鼓
英國傳教士卡靈頓John Carrington1949年發表一本小書,名叫《非洲的說話鼓》。卡氏在非洲傳教四十年,熟悉班圖語系的基勒語,並學會打非洲鼓。當地的鼓不單只是一個簡單訊號系統,而且是一種會說話的鼓。***

非洲的語言是聲調的語言,意義不僅由子音和母音決定,聲調的起伏也有決定性的影響。***

舉例:艾拉巴卡‧波以利(高低高高低低低):他望著河岸

            艾拉巴卡‧波以利(高高高高低高低):他煮了岳母J

 非洲鼓只能發出高低兩種聲音,音差約為三度。鼓聲是二元系統,將語言轉換成鼓語時資訊必定有減損。

舉例:基勒語「桑哥」是父親的意思,鼓語為“高高”。但月亮、寇寇鳥、非雷魚和其他一百三十多項意義也是用雙高音字表示的。

為了去除岐義,鼓手在說話時必為短字加上小句。如要說“月亮”則可能打成“俯瞰大地的月亮”;“寇寇鳥”則打成“叫聲奇歐奇歐的小鳥”。鼓手以其創意創造小句並傳說想要傳達的短字。

刪除歧義是潛意識的過程***,聽者雖然只聽到高低交錯的鼓聲,但其實他們把整個句子都聽得清楚明白。

 自然語言都隱含贅餘,而亦因此人們才能理解錯誤百出的話語。

70年代名詩人James Merril在紐約巿地鐵的海報便來自此概念:
If u cn rd this (要是讀懂這句話)
U cn gt a gd jb w hi pa! (就能找到高薪的工作)

在電報員眼中是昂貴的浪費,對非洲鼓手而言則是必要的成分。***

 順道一提,非洲鼓可以一小時內將訊息傳達至一百英里外的地方。

 參考
《資訊:一段歷史,一個理論,一股洪流》
The Information: A History, A Theory, A Flood2012, James Gleick
 本書為2012年英國皇家科普書獎得主

SENSE 隨筆 130706 竊聽 摩斯 碼與 非洲 掌門 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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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賣手機:山寨退出品牌吃香

http://www.iheima.com/archives/48600.html

在一些人奮力紮根北上廣時,一些人卻將視野投向了遙遠的非洲。

張霖(化名)大學一畢業就來到非洲賣手機,不到兩年時間裡,他跑遍了非洲許多地方,也見證了這裡手機市場的變化。

談起非洲顧客的喜好,張霖頭頭是道,比如,南非偏向歐美的消費習慣,北非則偏向中東的消費習慣,有著石油國家的「闊綽」,更愛品質好、價格較高、有一定品牌的手機,而東非和西非購買力相對落後,中低價位尤其是絕對低價位的手機賣得最好。

再比如,這裡的顧客更看重手機的拍照功能,手機像素越高越好賣。此外,FM外放功能也為不少人所關注,「這裡人們大多喜歡表現自己、愛拍照,婦女喜歡邊干家務邊收聽廣播。」張霖說。

山寨手機節節後退

張霖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目前非洲山寨手機市場下滑,品牌手機卻呈上升趨勢。去年他所在的公司共賣出2400多萬台手機,而今年上半年就已經完成了全年的銷售任務。

張霖說,剛開始做品牌的尷尬是得不到消費者的認可。「儘管我們很用心在開發,但很多當地人習慣地認為『中國=山寨』。」張霖表示,隨後,他們的品牌形象有所改觀,當地人開始稱其產品「a little original」(有一點點原創) ,這讓張霖的團隊感到欣慰。

讓張霖煩惱的是,他們的產品熱賣之後,也開始被拷貝。張霖說,其公司將更加重視知識產權方面的問題,在品牌公示期過後,將加大對拷貝者的打擊力度。「這裡知識產權保護也在慢慢改觀,不少國家由於是前英法殖民地,具有這方面的法律意識。」

張霖稱,就像非洲其他對外開放的市場一樣,例如衣服、藥品等,手機市場目前還是中國商家佔據絕大多數,韓國則是為數不多的進軍非洲手機市場的其他國家之一。

三星已經準備將自己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智能手機份額翻倍,在2013年達到20%,它將集中精力提供較便宜的手機。三星將其2015年非洲營收目標定在100億美元。

