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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厂脱硫后遗症

http://magazine.caing.com/chargeFullNews.jsp?id=100213152&time=2010-12-31&cl=115&page=all

　　时值2010年岁末，地处成都的四川嘉陵电厂有限公司（下称嘉陵电厂）仍未通过环保部门的大考。

　　三个多月前，环保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通报了2009年脱硫设施非正常运行的八家企业，嘉陵电厂名列其中。这家燃煤电厂两台发电机组的脱硫设施“运行不稳定，故障率较高”，导致二氧化硫浓度超标排放严重。

　　2010年3月，嘉陵电厂暂时停产。此后，该电厂多次点火申请均被成都市环保局拒绝。据当地媒体报道，原因在于整改措施不全面，发电机组较老，点火启动时，锅炉配套除尘及脱硫设施不能同步安全、稳定运行。

　　像嘉陵电厂这样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脱硫设施非正常运行的燃煤电厂，不在少数。环保部和国家发改委2010年9月通报的八家企业中，有七家均为燃煤电厂。而全国范围内的问题电厂远不止这几家。

　　对于电厂脱硫设施的现状，在这个行业浸淫十年、自称“最早那一批人”的张先生深有体会。他已经不敢接什么项目，一方面是如今报价太低，除非偷工 减料，否则利润微薄；另一方面是具有国企背景的后来者太多，在关系上竞争不过。不过，这两年他依靠扮演“拯救者”的角色也拿了几个项目：这些项目都是以前 别人做过，但质量不行，需要重做。

　　张先生说，表面上看，这些项目的失败是因为当初的设计与电厂的煤种不适合，其实都是前几年恶性竞争造成的。据他估计，在全国已经建成的脱硫项目中，类似的问题项目占到两三成。

　　四川大学教授、国家烟气脱硫工程技术中心主任尹华强表示，说电厂脱硫设施当中有两三成非正常运行并不为过，现在有不少脱硫设施“都是摆设，上面来检查才运行”。

　　前不久，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下称中电联）对全国电厂脱硫项目进行过一次评估。虽然评估结果并未公布，但接近中电联的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在全国脱硫项目中，运行不正常的确实占到两三成。如果加上运行基本正常而尚有改进余地的，整体上需要维修或改进的比例达四成之多。

　　到2009年底，中国已经建成的燃煤脱硫机组装机总量达到4.65亿千瓦，这意味着接近1亿千瓦的燃煤机组脱硫设施或多或少存在问题，数以百亿计的投资打了水漂。

　　尹华强非常担心，从工程质量到工程寿命，电厂脱硫问题的“后遗症”会逐渐体现，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不得不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环保盛宴

　　中国加速实现工业化这些年，正是二氧化硫污染危害日益加重的时期。二氧化硫不仅引发酸雨，还会导致呼吸系统疾病等。嘉陵电厂等燃煤电厂附近的居民社区，更是深受其害。

　　嘉陵电厂地处成都市东二环与东三环之间。这一带原本是成都市郊区，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其所在的万年场、跳蹬河等片区已有数十万居民。该电厂共有三台燃煤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35.9万千瓦，其中两台（11号和12号）14.2万千瓦机组于1999年建成投运。

　　2000年，中国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明确二氧化硫等污染物超标排放是违法行为。

　　2004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发布的新版《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开始实施，要求1997年1月1日以后改、扩、建的电厂必须上脱硫装置，削减烟气中的二氧化硫。

　　也是在这段时间，张先生看到了脱硫行业的商机。2001年，他从发电企业下海，与合作者着手研发脱硫技术。两三年后，他们的技术基本上成熟，中 国电厂的脱硫浪潮也到来了。张所在的公司在脱硫项目容量排名上大体上可以进入前十名，每年项目总量约几百万千瓦，每年营业额有十几亿元。

　　2006年，嘉陵电厂开始安装脱硫设施，花去1亿多元，但其过程并不顺利。由位于重庆的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下称远达环保）所提供的设备，出现过诸多问题。根据嘉陵电厂的一份汇报材料，部分主要设备出现缺陷，被迫返厂或现场抢修。

