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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小油廠　一粒芝麻非洲鍍金記

2012-12-31  TCW

在彰化濱海、盛產蚵仔的芳苑鄉，隱身一個世界亞軍。 冷清的斗苑路上，一輛輛從製油廠中開出的四十呎、三十五噸卡車，稍顯熱鬧。每天從這裡生產出的芝麻油，超過百萬噸，被送到美國頂級食品公司Roland、日本知名超市大黑天的架上，以及中國頂級火鍋連鎖商家海底撈的廚房。 這是富味鄉的生產基地，其芝麻油全球銷量第二大（僅次於馬來西亞商嘉里公司）、台灣產量第一大、台灣外銷產量第一大。十一月二十六日，它以三十六元登上興櫃，截稿前（十二月二十五日）收盤價四十一元，與上市櫃共二十五檔食品股股價比較，比它高的只有五家。 就在它登上興櫃時，董事長陳文南人正在非洲衣索比亞首都阿的斯阿貝巴市（Addis Ababa）鄰近鄉下，找尋芝麻。 為了直徑不到○．一公分的芝麻，他飛行十六小時，甚至今年七月在布吉納法索申請成立分公司，帶給該國超過兩百萬歐元（約合新台幣七千六百六十萬元）契作訂單。這動作宣示著，這家成立二十九年的小公司，切入上游原料端，進而築起垂直整合生產、製造的競爭門檻。 「整合一粒芝麻的全球資源，讓芝麻價值發揮到最大，是賺錢的秘訣，」創造台灣第一個土豆（花生）油品牌的主惠實業公司董事長吳武雄觀察。 克服生存危機花生油小廠被迫轉做麻油 二十九年前，陳文南從父親陳百川手中接下家族小油廠，如今它的內銷營收約十一億二千萬元，直逼大廠金蘭醬油。法人預估，富味鄉今年兩岸合併營收可望達新台幣二十四億元；每股盈餘（EPS）近四元，比福壽實業高一倍。 芝麻加工，是個「小池塘」，產量是花生的十分之一、黃豆的百分之一，但富味鄉卻靠著它拿下世界亞軍，關鍵在於：從危機中看見機會。 公司生存是第一個危機。彰化北港、芳苑，是昔日花生油聚落，最盛時地方油廠多達兩百餘家，包括前身是建發製油廠的富味鄉。當時，花生才是主角，芝麻製油的可能性跟它的身影一樣小。 但一九八○年代起了變化。黃豆成本較花生低，能取得黃豆配額的製油廠橫掃市場定價權，再加上工資提升與年輕一代不喜歡吃等因素，花生油銷量逐年遞減，衝擊著小油廠的生存。「要不等著式微、要不轉型活命，」陳文南說。 不甘心父親辛勤一生的油廠遭淘汰，讀書期間就在家族企業幫忙的他發現，有些進口商經常兜售進口芝麻，只要殺價，進口商都願意出售。這讓他意識到，當時還沒人留意的進口芝麻，利潤比花生油好。 而且在當時，政府管制花生進口，但對芝麻進口則無限制，特別針對外銷還有全額退稅優惠。「進口成本壓低，而出口成本也低，兩邊相乘下產生利潤，」看見機會的陳文南決定，切入別人不願意或沒看到的芝麻油領域，同時要轉型外銷。 克服品質危機赴衣索比亞契作穩定香味 只是，要跨進別人不願走的路，無法掌握的產量與品質就是風險。在台灣，芝麻種植不到全部豆類的一％；進口芝麻，雖能透過盤商取得低價優勢，品質卻不能控制在自己手上。 富味鄉副總經理林秀蓉分析，儘管能夠用數據控制芝麻的酸價（AV，游離脂肪酸占油脂脂肪酸比率的對應值，是油品劣變、酸敗的間接指標）、水分比例，「但香味、口感和氣味無法數據化，因為土地水分和酸鹼度對芝麻品質影響很大。」 好幾次，老客戶就抱怨：「麻油都不香！」深諳品質是經營根本，讓他決定親自飛到芝麻最大生產區的非洲，與產地打交道，第一手調度全球約三百二十萬噸貨源，且拿到具有競爭優勢的價格。 這一戰，花了二十九年才攻下。「治安是問題，法語隔閡也是問題，找到願意契作且穩定的小農又是另一個挑戰。?種植地在鄉下中的鄉下，這一趟去先是曼谷轉機、搭乘小飛機到地方城鎮，接著坐卡車才到產地Humera（衣索比亞小鎮）。路，是車子走過才壓出來的，原先並不存在。」他形容。 透過貿易商就好了，何必大費周章？今年二月之前，富味鄉都是透過貿易商採購芝麻，但為縮小貨源供給不定的因素，陳文南寧願先砸資本和人力，換取在兩岸擴大產能的籌碼。 從父親手中接下油廠二十九年，除了二○○六年上海擴廠、購併，當年虧損人民幣一百萬元，其餘年度都有賺錢。二○○二年起導入ERP、KPI管理，七年後發生綜效，也讓富味鄉從過去EPS約在○．四四元低谷徘徊，躍升到兩元多。 挑戰未來成長籌資跨足生技、力拚中國 緊接著，陳文南開始築起第二道成長引擎，拉大競爭距離。為了「玩」透一粒芝麻，四年前，他聘請前台大教授李敏雄擔任新創立生技公司研發總監，至今已開發出芝麻素和芝麻胜肽等生技用品；從榨油到最後的麻粕，都變成商機。 「接軌資本市場，是完成父親臨終前的遺願，」赴非洲二十四天後回國接受本刊專訪的陳文南說。上市籌資是為了培植生技公司，擴大產品線，並擴張中國市場；是否能將「最小玩到極致」的本領複製，正挑戰這家公司的轉型能耐。

中國黃金收購非洲巴裡克黃金股權失敗 巴裡克大跌20%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262