談及自己的選擇,張霖坦言,困惑在所難免,但非洲生活節奏比較慢,比起國內北上廣這些城市,壓力也小得多,「下班可以去河裡游游泳,去林子裡打打獵。」張霖說。

據相關數據統計,去年我國通信設備對東盟、拉美、非洲出口情況不佳,尤其是對非洲出口大降,去年上半年手機產品對非洲出口額降幅為18.8%。

在張霖看來,其公司的銷售業績之所以在中國手機銷售非洲市場普遍走低的情況下逆流而上,在於老闆的深謀遠慮。

三四年前,非洲還是中國山寨手機的天下。一家主攻海外市場的國內手機企業負責人告訴本報記者,那時候賣手機就像賣玩具,「誰進入這個市場誰就能賺錢。」

然而好景不長。一方面,由於山寨機賣家之間大打價格戰,利潤空間被不斷壓縮;另一方面,隨著收入的提高和市場的不斷發展,非洲居民的品牌意識提高。此外,知識產權保護逐漸加強,非洲市場的山寨手機最終節節後退。

「現在不僅是在非洲,全球其他地方基本上是品牌型為主導,山寨機沒有機會了。」上述手機企業負責人表示,在市場初期,大家「亂棍打死老師傅」,但市場最終將走向品牌,「消費者的認知成熟了,品牌的引導力度在加強,市場以品牌為導向是必然的,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這些新興市場,如果只是做山寨機、靠打價格戰,幾乎已經沒有機會了。」

上述手機企業負責人還透露,目前,一些非洲國家政府為了阻止中國手機的大量進口,又新增了幾項進口條款和認證門檻。

就在大家爭奪山寨手機這塊蛋糕時,張霖所在公司開始專注打造品牌。起初,他們只在幾個國家布點,如今銷售網絡已經遍佈非洲。張霖所在公司同時經營高、中、低三檔品牌,低端產品價格在9~70美元之間,中端價格區間則為100~400美元。

品牌建設

張霖說,在非洲賣手機,廣告宣傳很重要。他自豪地宣稱,在非洲許多「上檔次」的場合,都有他們的手機廣告,公司今年將投入700萬美元廣告預算,在電視、電台、路牌、機場、商場、超市投放廣告。

然而,品牌建設不等於簡單地廣告投放。張霖說,以前品牌建設比較簡單,只是做做廣告、投個電視廣告,而現在除了廣告外,還要在自主研發上加大投入。

渠道搭建方面,張霖表示,其公司傳統渠道與自己創建的渠道並重,在不同國家會有不同的策略。傳統渠道主要是賣場、大集市以及商場。在一些對高端手機需求量大的國家,張霖所在公司建立起VIP渠道,發展自己的專營店體系。

除此之外,張霖所在公司還與南非當地運營商品牌合作,在加納、尼日利亞、烏干達、盧旺達等國家建立起運營商渠道,做定製機,運營商下訂單後,張霖公司交給國內手機生產商生產。張霖表示,出於避稅需要或由於一些政府為吸引投資、增加就業主動拋出免稅政策,其公司在部分國家建有自己的手機組裝工廠。

非洲 手機 山寨 退出 品牌 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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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藥企非洲打假記

http://www.ifengweekly.com/display.php?newsId=6941

「尼日利亞是我們第一個開展防偽標籤項目的國家,目前正在生產第一批產品。我們的計劃是6月中旬將第一批藥物運抵尼日利亞,貨到後我們在第一時間啟動市場推廣。」

日前據英國《金融時報》報導,針對中國製藥企業因為「中國假藥」的問題,中國桂林南藥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桂林南藥」)開始在非洲推出針對本公司生產的抗瘧疾藥物的手機短信防偽驗證手段。對此,桂林南藥方面向《鳳凰週刊》作出上述表態。

此前,有關「中國假藥肆虐非洲」的傳聞不絕於耳,但鮮有中國藥企對此作出反應。桂林南藥的這一行動,拉開了中國藥企在非洲打假的序幕。

與非洲企業合作進行短信防偽

2012年,有傳言稱非洲的假藥來自中國和印度等國家,假藥主要指中國在非洲市場上抗瘧疾的藥物。因為瘧疾是非洲傳播範圍最廣的傳染性疾病之一,非洲大陸有超過6億人遭受瘧疾侵襲,其中大部分是兒童。據英國《衛報》報導,在坦桑尼亞和烏干達假冒偽劣的抗瘧疾藥物有1/3來自中國,並引述烏干達國家藥物管理局首席檢察官的話說,「中國假藥在烏干達氾濫」。報導甚至提到,2007年從中國出口的假冒藥用糖漿在巴拿馬造成上百人中毒身亡,2008年受污染的中國抗凝血劑肝素導致149名美國人死亡。