　　2007年12月，嘉陵电厂的脱硫设施终于建成投运，据称二氧化硫减排效果将“十分显著”。

　　但实际上，嘉陵电厂的脱硫设施经常处于非正常状态。2009年，嘉陵电厂11号和12号机组全年发电量6.84亿千瓦时，脱硫设施投运率仅为 46%，综合脱硫效率仅为39%。而根据原国家环保总局与国家发改委要求，“十一五”末脱硫设施投运率应达到90％，燃煤机组脱硫效率一般也应在90％以 上才能保证二氧化硫排放达标。

　　无奈之下，身为成都市人大代表的李之权，与附近居民一起继续维权。2010年5月，他和另外三位市人大代表，以及两位环保专家，还组成一个特别 小组进厂“督察”。而四位穿比基尼、戴防毒面具的美女大学生，曾经在嘉陵电厂门外挥舞扫帚，表达她们渴望接触干净空气、将这个成都市区最大污染源扫地出门 的愿望。

　　李之权援引网民的话说，嘉陵电厂的脱硫工程类似于建筑行业中的“豆腐渣”工程，很令人失望。但嘉陵电厂总工程师谭韧对本刊记者表示，远达环保提 供的脱硫设备本身是合格的，设备在当初安装调试时出现一些状况属于正常。远达环保总经理助理蒋建华则对本刊记者强调，主要是嘉陵电厂本身存在问题。

　　根据环保部与国家发改委的要求，嘉陵电厂等八家被通报处理的企业必须在2010年底前完成脱硫设施的整改任务。谭韧的回应是，嘉陵电厂的整改在这份通报发布之前就已完成。

　　无论如何，嘉陵电厂脱硫设施非正常运行，且至今未获环保部门放行，是不争的事实。前述通报指出，嘉陵电厂那两台机组运行时，脱硫设施故障率较高，经常开启旁路烟道排放污染物，在线监测系统的故障率也高，导致测量数据失真。

　　从2006年到2009年，中国二氧化硫排放量比2005年累计下降13.14%，提前一年完成“十一五”期间削减10%的目标。这首先归功于 大部分燃煤电厂安装了脱硫设备，到2009年底中国脱硫机组装机容量占全部火电机组的比重由2005年初的12%提高到71%。

　　如此大规模的脱硫设施安装运动，也是商业机会的代名词。中国随之出现一大批以脱硫为主业的公司。其中既包括依托国有发电企业的国电龙源环保、远 达环保，也有背靠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山大华特（000915.SZ）、浙大网新（600797.SH），以及地方国企菲达环保（600526.SH）、民营 企业龙净环保（600388.SH）等。虽然发电机组脱硫价格从最初的每千瓦1000元滑落至如今的100元，若干亿千瓦的项目容量仍然意味着上千亿元的 环保盛宴。

恶性竞争

　　由于市场门槛较低、彼此容易模仿，加上缺乏运行规范和有效监管，脱硫这个朝阳行业迅速滑入恶性竞争的深渊。据张先生介绍，脱硫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已经从2003年的10%以上，下降到5%以下，甚至还有不挣钱做项目的公司。

　　“‘十一五’之前，投资好几百亿，大概一多半给外国人赚去了。”张说。当时，中国还缺乏具备足够实力的脱硫公司，央企出身的燃煤电厂一般要求全 部采用外国设备，北京某电厂一台20万千瓦的机组采用德国技术，结果花掉2亿多元。“规规矩矩按照外国人（标准）做的，特别浪费；不规矩的，就做不好。”

　　国内的脱硫工程公司多数从德国、日本、美国、奥地利、意大利五国的12家公司引进。在技术引进中，除了支付一定额度的入门费，一般每台20万千瓦以上的机组脱硫工程还需支付2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技术使用费。外方专家的指导费则是每天上万元人民币。

　　2005年3月，时任国电龙源环保总经理的徐凤刚撰文指出，国内脱硫工程公司忙于应付承接脱硫工程的实施，现有技术力量无法投入研发，各家公司采用的工艺技术都来自国外，甚至是国外同一家公司，只能以价格竞争为主要手段，“赔本赚吆喝”。