全球最大黃金生產商加拿大巴裡克黃金公司（巴裡克）8日稱，已終止與中國黃金集團（中國黃金）商談旗下非洲巴裡克黃金公司（非洲巴裡克）股權收購交易。這起長達四個多月的談判無果而終，消息傳出後非洲巴裡克股價大跌近20%。

我們以謹慎又自律的方式接近這個機會。我們只選擇給巴裡克創造價值、且價值令巴裡克滿意的機會。

中國黃金與巴裡克的商談沒有達成交易，但談判過程已經再次凸顯了非洲巴裡克投資組合根本的長期價值，以及進入非洲黃金市場大規模生產的機會有多麼稀少。

「持劍經商」在非洲 ——中國人在非洲安全攻略

http://www.infzm.com/content/85257

對任何國家而言，保護海外公民都是個難題，對於不願當超級大國、希望在國際上保持低調形象的中國來說，這或許更難。

2013年1月，有兩則消息在不到一週之內傳入國人耳中。

1月12日，中鐵十八局4名中方員工在蘇丹北達爾富爾州首府法希爾附近遭綁架。目前，搜救工作正在進行中，其他中方人員已撤至安全營地。

馬里反政府武裝近日發動新的軍事攻勢，致使馬里局勢動盪，中國駐馬里使館開始盡全力為中國公民提供相關保護。

中國人在非洲怎麼了？

非洲痛與傷

2012年6月的一天，埃塞俄比亞一處中國工地，十幾名壯實的黑人青年手持步槍，整齊列隊射擊，槍聲響處，遠方目標應聲而倒。中方經理從身後走來，與帶隊的黑人青年親切握手，然後簽約。

這是一場中國公司聘請當地保安力量的儀式，當地保安公司要拉出隊伍來給中國朋友看看實力。第二天，保安隊正式上班執勤。來的五六個保安身材不一，年齡各異，遠非昨天那些壯實的漢子，而手拿的槍支也只是破舊的樣子貨——廣告過後，真實的情景原來如此。

中方經理苦笑——至少，他們與當地可能圖謀不軌的人語言相通，甚至有可能間接相識，有事時可以發揮點作用。

據不完全統計，2007年以來，類似蘇丹綁架這樣的事件有13起，其中7起發生在非洲，遇襲的多是石油、工程建設、礦業公司的外派人員。

前駐盧旺達經濟商務參贊王勤曾在非洲幾個國家工作多年。他說：「一般在非洲的中國公司都僱用當地持槍保安，尤其在安全程度相對差一些的國家，比如尼日利亞、盧旺達、剛果（金）、剛果（布）等，都有當地人開辦的保安公司。」

非洲，已經是中國第二大工程、勞務承包市場和第四大海外投資目的地。數萬中國工人在非洲四處紮根，參與建設和生活，領域涉及電力、通信、交通、港口等。

在非洲，有中國商人可以從南到北認識這國司令那國情報局長，可以乘坐軍用飛機跑生意，也有中國商人被普通劫匪拿槍逼著交出多年辛苦所得，還有中國人被自己同胞開設的娛樂場所敲詐勒索甚至綁票撕票。

外交部領事保護工作視野中，最常見的6類需要提供保護情況是：出入過境受阻、被扣押、發生意外事故、家人在外失蹤、家屬國外亡故、犯罪分子侵害。

在非洲這片神奇的大陸上，無徵兆陣發的群體性華人受侵害現象讓人揪心，摻雜著中非雙方都存在的法律和管理不完備、致富渴望、文化衝突和利益糾葛。

2012年10月11日，在加納淘金者中，16歲的中國陳姓少年在加納軍警的槍下斃命。兩天的執法行動中，加納警方一共逮捕了一百多名涉嫌非法淘金的中國公民。這些人絕大多數沒有在加納的合法居留許可和工作簽證。

2012年8月25日在安哥拉，37名中國籍犯罪嫌疑人被公安部通過包機押解回國。他們涉嫌對中國公民進行綁架、搶劫、敲詐勒索、拐騙婦女強迫賣淫等違法犯罪活動。

內戰後開始十年重建的安哥拉，有近30萬中國公民隨著各種機會而來，懷揣夢想的淘金者、冒險家、大小國企，以及規避本土和歐美激烈競爭的「蟄伏者」向非洲集中。其中魚龍混雜，家族勢力、同鄉會等發展如當年上海灘的青紅幫。

橫行一時的「福清幫」囂張之時，安哥拉首都的華人商店每天在警察吃午飯的時間都不敢開門。一年中，幫派針對中國人下手的綁架案竟達20起，綁架成功率高達百分之百，被綁人質被百般折磨，身澆汽油、毆打、挖坑活埋、在野外被蚊蟲叮咬等，重傷死亡事件不斷出現，單人贖金最高達到50萬美元。

「摸著石頭過河」

如同在國內跨省打工一樣，一些中國人來非洲淘金，並未考慮太多跨國法律因素，甚至根本無此概念。

不同的安全環境、不同的法律制度、不同的華人群體、不同的利益訴求，使得中國人在非洲的安全狀況變得十分複雜。

顯然，看上去簡單的違法開採、非洲居留工作事件，牽扯著太多複雜因素。問題並不能靠任何一方堅守死板的法律條文解決。

目前，公安部已向我在美國、泰國、土耳其、吉爾吉斯斯坦等19個國家的駐外使領館派駐了30名警務聯絡官。但在非洲，只有南非有警務聯絡官。

保護海外公民安全，中國還是個新手，中國應對利比亞危機的一「撤」了之模式，不是長久之計。解決之道，在於切實深入非洲社會，增強與當地各派、各人群的認同與信任。

中國應對此類挑戰的方針，遵循了那句歷久彌新的實用主義格言——「摸著石頭過河」。

對於正在經歷全球化的中國，保護海外公民的問題將變得更加緊迫和複雜。

2012年11月6日，前一年在湄公河上殺害13名中國船員的糯康一夥在昆明被判死刑。與在安哥拉的黑幫被抓捕回國一樣，中國通過國際合作懲治了真兇。

但實際上，糯康與安哥拉「福清幫」伏法都只是個案。

對任何國家而言，保護海外公民都是個難題，但對於不情願當超級大國、希望在國際上保持低調形象的中國來說，這或許更難。

以民族心態看待，「中國人都是好人，外國人都是壞人」的思路不可取；以受害者心態看待，「中國人走到哪裡都受欺侮，怎麼也沒人出面管」的思路不可取；以暴發者心態看待，「現在中國有實力了，不管是什麼原因，只要中國人受欺侮就得狠狠打」的思路也不可取。