該消息很快引起大陸官方的高度重視。中國外交部非洲司司長盧沙野回應稱:「有關中國假藥充斥非洲的說法完全是無稽之談。」同時,他還闡述了中國之於非洲的友好和援助,以表達中非之間的友好關係。新華社也引述烏干達衛生部副部級官員的話為「中國假藥」澄清。

雖然爭議不斷,但均基於共同的認識——不論數量如何,來自何處,「中國假藥」在非洲的確是存在的。有質疑稱,「中國假藥」大多從中國進口,除了抗瘧疾藥,還包括抗生素、緊急避孕藥等;但也有分析指出,「中國假藥」有很多來自不同渠道,不排除有人盜用「中國製造」的標籤在本地製造假藥。

「我們對於中國假藥的認知主要也通過媒體,公司對此並未做過專門的研究調查。」 桂林南藥董事長虞哲敏向《鳳凰週刊》坦言,但是「中國假藥」對其還是造成了一定影響,「對中國藥品的不信任一旦形成,就需要花很多時間去解釋和遊說」。而針對醫生和藥劑師這些受教育程度高且在當地社會地位較高的專業人士,要重新建立他們的信任很不容易。

雖然目前尚未遇到自己的藥品在非洲被仿冒和對藥品進行召回的情況,但是為了保持在非洲市場的佔有率和競爭力,桂林南藥必須防患於未然。除了繼續鞏固已經形成的藥品召回及藥品不良反應等管理制度,桂林南藥開始推出手機短信防偽驗證手段。

但事實上,早在幾年前,桂林南藥就產生了對藥品進行「防偽」的意願。據虞哲敏介紹,桂林南藥有個產品叫做青蒿琥酯片,這種藥物曾經在非洲和東南亞的認知度非常高。上世紀90年代末至本世紀初,非洲市場當時還沒有其他同類產品,青蒿琥酯片在市場上幾乎處於壟斷地位。但是仿冒藥也隨之而來,尤其在東南亞地區,有的不但仿冒包裝,就連為了防偽製作的「激光防偽標籤」也被仿製,幾乎能夠以假亂真。為了打擊假藥,該公司專門收集多方信息整理出了一套「打假」培訓課件,教授買家如何區別真偽。

然而,桂林南藥在打假的過程中發現,當地人的假藥防範意識非常薄弱。此外,由於當時經驗和技術的限制,很難找到合適的平台,因此該打假計劃一度擱置。直到最近,桂林南藥通過第三方渠道聯繫到了兩家公司,雙方嘗試著開展合作。其中一家是名為mPedigree Network Nigeria LTD的西非網絡公司,它試圖採用先進網絡技術來鑑別非洲和亞洲的假冒藥物。

談及防偽系統的具體模式,相關負責人表示,首先由mPedigree將自行開發的隨機編碼打印出來製成防偽標籤。桂林南藥購買這些預先打印好的防偽標籤後,將其貼在抗瘧疾藥物包裝上(一個防偽編碼只能使用一次)。消費者購買後可刮開防偽標籤上塗層進行驗證,如果產品為真,系統會自動回覆短信告知「這是真藥」。由於短信在非洲的普及率相當高,賣家提前在網上預註冊了這些防偽編碼,使得客戶操作起來十分方便。據瞭解,目前市場上還有幾種防偽技術,但相比之下操作起來比較複雜,在非洲不太實用。

對於這樣的短信打假模式,虞哲敏表示,他們有著相應的市場戰略和推廣計劃。「除了尼日利亞,接下來會考慮去加納和肯尼亞,因為這三個國家可以對產品標籤和短信號碼實現共享。目前這兩個國家的具體實施計劃表還在完善當中。」

中國藥企遭遇准入難題

藥品作為一種特殊商品在出口領域一直有著很高的准入門檻,非洲地區的藥品市場過去基本被西方企業壟斷,很長一段時間被稱為「中國製造」未能進入的最後一塊處女地。一度非洲的藥品也非常昂貴。這幾年,越來越多的中國製藥企業把質量高且價格低廉的藥品出口到非洲,這樣不可避免地搶佔了部分本屬於西方跨國企業的市場,中國藥企也逐漸成為瑞士諾華和法國賽諾菲這些知名跨國藥品公司強大的競爭對手。