　　他在文章中还透露，当时真正投入运行的脱硫装置不足合同总额的8%，能够正常运行两年的更是屈指可数。在投运的装置中，有的从投运第一天起就没有间断过改进和维修，更有公司饱尝一年施工、两年维修的惨痛教训。

　　张先生说，2003年国内脱硫公司只有几家，后来冒出了上百家。国内公司慢慢学会国外技术以后，每千瓦造价逐步下降，到2007年降到了150 元以内。但大量缺乏核心技术的国内脱硫公司的价格战愈演愈烈，每千瓦的价格从2003年的1000元迅速滑落到2006年的200元，再到如今的100 元。这种价格水平不仅让国外公司望而却步，国内公司也叫苦不迭。

　　尹华强说，国外燃煤电厂脱硫价格稳定在每千瓦100美元左右，即使国产化可以使成本下降一半，每千瓦100元人民币的价格也实在反差太大。

　　2007年6月，凯迪电力（000939.SZ）在转让旗下武汉凯迪电力环保有限公司70%股权的公告中称，“为避免上市公司受到恶性市场竞争的伤害，本公司拟在脱硫产业寒冬到来之前主动抽身而退。”

　　浙大网新也在2008年8月将旗下的脱硫业务公司网新机电作价5.2亿元，转让给旗下另一家上市公司众和机电（000925.SZ），置换后者 32%股权。浙大网新一位负责人对本刊记者表示，此举是集团公司回到纯IT行业，不能说不看好脱硫行业。但众和机电证券事务代表葛姜新承认，近两年公司脱 硫业务发展趋缓，国内市场已饱和，只能拓展海外市场。

　　张先生透露，有些公司因为价格竞争，请不起外国人，就不和外国企业合作，所以一批项目做得很差，尤其在2006年至2007年间。

　　为鼓励火电企业上马脱硫设施，国家发改委和原国家环保总局于2007年5月推出脱硫电价政策，脱硫设备正常运行期间的发电量可以享受每度电1.5分钱的补贴。

　　考虑到市场的混乱，国家发改委和原国家环保总局于2007年8月推出特许经营模式，火电厂可以将国家出台的脱硫电价、与脱硫相关的优惠政策等形 成的收益权，以合同形式特许给专业化脱硫公司，由后者承担脱硫设施的投资、建设、运行、维护及日常管理，并完成合同规定的脱硫任务。

　　张先生说，特许经营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这个行业。他的企业是首批七家试点企业之一，既有工程任务，又有运营任务，业务比较平稳。借助于特许经营模式，这家企业在内蒙古电厂脱硫设备运行率达到99.7%，除去原料、动力、人工消耗和财务成本，利润还有百分之十几。

　　不过，BOT模式也存在待解决的问题。脱硫设备的地上建筑所有权属于脱硫企业，而设备所处的土地属于电厂，在缺乏完整产权的情况下，脱硫企业难以从银行获得贷款。

　　此外，脱硫设备的运营收入来自于脱硫电价补贴的1.5分钱，这笔钱由电网支付给电厂，再由电厂支付给脱硫企业，光是税收就交了两道。

　　远达环保也有几个特许经营项目，通过管理上的改进降低成本。但蒋建华说，即便如此，也是在条件好的电厂有利润，条件不好的仍然亏损，“加在一起还是微利，很难做”。

　　张先生说，项目无序竞争和低价中标的现象仍不鲜见，甚至有人报出了每千瓦六七十元的超低价格。“低价中标的有两类公司，一类是财大气粗的上市公司，一类是电力集团下面的国企，都不差钱。”

　　尹华强还表示，国内脱硫工程的技术同质化非常严重，大多采用石灰石-石膏法湿法烟气脱硫技术。“中国东西南北这么大的地域，自然条件、市场和经济状况不一样，怎么能不加区别地采用一种模式和技术来解决问题呢？”

　　尹华强指出，这一技术尚无法解决二次污染的问题。电厂脱硫每年产生的数千万吨石膏已经成为电厂主要的固体废弃物，“（脱硫）石膏的出路不解决，石膏围城是完全可能的。”