「持劍經商」？

「像是工人被劫持事件的營救行為，根本不涉及干預主義，中國走到海外國家，對方國就有責任進行保護。」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說。

全球不同的安全環境，給中國人的海外生存帶來不同境遇。各國不同的體制、與中國地理位置的遠近、中國人在不同國度的聚集程度以及各國對中國的認同程度等等，決定了中國應採取不同的對策。

中國與周邊新興力量距離近，可以施加有效的地緣影響，在中國現實的軍力威懾與應急反應機制下，綜合運用政府交往、法律溝通、民間交流、媒體造勢，可以明顯改善中國人在這些國家的安全處境。

然而遙遠的非洲又該如何給予當地中國人持久、全面的保護？這需要更加長遠、全面的戰略籌劃。

中國人在非洲要爭氣、自強，同時加強夠得著、用得上的安全保障力量。一位不願具名的專家指出，僱用當地保安公司、尋找中資海外安保新機制等辦法都亟待探索實行。

利用民間保安機構來保衛本國僑民和駐外企業機構的安全，已是國際通行的做法，但中國在這方面還處於初級階段。目前，中國國內的保安公司仍不健全，規模不大，服務仍以國內為主。

中國在海外沒有成熟的私人安保隊伍，譬如美國黑水保安公司那樣由退伍軍人組成的隊伍。

「安全方面的投入絕不是浪費，因為從以往案例來看，一旦發生安全事件，後期處理事件的花費往往高於預先採取防備措施的成本。」中國駐蘇丹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郝宏社說。

更加長遠和可靠的做法，是通過軟實力建設不斷贏得海外認同，同時儘量做實國際安全合作機制，使儘可能多的國家承擔起保護中國公民的義務，使其認識到中國公民的合法權益必須保護。

中國不想侵犯別國主權，不想替急功近利、以身犯險甚至以身試法者保駕，軍事力量在維護海外中國人安全時，只能非常有節制地使用。

中國人已經走出去，不可能再退回來。中國人走出海外是為了發展，而不像五百年前西方殖民者那樣是為了征服和掠奪。這要求中國人在當地生根發芽，實現從實利到文化的兼容包容，與當地人共生共富共樂。

什麼是最終能維護中國人海外安全的根本對策？對個人來說是需要自尊自重，對國家和機構來說是需要協作統籌，以「巧實力」取勝。

折戟贊比亞：中企的非洲淘金夢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2318

據路透社今天報導，因安全問題沒有達標，贊比亞政府已收回中國商人徐建學兄弟所擁有的科藍礦業有限公司（Collum Coal Mining Industries ltd,簡稱科藍煤礦)持有的三張牌照，被沒收的煤礦將由政府管理,直到找到合適的投資者。科藍煤礦在贊比亞的糾紛，已經不是頭一次了。

科藍煤礦的70多名中國人都從事管理職位，600多名礦工幾乎全部是贊比亞人。兩者界限分明。煤礦自2003年開工後勞資糾紛不斷，曾多次發生罷工和肢體衝撞。2010年10月15日，因勞資糾紛引發騷亂，兩名監工吳玖華和肖利山端起獵槍，向礦工平射，打傷了11名當地礦工和一名群眾。事發後，吳玖華和肖利山被贊比亞警方拘禁。外交部和中國駐贊比亞使館也被迫介入。2012年08月07日科藍煤礦再次出現勞資糾紛升級事件。數百名當地工人對礦區發起衝擊，造成中國員工一死四傷，其中一人傷勢嚴重，另有兩名當地員工受傷。

科藍煤礦此次遭遇，追溯起來，早有預警。2006年6月，贊比亞當局一度關閉科藍煤炭，稱該公司的工人在沒有防護服或防護靴的情況下，就被送到井下作業。據來自科藍煤礦在贊比亞另一個工程項目的經理介紹，儘管「煤礦的糾紛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員工勞動保護和福利的不足，但主要原因則是與當地利益集團產生的衝突」。贊比亞當地人為了抵抗中國人對贊比亞煤炭資源的控制，採取了激進的做法，就是在科藍煤礦承包的區域內公然進行非法開採。當地的最高行政長官一味縱容當地人的非法行為，結果導致了中方與當地民眾的衝突。（編者按：非洲的資源民族主義復興蔓延速度之快之廣，使得在非洲的大部分海外投資者面臨著極高的風險）

嚴格來說，科藍礦業應該不算純粹的中國民企。2003年贊比亞開放礦權，其創始人徐建學在贊比亞當地註冊的公司。其註冊資金也不是來自中國本土。因此中國使館也只能約束「中國公民徐建學」，無法對「贊比亞法人科藍煤礦」加以制約。

固然科藍煤礦在贊比亞的生產管理上有自身的問題。但是，贊比亞的投資環境對中國企業，尤其是私人企業來說困擾不小。

自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對贊比亞的投資由之前的國際援助轉為企業行為。據中國駐贊比亞大使館2009年公佈的清單顯示，中國2009年在贊比亞的投資金額已達880億美元。其中，780億美元來自國企，餘下的100億美元都為私人投資。這些私人投資大多數為國內的私人企業。對於贊比亞這類本身極度缺乏成熟管理制度和約束機制的國家，私人公司所面對的投資風險是極其高的。2011年贊比亞總統大選中，現任總統Michael Sata就是運用「驅逐中國投資者，斷絕與中國關係」等言論吸引了大批贊比亞藍領支持者，從而擊敗前總統Rupiah Banda。2012年7月，贊比亞提高了不同工種的最低工資水平，平均增幅達67%。當地報紙報導，中國駐贊比亞大使警告說，上調最低工資水平威脅到了中國的企業。