據中國醫藥保健品進出口商會提供的數據顯示,2012年中國醫藥外貿出口額達到476億美元。目前,中國醫藥保健品進出口額每年都實現超過20%的複合增長率,增幅遠高於國家整體外貿進出口的總水平。其中,中國對非洲、俄羅斯、大洋洲等新興市場的醫藥出口不斷增加,去年的出口增幅更是高達 20%。

然而,相比「Made in China」,非洲普通民眾更多接觸的還是來自印度的藥品。這主要是由於非洲大部分地區經濟欠發達,在醫藥市場能夠獲得的有限利潤不高,因此許多中國的大型藥企更加看重歐美市場,能夠在非洲活躍的中國醫藥企業大多規模不大。

在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2003年8月18日發佈的《藥品進口管理辦法》中,從報批到抽檢,詳盡規定了中國藥品出口的資格以及流程。據《辦法》介紹,企業若想自行出口並在非洲各國銷售的藥品,必須首先在當地國家藥監部門(類似中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取得註冊批准,並委託當地具有GSP證書合法醫藥公司進行分銷。此外,非洲各國藥監部門會對當地市場銷售的藥品進行監管,沒有註冊的藥品是不能合法銷售的;當地藥監部門也會對市售藥品開展質量抽檢等措施監測藥品質量。

然而,中國藥企在出口過程中仍會遭遇各種各樣的問題。由於藥品的特殊性,其在合法銷售前必須先註冊,即便在經濟不夠發達的非洲也是如此。中國藥品在註冊過程中最常碰到的問題是英文資料準備的欠缺。國內許多藥廠的產品不錯,卻很難能拿出一套符合當地藥證法規的英文註冊資料——這裡面涉及對中文資料準確的英文翻譯以及採用藥典質量標準的差異。這是由於國產藥品以中國藥典為基礎,而非洲國家通常只接受美國藥典、英國藥典或者國際藥典標準。有些中國供應商的產品資料由於不符合當地藥證法規要求,最後只能抱憾放棄。

市場准入後,以桂林南藥為例,其抗瘧疾藥品需要通過UNICEF、VPP等國際非政府組織或MISSION PHARMA等全球性藥品採購商供應進入非洲市場,這樣的渠道須委託第三方藥品檢驗機構對採購藥品進行質量抽檢以保證藥品質量安全。

除了經過上述途徑進入國外市場以外,中國藥品還有一條「綠色途徑」。比如同屬於抗瘧疾藥物生產商的北京華立科泰醫藥公司,它走的是與桂林南藥截然不同的官方途徑。中國國家領導人出訪非洲時曾多次將華立科泰的藥品作為禮品贈送,因而通過中國商務部、衛生部和科技部等相關部門的「帶路」,華立科泰的藥物也順利打入非洲市場。

隨著中國藥企不斷地摸索出口模式,也同樣要適應紛雜的國際準則。最近的消息是,歐盟2011年針對原料藥進口問題頒佈的2011/62/EU號新指令(即「62號令」)將於今年7月正式執行。據62號令要求,所有出口到歐盟的藥品均需出具出口國監管部門的書面聲明,並保證符合「出口國GMP(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範)」等要求。面對62號令,中國藥企的洗盤格局在所難免——在62號令正式施行之前,如果有中國藥企還沒有拿到國家監管部門提供的證明,那麼其藥品將很難會出現在歐洲市場。

無論進入哪國市場,中國藥企無疑要做的就是提高自身技術水平和創新能力,這樣無論面對怎樣的准入門檻,都不會將自己處於被動位置。如此看來,桂林南藥的做法可以說是中國藥企為自身正名的開端。

國藥 非洲 打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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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有未來百年最火的機遇?一幅圖告訴你

http://wallstreetcn.com/node/73028

往年談論新興市場,非洲總是被遺忘的角落。近幾年非洲大陸也成了「聰明錢」淘金的熱土。華爾街見聞昨日還報導,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最近「碰巧」都訪問了非洲。

如果用未開發的資源作抵押,非洲的貸款潛力高達5-10萬億美元。

The Diplomat等美國媒體整理的非洲各國與全球其他國家利益關係圖如下:

花旗私人銀行新近發佈的展望2014年報告認為,未來100年,非洲有理由出現最令人興奮的機遇。

為什麼這樣斷言?