旧账新账

　　在尹华强看来，中国燃煤电厂的大部分脱硫设施确实发挥了作用，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都将为电厂脱硫后遗症埋单。有些项目达不到设计的寿命；有些项目刚建成的时候有些效果，但后来改造的成本会更高。

　　中国环保产业协会脱硫脱硝委员会秘书长杨明珍对本刊记者表示，应该说目前脱硫设施运行已经在走上正轨，基本上达标了，之所以有些不合格，部分是因为设备的设计不适合煤种，部分是因为低价中标无法保证质量。

　　中电联副秘书长兼行业发展与资源环境部主任王志轩则指出，落实二氧化硫减排任务的关键，是能否运行好脱硫设备。此外，不应全国电厂“一刀切”，要对不同的环境功能区、不同时间段建设的机组、不同的排放方式，采用不同的环保要求。

　　张先生也说，从好的方面来看，中国的脱硫设施在总量上还是减排了很多二氧化硫，对超排二氧化硫的处罚力度越来越大，特许经营也引起了燃煤电厂和脱硫企业的兴趣。但问题是“中国上得太快，太急了”。

　　旧账未还，新“债”又到。“十二五”期间，中国不仅要继续推进电厂脱硫，还要将电厂强制脱硝摆上日程，由此也会形成一个上千亿元的脱硝市场。氮 氧化物已成为主要大气污染源之一，而“十一五”期间中国尚未强行控制氮氧化物排放，国内火电厂只有不足10%的机组安装了脱硝装置。

　　“我们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教训。脱硫脱硝是好事情，但好事情要有好的思路、好的政策，在技术和管理各方面都要有创新。也要让专家和公众更多参与，不要变成少数人的决策。”尹华强说。

　　由于地处成都市区，嘉陵电厂受到了政府和公众的极大关注。但还有更多的问题电厂，处在人们视野之外。无论是否搬离现址，嘉陵电厂的脱硫设施今后能否正常运行，都是一个未知数。

中鋼子公司高價購併賠錢貨、台電向民營電廠超額購電 揭開國營事業四大弊病

歐洲：電力公司停止對化石燃料電廠的投資

紐約時報消息稱，位於英格蘭北部郊區的大型電站Keadby 1將在今年夏季結束後關閉。據該電站所屬的英國電力公司Scottish & Southern Energy負責人稱，電力需求自金融危機以來暴跌，全球能源市場的波動導致這個剛投資數百萬英鎊升級的天然氣發電廠無利可圖。

對此，Scottish & Southern Energy公司決定關閉這個電站。同時公司也推遲了一些新能源的投資，並正在計劃關閉公司旗下近四分之一的化石燃料發電廠。

公司執行董事Paul Smith表示，

「公司的這種決定是考慮到即將來到的數月裡行業和市場的反映。在正確的市場信號和必要的支撐性政策到來之前，我們不會考慮進行投資決策。」

歐洲的能源公司都面對著個局面：奮力應對經濟疲弱導致的電力需求收縮嚴重。這些公司同時還要考慮定價如何保證非盈利性的電站正常運轉，以及建設新的電廠。

一些公司諸如德國的RWE和法國的EDF正面臨著複雜的挑戰。這兩個公司的收入已經因為電力需求萎縮而削減；與此同時，在價格方面，風能和太陽能項目的推廣也極大削弱了化石發電廠的競爭力。碳排放交易市場創記錄的低價，更好的鼓勵清潔高效能源的生產和使用。

在歐盟碳交易機制中，電廠被納入碳交易機制。在實際運行過程中，電廠獲得大量免費配額，在這部分免費配額已經足以抵消掉電廠的碳價成本的前提下，電廠紛紛提高電價將碳價轉移給消費者，因此電廠獲得額外收益。