與國企相比，中國私企往往只能在收益和附加值低的領域經營，這也造成這些企業無法規避生產風險。為了節省開支，增加收益，私企往往採取低工資，低福利以及提供相對差的工作環境。同時，大部分中國公司對贊比亞法律瞭解不夠，管理方式水土不服也是造成摩擦不斷出現的原因。據贊比亞礦業部下屬礦山安全處首席機械監察員Brighton Kateka說：

「中國人的工作方式在我們看來有點不習慣」，「中方管理人員會因為工人浪費時間而對其進行訓斥，但是我們認為讓工人超負荷工作帶來安全問題。」

“中國夢” 的非洲機會

2013-04-01  NCW

中非合作給了中國一個特殊機會，通過中非合作實踐平台來實現塑造新型全 球國際關係的夢想 “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 ， “任何國家發展同非洲 關係，都應該尊重非洲的尊嚴和自主性” ，這是習近平在坦桑尼亞首都達累斯薩拉姆尼雷爾國際會議中心發表演講時的表態。 習近平向坦桑尼亞總統基奎特轉交了一個閃亮的鑰匙模型，象徵著這座由中國援建的會議中心交付使用。 除了南非，習近平此次非洲之行還包括與中國有傳統友誼的東非國家坦桑尼亞和中部非洲大國剛果。習近平宣佈，將向非洲各國提供200億美元的貸款額度。 “我們都把對方的發展視為自己的機遇。 ”世界銀行報告 《非洲脈搏》預計，撒哈拉以南非洲2012年的 GDP 將增長5.3%，2013年為5.6%。麥肯錫公司的一份報告稱，在過去的十年中，有八個年頭非洲的經濟增長超過了亞洲。在本世紀前十年，全球經濟增速最快的十個經濟體中，有六個來自非洲。擁有10億人口的非洲大陸，已經不是單純的原材料和能源的來源地，逐漸壯大的中產階 級正在創造潛力巨大的產品消費市場。 中國商務部數據顯示，2011年中非雙邊貿易額達1663億美元，創歷史新高。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從2003年的不到1億美元，猛增至2011年的147億美元。自2009年起，中國穩居非洲第一大貿易伙伴和第一大投資來源國地位。 IMF 的諾德告訴財新記者，中國在非洲投資的熱點國家包括安哥拉、加納、剛果等國，熱門領域包括資源、建築、電信等。 非洲各國政府已經看到，與中國交好能夠帶來豐厚的經濟利益，特別是在原來的西方資助者面臨國內經濟問題 之際。用萊索托首相塔巴內（Thomas Thabane）的話來講，歐洲國家似乎正專心處理自己的危機，對非洲的關注有所減少， “歐洲正在給中國讓地方” 。 非洲這塊不斷做大的經濟蛋糕，也恰恰對了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產業升級和轉移的胃口。 林毅夫在2008年初任世行首席經濟學家時建言，面對國內能源、資源（包括環境） 、勞動力等要素成本上漲的不可逆轉趨勢，中國外貿企業向中國西部和非洲轉移，是緩解中國產能過剩、產業升級、發揮比較優勢的有效途徑。這將使中國外向型企業獲得必要的生產要素與產品市場，也能促進和豐富目的國市場競爭和產品選擇，帶動當地經濟增長，創造稅收收入和就業機會。 “新殖民主義” 討論 中非貿易從2000年約110億美元快速增長至2012年的2000億美元，但是雙邊貿易關係中差異性很大。非洲對華出口以石油等資源為主，中國出口非洲的主要是機電、紡織品等製成品。大約有15個出口能源和礦產的非洲國家對華貿易有較大順差，資源不豐富的30多個非洲國家對華貿易則有很大逆差。 中國進口非洲資源的主要模式之一是以資源換貸款。以安哥拉為例，中國向安哥拉提供貸款，幫助其在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開發。安哥拉以資源做擔保，償還貸款。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員蔣姮對財新記者分析， “全世界都不給它錢的時候我們給 安哥拉貸款。 ”中國進口非洲資源都是以市場價甚至是高于市場價購買， “怎麼 能說是掠奪？”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西亞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張春分析，以前西方人對非洲資源開采是resource for nothing（掠奪資源） ，現在中國在非洲是 resource for cash（現金換資源） ， “平等的交易。 ”不過，對與中國合作的這種模式，不少非洲人還是有很大擔憂。尼日利亞央行行長薩努西（Lamido Sanusi）近日在《金融時報》撰文，稱“中國從我們這裡拿走初級商品，然後把製成品賣給 我們。這正是當年殖民主義的實質” 。 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發展項目總監、 《龍的禮物》一書作者布羅蒂格姆（Deborah Brautigam）對財新記者表示，薩努西的這篇文章在談到 “新殖民主義”的時候，犯了和許多人一樣的錯誤，即將中國與非洲基於原料出口和成品進口的經濟結構與殖民聯繫起來。 “殖民時期這種模式是強制性的，在後殖民時期這是非洲經濟的一種結構。 ”他表示，說中國在非洲殖民是曲解歷史，但這也是非洲政府的困境。 “它們沒有推動自身經濟結構的轉型，因此它們的經濟仍然是殖民時期的結構，但這不是中國的錯。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亞非所副主任武芳也認為，非洲本身存在經濟發展程度比較低、產業同質化現象嚴重、後加工和中間的產業鏈在短期內無法配套完整等問題。 “它只能受制于目前發展的現狀，對外貿易整體出口的還是初級產品。 ”她建議，要增加對非能源資源類產品的進口，鼓勵中國企業和金融機構多去投資，幫助非洲延長產業鏈，提升產品附加值，增加對非農業和製造業的技術支持，對能力建設或人員培訓予以援助。 “通過這些合作，提升從非洲進口產品的附加值。 ”蔣姮告訴財新記者，在中國對非投資中占較大比重的資源領域，對環境、社會的影響也相對大一些。 “資源開采，除了要獲得法律許可，還有社會許可social license） 。