花旗私人銀行全球投資實驗負責人Philip Watson在報告中指出:

對於非洲這塊「年輕的大陸」,今後100年裡,預計非洲的人口將劇增,從目前接近歐洲人口規模的水平增至接近亞洲水平,是當前水平的四倍。

非洲人口激增、基礎設施和資源又欠開發,這樣的形勢意味著那些管理越來越得法的非洲經濟體會進入飛速增長期。

Watson進一步說明:

特定的行業也同樣如此(高增長),比如電信業。

國際電信聯盟(ITU)調查顯示,非洲近來成為全球增長最快的手機市場。過去5年,非洲的手機使用量以每年65%的速度增加,相當於全球平均增長的2倍。

受益於年輕人需求和國內推行市場自由化及電信業改革,尼日利亞成為全球手機通信增長最快的市場。

在總人口1.7億人的尼日利亞,預計全國使用手機8800萬部。

以下就是花旗私人銀行報告中的圖表,它對比了非洲與歐亞美四個大洲未來100年的人口增長趨勢。

非洲, 人口, 人口增长, 经济增长, 电信

花旗這個理由很好理解,五年前葛大爺扮演的「黎叔」就強調過:

21世紀什麼最貴?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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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和日本的下一個“戰場”——非洲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72943

沒有高昂的債務,卻擁有巨大的貸款潛力和發展機會,非洲已然成為全球“聰明錢”的淘金熱土,比如中國和高盛。近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都訪問了非洲,看起來非洲儼然成為兩國繼東盟和領土爭端之外的又一個“戰場”。 據估算,如果用其未開發的資源作抵押,非洲有著五萬億至十萬億美元的貸款潛力。從利益的角度來看,以下為目前非洲與全球各國的關系地圖: 最近,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都訪問了非洲。安倍從1月9日開始,在一周之內拜訪了科特迪瓦、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亞等國。王毅則於1月7日至11日拜訪了埃塞俄比亞、吉布提、加納和塞內加爾。鑒於中日目前的緊張關系,這兩次訪問迅速被解讀為兩國在非洲的“競爭”。 當然,兩國都否認了這一看法。在被問到王毅的訪問是否“直接針對日本”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表示任何持有這種想法的人“可能對中非關系的歷史和現狀都不是特別了解”。她指出,“中國外長每年年初首訪非洲,這是中國外交幾十年來的優良傳統,體現了中國對非洲的一貫重視和對中非傳統友誼的珍視。”她警告稱:“如果有什麽國家試圖在非洲搞對抗,那就是打錯了算盤,而且也不會得逞。” 日本也否認安倍訪問非洲與中國有關。據美聯社,日本內閣官房副長官世耕弘成(Hiroshige Seko)表示,“完全無意於”和中國競爭,日本與非洲國家的關系非常重要,但這與中國沒有關系。非洲有著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大量的投資機會,這是吸引日本的關鍵。紐約時報指出,加強與非洲的紐帶只是安倍外交策略的一環,所有這些都是為“安倍經濟學”服務。 在埃塞俄比亞的一次演講中,安倍重申了非洲的重要性。他表示:“相當多的日本人相信,非洲是日本的希望。”演講主要談到了非洲和日本公司密切合作的潛力,比如日本的管理方法將有益於非洲人民。安倍說,“日本公司珍視每一個到非洲的員工,希望雙方能夠在互信的基礎上建立雙贏合作。”相比之下,政府在非洲的角色成為了次要的事情。安倍確實提到了希望與非盟有更多合作,但他將更多的重心放在了經濟合作上。 換句話說,日本奉行的是經濟戰略。安倍在非洲追求的顯然是密切的經濟關系。而中國則不斷強調中國政府與非洲各國之間的友誼。雖然中國公司也在非洲有大量的業務,但官方對此幾乎從不提及。每次雙方有合作項目(修路或政府大樓),都被視為中非友誼的象征。 因此,王毅的講話主要強調了中國和非洲各國政府之間的友誼。在塞內加爾時,王毅呼籲兩國“堅定支持對方的核心利益和主要關心的問題”。在加納,他表示需要“加強傳統友誼,推動實際合作”。中國與非洲國家的關系並不僅僅停留在經濟層面(當然,這是很重要的方面),而且還需要非洲在外交政策上支持中國。 當安倍滿足於讓日本公司進入歐洲淘金時,中國正在積極謀求在非洲大陸上建立軟實力。這對中國來說並不新鮮。康奈爾大學Gustavo Flores-Macías和Sarah Kreps研究發現,自1990年中期以來,中國就已經非常成功地將其與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貿易關系轉化為外交支持。日本似乎並不尋求這種影響力(至少現在沒有)。所以,雖然兩國看起來在非洲存在競爭,但這種競爭並不在一個層面。 (資料來源/zerohedge,the diplomat,整理/華爾街見聞)
中國 日本 的下 一個 戰場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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