德意志銀行歐洲能源研究負責人Mark Lewis稱，

「投資一個電廠基本要數十億歐元，因此碳價必須要高到足以使這些投資值得。在當前的碳價格下，沒有人願意投資。」

更為糟糕的是，歐洲許多大型能源公司背負著巨額債務。據IHS發佈的報告稱，自金融危機以來，歐洲電力公司淨債務上升近5倍，至3980億美元。

IHS認為，歐洲不能建立新的電廠可能帶來持續後果。歐洲電網和天然氣儲量僅夠維持目前的需求水平，一旦歐洲經濟復甦，則有很多地區電力和天然氣供應跟不上。到時，歐洲很多地區將面臨高昂的能源價格。

對於歐洲能源和氣候變化政策，分析家評論稱，雖然大力發展綠色能源，政府提供巨額補貼使得歐盟電力近20%來自新能源。但歐洲已有的天然氣和燃煤電廠依然可以提供穩定的電力供應。相比而言，新能源供電的穩定性仍在提高階段。

但顯而易見的是，歐洲許多化石燃料電廠的財務前景十分疲軟。與此相反，新能源發電產量正在上升，而價格卻在持續下降。

七問燃煤電廠超低排放：不缺技術，缺評估，還缺把尺

柴發合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副院長

朱法華 國電環保研究院副院長

葛察忠 環保部環境規劃院環境政策部主任

高 翔 浙江大學能源工程學院副院長

閆克平 浙江大學化學工程與生物工程學院教授

王誌軒 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秘書長

王仕龍 神華國能集團科技信息環保部總經理

酈建國 浙江菲達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環保裝備研究院副院長

是怎樣的一場會議，能讓主講嘉賓在會前準備講稿時，倍感“糾結”；又使得參會人在會上自由討論時，頻繁提起“困惑”“被動”等字眼？

2015年5月26日，在由中國環境科學學會和浙江大學主辦的“燃煤鍋爐超低排放學術研討會”上，來自火電行業和環保部的標準制定學者、高校技術專家、火電企業和環保企業，對於超低排放的技術、評估、效益甚至最基本的定義，展開了激烈的探討。

超低排放，也被稱為近零排放，一直是業界爭論的熱點。與數年前的概念話題相比，如今已有了浙江、江蘇、山西等多地的實踐。

如同減肥訓練營中，最努力的學員偏偏又立下了最狠心的計劃，治霾攻堅戰中，在水泥、鋼鐵等重工業連脫硫脫硝都尚未完成時，燃煤電廠行業一路領先。在2011年推出“史上最嚴”火電排放標準、2013年在重點控制區執行特別排放限值後，超低排放又成為新一輪的加碼。

2014年9月，國家發改委、環保部和能源局下發《煤電節能減排升級與改造行動計劃（2014-2020年）》，提出了東、中、西部新建燃煤發電機組在2020年達到燃氣輪機組排放限值的不同要求。上述浙江、江蘇、山西等地則已設立了電量獎勵乃至電價補貼的政策。

從地方到中央，超低排放的呼聲越來越強。2015年5月19日，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在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汙染防治協作機制會議上提出，要積極推動燃煤電廠超低排放改造。

是鞭打快牛，是技術革新，還是在煤炭總量控制和換“氣”不足的雙重壓力下，企業和政府的博弈？南方周末記者根據會議討論整理出了超低排放七問，以期給參會者反問自己的那一句“我們準備好了嗎”擬出註解。

一問：近零排放、超凈排放、超低排放的稱謂為何換來換去？

朱法華：沒有煙囪才叫“零排放”。現在電廠還是有排放口的，不能叫“近零排放”。全球燃煤鍋爐大氣汙染物排放標準數美國最嚴格，中國提出的超低排放要求比美國還嚴，所以稱為超低排放。其中煙塵、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分別小於10毫克/立方米（單位下同）、35、50的稱為超低排放；煙塵達到5，可稱為超超低排放。

王誌軒：從排放限值的數字上看，超低排放既可以看成是比我國排放標準中的特別排放限值更嚴的一種要求，但也可以說是屬於特別排放限值要求的一種特殊形式。提出排放標準時，政府應該有類似國際上BAT（最佳可行技術）的技術配套文件來支撐。評價超低排放的效果時，政府部門應當制定一個“分數線”，作為價值評判的依據。正如一個體育項目，達標比賽和奧運會是不一樣的。歐美BAT技術文件的制定一般需要三四年時間，我國2014年對燃煤電廠的排放要求一年就變了4次，剛剛改造完的環保設施，又要開始進行改造。