中國企業對此不適應，進去以後才發現還需要另外一個許可在那裡，出現一些問題。 ” 走出去”的中國企業 截至2011年，中國在非洲的企業包括中央國有企業、省屬國有企業、私營企業和合資企業約2000多家。從投資規模上看，80% 來自國有企業，行業集中在能源、礦產、原材料、基礎設施建設和製造業等行業；以數量計算，中小型民營企業占70% 以上，主要分佈于紡織、農業、食品加工、批發零售、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等行業。 整體而言，這些企業有較強的執行能力、工程施工能力、技術能力，為彌補非洲基礎設施投資缺口提供了急需的資金，為當地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做出了貢獻。但在同時，也有企業為取得工程項目賄賂當地政府官員，層層轉包後交付“豆腐渣”工程等現象，以及欠薪和環境破壞引發的勞資和社會矛盾。 還有一些投資者抱著淘金心態，制假販假、游擊作業、違法經營，招致當地居民強烈反彈。 張春認為，在非洲的中國國企有時可能存在 “大而難管”的情況，盡管這些企業會考慮國家的總體外交，但是有時因為規模太大，國家也管不了它；而中小企業純粹是逐利行為，也基本管不了。 “所以說，這兩點導致的就是，雖然我們有官方的政策，有官方的戰略，但在事實上的落實有可能會打折扣。 ”引起非洲人反彈較大的問題之一，是中國人和當地人搶飯碗。這種情況主要出現于民企投資領域，比如做貿易、投資小飯館、開旅行社等。IMF 非洲部副主任諾德則認為，現在許多中國項目已經招募了大量本地人，這是一個受到非洲歡迎的大趨勢。 對於中國企業能否融入非洲，張春分析，這取決于三點。一是所在國發展程度如何，如南非和索馬里就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情況；二是取決于這家公司在這個國家投資的項目是長期的還是短期的，長期項目的話可能會表現很好；三是這家公司是否具有長期的國際經驗。 過去非洲對於中國產品質量有較大質疑，這種情況正在逐漸好轉，但問題依然存在。武芳認為，應引導中國企業多生產高附加值或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建設自己的營銷渠道。 “現在中國在一些國家是以小商品城這種商貿形式出現，應考慮向更高級的業態發展；還應參與跨國、跨區域的基礎設施建設，幫助當地整合市場，提升貿易便利化水平，挖掘更大的市場潛力。 ” 風險評估 2011年，在利比亞爆發推翻卡扎菲政權的戰爭期間，中國被迫撤出3.6萬名人員；在贊比亞和津巴布韋投資的中國礦業公司，發生多起因薪資糾紛而起的罷工事件。2012年1月，25名中國工人在埃及遭貝因都人綁架，29名中國工人在蘇丹遭反政府武裝綁架；2月，中國馬來西亞合資公司高管被南蘇丹驅逐。 政局不穩、投資者的國有企業性質、對非洲資源的獲取、勞資矛盾等問題，使中國企業在非洲運營不得不更加謹慎。但是問題在於，不少中國企業和人員缺乏預警意識，在出事後才尋求保護，出事前很少主動聯繫政府和使館尋 求相關信息。 張春舉例說，2011年中國從利比亞撤僑時，一開始只準備了幾架飛機和專機，以為就可以了，但是突然冒出3.5萬人來， “幾十架飛機可能都裝不完” 。 在非洲的中國企業還缺乏衝突管理工具。世界500強跨國公司在進入高衝突國家時，往往先花一年時間做衝突評估，將衝突歷史、社區關係、利害糾葛理清楚，可以細化到道路曾被堵幾次，張貼的公司廣告有多少次被撕掉，有多少村民會對外來者微笑。中國企業普遍缺乏這一點，可能只有非常零散的幾條經驗。 布羅蒂格姆建言，某種程度上，中國需要改進當地使館的工作能力，從而能夠分析當地局勢。 “中國在當地的外交服務非常有局限，他們沒有足夠的外交官，現有的外交官又沒有太多經驗。 要想更好地幫助本國在非洲的公司，首先就要從中國在當地的使館開始做起。 ”中方對發展中國家的信息亦掌握不足。 “我們長期是大國外交，關注點落到發達國家，但實際上我們有80% 的投資都在發展中國家，研究的力量80% 都在發達國家，非常不匹配。應該大力加強對發展中國家的研究。 ” 蔣姮稱。 非洲機會 在現階段的中非關係中，基建發揮著重要角色。這一點，在金磚峰會上也得到了許多討論。張春認為，未來雙方基建合作還有長期發展的可能，特別是考慮到西方國家已經不開展此類項目。 “中國經驗豐富、具有實力優勢，非洲也有這方面的迫切需要。 ”布魯金斯學會非洲研究學者艾格博（Julius Agbor）認為，非洲現在最需要的是基礎建設，中國大量的投資仍將為非洲帶來機會。 展望中非關係發展大局，艾格博認為，非洲在全球經濟危機中一定程度上表現不錯的原因，在於成功從傳統貿易伙伴歐洲、美國，轉變到中國、印度等新興市場。所以，對於維持未來幾年的成長，非洲必須非常積極地建立特別是與中國的關係。 “中國剛經歷了領導人換屆，在過去，中國領導人將注意力集中在中國國內的經濟增長及問題，但是隨著中國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及經濟強國，隨之的貿易政策、政治戰略意圖也都將改變，對於參與世界的企圖心也更大。 ”艾格博說。 他表示，非洲的領導人必須有這樣的意識來考慮接下來的中非關係，才不至於錯過機會。 “非洲必須要關注中國未來十年的經濟增長軌跡，因為這與非洲的發展也至關重要。尤其中國對非洲國家投資漸增，以及經營的企業與建設，能夠幫助維持非洲的經濟成長。 ”2012年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前40 名，有25個國家來自非洲；過去十年，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前10名中，有6個至7個是非洲國家。劉鴻武預計，未來10年到20年，非洲將替代中國成為新一輪的世界工廠與新興市場的成長平台。 他表示，中非關係是中國在現有的全球對外關係中最有可能、也是最值得用心去經營和塑造的一個領域。 “也就是說，中非合作給了中國這樣一個特殊的機會，通過中非合作實踐平台來實現塑造新型全球國際關係的夢想。 ”本刊記者韓薇、沈乎，研究員舛友雄大，記者林金冰對此文亦有貢獻