閆克平：2000-2005年意大利電力公司在煙塵排放控制方面的改造就已經按10的要求做（或30mg/kWh）。日本的國家標準比較松，但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標準。一個城市的電廠由市政府決定要達到多大的排放，而不是像我們這樣一刀切。在歐洲，實際運行的排放量往往比標準及設計值更低。

二問：企業該以誰為準，是《火電廠大氣汙染物排放標準》還是發改委、地方政府文件中要求的超低排放？

柴發合：超低排放是為了解決嚴重的大氣汙染而下發行政的指令，目標是對的。真正的管理還是以排放標準為主。地方可以實施更嚴格的標準，但一定要有科學論證。例如河北省環境容量超得太厲害，需要對電力等其他行業實施更嚴格的地方標準，甚至嚴於特別排放限值，地方標準有可能7月份就出臺。以京津冀為主的重點地區，北京使用天然氣的經驗不好複制，超低排放就很重要。但在大戈壁灘建超低排放就是傻子了。

朱法華：目前超低排放還不適宜上升為排放標準，還是引導性的。標準是最基本要求，每個人都要達到。有了超低排放補貼電價的省份則是有條件的，比如江蘇和山西補貼的分別是單機容量10萬噸和30萬以上燃煤發電機組。

三問：《火電廠大氣汙染物排放標準》要求自2014年7月1日起執行，目前標準執行得如何？

王誌軒：在2014年7月電廠老機組開始實施排放標準時，約有20%未能達標，改造需要一個過程。

環保部科技標準司工作人員：從標準執行的角度考慮，標準不是一下子可以達到，我們要關註持續性達標。2014年7月之後，對於火電標準的達標評估正在進行，已經在江蘇等地開展了調研，評估過程中也重點關註超低排放。

四問：那麽多火電廠宣稱達到超低排放，可是對超低排放的監測方法還在研究中，如何評估企業超低排放的成效？

高翔：現有測量技術的確是有效評估超低排放成效的瓶頸。現在國內已有人在研究先進的監測技術，並已經有樣機在實際中示範應用了。針對不同煤質、不同負荷的機組，如何實現超低排放，需要進行系統評估，不僅要關註技術可行性、環境效益，還要進行費效、能效評估。我們也擔心良莠不齊的技術都上了。我們希望通過大數據分析的方法，及時評估超低排放系統的實際運行狀態和成效。

柴發合：同一種方法評估改造前後，如果汙染下降，這種相對值是認可的。但是為了更準確的絕對值，還需要研究。現在很多部門在研發。

新趨勢！買太陽能股當電廠股東

老店創新》租賃商做太陽能，要造45萬坪電廠 400人部隊 幫中租變「屋頂發電王」

行業人士稱三五年內中小電廠或破產 專家回應過剩不等於倒閉

“火力發電廠可能在三五年以內，就要像現在的鋼鐵企業、煤炭企業一樣困難，可能要大批破產。特別是小電廠，環保不達標的電廠，不是政府強制關閉，是自己運行不下去，自己要關閉，自己要倒閉“

日前，在“2016中國500強企業高峰論壇”期間，中國國電集團公司總經濟師張樹民的這個觀點或許代表了行業內對於當前火電產能過剩的擔憂。而協鑫(集團)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朱共山也在會上表示，他相信60萬千瓦以下的燃煤發電機組未來將都會關掉。

但廈門大學中國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強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中小火電廠將在三五年內倒閉”的說法有些言過其實。

“目前，小型火電廠已所剩無幾，中型火電廠沒有那麽容易倒閉。中國的中型火電廠即60萬千瓦的電廠在其他國家可算是大型電廠，幾年前煤炭價格最高電價最低的時候都沒有倒，現在也不會大規模倒閉。持發電企業會迎來倒閉潮的觀點的多為發電企業，這是從自身利益考慮，試圖在電改環境下引起政策重視。煤電行業的最大問題是產能過剩，但過剩不等於倒閉”，林伯強說。