SENSE隨筆130706竊聽、摩斯碼與非洲鼓 掌門天地

http://www.tangsbookclub.com/2013/07/06/sense%E9%9A%A8%E7%AD%86130706%E7%AB%8A%E8%81%BD%E3%80%81%E6%91%A9%E6%96%AF%E7%A2%BC%E8%88%87%E9%9D%9E%E6%B4%B2%E9%BC%93/

竊聽、摩斯碼與非洲鼓

執筆人：蟬

近年電影圈興起竊聽主題，德國電影《竊聽者Das Leben der Anderen》，本地電影《竊聽風雲》和《聽風者》皆對竊聽有相當詳盡的描述，其中以《聽風者》最為戲劇化。梁朝偉飾演的阿兵以其天賦的聽力，拆解敵方透過電台發布的秘密訊息。電影將解碼能力描述為天才技能，然而在現實生活中，竊聽又是怎樣的一回事呢？

竊聽
40年代，美國貝爾實驗室Bell Laboratories人才輩出，創造力泉湧。數學家圖靈Alan Turing 曾參與研究“安全話音系統” SIGSALY（又稱X系統）。X系統在二戰期間被應用在美國五角大廈與英國戰情室的一條安全語音線路上，令美國總統羅斯福和英國首相邱吉爾可以高枕無憂地通話。

系統將“類比analog” 的聲音訊號以高頻率抽樣並「數位化」，再任意進行偽裝，將訊息偽裝成近似收音機雜訊的聲音，並傳至系統的另一端。

二戰期間聯軍曾破獲大量德軍截聽的錄音，德軍錯誤指出該訊號為加密之電報，可見其系統的安全性。

X系統重50噸，佔用40個電話交換機機櫃，並且需要在有空調的房間才能運作，耗電驚人，但安全性甚高，似乎非阿兵聚精會神便可成功竊聽。

長程通訊隨著科技進步不斷變化。

據傳早在西元前十二世紀“特洛依戰爭”期間，希臘便使用烽火，將訊息傳達到二十英里外的瞭望塔。此外還有旗幟、號角、煙霧和鏡子閃光等傳訊方法。然而早期的方法除“有效距離” 參差不齊外，還共有一個缺點，就是資訊必需只有一個“位元 bit”。***

位元是由「資訊理論」Information Theory之父夏農Claude Shannon 所創的資訊單位，Bit是Binary digIT的縮寫，即“二元數位”，該數位的值只能為1或0。

例子一：母親大人問今晚是否回家吃飯，該問題為二元問題Binary question，因答案只能為“回”(1)或“不回”(0)。

例子二：女友問今年抑或明年結婚，此問題也是二元問題，答案是“今年”或“明年”，至於哪個是1或0，此處並無區分。J

摩斯碼
早期的長程通訊由於技術限制，只能傳達二元訊息。***

1841年美國發明家摩斯Samuel Morse 竭力發展一套透過直流電訊迅速表達字母的系統。即後來享負盛名的「摩斯碼」Morse Code**。那是一套將文字轉換成一維的電脈衝的系統。

摩斯最初的想法是以英文字彚為基本單位，並以點和空白將之編碼。如。。  。。。  。。。。代表234，234是一個字的編碼。可想而知最困難的工作是字典編纂。助手Alfred Vail則負責研發電報機的操作手柄。

後來編碼焦點轉向字母，並使用符號代表字母。經過不斷改進，摩斯編碼成為一個四元系統：即短空、長空、點和線。***

透過字母使用頻率的優化，將最常用的字母如E和T用最便捷的編碼表示，使電報操作員少按鍵千百億次。

摩斯碼利用長程電纜，編碼系統和設計優良的電報機，成就長距離和內容豐富的傳送技術。但礙於成本，傳送內容始終偏向簡潔，而且只能依賴字母文字系統才能完成。世上有多達六千餘種沒有文字的語言，這問題怎麼解決呢？

會說話的鼓
英國傳教士卡靈頓John Carrington在1949年發表一本小書，名叫《非洲的說話鼓》。卡氏在非洲傳教四十年，熟悉班圖語系的基勒語，並學會打非洲鼓。當地的鼓不單只是一個簡單訊號系統，而且是一種會說話的鼓。***

非洲的語言是聲調的語言，意義不僅由子音和母音決定，聲調的起伏也有決定性的影響。***

舉例：艾拉巴卡‧波以利（高低高高低低低）：他望著河岸

            艾拉巴卡‧波以利（高高高高低高低）：他煮了岳母J

 非洲鼓只能發出高低兩種聲音，音差約為三度。鼓聲是二元系統，將語言轉換成鼓語時資訊必定有減損。

舉例：基勒語「桑哥」是父親的意思，鼓語為“高高”。但月亮、寇寇鳥、非雷魚和其他一百三十多項意義也是用雙高音字表示的。

為了去除岐義，鼓手在說話時必為短字加上小句。如要說“月亮”則可能打成“俯瞰大地的月亮”；“寇寇鳥”則打成“叫聲奇歐奇歐的小鳥”。鼓手以其創意創造小句並傳說想要傳達的短字。

刪除歧義是潛意識的過程***，聽者雖然只聽到高低交錯的鼓聲，但其實他們把整個句子都聽得清楚明白。

 自然語言都隱含贅餘，而亦因此人們才能理解錯誤百出的話語。

70年代名詩人James Merril在紐約巿地鐵的海報便來自此概念：
If u cn rd this （要是讀懂這句話）
U cn gt a gd jb w hi pa! （就能找到高薪的工作）

在電報員眼中是昂貴的浪費，對非洲鼓手而言則是必要的成分。***

 順道一提，非洲鼓可以一小時內將訊息傳達至一百英里外的地方。

 參考
《資訊：一段歷史，一個理論，一股洪流》
《The Information: A History, A Theory, A Flood》2012, James Gleick
 本書為2012年英國皇家科普書獎得主

在非洲賣手機：山寨退出品牌吃香

http://www.iheima.com/archives/48600.html

在一些人奮力紮根北上廣時，一些人卻將視野投向了遙遠的非洲。

張霖(化名)大學一畢業就來到非洲賣手機，不到兩年時間裡，他跑遍了非洲許多地方，也見證了這裡手機市場的變化。

談起非洲顧客的喜好，張霖頭頭是道，比如，南非偏向歐美的消費習慣，北非則偏向中東的消費習慣，有著石油國家的「闊綽」，更愛品質好、價格較高、有一定品牌的手機，而東非和西非購買力相對落後，中低價位尤其是絕對低價位的手機賣得最好。

再比如，這裡的顧客更看重手機的拍照功能，手機像素越高越好賣。此外，FM外放功能也為不少人所關注，「這裡人們大多喜歡表現自己、愛拍照，婦女喜歡邊干家務邊收聽廣播。」張霖說。

山寨手機節節後退

張霖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目前非洲山寨手機市場下滑，品牌手機卻呈上升趨勢。去年他所在的公司共賣出2400多萬台手機，而今年上半年就已經完成了全年的銷售任務。

張霖說，剛開始做品牌的尷尬是得不到消費者的認可。「儘管我們很用心在開發，但很多當地人習慣地認為『中國=山寨』。」張霖表示，隨後，他們的品牌形象有所改觀，當地人開始稱其產品「a little original」(有一點點原創) ，這讓張霖的團隊感到欣慰。

讓張霖煩惱的是，他們的產品熱賣之後，也開始被拷貝。張霖說，其公司將更加重視知識產權方面的問題，在品牌公示期過後，將加大對拷貝者的打擊力度。「這裡知識產權保護也在慢慢改觀，不少國家由於是前英法殖民地，具有這方面的法律意識。」

張霖稱，就像非洲其他對外開放的市場一樣，例如衣服、藥品等，手機市場目前還是中國商家佔據絕大多數，韓國則是為數不多的進軍非洲手機市場的其他國家之一。

三星已經準備將自己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智能手機份額翻倍，在2013年達到20%，它將集中精力提供較便宜的手機。三星將其2015年非洲營收目標定在100億美元。

談及自己的選擇，張霖坦言，困惑在所難免，但非洲生活節奏比較慢，比起國內北上廣這些城市，壓力也小得多，「下班可以去河裡游游泳，去林子裡打打獵。」張霖說。

據相關數據統計，去年我國通信設備對東盟、拉美、非洲出口情況不佳，尤其是對非洲出口大降，去年上半年手機產品對非洲出口額降幅為18.8%。

在張霖看來，其公司的銷售業績之所以在中國手機銷售非洲市場普遍走低的情況下逆流而上，在於老闆的深謀遠慮。

三四年前，非洲還是中國山寨手機的天下。一家主攻海外市場的國內手機企業負責人告訴本報記者，那時候賣手機就像賣玩具，「誰進入這個市場誰就能賺錢。」

然而好景不長。一方面，由於山寨機賣家之間大打價格戰，利潤空間被不斷壓縮;另一方面，隨著收入的提高和市場的不斷發展，非洲居民的品牌意識提高。此外，知識產權保護逐漸加強，非洲市場的山寨手機最終節節後退。

「現在不僅是在非洲，全球其他地方基本上是品牌型為主導，山寨機沒有機會了。」上述手機企業負責人表示，在市場初期，大家「亂棍打死老師傅」，但市場最終將走向品牌，「消費者的認知成熟了，品牌的引導力度在加強，市場以品牌為導向是必然的，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這些新興市場，如果只是做山寨機、靠打價格戰，幾乎已經沒有機會了。」

上述手機企業負責人還透露，目前，一些非洲國家政府為了阻止中國手機的大量進口，又新增了幾項進口條款和認證門檻。

就在大家爭奪山寨手機這塊蛋糕時，張霖所在公司開始專注打造品牌。起初，他們只在幾個國家布點，如今銷售網絡已經遍佈非洲。張霖所在公司同時經營高、中、低三檔品牌，低端產品價格在9~70美元之間，中端價格區間則為100~400美元。

品牌建設

張霖說，在非洲賣手機，廣告宣傳很重要。他自豪地宣稱，在非洲許多「上檔次」的場合，都有他們的手機廣告，公司今年將投入700萬美元廣告預算，在電視、電台、路牌、機場、商場、超市投放廣告。

然而，品牌建設不等於簡單地廣告投放。張霖說，以前品牌建設比較簡單，只是做做廣告、投個電視廣告，而現在除了廣告外，還要在自主研發上加大投入。

渠道搭建方面，張霖表示，其公司傳統渠道與自己創建的渠道並重，在不同國家會有不同的策略。傳統渠道主要是賣場、大集市以及商場。在一些對高端手機需求量大的國家，張霖所在公司建立起VIP渠道，發展自己的專營店體系。