在經濟增速沒有大幅上升、電源建設速度沒有明顯下降的情況下，煤電行業的過剩已經引發了社會的關註。

據中電聯發布的數據顯示，2016年上半年，全國社會總用電量2.78萬億千瓦時，同比增長2.7%，相比之下，全國6000千瓦及以上電廠裝機容量15.2億千瓦，同比增長了11.3%，是同期全社會用電量增速的4.1倍。我國新增發電裝機5699萬千瓦，同比多投產1360萬千瓦，火電在設備利用小時創出十年新低的背景下，新增裝機規模卻創出“十二五”以來的同期新高。截至6月底，全國6000千瓦及以上火電裝機容量10.2億千瓦(其中煤電9.2億千瓦)，同比增長了7.9%。過剩進一步加劇。

中電聯預計，2016年全年，全國基建新增發電裝機1.2億千瓦左右，其中非化石能源發電裝機7000萬千瓦左右，煤電5000萬千瓦左右。由於未來火電裝機將受到限制，而非化石能源裝機在政策綠燈下將大幅增長，火電的空間受到大幅擠壓。

“當前中國的煤電建設熱潮急需冷卻”，華北電力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袁家海表示。

據袁家海介紹，在煤電過剩問題上，隨著我國經濟呈現新常態，電力需求增速從2014年開始已進入中速發展通道，但是由於規劃執行的滯後性和電源項目建設周期，2015年新增煤電仍維持了高規模。

2016年，國家能源局接連下發了三份控制煤電不合理發展速度的文件——《關於進一步做好煤電行業淘汰落後產能的通知》《關於促進我國煤電有序發展的通知》《關於建立煤電規劃建設風險預警機制暨發布2019年煤電規劃建設風險預警的通知》。文件發布後的5月份和6月份，煤電新建項目依舊呈現撲朔迷離的狀態，全國仍有13個項目共計1550萬千瓦開工建設，長期效果還有待觀察。

有分析以山西省和甘肅省的數據為例指出，山西省當前的電力總裝機近7000萬千瓦，而全省最大用電負荷為2200萬千瓦;甘肅省電力總裝機5000萬千瓦，全省最大用電負荷不足2000萬。盡管兩省都有幾百萬千瓦的外送電量，但對於消解現有產能來說仍是杯水車薪。

此外，煤炭價格上升也讓火電企業的成本增加。今年上半年起煤炭產量有所下降，價格開始逐步回升，對火電企業利潤形成了一定壓力。

袁家海對第一財經表示，未來不僅中小電廠有資產擱淺的風險，新建大機組均有一投運可能會面臨開工不足的風險。

“首先，在嚴重過剩的市場環境下，各地在加速推進電力體制改革，隨著發用電計劃穩步放開，煤電企業的上網電價會逼近短期邊際生產成本。其次，機組利用小時數在持續過剩和低碳轉型的雙重壓力下繼續惡化。第三，環保標準提高和2017年全國碳市場運行，以及能效標準的提高，會提高煤電企業的成本，同時也會導致部分中小機組達不到準入門檻。第四，從競爭力看，固定資產已經全部折舊，完全回收的機組要比新建的大機組更有競爭力，因新機組還貸壓力大，財務負擔重，盡管其變動成本低”，袁家海說。

張樹民認為，由於中國主要使用煤來進行火力發電——全國約15億千瓦的總裝機量中，火力發電占到9億多，每年燃燒20多億噸煤，由此產生了大量廢渣、廢氣以及一系列環境汙染和破壞問題。近年來，在歐洲一些國家，如德國，新能源已經完全替代了傳統能源。

為了應對煤電所遇到的壓力，張樹民透露，國電集團內部討論認為，中國的火力發電廠可能在未來三五年以內，像現在的鋼鐵企業、煤炭企業一樣困難。對此，該集團必須大力發展新能源，盡量把人員分流到新能源當中。

贛能股份在建電廠發生施工事故 已造成67人死亡

贛能股份11月24日晚間公告，11月24日早間，公司下屬分公司江西贛能豐城三期發電廠在建項目（以下簡稱“豐電三期”）在施工過程中發生施工平臺倒塌事故。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67人死亡，2人受傷，另有1人正在搜救中。

經初步調查，豐電三期項目總承包方承包給具有資質的工程公司（以下簡稱“施工方”）在對豐電三期7號機組冷卻塔施工過程中，施工方搭建的施工平臺發生倒塌，造成施工人員傷亡。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67人死亡，2人受傷，另有1人正在搜救中。公司正全力配合政府部門做好現場救援工作。

據悉，豐電三期項目為建設兩臺100萬千瓦超超臨界發電機組，項目建設為 EPC 工程總承包模式。目前，事故救援、調查及責任認定尚在進行中，公司將積極配合有權部門對本次事故原因進行調查。三期項目重新開工建設時間存在不確定性，事故對三期項目建設工期會造成影響。但由於豐城三期項目為在建工程，尚未對公司業績有所貢獻。目前，公司及下屬豐城二期發電廠、居龍潭水電廠、抱子石水電廠生產經營正常，事故對公司當期經營業績不會產生重大影響。

公司股票將於11月25日開市起複牌。

江西豐城電廠平臺倒塌已致67死，習近平指示國務院全面徹查

據央視新聞消息，江西宜春工地坍塌事故已造成67人遇難，2人受傷已送醫救治，還有1人正在搜救中。目前搜救面積已經過半，救援工作還在緊張進行。

24日清晨7時左右，江西宜春豐城電廠三期在建冷卻塔施工平橋吊倒塌，造成橫版混凝土通道倒塌。報道稱，事故發生時，正好是泥工和鋼筋工交接班的時候，現場施工人員共70人。

據最新報道，中新網報道稱，在事故中失蹤的一人已經找到，正在搶救。

事故發生後，正在國外訪問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立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江西省和有關部門組織力量做好救援救治、善後處置等工作，盡快查明原因，深刻汲取教訓，嚴肅追究責任。近期一些地方接連發生安全生產事故，國務院要組織各地區各部門舉一反三，全面徹底排查各類隱患，狠抓安全生產責任落實，切實堵塞安全漏洞，確保人民群眾生命和財產安全。

李克強作出重要批示，要求當前要把救人放在第一位，爭分奪秒搶救被困人員，全力以赴救治傷員，盡最大努力減少傷亡。安全監管總局要牽頭成立國務院工作組抓緊趕赴現場，指導和幫助地方做好人員搜救、傷員救治等相關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並依法問責。進一步督促地方嚴格落實各領域安全生產責任，強化監管和防範措施，嚴防此類重特大事故再次發生。

江西省召開豐城電廠事故新聞發布會，全體起立向事故罹難者默哀

豐城電廠三期擴建工程位於豐城市尚莊街道石上村，由江西贛能股份有限公司投資建設、中國電力工程顧問集團中南電力設計院有限公司總承包。監理單位是上海施耐迪工程咨詢有限公司，施工單位是河北億能煙塔工程有限公司。豐城電廠三期擴建工程是2015年12月28日開工，其中冷卻塔項目（總高度165米）是2016年4月份開工，目前冷卻塔已施工完成70多米。

事故救援現場

江西一電廠施工平臺發生倒塌 死亡人數已升至40余人

24日據新華社消息，從江西省豐城市安監局獲悉，24日7點左右，豐城市一電廠在建冷卻塔施工平臺發生倒塌。截至24日10:20，已確認事故導致22人死亡，2人受傷，事故現場仍有人員被困。

據新華社對外部微博@中國獨家報道的最新消息，現場救援人員透露，至記者發稿時（24日11:40），事故死亡人數已上升至40余人。

衛生、消防等救援人員等已到達現場展開救援。

工作人員緊急展開救援

據豐城政府網介紹，江西豐城電廠位於豐城市西面石上村銅鼓山，廠區距豐城市區8公里，距南昌市約60km，南臨贛江約0.5km，東距豐高公路約0.6km，北距豐城水泥廠2.8km。