除此之外，張霖所在公司還與南非當地運營商品牌合作，在加納、尼日利亞、烏干達、盧旺達等國家建立起運營商渠道，做定製機，運營商下訂單後，張霖公司交給國內手機生產商生產。張霖表示，出於避稅需要或由於一些政府為吸引投資、增加就業主動拋出免稅政策，其公司在部分國家建有自己的手機組裝工廠。

中國藥企非洲打假記

http://www.ifengweekly.com/display.php?newsId=6941

非洲有未來百年最火的機遇？一幅圖告訴你

http://wallstreetcn.com/node/73028

往年談論新興市場，非洲總是被遺忘的角落。近幾年非洲大陸也成了「聰明錢」淘金的熱土。華爾街見聞昨日還報導，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最近「碰巧」都訪問了非洲。

如果用未開發的資源作抵押，非洲的貸款潛力高達5-10萬億美元。

The Diplomat等美國媒體整理的非洲各國與全球其他國家利益關係圖如下：

花旗私人銀行新近發佈的展望2014年報告認為，未來100年，非洲有理由出現最令人興奮的機遇。

為什麼這樣斷言？

花旗私人銀行全球投資實驗負責人Philip Watson在報告中指出：

對於非洲這塊「年輕的大陸」，今後100年裡，預計非洲的人口將劇增，從目前接近歐洲人口規模的水平增至接近亞洲水平，是當前水平的四倍。

非洲人口激增、基礎設施和資源又欠開發，這樣的形勢意味著那些管理越來越得法的非洲經濟體會進入飛速增長期。

Watson進一步說明：

特定的行業也同樣如此（高增長），比如電信業。

國際電信聯盟（ITU）調查顯示，非洲近來成為全球增長最快的手機市場。過去5年，非洲的手機使用量以每年65%的速度增加，相當於全球平均增長的2倍。

受益於年輕人需求和國內推行市場自由化及電信業改革，尼日利亞成為全球手機通信增長最快的市場。

在總人口1.7億人的尼日利亞，預計全國使用手機8800萬部。

以下就是花旗私人銀行報告中的圖表，它對比了非洲與歐亞美四個大洲未來100年的人口增長趨勢。

花旗這個理由很好理解，五年前葛大爺扮演的「黎叔」就強調過：

21世紀什麼最貴？人才。

中國和日本的下一個“戰場”——非洲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72943

沒有高昂的債務，卻擁有巨大的貸款潛力和發展機會，非洲已然成為全球“聰明錢”的淘金熱土，比如中國和高盛。近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都訪問了非洲，看起來非洲儼然成為兩國繼東盟和領土爭端之外的又一個“戰場”。 據估算，如果用其未開發的資源作抵押，非洲有著五萬億至十萬億美元的貸款潛力。從利益的角度來看，以下為目前非洲與全球各國的關系地圖： 最近，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都訪問了非洲。安倍從1月9日開始，在一周之內拜訪了科特迪瓦、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亞等國。王毅則於1月7日至11日拜訪了埃塞俄比亞、吉布提、加納和塞內加爾。鑒於中日目前的緊張關系，這兩次訪問迅速被解讀為兩國在非洲的“競爭”。 當然，兩國都否認了這一看法。在被問到王毅的訪問是否“直接針對日本”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表示任何持有這種想法的人“可能對中非關系的歷史和現狀都不是特別了解”。她指出，“中國外長每年年初首訪非洲，這是中國外交幾十年來的優良傳統，體現了中國對非洲的一貫重視和對中非傳統友誼的珍視。”她警告稱：“如果有什麽國家試圖在非洲搞對抗，那就是打錯了算盤，而且也不會得逞。” 日本也否認安倍訪問非洲與中國有關。據美聯社，日本內閣官房副長官世耕弘成（Hiroshige Seko）表示，“完全無意於”和中國競爭，日本與非洲國家的關系非常重要，但這與中國沒有關系。非洲有著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大量的投資機會，這是吸引日本的關鍵。紐約時報指出，加強與非洲的紐帶只是安倍外交策略的一環，所有這些都是為“安倍經濟學”服務。 在埃塞俄比亞的一次演講中，安倍重申了非洲的重要性。他表示：“相當多的日本人相信，非洲是日本的希望。”演講主要談到了非洲和日本公司密切合作的潛力，比如日本的管理方法將有益於非洲人民。安倍說，“日本公司珍視每一個到非洲的員工，希望雙方能夠在互信的基礎上建立雙贏合作。”相比之下，政府在非洲的角色成為了次要的事情。安倍確實提到了希望與非盟有更多合作，但他將更多的重心放在了經濟合作上。 換句話說，日本奉行的是經濟戰略。安倍在非洲追求的顯然是密切的經濟關系。而中國則不斷強調中國政府與非洲各國之間的友誼。雖然中國公司也在非洲有大量的業務，但官方對此幾乎從不提及。每次雙方有合作項目（修路或政府大樓），都被視為中非友誼的象征。 因此，王毅的講話主要強調了中國和非洲各國政府之間的友誼。在塞內加爾時，王毅呼籲兩國“堅定支持對方的核心利益和主要關心的問題”。在加納，他表示需要“加強傳統友誼，推動實際合作”。中國與非洲國家的關系並不僅僅停留在經濟層面（當然，這是很重要的方面），而且還需要非洲在外交政策上支持中國。 當安倍滿足於讓日本公司進入歐洲淘金時，中國正在積極謀求在非洲大陸上建立軟實力。這對中國來說並不新鮮。康奈爾大學Gustavo Flores-Macías和Sarah Kreps研究發現，自1990年中期以來，中國就已經非常成功地將其與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貿易關系轉化為外交支持。日本似乎並不尋求這種影響力（至少現在沒有）。所以，雖然兩國看起來在非洲存在競爭，但這種競爭並不在一個層面。 （資料來源/zerohedge，the diplomat，整理/華爾街見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